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共8篇）

篇1：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监督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根据对监督、法律监督和诉讼监督的语义分析，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广泛的监督权利。因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象应当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实体法以及程序法的实施情况。《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从审判权的内涵出发，审判活动监督应当包含对判决执行的监督。把对民事执行的监督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有权威的法律依据。因此，民事执行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也应当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民事审判监督的方式也应适用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领域。

篇2：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2011年10月14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九次主任会议通过）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陈云龙检察长所作的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决定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认真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2010年7月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来，省人民检察院周密部署，狠抓落实，进一步强化监督意识，加大监督力度，不断加强和完善法律监督工作，积极推进决定的贯彻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指出，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从实践情况看，全省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决定过程中仍然存在监督理念有待进一步提升、监督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自身执法规范有待进一步强化等问题。为此，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增强法律监督意识。全省检察机关要以贯彻落实决定为契机，以此次专项审议为新的起点，全面提升深入贯彻落实决定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法律监督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把法律监督工作摆到整个检察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转变“重办案轻监督”、“重配合轻监督”的执法观念，进一步增强法律监督意识，不断提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围绕省“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按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主动将法律监督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突出抓好保障民生、民权、民利的法律监督工作，着力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切实提升法律监督工作水平。进一步贯彻决定，当务之急是要不断提升监督工作水平。全省检察机关要善于运用决定赋予的法律手段，着力提升法律监督工作水平和质量。要把握重点开展法律监督，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开展监督，加大对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的监督力度。要抓住关键环节开展监督，继续加强刑事诉讼各环节中有案不立、立而不侦、久侦不结、刑讯逼供、非法取证以及裁判定性错误、量刑畸轻畸重、超期羁押、刑罚执行期限和方式变更不当、被监管人员非正常死亡等重点内容的监督，对一些执法倾向性、类型化问题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法律监督。要注重法律监督工作质量，立案监督要注重成案率及重刑判处率，抗诉案件不仅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法院改判率，量刑建议要提高针对性、注重法院采纳率，其他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也要注重监督质量。要监督产生一些有质量、有影响的案件，充分体现法律监督实效，提高法律监督权威性。要强化薄弱环节监督，对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撤案或另案处理的案件、法院不开庭审理的刑事二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要及时跟进监督措施；积极探索对派出所刑事司法活动、刑事拘留措施的法律监督；强化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法律监督，重点监督裁判不公和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加快推进民事执行监督试点工作，加大对有重大影响的执行案件以及执行不公、不廉问题的监督力度；探索对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案件和民事调解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措施；加大行政执法活动监督力度，充分运用民事督促起诉、支持起诉、检察建议等方式，积极探索对行政执法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

三、继续完善法律监督工作机制。应把进一步完善监督工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司法机关的沟通协调，作为下阶段深入贯彻落实决定的重点工作。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全面梳理法律监督各环节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完善相关制度机制的措施方案，逐项逐步予以解决。要主动推进与其他司法机关之间办案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建设，健全信息通报、案件报备、线索移送等制度，促进信息共享、部门联动的信息化交流平台尽快形成。加强与其他司法机关办案数据的对照核实，提高办案数据说服力。加快推进法律监督与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对接工作。要积极主动与其他司法机关共同研究法律监督新情况新问题，通过联合制定文件等形式，对当前法律适用存在分歧的问题，逐步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确保法律监督形成合力。要不断完善考核机制，坚决改变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片面注重监督数量、追求指标数据的考核办法，探索建立注重质量、侧重实效、有利于整体执法水平提高的考核体系。要逐步建立标准统一的法律文书适用制度，规范使用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检察意见等法律文书，提高法律文书质量。要积极推进监督长效机制建设，强化内部侦查监督、公诉、民行、控申、监所检察等部门职能协调配合，优化检察资源配置。

四、努力规范自身执法监督。更加重视加强检察队伍建设，要制定具体有效的措施，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高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监督骨干队伍，提升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和规范监督能力。夯实基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基础，狠抓基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业务指导。加强对自侦案件监督，抓住侦查取证、扣押冻结款物管理以及当事人代理人合法权益保障等重点问题，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保障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并随案移送、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等制度落实，抓好内部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审查逮捕、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等重点环节的制约，加强公诉、侦监部门以及人民监督员对自侦案件的监督。通过检务公开等手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增强法律监督工作的公开透明度和公众参与面。

五、不断优化法律监督工作环境。要及时主动向同级党委报告法律监督工作开展情况，积极争取党委对法律监督工作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系沟通，使代表进一步了解并支持法律监督工作。积极争取各级政府支持法律监督工作，建立完善全社会协调配合机制。强化法律监督宣传工作，加大对决定的宣传力度，不断创新宣传方式，扩大宣传声势，推动全社会理解支持法律监督工作良好氛围的形成。

篇3：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一、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敢于监督的意识不够

由于人民检察院在执行法律监督过程中, 受传统执法思想的影响, 严重出现“重办案轻监管, 重配合轻制约”的思想, 导致监督力度不足给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带来影响。

(二) 善于监督的方法不足

人民检察院仍停留在坐堂审案的被动监督方式上, 缺少灵活使用各种监督手段实行主动跟踪监督方法;从监督内容来看, 人民检察院过于注重实体罪和非罪、重罪和轻罪、此醉和彼罪的监督, 忽略了程序上执法行为、过程和效果等一系列的监督, 导致监督执法质量较低、效果十分不理想。

(三) 履行监督的法律手段缺乏

人民检察院属于检察机关, 在执行法律监督工作中较为常见的监督方式即是检察建议与实时纠正违法通知书。一旦人民检察院的被建议和被纠正机关, 或者是该单位不接受、不反馈, 甚至是不执行, 那么人民检察院由于缺乏监督法律手段, 导致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就无法顺利执行和落实, 直接影响到监督职能的权威性与效果。

二、加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措施

(一) 提高刑事审判监督能力

人民检察院应转变传统的执法观念, 加强审判监督工作力度, 让干警负有工作使命感、荣誉感与责任感, 将抗诉工作加入量化考核工作内容中, 贯彻落实工作责任制度, 坚持“敢抗, 会抗, 抗准”原则, 严抓办案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与刑事抗诉能力, 组织开展干警学习先进抗诉成功案例活动, 学会分析抗诉工作规律, 总结归纳抗诉工作经验。

(二) 找准案件的“抗点”, 提高抗诉工作水平

人民检察院应从案件事实、法律适用与犯罪证据方面入手, 渗入到刑事抗诉案件的“抗点”中, 依法进行抗诉。例如在某个案件中, 由于同案犯罪人李某不到案, 因为证据不足, 被判决无罪, 在接到判决书之后该人民检察院根据这一案件的证据启动了抗诉程序, 向公安机关下发检察建议书, 对该案件设计的全部卷宗提出了检察建议, 经过努力, 终于将李某抓拿归案。表明了在案件的定罪量刑中, 每个案件的定罪应严格仔细审核涉及到的卷宗, 找准案件的“抗点”, 严抓侦查环节中某个证据规格的认定标准, 避免因为重要事实和法定情节导致出现错误裁判, 防止抗诉案件盲目性的出现, 确保抗诉案件的质量。

