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精选6篇）

篇1：《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历时俩月，终于读完了。很多东西读的半懂不懂，书到用时方恨少，书读的少，看大家写的东西就颇吃力！中间实在读不下去，就掺杂读些不吃力的，算是一种变相偷懒吧！

吕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给出相对客观的剪裁记录，对于一些集体认识有偏颇的公断，亦在合理推断的基础上予以指出。读来颇受启示！

吕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读书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同人传为美谈。《中国大历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

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篇2：《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在黄仁宇先生的自序中，他也提到了大历史——采用综合的治学方法来看历史，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尽可能扩大，如以一个世纪或朝代为基点，发现它们之间的纵横总体联系，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因此《中国大历史》这本书虽说是以大历史视角观察长时段的中国历史，大开大合地讲述了从夏商周到现代中国的几千年历史起落，却没有太多的史料堆积，也没有太多的细节描写，而是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在古代中国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探索历程中，是什么让华夏古文明延续到现在而没有分裂，这种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黄仁宇先生在文中都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为此，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做简要阐述。

第一，是什么让华夏古文明延续到现在而没有分裂？

1、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中国的农耕方式是自给自足，小自耕农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虽然分散，但农耕方式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了流动，也使得统治变得容易起来，各地的官僚可以随意调任，中国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农村集团”，使得这种基层组织稳固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

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深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的组织，这也是那些入侵的非汉族在来到华夏大地后，不约而同地大部分采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文字等的原因。

2、地理与政治因素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有了分工合作，慢慢形成了国家。

按照作者所言，纤细黄土示意耕种，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这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农民，统治阶级便于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但这样分散的小个体在面临自然灾害等困境的时候常束手无措，这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比如面对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中央能够调度全国资源，来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

第二，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篇3：《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关键词：《两汉州制新考》,两汉州制研究现状

辛德勇先生的《两汉州制新考》行文缜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十余万言，可谓体大思精。全篇除引文和结语外，共分为九个部分，并以小标题的形式概括出每一部分所要论述和解决的问题。

一、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

作者介绍了两汉州制研究的现状，并着重阐释了顾颉刚先生及其高足谭其骧的研究成果——自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对上述结论存疑，认为“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尤其是关于西汉时期州制起源的问题。

二、西汉十三刺史部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述武帝设置十三刺史部的史料当为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然其记载却前后矛盾，以致形成两种说法。其后，宋人吕祖谦又在秉持班固第二说的原则下，依据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关于东汉州制的记载，补充《汉书·地理志》中缺载上属之州各郡国所应隶属的“州”，借以恢复西汉十三刺史部的原貌。徐天麟、王应麟、马端临、顾祖禹等学者也赞同吕祖谦说。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班固第一说与吕祖谦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顾颉刚先生也就此提出三点质疑，并列举了历代学者对这一矛盾记载的解释。然，诸家论说纷纭，大相径庭。于是，顾颉刚先生著《两汉州制考》一文，试图解释这一难题。他将《汉书·地理志》所记诸州州域，统统视作东汉时期的制度;并认为正是因为如此，这部分内容才会与其序论部分所记西汉状况相抵牾。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认为顾颉刚并没有能够合理地阐释《汉书·地理志》的矛盾记载，并对其在此基础上所获的研究结论普遍存疑。

三、“州”的出现和演变

辛德勇先生认为州与刺史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制度。汉武帝所设十三刺史部中虽有十一个部采用了“州”的叫法，但其正式名称却应是“部”，而非“州”。

在东汉卫宏的《汉官旧仪》一书中，最早出现了西汉具有“州”这种区域划分的记载——“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其后，唐人杜佑的《通典》一书中又有“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的记述。由此，可以得出两条结论：其一，因设有九名出刺诸州的丞相史，所以其各自分担的“州”很可能是《禹贡》的九州。其二，汉代存在“州”这一区划应在文帝十三年以前。此外，在元鼎年间的诏书中又相继发现有九州的称谓，由此可以确认，至迟从文帝十三年起一直到武帝元鼎年间，汉朝应是将《禹贡》的九州区划付诸朝廷的实际政治管理。

