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记

第一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记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读书笔记

汇报人：郭佩雯

今天，我读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本书。读完以后，脑海里涌现出了很多党在艰难的时期引导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画面，思绪似乎飘了很远很远，心情也久久不能平复。从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走过的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它从诞生起，就没有间断过斗争。党选择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历史和中国人民也选择了党。党一直是我们的强大后盾，无论是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顽强斗争的过去，还是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建设时期的现在。

鸦片战争揭开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序幕，从此，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犹如一座座大山，压得我们不能几乎呼吸。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艰难探索。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一次次希望燃起，一次次破灭。辛亥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辛亥后，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迫切需要发动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于是，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党成立不久，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领导者。

作为一个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努力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党初期，党深入调查发现：中国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统治。党的二大对一大确定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大转变，确定首先进行民主改革然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先后经历了北伐战争、国共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党始终坚持用理论联系实际，创立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实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在社会主义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经历过的快90年的风风雨雨来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和团结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胜利，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作出的郑重的正确的选择。

第二篇：《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读书笔记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作者吴思,通过大量史实的研究，发现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被广泛认可的规矩，作者称之为“潜规则”。读了这篇文章，笔者感触良多。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有这么一段：

张居正是明朝很能干的一位大臣。他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他曾讲述这样一个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的数量。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能行吗?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较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较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将校手下的一个排长。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笔记：在这里最精彩的是张居正总结的那段话：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我们不是常说“县官不如现管”么?我们不是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官职不高的实权人物吗?甚至有“局长不如处长、处长不如科长、科长不如经办” 之说?。

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民主不是万能的，有些民主的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同样免不了腐败，原因只因为造成恶性潜规则的土壤没有变，恶性潜规则如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等现象自然就不变。由此可见，所谓什么民主选举、多党制度不是解决恶性潜规则的办法，至少不是根本的办法，也不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办法。

政治清明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官”，而是“吏”，是那些不由选举产生的“吏”博弈产生了恶性潜规则，“官”反而是这些规则的跟随者，如同《红楼梦》中的那个门子开导贾雨村一样。其实潜规则存在的范围非常广泛，并不单单是政府部门如此，各行各业都一样，只要“当事双方承担的成本或风险极 1

不对称”，潜规则就会产生，例如以前北京面的拒载“潜规则”，医院“收红包”潜规则，都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民间行为，原因就在于“当事双方承担的成本或风险极不对称”。

每个当权者都会掌握一个职权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当权者怎么做都是合法的，并不违规，如果在这个职权范围内当权者总是依照最不利于当事人的那一头来执行，就可能在当事人那边产生蝴蝶效应，造成巨大损失。例如，邮政寄信可以在2～7天内寄到，邮局偏偏要在第7天寄到;你来到不熟悉的城市，出租车可以走最便利的路线，把你又快又好的送到目的地，也可以欺负你外地口音，就是拉你绕着城市七转八转，然后收你一笔不菲的车费;在餐馆吃饭，点了条鱼，餐馆可以用最新鲜的鱼，也可以用不新鲜但没臭的鱼;你的领导在讨论你的提拔任用问题时，可以说一句“小李这个同志不错嘛”，也可以说一句“小李这个同志嘛···哈哈哈，大家说说，大家说说”。这两个说法对他来说只是嘴皮子一碰的问题，传递的信息却截然不同，你能说他有什么错?你什么都说不出来。这是什么?这就是告诉你得乖乖懂事，领导不会傻到来跟你索要好处的，你应该自己想方设法主动孝敬过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其他竞争对手同样会讨好领导，领导的标准会一涨再涨，你得有绝活才行。

潜规则并非只能是恶性，也完全可以是善性潜规则。善性潜规则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和上面相反的。邮政寄信可以在1～7天内寄到，邮局总是尽快的跑，通常第

2、3天就送到你手里;你来到不熟悉的城市，出租车总是挑最便利的路线，把你又快又好的送到目的地;在餐馆吃饭，餐馆总是用最新鲜的鱼;你的领导在讨论你的提拔任用问题时，上来就说“小李这个同志不错嘛，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就这么决定了”。

