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煜 《中国封建社会》读书笔记

陈煜 《中国封建社会》读书笔记（共7篇）

篇1：陈煜 《中国封建社会》读书笔记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读书笔记

陈煜

一谈到中国封建社会，我们大多会把它和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的教科书里、大众媒体中都将秦始皇以至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期称为封建社会（包括近代列强入侵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把战国时期之前的社会称为奴隶社会。但是，当阅读了瞿同祖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之后，却才知道我们之前对于封建社会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他通过翔实的史料和条分缕析的描述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准确内涵，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达至对历史的一种更为细致的了解。

按照瞿同祖先生的考证及理解，他认为，所谓封建社会，即“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立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p8而封建社会是逐渐形成的过程，而周代是封建社会完成的时期，在周代，农业经济已经主导社会，并确立土地关系为一切组织的中心，层层分封的阶级和宗法制度等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础。而从春秋末期开始，这种封建制度开始破坏和衰落，至秦统一则全盘将封建制度推翻。这样的结论和观点就与我们现在大众流行的理解很不一样，他给出了对于封建社会一种学术上的准确的理解，使得我们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能够更细致地去思考。

他在导论中写到，他试图分析封建社会形成乃至崩溃的过程，解剖它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及彼此间的关系。所以，从他整本书的结构来看，他先将封建社会形态与其之前的社会形态做了比较，概括出封建社会的特点，接着描述了封建社会形成的过程及在各个方面的表现。然后他从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封建阶级、封建政治等多方面展开了对封建社会形态的论述。最后分析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全书结构清晰，逻辑严密，对于史料的利用和分析十分准确到位，语言表达明白晓畅，能给人以很多的启发，值得好好学习。

封建制度是以土地制度为中心而确立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于是在畜牧经济时代是不可能存在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封建制度得以建立的经济前提。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先民是经历过漫长的游牧生活的，农业从无到有，再到作为畜牧的副业存在，最后到了周代初期农业经济才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农业的发展将人们的生活从移徙变为了安定，财产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氏族社会的公产制度为封建贵族的私产制度所取代，而庶人，即广大的被统治的阶级是没有资格拥有土地的，他们只能领种贵族的田地。为了维持这种封建贵族对土地的占有，于是，继承制度被改变了，分别了嫡庶，确立嫡长子一系相承的承继制度。这样，通过土地关系，贵族和庶人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贵族具有拥有土地的私有权，而庶人不仅无权拥有土地，还要通过劳动为贵族耕种土地，为他们服务。这种关系依照血缘延续给下一代，由此形成了一种阶级社会。

周室在获得统治权之后，辖下所有的人民与土地便都是属于天子一个人。为了便于管理，开始分封诸侯。但是首先，天子要为自己留下一块“王畿之地”，共有千里，由他的卿大夫治理，赋役供王室之用，而“王畿之地”以外的地方，便分封给同姓或异性诸侯，使他们各自为政，各自治理他们的封地，封地的居民属于封邑主，不得迁徙。接着，王室便可以根据诸侯国邑的大小和人民的多少，向诸侯征赋征兵役，而诸侯则除了治理封地，获得封地赋役之外，还享有祭祀和征伐的特权。虽然诸侯各治一方，但与中央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通过诸侯向王室纳贡，提供赋役（包括工役和兵役）、巡狩、朝聘、随王祭祀，通庆吊，天子对诸侯颁赐等活动，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结果。

首先，从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来看。封建贵族受封，而拥有广大的土地，他们对这些封地有着绝对的私有权，封给了他，便由他自由处置，天子是不再过问的。大的封邑主因此就可以将田邑分赐给他的亲属或手下。对于土地，封建主还将其分为“公田”和“私田”，农民要先为封建主耕作，才能为自己耕作。井田制的存在与否尚有争论，没有定论，但是公田和私田的区分却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所谓私田者，只是地主给予人民的一些土

