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计划

2024-05-04

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计划(精选8篇)

篇1: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计划

2012年人民调解工作计划

2012年,人民调解工作将围绕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思路,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努力化解一切民间矛盾纠纷,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激化,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现结合连队实际情况,特制定此工作计划如下:

1、时刻把握时事动态。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定期地组织全体调解工作人员学习各种政策、法律,掌握最新的时政动态,为调解工作的深入开展做到理论上的依据。

2、坚持矛盾纠纷排查分析制度。坚持明确职责,落实措施,着眼于“早发现、早报告、早解决”,把预防工作作为关键环节来抓,重点落实好“三排查”:即落实社区每周的定期排查;落实特殊时期以及重大节假日其间的重点排查;落实对矛盾纠纷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点行业的重点排查。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3、做好接待工作。人民调解工作是面向普通百姓的基层工作,是党和政府的窗口,人民调解员要以热情的态度和积极的方式,为当事人解答疑惑或帮助解决所反映的矛盾纠纷,耐心地听取当事人来访的意图,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做好接待记录,使当事人明明白白地离去。

4、依法调解。在调解工作中,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相关事项,进行事先法律咨询和科学分析,注意实施之前的整个过程,要公平、公正、公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认真、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

5、做好以案释法工作。调解工作是人的思想工作,也是人对法律的认知工作,调解员在做好调解工作的同时,应向当事人各方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借助调解中的实际案子开展切身的法律宣传工作,使当事人不仅解决了矛盾纠纷,同时也从调处过程中学习和懂得了法律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们要根据社会转轨变型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工作、生活的变化,随时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除了要做好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外,还要紧紧抓住法治这根主线,始终坚持将各项矛盾的解决纳入法治轨道,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八连人民调解小组

2012年2月22日

篇2: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计划

近年来,我司法所在镇党委、镇政府的领导下,在镇人大、镇政协的监督以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创建平安撮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积极调处矛盾纠纷,在创新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和加强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随着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人们的法律意识大大增强,但一些本来可以通过内部解决的矛盾纠纷,当事人动不动就报公安处理或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一来,一是很容易使矛盾激化升级,使矛盾双方仇怨更深;二是增加治安行政调解和法院诉讼的压力。为此,我们建立健全调解机制,在全镇启动了“大调解”工作格局。

(一)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一是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在村(社区)及辖区座落单位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20个,并建立了人民调解组织机构及名册、台帐。二是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统一制作标牌和印章;建立健全了学习例会、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报告、纠纷调解督办、跟踪回访、人民调解组织岗位责任和考评制度、优秀人民调解员考评办法等各项制度。

三是加强人民调解业务规范化建设。建立了矛盾纠纷登记簿,并按照司法部关于人民调解文书的格式要求,统一印制下发了 “人民调解档案卷宗”。注重加强业务指导工作,有力促进了人民调解业务规范化建设。

四是加强基层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工作。每年举办了一期基层人

民调解业务培训班,除授课外还推介外地人民调解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通过举办调解业务培训班,使一大批调解人员学到了人民调解工作原则、纪律、程序、经验和方法。

五是积极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基层人民调解员的作用,积极排查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一方面加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摸底工作。坚持每两个月一排查,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将大部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实施积极及时的调处工作。坚持一般矛盾不上交,重大纠纷边上报、边调处的原则,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本级,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且调解成功率均在98%以上。

(二)建立健全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机制。

为了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有机衔接,我们与镇法院密切配合,制定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联动制度》,明确了司法所、法院在诉前调解联动机制中的职责分工,并探索形成镇法院与司法所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各自受理民事案件和民间纠纷的情况,把握纠纷发展变化规律,共同加强人民调解和诉前调解工作。

(三)建立健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联动机制。

为实现行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联动,我们在公安派出所设立调解室。这使得法人与法人之间、法人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重大疑难纠纷都得到了及时化解,缓解了法院民事诉讼和治安调解的压力,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

篇3: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计划

近年来,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理念,本着“平等自愿、合法合理、尊重当事人权利”的原则,制定政策,强化措施,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机制、狠抓落实,人民调解组织逐步健全,调解员队伍建设不断加强,调解队伍素质明显提高,调解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工作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1、领导力量得到加强,调处工作实验组织化。

我国绝大多数市、县(区)、乡镇(街道)成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社会矛盾纠纷处工作的领导。有的县区规范成立了调处中心,以调处中心为实战平台,按照分工,负责本县区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调调度、督办指导,直接调处或有关部门联合调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

