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避世思想之表现

2024-05-02

孔子避世思想之表现(共8篇)

篇1:孔子避世思想之表现

孔子思想体系之我见

先秦思想史上道、德、仁的观念的发展过程,表明孔子思想的渊源及其整个体系的形成过程.孔子继承了传统的道、德的思想,并进而提出了他的仁的`学说.这三个方面构成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范畴,孔子思想的其他观念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 者:王培德 Wang Peide  作者单位: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贵阳,550002 刊 名:贵州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年,卷(期): “”(5) 分类号:B222.2 关键词:孔子思想   道德体系   仁的学说  

篇2:孔子避世思想之表现

孔子在《大学》里,提出了一个融修身、治国与知行于一体的简明公式。即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在孔子看来,管理的根本目标与规律,在于宣传弘扬光明的德性,并用这种德性去改造人民,使他们安居乐业,修身养性,处于宁静和谐的状态中去追求善的境界。这就是管理的目标,也即是“安人”。这就是孔子的“三纲领”。

但是,我们怎么来达到这种管理的目标呢?那么,孔子给了我们一把金钥匙,那就是“八条目”的方法。他说古代那些圣明的人,当他们要想把自己光明的品德显彰于天下,以便去影响人民时,他们的方法是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但是,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呢,首先你得有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的能力;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的人,首先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想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的人,首先要诚实自己的意念;想要诚实自己意念的人,首先要取得一定的知识。取得知识,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懂得事物的原理。

这里,孔子在表达“八条目”时,用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类推逻辑结构。在这条八条目的逻辑结构中,“修身”是八条目的核心。

首先,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本,因为后四者只是修身的方法,是从属于修身的目的,

其次,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尽管后三者是修身的目的,修身的理想,但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则又必须从修身做起。孔子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只有知道怎样修养自己,才能知道怎样管理别人。治人,治国,治天下都是“治已”即修身的外化与扩大。

这里面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管理者应该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基础,树立榜样,影响被管理的人,第二方面,是修养自己的过程中,你会体会到很多思路、思想、知识和方法。如怎么格物,怎么致知,怎么诚意,怎么正心等,用指导自己修身的方法,去指导管理别人修身,其思路是相通的,所以,管理者必须时刻不忘记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

但,修身的目的是什么?是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显彰美德,使人达到于至善,使人民生活幸福,这是孔子管理学追求的终极目标。

荀子讲:“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在儒家管理思想中,安宁乃人生最大的幸福与快乐。

这就是孔子“安人“的管理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代的企业管理中仍很有意义,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其对管理目标的探讨中,就特别强调“人”的目标,现代人本管理论述的企业目标更是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企业是人的群体,企业的活动就是人的活动,人的群体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信念之上,必须把人聚集在共同原则的周围。不然的话,企业就会瘫痪,不能够活动,不能够要求它的成员努力工作。

篇3:孟子对孔子“仁”的思想之深化

一、性善论:仁的人性基础

性善论是孟子独创的一个学说理念。孔子没有具体解释人性究竟是什么, 以及每个人为何可以施行仁爱。《论语》中很难找到孔子关于人性的看法。相关的只有“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论语·公冶长》[1]) 。这也只能够说明孔子主张有共同的人性存在, 并且后天的学习与环境很重要而已。孟子自称私淑于孔子, 他的学说承继孔子而来, 与孔子同样重视成人之道, 但是他自成人之道的背后发掘出内在于人的基础存在, 即人性本善。“天下之言性也, 则故而已”, (《孟子·离娄下》) 孟子认为性善论解决了仁道能够推行于大众的疑问, 性善就是能在所有人中普遍施行仁爱的重要原因。“性善”的内容意义, 是孟子对于人必须反求诸己、不假外求且不容己的作生命反省的阐述。

孟子曰:“乃若其情, 则可以为善矣, 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 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恻隐之心, 仁也;羞恶之心, 义也;恭敬之心, 礼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 不能尽其才也。” (《孟子·告子上》) 这是公都子疑惑于“性无善无不善”、“性可善可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等当时流传的人性理论, 孟子为此特别将性善论做了具体论述。这段话是说, 依人性而言, 人人都有实现善的能力, 这便是我所说的性善之义。至于有些人不善, 并不是他本身没有善的资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属仁, 羞恶之心属义, 恭敬之心属礼, 是非之心属智。仁义礼智并不是从外在强加于我的, 而是我自己本来就有的, 只是一般人不曾切己反思而已。所以说, 你如果追求它, 就可以得到;你如果放弃它, 就会失掉。人和人之间所以会相差一倍以至于数倍, 就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本有的善质之故。

