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分析的论文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分析的论文（精选3篇）

篇1：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分析的论文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分析的论文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现状

竞技体育是人类挑战自我身心极限的活动，竞技体育活动是以直接或间接的身体对抗的方式进行的，它具有高强度的竞争性和对抗性。竞技体育活动中，运动员的恶意犯规或暴力对抗行为往往会导致其他运动员的身心伤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但是有些恶劣的恶意伤害行为却能够借由竞技体育的特殊性―竞争性和对抗性，而逃脱体育规则和法律的处罚。

这些恶意伤害行为是真实存在的，是对他人权益的真实侵害，《北方新报》报道，10月31日晚，届中国武术散打‘功夫土’争霸赛在海南海口激烈进行着，河南散打选手上官鹏飞被对手崔飞重击头部，瞬间栽倒拳台上;回顾当时的赛况，上官鹏飞和崔飞正处在身心俱疲的赛点，双方互有攻防，紧张对抗;正当上官鹏飞欲退守角落转身之际，崔飞猛地扑去连发三记重拳，拳拳击中对手的后脑，将上官鹏飞打翻在地，昏迷不醒。一个月后，由于头部伤势过重，病情不断恶化，这位曾经入选国家队迎战世界拳台的武术界‘魔修罗’被宣告离开人世。在比赛中，后脑是绝对禁止击打的部位。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概述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范围具有特定性，其中的恶意伤害行为特指“违反体育道德、超越体育内涵的故意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相对于刑法要素中客观的行为和结果，“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是指对他人权益的真实伤害及造成有害结果的客观事实;“违反体育道德、超越体育内涵”是识别伤害行为是否构成竞技体育恶意伤害的.必要前提，它指出此类恶意伤害行为已经超出竞技体育通识的范围，不再具有社会相当性;“故意”则表明了发生伤害行为时的主体主动故意的心理状态。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产生的必然性

纵观竞技体育恶意伤害的案例，随着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此类恶意伤害行为愈演愈烈，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发生必然性。主要因素有三:<1)竞技体育的高强度对抗性。激烈的比赛中，双方运动员身体不断近距离接触，情绪处于极度紧张的对抗状态，身心同时挑战人类极限，伤害行为在所难免;<2)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竞技体育掺杂进职业化、商业化甚至政治化的利益，竞技体育复杂化。胜利不单单代表着个人荣誉，更会带来经济甚至政治的利益.例如，法国花样游泳运动员拉加德凭借其出色的竞技成绩出任政治要职;再如，优秀的巴塞罗那军团凭借其傲人的战绩，在本国能够获得一定的“政治利益”。<3)竞技体育的内部处罚体系已不能够完全规制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而目前我国针对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法制建设仍然是苍白无力;在内部处罚无果，外部干扰无力的灰色空间，个别运动员在内驱力的作用下，淡化公平竞争意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不择手段肆意违规伤害，成为必然。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严重危害性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难以避免，并且愈演愈烈。若任其发展，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严重侵犯了运动员的个人权益。在激烈对抗的比赛中，恶意伤害行为使运动员身心俱受到伤害，乃至断送了众多天才运动员的竞技生涯。单单加重判罚，是远不足以保障运动员的个人权益的;鉴于恶意犯规、报复伤人等恶劣恶意的伤害行为，保护运动员需要更为严厉有效的惩罚。<2)这些行为造成的恶意伤害往往会使运动队遭受重创，影响比赛成绩，长此以往将制约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3)赛场上的恶意伤害行为，不仅暴露了运动员浅薄的体育道德修养，大行不正之风，同时也为竞技体育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三、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分析

竞技体育伤害是体育竞技活动中无可避免的问题。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或非罪?如何在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与相对人利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考虑到竞技体育的特殊性，笔者做出以下考虑分析。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三个争议

第一，现有的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自治能否很好地规制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

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规范在应用中不能有效区分恶意犯规的程度，也没有严格的处罚标准，实践中对该行为处罚过轻。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自治机制的强制力和处罚力度有限，甚至有些竞技者有意识地利用规则来规避处罚。