然《禹贡》只记九州，而武帝在设置十三刺史部时却使用了十一个州的州名来作为刺史部的名称，这说明九州在后来发生了变化。

《史记·天官书》和《星经》两部史料共同载有十一州之名的内容。此外，书中还提及“江湖”“三河”等名。经考证，除雍州州名仍与《禹贡》相同而未改作凉州外，其余十个州的名称与武帝十三刺史部中的“州”名完全相同。而“江湖”乃指吴国故地，隶属于扬州。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天官书》和《星经》都视“三河”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俨若一州之地。假使再加上与之并列的十一个州，即与司马迁所记十二州制相合。假若姑且以“中州”作为三河所在这一区域的州名，则西汉继《禹贡》九州之后所划分的十二州便应为：兖州、豫州、幽州、扬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中州、荆州。

四、“刺史”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

在这一部分，辛德勇先生首先认证了刺史一职在设立之初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简言之，刺史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地方郡级二千石官员是否有违法乱纪和处置失当的行为，以及豪强地主是否欺凌百姓、违法占有田宅等六条。而刺史部也随之被视为行政监察区。按照《通典》的记载，汉初丞相史出刺的各州，在当时即属于监察区的性质。这与后来武帝设置的十三刺史部已无本质差别，只是丞相史一职不常设罢了。

此外，由于州制出现于文帝十三年朝廷派员出刺诸州之前，因此在这之前，“州”被看作是监察区以外，很可能是一种视察区。文帝十二年在“除关无用传”之后，刘恒曾派遣谒者代替自己视察地方，劳赐三老。这些视察行为都是在丞相史出刺诸州“不常置”的情况下，帝王另行派遣其他官员来进行的。可见，西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和天子派员视察地方的制度是平行的，切不可混为一谈。文帝十三年，派遣丞相史分州出刺诸郡后，这种九州视察区实际上便已经与监察区合二为一了。

五、“九州”到“十二州”的过程

九州改为十二州应当发生在自武帝元封二年秋汉廷设置益州郡时起至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时止的三年之间。

由于秦汉两朝皆依赖关中地区吞并天下并在此建都，加之受到五服制度以长安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影响。因而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极为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其核心内容便是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特别是中原地带。而关中和关东的分界线则在黄河南流河道——崤山——豫西、鄂西、湘西及其南延山地一线。

武帝元鼎三年曾对汉朝的地域政策和大关中布防方略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而这其中最突出的举措便是“广关”，即将大关中区域的北部疆界向东推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向东南推进至滇桂、黔桂间的山地一带。以此来扩大关中地区的范围，增强朝廷依托关中控御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汉廷除向东大幅度扩展之外，迄至元鼎年间，还分别向西北、西面、西南三个方向延伸。此外，汉朝在关中以外的疆域也有颇多斩获——取得了南越、东越以及朝鲜等地。为了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图：

此外，辛德勇先生还结合考古材料着重论证并分析了“惟汉三年，大并天下”瓦当的具体因缘。他根据时人“不冠年号、只称年数”的纪年特点，打破固有思维中对汉代通行纪年形式的传统认识，并通过排查、甄别相关史实，考证出此瓦当应制作于元封三年，用以纪念和赞颂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而其中“惟汉三年”的“汉”字则应是为了表明此三年乃是当朝汉家天子的纪年，以便与并世诸侯王所用的王年所相区别。

由此可以得知：大关中区域范围的迅猛增长以及“大并天下”后整个西汉疆域的大幅度拓展，使得西汉王朝的地缘政治格局，较诸其开国之初，产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一变化，正是汉武帝改行十二州的地理背景。

六、十二州与十三刺史部是既有区别又相互交错重叠的两套区划

辛德勇先生从汉代州制演变的角度，在确认汉初九州于武帝元封三年改为十二州的前提下，认为司隶校尉属区在征和四年之前已经被划作一个刺史部了。而在它之前同一地理范围内所设立的中州，其辖境应包括三河地区、三辅地区以及与之毗邻的弘农郡。

然而，司隶校尉所司掌的职事却不同于刺史部的“六条问事”职能。因而，它也并非是一个与刺史部相当的监察官，故司隶校尉辖区也不可能是监察区，而应被视作是一个专门用于维护京畿地区社会秩序的特别治安区，辖境范围同于中州。