地，使他们负着耕种公田的义务，公事毕，然后耕种私田，从私田中得到些微的报酬，以维持他们的生活。”p87此外，我们也可以知道，封建社会的土地都是分封的，因而也就不会允许买卖的，这与战国时期的土地兼并以及秦以后的土地买卖都是不同的。土地制度的特点能最明显地体现出封建社会的发展与存亡。

其次，从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来看。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宗法制度是用以维持封建制度的产物，封建制度必依赖宗法制度以维持其存在。”p90就是说，宗法制度在封建制度的存在上有着其重大的意义。为了王国及封邑的统一与完整，需由一人来统治，嫡长子的继承制度应运而生，宗法制度也是为维护这一目的而产生并存在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那时的宗法制度盛行于天子诸侯卿大夫阶级，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庶人是没有资格进行祭祀婚丧等仪式的。祭祀是封建贵族的一项重大活动，以示尊祖敬宗，昭孝报恩。而且祭祀是分等级的，有大小宗的区分，只有宗子一系能够祭始祖，称为“大宗”，其庙称为“宗室”。婚丧仪式也是按照等级来进行举行的，不同等级的人会有不同的婚丧仪式。可以这样理解，祭祀和婚丧制度等宗法秩序，它们所维护的是封建统治的秩序，以崇天敬祖来不断保持其统治的合法性。

再次，从封建阶级和政治的角度来看。阶级的差别是封建社会的基础，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而这种阶级对立的关系又有礼、法作为粉饰。细分起来，可以将封建的阶级分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等级。异族的奴隶不在此列。天子、诸侯、卿大夫、有官禄的士属于统治阶级，庶人包括无官禄的士和农工商三民，而士农工商又被称为四民。庶人因为封建土地的关系而间接地属于土地的主人，为主人劳作服务，但其本身是自由的，而奴隶则是直接以身属于主人。封建主地位优越，享有封地内的土地、山泽、园圃，封地内的士农工商为为服务，耕种土地，提供赋役，完全为统治阶级提供优越的生活。为了维持封建主统治的稳定，庶人是不允许迁徙的，他们的职业分工也必须代代相传，守其祖业。封建主内部还有很细的阶级划分。以天子为尊，诸侯分公、候、伯、子、男五个爵位，卿大夫分正卿、副卿，上大夫、下大夫，大国和次国的地位等级也有不同，他们就根据他们各自所处的等级来进行不同规格的祭祀、婚丧等活动。天子坐拥天下，诸侯受封为君，是最上层的特权阶级，专事巡狩朝聘、祭祀、宴飨等活动，卿大夫则还要担起治理人民的责任，以理政事，集行政、司法、兵权于一身。在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之下，封建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持，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生产技术得到了进步。

但是，周代成熟的封建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遭受了不断的崩溃和瓦解。第一，随着天子王室的衰落，诸侯的日益强大，天子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力。诸侯国内的卿大夫势力也在日益扩张，逐渐凌驾于诸侯之上。只要有本事，有实力，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这对封建社会所要求的阶级间下对上的绝对服从的原则构成了挑战。第二，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加速了封建制度崩溃的过程，迁徙人民，夺人田邑，灭国等行为不断冲击着土地分封制度，到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之后，分封制彻底崩溃。第三，商业经济兴起，商人的地位和势力得到了提高，但作者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很好地展开，去解释为什么商业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我想，商人的贸易活动所积累的财富及其对封建贵族产生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封建等级制度所能容许的范围了。第四，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是最本质的一个改变。因为封建制度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而建立的，但是在战国时期，逐渐有诸侯国废止公田制度，允许人民私有土地和自由买卖土地，这就使得封建的土地分封制度难以为继。土地制度的变革也让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民只要交过地租剩下的粮食便是自己的了，而且农民也可以有自己的私田了，通过世代经营是有机会从农民变成地主的，于是便打破了原先的那种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