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的“新官堕落定律”，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朱元璋当皇帝到了第十八个年头，感慨道“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就变得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绝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灭家破的很多”。看了“新官堕落定律”，笔者总有一种感觉：好像书中所写的就是当今官场一些官员。你看，现实中不少的人没做官时是一个好人能人，有过骄人的政绩，但为官后便在权力的漩涡中一步步迷失，逐步变成坏人罪人，如张晓霞，辽宁省本溪市第十二中学校长——这位“曾经得过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省优秀教师、市科技拔尖人才、市劳动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本溪市功勋校长等荣誉称号”，但就任领导后，成了“贪污、受贿一千多万”的罪犯。天下难治，非民也，官也。透过纷繁复杂的的社会历史现象，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除了生产力低下

和自然灾害之外，劳动人民的巨大灾难和痛苦，都说官僚同治集团造成的;对国家政权的最大危害，不是来自民众，而是来自官吏的权力滥用、胡作非为、营私舞弊、贪污腐败。恩格斯也说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国家权力也仍然是个祸害。

现在不少的官员，都经历了——平民到模范，模范到领导，领导到罪犯的人生过程。其实，这是一个相信并自觉从为人民服务，到地淡忘为人民服务，再到不信为人民服务并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的过程，这也是一个自觉接受监督，到不自觉接受监督，再到可以摆脱监督的一个过程。

有人说一个政府最大的危险是“吏治腐败”，笔者认同。但笔者认为应该这样说，最大危险是政府知道了“腐败”，但还无法去遏制，腐败不断滋生、蔓延和扩展。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但如何踏上这条“新路”，这是执政的共产党一个不能回避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是洁身自好，还是顺势而为?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有点可以肯定，了解潜规则的存在，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了解工作。深刻的理解社会，我们才可能做出自己的判断。生活在潜规则中的我们，必需给出我们的选择，然后让生活告诉我们结果!

第三篇：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梁启超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

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梁先生还指出：“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举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创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实录》为例，其“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梁先生由此而叹曰：“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亦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第四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内容简介：《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是依据梁启超于1926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而集成的，其中涉及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包括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以及中国的旧史学及其改造和新史学的创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我们学史的一本入门书。

读后感：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 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历史进程研究

摘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努力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追求和一以贯之的伟大实践。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历史进程，对于科学把握并有效改善新形势下更具全面性、复杂性、深刻性的民生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历史进程

民生问题不仅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影响到整个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谋民利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历史，就是不断改善民生、为民造福的历史。

1 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改善民生提供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在这种国情下，如果不以革命手段争得民族独立，改善民生就只能是一种奢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民生为己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领导广大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近代以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改善民生奠定了基本的政权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十几、二十几美元，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8世纪中期水平。”面对“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的新中国，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随之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等一系列积极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措施，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充分体现了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中心的改善民生的理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提供了基本前提和基础。当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及其规律还处于探索阶段，因而这一时期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上对改善民生都出现了一些偏差，其中“大跃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影响之深之广之剧烈，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而“文革”时期，我国经济更是接近“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亟待拨乱反正。

2 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努力，虽然取

得了很大成就，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曾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具体来看，“人均年消费粮食1976年低于1952年的水平;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其间只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方面造成了严重的欠账;配给票证比‘文革’前又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有鉴于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果断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大中型企业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出发，把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和2亿多人的贫困问题作为当时最大的民生问题。从而初步建立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民生发展模式，允许、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共同富裕为民

生目标、以“三个有利于”为民生评价标准，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善民生的“三步走”战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努力谋求民生幸福。

3 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谷，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纷纷丧失执政地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忽视了对民生问题的改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吸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紧密结合已基本实现“温饱”之后的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新要求，在向小康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进一步谋求改善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而且不断满足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江泽民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必须努力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不断得到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利益。”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努力增加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改善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的条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医疗卫生条件，提高生活质量。”党的十

四、十

五、十六大报告均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温家宝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财政收入6.85万亿元，粮食产量5.31亿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现在的民生问题已不仅仅是满足于衣食无忧，而且更多地注重全面发展的需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期待为首要任务，改善民生成为党的中心议题和公开的政治承诺。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将改善民生上升到民权的高度，把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等视为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而写入宪法，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同时，“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自觉回应社会变革提出的新要求，从改革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入手，使改善民生在科学合理的制度框架下展

开。温家宝在2007年“两会”结束答记者问时强调：“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我们免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是立了法的，我们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制教育是立了法的;我们将要开始实行覆盖城乡的低保制度也要用法律保障，我们正拟定城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最终也要建立制度。有了制度，就不会轻易改变，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将改善民生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并赋予其全新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2. [2]李培林.民生为先[n].光明日报，2009-09-22.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9.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 [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