由上述引文, 我们可知:第一, 孟子所说的“性”, 是一种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肯定, 不仅是自然之质, 而且有道德含义。这种理解, 确立了“即心言性”, 旨在说明人与禽兽迥异的道德经验与价值生活。第二, 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 为本心所固有, 不需借任何外力或条件直接内化在人的心中;又说四端之心的表现即是说“性善”的主要依据, 所以“仁义本心”就是“性”的内涵, 性善论至此得以证明。第三, 孟子主张“性善”, 是就人性中本来具有的为善的能力来肯定的, 并非将“善”推向外, 外于人性而向外求, “善”是人性之所是。第四, “心、性、情、才”虽用名有别, 虽然侧重各有不同, 但四者所言本一, 只是就仁义的不同向度来说。因“性”内在于我们的生命, 我们必须自主决定, 无可逃于为善的性之要求。而向善的意念, 纵然只是乍现于心, 就已经是善, 并不必然要表现出完美的善行或做多少善事才算是善, 这个本心、善意就是绝对的内在首先性。反过来说, 一个具备良好天资的人若不能够反省自觉, 虽然有四端之善性, 但也可能出现行为上的偏差, 趋向于恶。

所以, 孟子所主张的性善是指人本身自有成善的潜质, 而不善者是因为自己没有把握本有善质所造成。孟子以四端之心来证心善, 可知心善即性善。另外, 孟子从亲情、同然与不忍这三个方面论证了性善。[2]人所为的善行, 并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或自身的利益而来, 它纯粹是一种发自内心不容于己的行动。

孟子认为人依其本性都是有实现善以及成善的可能, 并将人性界定在超越面而非自然面的高度上, 而此超越的人性是天所赋予的。所以人有大体小体两部分, 孟子以为大体的良知良能部分正是人与禽兽的差别所在, 于是以它来定义人性;至于小体仅是口腹之欲, 乃人与禽兽所共有, 并非人之为人的所在。孟子将人的自然生命追求与道德生命追求区分开, 所以, 他所说的人性, 实际上就是天赋予人且唯有人才具有, 并呈现为超越的内在追求。孟子将道德本原归于天的同时, 也认为就道德的实践而言, 人是具有能动性的, 亦即在天命的笼罩之下, 道德主体拥有意志自由, 有主动完成良善本性的能力, 而道德主体的自由与天命也是和谐存在的, 在尽己与天命各自独立之下, 人若能修身尽道, 不论遇上任何逆境也都能处之泰然。

孟子对人性本善的论证, 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并且, 他还将仁的根据直指人心。“仁, 人心也, 义, 人路也。……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 这个心, 并不是经验世界中物理性质的心, 而是指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价值意识之道德心。在良知本心中必有善的法则存在, 使良知本心可以为道德的判准和依据;只是人们容易放失此良知本心, 因此产生出恶的情况, 但也正因此, 人们才更有找回本心实践本真之我的目标与使命。

二、仁政论:仁的政治实践

仁政学说的根据, 就是孟子的性善论主张。人经由道德本心实现良知良能的善, 扩而充之表现为仁义道德, 即是彰显人之所异于禽兽之价值与尊严。而从自我内省修养到对万物的关怀, 这一己之德向外扩展而至国家大事, 此即是孔孟所言的“仁”的道德生命。只有仁, 只有性善, 才能推己及人,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 。因为性善, 所以要求让人们以发挥出他应有的道德价值为人生目的;因为性善, 使得君王能够禀赋此天性而施行仁政来帮助所有人唤醒其潜藏于内的道德价值。

孔子认为, 要算得上一个君子, 得做到“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人”, 更进一步, 则是“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 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宪问》) 君子是力行仁道的人, 仁是君子言行内在的本质规定。“由于‘君子’的本质是‘仁’, 故‘君子之道’事实上即是‘仁道’。”[3]安人、安百姓体现了孔子以仁道治国的理想。这既是对君子的要求, 也是对当权的君王的要求。

“孟子道性善, 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推崇尧舜, 认为二者是以仁治天下的圣人。孟子不辞劳苦, 屡屡规劝诸侯应当发政施仁, 如此则可以王天下。君王施行仁政, 使得本具良知良能的百姓感受圣贤的风尚, 进而能够扩充一己的善性而成圣成德, 最终使得君臣百姓都和谐而有秩序地生活在一个温情敦睦的美好社会里。这就是孟子治国平天下的仁政理想。“君仁, 莫不仁;君义, 莫不义;君正, 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上》) 君王做到了仁义, 则天下便都有仁且义了。所以仁政简而言之便是要君王本着亲民爱民之心, 行亲民爱民之政。

