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通用11篇）

篇1：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由《吕著中国通史》想开去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推崇吕思勉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氏之书“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这些特点在《吕著中国通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里，我就《吕著中国通史》一书的优点做一个简要的探讨。首先，吕先生在写本书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学者的社会关怀意识。在上册文化部分，涉及到的内容是与一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婚姻、族制、财产、赋税、实业、衣食、货币、住行、教育和宗教等，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在研究中重视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像过往的帝王将相史研究一样，把视野集中在上层，尤其是上层的政治领域，这点在同时代的史学家来说是十分罕见的。书中能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而不为其所限，较为全面的研究社会各个层面、诸多领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关于阶级的论述中，既看见了阶级剥削的残酷，上下层之间的不可变动性，又看到了盲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性，对社会的分析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谓“成一家之言”。其次，吕先生在本书中有很鲜明的进化史观立场，弥补了传统史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不足认识。梁启超说“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吕先生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因而“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换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吕著中国通史》“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先生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社会现实为关怀，言论多有创造性。在论及婚姻家庭制度时，纵观历史全貌，语言家庭制度必将改革，男女终将平等：论及政体时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而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本土性与时代性相冲撞而产生的火花。第三，是吕先生打破了通史书写的惯常体例形式而是以专题的形式来编排，易使读者了解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的历史变迁、沿革情况。吕先生在《吕著》绪论中写到：“史学之所求，不外乎

（一）、搜求既往的事实。

（二）、加以解释。

（三）、用以说明社会。

（四）、因以1

2321严耕望，《治史三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１

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传统的通史以断代为限，割断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难以达到推测未来，指示当今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于是先生决定更换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比方说上册第五章“财产”：“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先用鸟瞰的手法，揭示历史上经济制度的大纲，这样读者一看就明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财产所有权的演变情况。

由于通史浩繁，难以全盘涉及，幸而吕先生此书除了博通之外最大的优点便是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在此，笔者主要想针对其中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第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

“军事来说，一直是北方以节制胜，南方以强悍胜，直至东晋时才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21直至三国时期，吴蜀的强守也部分基于南方风气的强悍。“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

3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江南在东晋以前为什么会形成强悍的风气？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由民族的经济方式、共同的生活经历所形塑。强悍风气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经济与文化类型的转变，精于农耕的民族会带有农耕文化的特性，而“强悍之风”则常常用来形容游牧民族或农业欠发达的民族。此观点的提出体现了吕思勉先生的敏锐、会通。但是，仍不能使我感到满足，为什么南方的风气在东晋时期会产生如此宏大的变化？清末刘光汉认为五胡乱华和汉族的南下以及南北水利便利与否是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种解释较为中肯，但是仍没有解释：衣冠南渡在何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南方的文化？南方“闾里小人”与“冠冕君子”是否具有差异性？差异性究竟在哪？“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从颜之推的对于南北方语言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卿相士大夫文化与民间风俗是有差别的，颜之推是如何来评判这种民间与卿相文化间的差异性的呢？“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衣冠南渡，在东晋之朝皆为士族，他们是汉文化的代表，而染吴越之气的闾里小人很明显是指没有完全汉化的吴越之地的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在颜之推看来他们是南方文化的污染源。“在北方剩余的汉族被认为是没有骨气之辈，他们柔顺的与新来的异族杂居一处，后来自然彼此通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晋以来，对江南文化1

2654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绪论p4同上书 P391

3同上书 p412《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

5同上书的称颂，很大程度上是对南方汉化的认可。而北方在五胡乱华以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至少是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汉文化受到“夷狄”习俗的污染及异化，没能得到有效地传承与发展，而汉文化却意外的在南方扎了根。“汉以来特别是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加速发展，这不仅仅是南北要素的物理性相加，而是一种化学反应，即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以江南文化为核心的南方文化兼容混合，最后演化为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正如吕先生所说“内乱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国的，又是驱逐本国人流移到外国去的。”而永嘉南迁大约是先生所指的第一种情况：“外国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数少，而我们移植的人数相当多时，可以把它们完全同化。”

汉化对于少数民族自身来说意味着什么？历史告诉我们：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往往成也“汉化”，败也“汉化”，在接受汉文化之初，异族首领往往显出汉化的励精图治之风，和宽容、极富远见的政治胸怀。如隋文帝、忽必烈．．．．．．然而在该民族被基本汉化后，渐失游牧民族的彪悍之风，不由得显出萎靡之状。这些往往为后来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深感忧虑。“弘历强调，再不能对满人中的无赖之徒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道德水准要高得多，这样的人似乎还值得改造。但随着满人人口数目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渐染恶习，浮靡嚣薄，诸失国初浑厚之风’。这些人‘希图安便’，已经‘几与汉人无异”。在乾隆眼中，深受汉化的满人已经失去了游牧民族自身的诚实、勇敢、节俭、毅力，堕落的与汉人无疑了。这当然不仅仅只是乾隆一个人的忧虑，至少代表着大多数被汉化的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的心声。汉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古代乃至近代常常被用来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它究竟包含着那些具体内涵呢？首先，我们从少数民族的视角来看，至少包括农业耕作方式，及农业剩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活跃的商业。从异族首领对东晋以来被日益汉化遂成最具汉文化特点的江南的又献又恨的态度可见一斑。“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上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以至于达到“牢不可破”之境地。