(三) 多渠道入手扩充监督法律手段

人民检察院应充分发挥再审检察建议的作用, 对于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用法律条款、语句表达方面、庭审违法情况和其余不适合抗诉情况, 应从多个渠道入手, 向法院下达再审检察建议, 通过联席会议方式, 和法院进行沟通交流, 努力争取每个案件提出抗诉前, 主动和法院的负责人及法官开展座谈, 及时了解案情, 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定罪量刑与法律适用进行客观分析, 认真听取法院意见, 商讨解决案件的最佳方案, 以此拓宽法律监督的手段, 提升法律监督质量。例如在某个案件中, 某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3件3人, 积极开展量刑建议工作, 和法院进行商讨, 出庭支持公诉发表公诉意见, 通过纳入量刑意见, 从量刑情节、适用附加刑、量刑幅度和适用缓刑方面入手, 提出相关建议, 客观分析量刑建议的案件与审查, 找出抗诉证据, 法院全部采纳并自行纠正错误。

三、结语

综上,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必须加强自身素质建设, 提升提高刑事审判监督能力。从案件事实、法律适用与犯罪证据方面入手, 找准案件的“抗点”, 提高抗诉工作水平, 扩充监督法律手段, 客观分析量刑建议的案件与审查, 找出抗诉证据, 确保抗诉案件的质量, 防止抗诉案件盲目性的出现。

参考文献

[1]何欣玲, 郭朝燕.浅析峡江县人民检察院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的问题及对策[J].大观周刊, 2013 (13) :54.

篇4：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

关键词：原始意涵；误解；限度；完善意见

一、法律监督权的原始意涵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拥有全面的法律监督权。具体的说，是指人民检察院既可以以公共权力制约公共权力的方式行使法律监督权，即宪政层面的制约，也可以以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的方式行使。并且在我国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机关是专门的机关，自上而下成体系。这也同时说明法律监督权是与行政权和司法权平行的国家基本权力。所以，无论是监督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其精髓都在于控权。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实施法律监督的目的在于监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从而规范行政权和审判权。

二、对法律监督权的误解

从法理学的角度，职务上的责任是公权力的义务，而权力又是与职责相对应的。法律要求公职人员的权力就是职责，并且职责是不能放弃的，那就说明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不能放弃的，否则将构成渎职。从这个角度足以说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项主动性的权力，而不是消极等待外来因素推动运转。

从国家宪政体制制度设计角度来看：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主导我国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可以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监督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关，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从这种制度设计不难发现，人民法院具有独立的司法权，上级对下级的工作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是自上而下成一个体系，所有人民检察院构成一个独立的司法监督体系，即所谓的“检察一体化”。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也是为了让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时避开各种羁绊，摆脱监督者受制于被监督者的局面。这显然是鼓励人民检察院积极主动地行使法律监督权。

如果说，难以理解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主动性的特点，那么不妨谈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相比于法律监督权，审判权更有消极被动的一面。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可以随时向控辩双方提问，可以组织庭外调查，采取扣押、冻结、查封等法律手段来对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由此可见，即使比法律监督权更有惰性的审判权也有其积极主动的一面，那么法律监督权应当更加是主动的权力。

过多谈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主动性，有人会对司法的权威产生质疑。认为积极主动地行使法律监督权，会造成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不当。其实不然，人民检察院积极主动地行使法律监督权是在强调其独立性而不是重要性。并且同时这种独立性与他的主动性并不矛盾，反而是相互统一的，即前者与后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的独立性为其主动性提供了保障和依据，其主动性同时又促进了和发扬了其独立性。

还有一种担忧，认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主动性的特点会导致其权力扩大？因为任何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性，即使是这种监督权力的权力。但是就目前的现状而言，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一方面，法律监督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只要是程序性的权力都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行使，按照法律规定来行使那就必然在法律的框架内受到监督，所以说法律监督权很难被滥用；另一方面，这种法律监督权首先应当是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使的，不可能逾越法律给予其监督的范围而管理其边际以外的事项。如此说来，行使法律监督权犹如戴着镣铐起舞，但这是一个肯定的比喻，认同了这个肯定的比喻，那就大可不必担心法律监督权的扩大。

三、当今法律监督权的限度

现今我国检察机关扮演着更为广泛的角色，因为就目前我国的司法监督体制现状来说，司法权力的行政化是存在的，检察体系似乎既有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又有行政机关的领导模式。我们应当对检察体系的法律监督权的边界有清晰的认识：法律监督权源自于我国根本大法——宪法，法律监督权是宪法赋予检察体系的重要权力，所以法律监督应当维护宪法的至上权威，同时不能超出宪法规定的监督边界。如此说来，法律监督权就是宪法赋予检察系统的一项有明确边界的权力，它不应当被缩小，也不应当被扩大。它就应该在它所应当在的区间以务实的态度完成自身任务即可，这样我们就不会掉进“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个漩涡了。

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是宪法赋予的具有固定区间的权力，同时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而人民代表大会又代表人民利益、受人民监督，所以检查体系的法律监督权是被合理限制的，并且是被固定的。

四、完善意见

总结以上，法律监督权的原始意涵在于控权，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监督权是一种主动性的权力，并且法律监督权是宪法赋予的固定权力区间。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不是被动的，也不会扩大。我国应当设置合理的检察人员编制、配备和技术条件等。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促成其对法律监督权的正确认知，从而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行使法律监督权。

参考文献：

[1]《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田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2]《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法理和现实基础》，李国明晏向华（检察日报社，北京 100040）。

篇5：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发布文号】京政发[2005]18号 【发布日期】2005-09-26 【生效日期】2005-09-26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北京市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国家行政机关进一步接受监督的意见

(京政发[2005]18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为推动本市国家行政机关进一步转变职能、依法行政、改进作风、提高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提高执政能力，现就进一步接受监督事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接受监督的重要意义

（一）主动接受监督，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需要。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适应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本市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主动接受监督，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体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主动接受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主动接受监督，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既是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政、充分履行职责的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要求。

（三）主动接受监督，是提高执政能力、实现“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的需要。当前，首都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求政府必须不断提高行政能力。主动接受监督，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汇集民智，形成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良性机制。

二、进一步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监督、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

（一）认真落实好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报告和向市政协的通报制度。市政府重要工作部署及重大工作事项，要及时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向市政协协商通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会议纪要以及经济形势分析会议材料，每季度摘要送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要将市政府规章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将市政府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及时发给北京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

（二）采取多种形式听取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意见，扩大市人大、市政协对政府决策的参与程度。认真贯彻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请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领导同志出席。出台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前，要以书面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实事求是地办理好市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市政协委员提案以及市政协建议案、党派团体提案及委员提案，市政府办公厅对办理工作进行统一协调和督促检查，各承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主持办理，对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尽快解决并明确答复；对暂时难以落实解决措施的问题，应如实说明情况，明确办理时限，在妥善解决后再行答复；对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应说明原因。对日常来自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的书面意见和建议，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及时研究，限时处理和答复。对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书要按规定时限认真落实。

（三）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组织的各项检查、视察、调研和政务咨询等活动，主动接受监督。政府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在上述活动中要如实汇报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要按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规则据实答复市人大代表的询问和质询。市政府组成人员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安排认真参加述职评议，市政府各部门要接受市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工作评议，切实按照评议意见进行整改并按时提交整改方案及整改情况报告。执法任务较多的部门要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特邀行风监督员。规范并严格执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接待日制度，市政府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每月第一个工作日下午专门接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认真答复问题。