第二，对于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能否约束并执行有效的惩罚。

在我国打击犯罪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几乎找不到竞技体育犯罪相关的条文，处罚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无法可依;作为体育的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其容量仅56条，履待再次修订。保民基本大法―民法亦不能完全解决该行为造成的严重伤害后果。因此，一旦发生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刑法只能作为其他法律规范调整无效时最后的救济手段。

第三，竞技体育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是否排除其正当化事由。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符合我国刑法分则中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具备了刑事违法性。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给社会造成消极的示范作用，即竞技体育领域是一个无视体育公平公正原则，滋生于法网之外的灰色地带、道德示范的领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已然是超出体育内涵的恶意侵犯，不应当被体育道德所包容，因此，也不具有社会相当性。

综合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应当为“罪”。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理论依据

依据《大陆法系统通说》，“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是致力于保障当事人法益和人权的理论”。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行为本身恶是违法性的根据;而结果无价值论，认为犯罪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是违法性的根据。这两种理论争论已久，主要分歧在于是行为抑或是结果，哪个才是违法性界定的根据。笔者认为，适用其中任一种都可能导致不当入罪，两者兼用，融合适用更符合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复杂性。

在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案例中，结果无价值论是其罪与非罪界分的直接证据，行为无价值论是间接证据。以拳击比赛为例，拳手违反规则，击打禁止部位――对方的后脑，首先考虑伤害行为危害的后果:导致重伤乃至死亡的危害结果，应当追究该拳手的刑事责任;如若只是造成轻伤或者没有致伤，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样，在比赛中，拳手迎面击打对方运动员头部致伤甚至致死，击打部位符合拳击规则，该行为则具有社会相当性，不应当视为犯罪行为。

(三)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分标准

不同于一般的伤害行为，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或非罪的分析必须结合其高强度对抗性的特点。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分标准分为体育行业自治规范和犯罪构成理论两大类。

体育行业自治规范标准的内容主要是体育规则、项目的对抗性、比赛的性质等。第一，着重参考体育规则。体育规则是体育行业标准的核心，是体育行业的“成文法”。体育规则主要包括各级体育组织的规章制度、技术规范和纠纷解决规范等。第二，关注比较项目的对抗性。不同项目，不同对抗，恶意伤害的发生概率也有所不同。相对于隔网对抗的项目，同场竞技项目中冲撞的概率更大，风险要大，考虑该项目产生的伤害行为的容忍性应当更大。第三，考虑比赛的性质。相对于普通比赛，决赛的氛围更紧张，运动员的精神状态更紧张，发生伤害的概率更高，考虑该比赛产生的伤害行为适当提高应用标准。

犯罪构成理论标准主要有严重的伤害结果和行为目的。严重的伤害结果是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为“罪”的必备条件，如果没有严重的伤害后果，该行为不应入罪;反之，则依据上述做入罪考虑。伤害结果的标准具体可参考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结合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实践中应适当提高应用标准。

发生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时，运动员的主观心态是复杂的，因此，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被判定为犯规行为后不能直接入罪，应当判断其行为目的，笔者赞同基于比赛目的的伤害行为不应入罪的观点。

四、结论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或非罪的界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研究中既要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又要结合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兼顾其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可以做入罪处理，应当融合适用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为该行为罪或非罪界定的理论依据。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或非罪的界定标准是:(1)体育行业自治标准:体育规则、项目的对抗性、比赛的性质等;(2)犯罪构成理论标准:严重的危害结果和行为目的。

篇2：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分析的论文

与幼女（未满十四周岁）发生性关系，涉及到较为复杂的刑法问题，最高司法机关单独或者联合其他机关多次发布过司法解释，对相关的刑法问题作了较为细致、复杂的规定。专门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邓世运律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对此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一、行为人违背幼女的意愿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构成强奸。

二、行为人与幼女自愿发生性关系，情况较为复杂：

1、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2、行为人如果明知对方是幼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

（1）如果行为人已经年满16周岁，均构成强奸罪；

（2）如果行为人已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分两种情况：第一、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第二、不符合第一种情况的，均构成强奸罪。