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梳理和理解，从这本书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知道封建社会的确切内涵，了解到它产生、发展和崩溃的整个过程，给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背景知识。话又说回来，准确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虽然崩溃，但是它对之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两者还是一致的，都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农民阶级间接地人身依附与封建贵族或者地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笼统地理解为封建社会。在秦以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统治阶级采用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的学说，而孔子所尊崇的却是周礼，主张等级秩序，各安其位。这种学说很适合统治的稳固，所以能在君主专制社会中受到推崇和发扬。于是，宗法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有所改进。此外，士大夫阶层也是秉持了治理国家的责任感，以天地生民为己命。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封建社会中那种分封诸侯的制度被取消了，中央实现了地方的严格控制，所有的权力都能够集中到中央，集中到君主手里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保障他们能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修建大型的水利灌溉设施等。

篇2：陈煜 《中国封建社会》读书笔记

施嘉恒11300740008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写于1939年瞿同祖在云南大学执教期间。这本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范畴来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开创了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该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家族、婚姻、阶级、巫术宗教以及儒家和法家思想，并籍此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的重大变化。全书不仅是一本中国法制史，更是一幅中国社会白描。

一．《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内容概述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全书共分六章，前两章写家族和婚姻，中间两章写阶级，最后两章，一章写宗教与巫术，一章写中国历史上的礼法之争。家庭——阶级——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这样的行文脉络体现了瞿老“要了解中国法律的缘起、发生、发展和影响，就必须从底层的阶梯逐级而上”的历史观。

瞿老在导论中提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

在正文中，瞿老首先对“家族”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以父亲而论，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长或族长除了生杀权以外，实具有最高的裁决权与惩罚权”。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节处理的再交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家族重视亲属关系中以辈分、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所形成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野，推重名分，尤重伦常。身份即是最权威的证据，法律只看名分，不问是非。如法律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反过来，子女对父母须以恭敬顺从为本，否则将不容于社会、法律。古代法中有关这一类的规定极为琐细缜密，不厌其烦，不惮其详。原则总是一个：家族高于个人，名分重于责任。

第二章作者对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古时婚姻的意义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它是完全以家族为中心的。男性的直系亲属，对子女拥有绝对的主婚权，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无婚姻自主/ 3

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权。男女结婚之后，夫妻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在家无二主的最高原则之下，女子被排斥在家长之外，即使夫死，也只能由子或孙继之为家长。社会习惯和法律还对妻的财产权作了严格限制，妻对家庭财产只有行使权，而没有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除了财产权之外，从夫妻的人格方面的关系来看，妻子是完全处于夫权统治之下的。“法律上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在夫妻相殴杀的情形中，对于妻殴夫的，则加重处罚；而夫殴妻的，则减刑处罚。至于婚姻的解除，主要以七出、三不去为条件。“七出”一般指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嫉和恶疾，没有一项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的，全部是关乎家族的延续，与父母的关系等等。“七出”之外，离婚的另一条件为义绝。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等。此外，古代婚姻的禁忌也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同姓不许结婚；二是外亲之中有些亲属之间不准通婚；三是亲属的妻妾与其夫家亲属之间不许结婚。

第三、四章都是对于中国古代阶级的研究。封建社会依照“身份、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这三个维度将人与人划分为不同层级，并且贵贱对立极为显著，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仪、丧葬、祭祀等皆有等差。这些差异不仅规定于礼中，而且规定于法中，采用法律制裁来惩罚僭越的人。古代的法律从来都是“王法”，它们只是贵族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然而贵族却独立于法律之外，即所谓“刑不上大夫”，而皇帝是全然独立于法律之上。此外，古代特权阶级的家属也受庇荫而获得异于平民的法律地位，如对荣耀者的推恩和对犯禁者的株连。法律对于阶级的不同规定还体现在良贱间的不平等，良、贱相犯，根据双方身份予以加重或减轻处罚。如果良、贱之外还有主奴关系，则愈重或愈轻。并且，官吏与平民在司法待遇上也是截然不同的，法律上根本否认士庶在诉讼上平等的地位，涉及到两者之间的诉讼，无论士为被告、原告，均不使与平民对质，平民也不能当面控诉他。