三、进一步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一）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加大政务公开力度，逐步使其成为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对城市规划建设、经济改革发展等重大决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招投标及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情况,大额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等，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政府公报等向社会公开。把政务公开向为民服务领域深化，大力推行全程办事代理制，明确办理事项、工作流程和工作时限，建立健全政务公开事项目录。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应向社会公开，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刊登，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布,市民可免费索取。在“首都之窗”网站显著位置及时、准确、全面地向社会公开政府各类信息。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推进网上审批、缴费、年检、咨询等工作。提高“一站式”办公大厅服务质量，将行政许可办理的事项、依据、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切实方便群众、企业。充分利用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和政府网站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交流，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二）完善决策信息的收集与反馈机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广泛开辟社情民意反映渠道。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和法规规章草案，要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方式收集和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信访处理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加大信访督查落实力度，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按照《信访条例》要求阅批重要来信，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和便民电话中心作用，建立社会舆情分析和报告机制。完善投诉举报制度，健全“北京市行政投诉中心”等投诉处理体系，在“首都之窗”网站和各部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设立投诉或意见箱，认真处理投诉案件。

（三）建立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价机制。要把社会公众评价作为政府效能监察的重要内容，将社会公众的评价纳入政府督查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民意测评长效机制，利用好“政风行风热线”，由市纠风办每半年向市政府报告和向市有关部门通报政风行风民意测评结果及反映的突出问题，组织政府特约监察员等，对政府部门进行经常性监督和集中评议，督促部门整改相关问题，转变工作作风。

四、进一步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

加强和规范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通报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公布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情况、政府重大决策、重大突发事件，以及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指定专人关注新闻媒体的报道，对主要新闻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以及群众通过主要媒体反映的有关公共安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及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2个工作日内向本部门负责同志报告，责成有关方面迅速调查、核实、处理，并将情况报市政府督查室。对处理不积极、不及时的要通报批评。

五、进一步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

各部门要自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出庭应诉、答辩，积极提供证据，并依法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

全市各级行政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及本市实施意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严格依法行政，完善行政程序，规范行政行为，并积极借助各方面监督，切实提高政府绩效和服务质量。市政府办公厅、市监察局、市人事局、市政府法制办、市信息办等单位要对意见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

篇6：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行政体制是行政权力物化的结果，是各 种行政组织、行政制度和行政关系的集 合体。

行政体制的内涵 理解行政体制是行政权力物化的结果，是各 种行政组织、行政制度和行政关系的集 合体。

传统公共行政的行政责任观界定为一种 正式的、层级制的法律责任观。广义的行政责任既是道德责任问题也是 法律责任问题，行政责任的实现既要外 部控制机制，也需要道德责任心的心灵 内控机制。责任被广泛地界定为包含了一系列政治 责任、法律责任、专业责任、道德责任 和民主责任的一种复杂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责任观与传统行政 责任观的差异

第一，责任测量和控制的对象不同。传 统公共行政测量和控制的对象是投入，新公共管理测量和控制的对象是结果，新公共管理相当重视结果，其责任的焦 点就在于满足出成果的绩效标准。

第二，负责任的对象不同。在传统公共 行政那里，行政人员是向民选官员或政 治领导人负责，但在新公共管理那里则 是对他们的顾客负责。责任就是满足直 接顾客对政府服务的偏好。第三，负责任的途径不同。传统公共行 政把加强控制作为负责任的主要途径，而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共职能的民营化作 为负责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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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腐败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口廖泽平

内容提要：腐败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历史上对腐败成因的探索大致有三种类 型，虽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都未能很好地揭示腐败行为是如何由可 能变成现实的。本文试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指出，政府公职人员选 择腐败行为与公众选择反腐败行为都是一个成本一收益的分析、比较过程，是追求惫 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并就此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议。所采取的非规范的行为方式，认为在物质财 富匮乏的状况下最易发生利用职权牟取私利 腐败是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反腐倡 廉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对 腐败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纵观历史，对腐败 的论述大都偏重于从法律、制度等外部措施 上预防、惩处腐败，而对腐败产生的内部机制 则不太注意。即使有之，也往往失之片面。因 此，根治腐败的对策也就不能达到标本兼治 的效果。本文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有关观点，对腐败成因进行分析，企求能对当前我国的 廉政建设有所启示。按照政治生态学的观点，任何政治行为 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发生的，都有 特定的政治行为主体和客体。腐败，归根到底 是政治行为的异化，它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 滥用，以权谋私。多数学者对腐败原因的分析 也大多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其一是主体论。它从权力主体方面寻找 产生腐败行为的原因。诸如人性说，它将腐败 归结为人类本性或个人品质的缺陷，认为腐 败的产生在于人类贪得无厌、趋乐避苦、自私 自利的本性，或个人贪图享乐的恶劣品质；需 要说，它将腐败视为因满足个人或团体需要 的行为，故而腐败的过程便是满足个人或团 体需要的过程；道德说，它将腐败现象的发生 看作个体贪婪邪恶的追求能力与道德标准选 择结合的结果，认为公职行为的腐败是权力 和道德规范蜕变的结果。其二是客体论。它从趋附予特定权力的 人们行为方式上去探索腐败根源。如纯客体 说，即认为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 或诱惑是导致公职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客 体一制度说，即从客体对权力的腐蚀行为与 制度之间的联系寻找腐败的根源，它将腐败 过程描绘为：特定的不完善的制度弊端刺激 客体——客体施发腐蚀行为——权力腐败 ——产生示范效应，导致腐败范围的扩大，其 典型是寻租理论。其三是环境论。它深入到权力的生态环 境（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历史传统、价 值观念等）中去寻找腐败根源。它又分为结构 说、传统说和价值说。如詹姆斯?司各特认 为，东方人送礼的习俗“深深根植于社会联络 和地位差异的精密网络中”，这是一种象征性 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就行为本身而言，在这

些社区并不视为一种腐败，但“随着西方制度 形式的引入使得传统的礼物交换转换为腐

败”。

存在交换现象，因此，可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腐败行为。

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 从主体、客体和环境三方面分析腐败产 权钱交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现象在不断

滋生蔓延。从表面上看，权钱交易是国家公职 人员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公共权力

生的原因，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缺陷。主

体论难以解释为何在物质财富较丰富的西方

发达国家中的腐败也难以遏制；客体论难以 解释大量非寻租腐败现象的存在；环境论更 难解释在同一生态环境中运行的公共权力，为何有的发生腐败，有的则没有。即使如此，三种分析模式都提供了一种解释腐败原因的 思路。但是，它们均没有解释清楚行为主体是 如何使潜在的腐败动机和机会变为现实的。

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 思路。

嬗变为私人权力的政治过程。然而“政治是经 济的集中表现”，权钱交易作为一种腐败现 象，它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实现过程，交易双方 都实现了各自的利益，这正如布坎南所言，由 于任何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政府职能也是

人去完成的，因此，组成政府的这些人不可避

免地具有经济人的性质，以追求最大的个人

利益为行为准则。他们恣意追求最大的个人

利益，并违反和损害公共利益的特性，已为无 数的政府部门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事实所证 明。在公共权力的腐败过程中，政府公职人