篇3：恶意透支的罪与非罪

因信用卡透支本息2.6万余元，经银行56次催缴不还，近日，北京男子郭某因涉嫌犯有信用卡诈骗罪，被西城法院判处拘役两个月。

据了解，自2009年恶意透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就属于“恶意透支”；如果透支金额超过1万元，就足以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可以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如果透支金额超过100万元，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信用卡被纳入刑法规制之后，北京法院受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一年之内猛增。在海淀，一80后男子透支消费却让老父亲还钱，最终家中债台高筑还不上钱，“啃老”男子被判刑。在房山，一男子手持7张信用卡，经银行催缴600多次而拒不还款被判刑。

欠债不还要坐牢，而且甚至可能坐一辈子牢，这对现代社会的多数人来说，都难免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的是，欠钱不还的罪名居然是“信用卡诈骗”。

在普通人的字典里，诈骗和欠钱几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透支“不能还”为犯罪？

还不起钱可能是一时手紧，或者是运气太差，诈骗却是挖空心思故意谋取他人钱财，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顶多否定债务人的能力或者运气，后者则直接否定其人格。轻重之分，一眼可辨。那么，中国的刑法制定者们，究竟是基于何种理由要把信用卡恶意透支视为诈骗呢？

根据两高的上述司法解释，恶意透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需要满足三个客观要件和一个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一是数额要件，即透支额至少需要达到1万元，而且不含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银行费用；二是催收要件，即发卡银行须已经至少催收两次；三是时间要件，即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未归还。应当说，这三个客观要件都很容易理解，也很难发生歧义。最关键的是主观要件，司法解释要求证明持卡人透支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不是简单地不能还钱，而是根本就不想还钱，铁了心要做“老赖”。但是，人心隔肚皮，外人如何可能判断持卡人的主观心态呢？

对于主观故意，最有力的证据当然是被告人的口供。可是要寄望于持卡人亲口承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除非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否则一般不太现实。至于测谎、读心等手段，更多时候其实只是影视作品的夸张，现实中基本不予认可。如此一来，司法机关不得不借助一些客观事实来推测持卡人的主观心态。

司法解释规定，以下五种行为即可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成立：（1）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导致无法归还；（2）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3）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4）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5）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换句话说，司法机关意图通过考察持卡人透支前的财务能力、透支后的消费情况及应对方式来推断其主观心态。

但是问题在于，上述五种行为中，第（3）（4）（5）相对明确，一旦认定很难发生歧义；（1）（2）两项却依然比较模糊，前者需要判断持卡人是否“明知”无法归还，后者需要定义何为“肆意挥霍”。须知，一方面，人最难得有自知之明，对于预期收入能力的过分乐观是很多人的通病；尤其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因为失业、疾病、事故等意外原因导致信用卡透支无法及时归还，可谓并不罕见。另一方面，基于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的差异，个体间的消费行为千差万别。比如有人认为辛苦一天后看一场音乐会完全无可厚非，有人却认为花费数百去听那些明明10元一张就可买到的CD音乐纯属“肆意挥霍”。如此一来，司法机关判断持卡人的主观心态，要么有“事后诸葛亮”之嫌，要么属于“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有时难免失之偏颇。

实际上，从司法实践来看，以“明知没有还款能力”和“肆意挥霍”为要件的恶意透支行为，占到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绝大部分。而由于该两要件的模糊性，司法机关往往是通过“无法归还”这一客观后果进行倒推，一旦发现持卡人的现实支付能力和透支额存在差距，或者有非常规的消费行为，就简单认定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进而将持卡人定罪甚至投送监狱。

就现实看来，因为超额或超期透支导致的信用卡纠纷，甚至已有“能还就是民事案件，不能还就是刑事犯罪”的极端倾向。相当部分以信用卡诈骗定罪的透支持卡人，其金额不外乎区区几万元；而一些透支额上百万的富豪，比如一度成为新闻人物的演员刘涛老公王珂，即使可能已经满足肆意挥霍、透支后改变联系方式等定罪要件，只要能够想方设法凑钱还债，依然只是民事纠纷。

恶意透支入刑存争议

从技术层面论证，信用卡诈骗罪是存在操作性缺陷的。其实对于这一罪名，最大的争议还不在于技术问题，而在于根本的立场问题：对于信用卡超额超期透支，是否真有必要动用刑法这一最为严酷的手段？

