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十章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第十章读书笔记（共6篇）

篇1：中国近代史第十章读书笔记

第十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读书笔记

章节内容概括：

本章内容主要讲述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为寻找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及其取得的初步成果和重大成就。

重难点概括：

对“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伟大转折”的理解

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在文革过后，中国的经济又明显的好转。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也在迅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想要和世界经济接轨，赶上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越过重重阻碍。邓小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降调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和事件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知道观念，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额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同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重新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始了思想、政治、组织等利于的全面拨乱反正，解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改革开放的起步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党和国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继续纠正“左”倾错误。同时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在农村改革方面，由地方向全国性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户自主进行多种经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并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在对外政策方面，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

（三）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邓小平针对拨乱反正中仍然残留的“左”倾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提出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为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1982年召开党的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新中国发展的总任务和经济奋斗目标，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且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集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员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整顿，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推进了党的建设。

同时，大会决定将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应突破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的局面，并开始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在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海南岛辟为经济特区，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并进一步开发包括温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提高出口创汇能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提出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国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制订了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计划并予以实施。同时，在“三步走”实施的过程中，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推进

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贯彻落实“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平定了1989年的政治**，并坚定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和物价大幅度上涨的问题，因此开展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工作势在必行。在治理整顿的同时，改革开放也进一步推进，推出了搞活国家有大中型企业的一系列措施，并重点关注中农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集体经济。

在对外工作方面，为打破西方国家对华的“制裁”，中国政府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并实现了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赢得了更加有力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在思想方面，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肯定了毛泽东思

想，并出版一系列《毛泽东选集》，以其为治国、治党的指导方针。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一）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993年召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并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继“八五”计划胜利完成，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部目标，便制定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刚要，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安替，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方面，提出“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三者相互促进”，同时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主法治建设。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1997年邓小平领导逝世，举国哀痛，举世关注。但中国的发展还在继续，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跨世纪发展战略。1997年至1999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罕见的长江等流域的洪涝灾害和多起非法、反恐时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受了许多风险和考验，但2000年“九五”计划仍然胜利完成，并制定了一步的计划——“十五”计划，为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明确了指导方针和奋斗目标。

自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之后，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共同愿望。经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两岸往来日渐频繁，民间交流不断扩大，经贸合作蓬勃发展，同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推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足部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也为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行动纲领的制定

第十六次全国人大的召开，再次肯定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贯彻实施党的基本路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不断努力。

（二）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指出应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1．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推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各项改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

3．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和重要进展；

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6．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7．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8．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

9．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

10．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和主要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治国之道，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工农产业，发展市场经济，不断的改革创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人民都能够过上小康生活。

（三）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取得重大成就，提前并超额完成多项工作计划，展望未来，力争在中共成立100周年时，惠及全国人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六、感想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成就，引领全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一五”、“二五”等多项计划的提前和超额完成，更是加大了中国人民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与决心。虽过程中遇到许多的困难与险阻，但仍然没有止住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在邓小平等领导的带领下，我们不断地进行思想、政治文化方面的体制改革，努力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断地促进祖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顽强不屈的民族；同时，也体现了华夏儿女的团结统一，大家都在为祖国的建设而不断地努力。

篇2：中国近代史第十章读书笔记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1．建国初期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的原因

（1）为了生存与安全不得不与苏联结盟（2）建国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

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3）党刚刚取得政权没有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2．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于同年10月制定了《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的实施，填补了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奠定了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从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等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计划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

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并先后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工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成为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二）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中共八大的召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分析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3．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4．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探索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决议，成为突破传统观念、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

领导人的赞同。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与此同时，国际上出现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各级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事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1．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强调，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2．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科学分析

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更需要采取整风的办法宋加以解决。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这次整风应当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运动，通过发动群众向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来纠正官僚主义等问题。

1．整风运动的形式

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

2．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竭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还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

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这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

3．反右派运动的全面展开及扩大化

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摸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2877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多党的干部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严重损失。而在运动中采取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错误斗争方式，也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4．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重要影响

是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1．揭开“大跃进”的序幕

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

同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2．错误地批判反冒进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工作了检讨。这些做法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

3．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大跃进”的发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有利于

国内和平建设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创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局面。但是，实践的结果证明，由于错误地批判反冒进，实际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又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由于“大跃进”中片面地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在各项高指标中又特别突出地强调钢铁指标和粮食指标，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4．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的思想指导下，1958年7、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它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的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

（二）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指出当时大有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发展下去势必会重犯苏联剥夺农民的历史性错误。这次会议对于正在急剧膨胀的“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在武昌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同年3、4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并开始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进一步巩固了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纠“左”成果。

（三）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

倾”斗争。

这场斗争，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尤其是使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由于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粮食和棉花产量均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许多地方因饥荒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加上出生率大幅度降低，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人。

（四）国民经济的调整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又几经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废除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及影响

1．“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2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三年调整时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时，调整初见成效，但困难依然很大，党内的高级干部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还很不一致。为了统一思想，会议采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做法。来自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七千余人，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1月27日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2．调整国民经济任务基本完成

从1962年到1965年，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上，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3．“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

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更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1963年至196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

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1．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

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为此作过多次尝试。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2．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上述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并被他重用过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

3．“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被江青等人把持，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随后，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对于鼓动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踢开党委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

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二）全面内乱的形成

1．全国掀起“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狂潮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

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过程中，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普遍形成两大对立面，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趁机煽动，在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他们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际上，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运动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在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领导岗位。

2．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

同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3．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估计，“全面夺权”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然而，同年6月到8月，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揪刘(少奇)火线”，聚集上万人围困中南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公安系统)检(检察院系统)法(法院系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此后，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地步。

4．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

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如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派工人宣传队进人学校等。经过1967年初至1968年10月历时20个月的社会大**，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错误地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确凿的事实证明，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5．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三）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1．林彪集团“抢班夺权”阴谋被识破

中共九大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全国开展了“斗、批、改”运动。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改宪法，还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夺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机会，认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并同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同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把原定的全会议程搁置一边，抢先表态，坚持在宪法草案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坚持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随后，按照事前统一的口径，陈伯达和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在各小组讨论会上一齐发难，企图左右全会的进程。毛

泽东由此觉察到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对陈伯达实行审查。1971年4月，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责令有关人员检讨。

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铤而走险。他们一面敷衍检讨，一面策划武装政变。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尖锐地提出林彪问题。林彪等人获悉后大为恐慌，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于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协助下领导全党进行的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分裂。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落实干部政策，并进行整顿，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2．“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形成

毛泽东承认自己用错了人、听信了谗言，并对错批“二月逆流”承担了责任，但不允许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四）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

中共十大后，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等人在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间派性斗争又起，极左思潮再度猖獗。江青等人还利用筹备全国四届人大之机，达到实现“组阁”的图谋。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告诫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随后，他建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的“组阁”图谋，遭到挫败。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大会决定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五）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

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最初得到毛泽东的支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意见，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趁机想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重新打倒，全国又陷入混乱。

3．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受到“四人帮”的蒙蔽，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4．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六）“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它所提供的教训是极为沉痛和深刻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错误和挫折并没有摧毁中国共产党。它能够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彻底纠正了这些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一）错误的性质

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过，“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这样就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干部，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二）犯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会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这些错误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

2．党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出现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3．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三）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

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1．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人民群众依然把它看作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

2．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

3．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

历史一再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中国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尽管经历过严重的曲折，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显著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一）较快的发展速度

（二）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一）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三）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美国等国不但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而且实行封锁、遏制政策，阻挠中国统一，并让台湾当局长期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一面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国内建设与外交工作的支持、援助；一面不失时机地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以民(间)促官(方)，以经(济)促政(治)，并在1964年实现了中法建交。

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国际准则。

（二）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同中国接壤或临近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长期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先是支持越南人民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随后又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

20世纪5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些国家积极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1971年10月获得成功。从此，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

（三）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新中国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美方的变化，抓住时机向美国发起了“乒乓外交”，被国际舆论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同年9月，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

随着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中国外交格局发生

重大变化。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先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此出现重大转机。中苏关系也趋于缓和。这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仅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国就有62个。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就论述了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此后，毛泽东等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步骤，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1．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2．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3．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

4．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5．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

6．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

7．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节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在徘徊中前进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极其严重，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得到纠正。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支持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公报指