2、防控机制得到强化,调处工作逐步转向主动。

一是组织网络基本形成。目前,我国已普遍建立各级调委会。其中市、县级调委会,乡镇(街道)调委会,村(居)民调委会。行业性调委会有医患纠纷调委会,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劳资纠纷调委会,村企纠纷调委会等。初步形成了辐射全国各地的调解工作组织网络,基本做到了“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二是人员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基本做到了“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员”。三是调解队伍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升。全国各市县司法局每年对调解员进行集中培训、及时补充和调整专职调解员已成为工作新常态。四是工作机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各级调解组织基本做到了“五有”(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标牌、有相对固定的人民调解工作场所、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有调解及回访等工作记录簿、有统计台帐)、“四落实”(组织落实、制度落实、工作落实、报酬落实)、各省对人名调解员补贴经费标准做了相对统一规定,各级调解组织实行“六统一”(人民调解委员会名称、印章、徽章、固定调解场所标识、调解工作程序、调解文书格式),规范化建设要求得到了落实;矛盾纠纷排查分析制度、例会学习制度、调解员分级培训制度、纠纷等级统计上报制度、重大疑难纠纷预警请示报名制度、预防计划纠纷零报告制度等各项工作制度基本建立健全。

3、大量社会矛盾得到化解,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据调查统计,2014年,全国人民调解调处率达到98%,调处成功率达到93%,全国各地都努力实现“三下降、三提高、三不出、三防止”的工作目标。即:民事纠纷、民事诉讼案件、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下降调解率、调解成功率、调解协议履行率提高;一般纠纷不出村、较大纠纷不出镇、疑难复杂纠纷不出县;防止恶性群体性事件发生、防止名转刑案件发生、防止民转非案件的发生。

二、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新型矛盾纠纷增多、涉及领域广泛,调解过程缺乏刚性,调处难度增大。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已由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损害赔偿等民间常见性矛盾纠纷向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集资纠纷、拖欠工资、物业管理、环境污染、医患纠纷、民间借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新型矛盾纠纷转换。这些新型的矛盾纠纷大部分专业性较强,尽管我们为应对新型矛盾纠纷进行了一些探索,在有的地方、有的行业、有的领域试建了一些专业性调解组织,但与发生的新型矛盾纠纷数量相比,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并且调解的启动、实施以及协议的达成都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当事人任何一方在任何时间均可以拒绝调解,调解工作的刚性缺乏,进一步增大了调解工作的难度。

2、对调解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人民调解在新形势下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充分,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有的领导认为人民调解是“软职能”可有可无,常常是不少工作越过调委会,检查指导绕过调委会,工作评比不提调委会,以致人民调解工作难以摆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有的地方对人民调解的宣传力度不足,以致社会普遍关心、认可、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的氛围相对缺乏,人民调解的作用与社会大众的认知程度相差悬殊;还有不少群众认为人民调解没有强制力、调解工作起不了大作用,以致出现矛盾纠纷时不是讼诉就是上访,或者干脆“用拳头说话”;一些部门没有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意识,以致调解组织、调解人员孤军作战,难以处理一些复杂的矛盾纠纷。

3、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落实困难。

目前我国基层的集体经济组织普遍经费匮乏,负债累累,无力支撑普法、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开支,严重制约着人民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当地政府由于经费不足投入也很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民调解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4、调解组织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

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区域性、行业性等新型调解组织建设目前还比较薄弱,存在着“断层”和“空档”现象,如我国企业和行业的调解组织覆盖率低,调解组织建设任务相当艰巨;有的乡镇(街道)调解组织力量单薄,除少数镇(街道)有专职调解员外,大多数是兼职,工作容易顾此失彼;少数村级调解组织产生程序不规范,人员经常变动,调解员队伍不稳定,更换频繁,工作熟悉程度及连续性较差;村组合并后,村组范围扩大,由此带来的调解队伍人员数量绝对减少与民间纠纷案件的相对上升形成极大反差。

三、做好下步人员调解工作的思路和建议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矛盾凸显期,处理好“防火”与“救火”的关系,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矛盾纠纷的发生是全社会的责任。因此对于今后做好我国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规范行政行为。因为我国许多矛盾纠纷是由于行政行为不规范引起的,要减少或杜绝此类矛盾,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转变工作作风、讲究工作方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强调总体利益,也要保护当事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要做好政策法规的宣传和解惑释疑工作,提高行政行为透明度,让群众了解、熟悉有关政策法规,减少行政行为不规范产生的矛盾纠纷。