从国际惯例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此立法例，信用卡超额超期透支都被视为纯粹的民事违约行为，由银行和持卡人之间自行解决，政府一般置身事外。只有在德国、澳门等极少数国家或地区，才设立有专门的信用卡滥用罪名，但是量刑幅度都很低，很少涉及有期徒刑，遑论无期徒刑这种通常适用于极端犯罪的刑罚。那么，我国刑法为何有此规定呢？

客观地说，对于货真价实的恶意透支行为，如果发案比较普遍，国家确实有适当规制之必要。毕竟，虽说透支本质上属于民事借贷行为，但是大范围的恶意透支，很可能威胁到整个社会的金融安全，属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只要涉及公共利益，就必须使用刑事制裁手段。

由于刑罚的严酷性，动辄导致对公民自由乃至生命的剥夺，因此一条公认的原则就是，除非穷尽其他手段均不能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才允许在最小幅度内使用刑罚手段。换言之，诉诸刑罚手段至少有三大限制：一是目的限制，只能为公共利益；二是顺位限制，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三是比例限制，罪行与刑罚相适应，而且就低不就高，就轻不就重。以此观之，对于恶意透支行为入刑，可能确有争论的余地。

争论点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恶意透支案中的公共利益并不明显。从本质上讲，信用卡透支属于持卡人向发卡银行的短期借款。银行向客户签发信用卡的时候，双方已经达成特定的贷款协议。持卡人刷卡透支消费，即视为通过事实行为促成一笔贷款的生成。正常情况下，持卡人按期还款，银行不收取贷款利息。如果持卡人逾期还款，银行一般会收取高额罚息。这一交易行为，与银行的普通贷款业务并无太大差异，主要涉及双方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不太搭界。

然而问题在于，普通贷款尽管数额普遍偏高，甚至动辄以千万以亿计，即使银行损失巨大（想想四大行上市前剥离的天量不良贷款），但是除非涉及诈骗，一般很少归于刑事追诉；信用卡透支数额普遍不大，但是只要逾期不还，却很容易使持卡人身陷囹圄。如此不平衡的刑事政策，难免予人以“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非议。

不仅如此，银行向持卡人签发信用卡时，依法有审慎审查持卡人支付能力的义务。银行如果向明知不符条件者滥发信用卡，无异于引诱持卡人恶意透支，并直接提供恶意透支的工具和便利，因而对于最终的损害后果同样具有过错。尤其在最近几年，由于银行间恶性竞争，滥发信用卡已经成为一大公害。诚然，超额超期透支一般有持卡人的责任，但是除非存在骗领、冒用、盗刷等行为，一般还与公共利益关系不大。

即使排除银行滥发信用卡的情况，承认其前期审查已经尽到审慎义务，刑法的介入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毕竟，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银行与持卡人订立信用卡使用协议，允许持卡人适度透支，并通过向接受信用卡付款的商家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而赢利，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当持卡人偿付能力发生变化，银行的损失就属于合理的经营风险，应当自行承担，而不是将成本转嫁给公众，由政府出面动用国家暴力为其讨债。

其次，从防止恶意透支的手段来看，刑罚并非完全不可替代，因此并非属于必要。如前所述，如果发卡行能在前期审查阶段审慎行事，避免滥发信用卡，应当可以避免相当部分恶意透支行为。其次，即使面对符合发卡条件的持卡人的恶意透支，银行一则可以约定较高的罚息，通过市场手段刺激持卡人的谨慎心理，二则可以调整透支限额，避免损失过大，三则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等手段维权。诚然，即便这样依然会有少数持卡人恶意透支，但是人数不会太多，金额亦不会太高，银行损失不致太大，也就无所谓多少公共利益问题。更何况，即使动用刑事手段，依然不能杜绝恶意透支，就如死刑也无法杜绝故意杀人一样。实际上，刑法的介入甚至可能会刺激恶意透支的增加。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当前司法体制下，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超期透支可能并非有效的手段。考虑到信用体系不健全，财产登记制度漏洞百出，兼之人口流动监控技术欠佳，很多民事裁判都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反观超期透支未入刑的西方国家，大多不必担心民事执行难的问题。持卡人一旦败诉，很难通过转移资金、隐匿财产或者改变联系方式等手段逃避债务。当然，如果持卡人确实无钱可还，可以申请个人破产，不必担心入狱坐牢，但是这同时意味着信用破产，不仅以后将很难获得金融支持，就连就业、租房、驾车等日常生活都会受到牵连。正是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真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恶意透支极为罕见，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讨论恶意透支入刑的问题。以此观之，中国刑法规定恶意透支构成犯罪，可能也是信用体系不健全背景下的无奈之举。

