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共8篇）

篇1：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讨论题

题目：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应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经过讨论，本小组讨论意见总结如下：

一、什么是效率和公平？谈谈你的理解。

答：本小组同学认为，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效率：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的一个简化表达。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具体地说，效率就是人的生产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成本不变，产出越大，效率越高；同样，产出不变，成本越低，效率越高。从管理学角度来讲，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收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效率与投入成反比，与产出成正比。公共部门的效率包括两方面：一是生产效率，它指生产或者提供服务的平均成本；二是配置效率它指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利害关系人的不同偏好。

公平，公平一般有两种含义：在社会学上，公平是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是指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以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这种意义上的公平涉及到要把富者的一部分财富无偿地匀给贫者，因此它有时会和效率发生冲突，影响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学上，公平是指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会均等。这种意义上的公平有利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一般说来是和效率相一致的，相促进的。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而不是内容和结果上的公平。如果只强调这种意义上的公平，而对社会产品的分配不加以调节的话，贫富悬殊和大量贫困现象的存在也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产生严重的负作用。因此，对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应当辩证地动态地来认识。

二、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奥肯定理的含义。答：(1)洛伦兹曲线

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M.O.洛伦兹提出的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它先将一国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队，然后考虑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将这样的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即得到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讲，它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亦然。特别是，如果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人手中，而其余人口均一无所获时，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洛伦兹曲

线成为折线OHL.另一方面，若任一人口百分比均等于其收入百分比，从而人口累计百分比等

于收入累计百分比，则收入分配是完全平等的，洛伦兹曲线成为通过原点的45度线OHL。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既不是完全不平等，也不是完全平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相应的洛伦兹曲线，既不是折线OHL，也不是45度线OL,二十项途中这样向横轴突出的弧线OL，尽管突出的程度有所不同。

将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部分A叫做“不平等面积”，当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时，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HL，OHL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A+B叫做“完全不平等面积”。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之比，成为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G=A/(A+B).显然，基尼系数不会大于意，也不会小于零

(2)基尼系数

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3)奥肯定理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

三、吴敬琏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观点？请说明理由。答：我个人同意他的观点。吴敬琏的观点认为：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归咎于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是缺乏依据，有些片面。我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作用，是经济发展中不可调和的产物。

回顾人类历史，在所有对立的生产方式中，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平。真正的社会公平在于社会成员对生产条件的共同占有和联合劳动，在于消除等价交换、消灭阶级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力条件，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公

平，都只是一定生产方式中的、历史性的、相对的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合同劳动的普遍存在是既定的前提，因此，不可能完全实现上述

意义的社会公平。所谓社会公平，主要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就分配公平来说，只要是坚持了按劳取酬和按要素分配原则，只要是没有出现贫富过分悬殊的情况，都不能说是不公平。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理解发展，那么，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含着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就变成普遍的贫穷，就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就像动物的生存斗争同种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样。历史上所有的对立关系，都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们还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物质前提的。

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条件的改善允许国家加大调节力度。因此，必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实施的某些倾斜政策；不合理的战略思维和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不力；等等。以历史的观点看分配关系，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认为，贫富差距的任何扩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从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市场经济的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体现了现实的公平性。只有体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为造成贫富差距的过大，才属于分配不公。

四、简述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答：本小组同学认为有以下3点：

①政策上的误区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

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②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 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③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

五、解决分配不公的对策思路。

答：本小组同学认为，目前各国大多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方针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我国也应坚持这一原则方针进行处理。为有效地解决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应当切实解决好社会再分配的问题。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出发，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社会性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推进公共政策的转型和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性公共服务。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本质内容。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在初分配特别是再分配中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初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调节，特别注意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不断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参考文献：

基尼系数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关联性分析 庄健 张永光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 第4期万方数据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政策--统筹城乡发展的洛伦兹分析 李陈华 柳思维 《中国软科学》 2006 第3期维普资讯网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范昌年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9 第2期-维普资讯网

应重视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周口师专学报》1996年S3期-中国知网 工商管理12（秋）讨论五组 小组组长:29号 蔡加生 附小组成员名单: 26号肖鄂 27号张子扬 28 号李惜玉 邱升元 31号赵涵号周润天 36

篇2：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2005年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的公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2006年3月，两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由引起对公平与效率的大讨论。许多学者忧虑,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会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较大、贫富两头极端化的后尘。代表性的看法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可以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过渡。并且提出了从税收调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设社会保障、消除政府和强势集团侵犯农民和城市居民利益等方面控制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路和政策建议。对于城乡、居民、地区等三大收入和发展差距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上述措施外，还有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有的认为，要重点发展农村，推进城市化快速发展，来控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从而解决经济和社会中的公平问题。针对上述讨论，结合学习的相关理论回答以下问题。

目的：这是一道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效率和公平的现实问题。让学生理清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理解效率与公平的理论，理解我国实施经济发展政策的背景和时机，增加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加深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解，在工作中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求：

1．要求认真审题和研读第五章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相关内容，深刻理解相关理论；