二是要强化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公务人员要公道办事,公正执法,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对公务人员违法行政或履职行为不当而引发的矛盾要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三是充分发挥各级调解组织职能作用,调解员身处群众之中,了解社情民意,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变被动受理调处为主动排查调处,做到及时发现、准确把握、依法处理,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是要抓好重点人员的普法教育。增强群众的法制意识、大局意识和发展意识,广大调解员在调解矛盾过程中要做好人民调解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使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守法,通过合法途径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五是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各级调解组织和有关部门,要以《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为契机,充分利用各种传媒,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宣传调解员无私奉献的精神,使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了解、理解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支持、参与、配合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成为公民解决矛盾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选择,努力营造有利于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顺利开展的良好氛围。

摘要: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法律制度。它以法律法规为标尺,以社会公理为基础,以人的情感为引导,对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的分配调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挑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为促进我国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适应改革发展的新需要,人民调解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本文就我国当前人民调解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现状,建议,对策

参考文献

[1]殷修林,王书成.和谐社会背景下行政调解制度探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4).

[2]刘艳芳.论人民调解的法制意义及效力重构[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1).

[3]汤唯建.关于制定社会调解法的思考[J].法商研究,2007(1).

篇4: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计划

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对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而民事审判指的是人民法院通过相关的法律来依法对具有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以此来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调解工作作为具有重要司法职责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当前的法制化进程中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制约了其司法职能的发挥。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一发展背景下,对“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与对策”这一课题进行相关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当前我国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

(一)案件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执行较难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民事调解工作需要在事实清楚、责任分清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但实际上,这一规定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问题。首先,调解的规定本来指的是在无法查清的事实进行调解,通过调解来追求比较公平的结果;其次,如果所有的案件都需要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之后再进行调解,明显会严重影响调解的高效率。

(二)调解规定简单且原则性强、难以运用于实践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相关的司法解释都设置了专项的规定,但是其规定的内容却过于简单,且过于原则。一方面,由于缺乏对法官以及当事人必须遵循的规则而导致在民事审判的过程中法官判案的随意性比较大,缺乏严格的约束力。另外一方面,内容的过于原则且无明确的规定也导致了相关的民事审判工作中出现法官不敢轻易做决定的现象,影响了民事审判工作的效率。

(三)民事调解中主持人主导的调解权力过大

在我国当前的民事审判工作中,传统的审判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在民事诉讼的具体调解工作中,民事法官使用职权来进行调解的特征非常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民事调解的过程中,法官有完全的权力来决定是以调解的方式进行结案还是以判决的方式来进行结案;其次,在进行民事调解的过程中,法官并没有保证相关的当事人有充分行使自己处分权的权利,甚至还会出现违反调解的自愿原则的现象发生。

(四)基层法院对民事调解的认识上存在着误区

当前我国各大基层法院对民事调解的工作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认识,比如说,民事调解可以有效地减少双方的对抗情绪,维护双方的正当利益和友好关系;民事调解可以有效地降低诉讼的各种成本,并有效地对司法资源的紧张局面进行缓解,进而提高我国民事办案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民事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当事人的主体性作用,且在法律的规范没有进行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民事调解还可以通过双方的妥协和协商来对案件进行相关的处理。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基层法院对民事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作用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认识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民事审判工作中,仍然有部分的工作人员认为民事调解其实就是“和稀泥”,其追求的目标就是让案件得到调解,实际上仍然没有对案件双方的关系进行明确,没有对双方的利益进行明确的规定,进而违背了民事审判工作的“公平、公正”的目标。

二、完善我国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相关措施

(一)强化为民措施、满足人们期待的需求

在当前的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中,解民难、排民忧是民事审判最为重要的价值,因此,当前我国的基层法院需要坚持群众的路线,积极践行为民的宗旨,以推进司法的大众化和便民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落实司法为民的职责

当前我国基层法院的民事诉讼法需要进一步加强方便人们群众实现权力和参与诉讼的相关条例,将司法为民的原则贯穿到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以积极回应人们的期待。比如说,可以通过实行“阳光司法”来积极地公开审务的信息,开通相关的基层法院的民事网、开展民事案件的网络庭审直播以及在线的法律咨询、实行无区别旁听庭审制度等来开展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以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知情权。基层法院在进行民事审判的实际工作中,要通过改善人民来访的接待条件、加强涉诉信访案件的清理以及认真处理人民群众的投诉、申诉等工作来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和参与权。