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全面的拨乱反正，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二、改革开放的起步

拨乱反正的推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在进行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认真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是拨乱反正期间社会最关注、情况最复杂、成绩最显著的工作之一。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从而纠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桩最大的冤案。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贺龙、乌兰夫、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彻底的平反，还为以往遭到诬陷和迫害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

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29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和纠正。① 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许多人放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既有利于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针对1977年至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这两年中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经过两年的努力，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80年减少21%，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渐趋平衡。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3%。1982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27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一倍；城市职工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500元，也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38.3%。

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从1978年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并取得成功。中共安徽省委、四川省委反映农民的意愿，决定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鼓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探索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经营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相结合（即“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方式。它没有否定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土地集体化的积极成果，而是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统分结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

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9%。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允许农户自主进行多种经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在充分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农村经济“两个飞跃”的思想。他反复指出，破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目前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特点，是农村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但这不是终点，而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还要推动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在农村经济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农民生活极大改善的基础上，就要逐步实现

第二次飞跃，即“高水平的农业集体化”。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也有部分农村没有实行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坚持统一经营的集体制经济。这种集体制经济同样摆脱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得到极大的完善和巩固，逐步发展成为扎根农村、造福于当地农民、适应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要求的农工商联合体和新型农村社区。这些集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初步具备了邓小平所说“高水平的集体化”的某些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所在。

对外政策的调整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根据新的国际局势，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他还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到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经过3年多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顺利地实现了。

三、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阐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然而，极少数人利用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以支持。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对“什么是解放思想”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是旗帜鲜明、始终如一的。

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当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二是还有一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全面拨乱反正，必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真正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只有正确地总结过去，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性问题。

邓小平指出：起草历史决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

是最核心的一条。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错误要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这些观点，成为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评价党的领袖人物。这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作出这样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议，表现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和远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反省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的能力。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作出，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起步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一、改革开放的起步

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当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二是还有一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从1978年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并取得成功。中共安徽省委、四川省委反映农民的意愿，决定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鼓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探索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

尽管如此，农村能不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引起了党内外的争论。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这次谈话，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有步骤地深入发展。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经营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相结合（即“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方式。它没有否定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土地集体化的积极成果，而是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统分结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体制的解体。

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9%。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允许农户自主进行多种经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在充分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农村经济“两个飞跃”的思想。他反复指出，破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目前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特点，是农村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但这不是终点，而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还要推动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在农村经济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农民生活极大改善的基础上，就要逐步实现第二次飞跃，即“高水平的农业集体化”。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也有部分农村没有实行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坚持统一经营的集体制经济。这种集体制经济同样摆脱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得到极大的完善和巩固，逐步发展成为扎根农村、造福于当地农民、适应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要求的农工商联合体和新型农村社区。这些集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初步具备了邓小平所说“高水平的集体化”的某些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所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纲领的制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这次大会还确定了中国在20世纪末要达到的发展目标。胡耀邦在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想，进一步提出了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即由1980年的7 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奋斗目标。

二、改革开放的初步展开

开设经济特区

以中共十二大为标志，中国走上了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的新道路，改革开放在全国各条战线逐步展开，初步形成以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

开设经济特区，这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一个创造。这一尝试，首先从地处对外开放前沿的广东开始。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提出，在广东蛇口建立工业开发区，得到国务院的赞同。同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和第二书记杨尚昆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得知后表示赞同，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的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此后，经济特区加快发展，深圳特区的发展尤为显著。

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回到北京后，提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邓小平的建议得到

中共中央的赞同。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又设立海南省，并将全海南岛辟为经济特区。这样，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逐步形成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为龙头，以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为纽带，带动并辐射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

实践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对外开放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可以通过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和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

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从1985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第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的局面。1987年同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比重由77.6%下降到59.7%，集体经济的产值比重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成分从零起步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569万人。

第二，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使政府和企业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1987年同1978年相比，国有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从3.7%上升到40%以上，扣除了各种税费后的实际留利仍为20%。到1987年，全国有80%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第三，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1987年同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划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国家统一调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全国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通过财政筹集的由76.6%下降到31.2%，通过银行筹集的由23.4%上升到68.8%。

通过上述初步的改革，国民经济开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朝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在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给农村经济再次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乡镇企业是从原先人民公社中的社、队企业发展而来的，大多从事农产品的初加工和农机维修等，从业人员不足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农村改革的迅速发展，乡镇农副产品市场的空前活跃，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然而，乡镇企业在发展之初，招来不少非议。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供销员的某些活动，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针对歧视以至人为解散乡镇企业等情况指出：“现有的社队企业，不但是支持农业生产的经济力量，而且可以为农民的多种经营提供服务，应在体制改革中认真保护”。到这年底，全国社、队两级企业已有134万个，从业人员3 134万人，创造产值1 222亿元，占农村总产值的1/3，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同意报告的提议，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从此，“乡镇企业”这个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

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 750多万个，从业人员8 805万人，产值达到4 764

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破天荒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龙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带动了农村经济，还带动起一大批小城镇。从1983年到1986年，全国建制的镇增加了7 750个，平均每年增加1 608个，开始改变全国城乡分布的格局。

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又在多次讲话中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政治体制改革要认真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认真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遵循统一领导、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总结本国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应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显得越发重要。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制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

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共十三大前后，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整个国民经济提升到一个新水平。1984年到1988年这5年间，国民经济进入加速度发展的飞跃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从7 171亿元增加到14 928.7亿元，财政收入从1 642.86亿元增加到2 357.2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7 44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全国出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1989年政治**的发生与平息

在经济加速度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一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1988年夏季，国家宣布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实行价格改革“闯关”，结果诱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二是一度放松了思想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上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接任。

1989年春夏发生的政治**，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严重曲折。极少数敌对势力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利用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从5月13日起，北京的非法组织在天安门广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绝食。随即，许多大中城市出现大规模游行活动，党政首脑机关受到冲击。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的组织者利用政府的克制态度，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煽动拦截参加戒严的军车，最终发展成反革命**。在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平息了这场政治**，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相继发生问题，1989年的政治**，证明了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论断：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交接

平息1989年政治**后，国内外许多人士纷纷猜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就要中断了。同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决定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同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平稳实现了新老交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改革开放的艰难时刻。当时面临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是实现国内社会稳定和经济治理整顿；其次是应对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制裁”。在20世纪90年代初接连发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走得下去，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下去，国际国内都在拭目以待。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1990年4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启动了上海浦东开发的战略举措。为现代化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上海，再一次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其国内生产总值在5年内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

治理整顿工作到1991年底基本结束。工业生产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农业生产连续两年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1990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宣布，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实现。

中国最终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制裁”。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面对“制裁”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在国际上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到1992年，中国已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这篇谈话，在经历国际国内政治**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邓小平在谈话中集中回答了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何处去。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谈话的结尾，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作出三项重要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为贯彻十四大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召开7次全体会议，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上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到1995年，中国提前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和总要求，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1997年2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在新时期，邓小平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坚持科学地评

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邓小平逝世后，中国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即中国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举世关注。同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并明确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共十五大完成了三大使命：一是确立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三是明确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十五大闭幕不久，1998年中国遇到了两大考验和挑战。首先是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了0.4%。其次是长江、松花江、嫩江等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直接经济损失2 000多亿元。人民解放军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在应对这两大考验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得到发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积极的财政政策初见成效。

就业和再就业，是一大社会系统工程。从1990年到2001年，全国从业人员由6.5亿发展到7.3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1990年的18.5%提高到2001年的27.7%。1998年到2002年6月，全国累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 600多万人，其中有1 700万人实现再就业。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又一大社会系统工程。199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实行“两个确保”、“三条社会保障线”。“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休、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1998年到2002年底，全国90%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基本能按时领取生活费；3 000万左右的离休、退休人员补领和及时领取了养老金8 296亿元；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1.04亿，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额270亿元。

中国政府从1986年7月10日提交要求恢复世界关税贸易总协议缔约国地位的申请，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权利与义务共担，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共中央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趋利避害，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 51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35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172亿美元。

千禧之年，世纪之交，举国欢庆。只用了半个世纪，中国就从“一穷二白”的贫穷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两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下，一些原先发展看好的国家纷纷陷入经济、政治危机，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这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抵御风险、驾驭全局、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增强。