第五章解释了巫术与宗教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虽然法律制裁与宗教制裁是分开的，但官吏因疑狱不决而求梦与神，帝王因灾异福报而修刑，执法官因个人福报观念而影响司法判决等等，都可以看出巫术与宗教和法律的功能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全书的最后一章瞿老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探讨儒家和法家在维持社会秩序上的不同主张。儒家和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但儒家从根本上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社会应有分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礼便是维护这种社会差异的工具。而法家所注意的是法律、政治秩序的维持，认为国之所以治端在赏罚，何种行为应赏，何种行为应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能因人而异，必须有同一的法律。儒家却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以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 3

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是最彻底的解决方式。法家则更重视客观的工具，以规矩拟法，主张治国以奸民为对象。秦汉的法律是由法家制定的，魏以后儒者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工作，儒家思想开始支配古代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此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本质上的变化。

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几点思考

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瞿老引用的历史文献、法律条文（《史记》、《唐律疏议》、《刑案汇览》、《现行刑律》、《明会典》）的级别中不难看出，瞿老运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法律时，仅仅将目光放在官府制定的国家法上，而忽视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民间习惯法，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自治领域中的法律现象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他所得出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正确性与完整性提出质疑。就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方式的特殊性而言，国家法之外的习惯法似乎更为主要地调整着社会生活的秩序，它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

其次，社会学是一门产生于19世纪末期西方的学问，当我们用西方的、现代的理论框架支撑下的社会学方法来分析、阐释中国传统社会时，许多值得争辩的问题就很可能会被遮蔽掉。

三．结语

篇3：陈煜 《中国封建社会》读书笔记

一个新的理论能够得到广泛的关注与承认并跻身主流, 不仅在于其论证的严密逻辑, 还在于这一理论确实独辟蹊径,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或是运用一个全新的方法, 讨论了学界之中从未触及过的研究范畴。显然, 温特的建构主义符合了这些要求, 尤其是他对于无政府状态的三种分类, 在我看来正是讨论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会触及的理论大前提, 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填补理论空白。

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影响了作为个体施动者的国家。只是温特走得比华尔兹更前的是, 他提出国际体系结构不仅影响到国家的行为, 更能够影响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前一种影响温特称之为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因果作用, 而后一种就是他所谓的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作用了。

温特之所以要辨明这一建构作用的目的是想证明国际政治的变化是存在可能性的, 也就是说, 在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认定不可能发生改变的前提假定, 例如无政府逻辑, 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沿着时间进行线性发展进步的。因为, 无政府逻辑实质上是由国家以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结构来决定的, 而由于国家的身份与利益是社会建构的, 而非生来固有的, 因此无政府逻辑也并非是一个永不变化消亡的终极定量。但同时, 温特还强调了, 建构主义虽然认定变化有实现的可能性, 但却不似激进主义一样, 认为变化是容易实现并鼓励人们去实现, 相反, 他认为, 国家身份与利益, 或是无政府逻辑, “一旦建构完成并加以制度化, 就会成为最强大的惯性源泉”1。

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逻辑, 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结构: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以及康德结构, 在这三种结构中分别是敌人、竞争对手以及朋友的角色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其中, 温特认为“角色”这一概念是国际体系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概念。他想要表明的是, “角色”应该是一种相互性的概念。进而, 温特进一步提出, 并非是体系中所存在的共有观念或文化促进或阻碍了合作。国家间能否合作, 合作能否维持, 取决于个体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角色关系的确定, 角色一旦确定, 个体就会自然基于对他者的再现界定自我姿态。一国通过确定“一种独特的自我对他者的姿态或取向”来决定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是相互威胁、是相互竞争还是相互结盟。

下面, 我想详细说明一下温特所指明的三种无政府文化。

首先, 霍布斯文化。在这一无政府结构中, 温特指出, 一国对于他国的角色定位是“敌人”。一旦角色确定, 国家可能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就会是: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 摧毁或征服敌人;并不考虑可能的毁灭性后果, 单纯只为了最大限度地打击对方;重视相对军事力量;无限度地使用暴力。