2.加强司法便民的建设

首先,要完善基层法院的服务中心的建设,尤其是要加强诉讼引导、立案审查、救助服务、立案调解以及信访接待、材料收转等工作的完善,为基层法院打造一个完善的“一站式”的文明窗口。同时,也要发布相关的基层法院巡回审判工作的意见,大力开展司法进社区的活动。积极搭建便民诉讼的特别通道,完善简易的审判制度,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二)立足案结事了、提高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工作效率

基层法院的民事调解工作作为社会和谐的法律助推器,需要相关的法律工作人员切实做好加强诉讼调解、司法品牌建设、审判监督指导等工作,以保障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能达到最优的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具体来说,提高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效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加强诉讼调解

调解作为民事审判案件调解、民事纠纷化解首要的手段要求基层法院在实行民事审判工作的过程中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具体来说,在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工作中,需要加强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相结合的工作,以实现民事审判工作的高效益、高质量与高水平发展。

2.加强监督指导

针对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二审工作,相关的法律制度要特别加强当事人再审的权利保障,完善相关的制度框架,并组建专门的审判管理的机构,以指导基层的法院的工作重心由审判监督庭的工作向案件质量的监督管理转移,且加强相关的审限管理,完善基层法院法律的正确适用,对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标准进行统一。

(三)建设民事审判队伍

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落实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民事审判队伍。因此,坚持教育、监督、管理并重,齐抓能力、素质、形象,权利,打造一支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公正廉洁以及政治坚定的基层民事法官队伍对当前我国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还要开展司法大检查、作风建设、案件检查工作来对基层审判队伍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纯洁基层法院民事审判队伍。

三、结语

由以上可以看到,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在我国国家法制化建设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针对当前我国基层民事调解工作所存在的案件查明事实、分清責任的执行较难,调解规定简单且原则性强、难以运用于实践,民事调解中主持人主导的调节权力过大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法律工作人员切实做好强化为民措施,满足人们期待的需求,立足案结事了、提高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的工作效率等方面的工作,以提高我国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效率,促进我国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开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篇5: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会议总结

会上,奉城司法所副所长沈军同志回顾总结了奉城镇20xx年的人民调解工作,同时,着重对“大排查大调解”活动及“宅基调解网”运作情况作了详细总结。并就下一阶段的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了全面工作部署,尤其是对即将开展的“奉城镇调解之星”活动进行了重点布置。要求村(居)调委会切实围绕推进“宅基调解网”工作,结合基层实际,创新调解工作方式、方法,突出效果,不断积累经验,形成地区特色工作,发挥好“宅基调解网”作用。

镇调委会主任徐治飞同志在会上强调三点要求:一是要求基层调解员要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强化责任心,做到工作到位;二是要求基层调解员切实提升自我工作能力,拓展调解方式,讲究调解艺术,把握“情、理、法”三要素,依法调解;三是要求基层调解员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力量和优势,对突发性、群体性、敏感性的矛盾纠纷,要重视和加强调处力度,把辖区内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在萌芽状态。

篇6:基层司法所人民调解万能工作计划

2010年,我所在县司法局领导,乡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以“建设平安XX,构建和谐”为主题,按照目标任务,结合我乡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充分发挥基层司法行政职能,继续加快人民调解工作法制化进程,力争使2010年人民调解工作更上新的台阶,现将一年工作计划如下:

一、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司法行政干警队伍素质 人民调解工作是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司法行政干警队伍素质,促进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发展,XX司法干警继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市、县司法局举办的业务培训学习,转变政府干部作风,提高机关行政效能的学习,努力提高干警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勤政尽责,忠于职守,遵纪守法,乐于奉献,充分发挥我所干警在人民调解工作中的组织、指导和管理作用,确保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加强指导,充分发挥乡、村两级调解组织作用 乡、村两级人民调解组织及调解员是最基层的一线组织和工作人员,制度建设和成员的整体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其调解工作质量的效率的高低,因此,加强对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员业务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策、法律水平的及搞好基层调解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工作非常重要。为此,我所2010年计划利用开展党员培训、政府大小会议组织调解员进行业务、政策、法律等有关业务知识的学习培训,特别是加强《刑法》、《婚姻法》、《土管法》以及《劳动法》方面的知识培训,逐步建立和完善基层调解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制度,工作规范统一,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整体素质,使他们能够较好地完成村屯内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并依法进行调解,着重提高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员对涉及社会难点,热点问题,特别是涉及群体性纠纷的调解工作的能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我乡年内没有因民间纠纷而上访和由民转刑的案件发生,真正起到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篇7: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众所周知,基层人民调解工作是一门兼容情、理、法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艺术,因为调解在解决纠纷时依据的规则不仅有法律与政策,更重要的则是大量依据公共道德、习俗、情理等社会规范,对这些规则的适用和依赖,实际上体现着“和为贵”及礼义伦常等传统价值观、维护公共道德和公共利益、培

养社会凝聚力及健康的人际关系的社会力量,具有传承与维系传统文化、社会公共道德和社会联系的功能。如何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体现,现结合我镇实际,谈谈基层人民调解工作。

一、当前我镇矛盾纠纷主要特点

(一)民间主要矛盾纠纷发生新变化,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新时期市场经济的推动,使农村产业经济由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夫妻关系稳定性降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外,过去被忽视和边缘化的资源权属、环境及生态、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工程建设中群众利益维护等经济内容的新型矛盾纠纷日益突出。其中,因土地承包、交通事故、劳动争议、村务管理、征地拆迁、拖欠工资和党群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大幅增加。参与者成分日渐复杂,涉及工人、农民、学生、离退休干部、个体户等多行业人员,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纠纷亦不断增多,调解难度越来越大。

(二)重点工程建设引发的矛盾纠纷突出。一是在解决西康复线建设工程遗留问题时,一些群众视为“机会”,想分杯羹,若未满足自己要求便采取“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对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个人目的,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如跪访人大代表事件。二是按照旬阳“三镇一体化”的大布局,镇域内大量重点工矿企业建设过程中,涉及拆迁、征地、迁坟、矿山资源等方面的矛盾纠纷纷至沓来。相当多的农户认为搞建设正是捞钱好时机,企业建设的区域内农户,可以在一夜之间搭建起遍地开花的违章建筑和临时移载的花草林木,并借此向工程业主漫天要价。

(三)纠纷参与人数向群体性发展。一是西康一线、二线工程建设等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群体性纠纷不断,如白柳社区三组、八组拆迁户安置工作;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如西沟河村、十里洼村至前坪村等道路硬化遗留问题;三是区域内在建企业因民工工资问题引发群体事件不断,如旬阳县实验学校主体工程、张湾移民小区工程、鼎盛建材市场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等等。上述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这些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造成的社会影响恶劣。

(四)非正常上访大幅攀升。相当部分纠纷当事人诉求方式和行为方式偏激甚至违法的特点明显。今年以来,白柳镇非正常上访群众已达20起,诉求越来越偏激,如双庙垭村的刘某某、白岩村的鲁某某、白柳社区的王某某、柳村社区的王某某等上访户,已把上访作为一种威协政府的手段,提出的诉求不断攀升,加大了人民调解工作和信访维稳工作难度。

二、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人民调解作为基层维稳的“第一道防线”对于全镇的政治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镇人民调解工作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基本形成,但基础不牢。一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基本上不是经过专门选举产生的,大多由村(社区)、单位指派设立,随意性较强。二是调委会主任及其组成人员大多数由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和单位职工兼任,由于身兼多职,导致个别调委会形同虚设。三是调解员、调解信息员公众认知度差,自身角色感不强,作用发挥不明显。四是企事业单位、行业性区域性组织民调组织的设立还不能达到要求,有的有其名无其实。

(二)司法所对调委会的管理指导难度大。从行政管理体制上看,司法所对农村“两委”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村级组织对司法所安排的工作反应不够积极主动,导致了村级调解工作陷入困局。

(三)奖惩制约监督机制有待完善。由于广大的农村调委会和调解员没有办公经费,调解员的工作责任心就受到了影响,认为自己是在义务的为社会作贡献,能干多少就多少,甚至不想干也是应该的。虽然实行了“以案定补”的资金保障措施,但所补的钱与调解成本相比差距太大,只能是杯水车薪,同时,又没有形成较为普遍的、完善的奖惩制约监督机制,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矛盾纠纷往上移交。