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首领对于繁荣的商业所产生的道德败坏有着如此深刻的担忧，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也显现出了相同的忧虑。孔子、韩非子、墨子．．．．．．尽管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对于这个背弃三代以上美好品德，一心逐利的社会都显示了不满以及改革的意图。孟子主张“平均地权”，韩非子主张“节制资本”，一个关注农业，另一个则把焦点放在工商业上，然而，本质上都是反对农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伴随而来的兼并和资1

2321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p96

本扩张现象。这种试图把“乱世”扭转回“小康”时代的改革尝试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正如先生对王莽改革的评价中所说的那样：“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稍微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战国以来私有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三代以上的原有社会组织形式，产生出与封建列国时期相异的思想、伦理、经济形式，因而被孔子看做是“乱世”。封建时代是井田制基础上的伦理本位社会，“统治者阶级的精神，最要紧的有两种:一是勇武，二是不好利”。这大约是由社会经济形式与封建时代的贵族政治所决定的。“在政治体制不尽完善的贵族政治的国家中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形，即贵族们虽然富有，却不允许他们任意花费：与节制精神相悖的奢侈是必须摒弃的，因此，在这种国家里只会有得不到任何财富的极为贫穷的人以及非常有钱但不得任意花费的富人”。孟德斯鸠所论述的贵族政治与奢侈的关系在我看来同样的适用于对中国的封建时代的分析，在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的上古时代，很难让人相信纣王能够奢侈到哪里去，无非是喝喝酒、吃吃肉，不要说与后世的皇帝相比，就单单是石崇、王恺之流也必然使其相形见绌、望而兴叹了，可是，为什么就被后世历久弥新的定性为惨无人道的暴君典型，而不可翻身了呢？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贵族政治下的社会保留了“大同时代”氏族社会的烙印，“当此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是征服之族者，拥有广大封地，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变化．．．．．．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多养着一个寄生者罢了”。此社会是谓之“小康”，社会内部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公有成分，并在此经济条件下形成了节俭、互助的时代精神。而纣王的奢侈行为是与当时的伦理道德精神所违背的，自然成为万夫所指的罪恶典型。这也是三代时期的伦理道德的构成要素。春秋时期齐桓公葵丘会盟，相约各国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在政治上维持宗法统治，这些在商业繁荣、资本迅速扩张的战国时期都被看作是匪夷所思的，更不用说打着仁义之师旗帜而终于败北的宋襄公了。达恩顿在《屠猫记》中说过，“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仪式，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中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战国时代的人难以理解宋襄公的行为，嘲笑他痴傻，实际上是不明白春秋时期与之相异的意义体系。封建时代的伦理本位社会向战国、秦汉的资本社会转变，封建1

24321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p89同上书，p65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时代精神过去了，社会阶级以贫富分。商业资本的发展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游士在列国之间奔走，全无道德意识。商业的繁荣、资本的发达遂成为汉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大量剩余）所不能避免的。而少数民族较之落后，往往保留了氏族社会的公有制度，在均贫、尚勇的道德约束下，其统治者难免视汉化为畏途，犹恐腐化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可以相信东晋以来，江南与江北在经济文化上体现出来的对立实际上不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是更深层次领域的发展水平上的历史性差异。

第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显著地差别：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期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时期。”其中，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转变。这又与选举制度密切相关，由魏晋到宋朝，选官制度经历了九品中正法向科举制的转变，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又经历了由带“人格主义”、“抡才大典”倾向的帖经、诗赋向“实务主义”的策论与经义的转变，科举取试成为主要的选官手段。在此过程中，贵族的政治、社会势力逐步消退，直至晚唐诗人刘禹锡有感而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内藤湖南的观点，吕先生在本书选举一章中也做出了回应（但极有可能是不自觉的回应）。“在官吏登庸法上，看做唯一选拔人才之途，怕还是宋以后的事”。内藤湖南主要针对的是唐宋时期选官制度与贵族政治的关系。在魏晋之前呢？追溯到三代时期，选官制度经过了怎样的演变？它与贵族又有怎样的相关性？这些问题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却得到了较好的回答。