最后有必要指出，即使恶意透支入刑属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必要，但是按照比例原则，《刑法》第196条规定的刑罚也明显偏重。考虑到信用卡透支的民事合同本质，以及银行的自身过错，动辄处以有期徒刑甚至最高无期徒刑的刑罚，显然过于严苛。

或许两高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因此在司法解释中规定，“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由民入刑是逆历史而行之？

讨论信用卡恶意透支是否应该入刑，完全还可以引申到一个更大的话题：违背民事义务，什么情况下才可以施以人身惩罚？

其实不论古今中外，一个基本的债法原则是，金钱债务不能与人身惩罚混为一谈。钱财乃身外之物，与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人身权利不可相提并论，因此不论欠款数额几何，一般不能通过人身惩罚进行补偿或追索。换句话说，钱的问题只能用钱来解决，不能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自由乃至生命。

然而，稍具历史常识者均知道，这一原则并非总是得到尊重。今天多数中国人，对于样板戏《白毛女》应该都不陌生。杨白劳欠黄世仁高利贷，却被逼要用女儿抵债。也许在今人看来，穷家女傍上大款当小三，不仅将旧债一笔勾销，还从此吃香喝辣，似乎并不罕见。然而小三大款之苟合，前者虽有迫于形势之无奈，但归根结底还算你情我愿，因此世人笑之而不禁之。

黄世仁对于喜儿的逼迫，之所以成为新中国革命文化的符号，一是以人身暴力处理债务纠纷，牵涉殴打、非法拘禁、强迫劳动乃至强奸等行为；二是借用公权力欺压债务人，以地方保长的武装力量（兵丁、枪械等）对付穷人。换句话说，按照世俗的评判标准，黄世仁错不在当债主，也不在对喜儿有想法，而在于公器私用和暴力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这一判断，与银行今天面临的争议是否颇为相似？

物换星移，新中国的建立以消除恶霸地主为主要合法性来源之一。尽管只要存在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私人债务甚至高利贷就在所难免，但在新政权之下，暴力收债等行为不仅在立法上被明确否定，在实践中也受到严厉弹压。债权人因为侵害债务人人身权利而身陷囹圄者，总会隔三差五出现在大众媒体之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一段时间，公安机关等公权部门频频插手经济纠纷，动用暴力手段（如搜查、抓捕、羁押等）等逼迫债务人还债。由于社会反响强烈，公安部不得不先后发布《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等。另一个明证，则是经济类犯罪死刑罪名的大幅减少。人们逐渐形成共识，一个人不管造成多大经济损失，也无法与其生命的价值相提并论，不值得因此剥夺其生命。

很大程度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脉络，就是逐步将民事债务与人身惩罚尤其是刑事责任完全分离。“欠债不还，坐牢抵债”、“卖身还债”等做法，在历史上不少国家都曾有过，然而在当今世界几乎完全绝迹。

钱财事小，生命与自由事大。从这个意义出发，《刑法》第196条违世界之惯例、逆历史之潮流将信用卡超额超期透支入刑，确实值得商榷。

刑法的介入可能会刺激恶意透支的增加

原因之一，一旦银行习惯于借助刑事手段收债，可能会降低其发卡审查的审慎程度，刺激其进一步滥发信用卡。

原因之二，潜在的刑事责任让普通消费者心怀恐惧，不得不在透支消费时加倍小心，尤其是避免过于冒进的超前消费和大笔消费。如此一来，消费市场肯定受到影响，商家利益有所下降，支付给银行的手续费也必然降低，与信用卡制度促进消费的初衷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