元封五年，汉武帝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有十一个刺史部沿用了十二州中的州名，其间大多数刺史部也基本承袭了原来诸州的地域范围。而未设刺史部的中州则作为独立的视察区存在，由中央直接督责，不再另行派员监察，从而打破了汉文帝十三年以来合为一事的视察区与监察区模式。

此外，汉武帝还在一些特殊地区，突破原有州境的限制，划出了专门的监察区域——朔方、交趾两个刺史部，用以加强对新拓疆土的控制。

十二州与十三刺史部是既有区别又相互交错重叠的两套区划。而汉廷于征和四年在中州设置的由司隶校尉辖属的治安区则是与十三刺史部的监察区相互并行的，在空间上完全没有交错。这样，司隶校尉就成为与刺史部并列的另一高等级政治区域，使得这一层级的大区增加到十四个。

七、“广关”以及增设新州

为了将《禹贡》所规划的九州制与五服制较为合理地融合到同一体系之内，以满足理想的政治地理设计与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的需要，汉武帝在“大并天下”使汉朝疆域空前扩展之后，遂通过“广关”以及增设新州的形式，实现了帝都位居天下之中的构想。具体做法是推行十二州制，并将三河地区划入京师所在的中州，以使帝都及京畿地区在形式上大体接近全国疆域的几何中心，从而基本吻合五服制度的设计和更好地控制东部地区。

在西汉后期改十二州为十三州之前，岭南的交趾刺史部辖地应从属于扬州，而朔方刺史部辖区在州制划分上则隶属于并州。但至迟从平帝元始年间开始，交趾刺史部辖区已经演变成为独立的一州，即“交州”。而西汉王朝也随之开始推行十三州制。

此外，辛德勇先生在明确区分了州制与刺史部制度的前提下利用顾、谭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对汉代诸州及刺史部辖属的地域做了具体的复原，并对代郡、北地郡隶属于并州和鲁国隶属于徐州做了特别的说明。

八、“十二州”的州名

西汉平帝元始五年，按照王莽的建议，汉廷对州制再次进行调整，改十三州为十二州。顾颉刚及其高足谭其骧先生利用杨雄的《十二州箴》来解析汉末的州制，考订出十二州的州名，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雍州、幽州、并州、交州。

九、“九州”制昙花一现

王莽新朝所行州制由于文献记载疏略过甚，加之新莽时期屡屡更改地名，因而目前还很难得出比较切实的结论。

辛德勇先生依据新莽天凤三年五月所颁布的“保灾令”和阎步克等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始建国四年，王莽合冀州、兖州、荆州、豫州四州为一州，并将其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同时又以青州、徐州、扬州、交州、益州、雍州、并州、平州八州环卫京师，实行与《禹贡》所记州数相符的九州之制。

这样规划的州制虽在形式上实现了州制与畿服制的完美组合，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能够施行多长时间。不久即出现了用州域内古国名所命名的部名，取代州名的现象。至于州部之间的关系则因史阙有间很难推断，但可知新朝很快便又恢复了汉末由王莽操持改定的十二州制。

十、曹操恢复“九州”

辛德勇先生在仔细甄别、考证相关史料后认为东汉王朝大部分时间内应是设有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十一州，加上司隶校尉所领一州，共十二州。另外，汉廷还在岭南地区设置了与诸州性质不同的交趾刺史部。至于《续汉书·郡国志》中将岭南交趾地区列为交州，则是由于受到汉末改设交州的影响，而误将交趾刺史部与交州相混淆的结果。面对顾颉刚先生就交州设置时间所提的八点质疑，辛德勇先生给予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其后，辛德勇先生以探究东汉朝廷在岭南地区只设交趾刺史部而不设州的原因为契机，梳理了两汉时期州制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脉络。