“选举制度，在三代以前，是与世袭并行的”。吕先生认为俞正燮在《乡兴贤能论》中对于三代时期的选官制度说的最好。“古代的选官，是限于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也就是贵族世袭制”。一方面上层政权是由征服部落所占有的，不容许被征服部落去染指。另一方面，在士以下之地方，保留了专制制度未兴时期的原有民主制的残余，这就形成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差异，上层政治是世袭与专制的，下层社会却是选举与民主的。“专制政体兴起后，只是把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加于其上，而于此等团体固有的组织，并未加以破坏，所以其首领还是出于公举的，不过专制的1321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译》第一卷，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p10

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p117

政府，也要加以相当的参与干涉罢了”。随着世袭贵族的腐化，主政者开始由乡间选用贤能，这就是《礼记·王制》中所说的制度，“是乡论秀才，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位，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这就使得乡间的选举制度不断地向上层政治领域扩散，如同吕先生所见，政治总是服从于社会的。贵族政治地位的衰退在战国时期达到高潮，“君主和游士相结合，以打击贵族。”这点我们从很多战国时期游士的言论中都可以的到证实，在此不多例举，只举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李斯的《谏逐客书》：“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至西汉之时，遂成布衣将相的局面。

上层政治领域确是如此，乡以下的组织机构状况是怎样的呢？贵族是否就至此消失在中国的政治、社会舞台之上呢？我们以今天的知识来看，当然知道，答案是否定的。魏晋乃至隋唐又重新回到了贵族制，“王与马共天下”君权与贵族权力在可能的范围内达成了又一次的协调。很多学者在论及魏晋时期门阀贵族势力的膨胀时都归结于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但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确立往往是建立在社会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之上的，而不是基于某个天才级的人物的一时灵感，政治作为社会的反应，往往具有滞后性。我们可以猜想，至少在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前，贵族的势力就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要全面了解魏晋时期贵族势力的消长，我们不得不回溯到两汉时期的社会状况。九品官人法规定：在各州置大中正，各郡设中正，依据品行，将所管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并通过乡评在政治上给予相应等级的官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贵族的特殊地位分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两种，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并通过乡评得以体现，后者是通过官评在累世公卿基础上形成的。至于，到底是社会性决定政治性还是政治性超越社会性呢？内藤湖南没有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两汉时期具有政治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一个阶层：“三老”。三老在两汉时具有“非吏而得与比吏”的特殊身份，“三老的这一身份，使他们在民众的心目中，被视为自己身边最具亲和力同时又最具权威（并不一定最具权力）的官方代表，而在国家一方，他们作为国家有意树立并未法令所认可的地方社会领袖，是基层社会中政府可以信赖的首席民意代1

2321同上书 p112《礼记·王制》

表。”这大约是由刘邦创立的。三老是“由国家通过选任程序和相关待遇使地方社会合乎条件的自然领袖（地方豪强）成为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权威。”它代表了政府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地方上起教化的职能，渐渐地，作为由政府所认可的地方性领袖，三老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这种社会性不断地有与政治性相结合的趋势，最终在魏晋时期通过品评郡望而与仕途官职相结合。这与三代时期地方社会向上层政治扩散的情况类似。却对贵族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前者，直接的促使了贵族势力的下沉，后者，却滋长了贵族门阀的振兴。

篇2：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国家要运行，必须要有维持国家机构的人。而获得主持国家机关的人的途径，概言之，有二：一，世袭;二，选举。选举更近于民主。但此一“民主”并不仅仅是“投票”之谓也，此一“民主”确切含义在于有其人得其位。但一旦选举中的漏洞被舞弊者抓住，则选举也不免沦为世袭的工具(钱、势、权的世袭)。

掌握治权的人需具备德、才、学识。但只有学识可以通过考试的方法测试。

赋税

(由于金融财政方面的知识几乎一窍不通，此一章看得云里雾里，大略言之是)初时税收多为人头税(徭役且不论)，而人头税征收的基础在于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到后世国家对于土地控制渐弱而土地兼并的现象愈发严重。以致大量无地的农民仍需缴税。于是至唐德宗而改革税制，实行两税法，人头税土地税并征。再至明神宗时推行一条鞭法，按丁粮征税(按人口所占有的粮食产量征税，也就约略等于按人口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征税。故而吕诚之先生认为此后康熙的新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的摊丁入亩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吕先生认为最合理的税收制度应该是按财产收税。在现代制度中才能够比较现实地实施起来(如所得税)。这应该是因为人进入到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如公司)中，个人的财产状况才比较好掌握。

兵制

(又是一个我一窍不通的领域，但令我感兴趣的是)兵制之于汉民族的气性的关系。吕先生发现汉人之军自汉朝之后就几不能抵御异族的侵略。汉朝尚能以汉人之兵采取攻势。五胡乱华之后就衰落下来。唐初国势虽盛，仍多以夷制夷，以异族制约异族。安史乱后更是频频借少数民族兵力自存。两宋明皆亡于异族。元清则本是少数民族入据。

刑法

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故而在习惯上可逐级上诉直达皇帝，谓之叩阍。

自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律例并行。以先前成案为案例，可供以后判案援引。略似当今英美法系的作法。