2．准确描述本题涉及的相关理论内容；

3．认真查找资料，联系我国和世界各国收入分配的实际阐述； 4．字数控制在600字左右。

时间安排：完成微观经济学第五章生产要素价格决定教学内容后实施。解题思路：

1．什么是效率和公平？

2．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的含义。

3．简述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4．解决分配不公的对策。

5．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

答：1．什么是效率和公平？

效率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允许贫富差距,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主义,因为适当的贫富差距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公平就是保障财富的分配原则及过程公平,以减小贫富差距。2．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的含义。

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也译为“劳伦兹曲线”。就是，在一个总体（国家、地区）内，以“最贫穷的人口计算起一直到最富有人口”的人口百分比对应各个人口百分比的收入百分比的点组成的曲线.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配完的平均程度，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

3．简述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

城乡、居民、地区、行业差距在拉大，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决定了这种情况，政府为自己制定分配，不受制约，结果人员臃肿，效率低下，需要招纳更多的人来工作，这就需要增加开支，劳动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大量的行业被政府垄断，肆意涨价、定价，民营企业被压缩在有限的行业中，互相压价，恶性竞争。

4．解决分配不公的对策。

(1)立法。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相应的法律来规范行业收入、差距调整等问题，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2)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解决分配不公问题;(3)尽最大力度消除腐败。

篇3：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自教育部下发《关于当前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教人[1999]16 号) 和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人发[2000]59 号) 文件以来, 全国高校普遍实施了以岗位津贴为导向的分配制度改革。目前学者们针对我国实际情况主要从个案分析、横向及纵向比较研究这两个主要方面来对高校教职工收入分配进行研究。戴玉纯, 罗敬军 (2003)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组织进行的“安徽省高校分配制度改革情况调研”工作, 掌握了省属高校分配制度改革基本情况, 找出了共性、特点和趋势及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推动安徽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工作提出了改革建议[1]。陈天宁, 王雅正 (2004) 结合西安交通大学在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实践, 阐述了高校实施岗位津贴制度的意义、特点以及取得的显著效果, 分析了岗位津贴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完善分配制度的思路和一些建议[2]。周思当 (2007) 在对1999 年以来高校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找出现阶段高校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提出未来高校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公平原则、效率优先原则、激励原则、行业规范原则) , 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构想:分类设岗、多种分配并存的分配模式[3]。操太圣, 卢乃桂 (2007) 在分析岗位津贴制度成效的同时, 突出其实施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并结合了该制度实施的具体情境, 提出了通过政府、市场和高校三者的良性互动使该制度得以完善[4]。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缺少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支撑, 或者相关数据的运用范围不够宽泛。有鉴于此, 本文在研究我国高校教职工收入分配时, 采用问卷调查及访谈法对湖北省高校教职工收入分配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 获取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科学的问卷设计及调查方法, 提高数据的有效度和可信度;在高校无法构建独立的保障体系的情况下, 按照程序正义构建我省高校教职工收入分配的理想模式。

1 我国高校实施岗位津贴制度的背景及成效分析

从高校教职工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来看, 从1949年到1993年, 中国高等教育学校工资先后执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供给制、等级工资制和结构工资制度, 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固定工资。1993年国家对1985年的结构工资制进行改革, 高等学校工资由固定工资和活工资两部分组成。从1999 年,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一批名牌大学率先实行校内岗位津贴制度以来, 全国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都相继实行了校内岗位津贴制度, 以此来作为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

我国高校实行岗位津贴制度取得了较大成效, 改革打破了身份 (如职称) 管理的固有格局, 强调了岗位职责、工作实绩和贡献, 体现了面向未来的人事政策导向, 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许多高校在总结这项工作时认为, 实行岗位津贴制度对于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 建立公平竞争、相互激励和相互约束的机制, 突出岗位职责和业绩在分配中的作用以及在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等方面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高校不仅仅将岗位津贴制度视为一项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也将其视为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改革。岗位津贴实施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促进了教职工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下, 由于工作任务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不大, 教职工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人们对质量意识淡薄, 工作效率低下, 服务意识不强和对得过且过不求上进等现象习以为常。岗位津贴制度在重业绩重贡献和拉开收入差距方面的改革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教职工的观念从领取工资做好工作, 转变为作出优秀业绩、凭借优秀业绩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收入差距拉大和注重业绩考核使人们深切感受到了压力的存在, 也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质量意识、效率意识和服务意识。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 广大教职工进一步认识到实行竞聘上岗, 按岗取酬不是为了制造新的贫富不均, 而是为了合理配置教育人才资源, 优化高等学校人员结构,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2) 建立了重实绩、重贡献、向高层次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岗位津贴设置中, 各高校在收入分配向高层次人才倾斜的政策取向都较为明显, 重点岗位与普通岗位的收入差距在几倍甚至十几倍以上,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才的价值。