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假设。它认为，每个经济人都具有理性，都追求自身 利益的最大化，具有自利性。它还把政府一政 治过程看作类似于市场的交换过程，提出了 “政治市场”的概念。所谓“政治市场”是指人 们参与政治活动时与其他政治个体和组织发 生关系的场所。与经济市场相似，政治市场也 由供求双方组成，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 给者是政府和政府官员。无论是选民还是政 治家，在进行选择时都要先对个人的成本与 收益进行计算。如果一项决策给他带来的收

益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承担的实际成本，那

员、公众和行贿者都进行了成本一收益分析，都试图谋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从政府公职人员的角度来看，公职人员 腐败的过程，是一个成本核算最低、利润最大

化的过程。公职人员在腐败中付出的是公共 权力的滥用、国家公共利益的损失以及在此

过程中承担的风险，即一旦腐败行为败露，可

能会受到惩罚以致丧失既得利益和未来的发 展前途。具体地分析，腐败的个人预期成本包 括三个部分：１．腐败的道德成本，即违法行为 的一种心理负担；２．腐败的惩罚成本，它包括 罚款、开除公职、监禁、社会歧视等成本；３．腐 败的博弈成本，即为掩饰腐败行为而耗费的 人力、财力等。而他所获得的却是丰厚的报 酬，甚至会由于给部门谋取私利的政绩或机 构升格获得职位升迁。因此，政府公职人员在

作出是否腐败行为的边际收益时，或当职位 收益的增量大于腐败收益的增量时，他就会

么他就会支持这项决策；反之，则不支持甚至 反对。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结构的相似性，归 根到底取决于人的自利性。在现实中，政治市 场与经济市场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有联 系。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 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政府公职人员和公众在 政治市场中不只是通过投票，有时还通过货 币，即权钱交易来进行决策。政府官员一方面 要尽力争取公众的选票，另一方面又通过权 钱交易谋取金钱满足私欲，还可用金钱谋取 更大的权力。行贿者则可通过权钱交易谋取 更大的利益。正由于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都

在是否腐败之间作出慎重选择。而当腐败的 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时，腐败就成为不划 算的行为。在腐败的过程中，腐败的道德成本 实际上是种“差别性约束”，只有对“虔诚商 品”以较高标价者才有效，否则很难构成硬行 为约束；腐败的惩罚成本与博弈成本的高低

２００１．Ｉ唯实４３

万 方数据

则主要同腐败的查处率与处罚力度正相关。在监督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腐败的查处率 低、处罚力度小，而且随着腐败的蔓延，腐败 的道德成本降低。因此，由腐败行为带来的利 益大，风险小，机会成本小（即由于选择腐败 行为而放弃通过其他合法行为可能获取的利 益Ｉｂ），这样，政府公职人员才会选择腐败行 为。腐败行为由可能变为现实，还是由公共权 力的特性决定的。公共权力本身具有易腐败 的倾向，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 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 验。”具体分析如下：

（一）公共权力具有某种垄断性。一方面，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可通过公共职位的取 得来谋取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使 用目的具有公共性，它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提 供公共产品，为社会公众服务。由于公共产品 具有排他性、效益外在性、成本的共同分享性 等特点，决定了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供给，公 众作为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垄断就 为政府带来超额利润，同时政府还可利用对 某些产品的垄断，搭售那些它不能垄断的产 品，如个人在金钱上的获得，个人在权力、声 望、形象上的提高等。这就为政府公职人员牟 取私利提供了便利。同时，由于公共产品供给 上的垄断性，使得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缺少 竞争机制。在政府内部，纵向上，由于下属一 般是由上级任命，对上级负责，领导和下属之 间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下属一般不会因工 作效率低而被解雇；在横向上，政府垄断了公 共物品的供给，提供公共物品的各部门之间 也不存在竞争。况且，政府官员的薪金与职位 升迁与增进工作效率或无关系，或只有间接 关系，甚至成反比例关系。因此，无论是从纵 向（逐级任命）还是从横向（部门之间）来看，部缺乏竞争压力，从而导致政府部门工作缺 乏效率，出现官僚主义现象。又由于政府活动 赶多不计成本，即使计算也难以做到精确，这 》己形中促使政府部门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容易 翌过社会财富最优分配时的限度。政府各部 ’丁还可以利用垄断地位，在供给公共物品时

４唯实２００１．１

尽可能降低服务质量，提高服务价格，以此扩 大自身规模。政府规模的扩大，级别的升高，意味着政府官员有更大的职权，更有利可图。因此，政府职权的部门规模有扩大的冲动。在 现行体制下，政府及其部门政绩评价主要并

不在市场，政绩评价与政绩成本基本脱钩。一

旦政绩及评价与政绩成本市场运行相疏离，政府利益也就与公共利益发生偏离。这种偏 离一旦形成，政府就会热衷于本身利益，超越

政府不作为领域的界限，进入私人领域、微观

经济领域等。政府作为领域的无限化，政府利 益过度膨胀，就会使得政府难以集中精力履 行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出现政府寻租的 腐败现象。

（二）公共权力的运用是公共价值的权威 分配过程。社会有限资源的流向和去处是各 种组织和个体争夺的目标。在市场经济中，资 源的最优配置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在 政治市场中，同理也应这样。但由于政治权力 的有利可图性，使得政治权力也成为一种谋 取私利的资本，具有增值的作用。任何一种腐 败行为都是一种将权力作为资本运用（使用、消耗、积累、增值）的过程。政府公职人员通过 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 公共权力具有交换性。在市场上，公共权力被 作为一种稀有之物（获取稀有物质的力量）而 在商品交换者手中传递，公共权力化为一种 商品。这时公共权力在五个层面上发生异化，即权力与主体、权力与客体、权力与职能、权 力与职务的分离及权力体系的分裂。

（三）公共权力以国家政权力量为后盾，具有强制性；在公共权力合法的行使范围内，它所管辖的对象都应服从、遵守，具有权威 性。这就使得国家公职人员可以假借为国家 谋取公利而谋求私利，使其违法失职行为具 有隐蔽性，相对于其他违法行为，它又具有一 定的安全性。正是这样，为要政策、跑项目而 进行的腐败活动才屡禁不绝。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公众的行为同样具 有经济人的特性，在政治活动中谋求自身利 益的最大化。在理论上，政府的权力来自公众

万 方数据 的授予，权力应受公众的监督，公众也应主 动、积极地监督权力的运作，防止公共权力的 异化。但在现实中，公众的监督热情并不很 高，这在我国除了受“官本位”、“权力崇拜”等 影响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首先，对于侵犯 公共利益的腐败行为，如贪污，由于公共利益 的共享性，使得它与公众的关系相对疏远，它 并非公众个体的私利，公众对公共利益的损 失无切肤之痛，每个个体感到损失由大家分 担，对个人影响不大，因而没有多少热情去显 示自己对所受损失的反感性；另外，由于一般 经济人具有厌恶风险、短视等特点，他们对近期利益的兴趣远大于远期利益，所以在选择 上比较保守，不敢承担反腐败的风险。因此，由于公共利益主体的“虚位”，即表面上人人 占有公共利益，但实际上人人不对公共利益 负责，使得侵犯公共利益的腐败行为，在某些 地方泛滥成灾，造成集体性的腐败，如腐败中 的窝窝现象。另一方面，公众个体要对这种腐败行为 进行监督，必须由个体承担反腐败的成本，而 反腐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则由公众分享，出现经济学中的“搭便车”现象，即集体中的 个人有种希望别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的 倾向。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公众不会花费自 己大量的金钱与时间搜集分析信息，进行反 腐败活动。又由于政治活动是一种典型的集 体选择行为，个人虽然也进行了选择，最终起 作用的却是集体。从集体的角度来看，个人是 作为整体行为的一部分而进行选择的，最终 的决策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体，而是 取决于作为集体的所有个体的行为的统计性 质，个人选择只不过是整个集体选择中极其 微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个人偏好与集体的 统计偏好不一致时，个人意愿将被集体所否 决。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 性的充分条件。因此，在集体行动中，个体往 往意识到自己的影响无足轻重，因而对集体 行动采取某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出现“合乎理 性的无知”。在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过程中，同 样存在这种现象。由于政府部门承担的任务