孟子的政治思想, 要求君、臣、百姓一致, 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态度, 为着和谐美好的价值目标, 进行的伦理道德化的尝试与互动。君王能够是应天命的仁人, 持有“先觉觉后觉”的精神, 在物质上使百姓富庶, 民众“养生丧死无憾, 王道之始也” (《孟子·梁惠王上》) ;在精神上使百姓能够觉醒并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君王既要照顾人民自然生命, 还要帮助他们实现道德生命。“人人亲其亲, 长其长, 而天下平。” (《孟子·离娄上》) 君、臣各尽其职, 尽己之道德责任, 五伦间的关系不以外在的利益维持, 而是以内在的仁义为根本, 建立人伦秩序。他的仁政思想, 迥异于战国当时的霸道主义, 直指人心之良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而发展出的不忍人之政的理想。孟子认为, 人是不同于禽兽的存在, 因为人本有天赋之善, 于是能够摆脱自然状态的限制, 进而达到超越有限及于无限的境界, 这才是人之为人的存在。因此, 既然人禽有别, 君王应将个人超越的一面展现并扩充, 表现在政治上, 就是以仁道原则为基础的仁政措施。但是君王的四端之心也容易被声色、权势所诱, 为佞臣小人所惑, 而失去其本有的仁心善性, 国家百姓也因此蒙受其害, 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孟子强调君王之贤。孟子论“仁”, 大部分都是希冀占统治地位的君王以“仁”之心来施政,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 孟子的仁政论是对孔子“仁”说之继承与深化。

由于仁政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前提, 因此它也被赋予促成人完成其本善之性的目的。于是, 仁政思想本身有着强烈的伦理政治色彩:政治不过是为了帮助人成其所以为人的目的, 仅只是辅助道德教化的工具而已。由于人人都具有善的天赋, 所以政治也当以人人得以成善为目的。君王施行仁政, 使人人皆行仁, 天下可定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这也正是孟子为何在见梁惠王时, 反复言说“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梁惠王的想法正是当时时代的价值观念, 孟子一语道破国家兴盛之道, 唯有仁义而已。因为凡事说利, 上下必定会交相争夺, 因此, 主政者不能以利为其考量。孟子立身于当代独排众议, 试图扭转当时的社会风气, 希望借由仁义的提倡, 仁政的施行, 把当时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导向仁义的价值体系中。“不行仁政云尔, 苟行仁政, 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 欲以为君。” (《孟子·滕文公下》) 是此, 为政者仁或不仁是作为得天下或失天下的基准, 主政者若是能将国家的施政方向导向与民同好恶, 一切以民意为依归, 国家自可富强康乐。从孟子仁政思想中, 我们不仅能找到对人完整生命的关怀, 并且也发现人对于社会天下的安身立命之处, 其学术价值是亘古不灭的。

综上所述, 孟子以性善论, 给孔子的“仁”学以人性论基础;同时又提出仁政论, 把仁推向天下:这是孟子对“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对孔子“仁”学的深化。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127-133.

篇4:孔子人才思想之综论

摘要:孔子思想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人才思想更闪现着智慧的光芒。孔子育人之说,尚贤之说对现世仍有巨大的启迪意义。鉴古知今,追寻先贤的足迹,让我们徜徉在伟大的思想海洋中汲取营养。关键词:孔子人才思想

0引言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辉煌灿烂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朵鲜艳的奇葩,那就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学者——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相——孔子和他后继者们所形成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享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2000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儒家思想内容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乃至影响很深,而被后世尊称为圣人的孔子的人才观更是其政治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所处的年代是春秋末期,他提出的政治主张有:正名、德政、克己、复礼。

“正名”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应名副其实,各自都按其等级名分的要求行事。

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复礼”,主要是他十分崇拜周朝初年制作礼乐的周公,他崇尚“王道”治天下,但他不是简单要恢复周礼,而是主张采取各代制度之长。

在孔子的观念中“名”与”礼”都是有相互界限的,他说“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日侵官。”

孔子主张统治阶级要施行“德政”。“为政”篇中首先就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即说明君主遵从德政,民众就像众星捧月一样。

“克己”主要体现在品德的修养上,同时为了“复礼”的目的,他又提出“仁”以调整伦理关系,来规范贵族们的言行,和谐同志阶级内部的关系,<论语>中诸如“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都是孔子思想的具体写照。

2孔子对人的五层次说

子曰:“入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也就是君王若能清楚地分辨五类人(五个层次),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孔子的五层次人说是站在道德层次上对人的评价,即按品行等级估量的。

所谓庸人,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交友三教九流,唯独无品学兼优的高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声色犬马,随波逐流。

士人:虽不能精通天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各种言行虽不十全十美,但有值得称道之处。思想明确,言语扼要得当,做事有根有据,犹如人的生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此类代表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善、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很难改变他。

君子:说话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平平常常,坦坦荡荡,并无特别之处,然而要真正赶上他,却很难做到。

贤人: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行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

圣人:自身的品德与天地自然法则融为一体。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彻底参透,与天下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际涯在哪里。