至迟在西汉宣帝时期，刺史就已经开始插手监察区内的地方行政事务，即逐渐地方官化。成帝绥和元年，更是“罢部刺史，更置州牧”，使“州”成为了地方最高的行政区域。

建武十八年，光武帝刘秀虽然恢复了武帝时期的刺史制度，但其地方官化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尤其是设立为州的刺史部，其职权已经全面介入属县的行政、人事、司法等各项政事。而刺史实际在很多方面也已经行使了地方政务长官的权力。正是基于此，汉廷为防止交趾刺史据地自重，脱离中原王朝统治才迟迟不肯设立交州，借以限制和削弱其权力。

随着刺史职能向各项行政治理权的广泛扩张，西汉初设州制时其所独有的视察区职能，并逐渐融入到刺史部之中，至东汉时期，已经不再成为区分州制与刺史部制度的内在因素。

中平五年，汉廷再次改设州牧。这使得其作为地方官的性质又一次得到了朝廷的正式认可。兴平元年六月，汉献帝分凉州河西四郡置雍州。建安八年，交趾刺史部改设交州后，东汉正式设州增至十四个。至此，州制也已经覆盖全国疆土。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宣布“复《禹贡》九州”，但仍沿用益州的名称，即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冀州、益州、雍州。

参考文献

[1]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 2009年, p94.

[2] (东汉) 卫宏.汉官旧仪 (卷上) (排印《汉官六种》本) .中华书局, 1990年:p36.

篇4：新中国反腐历史大盘点

第一次反腐告诫 1949年3月5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向全会人员做了重要报告，《报告》号召全党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一次轰轰烈烈惩治腐败的斗争 鉴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贪污犯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

第一个被处死刑的高级干部贪污犯 1951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举行了公审刘、张二犯的大会，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第一部惩治贪污的法律 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一共有十八项条款的惩治贪污法律文件，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保障了当时“三反”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

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准则 199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这一准则共分三章十八条，第一次详尽地规范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这个准则的出台，标志着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中央首次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2005年初，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制定并发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篇5：《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如果说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只是从每个朝代的内部去剖析细节，那么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无疑具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距离感，在粗线条的史料归纳中，将历史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如西欧和美国对比，这种大历史观的着眼点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具现实借鉴和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现代化，古老的文明古国体验到传统落后与现代化失之交臂进而备受欺辱的苦痛，谦虚地求教于西方文明，试图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在一起，融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文中，作者提到了几个关键概念。首先是一种关系，作者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是官僚阶层，下面是农民，二者混同一致，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政治方针、科举，无非是用来符合小自耕农民的道德标准。这种间架结构的社会关系，从早期的周代就已形成，井田制的发明就是一种理想化的上层设计推广到农民阶层，缺少中间的组织和阶层搭建起上下层的交流和互动。其次是一种技术。作者称之为“数目字管理”，即是市场经济社会，让市场占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通过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使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如果没有历史的纵深，我们不会发现祖先们引以为傲的一套社会运行方式其实是落后和低效的，现代化必须靠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再次，是一种蜕变。作者形容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就像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一样，并不容易。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巨型农村集团的朝代更迭，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工商业一直受到压抑，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法律、信用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发展缺少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简单的改革无法实现的。

作者以三大帝国：汉朝、唐宋、明朝形成的基础、过程、功过得失为线条，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朝代的更迭中多有几分相似。贯穿中国专制王朝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地理、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作者概括了三点地理因素：首先是黄土，绵细的黄土使农业快速发展，也带来黄河泛滥的灾难，需要上游地区诞生统一管理的指挥机构治理黄河水道，避免以邻为壑。其次，亚热带季风气候使降雨量集中在夏季，形成了一条15英寸等降雨量线，这条线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联系在一起，为了生存，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使得战争频发，需要强大的政权来守卫。在农业文明的浸润下，与之相呼应的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文化特征。当然，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障碍。

中央集权似乎是每一个朝代开国时要巩固和强化的制度保障。从刘邦到赵匡胤再到朱元璋都无一例外。然而，每一个朝代即将衰亡之际，都出现地方自治和军阀割据的现象，不是中央集权穷途末路，而是每一个朝代的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和调整的自觉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作者提到的一种组织，即社会的中间阶层来优化这种变革。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流血，都是一种悲剧的奋斗以失败告终。