较为复杂，它可以利用所处的垄断地位封锁 有关公共物品生产及资源成本的信息，从而 使外界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即使公众了解部 分信息，也不完备。因此，监督者不可能完全 了解被监督部门的运行情况，反而有可能受 被监督者操纵，从而使被监督者能够将谋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予以实施。公众由此 感到个体在监督中作用的渺小，进而会对监 督失去热情。这样，公众个体的理性选择，导 致集体的无知行为，即出现监督热情不高的

局面。

从公共选择理论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分析 可看出，要防止权力的腐败，除加强思想教 育、健全法律制度外，还需要：

（一）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确保政府及 其公职人员正当合法利益的实现。首先，要通 过合理的利益机制消除、抵御不正当利益对 腐败现象的驱动作用，从而从根源上遏制以 权钱交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现象的蔓 延。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正视国家公职人员 正当的利益要求，切实保障勤政、廉政的国家 公职人员的合理待遇与正当的利益。在国家 公职人员晋升任用方面坚持功绩制原则，通 过晋升把政绩与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要把国 家公职人员对管理效率的追求与其自身利益 紧密联系起来，使他们能通过自觉的合法的 努力，依靠政绩来主动实现自己的需要。在我 国，建立公职金制度将是当务之急。还可以引 入利润机制，在政府机构内建立激励机制，使 政府官员树立利润观念。其次，要加快制度建 设，加大惩罚力度，使腐败成为一种高风险、高代价的行为，在利益的权衡上成为得不偿 失的行为。

（二）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引入竞争机 制。公私机构同时介入某一公共服务，使得这 一服务的“成本信息”不为政府所垄断，有利 于公众对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实施有效的监 督与控制，使政府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不断 提高效率。

２００１．１唯实４５

万 方数据

中央集权制不等于执政党中央集权制

口陈骏程

内容提要：正确认识中央集权制，对于搞好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中央集权制是国家的本质要求，中央集权制与执政党中央高度 集权制有着根本的区别。我国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６．ｇＬｇ度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政治 体制。关键词：中央集权制执政党中央集权制

中央集权制是一种将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 的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国，人们对中央

改革

分权制衡

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 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岫。在商品 经济时代，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央集权是 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因为生产的社会化要求 中央对整个社会的生产进行协调和控制，维护市场

体系的统一，保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以便促进国

集权制的认识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或误 区。笔者认为。正确认识中夹集权制，对当代中国的

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央集权是国家的本质要求，具有 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与巷要性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的国家中，无论是

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离不开中央集权，只 不过是集权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绝对分权的国 家是不存在的。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只要存在国家，中央集权就有客观必然性。在自然经济时代，自然经 济的分散性与封闭性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广泛的基

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 就明确指出：“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 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

权。’’回马克思、恩格斯还从经济发展规律中看到了 当时德国走向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即使俄罗斯不来敲德国的大门，经济关系本

身也会迫使德国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圆现代市

场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央集权，这不仅是因为

市场缺陷的客观存在，而且是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已 超出了一国的范围，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

础。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 同．地位相近，但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

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

历史潮流，中央在促进本国经济协调与稳定发展、维 护本国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或

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

（三）实行政务公开，增加政府工作透明 度。只有政务公开，公众才能进行有效监督。政府应主动接受监督，将公众监督政府的情 况及政府接受监督并处理的情况公开，使公 众感受到自己在监督政府、反腐败中的作用，切实感到参政、议政的作用，发挥公众监督的 强约束作用，避免“合乎理性的无知”行为的

４６

出现。此外，还要采取措施，包括精神或物质 上的鼓励措施，使公众在经济成本一收益分 析后会积极参与监督政府工作和反腐败。口（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

系）

责任编辑钱国华

唯实２００１．１政治学与行政学

万 方数据

对腐败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引用次数： 廖泽平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 唯实 TRUTHS AND FACTS 2001，(1)6次

相似文献(10条)1.学位论文 陈霄巍 政治学视野中的公共权力腐败研究 2006

伴随公共权力的产生，不正当运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公共权力腐败由此开始。本文基于政治学的视野，对中国的公共权 力腐败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本文界定了公共权力和腐败的内涵，并大略描述了当前中国公共权力腐败的现状和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托公共选择理论、现代化理论 和潜规则理论的视角，对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解读，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公共权力腐败的制度因素：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分权化诱发了腐败；干 部人事制度的弊端滋生了腐败。接着，本文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腐败斗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总结出当前我国治理公共权力腐败的两大 主要路径：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正面灌输和建立并完善反腐败机制，并揭示了其面临的困境：反腐败机制遭遇权力瓶颈，难以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意 识形态灌输在官员廉洁自律教育中的效能不足。最后，本文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治理公共权力腐败的策略选择：（1）针对制度变迁中产 生的腐败，重在优化制度设计，堵塞制度漏洞；（2）理顺现行政治体制中的权力结构，平衡高度集中的公共权力；（3）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公共权 力的制衡；（4）加强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内在激励和外部惩罚。

2.会议论文 郑利平腐败成因的经济理性与预期效用的论析 2001

关于腐败成因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思想文化因素论”、“公共权力派生论”以及“经济寻租理论”等,应当承认,上述这些研究及成果在一定范 围和特定的情况下有其合理性,但它们的共同缺陷之一是没有把不同的腐败现象根据其属性加以分类,并分别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笔者认为,一种 有助于腐败成因研究的分类方法是将其区别为个别的腐败和系统性的腐败,在理性人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前者是在既定偏好和制度约束下个人得失 算计的结果,而后者则是由于公共权力运作的失灵,亦即体制的滞后.本文将运用经济理性与预期效用理论,亦即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方法,对个别的、偶尔的 腐败成因加以研究。