篇8: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计划

一、人民调解制度概述

1989年5月5日, 国务院第四十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 (下称《组织条例》) , 正式以法规的形式肯定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 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明确定性为“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并规定了调解的依据以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主, 社会主义道德为补充, 从而实现了对中国历史上调解制度的传承和发展。《组织条例》对人民调解制度的规定虽然较为原则性, 但基本决定了人民调解解决纠纷的五大特点[2]: (一) 解决纠纷的组织形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组织, 区别于法院等国家机关, 因而是一种群众自治解决纠纷的制度与活动方式; (二) 解决纠纷的依据不只包括国家法律、法规, 还包括政策和社会公德等, 而且公平正义观念以及当地民风习俗在解决纠纷中起重要作用; (三) 解决纠纷的方式多样, 既有说服教育、规劝疏导, 又有平等协商、自愿协议, 没有严格的程序形式要求, 因而对纠纷的解决相对于司法解决更具有灵活性, 更能适应具体纠纷的特殊化解决; (四) 解决的纠纷的范围只限于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争议的各种民间纠纷; (五) 对纠纷的解决不具有终局性, 当事人还可能就纠纷提起诉讼寻求司法解决。

2002年9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肯定了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 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同月, 司法部制定公布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 (下称《规定》) , 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形式、调解员的产生、调解适用范围等问题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自此, 人民调解制度构架基本形成。

二、基层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区的发展现状

中国基层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1981-2006年的人民调解案件数为16783万件, 而同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收案数为8004万件[3]。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可见一斑。近年来, 各地包括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在探索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同时, 也提出了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构想, 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并试行了一些新政策, 以期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

笔者所在的余杭区下辖15个乡镇、4个街道, 近几年来人民调解工作新举措不断: (1) 与区法院合作建立委托调解制度。2008年5月, 余杭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民三庭及余杭、瓶窑、塘栖、良渚四个基层法庭设立了人民调解室, 调委会以其社会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工作机制, 形成了诉前、审前、审中全程委托与业务庭室、派出法庭全方位委托相结合的立体式委托调解工作模式; (2) 开展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制度, 按照“谁调解, 奖励谁”的原则, 根据纠纷的难易程度及调解实际工作量, 将纠纷分为一般民事纠纷、比较疑难复杂民事纠纷、重大疑难复杂民事纠纷和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民事纠纷四种类型, 并分别设定不同的奖励金额, 奖励金额单件最高可达10000元; (3) 探索设立了行业调解委员会如东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人民调解委员会, 专业调解委员会如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并在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中指导设立标准化人民调解委员会, 等等。

余杭区人民调解的发展是可圈可点的:

(一) 委托调解制度诉讼分流功能日益明显。

经过一年的磨合, 驻地在法院及法庭的调解组织在诉前、审前、审中三个阶段实现了与诉讼的紧密衔接, 既为法院有效分流了案件, 又为当事人较快解决了纠纷, 取得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以余杭法庭调解室为例, 2008年5月至12月共接受委托调解案件86件, 成功调解86件, 而该年度余杭法庭共结案942件, 经人民调解而结案的案件数占到了结案总数的9%以上。通过对2008年工作中经验的总结和问题的反思, 从2009年开始余杭法庭与调解室在委托调解程序、调解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强了改进和完善, 一二季度委托案件共计108件, 调解成功107件, 而同期余杭法庭共计办结各类民商事案件435件 (含委托调解案件) , 委托调解结案数占总结案数的24.60%。

(二) “以奖代补”制度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民调解工作的活力。

工作成果与劳动报酬挂钩, 调解结果与自身收入相关, 这套奖励机制明显提高了基层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村 (社区) 调委会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地发挥, 同时进一步规范了人民调解的文书制作、证据保管、台账整理等工作程序。“以奖代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民调解制度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内部动力, 使基层人民调解员工作能动性提高, 促成大量矛盾纠纷在村 (社区) 调委会得到及时有效化解。

(三) 调解组织呈现覆盖面广、层次分明、类型多元的特点, 将人民调解的触角从行政村、社区延伸至规模化企业中, 并能够与时俱进,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建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 这样一个丰富多元的人民调解网络为进一步研究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人调解制度积极作用提供了现实条件。

然而,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基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也面临客观的困难:

1. 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制约了调解工作的发展。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 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 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并且赋予了当事人以调解协议为依托的诉权。但通过调解解决的纠纷需要当事的自动履行为基础, 换言之, 一旦一方出尔反尔, 另一方只有将诉争提交至人民法院, 通过诉讼程序才能获得有强制执行力的裁判, 使纠纷最终解决。正是预见到这种可能性, 相当部分当事人宁可直接将纠纷起诉到法院。权衡调解的方便和和诉讼的效力, 更多人愿意选择后者。而事实上, 人民调解协议既为协议, 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协商一致的结果, 其合同效力应具有当然性。但是人民调解协议并非一般的民事合同, 它是经过国家认可的纠纷解决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纠纷予以解决, 仅仅确认其民事合同的效力而未有其他强制措施, 未免是对纠纷解决社会成果的一种浪费[4]。因此有学者提出, 可以通过建立对人民调解协议的确认程序来加强调解协议的效力, 如以调解书等裁判文书的形式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或者通过建立审核登记制度, 赋予经法院审核登记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虽然通过委托调解而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 可以由当事人选择是否由法院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调解书, 但其他基层调解组织所达成的协议, 依然存有上述问题。

2.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影响了调解工作的壮大。

《组织条例》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兼任的以外由群众选举产生, 每三年改选一次, 可以连选连任。”《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人民调解员是经群众选举或者接受聘任, 在人民调解委员会领导下, 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司法部的规定扩大了人民调解员的来源, 但在占人民调解工作绝大比例的村民、居民调解委员会中, 调解员由村委、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兼任的居多, 专职调解员几乎没有。这样的人员结构, 使调解工作效果受到较大影响:一是调解员工作的专职性得不到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调解委员会在当事人中的概念认知, 如在相当部分的村和社区, 调解委员会成员往往兼任村委会副主任、治保主任、支部委员等职务, 开展调解工作时村官身份强于调解员身份, 模糊了调解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二是调解员缺乏系统专业的法律知识, 往往无法胜任某些专业性较强的纠纷调解工作;三是调解员的组成较为单一, 目前的调解员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聘任方式产生, 均以本村村民或本社区居民为主, 而在外来人口较多的地方, 仅由当地人组成的调解委员会的公信力就会打折扣, 影响调解工作的效力和效率。

3. 人民调解的工作经费问题限制了调解工作的开展。

《组织条例》和《规定》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而《规定》第42条规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积极争取同级人民政府的支持, 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表彰经费;协调和督促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事业单位, 落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实际上, 这种规定落实起来相当困难, 人民调解委员会既然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其性质决定了调解工作并不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企事业单位负责, 因此所谓“争取、保障、协调和督促”都无法完全解决人民调解工作所遭遇的办公经费短缺问题。而司法行政部门依照《规定》对人民调解工作负有指导和管理职责, 管理职责的实现是否应涵盖工作经费的解决?目前余杭区通过“以奖代补”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调解员的补贴经费问题, 调动了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问题的解决仍然悬而未决, 限制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基层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面对近几年成倍增长的诉讼案件, 国内外的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都在研究如何建立一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是司法与非诉讼程序的协调, 目前, 我国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初见端倪[5]。为发挥人民法院在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 200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若干意见》要求在“充分保障当事人依法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 并对立案前行政机关、社会组织调解与诉讼的衔接、仲裁与诉讼的衔接以及立案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机制等进行了规范, 以促进构建系统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社会“大调解”制度的主体工程, 在解决基层纠纷、过滤诉讼案件、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社会稳定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若干意见》的出台, 从制度层面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问题:人民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效力问题。目前余杭区正在试行的委托调解制度, 从诉前、审前和审中三个阶段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的程序对接, 并且调解成功的纠纷可以在当事人选择下由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的做法实现了人民调解和诉讼的效力对接, 因此联合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比较特殊, 带有一定的“司法权威性”。但由于制度空白的问题, 这种对接工作属于探索阶段, 适用范围仅限于联合调解委员会, 并未涵盖其他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此次《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 无疑是对实践需求的理性回应。《若干意见》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做了明确规定:经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签字盖章后, 当事人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后, 决定是否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决定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审理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余杭区委托调解中的“由当事人选择适用法院裁判文书进行确认”的创新举措, 现在看来可以说是对通过司法确认方式赋予多种主体指导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的有效探索。