2 现行岗位津贴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我国高校现行的岗位津贴制度取得了较大成效, 但是由于这种制度本身仍有着值得完善的地方, 其发展也尚不够平衡, 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本文针对湖北省高校教职员工收入分配状况, 设计了1份调查问卷, 采取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选取我省有代表性的10所高校 (按照985高校、211高校、省属高校和高职高专四个层次分别选取2～3所代表性高校作为重点调查单位) , 以高校普通教师、行政工作人员和其他员工作为调查对象, 以此类别对随机抽取的321名样本进行问卷调查, 收集数据。并通过采用SPSS软件从教职工的纯收入状况、收入构成等多个方面对其收入分配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可知现行岗位津贴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2.1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及激励问题

从职称的角度进行分析, 高校教师的收入水平与教师职称的高低成正比关系。其中, 教授和研究员的年平均收入最高, 平均为6.48万元;其次是副教授和副研究员, 为4.62万元;讲师的平均年收入为3.29万元, 而助教的年收入只有2.56万元 (见表1) 。

/万元

高校实行的岗位津贴制度, 不同的岗位实行的是不同的津贴档次。从本意上讲, 少数人贡献大, 就应该拿得多, 目的是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高层次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这种分配制度对不同岗位的人员的津贴进行了区分, 拉开了距离, 但是许多高校岗位设置的主要依据是“位子”与“帽子”等身份因素, 有些高校干脆将现有职称等级作为岗位津贴的等级。以此为依据确定的岗位津贴标准, 难以客观公正地体现教师的水平和业绩, 人才和知识的价值实际上并未得以真正的体现, 因而造成大部分人员心理上的不平衡, 相应的激励效应减退。究竟如何把握津贴分配倾斜的度才是科学的、适用的, 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尽管近年来的高校分配制度改革, 包括实行岗位津贴制的初衷是希望能够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的政策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但改革的结果并未使薪酬的激励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平均主义的观念并未得到根本转变[5]。

2.2 收入分配中的薪酬结构的失衡

在关于薪酬与教职工目前的实际生活情况的关系的调查中表明:绝大多数教职工对自己的工资水平是不够满意的。其中, 只有为数不多的2.5%的人认为薪酬较高, 生活过得宽裕;37.4%的人认为除了维持基本生活外还有一定的结余;而绝大多数的42.4%的人认为薪酬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支;甚至还有17.8%的人认为薪酬太低, 生活很贫苦 (见表2) 。此调查反映出当前高校教职工的校内收入问题已经影响到其生活。过半的教职工认为校内收入不高, 基本能或者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开支。大部分教职工生活状况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校内收入的高低, 而从许多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 校内岗位津贴在个人货币薪酬中的平均比例均达到50%以上, 有的甚至超过了70%达到80%～90%, 扣除校内岗位津贴的地方补贴在个人货币薪酬中的比例后, 国家工资所占比例仅为25%左右。由此可见, 现阶段, 国家工资因在薪酬结构中比例偏小而没有发挥主导作用, 这是造成教育行业薪酬水平低的主要原因。

根据现代激励理论, 主体的需要和动机才是激励的出发点, 而人类的基本需要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不同层次。人通常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 才会产生更高一级的需要。从以上分析的实际情况来看, 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对教职工较低层次的需要都难以充分满足, 对那些较高的需要则更显得力不从心了。

2.3 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问题

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事哲学、经济学、理学、工科工作的教职工, 收入普遍较高, 年平均收入都在近4.41万元以上;而从事法学、教育学、文学、农学工作的教职工, 工资普遍较低, 年平均收入均在3.72万元以下 (见表3) 。由此可以发现, 不同学科、不同院系的教职工的收入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万元

从以上可知, 现行的岗位津贴制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2]。比如, 某个教师有一个大的科研项目, 因而, 不但个人可以获得较多的科研提成, 而且会得到较高的骨干岗位津贴。此外, 他还可以指导很多研究生, 从而又可获得较多的指导研究生的基础岗位津贴, 而研究生越多则发表的论文就多, 于是又可得到论文奖金, 最后由于各项任务均完成得多了, 年终考核奖金也就多了。但是, 相当一部分从事基础研究或教学工作的教职工则没有这些附加的津贴收入。表3给出了所调查的部分学院的教职工的校内平均年收入 (工资、津贴、科研提成、奖金等) 情况, 可见“马太效应”使教职工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 从高校的长远发展和教职工队伍的稳定出发, 应尽可能避免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

2.4 收入分配中的科研导向与教学质量的问题

在调查课酬在教职工收入中的比重时, 54.8%的样本课酬在校内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小于20%。即使是教学型教师, 只有9.1%的样本课酬收入比重超过50% (见表4) 。由此可见, 课酬在高校教职工收入中的整体比重偏低。

然而, 在调查科研奖励在教师收入中的比重时:总样本中, 72.2%的样本科研奖励在校内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小于20%;但科研型教师的科研奖励收入则相对较高, 只有54.5%的样本的科研奖励收入在校内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小于20%;并且, 存在9.1%的样本科研奖励收入比重超过50% (见表5) , 由此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出科研奖励是科研型教师收入构成中比较重要的构成要素。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 在国内外高校中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高校收入分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对科研普遍的高要求导向以及科研成果对个人发展的重要作用, 使得教师不得不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科研。相比之下, 岗位津贴制尽管强调教学质量, 但是由于缺少有效的考核办法, 使教学质量难以与科研水平同步提高, 甚至停滞不前。教师往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研上, 以达到岗位考核要求。此点看来, 它越来越像是一种约束机制而非一种激励机制, 这实际上背离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初衷。