3.学位论文 王飞虎 论我国现阶段权利腐败成因及预防对策 2007

腐败问题是当今社会关注率最高的社会现象之一,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经济落后国家,都一直被腐败问题所困扰,它与毒品、环境污染 一起被列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毒瘤,已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预防和遏制腐败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系逐步完善,传统的分配体制被打乱,新的分配体制正在形成。腐败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国力提升的一大顽疾 ,它不仅破坏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冲击政府的法制建设和合乎规范的运行机制,降低了人们对政府的认同感,损害了执政党的政治威信 ,从而最终可能导致社会风气的恶化,致使社会呈病态化的发展。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 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①。治理和预防腐败已成为摆在党 和人民群众面前的一大历史课题。与腐败作斗争,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细致的法律问题。要有效打击和防治腐败,就 必须对腐败现象及其成因作重新审视和分析,把准脉搏,对症下药,找到防治这一社会恶疾的对策。那么究竟什么是腐败?如何界定腐败现象呢?腐败的实质 是权力的异化。就中国当前实际而言,腐败是执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受其委托从事公务的组织和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 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纪律和法律,侵犯人民利益并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蜕化变质行为。腐败来自于公共权力的滥用,因此本文专门从权力腐败涵义、危害、特征和产生、完成过程所必须依赖的条件、要素入手,主要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理论进行研究,同时对社会调查中搜集的有关案例、数据等 ,定量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进行研究,展开分析,得出腐败存在和发展的四个关键因素：腐败的物质基础一权力资本、腐败产生的动机-利益驱动、腐败 滋生的条件-制度缺陷、腐败的成本-价值取向。然后针对这些因素,分别从制度、体制和具体措施这三方面入手展开研究,探讨完善我国腐败的预防机制 ,从而使公职人员不想、不愿、不能、不敢进行腐败。

4.学位论文 隋卫东 腐败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2002

该文围绕反腐败的问题,在介绍国内外专家对于腐败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腐败是公职人员为了一定的利益滥用公共权力的 行为.腐败从其具体形式看,可分为行政腐败、司法腐败和行业腐败.对造成腐败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同时提出治理腐败应从几方面入手.5.期刊论文 罗敏 腐败成因论-江汉论坛2002(1)

公共权力论、道德败坏论、成本-收益论,是对腐败成因进行单因素追溯的三种典型语境.事实上,腐败的发生,需同时具备公共权力、超过基本生活需 要的私人利益和利益交换空间、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的连接通道、寻租成本小于收益、官员自利的经济理性等五个条件.腐败现象的蔓延,是渐进式体制 转型期各种条件综合地形成并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看,腐败在以下两大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蔓延:一是公共权力或政府功能的畸变,二是组织伦理的错 位导致“官德”蜕变和社会道德底线下移,二者的交互作用,逐步形成了许多官员“经济人”的需求偏好和腐败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势或环境.6.学位论文 姚华 高官腐败的经济学理论透视和反腐倡廉体系初步构建 2005

本文研究准备从经济学理论上来探讨一个现实的问题—腐败,重点是探讨高官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其遏制腐败的制度建设,初步构建反腐倡廉体系.本文 首先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综述了国内外的研究概况,说明了本文的结构安排.接下来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腐败的成因.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本文从经济人 假设出发,认为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从寻租的角度,本文认为寻租环境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根源;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本 文认为腐败不是简单的权钱交易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滥用公共权力行为,而是民众与国家以及官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的失灵.本文强调要从源 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依据前面对腐败成因进行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构建体系的制度建设.7.期刊论文 佘廉.张伟 腐败成因综合分析模式-交通企业管理2006(3)

腐败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对其定义各有不同.目前,国际社会一般将腐败解释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简单地说就是“公权私用”;国内通行的定义是 指公职人员个人或其所在单位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或资源谋取私利的各种行为,简称为以权谋私.由此可见,凡是利用公共权利或是利用对公共资源 的控制权谋取非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可认为是腐败行为.8.学位论文 肖兆权 腐败成因的经济学分析和国家廉政体系构建的研究 2004

该文从腐败的含义、渊源、基础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出发,用经济学的方法就腐败的供求双方决策和委托代理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对腐败的治理作一 些探讨.该文认为腐败最重要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缺陷,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腐败产生的物质基础;不对称的反腐败收益与成本,使许多腐 败分子心存侥幸心理,是腐败加剧的现实基础;在一个既定社会,腐败则是源于腐败者的私人收益与成本之间巨大差距的一种合乎理性的抉择.治理腐败,核 心是实行水平问责制,基石是构建国家廉政体系,目标是实现权力制衡.在中国当前社会,反腐败则需削减公共权力,完善公共财富管理;精简政府机构,公开 办事程序;完善法制建设,加大查处惩罚力度.9.学位论文 孟浩 我国现阶段腐败问题的主要成因及其防治对策研究 2006

本文综合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腐败的定义、我国现阶段腐败的状况、主要类型和主要成因进行了比较 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防治对策。本文认为，腐败是指公共权力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理解腐败概念，必须准确把 握腐败行为的主体、腐败行为的方式、腐败行为的目的、腐败行为的后果四个要素。我国现阶段的腐败形势是：腐败遭遇有效打压，但腐败问题仍然严 重突出；腐败行为的类型主要有招商引资型腐败、重点工程型腐败、生活奢侈腐化型腐败、集体型腐败。正确分析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必须要有整体 意识，既要剖析腐败行为主体的主观原因，又要分析其背后的客观原因，特别是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现阶段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腐败行为 主体价值观念陷入误区，心理失当，人情关系庸俗化，遵纪守法观念淡漠；政府过多介入市场，市场机制不完善；权力法治化水平低，舆论监督力量有 限。防治腐败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要科学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推进市场化改革，加速民营化进程，强化公共财政监管，推动分权化改革，建立 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改革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加强反腐倡廉法制建设，强化司法打击力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腐败犯罪案件查处工作，增加腐败 行为的风险成本，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创新防治腐败的技术手段。同时，本文在分析论证我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防治腐败的战略 目标不能追求根除，只能追求最优；现阶段的腐败问题只是我国社会前进中出现的非主流问题；防治腐败既要重视遏制当前的腐败，又更要重视预测腐 败的发生趋势；现在就要做好应用科学技术防治腐败的思想和行动的准备。

10.期刊论文 邹波.韩锋 关于腐败成因的管理学探析-中国发展2003(4)

本文从管理学角度对腐败成因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腐败的客观基础是公共决策与决策者私人利益间的矛盾,腐败行为发生的根 本原因是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从寻租角度看,转型期中国的寻租环境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根源.从委托-代理角度看,腐败是民众与国家以及官员之间 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的失灵.引证文献(6条)1.徐维英 用公共选择理论浅析腐败现象[期刊论文]-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2.钟裕民 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异化”的原因及其整治路径[期刊论文]-理论探讨 2005(01)3.张宁静 公务用车改革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5 4.程同顺.李秋兰 腐败的委托-代理分析[期刊论文]-唯实 2004(12)5.贾红学 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4 6.贾红学 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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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思考

张二祥

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分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据此，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推动检察机关各项工作的重要目标。本文试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下阐述。

一、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分权与制衡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有效形式，在权力相互制衡的动态中划定权力的界限，保障各权力的有效行使和不被侵犯。这里的关键是其具体的方式、互动作用的性质以及相互间合理边界的划定，要符合具体国家的具体国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衡，可以说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具体形式。但在实践中权力制衡不应也并不只限于这一种形式。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以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为主要特色的权力制衡形式，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领导下的“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足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同时在民族心理上需要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就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多轮流执政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政治制衡机制的建构以及法治的施行，都离不开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存在，以维护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我国“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中，由于政府、法院的权力运行是并列的，从职能上看不存在直接的制约关系，因此，整个国家权力运作中就需要在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实现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可以说，没有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就可能被任何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扭曲，法治与政治制衡也就无法贯彻。