其次, 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 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体位置是竞争对手, 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承认相互主权, 并因而有一个共有的期望———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与自由;由于主权制度的存在, 安全已不再稀缺, 因而国家会更对考虑绝对收益, 重视未来效应;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 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一旦战争爆发, 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 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

最后, 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结构的角色确定为朋友。在康德文化中, 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 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以及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 双方将共同作战。简而言之, 就是非暴力规则与互助规则。朋友的角色定位并不说明在康德文化中不再会有争端, 只是确定朋友间的冲突不会再以暴力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并且由于预期其友谊的持久性, 争吵就不会有损其对彼此的互信。

显而易见, 这三种无政府文化之间是有一定的从无序战争向有序和平的进步性发展趋势。对此, 温特的态度是谨慎的乐观, 他认为:“即使无法保证国际体系的未来会一定比过去好,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至少不会比过去差”。一旦这种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进步得以内化, 就很难退回到霍布斯文化中。但是,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 事实上霍布斯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仍是惯有的状态。国家之间仍会偶尔掉落于霍布斯文化之中。因此, 现实主义所认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是国际政治的永恒逻辑与历史经验并没有不符与冲突。但是, 必须承认, 温特成功地验证了无政府文化是由社会建构这一观点。因而, 无政府状态并不再作为一个恒定的常量, 而是一个可以由国家自身重新定义其身份与利益, 以及界定与他者间角色来完成改变的因素。

摘要：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建构主义的集大成之作。作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外第三种主流学派范式, 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讨论了学界之中从未触及过的研究范畴。本文指出了温特对于无政府状态的三种分类, 认为这样的分类正是讨论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会触及的理论大前提, 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填补理论空白。

关键词：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无政府文化

参考文献

篇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读书笔记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读书笔记

通过认真阅读邓小平主席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邓小平主席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在这段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思想，作了十分精辟的论断。一个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一个是要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两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篇5：陈煜 《中国封建社会》读书笔记

通过认真阅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个章节，我知道了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党的根本性质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集中表现。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壮大的历史就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全国解放以后，随着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实现文化建设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机统一，就成了我们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应该说，在解答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我们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随着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不断变迁，如何实现新形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又一次成为我们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些年来，党在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一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可贵资源，这既是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一贯方针，也是绝大多数人们的愿望。但是，问题在于怎样继承，怎样发展，以及继承什么，抛弃什么。文化虚无主义割断了我们党的文化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而文化保守主义却在继承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旗号下存在着取代我们党赖以存在的文化底蕴的核心观念--飞克思主义的潜在危险。因此，正确地看待传统文化，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至关重要。

二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远比封建文化先进的文化，大胆地借用和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吨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要求。但是，资本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紧密联系的，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主义就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渗透和颠覆，因此，如何在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如何在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凭借其经济实力对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强大冲击，强调文化建设独立性的同时，拓展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世界视野，避免远离世界先进文化前进的主流而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我们党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必须慎重处理的重大课题。

三是来自社会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的冲击。目前，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全面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众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哪些新思想、新观念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哪些是腐朽价值观念的沉渣泛起，这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认真加以区分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形式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例如大众文化的兴起、人文价值的凸显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任何不加分析就简单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都是错误的，任何试图用旧的观念来评价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应该看到，一方面，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支撑；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代表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难度。显然，新情况需要新办法，传统的方法和观念已经无法应对新问题的冲击了。

四是来自党自身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是我们党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自成立以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文化根基。但是，历

史不等于现实。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在社会生活环境急剧变化的今天，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是能够按照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标准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的，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党员，文化素质较低、观念陈旧，有些党员甚至信仰丧失，腐化堕落；另一方面，知识在当今和未来时代地位的空前凸显，作为知识承载者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而且在推动先进文化前进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党的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了我们党能否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者，就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好党自身的建设，从而使我们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先进性，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通过深入学习这个章节，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些建议：

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全党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只有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把它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使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整体推进、共同发展，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要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切实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检验、评价文化建设成效的根本尺度。