针对湖北省高校教职工收入分配制度所存在的以上几点突出问题, 并综合教职工对相关问题的建议及对其原因的探讨, 认为现行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一个更合理、更科学、更完善的, 既能体现公平、效率, 又能更有效的调动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的高校教职工收入分配模式才是广大教职工的最终期盼。

3 对完善收入分配管理模式的路径探讨

目前我国高校经费来源已形成政府拨款、学费收入和高校自筹为基本结构的多元化格局, 但政府投入仍然是主渠道;高校教职工收入分配方式呈现出以国家工资、地方性津补贴、校内岗位津贴和福利性收入为基本结构的多元化格局, 岗位绩效工资制成为高校教职工首选的收入分配模式;“政府指导, 高校自主制定”是高校教职工最认同的收入分配管理模式改革方向。

对高校教职工收入分配管理模式的完善及其运行需要适当的条件与保障措施:

1) 收入分配与考核直接挂钩。正确的分配政策必须要有严格的科学考核作为基础。目前的量化数学模型中采用最简单的一种教育评估方法—数值加权方式。实行这种分配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建立健全全面评价教师教学、科研的积分结构。

2) 健全管理权力的约束机制。健全管理权力的约束机制保证岗位薪酬制度的公正、公平、公开。

3) 鼓励教学、科研创新。为了有效地激励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鼓励多出成果, 提升学校教学科研的整体水平, 必须加大教学和科研创新的奖励力度。

4) 应用适当的管理模式。由于各学科的师资队伍的结构与水平差距较大, 岗位设置相当复杂等情况, 决定了学校收入分配的管理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学校应针对具体情况分别采用学校一级管理模式和二级目标责任制管理模式。

5) 加强教代会的职能。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 运用好教代会这种民主、平等协商机制, 就能在薪酬政策制定、薪酬体系设计和薪酬调整时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减少失误, 通过教代会对学校和教职工双向反馈, 在教代会讨论通过的决定, 无论教职工个人还是学校都得遵守执行, 这样就保证了高校的教职工收入分配的公平及效率。

根据《高等学校收入分配情况调查组》的数据显示, 在高校教师的薪酬中, 国家工资、校内津贴、地方性津贴与福利收入所占比例分别是:国家工资占30%, 校内岗位津贴占35%, 地方性津贴占25%, 福利收入占10%。国家工资在高校教师薪酬中不足1/3, 在整个工资结构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在各学校之间, 教师的收入结构差异很大, 校内岗位津贴占总收入比例高的达到70%, 低的不到1%;学校福利收入高的达到44%, 低的不到2%;国家工资在总收入比例高的达到70%, 低的不到20%。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货币化改革的逐步深入, 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养老、医疗保险等福利收入也成为高等学校教职工收入构成中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总体上, 这种多元化的收入分配结构与政府拨款、学费收入和高等学校自筹为基本结构的多元化经费来源结构是相适应的。这种收入分配制度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高等学校财政人事体制改革的进程总体上也是基本一致的。

因此高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在坚持开放性、多元化、激励性、公平性、保障性原则的基础上, 可以采取整合、完善、改进、配套等措施, 在我省建立以各内设机构负责为主的二级目标责任制管理模式为核心, 以一级管理模式为辅助的混合管理模式, 即以基础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为基本结构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 及社会保险与补充福利相结合的货币化福利制度。其目标模式是在深化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符合不同高校发展战略, 以聘任制为基础, 以现代薪酬理论为指导, 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货币化福利为辅, 能鼓励人才创新创造, 具有市场竞争力, 政府指导、高校自主分配, 激励有效, 竞争有序, 科学公平, 调控合理的现代高校教职工收入分配模式。

参考文献

[1]戴玉纯, 罗敬军.安徽省高校分配制度改革情况调研报告[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1) .

[2]陈天宁, 王雅正.对高校分配制度改革的探索与思考——西安交通大学实施岗位津贴制度的实践与效果[J].中国高教研究, 2004, (S1) .

[3]周思当.高校分配制度改革的现状及创新[J].教育与经济, 2007 (1) .

[4]操太圣, 卢乃桂.激励如何可能?——中国高校岗位津贴制度的实践与反思[J].教育与经济, 2007 (1) .

[5]吴卿艳.关于高校校内分配制度的若干思考[J].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6 (5) .

[6]周小葵.高校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财务与金融, 2010, (03) .

[7]Hol mstrom B, Milgrom P.Multi-Task Principal Agent Analysis[J].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1 (147) :24-52.