在我国，围绕着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产生了各种监督机关，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权力机关的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监察审计的行政监督，纪委的党内监督，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等。这些监督形式中，检察机关以其在国家政体结构中的地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而具有的监督效力的国家强制性，监督手段的司法诉讼性，以及在监督范围、方式和监督力度等方面的特点，成为国家机构中专司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形式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国家权力制衡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监督体系中不可替代。

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衡，不需要一个专门国家机关来承担法律监督制约职能，检察机关往往只起着公诉机关的作用。因此，那种要取消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主张，实际上足忽略了我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简单照搬照套西方模式，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国家整个政治体制的权力失衡和运转失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公民的法律意识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制环节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司法领域，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需要。

二、监督范围的有限性

检察机关主要是围绕诉讼的司法性监督，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职务犯罪、侦查、审判等)。目要抓住三块领域发展：

第一块领域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仅仅表现在刑事案件判决：更多地要通过占案件大部分比例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来体现。加强这方面的监督，不仅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需要。

当前有一种声音，要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其理由是：侵犯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利于院独立审判和权威；法院内部纠错程序均能解决。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首先我们足针对法院的错误判决，而不是针对一方当事人，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错误判决和裁定，当然需要另一个国家权力机关来加以监督。这样权力制衡才相宜。要靠公民个人来纠错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审判的权威来自于审判的公正，而不是审判的独立。检察监督目的也是实现审判的公正，从而也是在维护审判的权威；法院内部的纠错程序固然能纠正一部分案件，但就纠错的力度来说有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要比自身的纠错强得多。尤其是在当前司法腐败仍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这种监督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上，由于法律不够明确，当前在有些方面检察机关做得也不够理想，如干涉审判权，将自己置于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参与庭审调查承担举证，破坏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这些都给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提供了口实。但这不能足取消的理由，而应通过立法明确、加强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来加以解决。如进一步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对象与范围

第二块领域是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行政方面的制衡作用当前主要体现：

一是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过程中，在监督法院行政诉讼审判行为的同时，实现对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在这方面笔者建议赋予检察机关的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这是因为行政诉讼在原告资格上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即只有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合

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只有私人(包括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显而易见，这就排除了行政行为侵犯国家或社会公利益时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而现实生活中，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未得到有效监督、纠正的情况大量存在。按照法院“不告

不理”原则，无起诉人的案件是不会自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获得司法审查的。因此我们建议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即对于因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例如违法发放各种许可证，包括林木采伐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使得国家所有的各种自然资源不断遭受损失的情形，检察机关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对这些违法行政行为，无论是给国家造成损失，还是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职责，都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

二是在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中，尤以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

的监督力度最大。这其中涉及范围广，数量多，影响大，实践中又相对薄弱的是对应当移送刑事司法追究的而未移送的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这主要体现为检察机关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侦查。这类案件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徇私舞弊，明知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送，予以隐瞒、掩饰；或者大事减小，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情节严重的行为。

行政执法机关担负着执行法律、法规，管理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职责，享有法律授予的行政处罚权、行政裁决权。如公安、工商、税务、海关、劳动、交通、环境保护、卫生、检疫、质量监督、计量等部门。这些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是否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的形象，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罚。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行政执法人员违背职责，徇私舞弊，枉法行政，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破坏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存在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反映最突出的足，对一些严重刑事犯罪打击不力，存在有案不立、以罚代刑、有罪不究、以钱抵刑等问题。因此，必须对严重徇私舞弊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予以刑事制裁。检察机关对这一领域的进行侦查，予以监督，体现了对行政执法的有力制衡，同时抓住了进入刑事诉讼的“入口”，成为检察机关刑事检察监督发展的重要领域。

第三块领域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是权力的滥用、专横和腐败的极端表现。经过多年的打击，“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类型。”这说明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任务还很繁重。

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自行侦查与起诉等相结合进行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侦查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石，最为明显和直接地体现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对抗和矛盾，而国家在对待、处理这一矛盾时的态度，则生动地反映出一国法治水平的现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松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的监督问题尤其重要，也是最容易引起疑问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办案人员不依法律程序办事，甚至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就无法守住公平与正义的法律防线。因此，监督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来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对这一块的改革，要坚持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改革体制与加强管理相结合，标本兼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完善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消除诱发利益驱动，违法办案和影响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的一些客观因素。

二是健全侦查工作机制，通过检察权在上下级机关及各业务部门的分配，在相互配合的同时起到相互制约的们

用。包括上下级之间的上下监督和同一机关内部的平行监督。上下监督如严格大要案线索报省院备案制度，上级院对重特大案件的督办、交办、参办和提办制度等；平行监督包括办案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制约，前道工作环节对后道工作环节的纵向监督制约，督导督查与纪检监察检查的内部监督网络。

三、监督方式的诉讼性

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诉讼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国家诉讼法中都有具体规定。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检察监督权作了具体规定。

二是检察监督权是通过参加诉讼程序具体行使的。法律监督是一种通过具体的诉讼职能而实现的权力，而不是一种超脱于监督对象之外的以旁观者姿态的权力。职务犯罪监督，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及公民守法情况监督都足在诉讼过程中完成的。监督者必须积极介入诉讼活动在诉讼参与中实现对诉讼监督的职能。

三是检察监督权足通过运用诉讼手段即司法权力来实现的。侦查权、起诉权、批捕权、纠正违法权等检察权都是国家司法权力，普遍具有国家强制性。这就需要检察监督遵循诉讼规律，使检察改革符合客观性、判断性、亲历性、独立性、公正性等诉讼要求，清除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对检察工作的不利影响。这一系列的诉讼权力都是由检察监督权派生，并服从服务于检察监督权，离开了法律监督，这些诉讼权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决不能将检察监督权包含的整体诉讼权力割裂开来，认为检察机关有公诉权就是公诉机关，有侦查权就是侦查机关，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分析方法是机械的，不可取的。

四是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检、法之间的互相制约，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在我国的诉讼体制中，诉、辩、审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行使的权力足程序性的权力，对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要由法院决定，检察机关无实体处分权，以防止监督权对审判权的过度膨胀和侵犯，从而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监督活动的制约。至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与法律监督的定位是配合为主、制约为主还是监督为主需要明确。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应以监督为主，在监督中配合，而不是配合制约中监督。

四、监督手段的有效性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主要包括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抗诉权(刑事、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具有方式的多样性、程序的衔接、性和目的的统一性。侦查权为公诉权做铺垫和准备，抗诉权足公诉权的深化和强化，检察建议与纠正违法通知书则是这几种权力的延伸和辐射。但各手段的适用范围足不同的，如侦查权针对的足职务犯罪，公诉权针对的足所有刑事犯罪(自诉案件除外)，抗诉权针对的是判决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这种适用范围的不同设定，原因就在于这些手段的目的统一性，即服务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是指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法律，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

二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来实现对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目的。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侦查权、批捕权、不起诉杉的行使来实现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与制约。

三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制约审判活动，可以保证监督的效力。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力具有国家强制性，如起诉、新诉必然引起审判。同时为防止检察机关在抗诉不被采纳情况下，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不到纠正情况的发生?检察机关可以对错误裁判形成过程中有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审判人员行使侦查权，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手段，曾有一些不同观点。如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交由法院来行使。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审查逮捕权同样足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于确保侦查监督力度，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用。由于公安机关侦查权力的强大，检察机关要实现监督，必须要有制约其诉讼结果的权力以保证监督的力度。行使批捕权就是保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力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刑诉法规定了一系列对批捕权行使的制约手段，不会导致权力失衡。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的观点，实际上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路来看待批捕权，足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检察机关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