必须坚持以繁荣发展为主题，重建设，不折腾，为人民群众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只有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地推动思想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设施建设和业务建设，才能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抓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抓壮大文化产业；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必须坚持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动力，加快文化领域创新体系建设，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运用高新技术，积极推进文化内容和形式、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创新，抢占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要加快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在影响和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上实现重点突破。

必须坚持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人才，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努力实现文化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要按照文化艺术自身的客观规律组织艺术生产，减少乃至废止在艺术领域里的行政干预。必须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关系。

必须坚持对外文化交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必须正确处理民族化与国际化、“走出去”与“守得住”、“走出去”与“引进来”、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的关系，统筹协调国内国际大局。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动改革开放，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以解放思想促转变观念，以转变观念促改革创新，以改革创新促文化发展。

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保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各项任务。

篇6：陈煜 《中国封建社会》读书笔记

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原名《调查工作》。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基本内容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阐明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以及调查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一些技术细节；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文中还表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首次提出是1929年6月[1]，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历史意义：这篇著作提出和阐明的重要思想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概括，是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从事社会调查，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型，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读后感：通过学习《反对本本主义》，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养成密切联系群众，站到群众中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话虽如此，做起来并冒得那么简单!文-革后，党内坚持两个两个“凡是”的思想，教条主义的理解毛主席的话，让活人寒心，也让英灵不得安身!如让毛主席知道，不抽他们几个耳光子那还行?正是因为错误的思想，才是国家经济建设困难重重，徘徊难进。毛主席曾在文中指出：“盲目的表面无异议的执行上级的政策，这不是真正执行上级的政策，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手那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何以如此?不东脑筋啊，不深入调查，具体的制定具体方案，只顾生搬硬套，造成损失，却因看上去“未犯错”而难以罪责，美哉，妙哉!损失在谁?还不是国家。我认为，对这种不作为的领导，应该重责!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基本内容：这是毛泽东在1930年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一种悲观的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修改。

此文，进一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

1、写作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但是，当时党内有“左”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而以林彪为代表的有悲观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不愿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主张用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全国武装起义。历史意义：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也是弱的。这样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党内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也是很自然的。但若从实质上看，那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所谓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的这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时安定了不知多少党内的同志，使他们看到了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星星之火，使胜利的红色旌旗飘遍中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党凭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艰苦奋斗作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读后感：做事坚持不懈，越挫越勇。当我们认定要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就要立场坚定，就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要稍遇挫折时就产生悲观情绪，并把这一情绪一般化扩大化，从而感到胜利的渺茫就放弃所持，而应当越挫越勇，越是环境恶劣，越是艰难困苦就越要坚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机会。往往越到艰难的时刻，离胜利就越近。故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提到，党内同志应该克服困难，在游击区域内建立红色政权以迎接革命高潮的来临。事实证明，正是共产党人的这一精神使他们走到了最后，走上了历史的最高舞台。成功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其次要有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精神，最后要有正确的行事方法。三者缺一不可，没有信念，何谈奋斗；没有正确方法，何来事半功倍；没有锲而不舍，何以功成身就。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背景说明

是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那次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基本内容 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主要谈的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二部分,确立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之后,讲话强调,解放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第三部分主要谈了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强调,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最后一部分,讲话提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历史意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作了深刻系统的阐述。特别是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详尽地论述了解放思想的意义、任务、方法和重点,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从而开始打破了党内长期存在思想僵化的状态,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莫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在讲话中的这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提出,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开端。读后感

在新时期的起始阶段及整个进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新世纪新征程中，始终是起统帅、开路作用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一定要大力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以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创新而不可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谨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时刻用这一思想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我们更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不断的丰富其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时代背景

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 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开始后，社会上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夸大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内容

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意义

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性质、根本特征和根本方向，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是长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而且写进了我国宪法，任何时候都要加以坚持。（3）四项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着三方面的政治保证作用：一是保证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保证有一个团结稳定的环境；三是保证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读后感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反映了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要求，是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客观依据。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是党和国家团结、稳定、发展、进步的最重要政治基础：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证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党就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全国各族人民就有一个团结凝聚的核心，一切活动和工作就 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