篇4：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合理调节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决定收入分配结构。而定义按劳分配，是社会作了必需的扣除之后，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主要是按劳分配的方式。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特点（劳动还存在着重大差别，还是谋生的手段），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

不过，我们目前实行的按劳分配的方式同马克思当时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征：第一是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主体，不是社会唯一的分配原则，而是由企业；第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消费品的原则，还不可能在全社会的公有制经济范围内按统一的标准实现；第三按劳分配只能以商品交换实现的价值量所曲折反映劳动量为尺度还而不能以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尺度。第四按劳分配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表现而不是以“劳动券”的形式。

2.收入分配不平衡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国内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加大的形势，特别是东南沿海与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差距大幅攀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45的高度。若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已是相当不平等的差距。除此之外，经济体制不健全，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贫困人口及失业率节节攀升。

上述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必然会引起对国内社会大面积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会使发展丧失本来的意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形成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情形。如邓小平曾指出的那样，“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会油然而生，进一步发展还可能形成社会动荡，使发展从而失去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综上所述，要想保证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安全运转就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而针对我国存在的城乡、地区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收入分配问题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对于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收入分配领域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3.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应对之策

目前，要想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根由有两点：一是收入初次分配的政策缺乏统一和规范，二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例如，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前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但80%的人却只占有20%。

而导致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利用财政税收等手段调节各行业、部门的收入差距，也必须综合治理。尤其突出的是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本来就存在很大差异，而各部门之间的制度外收入又有很大的距离，同一行业内部各收入层次又拉开档次，再加上制度外收入易于偷、逃税，所以这些层次、因素的附加作用更使分配失衡越发地突现出来。

首先，要通过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其次，积极扩大就业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途径。

再次，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要建立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保障体系。

最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还必须加强税收调节的功能和力度。

总之，合理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既要防止两极分化，也不能实现平均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的。

4.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两者的关系是互相制约、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并通过高效率来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去实现分配的公平；另外，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资源合理配置、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尽可能全面地发挥需要收入分配公平合理，也有助于提高效率，树立坚持公平和注重效率的价值观，从而把效率和公平统一协调。

社会主义运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坚持效率优先，公平应当服从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个人收入分配必须坚持体现的。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上，在不同的分配层次中效率和公平的侧重要有所不同。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必须克服平均主义。第二，必须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对我国改革、发展与稳定有着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强调指出：在经济政策上，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后来他又多次指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第三，必须防止两极分化。党的十五大为了纠正某些带有两极分化特点的现象，提出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等。综上所述，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在合法经营劳动的基础上先富起来，再带动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后富起来。

结语

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巨大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制度运行的结果是其中之一，其次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如有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地区差异等种种的问题与现象从某方面来说，是国民经济发展及提高、构建现代主义市場经济体制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经之路，但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也是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结果。但是只要对个人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推动农民收入增加，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消除行业垄断利润等举措来调整与完善分配制度，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我们国家的经济将向繁荣稳步发展又迈进了一步，社会将会越来越和谐，国民经济也越来越强大。（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参考文献：

[1]胡锦涛.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2]孔祥云，刘敬东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3]邓小平文选（第3卷）：139.

篇5：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关键词】收入分配税收调节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社

会问题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收入分配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存在明显分歧。由于依据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个人的思考。

一、关于解决收入差距及分配矛盾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是公认的事实。但目前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社会上也有明显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认为有问题，但并非很严重，收入差距状况及有关矛盾还处于社会可承受能力之内，鉴于部分行业仍存在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也没有关系；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目前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虽然说还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但至少已经到了可承受力的边缘。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大范围的收入差距拉大与部分行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并存。但从宏观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及分配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更加迫切。

从我国客观的收入差距状况看，目前得到社会各界基本认同的基尼系数（城乡合计）测算结果大概在左右。考虑到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对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严重统计偏差，实际差距会更大。左右甚至事实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按照国际上公认的经验性结果，基尼系数超过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动荡。由于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过大，必然意味着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而在近几年，这种扩大则伴随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因此，应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戒。

不仅实际差距状况已经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分配过程中还存在严重的“不公”问题。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寻租、设租等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权钱交易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和非法收入问题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趋势；其次是在再次分配领域，调节平衡功能弱化，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的特征。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严重损害了普通公众的基本利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可以说更为突出，使得人们更无法认同现有的分配结果。

综合各种调查研究成果，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农民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等，有关问题在近些年也已经充分显露。

总之，目前的收入差距状况以及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会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甚至会断送改革前程，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基本政策目标应是：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体制改革等各种有效手段，在不断提高按“效率”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证再分配调节后的收入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调节平衡机制。

二、对近年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估价

鉴于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客观地对改革以来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践进行估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十分重要。从所掌握的情况看，目前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也存在明显分歧。比较积极和乐观的评价认为，虽然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分配格局调整是成功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收入分配体制已经基本确立。批评性的意见则相反，认为分配体制改革虽有不少进展，但问题更多，当前的分配体制及分配格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制约因素，很多矛盾还日趋严重。