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正因为检察机关侦查职能这一威慑力的存在，可以促使行政机关正确执法，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公正司法，保证了监督的效力。因此，侦查权是法律监督的有效组成部分和坚强后盾。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这无疑从实质上取消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司法人员渎职侵权等犯罪的监督职能，直接破坏我国诉讼机制的平衡，根本上破坏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权力制衡。也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本身缺少监督，从而间接地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也起到了制约作用。我们要坚持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同时要扩大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侦查的范围，但要限制在监督的前提下，如在立案监督无效的情况下，侦查监督中公安机关不追捕、追诉等情况下。

篇8：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关键词：社区矫正,问题,监督建议

一、当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信息不畅通, 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矫正人员的信息

检察机关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由于信息不能共享, 案件法院判决是否判决缓刑, 判决缓刑后是否移送司法机关社区矫正, 检察机关无从得到信息, 这使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 不能够从源头上把好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第一关。

(二) 对社区矫正监督缺乏主动性, 只是变象征性地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一般往往只注重看守所、监狱等监管场所的监督检察, 对于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性, 存在着“不告诉不知道”的心理, 这种心理使检察部门对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不能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掌握, 从而不能有效的进行监督检查, 也就导致了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监督只是象征性地走过场。

(三) 缺乏有效监督方法, 难以实现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全覆盖

两高两部虽已联合下发《办法》, 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地位, 但是采取何种模式、何种措施才能实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监督, 检察机关暂无可依从。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工作, 一般只是采取入矫教育谈话和不定期走访或检查方式进行监督, 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没有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覆盖。

二、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几点思考

要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畅通信息是前提, 完善监督手段是关键, 根据2013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结合检察工作实际, 笔者认为要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 搭建社区矫正信息平台, 实现社区矫正信息共享

搞好社区矫正监督工作, 要求检察机关首先要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 人数多少、年龄如何、居住何处?保证这些情况的全面性、准确性、及时性, 是搞好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前提, 要全面准确掌握及时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 可主要通过以下三项措施实现:

1.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检察机关定期与法院、公安局、司法行政部门召开联席会议, 与法院定期核对纳入社区矫正罪犯的判决名单, 了解掌握社区服刑人员新增情况;与公安看守所定期核对暂予监外执行人员名单, 了解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刑期变化情况;与司法局定期核对社区服刑人员名单, 了解掌握服刑人员矫正监管措施的落实情况。

2. 建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电子动态管理系统。

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可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库, 录入社区矫正对象的个人情况、犯罪情况、判决情况、帮教人员、帮教措施、解除矫正时间等多项信息, 并通过政法专线网络实现网络互连、信息共享。

3. 建立社区矫正无缝衔接机制。

对脱管、漏管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限期报到制度”, 检察机关可与司法局共同推行社区矫正人员, 通过广播、报刊等媒体, 对矫正对象中脱管、漏管人员定期发布公告, 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到社区矫正机关报到,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接受监管。

(二) 加强审判监督和执行变更监督, 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的准确性

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入矫的合法性审查, 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的准确性, 是检察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

1. 对管制、缓刑犯的审查监督。

检察机关接到管制缓刑判决后, 重点要看他们是否罪刑相适应, 所判处的管制刑罚是否与其所犯的罪行相当, 缓刑犯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

2. 对假释犯、暂予监外执行犯的审查监督。

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的审查监督包括事前审查监督和事后审查监督。

(1) 事前审查。一是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在接到监狱提交的拟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审查表后, 依法认真审查, 对于符合条件的同意予以监外执行、假释, 不符合条件的建议不予暂予监外执行、假释。二是建立拟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罪犯危险程度综合评估制度。将拟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从家庭背景、罪犯个性特点、所犯案件情况、认罪悔罪态度、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条件等方面予以综合考察评估, 对于评估结论为危险系数较高的罪犯, 不得提请暂予监外执行和假释。

(2) 事后审查。一是审查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犯是否符合刑诉法规定的条件;二是审查是否有自伤自残可能, 社会危险性状况;三是暂予监外执行、假释提请审理环节和开庭审理环节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开庭审理人民法院是否开庭审理。

3. 社区矫正执行变更的合法性审查。

一是监督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期限届满后, 社区矫正执行机关是否及时向社区矫正对象宣布。二是对于违反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相关规定, 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而罪犯刑期未满的情形, 社区矫正单位是否进行了相应处理。

4. 建立非本地籍罪犯本地入矫制度。

实践中, 社区矫正对象可能存在着被移交在户籍地进行社区矫正, 工作所在地却在异地的情况, 致使社区矫正监督可能存在“两头都不靠”的问题, 因此建立非本地籍罪犯本地入矫制度, 将社区矫正对象纳入本地社区矫正体系, 并全程接受检察机关监督, 十分必要, 这样既保证了社区矫正监督全程到位, 又保障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正当权益。

(三) 突出手段, 强化结果, 确保社区矫正执行活动的有效性

1. 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工作, 应当采取动态评估的制度, 通过动态评估使检察监督社区矫正监督全过程, 规范社区矫正工作, 维护社区矫正人员的合法权益。一是社区矫正对象入矫时进行第一次教育谈话, 检查社区矫正人员是否按照犯罪性质、犯罪类型、危害程度、悔罪表现、以及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进行分类差别管理, 对于未成年犯的矫正, 应当单独作为一个序列进行分类矫正;二是进行不定期走访, 通过查名单、查档案、查文书、查考核, 查出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并及时处理;三是参与和监督对矫正人员的训戒谈话, 经警告后拒不改正的矫正对象向批准、决定机关提出收监执行建议书, 并跟踪检查落实情况, 有效避免脱管、漏管、重新犯罪现象的发生。

2. 建立长效帮扶机制, 做好社区矫正监督的工作延伸。

针对一些社区矫正对象缺少生活来源、生活困难等实际问题, 检察机关可以与社区矫正机关一起创造条件为生活困难或无职业的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就业岗位, 紧紧围绕矫正的实效性, 采取人性化的方式, 切实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就业和生活等困难, 有效解决一些有困难矫正对象的实际问题, 让他们对生活满怀信心和勇气。

3. 建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一体化机制。

一方面整合检察机关内部法律监督资源, 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配合。如监所检察部门应加强与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 形成监督合力, 确保法院适用社区矫正活动的正确性, 防止裁决不当;另一方面, 加强日常检察和监督纠正相结合, 在检察环节中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 正确运用监督手段纠正违法;查办发生在监外执行社区矫正活动中的职务犯罪案件, 以强化检察执法实现检察任务, 保证刑罚和刑罚执行制度在监外执行社区矫正过程中全面、准确地得到执行, 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开展。

(四) 加大违法处理力度, 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公平公正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违法处理包括提出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查处犯罪三个层次, 加大社区矫正的违法处理力度, 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 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社区矫正法律法规情形的, 对于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的, 检察人员可以口头提出纠正意见;对于严重违法行为, 或者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后在七日以内未予以纠正的, 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 向违法部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督促其予以纠正。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 司法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