篇7：陈煜 《中国封建社会》读书笔记

在传播学史上, 传播与政治、宣传与战争之间就有密切的渊源。传播学的奠基著作之一是拉斯韦尔1927年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这位学者后来也被证明是杰出的政治学家, 他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先驱大师。拉斯韦尔在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中以内容分析的方式, 研究了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所采纳的各种宣传技术, 清楚地表明:现代战争是一种整体战争———在此, 全民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战争不再只是将军和军队的事情;它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冲突, 舆论在这场冲突中举足轻重。[1]

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拉斯韦尔和他的工作人员为与宣传相关的各种联邦机构提供专业资讯意见。他所领导的美国宣传分析研究处总结的宣传定义是:“宣传是一种观点或行为的表达, 它是由个人或团体有意识地操纵, 目的是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 通过心理操纵来影响其他个人或团体的观点或行为。”[2]

战争中时常可见各种宣传活动。在1945-1949年影响中国命运的国共政争中, 中国共产党作为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者, 以及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与研究的执政党, 从建党之始到抗日战争、从国共内战到建国伊始、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 “宣传”的笔杆子一直是其仅次于枪杆子的有力武器。从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论述中看, 其宣传技巧的思想理论来源, 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党报党刊理论, 对苏联的办报实践有很多借鉴;同时也有西方现代报刊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以及结合国内外具体历史形势所进行的务实有效的宣传技巧创新。

具体分析总结其宣传策略有:

1.指定清晰宣传目标。宣传目标即宣传者期望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某种变化。宣传目标的设置需要顾及受众接受的可能性, 在理论上和感情上引起人们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始终为党的决策服务。具体宣传目标根据不同的国内外形势有所调整, 如谈判时期的宣传目标是力争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获取自身最大政治利益, 而军事对抗后期宣传目标则是为达成全面胜利而展开宣传。为配合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不同位置, 决策机构通过党报、电文等方式向外宣传其特定诉求, 最大程度对内对外扩大影响力。

2.建立专用宣传机构。发起宣传的政府、政党、集团或企业等, 一般都通过宣传机构实施宣传, 使其保持主动地位。宣传者与宣传机构都尽力维持他们在受众面前的公正形象及公信力。党报是这本书中提及最多的宣传媒介, 报社是中共对外宣传最正式的宣传机构, 其中央报纸《新华日报》即为核心党报, 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直接传达来自其组织决策层的声音。除此之外, 各级党组织也是活跃的宣传者, 党员干部以读报、党校学习、会议、演讲报告等各种方式都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当时广播刚刚兴起, 在国共面向大众的宣传战中扮演次要角色。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主流宣传渠道是报纸, 新兴宣传渠道是广播, 中国共产党按照不同渠道的传播特点、影响力、传播规律等做了合理布局和应用。

3.影响更多目标受众。受众范围根据宣传目标而定。在内战中, 中共根据具体宣传目标, 受众主要包括党组织自身、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大学生及知识分子、国民党及国际社会等。党组织本身既是宣传者也是受众。在对外宣传之前, 首先将党的理想、价值、政策和方针贯彻至全党全军, 建立党员的革命自觉性, 完善党的建设。中共的对手国民党这样称叹:“匪军之优点无他, 在其各级干部均能不避危难, 身先士卒, 以贯彻其任。”[3]这种贯穿于组织内部和外部多个阶层的强大宣传动员能力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4.传播针对性宣传内容。根据具体的宣传目标, 宣传者在确定目标受众之后, 要选择科学、现实的思想理论及具体生动的事实材料, 密切结合受众的利益、经验及接受能力, 通过宣传媒介进行宣传。“没有单一的宣传公式存在, 因为所有的宣传都必须根据所接触的环境而定。”[4]