孔子的五层次人说中提倡“君子”,崇尚“圣贤”。他影响到了后继者们的言论和思想,如我们熟知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主张都是被后世学者当作为人处事和安身立命的行动指南。

3人才培养的目标

3.1以德为先《弟子规>中第一句首先就引用<论语·学而>中孔子的话:”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说明儒家将品德放在人才成长、培养的首项。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中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思想和言行。《论语·里仁》中就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孔子还告劝子夏要”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并且指出“君子道路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并告诫世人:“不患无位,患己不立,”说明一个人处事不怕没有地位,害怕的是没有品行。

3.2全面发展的人才孔子一生无人常师,先后向多人求学,所以学问渊博,但由于在政治上的失意,使他首开私人聚徒讲学之风。春秋时期随着贵族文化和教育垄断的打破,从而使“文化下移”。孔子顺应潮流,以诗、书、礼、易、春秋和六艺科目教授学生,门下弟子三千,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通才(通六艺者)就有72位贤人。孔子说:“六艺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意思是说六种文史著作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教育人,讲求政治的目的是一致的。《礼》可以规范人的行为,《乐》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预测种类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孔子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君子。《论语·述而》中就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3.3“学而优则仕”孔子很明确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学以政用。“学也,禄在其中矣。”“出则事公卿。”等等都说明了孔子的主张和对弟子们从政的期望。首先他本人就曾作过“秉田(专管放牧)”、“中都宰”、“司空(管理工程项目)”、“司寇(掌握司法)”等官职,后因政治抱负落空,便希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人才,以从政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标。孔子周游列国时就梦想“如有用我者,当其为东周乎!“圣人修备以待时也。”《论语>中他与弟子们多是讨论从政问题的,对子路、子贡、冉有的政绩表现也多有评论,并告诫学生们“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4培养方法与方式

4.1“有教无类”孔子的弟子中出身贫富贵贱各种层次的人都有。有出自“鄙家”的子张,有“单食瓢饮,居于陋室”的颜因,有终身“空室蓬户”的季次、原宪等等,孔子不拘一格,都将他们教育为贤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有一个叫仲由(字子路)的,这个人本来很粗野,喜欢逞勇斗力,气性刚猛爽直,头上插戴着公鸡羽毛;身上佩挂着公猪的牙齿,还欺虐过孔子。于是孔子就陈礼乐慢慢来诱导他,后来子路经受了感化,穿儒服,备礼矢志,通过引荐请求做孔子的学生。

4.2“因材施教”《论语·先进》中描述“从我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予赛、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孔子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特点以不同教育方式。针对仲由和冉求的不同性格,对同一件事孔子采取了截

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他的学生公西华百思不得其解。孔子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由于冉求生性畏缩多虑,故而要激励他;而钟由急切好表现就应该压压他。孔子还勉励子夏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

4.3启发式教育《论语·雍也》表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对学生思想从不压制,而是根据事物不同的情景、时机、态势认真分析、推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颜回评价孔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孔子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诸多论述,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5尚贤思想

5.1全面发展的君子孔子历来注重人才的全面发展,教育内容包括文化、伦理、德行各方面。《论语·述而》中讲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德行最重要。在《论语》中关于“君子”与“小人”的概念都是道德层面上讲的。君子应该道德纯备且又多才多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应可以弗畔也夫。”(雍也),君子就是要成为“志与道,据于德,依与仁,游于艺”全面发展的人才。

5.2考核方法对于是否是君子、人才,孔子从不按众人的好恶评判,而是在实践过程中“揆德“。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不如乡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在《论语·卫灵公》中解释道:“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而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5.3举贤才孔子主张国家用人必须“举贤才”,因为“修废官……。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矣。”举贤是由执行者“自上而下”荐举。大臣知贤不举,埋没人才,就是“窃位”。他批评鲁国执政者藏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同时称道鲍叔,认为荐贤是高尚的美德,因为“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5.4“知人善任”《孔子家语》:“昔日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尊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语表明君王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贤才了如指掌,不但要知道他们名声好坏,并且要知道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以来天下就好统治了。《史记》描述:田常正想在齐国作乱,移兵攻打鲁国,子路、子张、子石都请求前去救鲁,而孔子只同意子贡前去,结果子贡“一出”保全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破坏了吴国,强大了晋国,而越国也称霸了。在十年之中五国的力量、情势各自都发生了变化。为了达到“知人知自又知心”,孔子在教导弟子和判断人才标准时提出“六蔽”,“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智)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所以知人才能善任,因为知人是举才、用才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在孔子的人才思想中还有诸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教育弟子事有道之君,事无道之君、助纣为虐、怀恋禄位是君子的耻辱,要求”从道不从君”、“帮有道,则仕;帮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危帮不入,乱帮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6孔子人才思想的局限性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其时大国间正忙于争夺霸权,而小国又面临着被吞并灭亡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处在极其动荡不安的变革之中,而孔子竟对诸侯讲远古唐尧舜禹及夏商周三代仁政德治,显然与当时是格格不入的,很难被重用。孔子是历史产物,他的人才思想受当时历史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保守的政治倾向,使他人才思想带有局限性,如强调“尊尊”、“亲亲”的礼制与“举贤才”之间矛盾:在人才标准上过分强调道德修养,不是德才并重,而是以个人修养做好成才的出发点,即“行有余力,则学文,以至形成儒家思想所谓成才入仕层次台阶:正心、修身、齐国、治国、平天下。”