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行动纲领的制定与实施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六大完成了四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第一，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第二，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战略部署；第三，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第四，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中共十六大报告阐明了必须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在21世纪头20年的行动纲领。按照邓小平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规划，21世纪的前50年，将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50年中，前20年是关键。中共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新世纪、新阶段、新举措

中共十六大以后，在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货币信贷投放过快，旱缬驮私粽拧Ｖ泄仓醒搿⒐裨杭笆弊鞒黾忧亢旯鄣骺氐木霾吆筒渴穑帕饩鲇跋炀闷轿冉峡旆⒄沟耐怀鑫侍狻＞舷鹿餐Γ旯鄣骺厝〉妹飨猿尚В苊饬司么蟮钠鹇洹Ｖ泄拐绞ち?003年“非典型肺炎”重大疫情，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

为了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2003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阐述了科学发展观；随后，又相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创建创新型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战略思想。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提出新世纪第二个五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指导方针和重大部署，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味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些论述丰富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为

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它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又通过这一带有革命性的社会实践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证明了一个真理：发展才是硬道理；而要发展，就要把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经济实力快速提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从“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连续超额完成了五个五年计划。各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7.9%、10.7%、12%、8.3%、9.5%。

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 473亿美元增加到1.65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 2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六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在此基础上，2005年又取得新进展。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元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位继续前移。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顺利实施

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4年底，陆续开工60多个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达8 500多亿元，涉及交通、能源、教育、卫生、环保等方面。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加快，东、中部地区在宏观调控中继续推进特色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基础设施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得到加强。2005年，相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节约型社会。同年11月3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同年2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这标志着科技创新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下决心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力度。200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2 367亿元，比上年增长20.4%，占国内生产总值1.3%，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35亿元。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全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超过95%。高等教育“211工程”和“985工程”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国家决定从2006年起用两年时间在全国农村普通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高科技和国防科技以载人宇航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11月20日，“神舟”1号飞船发射成功，揭开了向载人宇宙航行新高峰冲击的序幕。2003年10月15日，“神舟”5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中国成为继俄美之后第三个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航天大国。2005年10月12日，又成功发射了“神舟”6号载人飞船。

（三）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1979年到2004年，城乡居民年均收入增长较快。城镇实际增长4.5倍，农村实际增长4.9倍。2005年，城镇新增就业97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 493元，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 255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9.6%和6.2%。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 365万人。

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64亿人、1.06亿人、1.24亿人和6 845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 378万人；全国共有2 205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

中国人民总体健康水平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2004年的近72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加强。200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87‰以内。

继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万亿元之后，2004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比2003年增长了13.3%。2005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7 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2.9%，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2.0%。

（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迅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82年全面修改了宪法，以后又通过四个宪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 5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截至2004年底，有19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领导职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非中共党员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7人。

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开始形成。截至2004年底，全国农村建立村民委员会64.4万个，全国城市建立符合新型小区建设要求的居民委员会71 375个。

公务员制度初具规模。从1993年10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起，一大批素质好、年纪轻、学历高的优秀人才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200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并从2006年1月起实施。

（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呈现出繁荣景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全国城乡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推进和发展红色旅游，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迅速推进，质量稳步提高。通过各类政府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的设立，在文化思想领域体现了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导向要求，涌现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

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根据这一要求，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注意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在健康成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出现新气象。

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大。1993年至2002年，全社会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8.6%，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的时期。到2004年底，全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4.1%，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3%，基本建成了多种媒体分工协作的现代化传播体系和覆盖城乡的文化网络。

文化在促进对外开放、推动对外交往方面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2004年中国文化节在法国成功举办后，2005年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再度高潮迭起。

（六）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4%上下，大大高于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8%左右的比例。人口特别少的民族，至少有1名代表。这一做法始终得到坚持。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迅速发展。1994年到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9.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2003年，西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 871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人均的75.5%；新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 700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人均的106.6%。

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8种本民族文字。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彝等少数民族文字已有编码字符集、字型、键盘的国家标准，文字软件已实现Windows系统上的运行和激光照排。

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截至2004年底，西藏自治区共有1 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清真寺约2.39万座，教职人员约2.7万人。

（七）祖国统一大业取得新进展

1984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点建议。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台独”势力成为全中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同年3月4日，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第四，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同年4月至5月，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大陆，使两岸关系在长期缺乏有效的政党高层互动之后出现新的转机，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进一步稳固。

（八）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

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两次大规模裁军，共裁减军队员额150万。2003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军队总规模将保持230万人。在裁军的同时，注重改善官兵编配比例，优化军、兵种结构，致力于全面推进以军事信息系统和信息化主战武器系统建设为主体、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和保障的军队信息化建设。发展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的思想，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实施人才战略工程。200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力争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使人民军队拥有一支懂得信息化战争指挥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的指挥军官队伍，一支善于对军队建设和作战问题出谋划策的参谋队伍，一支能够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关键技术攻关的科学家队伍，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装备性能的技术专家队伍，一支能够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装备的士官队伍。

依法从严治军。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先后颁布和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条令》以及新一代作战条令等一大批军事法规，基本上形成了以

条令、条例为主体的军事法规体系。

政治工作制度化。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2003年12月重新修订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坚持把政治工作作为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军队履行职能的根本保证，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强调发挥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

（九）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一直是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引擎。特别是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7月1日，首部《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2002年到200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从6 208亿美元猛增到11 548亿美元，外贸进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31.5%。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2万亿美元，增长23.2%。200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由2004年末的6 099亿美元增加到8 189亿美元。

出口商品结构继续改善。纺织品、轻工产品出口稳定增长，继续成为外贸保持顺差的主要因素。机电产品连续8年稳居出口的“半壁江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幅迅速。2002年至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679亿美元、1 103亿美元、1 655亿美元，增长幅度分别为46.1%、62.6%、50.2%。

2006年初，中国平均每天进出口总额达到30多亿美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和1951年两年的总和。一周的外贸总量就相当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全年的总量。

中国外贸发展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2003年中国外贸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34.3%。2000年至2003年，中国进口增长占世界进口总增长的26.4%。

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增长13.3%。2005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数量明显增加。

（十）积极推进国际和平发展合作事业

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努力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坚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

进入21世纪，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提出一系列新的思路和主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主要包括：积极倡导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观；认真实践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推动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主张形成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

在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已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印度签署了关于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地区共同开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亚洲振兴的重要动力。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成为亚洲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自1996年以来，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2004年，中国同亚洲的贸易额达6 650.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7.6%。

中国努力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向亚洲、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优惠关税待遇，并减免了38个亚非发展中国家137.78亿人民币的债务；积极推动建立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论坛，加强新形势下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对话与合作。

中国同主要大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不懈的努力。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内涵不断充实。中国在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新的外交成绩。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在前进中解决的，也只有在前进中才能解决。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原有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又需要探索新的办法去加以解决。这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坚持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观察形势，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应对挑战、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二、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继续前进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这些重大举措，是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和执政党建设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享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问题上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跨越发展、重点支撑、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篇3：中国近代兵学译著大成者舒高第

关键词：舒高第,翻译,兵学,近代军事

明末清初时期,西学东渐便已初露其端,但后因种种历史原因而中断。鸦片战争以后,西学再次随传教士入华而得以在中国兴起。186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组织、倡导之下,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军事企业———江南制造局成立,设址于上海虹口。曾国藩受西方先进科技影响,欲引进西方科技类书籍,于是再次奏请晚清政府,在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主要负责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1]53。故此,晚清政府的官方译书工作主要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同文馆担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最为著名的科技翻译家当属舒高第,在翻译馆任职的34年中,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类书籍,尤以兵学类的译著最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发展。但学界却极少人对他做过专门研究。目前仅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2]89、任荣珍在《中国翻译词典》[3]89文中对舒高第进行了简单介绍。本文则就舒高第在翻译方面的成就与影响进行深入探究。

一、舒高第与江南制造局之渊源

自鸦片战争之后,我国的译书作者多以传教士为主,一直到洋务运动及至戊戌维新时期,才逐渐转为以官译为主。1839年,清政府正式开始了官方译书活动,并由钦差大臣林则徐组织、雇佣了大批人员翻译外文报刊上的西方言论。1865年,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军事企业———江南制造局成立,不久,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主要负责西方科技类书籍的翻译工作。