中共在内战之中的“民主”宣传颇值得一提。在内战初期, 中共自身处于非执政地位, 各方面力量都弱于国民党, 因而需要广泛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最大化获取生存空间与政治利益。正值二战结束的国际国内环境中, “独裁”是最为人所不耻的执政方针, 中共充分利用国民党一党训政的事实, 广泛宣传自己的“民主”理念, 既攻击对手国民党, 又团结知识分子团体等中间党派, 也可以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在中央党报《新华日报》中, 中共多次宣传自己对民主的认同与争取:“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 所要的自然是真货, 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 当做民主的代用品, 方法虽然巧妙, 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人民都在睁着眼睛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5]“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 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与指责, 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宣泄, 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 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6]

必要时,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直接部署宣传策略或撰写新闻报道与评论。他强调要“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 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7]

书中虽未有提及, 但是我们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常见的宣传场景有:针对不识字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展开的读报与学习活动, 宣传内容主要结合其阶级利益宣传党的政策方针;针对农民群体或市民大众进行的集会与演讲活动;针对外国记者的高层领导人接见与参观访问活动等。这些宣传活动经过多次传播, 不断调整宣传内容、手段和步骤, 排除误解、曲解等反宣传的干扰, 力图达到有效宣传的最大化。

5.加强宣传效果。宣传毕竟是一种短期效果。如书中第277页评论蒋介石所说:“……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内容的综合行为……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 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

而与国民党在内战中“备受社会各界抨击及失去民心人望”[8]的结局不同, 共产党获得了广泛认同。仅以土地改革宣传为例。土地改革为中共取得了最广大农民阶级的认可, 获得了民心支持、财政支持、兵源支持。反观国民党军, “没有思想动员, 没有家庭实际经济利益的驱动 (如分配土地) , 使本为最广大兵源的农民没有征补的积极性, 也使征补来的士兵缺乏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结果就是, 国民党军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因被俘或其他原因投向中共方面……国民党军的装备同样不断落入中共部队手中。”[9]

以下描述了书中一个典型场景, 包括针对宣传目标确定宣传者, 向目标受众选择传播宣传内容, 并达到一定宣传效果:“11月底, 中共云南地下工委发起反内战的宣传运动, 组织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时事演讲会……云南军政当局认为这是‘共党煽动’的结果……号召‘以宣传对宣传, 以流血对流血, 进行还击’, 致军警便衣人员与学生发生多次冲突, 昆明形势趋于紧张……消息传出, 引起全国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 国民党当局自然难逃干系。”[10]

总结来看, 中共在内战时期的宣传技巧是战时传播的典型样本, 充分适应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气候条件, 在对立信息大量存在的情况下, 选取具有本质上合理性的内容材料, 针对不同目标受众采用了实用高效的主流传播媒介, 同时重视建立和占领新兴传播渠道, 最终达成其宣传受众的广泛社会共识。

内战结束之后,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 随着传媒科技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利用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 并在20世纪末进入了信息时代。这些媒体以单向式传播为主, 在以接受此类媒体信息为主的受众中, 中国共产党以延续使用其熟练的传统宣传技巧为主, 并且仍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现在, 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则改变了传播格局, 颠覆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中心化训示模式, 并且发展迅速、形态多变。“互动”成为新媒体的关键特质, 用户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和自主权, 并在更大的舆论场中形成自发的传播中心, 而且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因此, 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 对话和协商模式正在取代训示模式, 开启更多的政治参与并促进多元化与个人化的价值发展, “新传播技术发展的方式似乎特别有利于西方的价值和文化形式”。因此, 新媒体时代的宣传不能沿用传统媒体时代单向灌输的策略, 而需要更多针对新媒体传播渠道的有益创新。由内战中的宣传策略来看, 成功的宣传策略需要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 有针对性地向不同特点的目标受众宣传符合其利益和心理的内容, 这样才能够在宏大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发挥有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殷晓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第186页。

[2]Lasswell, H aroldD.:Psychology and Polities.New Yor:v:Viking Press;1960.P9.

[3]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第276页。

[4]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379页。

[5]笑蜀:引自《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历史的先声》,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网络。

[6]笑蜀:引自《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历史的先声》,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网络。

[7]《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15-1992) 》第二期,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 第461页。

[8]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第93页。

[9]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