篇5:孔子与柏拉图人治思想之比较

孔子与柏拉图人治思想之比较

理想的制度形式与理想的道德规范相一致,是孔子和柏拉图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两位思想家个性的.不同,使得两者的“贤人政治”在东西方各具特色.孔子的人治观强调人际关系和道德的内化作用,最终难免会走向人治,而柏拉图的人治观则提倡理性的制约和知识的重要,它较之孔子的人治思想而言,更容易走向法治.

作 者:李耀玉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云南,昆明,650091刊 名:西南政法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年,卷(期):5(6)分类号:B12关键词:孔子 柏拉图 贤人政治 人治

篇6:孔子避世思想之表现

王周燕

刘松柏 吴江市盛泽中学

215228 摘要:苏格拉底和孔子是处在同一时代的东西方先哲,二人在教育思想上有诸多的相似点。在教育的对象上,二人都主张“有教无类”,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在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上,二人都高度肯定教育的重要价值,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二人都注重启发式教学,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反对直接给出现成结论的灌输式教学。

关键词:

孔子

苏格拉底

教育思想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基本上处在同一时代。和孔子一样,苏格拉底既是一位充满睿智的哲学家,也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东西方还是彼此相互隔绝的,但是二人在教育思想上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在教育的对象上,二人都主张“有教无类”,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仍然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为贵族子弟垄断,一般的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孔子则大力在民间举办私学,求学者不分身份等级,来者不拒。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①。意思是说只要有愿行“束脩之礼”,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束脩”就是腊肉干,是当时拜见老师的礼物,这并不是说孔子向弟子受学费,而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束脩之礼”并不是什么负担,一般平民也都出得起。这样以来,孔门的弟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都有。不仅如此,还有父子二人同为孔子门下弟子的,如孔子弟子中“七十二大贤”之一的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更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对象的看法。据说当时有一个叫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愿拜谒孔子门下,孔子竟然接受了。很多弟子非常疑惑孔子所为,孔子则耐心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②这就是说,只要他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他,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有德行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孔子坚持的“有教无类”原则。

与孔子一样,苏格拉底也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正是雅典城邦民主制盛行的时代。城邦民主政治的发展,凸显了人的作用。当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滥觞意义的“智者学派”产生了,但他们讲学是要收学费的。与智者学派不同,苏格拉底不收学费,来者不拒,教无定所,广场、作坊、甚至市场上都是他从教的场所。苏格拉底说过:“我愿意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

③乐于奉陪,”“不仅不索取报酬,而且愿意听我讲,我愿意倒付钱”。苏格拉底一生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弟子,如柏拉图、伊索克拉底、色诺芬等。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发扬光大,成为影响世界哲学史的宝贵资源;伊索克拉底于公元前392年创办了一所专门教授雄辩学的学校,这被认为是西方第一所以传授专业知识为宗旨,具有高等学校性质的教育机构。色诺芬是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军事家和政论家,一生作品众多,其历史著作是研究古希腊的重要资料。

孔子和苏格拉底这种“有教无类”的思想,以博大的胸襟将原本只属于贵族的教育无偿向平民开放,对于当时各自国家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在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上,二人都高度肯定教育的重要价值,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 1 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的是人的天赋资质,天性,是人生来具有的共同本性。相近,指既不是完全相同,又不完全相异。“习”是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特点,也就是指人性的社会化方面。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先天之性,人类是很相似的,差别不大,但由于后天环境不同,使人与人之间的习性发生了重大差异。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孔子非常重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孔子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过与冉有这段对话,孔子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治国施政大纲。从庶、富、教三者的关系上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即劳动力、发展生产、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孔子的教育目的不是培养一般的专业人才,而是要培养有德行,能够推行德政礼治的治国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

苏格拉底也高度重视教育的价值。他认为:“只有愚人才会自以为不用学习就能分辨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事情。也只有愚人才会认为,尽管不能分辨好歹,但凭财富就可以取得自己梭向往的,并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只有呆子才会认为,尽管自己一无所知,④但由于有财富就会被认为是个有才德的人,或者尽管没有才德,却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在苏格拉底眼里,人与人的差别不在于财富拥有的多少,而在于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知识和智慧。在教育目的上苏格拉底也与孔子观点相类似,认为教育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治理国家的人才。苏格拉底认为,治理国家者应当是德才兼备,具备各种知识。所以,苏格拉底特别重视各种专门知识的学习。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在判断是非善恶时应当受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所支配,对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敬畏要甚于其他所有的人。