篇6：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来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印象，体会到作者负笈海外转换视角、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良苦用心。鉴于读得有些散漫，而中国历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长，其间奥妙玄机，非著说之人一册黄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册之人一时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识之，进而揣测作者或是没有言尽，宽宥鄙人亦是体尝有限。故此，作者以宏观综合论之，鄙人从小我主观臆想，读史于此册，品读在其外，随着零星感悟，简要、散漫作一读书笔记。

一、本书架构及史学观点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旨在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一）由于负笈海外，授课对象是非本族的异国子民，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在与西欧史及美国史有了幅度与层次上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

（二）对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史实，更多专注于考虑其积极意义及前后连贯的出处，而不以个人之恩怨爱憎当作历史转折点。

（三）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促成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

鄙人在阅读“安禄山的反叛”、“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说中早有影射，不敢确说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确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读史，改作因循本书倡导的“大历史”似的叙述、点评去理解一段历史，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国家（朝代）演进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当时、广泛影响于后世的。

自序篇中，作者还曾自问对美国学子讲解中国历史的意义，史实讲解（以韩非、李斯、始皇等为例），“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作一中外比较（以女皇为例），“尚有何实用之处”？于是阅读过程中，鄙人亦自追问，现阶段捧册读史的目的意义何在，究竟如何读史方能进益的问题也萦绕不去~

二、读史，开眼与壮怀

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一行串讲，特点是宏观看去，择要点说。随书穿越，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之势、民族聚散的转换都在须臾之间，几百年换作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人流群众幻作嬉笑怒骂的脸谱闪过，有秉承的共通之处，也有相异相左的发展。读史读得人百感交集，时而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时而怅然若失默默无语。一些大事件，揽得天时地利人和，机缘巧合顺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艰险危难，乱世逐鹿问鼎，盛世大笔擘划，有的光耀 1

伫立、有的黯然离去，波澜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造物；一些奇物件，大到奇绝的建筑构造小到精细的生活琐碎，教人赞叹劳动者的聪慧与神工；一些对立融通的思想，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佛说禅学、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来…… 当即豁然开朗有所顿悟，一来知识积淀当是慢慢打开了眼界和胸怀的，穿越今古，跨越民族，交汇智慧，拓展思想。再者，有道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读史读得清醒，是否亦可提点当下呢？或有补足和进益之功。

三、游历，丰富且印证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文中读到“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西湖与南宋”、“蒙古人的插曲”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辨识，甚至生出更多遥想和猜度……因此，窃以为读史学史可分四个阶段：初为史实识志阶段，其后博览深入阶段，再者游历丰富阶段，最后致用开创阶段。

四、读史、观史、研史

很久没有耐下性子阅读以史实为依据，并加以专业评判的历史读物了，相较一些历史小说、野史传奇，本书读起来有些艰涩，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读下来，除了对中国大历史进行史实梳理和印象加深外，关于作者的一些新角度观点或综合考量评价虽然让人新奇，作为读者的体悟不足、尚处于一知半解，这或许跟标新立异野史印象已先入为主有关，也间或鄙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积累不足或综合视野狭窄的因素。

如此，倒也促成另一番感悟。史实虽已既定、不可逆转，但随着研读之人知识拓展、视野拓宽、阅历丰富、境遇变化等，是可以常读常新的。于是乎，读史，知识是奠基，尊重客观是基础。观史者，可随个人喜好憎恶品读一段历史，逐渐深入一段体悟，在苍茫天地间、滚滚史轮下寻找共鸣与抚慰。而研史者，礼学心诚，治学严谨，理当作客观解读、综合评判、正确指引，有根有据，有礼有节，有的放矢。

五、学史致用于无形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作者简介

黄仁宇，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最早阅读黄仁宇的书，是曾多次名列畅销书榜前列的《万历十五年》，读罢此书，有一种耳目一新、欲罢不能的感觉。黄仁宇的论述多有大的历史架构，不拘泥于现代论文的写作格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似小说般的呈现，能吸引

广大的阅读群。他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正如黄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所言：“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此次适逢区机关举办“第三届读书活动”，本人仔细阅读了推荐书目中的《中国大历史》一书，感触良多，现将点滴体会写出来，以求教方家。

一、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三万余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