舒高第(1844—1919),字德卿;我国早期著名的翻译家。舒高第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庄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来,其父舒恺福携全家迁居于上海,并将其送入教会开办的男生住读学校读书。舒高第聪明好学,勤奋上进,深受老师们的喜爱。1859年,舒高第的外籍老师回美国时,将他也一同带往美国深造。赴美之后,舒高第潜心研学医学,1867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后,他又去神学院继续深造。1873年,舒高第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国,受聘于李鸿章所创建的兵工厂,任技师和医师。1877年,舒高第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口译翻译。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外翻译人员之中,舒高第是最主要的中译者,且是译著颇丰的口译者,而在中国译员中则无人能及。舒高第的翻译涉及医学类、政史类、矿冶类、农学类、兵制类和兵学类,尤以兵学译著贡献最为突出。舒高第所翻译的各类科学译著对中国近代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和贡献,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同时也极大地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4]123。

二、舒高第在兵学译著上突出成就

自1877年进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口译员始,舒高第在此后的34年中翻译了23种西方科技著作,其中21种译著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而在这21种译著中,兵学译著就占了12种之多,约占其生平译著总量的50%以上(注“:兵学”一词,最高出现于北宋时期。《宋史·艺文志》[5]78所载“郭雍述《冲晦郭氏兵学》中[6]125,已将“兵学”用作书名)。因舒高第曾精研医学,其西医译著也不少。具体而言,舒高第的主要译著可分为以下几类:(1)医学类译著。主要有《临陈伤科捷要》(1898)、《内科理法》(1889)、《妇科》(1905)、《产科》(1905)、《西药新书》(1912)等。(2)农学类译著。主要有《务农全书》(1908)、《种葡萄法》(1909)等。(3)矿冶类译著。主要有《矿学考质》(1907)、《炼金新语》(1903—1905)、《探矿取金》(1903)、《炼石编》(1886—1889)等。(4)兵制类译著。主要有《海军调度要言》(1890)、《英国水师律例》(1909)等。(5)兵学类译著。主要有《铁甲丛谈》(1896)、《爆药纪要》(1880)、《前敌须知》(1890)、《炮乘新法》(1890)、《水雷秘要》(1880)、《淡气爆药新书》(1909年)、《英国定准军药书》(1912)等。(6)政史类译著。《美国宪法纂释》(1906—1908)。除此之外,还有《造铁路书》、《铸铜书》、《装船樯绳索书》、《英话入门》等[7]79。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舒高第在西方兵学译著方面的贡献都是极为突出的。

三、舒高第译著成就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作为一名翻译家、一名爱国者,舒高第深知西方军事科技的先进性,也深知翻译西方兵学著述的重要性。晚清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停滞不前,军事实力大大被削弱,而国内相关的兵学书籍也较少,与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江南制造局与舒高第等爱国人士均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引进西方科技书籍的同时,也将西方兵学加以大量引进。

最初,舒高第翻译西方兵学著作时,多与沈陶璋、陈洙、汪振声、赵元益、郑昌棪等人合作,在1860—1895年间,则多与汪振声、赵元益、郑昌棪三人合作。舒高第的兵学译著涉及领域颇广,既有军事装备、军事管理、行军作战,也涉及军事管理、军事教育等领域。舒高第的兵学译著对晚清的军事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他翻译的《炮乘新法》是晚清时期中国翻译的第一部关于西方战车的军事类书籍,在全面提升战车生产制造技术方面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而《英国水师律例》一书,则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有关西方军事管理书籍,这为中国近代军事管理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与启示作用。另外,舒高第翻译的《城垒全法》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西方军事工程方面的著作。

西方兵学译著既是西方军事文化的载体,也是传播、借鉴其兵学知识与军事思想的重要工具,更是进一步启迪晚清国民军事思想、推动近代中国军事改革的有力武器。可以说,舒高第译著的大量西方兵学书籍,对中国近代的兵工制造、军事工程学、军事管理等领域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舒高第的大量兵学译著得到了晚清政府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兴办军事洋务的主要理论资源。这些兵学译著被各类书目和丛书广为收录、引用,并随着晚清新学热潮走进了各地的学堂,成为国人学习、了解西方军事科技的重要途径。可以说,这些译著是当时国人拓展军事视野,丰富军事思想和传播西方军事科技的有效渠道[8]。舒高第的译著为近代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更多的军事理论知识,也为中国传统兵学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刺激了中国兵学体系的自我调整与重组,为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埋下了种子。毋庸置疑,舒高第的兵学译著对促进中国军事近代化发挥出了“催化剂”的作用。另外,舒高第还涉足医学、冶金、政治等领域,其译著对中国朝着近代化目标行进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1881年前后,翻译馆人员大量离去,舒高第仍坚持着对各类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工作;同时,他还在闲暇之余教授英语,培养了大批精通西文和西学的学生,为中国近代翻译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以舒高第等人为主要力量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著述,这既加速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也加深了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国际交往惯例等的了解。而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使得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得到增强,也使更多的国人逐步从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中摆脱出来,逐渐接受新的思想观念,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加快了中国向近代转型的步伐。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译著种类、数量而言,还是就译著内容的影响来说,舒高第在近代科技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的贡献都是极其突出的。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军事学科和军事科学启蒙者,无论是在中国军事近代化,还是在军事科学近代化的历史书页上,我们都应该为他写上浓重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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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中国近代史第十章读书笔记

6.进行中的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

A.深入认识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

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是从冷战结束开始的。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处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西方阵营处于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成熟期。双方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那么大规模的对峙关系是因为他们各有其是，也各有所非。表面上看东方阵营是被军备竞赛，不堪重负的军费拖垮的，实质上是中国人自己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中走了出来，主动出击，改革开放，积极向西方阵营学习引发的，是中国人1989年的政治风波把东方阵营震垮的。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人集第一和第二次浪潮双方的优势于一身，兼顾“系统管理”与“民主自由”，东风西韵，左右逢源，和平崛起迅速成为主导第三次浪潮的中坚势力。而西方阵营却让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膨胀起来，顽固地坚持第二次浪潮的思想理念，坚持冷战思维。“北约组织”大肆扩张，“颜色革命”此起彼伏，看似“民主自由”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实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第二次浪潮进入了临终膨胀期。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并不是传承衔接关系，而是一前一后的相互并列关系。第三次浪潮同时承接前两次浪潮双方的优点、屏弃双方的缺点，把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管是从第一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还是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谁能够充分发挥自身长处，全方位向对方学习，谁就能够在第三次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那些思想意识保守僵化，总是指责对方的政治家自然会屡屡受挫，如果他们再刚愎自用死不悔改，必然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从1948年英國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到现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第二次浪潮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缺乏系统的思想意识。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就系统地揭示了这一问题，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曾经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系统科学思想和信息科学技术在当时才刚刚出现，还没有开始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

正是由于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在其主导世界发展的这一个多世纪里，非理性的事物充斥人间。随着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的理性缺陷也被相应放大，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就谈到：在‘铅字共和国’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的今天，美国的民主体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讲的就是‘电视帝国’让资本更容易操纵民主政治，强化并放大了民主政治原本就存在的这一非理性缺陷。现在这些非理性的事物已经危及到了整个社会的安危，第二次浪潮的迅速衰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正象我在《全球政治体制发展趋势和我们的应对策略》一文中论述的那样，西方政党制衡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是：工业革命从私有制家庭中孕育出企业，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单位膨胀起来了，私有制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君主集权专制政治控制不了膨胀的私有经济和极端的私有制观念，需要运用强大的政党制衡的力量来钳制膨胀的私有制，制衡政治由此应运而生。但是，从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侧面来讲，企业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社会单位，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属性。随着企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公共意识也在迅速发展，社会公共意识逐渐超越膨胀的私有制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我们可以看到越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社会公共意识就越强烈；膨胀的，极端的私有制观念越来越减弱，政党制衡力量的正面效应就越来越小，而负面效应却越来越大。目前，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效应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淡化和放弃政党制衡政治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影响俯拾即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巨额的竞选经费给社会财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政治献金又为资本操控政治铺平了道路；更为荒唐是军工产业竟然能成为某些国家的支柱产业，这和制毒贩毒一样是极不道德的事情。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依靠制毒贩毒富强起来；依靠军工产业富强起来的国家也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如果说冷战结束是东方阵营被巨额军费压垮的，那么现在巨额军费也同样将成为结束西方阵营的重要因素。21世纪是和平发展的世纪，到了21世纪的中后期军火工业会象现在的制毒贩毒一样受到道德和法律上的制约。