孔子和苏格拉底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为后世尊师重教树立了典范。

三、在教育方法上,二人都注重启发式教学,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反对直接给出结论的灌输式教学。

“启发”一词,最早源于孔子的经典性论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到了因自己所知不足而愤懑的时候,不要去开导他;一个人没有到为求知而惆怅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告诉他一种道理,他不能举一反三,那我就不再教他了。孔子在这里提出的启发诱导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实行启发式必须抓住教育的时机,把握好施教的火候。“愤”和“悱”,都是形容受教育者追求知识的一种急切的心理状态。“愤”是受教育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就是经过思考理解了其中一部分含义,但又未能彻底弄清楚,很着急的时候。孔子认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教师在关键的地方给予指点一下,受教育者就有很大收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如果受教育者还没有经过自己的反复思考,没有急切的求知欲望,教师就先不必给学生讲课。“悱”是“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受教育者经过思考想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可是又找不到恰当的语言,说不清楚,很着急。教师只有在这时候给予指点一下,才能对其有较大的帮助。如果受教育者不是处于这种状态,教师是不必告诉学生应当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的。

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被称为“苏格拉底问答法”。它由讽喻法、归纳法、助产法等几个步骤组成。第一步称为苏格拉底讽刺,他经常佯装无知,向受教育者设下巧妙的诘问,通过对话暴露对方观点的破绽和自相矛盾之处。第二步是定义,在反复诘难中引导受教育者进行归纳,从而对探寻的问题得出明确的定义或概念。第三步称为助产术,引导受教育者自己进行进一步的思索,自行得出要探寻问题的结论。苏格拉底自谦说,他虽无知,却能够帮助别人获得知识,就像自己的助产婆母亲一样,虽年老不能生育,但能够帮助别人诞生新的生命。因此,苏格拉底这种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又被称为“产婆术”。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⑤ 2 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问答法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卢梭、布鲁纳等人提倡的“发现法”,也明显受到苏格拉底问答法的启发。

启发式教学是一种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学习的理念,他突出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是教育以人为本理念在教学方法上的具体体现。

通过以上对孔子和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简单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东西方当时还处在相互隔绝状态,但是两位先哲在教育思想上竟然不谋而合,或许这就是教育的“自然法则”。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位东西方先哲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今天我们在探寻教育真谛之时,在厌倦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理念刺激之时,不妨去重温一下久远的先哲们对教育的质朴而又充满睿智的看法,或许我们会从中顿悟许多道理。

注释:

①出自《论语·述而》 ②出自《论语·述而》

③柏拉图著:《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转引自檀传宝著《西方教育经典导读》,开明出版社,2006.10.第一版

④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转引自檀传宝著《西方教育经典导读》,开明出版社,2006.10.第一版 ⑤出自《论语·述而》

作者简介:

王周燕 吴江市盛泽中学

中学一级教师

刘松柏 吴江市盛泽中学

中学一级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06级教育硕士

通讯地址:吴江市盛泽中学历史组

篇7:孔子避世思想之表现

教学方法: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德以育人 启发诱导 诲人不倦 言行一致

学习方法:学思结合 学行结合 温故知新 虚心好学 实事求是 以学为乐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篇8:孔子避世思想之表现

1、中庸之道——全为中

孔子的儒学有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他的灵魂, 这个核心被孔子称为“一”或者“道”。有的学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体现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 构成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有的学者认为是“礼”, 而且“礼”与一个更为广大的宇宙之道和谐。孔子在道德领域论述中庸。中庸为“兼德”, 既有其德目之长, 又避免其德目之短。在道德范畴体系中, 它是最高的德, 居所有德目层次的顶端。

2、过犹不及——适度为中

孔子对度的把握表现在各个方面。在政治上, 他认为统治者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对人民富之且交之。在道德修养上, 要文质彬彬。在哲学方面, 孔子之前的哲学家看到事物运动的变化, 但却走向了极端, 孔子的进步性不但表现在看到事物的运动变化, 而且孔子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有条件的, 不能随着人的主观意志而随意发生的。孔子提出中庸思想并不是折中主义, 其思想具有辩证法的性质, 在事物的两端之间把握好度, 这个“度”是最完善的, 在道德领域被称为一种美德。而折中主义是在两个哲学立场之间采取中间的立场, 其实质是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 其思想没有进步性, 更没有辩证法的性质。