篇6：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新华报业网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10日表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这一问题需要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中研究、解决。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10日上午举行主题为“人大立法、监督工作”的集体采访，高强出席集体采访并回答记者提。高强介绍，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它是一次分配，涉及到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它比财政分配范围要大得多。财政的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通过从企业、居民集中的资金再分配给用于民生、国家发展等等方面 高强说，在今年的预算安排中突出解决的是民生问题，对于公众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教育、农业、医疗、文化、社保、就业等等方面的支出，都是突出做了安排。今年的预算报告，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只增长5%，而上述几项涉及民生的重点支出，都大大地高于财政支出平均的增长。这也体现了政府关注民生的一种态度。高强介绍，财政支出至于直接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涉及到几方面：第一，通过提高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要提高城乡困难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直接增加这部分人的收入；第三，还要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水平；第四，还有一些优抚对象，包括退伍军人、老弱病残、农村五保户家庭，通过提高他们的补助标准，也改善他们的生活。高强表示，整个财政支出围绕着增加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和直接提高低收入人群居民的收入和补贴，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1.国民收入分配均存在向政府倾斜的现象，不仅不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而且也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背离

2.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3.政府主导型投资增长促使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但并未带来居民收入的相应增长

4.国家居民获得的社会补助收入付款的支出，总体没有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的获得收益，反而损失对方。

5.证券方面：造成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等“三过”问题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不快，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

6.官员的腐败，贿赂等行为

解决措施：1.整顿市场秩序，取缔非法收入。现在相当多的非法之徒钻体制的空子，在流通及经济领域大发不义之财，专干那些违法乱纪的事。二是防腐败要警钟长鸣。要一下子完全杜绝腐败是不可能的，但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持之以恒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下去，绝不能让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再有成克杰、胡长清之类的贪污腐败分子存在，要想办法从体制上解决反腐败问题。三是要加快经济立法，尽快制定有利于缩小差距的法律

2.“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但又没有落实到具体政策上来，如果再加上“效率优先”，同时，市场经济本身是既讲效率，又讲公平；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恰恰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我们讲等价交换，就是讲公平；有了等价交换，才有竞争，才有优胜劣汰，也才能够有效益。我们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们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篇7：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80年代中期，由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以15％的年增长幅度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但在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期间，随着农村改革的剩余潜力逐渐释放和城市改革加快，同时也由于缺乏农村后续改革措施以及某些政策方面的缺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趋势。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可列举如下：

1．粮食和其他大宗农作物在国内市场的饱和及价格下降。

80年代上半期，由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以及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全国粮食总产量迅速增长，一举扭转了改革前长期以来粮食供应短缺的局面，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没有大的调整，但由于通货膨胀，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粮食价格出现了持续回落。到1990年，粮食定购价格按不变价格计下降到了1985年的78％。

1994年，由于出现了短期的粮食供应紧张和市场价格上扬，促使中央政府连续几年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按不变价格计算，1997年定购价格比1993年上涨了51％，高于1985年价格20％。同时还实行了粮食生产的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省确保本省的粮食供应。这些价格调整给了农民更高的收入预期，鼓励农民扩大播种面积和增加投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从而很快就导致了粮食供应过剩。从1994年到1998年，粮食总产量由4.45亿吨上升到5.12亿吨，大大超过了正常的国内需求；同时由于边际成本上升和某些地方违反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原则分派粮食生产任务，使种粮成本不断提高。

在粮食供应过剩，市场粮价下降，粮食经营部门亏损严重的情况下，实行了粮食购销3项政策，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并且禁止私商插手收购粮食。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农民利益，并扭转粮食经营部门的亏损，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根据过去一个时期的做法，国家对粮食价格的控制并没有起到稳定粮食生产和价格水平的作用。即使国家能够垄断粮食供给，由于无法垄断需求，仍然很难做到保持粮食供求的平衡。相反，由于统一定价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动，常常容易造成粮食供求之间的脱节。这恐怕是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尽管由于2000和2001年连续两年粮食减产和出口增加，粮食胀库的压力已经减弱，但看来数年来累积的粮食过剩还未完全消化。加上因进入WTO带来的粮食大量进口，价格水平不会有大幅度的回升，对小麦、玉米等主要品种来说反而有可能因进口增长而继续下降。由于为加入世贸组织所作出的承诺，我国在2002年的粮食进口配额（关税税率仅为1％）为1831万吨，到2004年将进一步达到2216万吨，这大约相当于国内商品粮市场容量的12％左右。加上非配额的大豆等产品的大量进口（大豆关税税率仅为3％），粮食进口正在大量增加并可能在未来数年内继续增加。这将阻碍粮食市场价格的回升甚至继续压低市场价格，势必导致主要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如果国内粮食收购继续实行保护价格，鼓励农民种粮，势必加剧粮食供给过剩，使市场粮价进一步下跌和大幅度的供给震荡。因此，顺应“入世”潮流，放开国内粮食收购市场，已是势在必行。当然，在粮

食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仍然需要国家保持一定的粮食储备，并通过平买平卖、调丰补歉的方式稳定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同时在短期内，也应当考虑在世贸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的农产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给农民较充足的时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防止进口冲击对农民收入造成过大的影响。

目前若干粮食品种和主要粮食销区的粮食价格已经放开。随着粮食收购价格逐步放开，今后促使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向应当转移到帮助农民调整生产结构，增加市场需要的、附加价值较高的产品生产，特别是要根据我国土地紧缺、劳动力过剩的特点，开发劳动密集度高，而土地密集度较低的产品，例如畜牧和养殖业产品，高营养、无公害食品，推动这些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农村科技推广和产前产后服务工作需要加强。