对恐怖活动的过度反应也是西方政治走向临终膨胀期的一种表现。站在一个负责任的主导世界潮流的大国立场上，恐怖活动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治安问题。它涉及到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发展状态等等多方面因素，因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从思想意识、行政法制到经济手段，军事行动只能作为后手万不得已而为之。简单的以暴制暴只能事与愿违把问题搞得更复杂，稍微有一点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儿。然而，当代主导世界潮流的政治家就这么干了，难道他们都是低能儿，非也，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让他们头脑膨胀丧失正常理智的，谁站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很难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看到把维护社会治安的反恐怖行动上升为“反恐怖战争”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思想僵化，没有从全球一体化的高度来认识问题。看似从本国人民最高利益出发，到头来却极大地伤害了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同时伤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导致他们思想僵化跟不上世界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冷战的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冷战思维惯性在作怪。其二，在政党制衡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摆脱不了军工产业利益集团的操控，尤其是在一个军工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具体因素影响下，一些政治家出现弱智行为也属于正常现象。第二次浪潮在膨胀，处在浪头上的政治家不可能不头脑膨胀。

目前，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明显受挫，膨胀速度已经有所减缓，但是它还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出来转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去。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都存在着一个运动惯性和相应的运动轨迹。不是几个精英人物看出问题、想出办法就很快可以转化过来的。

B.静观西方社会政治形式的变化

第一次浪潮的政治形式是中央集权，其社会基础是整个东方文化体系；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形式是政党制衡，其社会基础是整个西方文化体系。第一次浪潮的衰落暴露出东方文化的弱点；第二次浪潮的衰落暴露出西方文化的弱点。第三次浪潮是东西方文化大汇合形成的，其政治形式也应该是中央集权与制衡政治的大汇通。我们看到东方社会从第一次浪潮中走出来经过了太多的磨难。因为第一次浪潮确实落后于第二次浪潮，东方社会在走出来的过程中，既要接受来自西方的凌辱，还得虚心向西方学习，最后还要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历史交给他们的功课也确实太重了。现在西方社会要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就轻松多了，毕竟现在的西方社会仍然处在世界发展的前列，没有人能居高临下地来“教导”他们；第三次浪潮的基础思想——系统科学理论就产生在西方社会，也不需要毕恭毕敬地向别人学习新思想。沉睡的东方文化还是被西方的系统科学思想、信息科学技术唤醒的。所以西方社会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完全是一种非常坦然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否定过程。

系统就是整体，就是综合。系统思想就是综合思维、整体观念。系统科学思想在深层次上与东方哲学是相互沟通的，它们都是用系统的观念去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把矛盾的同一性放在第一位；它们都重视整体利益而相对忽视个体利益。因而他们在基础理论上都不支持政党制衡政治。

系统科学思想自从上世纪50年代出现，首先在比较敏感的文化艺术领域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新潮；相继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广泛深入地发展。现在的西方社会，系统思想、整体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他们的综合思维意识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人；他们甚至比东方人更喜欢东方文化。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一些人忙忙碌碌埋头研究传统文化，一些人孜孜汲汲消化吸收西方文化，两方面相互脱节，真正能站到一个更高层次上把两种文化融会贯通起来的人几乎没有。虽然我们中国人有着无比深厚的文化基础，现在也不能不承认西方社会在哲学思维上仍然是略胜一筹。

随着西方社会文化基础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政治形式最终也必然出现相应的变化。虽然我们看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全球独立国家中约60%实行了政党制衡的民主制，近年来的“颜色革命”更是把民主转型浪潮推向颠峰，但是这仅仅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方面、一个表象，在民主政治的核心地区，一场弱化、放弃政党制衡的运动正在悄然发生。在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运动迅速发展正在逐渐架空各成员国的政党制衡政治；在美国，“非党派”领导的民主政治正在抨击政党政治，并在积极地蓄积力量准备把“政党政治”逐出政治舞台。在走出政党政治的道路上，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用了不同的路线图。我们只要把这两个不同的路线图结合起来研究，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欧美国家未来政治形式的发展趋向。

欧洲路线图的基本思路是建立欧洲联盟把政党制衡政治包裹起来逐渐消化吸收。欧盟内部的政治议席是固定分配给各个成员国的，这样就把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制约在了成员国内部，形成了欧盟中央和地方两大结构层次。当然，目前欧盟和各成员国都还不愿意用中央和地方这样的称谓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在欧盟中央，举荐制、轮值制和小范围的选举制取代了政党制衡制，以后或许还会出现一些禅让制的迹象。也就是说：欧盟正在按照系统控制的哲学理念建立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如：议席固定分配，议员地方举荐，主席轮值或禅让，高层圈内选举和有限的政党制衡等杂和在一起共同簇拥起一个中央控制系统。现在欧盟中央控制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各成员国的主权在一步步被削弱，政党制衡的政治舞台也逐渐在缩小。未来的欧洲将走向何方？现在还有点雾里看花，不过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其一它不可能发展成美国模式的联邦制，因为美式联邦制已经有点过时，美国人也正在蓄积力量准备改革。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二、三十年前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之路，现在我相信欧洲人也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二它必将走向“高层高度集中，基层充分民主，放弃政党制衡”这样一个基本方向。这是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欧洲人可能有点不太情愿，但是全球一体化浪潮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他们必须这样走下去。最终，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欧洲以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其它地区联盟，如“非盟”、“阿盟”、“东盟”等学习的楷模。这也可以说是历史赋予欧洲人的光荣使命。

美国人的路线图是直接放弃政党制衡走中间路线。这一条路线看似简单，大家都放弃党派争执就可以了，而真正实施起来就麻烦多了。首先，放弃政党制衡后国家总统直选也将失去意义，势必会形成民众选举议员，议员选举总统的间接选举制度；还会出现政治议席区域分配的制度。目前的美国人还可能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他们必须接受的现实，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拖延下去受损失的是他们自己。我们把欧盟和美国两条路线图结合起来看，欧洲人已经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走了50多年，现在走向一体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们走的是一条踏实稳健的道路；而美国人走的“中间道路”则必须进行大幅度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会遇到较大的社会阻力，需要有一个社会能量蓄积的过程。二者会在前进的道路上相互影响、相互参照、相互促进，最后携手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

C.21世纪的两极世界

第一次浪潮涌立起来一个东方文化体系；第二次浪潮涌立起来一个西方文化体系。引导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这两大文化体系在20世纪相互对峙把人类社会分化成一个两极世界。冷战结束以后，主导西方阵营的美国独占鳌头，世界一度走向单极化，然而随着中国、印度的崛起，俄罗斯的复苏和欧盟的发展，世界很快又呈现出多极化的景象。多极世界国际关系复杂多变，而在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仍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理性的冲突与融和。世界由两极走向多极、无极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这两种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中融为一体的过程。

在我的家乡河南省新乡市，有一个村庄叫“合河”。卫河的两大支流在合河村上游数公里的地方就汇合在一起，然而汇合在一起的这两股水，一清一浊并行而下互不交融。一直到合河村这个地方突然很快融合在一起，合河村因此而得名。现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汇合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尽管全球一体化浪潮已经把东、西方社会的利益关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然而等到这两大文化体系完全融合起来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在此期间甚至还会出现剧烈的文化冲突，但是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益攸关的大背景下，大冲突的结果必然是大融合。最近发生在伦敦、巴黎、旧金山的冲击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实质上是部分头脑僵化的西方人拒绝接受东方文化而故意挑起的事端，最终结果是他们不得不在切身利益面前折服。切肤之痛会让膨胀的头脑冷静下来的。

冷战结束，主导东方阵营的苏联，经济衰落、政治解体，但是东方阵营的瓦解不等于东方文化势力的消失，作为东方文化中坚势力的中国迅速崛起上升为东方势力的主导力量；同样，主导西方阵营的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经过短暂的膨胀也迅速衰落，而作为西方文化中坚势力的欧盟则迅速发展上升为西方势力的主导力量。东、西方阵营在相继将帅易位后，又相继走向瓦解。有形的东、西方阵营不见了，无形的文化对抗彰显出它巨大的社会力量。东西双方阵营的瓦解分化形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就是今日世界之最基本动态。