3、致中和

中和的产生源于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也者, 天下只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中庸本体论的根据就是对宇宙的万物的包容与协和。“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是指情感的发挥出乎道德的信念并符合道德规范—礼, 就是“和”, 和是一种道德境界, 儒家把心之用、情之发定位“和”。他要求心理意识依照一定的道、礼来运行, 以达知、情、意三者的结合, 和谐运作的状态。

4、诚为中

孔子为明言诚而强调信, “信”是一个表述人的基本德性和精神状态的道德范畴。“诚使天命、人性与人道联系起来。“尽性”成为一种准宗教性的精神的体验活动, 强调只有“诚”才能之中, 达中。中庸之道, 以诚用道, 方能执中, 这样才能把“诚”上升到本体论。诚是一种心态;诚是慎独;诚是“尊德性而道问学, 致广大而精微, 极高明而道中庸”。诚不只是一种状态, 而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诚能克服人性的弱点, 克服人类的情感欲望, 使自身的内在道德得到提升。但是不能把“诚”当作万能的, 使之代替一切而成为主宰和本源时, 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违反孔子所创立的中庸之道——适度为中。

二、中道的基本思想

1、中道思想是某种德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是某种德性, 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有用性, 人的德性就是使人成为一种善良的、品质好的人。但这不是人类所具有的德性, 在物的身上也具有这种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 德性具有选择性, 它要受人类理性规则的制约。这里的理性规则又由实践智慧决定。他认为, 伦理德性就是关于人类感受和感觉的行为, 有不及、中间和过度的三种情况, 在各种德性之间具有德性表, 过渡和不及都不是美德, 只有中间才是一种美德、一种善, 才可以被称为德性。总之, 中道即是某种德性, 是感受和行为的一种表现。是最高的德性, 也可以说是一种的至善。

2、中道对于人来说是后天养成的理智德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 中道德性不是先天具有的, 是人类后天学习取得的。他把中道的伦理德性称为习惯德性, 道德伦理德性也被称作习惯德性。这种德性是通过后天的培养养成的一种的德性, 在现实生活中培养这种德性获得这种德性就是要通过“习”。总之, 作为伦理的中道德性是由习惯而产生的, 也就是说伦理德性是人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养成的。

3、中道注重德性的自愿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是指在进行道德选择的过程时, 道德选择就是要遵循内心的自由意志。正是因为这种自由意志, 人们不会消极被动的接受环境的影响。德性和恶行都是出于人的目的, 具有自愿选择性, 在道德行为选择中就要遵循中道的原则。德性作为中道德品质就是具有选择的品质, 它受理性规则的制约。选择必须出于自己的意愿, 而且出于意愿的选择必须在我能够选择并且在我们能够进行选择能力的范围内, 就是一种主观意愿的选择。中道具有自愿的特性, 实质上是一种道德选择。中道是正确的在我们能力范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表现, 就是我们意志自由的德性。

4、中道是一种无过度犹无不及的一种状态

中道就是适中、适度、执中, 就是过犹而不及的一种适度状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德性都是为了控制人们的情感和欲望。过度和不及都是错误的, 都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只有适度才是最明智最理想的选择。他所指的“中道”是相对而言, 是对不同的人, 所坚持的度是不同的。不是指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个绝对“中道”。他把中道规定为人们的情感和行为上的适度和恰当。即过度而不及, 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那个中间点, 就是我们哲学上所说的“度”。

5、中道的善是与极端的恶相对立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凡行为共有三种倾向;其中有两种是恶, 即过度和不及, 另一种就是德性, 也就是适中、适度。也就是要遵循中道, 三者之间相对立。其中两种恶是两种极端。它们彼此相反。但它们又和中道或适度的倾向相反。”中道作为一种中间状态并不是来调解两个极端。总之,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内涵比较丰富, 它是德性的本质, 又是本性所追求的目标。处在过度和不及两个极端的恶中间, 又是过度和不及两个相对立的极端, 中道是一个惩恶扬善的原则。

三、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之比较

两人的思想有很多相同点, 例如他们的思想都要求人们坚持中度、持中和执中。反对极端;认为做到中度就是做到“德性”就是一种善。在如何达到中庸或中道的德性时, 孔子认为中庸只有圣人或君子才能做到, 而老百姓要做到中庸就必须通过修身养性, 不断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人们如何达到中道, 就必须经过后天的实践, 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道德选择, 其实质就是一种道德选择的过程。虽然两人都认为中间是最美的德性, 但两人都不是一种折中主义。但由于受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影响二者的思想又有差异在。

1、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相同点

(1) 在政治立场上, 两人提出中庸或中道的思想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提出中和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战争不断的年代, 通过“中和”已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孔子生活在奴隶社会正在逐渐走向解体, 封建社会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下, 处于中产阶层的孔子通过相互宽容、互相忍让来达到和谐。他的思想要求上层社会改良, 要求下层社会做出牺牲, 在思想上表现出了两面性。