作者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令人耳目一新。

二、在这本书里，作者从经济学角度解读中国历史，得到贯穿全书乃至其史观的“数目字管理”这个核心概念。他以一种现代商业社会应有的机制解说中国历史的瓶颈和极限的确非常有启发，国土面积、人口增长、中央集权等客观因素与统治技术上的相对落后是中国政策目标不能很好实现的关键所在。当然，古代管理水平非常落后、科技水平也很落后、数学也没有产生，有的也只是一些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这些统统都是东西文明的显著区别。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以崭新的视野指出了传统中国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的根结所在。黄先生一再强调中国传统社会不能用数字来管理，指的是旧中国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维。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现象越盛，则实际的技术手段就越受局限。就现今时代潮流发展而言，如果不能摆脱“齐家治国”这类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不能让社会的各类组织延续几千年来对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蔑视态度的根本转变，“富强、民主、和谐”社会的构建，其前景是堪虞的。

三、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危机。由周公开始，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力图通过人为的尽善尽美的组织方案来治理这个老大帝国，但庞大又不按专业技能分科的官僚组织，仅靠教化和纪律来控制，是注定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黄仁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假设多于实践”，“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中国的行政何以不能像西方那样理性化？他以“潜水艇三明治”形容传统中国—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广大农民，将一个个朝代的盛衰，绕开道德评价的怪圈，而转作对一个组织结构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为解读中国历史提供了相当精彩的角度。

《中国大历史》

我固然喜欢历史，可却是个门外汉。有的时候会奇思妙想，万一某个老外问我：“你了解你们国家的发展史么？”完了，我当时肯定蒙了，就像别人问你：“你的名字叫什么“而你不会回答一样的窘迫。所以我一直都想借用大历史的要领，省却细节，对历史粗浅品评一番。实在我的省却是一种偷懒，但毕竟不是做学问，嘿嘿，对细节就不需太过熟识控制，对史料也无需挑转撰辨别，精读正确。

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叙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大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

正如书名所言“mi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细枝末节，而实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

一次偶然看到室友枕头旁有本书，看完作者的自叙后，我更加喜欢读，因为我一直寻求的一本宏观讲中国历史的书，从宏观出发，架构是全局性的，这更是我喜欢的，真是喜上眉梢。就这样悄悄的被我带回老家，经过两周的时间阅读完。

全文没有太多的史料堆积，以文化、地域、体制为主线分析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耕农的农业模式，在抵抗自然风暴、外敌入侵等外界因素上，迫切需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那么大的统一的国家似乎就成了历史发展必须的诉求。然而最终是什么让华夏儿女走到一起，团结起来呢？是文化还是体制？分散、独立的小耕农，以家庭为单位，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流动，使统治变得容易起来。中央集权的体制也就孕育而生，稳定农民，并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儒家文化和佛教的引入，规范了道德观念，教化了大众，进一步健全了和弥补了体制上的不足。使得这一体制，得以辉煌数千年。就算强势如侵的外族，也无法摆脱这一体制。整个古代史，就是一个农业文明的演变，有自己的体制和体系，但最终是无法适应社会文明的发展。当前的中国，仍旧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是农民的国家。怎样走下去，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黄仁宇先生新颖和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有帮助和借鉴的，是本不可多得的历史书籍。不过中国如此悠久复杂的历史，光从几个方面去分析和阐述是很难有定论的！但对于他的宏观叙述还是达到我的最初读此书的目的。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气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

所谓大历史，以我个别的理解，就是广角的历史。以广角从高远处走端详历史，随着细节的含糊，历史的轮廓就越发明确了。使用粗线条来谋取零碎。至于要领自己的效果，我作为一个历史业余爱好喜欢者，尚无资格评说。

一个国家追求内敛，就会停滞。一个人过于安逸现状，就会停止发展。人的成长一定是拥抱变化，改变思想，积极行动最能适应。实际上竞争的结果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最能够适应改变的人生存。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在于他的规则与运行规律也在不停的变化中，我们要积极适应变化。但对于现状经常发生改动，就会给人造成痛苦。思想的改变一定是在事业发展的前面，有了对应能力、素质准备才能够胜任对应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断更新很重要，不断实践向前发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