实业

当劳动产品的价值无法完全在其生产者手中实现时，便产生了交换的需要。然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难以做到完全地同步，尤其是(在私有制度下)仅仅依靠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或小范围的群体)，根本难以协调。甚至以世界上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来看，即便动用强大的国家力量(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仍然难以灵活、妥善地解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衔接问题。然而商人，正是连接二者的最活跃、最高效因素。吕先生表达出台认为的最理想的商人形象(只存在于上古社会，也可以理解为氏族公社社会)，“商人竭其智力，为公众服务是很可敬佩的。”(P188)然而在私有制社会里，商人却与生产者、消费者鼎足而立，各各相互算计。

货币

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在北宋时已经由中央政府发行纸币。但根据吕先生的考证来看。中央政府苦于没有明确的货币理论做指导，没有有效手段调控货币流通。最显著的后果即是无力稳定币值，常常是一个新币种刚刚发行即告贬值。纸币的不稳定势必无法赢得必需的信用。老百姓不完全信任纸币，就会求助于金属货币甚至实物货币，从而造成币制的混乱。迫于形势，在明朝时，政府就取消了纸币，仍旧使用金属货币。

衣食

P216：据现在社会学家的研究，(按：衣服的发明)则非由于以裸露为耻，而转系藉装饰以相挑诱。因为裸露是人人所同，装饰则非人人所有，加以装饰，较诸任其自然，刺戟性要重些。

住行

一般讲历史的都说，自宋以来，市民文化逐渐兴起。然而从吕先生转引顾炎武《日知录》的议论来看，自唐以后，公共建设的事业反倒渐渐败坏下去。首先城市规划方面，唐朝的城市商业区被明确标识出来(同时也被严格限定)，到宋时则没有(此一点我们尚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解释)。其二在唐代，建筑大多非常宽敞，城市街道也宽阔笔直;后世的城市的城市则多不如(可以北平为后世城市的例子)。其三唐时驿站大多环境优美，配以竹木池园;后世则只是个简陋的落脚的地方。其四唐代城市之外驿路上的主要桥梁和路旁的绿化都由国家负责，后来都废弛了。

教育

P264：陆深《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三百十九年，西历593年。《敦煌石室书录》有《大隋永陀罗尼本经》，足见陆说之确。唐代雕本，宋人已没有著录的，惟江陵杨氏，藏有《开元杂报》(七叶。)日本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号。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西历655年。)《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民国纪元前九百八十年，西历932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刻书之始。历27年始成。周太祖广顺三年。宋代又续刻义疏及诸史。书贾因牟利，私人爱好文艺而刻的亦日多。仁宗庆历中，(民国纪元前八百七十一至八百六十四年，西历1041年至1048年。)毕升又造活字。系用泥制。元王祯始刻木为之。(明无锡华氏始用铜。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铜制。……据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本。)

学术

先秦诸子有两大源头：一、上古宗教哲学;二、诸子出于王官。因其出于王官，则一、有王官的思想传统;二、从职守的角度出发救时之弊。

秦朝想回复到上古政教合一的状态(以吏为师)，旋即失败。

汉朝先取黄老之学，后独尊儒术，儒分今古两家。略言之，则今守师说，古骋新见，两家相排，其学渐琐屑，而儒家内部要求得意忘言的趋向于道家相融合，遂成就魏晋玄学。而玄学兴盛又为佛学传播准备了条件。

佛学最核心的问题在争迷悟，即在于对世界做净观还是不净观。净观即是观空观苦(由此可说是佛学的认识论)。

宋学排佛首先便要在佛家的认识论外开辟出儒家的宇宙论(周敦颐、张载、邵雍三家)。到后来争论则落到心物关系上，朱熹主张由物及心，陆九渊主张由心及物，王守仁则主张心物一时俱在。

宋明儒只求义理，被清人目为粗疏。于是兴起考据之学。考据只是方法问题，没有义理支撑，最终只好流于混乱浅薄。到后来又有今文经学的复兴(如康有为、廖平)，再往后就是西学的闯入。

P271：儒家之遗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义不传，所得的多是小康之义。小康之世的社会组织，较后世为专制。后人不知此为一时的组织，而认为天经地义，无可改变，欲强已进步的社会以就之，这就等于以杞柳为杯棬，等于削足适履，所以引起纠纷，而儒学盛行遂成为功罪不相掩之局。

宗教

佛教入中国，或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回教(伊斯兰教)未详考。

火教(袄教)于南北朝时入中国。摩尼教于唐时随回纥人入中国，后改称明教。(陈垣《火袄入中国考》)

__于唐贞观十二年，西历638年由波斯人阿罗本(Olopen)带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称景教(陈垣考)。

篇3：《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史前史、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民国时期。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的是司马迁忍辱写《史记》这个内容。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朝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了司马谈的官职，并且牢记父亲嘱托，一定要完成史书。一次，因为司马迁为一位将军辩护，所以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他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史记还没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这样，他忍辱负重，发愤写作，整整用了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前无古人的著作《史记》。

读到这里，我被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感动。又想到了国家体操队的队员们，她们一个个在赛场做出优美、轻快、高难度的动作，可又有谁知道在这成功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少汗水。跌倒了多少次，摔倒了多少次。用一句谚语来说最合适不过了，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篇4：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读历史?