(2) 至上是美德。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中庸或者中道思想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中庸或者中道, 只有经过后天不断修养, 不断的修身养性, 才能具有中庸的美德。君子具有中庸的品质。“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君子而时中, 小人反中庸, 小人无忌惮也。”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以至善为目标, 善就是幸福。他认为, 只有合乎德性的才是中道, 中道也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品德, 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中庸之道”是至上的美德。

(3) 思想方法上都强调“中”。在思想方法上, 强调以“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实践过程中, 中庸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的思想, 要做到“时中”或者“执中”并不是无原则的找到中间点, 而是在最复杂的情况下找到最合适, 符合道德要求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 人们在处理事情时候会出现三种不同的情况:不及, 适中和过度, 不及和过度都是两种恶。只有中道, 才是德性。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握好度, 避免走不及和过度的极端, 只有做到中道, 才能达到一种善。

(4) 都反对折中主义。人们都认为中庸和中道都是折中主义。孔子的“中庸”思想强调“执两用中”,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强调“两恶相权取其轻”。折中主义是指为了调解二者之间的矛盾而毫无原则性。中庸和中道都具有反中庸的性质。亚里士多德将事物的发展归结为三种情况:不及, 适中和过度。在进行道德选择时, 在两恶面前, 要“两恶相权取其轻”, 在进行选择时, 要选择接近德性的那一面。总之, 他们的思想都是反折中主义。

(5) 培养理想的人格。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想要培养出具有中庸品质的人, 就是具有“执中”的理想的人格, 要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才能培养理想的人格, 最终目的是要国家达到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中庸的作用通过内在品质表现出来。中道作为一种内在的伦理价值, “中道”是通过行为选择来实现的, 他们都认为“中庸”或者“中道”根本精神是要求人们的行为恰到好处。在现实实践生活中, 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度”超过度就是走极端, 就是一种错误的实践。只有坚持适中, 才是一种美德, 才能培养出具有中庸或中道品质的人。

2、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不同

(1) 德教至上与智德的统一。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偏感性的, 认为天性与人性是相互联系起来的。人性就是与生俱来的。中庸思想既体现了天性也体现出了人性。而人性按照中度的原则去做, 也是上天赋予的。孔子认为要经过德育, 才能达到具有中庸品质的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是偏理性的, 是由于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善就是中道, 认为学习技艺的过程就是追寻中道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强调知德的统一, 统一于德的教育。

(2) 天赋人性论与实践生成论的区别。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孔子主张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庸思想就表现出了天人合一, 人道必须和天道统一。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正好相反, 他认为中道就是至善的美德, 是人类最根本的品德。但其区别在于他并不认为中道思想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经过后天的实践习得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物质的有用性也是一种德性, 不强调天的作用。总之, 中庸的思想强调先天性, 中道思想强调后天的实践性。

(3) 自觉性与自愿性的区别。孔子的中庸思想强调是一种自愿的行为, 人们在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修养的情况下, 其“自愿”的行为必须与和宗法统治结合起来, 在这样情况下, 就不具有自愿性了。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中道就是一种完全遵循自由意志的情况下选择自愿的行为, 中庸和中道在进行道德选择时都具有自愿性。在社会背景不同的情况下, 中庸制度必须与宗法制度结合起来, 就变成了“自觉”的行为。而中道思想是出于自由的选择, 在进行道德选择时就是一种自愿的行为。

(4) 德治和法治的区别。孔子中庸的思想强调“德治”, 而“德治”的思想史以中庸为标准的。孔子认为“法治”只是用来惩罚他们, 并不能增加道德本质。而“德治”和“人治”才能深得人们的心, 才能增加道德本质, 而忽视法律外在的约束性。而亚里士多德则相反, 他的中道思想与法律结合起来。他认为, 在进行道德选择时, 离不开法律的约束。总之,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在进行道德内在修养的同时也意识到法律外在约束的作用。

(5) 全民性和阶级性的区别。孔子的中庸思想史面向全民的, 中庸思想的内容是仁和礼, 要求人们进行道德修养, 要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中庸强调道德的本质性, 和地位家庭没有必要的联系。体现中庸思想全民性和普遍性。此外, 中庸思想讲究天人合一。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他的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等阶级政治论。这种政治论是同地位和家庭联系起来的, 因而中等阶级具有中道这一品质, 中等阶级的统治更加利于国家的发展。

摘要: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在中国和西方的伦理思想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两种思想有很多的异同点, 相同观点在于都要求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 把握好“度”, 避免“过或不及”, 目的均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因两种思想所处国家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 所以又有很多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中庸,中道,孔子,亚里士多德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张燕樱, 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6.

[2]孔子.中庸[M].王国轩, 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6.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彭寿,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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