东方文化势力的辐射范围函概亚洲和东欧。它不是一个有形的社会集团和区域结盟，却有着一种无形的集约力量；它以综合思维、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中央集权为基本的政治理念；中国就是这一文化势力的核心。原来依靠专制暴力维持的的中央集权已经腐朽了；而获得系统理论和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制已经逐渐放弃暴力走向公开、透明、民主和开放成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形式。中国人正在打造着这样一种政治形式，主导着东方文化势力走向复苏和崛起。简而言之，没有系统科学信息技术支持的中央集权是没落腐朽的政治形式；受到系统科学信息技术支持的中央集权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政治形式，是一种跨越西方政党制衡政治的政治形式。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性，曾经在20世纪主导整个东方阵营，因而它在政治形式上更倾向于东方。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曾经让俄罗斯一度走向全番西化，正是东方文化的约束力让俄罗斯在普京时代迅速回归，成为东方文化势力的重要力量。我们还看到：从叶利钦、普京到现在的梅德韦杰夫他们在担任国家总统期间都脱离任何政党，这正是东方文化正统思想的体现。目前俄罗斯的政治形式是东、西方的杂和体，其内部存在着很深的文化冲突，这势必会导致它在发展的道路上左右摇摆而影响速度。它不象中国的政治形式，上下一致、内外同一完全按照着东方文化势力发展规律在稳步前进。

印度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基础，具有较重的宗教政治色彩，近代还有被西方文化强化训导的历史。所以印度的政治形式不是从它自身文化中滋生出来的，具有东西杂合，上下脱节的基本特征。俄罗斯政治形式的东西杂和是基于它自身文化的双重性，而印度政治形式的东西杂合有一点移花接木的味道，直接导致社会上层政治形式和基础文化之间的脱节。受宗教、民族问题和政党制衡政治的拖累，印度未来的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向中国学习”可能会成为印度人的世纪课题。历史和文化把中印两国紧密联系起来形成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任何外来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都不会对此形成太大的冲击。

从中、俄、印三国文化基础与政治形式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化基础对政治形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二次浪潮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东亚诸国就是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建起了不尽相同的政治形式。

日本人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处在幕藩体制下的日本与第二次浪潮策源地英国的政治形式相雷同，都处在发展成熟的封建制历史阶段。正如前文所述，封建制发育不全和走向中央集权以后都不太适合资本主义的生长。可以说是历史赋予日本人这样一个发展的机遇，让它成为东方世界中唯一一个主导二次浪潮的国家。

日本毗邻中国有着深厚的华夏文化基础，因此日本人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形式与西方欧美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虽然也属于政党制衡体制却长时期的一党独大，事实上的一党独治；同样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国家却牢牢掌控着资本，资本依附于政治。东方文化对日本人的政治形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西风东化，珠联璧合，这也是日本人在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日本人同样也会遇到诸多难题，因为他们的政治形式是在低层次上的东西合壁，现在东、西方的政治形式都需要升级，中国人运用系统思想信息技术改造升级自己的中央集权制已经大见成效；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考虑自己民主政治的升级换代问题；日本人自然不会抱残守缺，也要展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东方文化势力正在迅速崛起，日本人也将回归其间自寻其位，说明白一点就是：日中关系要逐步超越日美关系。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同样的道理：文化的不同类型和发展层次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政治命运。虽然第二次浪潮让全世界的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每一个国家发生的变化都不尽相同，因为它们都脱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基础。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上述几个国家社会形态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他亚洲国家可以依此推演不再多叙。

西方文化势力的辐射范围函概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在它的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以分析思维、矛盾制衡、突出个性为主导思想，以政党制衡为基本的政治理念，西欧、美国是这一文化势力的核心。单纯从思维角度来讲，西方文化存在着先天性的思维缺陷。主要表现在西方人对随机现象背后，物质的不确定运动认识不足。中国的老子、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代表，而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所缺乏的是《易经》建立起来的系统思维模式。《易经》本身就是一本占卜专著，它透过占卜对随机现象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然后才建立起一个阴阳矛盾系统的演化、变易模式；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是首先建立起一个混沌的、模糊的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展开辩证法的论述；这些都是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所缺乏的。然而正是西方人这种具有先天缺陷的思维方式却成为人类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利器，这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在科学的发展还没有深入到物质的不确定运动层次的时候，发育过于成熟的中国式思维反而成为一种禁锢人们思想、束縛人们手脚的落后思想。当科学研究深入到物质的不确定运动层次，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首先登台亮相，随之出现混沌学、模糊学、信息论、系统论等系统科学思想。科学的发展引发思维模式的发展，西方人正在分析思维之上发展综合思维、在辨证思维之上建立系统思维，让自己的思维走向成熟；中国人也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充实自己的思维模式，让传统的思维模式焕发出它新的活力；一种集分析、综合共同优势的思维方式，以系统的辨证为特征正在全世界的范围建立起来。

西方人的思维缺陷曾经让他们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出尽风头，不可一世。然而信息革命掀起的全球一体化浪潮是不容忍这种思维缺陷的。西方社会个体利益高于团体利益，团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全球利益的思想观念，现在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麻烦；历史正在宏扬的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个体利益服从团体利益，团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服从全球利益。目前，东、西方之间的种种摩擦都源自于这一基本观念的不同。西方基本观念在“人权”问题上的表达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伸张个性，向往自由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基本属性，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基础，西方人突出个性的民主思想仍然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问题的根本症结出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上，西方人分析思维的局限性让他们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层层设防，处处树敌，不仅是直接发动局部战争，而且还在许多国家内部跳起内战，结果是把整个世界搅和的不得安宁。他们缺乏综合思维、系统分析的习惯，不能象中国人那样能站在全球一体化的高度，处处与人为善，表现出一个大国的风度。由此可见，西方社会的基本观念在基层社会仍然还有较大的生存空间，而在高层社会已经到了必须放弃的时候了。这就是近几年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常常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根本原因。伊拉克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

然而，西方文化毕竟主导着人类社会强劲发展了三、四百年，现在也仍然还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的衰落，而是两种文化要齐头并进，逐渐融和。在系统思想、信息技术强有力的推动下，西方文化正在强势中蜕变着，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对此也仅仅是起到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

世界局势也正是在这样发展着。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对欧盟的发展有一个促进的作用，加快了欧美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化。欧盟将按照新的政治理念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即：中央集中控制，地方民主自由的政治形式。为世界各地的区域联盟作出表率，引导着全世界的中小国家走向和谐发展的未来。欧盟仍然不失为全球社会发展的主导者。

中国是东方文化势力的主导者；欧盟是西方文化势力的主导者。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构成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轴线，世界各国政治路线、外交方针的制定都要参照这一基本轴线，才不会偏离大方向。也就是说：在东、西方文化大融和，大冲突的基本框架中，中国和欧盟的发展方向分别代表了两大文化势力的基本动向；中、欧关系代表着两大文化势力的平衡关系；其它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程度和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的不同而各居其相应的位置，大家只要把握好中、欧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就不至于被边缘化。

目前的美国仍然比较强大，中美关系、俄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有时候也显的非常重要，但是相比中欧关系来讲就显的有一些肤浅了，因为中欧轴线是从历史文化层次表达出全世界的基本动向。

D.21世纪的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受宗教问题影响全球国际关系变的更为复杂。在全球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宗教问题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深入系统地认识一下宗教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宗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走过来的，大致上分为自发宗教和人为宗教两个发展阶段。自发宗教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是最初的宗教形态。它崇拜自然，把日、月、山、河、风、雪、雷、雨等自然物和自然力视为与人一样具有思维意识。由于它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世界各地的自发宗教都比较接近。现在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人为宗教，都是从自发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級宗教形态。由于有更多的人为因素影响，特别是创始人的思想意识作用，人为宗教可谓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不管是自发宗教还是人为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人类对大自然缺乏足够的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宗教不但没有消灭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科学对大自然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科学思维是理性的，但是它存在着先天性的思维缺陷，为宗教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