2．乡镇企业增长缓慢，融资渠道不畅，劳动力转移停滞

80年代，乡镇企业产出以超过20％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10％。尽管其发展速度在90年代明显放缓，20年来还是吸收了1亿农村劳动力就业，这成为当时农村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主要带动因素。

据2000年农村家计调查，农村居民第二、三产业收入已占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44％。但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在90年代后期已进入了相对停滞阶段，其就业人数1996年曾达到1.35亿人，1998年下降到1.25亿人，绝对下降了近1000万人。以后虽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到2000年仍只有1.28亿人，还没有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市场竞争加剧，一般产品市场相对饱和，是许多低技术的乡镇企业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一些地方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改制，减少了企业冗员，也是就业人数下降的一个原因。目前看来乡镇企业发展已经不再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因。

乡镇企业发展的停滞还有若干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融资机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到了强有力的融资支持。这是它们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进入90年代后半期，多数乡、村办集体企业已经改制为个体、私营或股份制企业，在贷款方面不再得到农村基层政府的支持；而同时银行的融资约束明显加强，特别是在市场前景不明朗、风险增加、利率又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大银行对向农村中小企业贷款的兴趣大大降低。

银行商业化是改革的方向，而小企业贷款难也是各国都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别严重，这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密切相关。首先，由于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成本高于对大中型企业贷款成本，利率一刀切就使小企业贷不到款。目前虽然允许某些贷款在一定程度内浮动，但浮动范围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贷款利率市场化虽然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将为效益好的小企业开辟融资渠道。其次，地方性、社区性的非国有中小金融机构在对小企业贷款方面会比大银行更有竞争力，因为它们在获得当地小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方面比大银行有更多的优势，其他经营费用也更低，因此贷款成本可以降低。但由于担心出现金融混乱，对建立非国有金融机构一直有严格的管制，使之一直没有有效地发展，从而也使农村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严重受阻。

为避免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同时应当积极推进金融部门多元化发展。今后，改革金融体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开辟地方性和社区性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有效地扩大对农村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将有利于继续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进展不畅

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开始打破，我国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有了第二条出路，即向城镇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不过，迄今为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只有36％，明显低于大多数与我国处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特别是大中型城市数量有限。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滞后，城市容量相对有限，加上许多城市仍然对农民工进城实行种种限制或歧视性待遇，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一直没有取代乡镇企业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渠道。近些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压力增大。但由于城市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剧增，农村劳动力转移也遇到了新的阻力。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城市化是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在我国，城市化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加速城市化建设将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因此，在促进城市化方面，需要各级政府将政策着眼点从限制城乡劳动力和人口转移，转换到为这种转移提供更多的服务以促进这种转移；同时也需要作好城市规划，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包括开放和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并切实改善城市的投资软环境，推进市场化和法制建设。

今后几十年，我国8亿农村人口、3亿农业劳动力中的大部分将会逐渐转移到城市中来。当然，目前由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不能适应城市对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多数只能进入需要非熟练劳动力的行业，这造成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错位，因此需要尽快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和城乡职业培训，以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

4．农民负担加重

长期以来，农村“吃官饭”的人口不断增加。这些人员基本要靠农村基层财政来负担。超过财政负担能力的部分，各地方只有通过向农民税外收费来解决，农民负担因此大大加重了。农村县级需要财政负担的党政机构和人民团体一般包括政府、党委、纪检、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工会、共青团、妇联等若干套常设机构，通常还会有若干临时性的办公机构，这些机构一旦成立，不管是否有存在下去的必要，都常常会长期保持下去。每次机构改革在削减了部分机构和人员后，经常都会再次膨胀。乡镇一级机构设置也类似。除此之外，农村中小学教师也成为这样的途径，这使许多地方农村教师队伍庞大但素质偏低，成为地方财政负担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问题不解决，目前设计的农村费税改革很难切实推行，农民负担也很难真正减轻，最终将影响社会安定。

篇8：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一、收入分配问题主要缘于调节手段不足

很多人把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归因于经济体制转轨, 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 经济体制转轨固然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 但可能并非实质性和根本性原因, 因为在经济体制转轨国家中也可以找到收入差距虽有所扩大但并不明显、基尼系数并不算高的例子, 如匈牙利、捷克;也不宜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因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也有对收入分配问题处理得比较好的例子。

人们常说的收入分配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分配差距, 主要是指分配的结果;另一个是分配不公, 主要是指对造成分配结果不平等的原因判断, 如机会不均等。这两个问题存在于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所有经济体制和所有发展阶段, 有所差异的不过是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所采用或依赖的调节机制和渠道不同。所以,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要以什么样的调节机制和渠道去应对收入分配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

二、当务之急是构建新的调节机制和渠道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曾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和渠道。这一套机制和渠道的主要支柱, 就是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城市职工八级工资制。在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条件下, 农民剩余的农副产品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统一卖给国有商业部门。在城市职工八级工资制条件下, 不仅城市职工被区分为若干类别, 每一类都由政府规定相应的工资级别和标准, 而且什么时候涨工资、涨多少工资也由政府说了算。因而, 只要把农民的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和城市职工的工资渠道管住了, 全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就基本确定了。