《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是为了更好的预测未来。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斯莱德说，熟知历史，使我们知道人这种动物能干得出什么事来，使我们对未来更有想象力。

《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当年明月说，不能以史为鉴，但是历史很有趣。

而一代通儒钱穆先生是这样说的。

第一，当信任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第二，所谓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第三，所谓对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历史之最高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却与古人。

第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必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2，

钱穆，字宾四，出生于清光绪年间，一代通儒，具有“一代宗师”“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等称号，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先生曾执教于国内一流大学，包括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1950年于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学作品，出版近80余种，可谓是著作等身。

在北大教授“中国通史”期间，他与胡适均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有“北胡南钱”之称，后来，将其教授的“中国通史”内容整理成书，名为《国史大纲》，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材。

“中国通史”曾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香港新亚书院三度开讲，在北大教授四年，除本校学生外，许多外校学生慕名而来，课堂每每人满为患，可谓是盛况空前，西南联大亦是有过之无不及，钱先生上讲坛无路可走，需要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

3月由钱先生的学生叶龙整理出版了《中国通史》，此书可视为《国史大纲》的课堂版，因为有五十万字的《国史大纲》在前，又因是课堂内容的整理，故《中国通史》偏重简约，要言不烦，全书十万余字。

《中国通史》按时间主线叙述，自神话传说起(皇帝、蚩尤)，一直到孙中山辛亥革命胜利成立中华民国均有讲述，内容涉及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

全书共分为十篇，各篇或讲一个王朝(第七篇、第八篇)或讲几个王朝(第一篇、第二篇)，总之叶龙先生既能还原当时真实的上课场景，又能秉承要言不烦的原则记录课堂内容。

3，

书中对钱穆先生独到的历史解读均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例如钱穆先生认为王莽并非篡位而是禅让，原因有必然和偶然两个方面。

必然方面，王莽是读书的贫苦子弟，并非伪君子;王莽的太太打扮简朴，可见王莽并无做王之意。

偶然方面，如果王莽的姑姑早死，则王莽不能出头;太后傅氏如果晚死，则王莽也不能出头。

所以，钱穆先生说，王莽并非处心积虑，亦非篡位，即使假装数十年，亦极伟大。

钱穆先生除了对历史有新的解读之外，此外对政治、经济、文化、对外政策亦有评述。

在对待匈奴的政策上，钱穆先生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秦始皇对付匈奴筑万里长城，采取防御政策。

第二，汉高祖刘邦以后，因为建国初期，国贫兵疲，故采用和亲政策。

第三，汉武帝时期，采取挞伐政策，一直将匈奴追至西域，最后逃至罗马，西人称为“黄祸”。

第四，唐朝时期则是本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各少数民族融为一家，甚至任用少数民族将领，大名鼎鼎的安禄山就是突厥人。

第五，之后的王朝已无汉唐雄风，宋朝时有“靖康之耻”明朝也有“土木之变”，元和清就更不用说了。

4，

《中国通史》讲授于国难之秋，外患刺激，巨变的生活环境，使得钱穆先生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这种思想贯穿于全书的始末，最终凝聚成充满了人的自觉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为纲的中国通史。

篇5：《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中国的历史漫长而悠远，期间发生的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错综复杂，头绪繁多，我很难找到入门之经。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创建了“通史”这种题例，即在一定的历史观的指导下，通过通俗精练的文字对中国历史进行现代的诠释，是我在较短的时间里理解中国历史的理想书本。这本书力求在真实性、趣味性的启发下等方面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并通过科学的体例与创新的方式，全方位、新视角、多层面的阐释历史。

全书共分华夏源头、中原争霸、九洲二统、离析与交融、乾坤与变幻、王朝与更迭、民主与新生七个章篇，同事辅以近两百幅精美图片和多个知识版块，精彩扼要的勾勒出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精炼简洁的文字，多元的视觉元素，全新的视角，科学的体例和创新的版式设计有机结合，帮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和一个崭新层面考察历史，感受历史，思考历史。

篇6：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中国通史》这本书写的是从有人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事。在古代，俗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代就是这样，几个国家在中国分布着，过不了几十年总会有人统一中国，统一的那个国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又会有人造反，又会分成一块一块的。 在封建时期，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当然，那时也有许多流传千古的名人，如周朝姜子牙，秦朝敢刺秦始皇的荆轲，汉朝大将韩信，三国时蜀国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唐朝进谏名人魏征，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太多了。

再说革命吧，中国革命非常壮烈曾有很多人为革命而牺牲，很感人。翻开革命史，会看到一个小战士拿着炸弹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一辆坦克。还会看到那两万八千里的长征。还看到了什么?那时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我们怎么能忘了圆明园的漫天大火?怎么能忘了葡萄牙跟占领我们美丽的台湾?怎么能忘了南京大屠杀?忘不了!忘不了!永远忘不了!!!!