在《若干意见》的指导下, 程序灵活、成本较低的人民调解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契机, 今后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推动社会诚信文化构建, 建立当事人诚信档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孕育了调解这种制度, 当现代法治理念促使人们的诉求不断趋于理性时, 对调解者的信任、对纠纷另一方的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了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在社会高度法治化、社会主体自律性较强的情况下形成并发展的。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危机, 诚信缺乏、宽容与妥协精神退化、主体的自律性下降。在这样这一种社会氛围下, 当事人的自主协商与和解在运行和履行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困难[6]。这种信任缺失在陌生人社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呼唤“诚信”的回归, 不仅是社会道德体系的应有之义, 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诚信的回归, 不仅需要社会价值体系的恢复重建, 也需要相关制度如个人征信档案、企业诚信记录等相关制度的配合。

结合人民调解工作, 建立当事人诚信档案是目前必需也可行的工作。“以奖代补”制度促成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台账化管理, 通过案件记录及协议履行情况的回访工作, 可以逐步建立当事人诚信档案, 为调解工作搭建平台, 促进调解工作的开展。

(二) 专职调解员和专业调解员相结合, 建立调解员人才库

调解组织及人员的专业化或职业化问题成为提高调解权威的关键[7], 同时也为调解协议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如前文所述目前的人民调解员主要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兼任, 法律知识相对欠缺且工作的专职性不能保证。而专职调解员的设立一方面有助于达成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 另一方也能够规范调解程序、落实调解制度、健全调解台账制作和数据统计工作, 有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每一个调解委员应至少聘请一个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专职调解员, 如具有法律实践工作经验的退休法律工作者、具有法律专业学历者或者具有相关法律专业资质证书的人, 全面负责辖区范围内的调解工作。

此外, 由于目前纠纷类型更加多样, 纠纷内容日趋复杂, 急需建立专业调解员制度。通过聘任或者选任, 建立调解员人才库。当发生某些专业纠纷时, 由当事人协商选择或者由受理案件的基础调解组织指定一名专业调解员。专业调解员以其专业知识协助调解员做好调解工作, 将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非常有力的帮助, 有利于纠纷的尽快解决。

(三) 加强法院对人民调解的指导作用, 鼓励人民调解员加入人民陪审员队伍

《规定》第六章明确规定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采取措施, 加强对本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指导工作, 同时又指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指导工作中, 应当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调和配合。《若干规定》第28条再次强调“根据工作需要, 人民法院指定院内有关单位或者人员负责管理协调与调解组织、调解员的沟通联络、培训指导等工作”。

如上文所述, 经双方当事人申请, 可以将调解协议递交到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而使其获得强制执行的效力。调解人员的专业能力决定了调解协议的合法性问题, 而调解协议的是否合法决定了其能否通过法院审核。因此, 除了提高调解员的准入门槛外, 由法院定时定向为人民调解组织提供指导服务, 也是提高调解协议效力的有效方式。此外, 还可以考虑将人民调解员纳入人民陪审员队伍中。通过参与庭审、案件合议等过程, 人民调解员既可以从生动的法律实践活动中增长法律专业知识, 又可以通过观摩法官调解过程而提高调解能力, 可谓一举多得。

(四) 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宣传, 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

尽管人民调解制度早已建立, 但我们发现实践中, 村、社区一级的调解员往往因兼任其他职务导致调解工作概念模糊, 乡、镇一级的人民调解又易与行政调解相混淆, 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也尚在摸索阶段, 因此人民调解这种自治性纠纷解决方式的认知度、认可度并不高。在《若干意见》指导下, 人民调解工作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途径, 结合法院工作, 着重对诉调衔接工作机制进行宣传, 提高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从而发挥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若干意见》通过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程序, 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纠纷解决, 提供多种纠纷解决途径, 实现纠纷的有效分流, 有利于满足不同的纠纷解决需求, 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过程中, 各地都在探索人民调解的新工作方法、创设新工作机制。相信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将在新时期重新焕发活力, 真正发挥“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摘要:社会转型时期, 纠纷多发、矛盾升级,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迫切地提上日程。被誉为“解决纠纷第一道防线”的人民调解制度, 在解决民事纠纷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笔者所在的区近几年来大胆探索, 几项新举措使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其发展依然面临客观困难。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为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关键词:人民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程序 (ADR) 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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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翔.人民调解机制的现状调查与制度改进[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8, (10) .

[5]范愉.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组织改革的经验为视点[J].中国司法, 2004, (10) .

[6]丁海湖, 房文翠.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局限性以及完善[J].法律适用, 2006,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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