随着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城市职工八级工资制逐步被打破, 原有的调节机制和渠道已不复存在, 要以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和渠道去“换防”。这无疑要经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般的探索过程。迄今为止, 曾经有不少办法先后被采用, 但从总体上看, 由于缺乏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性或适应性不够, 这些办法大多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调节机制和渠道的重新构建问题, 始终未能获得根本解决。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能否找到适当且有效的调节机制和渠道?随着实践的深入, 人们的认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调节收入分配的担子已经不可能指望曾经行之有效的传统行政手段来承担。法律手段如实行和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等, 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 但毕竟是有限的、辅助或补充性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有较大作为空间的, 主要是经济手段。

在理论上, 收入分配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初次分配是基础环节, 基础打不牢, 其他便很难谈起。但这一层面的问题多属于市场体系, 政府的作用空间相当有限。政府既不能直接调整非国有制企业的职工工资, 也不宜过多干预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政府所能做且可见效的, 至多是规范市场分配秩序。除此之外, 可作调节之用、具有调节之效的经济手段主要来自再分配层面。

再分配的实质就是调节过高收入, 用从富人那里得来的钱去接济穷人。在现实的中国, “济贫”似乎不难, 因为毕竟有机制、有渠道———在既定财政支出结构的框架内, 完全可以在不动存量、仅靠增量 (呈稳定增长之势的财政收入) 的前提下, 实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援的目标。相比之下, 调节过高收入则有难度, 因为这既缺机制又缺渠道。政府所能运用的调节过高收入的手段基本上就是税收, 而现行税制体系下的税收显然胜任不了这样的使命。

就整个税制体系的布局而言, 税收调节过高收入的功能要同直接税而非间接税相对接。综观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的格局可以看到, 在由18种税所构成的现行税制体系中, 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在内的各种流转税收入占到70%左右。且不说流转税终归要通过各种途径全部或部分转嫁出去, 税收的最终承担主体难以把握, 单就其被归结为累退税 (高收入者所纳税款占其收入的比例反而少于低收入者) 而言, 可能它所带来的调节作用也属逆向性质。

就直接税的布局来说, 目前能够纳入直接税体系的主要是处于流量层面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2009年, 两者的占比分别为21%和7%。尽管企业所得税也具有调节功能, 但它调节的毕竟主要是企业或行业, 而非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本应充当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 但由于所占份额偏低, 其作用极为有限。不仅如此, 在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的条件下, 将个人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分别就不同类别征税, 甚至分别适用不同的税制规定, 而不是在综合计算其所有收入的基础上实施调节, 其有限的作用就又被打了折扣。

作为直接税的一个重要类别———处于存量层面、针对居民个人征收的财产税, 仍是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的一个空白。这又意味着, 面对由流量和存量两个层面所构成的收入差距, 现实税收所能实施的调节至多触及流量, 而不能触及存量。鉴于存量是基础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流量, 可以进一步认定, 现实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只能触及皮毛, 而不能牵动筋骨。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判断:面对日趋严峻的收入分配形势,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健全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和渠道。由重新构建机制和渠道入手, 谋求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有所作为, 是我国当前必须作出的一个重要抉择。

三、打造功能齐全的现代税制体系

按照现代税收的功能标准, 跳出相对偏重税收收入的单一功能格局, 构建一个融实现税收收入与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功能于一身的功能齐全的税制体系, 是必需的。而构建这样一个税制体系的出路, 就在于增加直接税的份额。这需要通过启动一系列增加直接税并相应调减间接税比重的税制改革, 调整并重构现行税制体系的总体布局。

增加直接税份额需要创造条件, 将已经纳入税制改革规划但久拖未决的直接税项目付诸实施。这至少包括两个税种:个人所得税和物业税。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要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之路, 是早在“十五”计划中就已确立的改革目标。然而,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主要是由于在税收征管上有难以跨越的障碍, 我国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时至今日, 收入分配的严峻形势已经不容我们再拖。故而, 尽快推动一场税收征管上的深刻变革并由此打破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重障碍, 让建立在综合计征基础上的个人所得税制“落户”中国, 已成为迫在眉睫之举。

物业税之所以总是与“开征”二字相连, 是因为它是被严格界定为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房产或房地产所征的税, 而这样的税种在现行税制体系中并不存在。从2003年10月将其纳入税制改革规划至今已有七年时间。七年的“难产”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是将其作为抑制房价的手段还是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都难以成为开征物业税的充足理由, 都难以扫清开征物业税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只有在将其置于解决当前收入分配矛盾之中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手段加以使用时, 开征物业税才有可能获得广泛支持。一旦物业税开征并由此为遗产税以及其他属于财产税系列的税种铺平道路, 那么, 结束我国现行税制格局中财产税缺失状态, 从而建立起从收入、消费、财产等各个环节全方位调节收入差距的现代税制体系便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