最后，让我祝福，中国的明天更美好!

篇7：全球通史读书笔记

在人性本私的历史中，历史的主体是人以及人组成的不同群体，而在他们的活动中，生存以及更好的生存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则。再养一场生存游戏就像是一场博弈，可以用博弈的观点来透视历史上的生死存亡是十分合适的。读史让人明智。在博弈的视角下的全球通史中，获得利益是所有具有理智的人都追逐的目标，而力量则是获得利益的最大保证。

再看到社会的起源这一部分时，想到了一个网上流传的故事，正好十分的形象。

实验人员把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头上有一串香蕉，旁边有个装置一旦侦测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向笼子。后来实验人员把其中的一只猴子释放，换进去一直新的猴子A。A看到有香蕉便立刻要去拿，结果被其他四只猴子狠狠地揍，因为其他猴子认为A会害他们被淋到。如此以往，每只旧猴子都被一个个换出去了，笼子里的猴子都不敢去动那香蕉，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动香蕉的猴子会被狠狠揍。这就是道德的起源。

实验继续，人员改变了装置，水只会喷向想拿香蕉的那只猴子，人员又换出了一只猴子，换进了一直特别强壮的猴子C。C当然看到香蕉也是马上去拿，其他四只猴子想要揍他，结果被强壮的C狠狠揍了。于是，C拿到了香蕉，也被淋湿了。其他四只没有香蕉吃也比较开心，毕竟没被淋到。后来C发现只有去拿香蕉的猴子会被淋到，他就强迫最弱小的A替他去拿。其他三只更加开心起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于是5只猴子分成了3个阶级。这就是阶级的起源。

读到这样一个故事便没再忘掉，反观史书上复杂的理论来解释道德、阶级的起源。这样一个故事是我所想到概括这两个起源最好的方式。

再来分析一下。这个香蕉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利益，猴子们追逐香蕉，便体现了人类自私的天性———趋利避害。

就像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假设的人类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工业、知识、艺术、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与狼一样，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每个人都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企图占有别人的东西，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敌人。而为了摆脱这一状态，便会聚在一起有了新的契约，这就是国家的形成。理论上说，国家和道德都是为了使人类走出战争困境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特点就是赏罚。通过法律来制约，是新的社会的诞生。