东、西方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中国人是从自发宗教中直接走向理性思考的，从《易经》到诸子百家一个相对成熟的宇宙观和一个比较完整的思维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形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人为宗教是不可能滋生出来的。中国现在的宗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来的，如：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另一种是由外来宗教催生出来的。比如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它们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都没有人为地去建立自己的宗教组织，都是由后世的崇拜者在外来宗教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它们虽然在社会形式上表现为人为宗教，而实质上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秉承中国的主流文化。人为宗教在融入中国社会的同时也被中国文化所改造。比如：佛教有关“孝悌”的观念就是在传人中国之后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涌立起来的中央集权政治始终保持着对宗教的控制，宗教人士以受到皇帝的册封为荣，西方社会为皇帝加冕的事情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中国人是理性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宗教国家。

西方文化是依靠科学的力量从人为宗教中跳跃出来的。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理性思维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为宗教才能在自发宗教的基础上滋生出来。人为宗教让人们的理性思维进入一种涡旋状态。正是这种思维涡流积极有效地维持了人们心理上的平衡和稳定，在阶级社会中，对缓解阶级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它巨大的社会效能。也正是由于理性思维发展不充分，西方人获得了进军科学的历史机遇，因为早期的科学研究（包括现代的大多数科学研究）是不需要对混沌世界和不确定现象有深入认识的。科学偏爱思维上稍有残缺的西方人，中国人繁杂、早熟的思维模式反而成了走进科学的巨大障碍。也正是现代科学在理性思维上的这种先天缺陷为‘人为宗教’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相同的思维缺陷，分别向两个方向发展，形成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由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局限性给宗教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双方既势不两立，又互为补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化体系。科学思想主导下的宗教和科学的对立统一是西方社会文化体系的基本结构。西方社会是依靠科学和宗教两条腿支撑着稳步发展的，这可能也是西方社会出现政党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有一句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这一句话非常精辟地阐述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什么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就是因为科学存在着一定的理性思维缺陷需要宗教予以支撑；为什么说“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就是因为科学是理性的，是实实在在而不可否定的，宗教对于科学只能辅助补缺，不能有太大的偏离和抵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向邪路。我想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可能还不太了解中国哲学，否则他一定会再加上一句话：宗教和哲学都应该参照一下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洞察力是其他任何人不可企及的。

科学存在着巨大的思维缺陷，真正的科学家是从来不避讳这一点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到晚年也特别注重对气功、中医的研究，非常看重中国古人对人体超自然能力的认识。中国古人就是凭借着对人体超自然能力的认识从自然宗教中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建立起了中医、针灸、气功等古老的学科，建立起了以《易经》为核心的理性思维模式。中国人认为：任何物质都是‘形’与‘气’的统一体，一般物质是‘形’控制‘气’，有生命的物质是‘气’控制‘形’。气就是意识，气就是灵魂，气就是神。气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现代科学仍然没有认识到的‘暗物质’。这就是说任何物体都是有意识的，人体超自然能力就是‘气’在特殊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特异功能。由此看来，中国人压根儿就没有完全脱离自发宗教。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是直接从自发宗教中升华出来并与之浑然一体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是以自发宗教为基础的，主流文化与基础文化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没有象西方社会那样主流文化和基础文化之间出现对立统一、相互制衡的结构关系，这也可能是中国人始终坚持中央集权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占卜中，中国人认识到了随机现象背后的暗物质世界，理性地建立起一个系统思维模式；在诸如“灵童转世”和“鬼魂附体”等特殊的自然现象面前，中国人不是把它们演绎成‘人为宗教’，而是建立起气功、针灸和中医这样的学科；由此中国人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理性升华。这是人类社会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其历史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人创造的现代文明，可惜现在没有几个学界人士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文化，都急于在西方话语权的大环境下早出成果，不能沉下心来做一些基础研究。他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就是：科学的（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正确的，和科学站在一起就代表了真理。其实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西方文化是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统一体，偏执地引进西方文化，不仅仅会出现一些偏执的“民主人士”，还会出现一些西化的宗教和一些偏执的科学家。在哲学家的眼中，那些偏执的“科学卫士”、“超级科学家”和“法轮功人士”其实是一个矛盾共同体的两极，都源自于西方文化。思维缺陷上升为他们的心理缺陷，中国普通民众对他们普遍比较反感，这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文化抵触，往往是一种说不出具体原因的讨厌。

在占卜和鬼神的背后，在中医和气功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神秘物质它既是物质又是信息，还是意识。这种物质对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不确定的和有限的，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对此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还是一种模糊的、宏观上的把握。虽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却可以灵活掌握其运动规律为社会生产所用，中国人由此对客观世界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几千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与占卜、鬼神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既不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认可。孔子在《论语》中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中国人认为：每一个物体都是“形、气、神”的统一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而且是一个当位之神；所谓鬼神都是一些正在化解中的退位之神。当位之神自己不努力自强，事事祈求退位之神的庇佑，岂不让天地鬼神耻笑？所以中国人尊敬鬼神，更尊敬自然规律，更尊敬人自身的生命活力。因此孔子还说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西方社会中，宗教的有神论与科学的无神论争论不休；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争论不休；而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些争论都是非常无聊的，是一种缺乏理智的表现。因为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比他们更深入一个层次。

孔老夫子一再告戒我们：要远离“鬼神”！我在此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有触犯古训之嫌，也实属无奈。因为科学的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分析思维转向综合思维，科学需要在宇宙观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中国古人那里借取一粒火种，来点燃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其用心良苦又有几人知晓？但愿大家能以一颗宽容之心善而待之，科学的未来或许就在其间。

中国文化是人类社会第一次浪潮建立起来的理性思维文化；西方文化是第二次浪潮建立起来的理性思维文化。两种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从自发宗教中升华出来的；西方的科学思想是从人为宗教中跳跃出来的。在第一次浪潮中，中医就相当于现代西医等自然科学思想；儒家思想就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等社会科学思想。现在一些学者把儒学纳入人为宗教的范畴确实是非常幼稚和荒诞的。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学者不要再偏执地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文化了，历史会耻笑我们的。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是，影响归影响，渗透归渗透，东西方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运行轨道前进，从来没有因为对方的影响和渗透而发生改变，即使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也仍然如此。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主要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作用。

最初，中国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也曾经向西方扩散和传播。《易经》、《道德经》和〈论语〉在中国可以抑制人为宗教的产生，到西方却没能阻止西方宗教的发展，相反的是西方宗教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因为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还不足以阻止人为宗教的发展。中国文化直接促进的是西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多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和西方科学思想同属社会理性发展范畴，而西方的人为宗教和中国的自发宗教则属于相同性质。西方宗教传入中国能够迅速扩散开来，是因为人为宗教在组织形式和社会功能上都优于自发宗教。它来到中国只能充实自发宗教的社会功能，而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文化结构，因为中国的主流社会是理性的。其实，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下降，仅仅作为基础文化而广泛存在。单就这一点上，西方社会是逐渐在向中国看齐，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让鬼神远离政治了。科学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可以促使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民主、公开、透明，但是它却动摇不了中国人的中央集权政治。

西方文化是人为宗教和科学思想的对立统一；中国文化是自发宗教和《易经》文化的浑然一体。进入21世纪，双方相互融合的步伐在加快。人为宗教与自发宗教相互影响在社会基层广泛深入发展；科学思想与〈易经〉文化相互影响：自然科学方面，中医和西医之间相互影响，以及即将发生的中国哲学对整个科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科学方面，儒家思想和现代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政治体制方面，西方文化促使中国中央集权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中国文化也在促进欧盟迅速发展自己的中央控制政治。很多人在研究东、西方文化关系时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层次对应关系，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21世纪是系统科学的时代，科学研究从分析思维转向系统思维，开始对混沌世界的不确定现象有所认识，东、西方文化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但是，在科学真正揭开生命与神灵的奥秘之前，理性思维仍然还不能独自支撑起一个完整的社会；宗教必然会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基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只能处在逐渐融和的过程之中。