篇8：《全球通史》读书笔记

今年阴差阳错，看了不少历史书。过年回家时，为了打发车上的时间看完了《文明之光》第一册和第二册的一部分，看完了台大公开课《秦始皇》。过完年，读书会上读了小伙伴推荐的《万历十五年》，这回花完两周时间看完《全球通史》。在书的编写体例上，感觉介绍世界历史的书籍更注重历史进程的叙述，在宏观上归纳分析文明发展的轨迹。而中国历史更强调王朝制度，历史人物的细节刻画。当然，这也许也和书的编写体例有关。毕竟《万历十五年》本身也只是讲了一位皇帝的生平，而《全球通史》则是放眼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所以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全球通史》一书大致是以时间为顺序，将人类文明分为史前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进程来叙述。在每个历史发展时期，又分地区介绍了文明的发展进程。总体来说是一种纵向的框架，读完之后对于人类文明的演化会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认识。但作为一篇读书笔记，我想从横向来提炼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规律一：加速发展 人类在农业文明之前，作为食物采集者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万年。进入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其中大概经历了1万年时间。而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距今两百多年。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回首100年前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与那时简直有天壤之别。文明的发展不是匀速，而是加快发展的。其中的原因我认为有两点： 外部动因 文明最开始是在世界各地独立发展，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当自然环境已经不能承载人口的增长，于是内在产生了创造和发明的必要，外在产生了侵略战争的必要。内在动因让人们找到提升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外部战争促进了文明间的交流，文明发展的进程也就大大加快了。这一观点的证据荷兰的兴起。荷兰在大航海时代初期是欧洲小国，由于当地农业发展的条件不好，于是人们都十分乐于发展贸易。但是由于荷兰并非海上强国，紧靠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完成大宗贸易。所以，荷兰人发明了股份制，也就是现代公司的雏形，通过这一方式荷兰很快成为海上强国，并且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内部动因 这里的内部动因主要指的是人们思想领域的不断解放。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在旧石器的部落时代，个人归属于集体，人们的思想是毫无自主性的，所有人听命于部落首领的指示。后来进入封建社会，宗教大行其道，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不过此时，宗教已经比之前的巫术好得多。毕竟它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并且传教士也大多是有文化的人，有时宗教甚至还赞同进行一定程度的科学研究。最后当理性最终战胜宗教，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方法时，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一次次工业革命也就伴随而来。当物质极大丰富时，人们开始思考人与财产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进而现代政治领域的“自由，平等，公正”这些构筑我们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石也就出现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科学的进步。但是，当人们真正采用实证这样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时，也仅仅在几百年之前。思想解放的进程往往缓慢，而且伴随着痛苦。但是当人们突破之后将带来巨大的进步。规律二 没有永远的强和弱 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文明的发展可能比西方都要强大，这种强大持续了好几千年之久。在历史上，尽管有诸如蒙古和女真这样的蛮族入侵中国，但最后都被中国文明所同化。从政治制度来看，西方封建社会长久以来都是贵族和宗教掌握国家命运，内战不断，王朝更替更加频繁。中国采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很早就打破了贵族阶级的专制统治。到明朝，设置内阁大学士，文人竟然能够很大程度上限制皇权的作用。如果大胆设想，我甚至觉得如果任其发展，中国说不定也能顺利过渡到民主制度。但是，历史的发展已经不可能让各国故步自封。西方通过短短几百年时间就赶超了中国，并且逼迫中国接受了自己的一系列文化，不得不说，历史不是线性发展，强弱对比可能瞬间就会发生反转。人们总说地大物博是中国的优势，但是面对大航海时代以来迅速的全球化浪潮，中国体制的稳定和文化的深厚反而成了顺应时代潮流的阻力。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是经过几千年的细致打磨，一些深入骨髓的观念已经很难根除。而且伴随几千年的文化优势而来的是显得过于自负的文化优越感（甚至今天仍旧如此），这进一步阻碍了文化发展的步伐。反观西欧各国，历史上反复遭受着各种战乱的侵袭。封建时代唯一称道的文化成就，可能就是文艺复兴了。但是也正是因为战乱不断，统治阶级不断更替，人们没有根深蒂固的“效忠”或是“等级”观念。当商人阶级兴起时，贵族阶层和宗教势力尽管有意打压，但是终究不成气候。战乱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商业的带来了远洋贸易的兴起。个人财富的扩大带来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改革又进一步扩大了国家财富。西欧各国由此兴起。可以说，西方发展很大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文化终将在交流中融合。西欧各国率先抓住了时代变革带来的机遇，于是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规律三 人性转变 每个时代的人都带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人们以部落为单位聚居在一起。人们的生存依赖着集体的需要，所以个人的意义在集体中是微不足道的。那时的人们没有等级，只有协同合作的集体观念。后来进入农耕时代，物质出现富裕，不再需要每个人参与的辛勤劳动，于是阶级出现分化，氏族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成为贵族和神职人员。后来，大航海时代来临，西方国家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又得到进一步提高。伴随着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人们开始摆脱宗教和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开始重视私有财产，并且开始思考国家存在的意义。民主社会渐渐诞生了。但是资本主义也对其他国家进行过掠夺和殖民。罪恶的黑奴贸易，对北美印第安人近乎种族灭绝的驱逐，又让人们重新开始思考文明进程对人性的影响。我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人性本善还是本恶？金钱是否是万恶之源？这本书中给出的观点是：人性是一张白纸，环境才是改变人性的关键因素。从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带来人性向善的转变。当物质文明产生极大发展之时，精神文明却往往处于落后。甚至我认为，物质文明不一定会带来精神文明。古人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长久以来，我也认为物质的极大丰富能够督促人们向善。但是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断言我们比古人道德更高尚。所以，我觉得物质可以让一个人活的有尊严，他能够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吃饱穿暖以外的事，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多样。但是人性的好与坏可能只能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了。正如100多年前，西方殖民者在贩卖黑奴时，没有一点点内疚之心，因为他们觉得黑人就是劣等民族。我们如今心心念念的处世准则和人生哲理难道就是值得信奉的吗？时代变化了，可能评价一切的标准又将转变。

篇9：《全球通史》读书笔记

一次战争要死多少人啊!如果有那么多的人力，精力，财力，为什么不拿来建设我们的家园，反而去破坏它呢?我不解。都说战争是富人发起的，死的却是穷人。你们还记得在南京车站痛哭的那个小男孩吗?还记得在核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人吗?他们重则死亡，轻则致残，连在肚子里的胎儿都不能幸免。可是，我试问，他们有什么错要遭此灭顶之灾呢?他们都是无辜的啊!

战争对全人民来说，百害而无一利。可为什么还要战争呢?那些被权势冲昏头脑的人啊，清醒吧!

篇10：《全球通史》读书笔记

一、在人类社会迈入近代以前，人类的各种群族在各大洲自顾自的繁衍和生存，各种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礼貌、文化也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并构成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又继续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人类的好奇心衍变为强烈的野心，并逐渐对自我的生存空间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于是人们再也不像动物一样随遇而安安分守己地生活在自我的那一片土地上，人类在名为“国际交流”的幌子下开始了永无止境的争斗，这在当前的世界仍然在延续。

放眼望去，世界历史越来越是“实用主义”哲学或是“唯物论”的天下了。近代以来的一次次战争，一战二战，在炮火的轰鸣下人类在一次次地进行着力量的转换。时至今日，这种力量的转换还在继续，此刻咱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之类的话语，于是世界各国大多都在拼命发展经济，希冀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过渡，在所谓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竞争”越来越构成一种怪圈，国际竞争的号角吹响到各个地区，咱们看到此刻的中国，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GDP指标压倒一切，经济搞上去了一切也就好了。这种“竞争”说白了就是“物质第一”、“一切向钱看”，咱们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都不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咱们在比较15以前的历史个性是远古历史和1500年以后的历史不难发现：创造了一向到这天咱们都引以自豪的灿烂文化的远古时期所发生的战争远远比近代以来的世界要少得多，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丰富，人们的欲望也越来越强，战争也越来越多，这不能不让咱们反思自我的行为是不是偏离了人类历史正常的发展轨道，反思咱们当下的思想理念是不是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咱们对这一理论的明白是否有点夸大了呢?

二、《全球通史》对中国的说始于商朝，把商朝当作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朝来展开中国历史，这和咱们一般所认为的“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不一样的。目前史学界尤其是外国历史学家对咱们所称的“五千年礼貌”还有很多持怀疑态度，以至于咱们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出现。这是一个颇为搞笑的现象，在外国人的压力下咱们屈从地去挖掘咱们的祖先的坟墓并以此来证明自我的年代久远，难道“历史悠久”便能加足咱们以后在国际交往中说话的底气?难道美国会正因一个国家的历史长短来作为它外交政策的依据?咱们对本身历史的研究不就应建立在别人的要求下，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我值得自豪的历史。时刻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过去。民族、国家乃至于咱们个人的发展，力量的高下，都不是以时刻来衡量的。美国只有两三百年历史，但还不是生机勃勃，照样生活得很好?

斯塔夫里阿诺斯意味深长地引用了伏尔泰的话作为题记开始讲述1500年以后的中国：“咱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至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是最好的。”咱们承认，咱们不是最好的，但又有谁能说证明自我的民族自我的国家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是最好的呢?

三、《全球通史》在最后说“人类还从未看到在他们面前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也同样从未见识过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蘑菇云。”斯塔夫里阿诺斯以及此刻众多的历史学家都认识到了科技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期望中孕育着危险，完美中承载着毁灭，也许真的有那么一天，人类会发展到穷凶极恶的最高境界，将那些所谓智慧结晶的恐怖武器搬出来施加在对方身上，或者说某些国家、某些民族试图创造出更具有科学含量的威慑力量，在试验或是检验、尝试的过程中，科学突然和人类开了一个玩笑，发挥了它的威力，在人类看到结果的过程中也结果了自我。这一天会不会遥远呢?

篇11：《全球通史》读书笔记

在我心中，历史本身是有神圣感的，手上拿着史书，就好像能抓住过去时光留下的痕迹。阅读通史类的书籍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它其中包含的内容太过于庞杂，但是读通史会十分有利于读者形成一种全球的视角。在《全球通史》一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作者摒弃了西方传统的史学家通常使用的三分法，而是采用了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方法：分别是一千五百年以前各地区处于孤立时期的世界和一千五百年以后西方国家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

这种划分方法十分有利于我们读者消除自己头脑中有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种时间差和空间差，我现在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就经常会把同一时期中国和外国的历史进程进行一个联系和比较。因为我们从小生长在中国，一直受到身边文化的熏陶，就好像在还没有系统接触历史这门学科以前，在脑海里就已经潜移默化的了解很多历史故事，对中国历史也大致有了分期，但这样就形成了很多固有思维。书中的这种划分法可能一开始会让我们觉得读起来有些不习惯，但是它很有利于我们把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真正融入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学习中去，让我们对历史产生新的理解。

除此之外，在阅读《全球通史》的过程中，我能从字里行间能够体会到一种现代感，历史从来就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更不是一些人口中背背就可以的学科，我很喜欢学历史，因为历史告诉我每一件事情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对应的结果，而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也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的。历史学这门学科在我看来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就比如说：过去的王朝更迭告诉我们关注民生造福百姓的重要性;几次蔓延全球的战火硝烟让世界人民懂得和平的可贵，每一次的历史现象必然会反应历史道理，我们只有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才能不断进步。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本国的历史都是有联系的，就比如说一个国家现有国体的形成、现有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它的社会文化底蕴，这些东西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只有了解了其产生与形成的过程，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