进入21世纪，宗教一方面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广泛发展；另一方面也会越来越远离政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都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保持宗教政治的国家。比如象非洲一些国家仍然处在自发宗教状态；中东一些国家仍然处在人为宗教状态。对待这样的宗教国家，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思想可以直接削弱宗教观念，东方的儒家思想可以淡化宗教观念，它们都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从宗教政治中走出来。但是外在因素只能起到一个催化促进作用，最关键的是要靠他们自己，不能拔苗助长搞殖民文化。目前世界政治局势已经出现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就是建立地区联盟，让政治平台上升一个台阶，从而拉开政治与宗教的距离。西方国家从政党制衡政治中走出来依靠的是建立欧洲联盟；中东国家、非洲国家从宗教政治中走出来同样也需要建立地区联盟。发展地区联盟并逐渐扩大联盟组织的政治权力，通过削弱盟国主权来实现政治与宗教的剥离是21世纪世界政治形式发展的一大基本趋势。

当今世界仍然是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世界各地大小角落无不充满了西方文化的气息，即使是在中东地区一些宗教国家也不例外。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对立冲突，在西方国家二者相互磨合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糅合体。当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糅合体进入到这些宗教国家的时候，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加上科学对宗教的巨大冲击力就一块表现出来，形成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人类社会要发展，这样的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解决这样的社会冲突最基本的办法是等待和安抚。因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磨合需要时间；出现生存危机的本土宗教需要安抚。采用打击、压制、战争等激化矛盾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的力量和宗教国家人民的智慧。最终，宗教国家的人民会乘借着第三次浪潮的强劲东风，兼容东、西方文化的优势，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姿态和世界人民一道进入全球一体化时代。

由此可见，美国和西欧在对待宗教国家的问题上，很多作法是不太妥当的。然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仍然在他们的手中，其他人还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们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来表现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文化的魅力。随着东方世界的崛起，社会主导权逐渐东移，人类社会将更加和谐、安定。

E.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主权问题

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着世界各国的主权；各个国家的主权也象是堤坝上的桩柱，联合抵御着全球一体化浪潮。人类社会在这两大势力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前进着，这就是今日世界之大势。2008年7月22日《参考消息·名家专论》刊载了日本学者中西辉政的文章。该文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混乱是一味推动全球化带来的恶果。今日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一个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我认真阅读该文之后认为：中西辉政先生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非常深刻和精辟的，但是在最基本的历史观上却有失偏颇，值得商榷。

近两年来，世界各地贸易政策普遍趋向保守，经济壁垒正在悄然兴起。但是这仅仅是全球一体化浪潮在与国家主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周期性的低潮。没有必要惊呼：狼来了！几年之后我们或许会迎来更为高涨的一体化浪潮。从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到现代西方人的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十九世纪的大英日不落帝国，应该说：全球一体化是地球人永恒不懈的追求。不同的是現代人已经放弃了使用武力走向统一的道路，开始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走向一体化。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欧盟为什么会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区别点就在于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历史证明和平统一才是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以一种热切期盼的目光、高度关注欧盟国家正在进行的和平统一路线图。它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改革和联合国改革的参照模式。

以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标志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象其它很多客观事物一样也具有两面性，在给我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正象中西辉政先生所讲的那样，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混乱的确与一味推动全球化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全番否定全球一体化浪潮。我们也不能因为看到主权基金和大国主权在遏制金融危机，减轻社会危害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就断言今日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一个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恰恰相反，目前世界经济形势混乱正是由于更高层次的主权控制功能缺失造成的。说明世界已经开始了主权控制平台向上提升的运动。国家主权之上产生区域联盟主权；区域联盟主权和大国主权之上催生出全球一体化的联合国主权，经济一体化正在促进主权一体化。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全球性的、多层次的主权控制体系正在形成。识时务者为俊杰，全球范围内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们都在积极地促进区域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加强区域联盟的主权建设。同时他们还将积极地促进联合国的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主权建设，加强联合国对跨国金融财团的监管力度，下一步甚至还会出现联合国向跨国公司直接征收税金的可能性。总之，人类社会在飞速发展，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去迎接历史发展的考验，任何悲观失望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权控制体系将是一个多层次的框架结构。首先是全球性的主权控制平台的建立问题。目前，联合国已经具备了某些主权特征，比如：它已经有军队、法庭和监狱，虽然其权威仍然非常有限，在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因为经济一体化浪潮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不是哪个、哪几个国家主权能够控制得了的，建立全球性主权控制平台势在必行。困难的是人们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把多大的主权上移到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权力过大也并非全是好事，能适度控制经济一体化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即可。

区域联盟的主权控制平台正在建设之中。欧盟、非盟、阿盟、东亚联盟、南亚联盟、南美联盟、北美联盟等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中西辉政先生谈到的“大国竞争”正在加快区域联盟的建设。大国竞争越是激烈，中小国家把主权上移到区域联盟的速度就越快，一个由区域联盟主权和大国主权共同主导的联合国逐渐形成。联合国的组织改革就是要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所以，突出区域联盟在联合国中的政治地位将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何谓“大国”？如何把区域联盟和大国放到同一个政治平台上？唯一的方法是给联合国的席位表决权附加人口、经济和国土面积等参数。比如我们可以从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土面积三个方面考量一个国家或区域联盟进入安理会的资格，这样只有极少数大国可以直接进入安理会，而大多数中小国家就必须组织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联盟才能参与安理会的工作。一旦联合国的改革向这样一个方向迈进，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区域联盟的迅速发展。

受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影响，增强联合国主权控制的呼声不断提高，大家都热切期盼着联合国有一个全面改革。但是，几年来经多方努力联合国改革深陷僵局，毫无进展。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时机不到，区域联盟发展不成熟，政治家们还没有看到区域联盟进驻安理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我们不要太在意一些国家拿出来的联合国改革方案，站在老的思想观念上，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是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成熟的改革方案来的。“大国竞争”促使区域联盟日渐成熟，其政治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联合国的改革也就水到渠成。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必然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散在的国家主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而相互聚合，区域联盟应运而生。国家主权上移集中逐渐形成全球性、多层次的社会控制结构。联合国为一级主权控制平台；大国和区域联盟是二级主权控制平台；大国的地方政府和区域联盟内的中小国家是三级主权控制平台。不管世界政治局势如何跌宕起伏，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方向不會发生改变。

中小国家主权上移的大趋势就决定了中国人台海两岸最终必然走向统一；主权和平集中的历史性转折也决定了台海问题的解决方式必然是和平协商；欧盟、非盟等区域联盟进入安理会也必然成为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不管什么人有多么强烈的愿望；多么美好的想法，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7.中国人最大的历史机遇和最根本的历史责任

第一次浪潮为中国人提供了发展机遇；第二次浪潮为西方人提供了发展机遇；现在的第三次浪潮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发展机遇。各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地位不同其获得的发展机遇也各不相同。西方国家是在强势之中进入了历史的转折阶段，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让他们倍感失落，输出民主的对外政策也屡屡受挫，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是第二次浪潮的强弩之末。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正在踏踏实实地建设自己的欧盟组织，而欧盟组织正是运用系统思想组建起来的中央控制平台。中央集权控制、地方民主自由——欧盟的政治形式即将成为第三次浪潮全球趋同的政治模式。随着输出民主的对外政策转变成辅助建立区域联盟的对外政策，西方国家仍然不失为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在思想上，西方人已经开始了系统科学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兼容性提升，正在放弃“非黑即白”“非敌即友”式的简单思维；在政治上，西方人正在建设能够兼容政党制衡政治的中央控制平台[这种兼容性的提升都是随着广义相对论对牛顿三定律的兼容性否定衍生出来的]；在经济上，东方国家的崛起并不就意味着西方国家的衰落，西方国家掌握着更多的先进技术就更多地掌握着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权。当然，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是一种相对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人失去往日那种遥遥领先，高高在上的感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总之，西方人仍然在引导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第三次浪潮。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是那么一帆风顺。系统思想与唯物主义之间一直不能够顺利衔接起来，因为在宇宙观这样深层次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欧盟组织这个中央控制平台的建设也不顺利，2008年6月12日，爱尔兰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里斯本条约》，这是民主政治拒绝被中央集权政治兼容的一次交锋，尽管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多次发生，但是欧洲走向中央集权控制的步伐不会放慢，因为一体化的欧洲代表了全体欧洲人的利益，也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什么样的力量能促进这样的问题顺利解决呢？我们还要把眼光转向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另一个方面军。与欧盟的组织建设相反，中国人已经有了成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现在需要的是推进地方和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和欧盟正在从两个不同方向共同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中央集权控制与地方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任务，中国人对此或许具有更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欧盟国家在这一方面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受一些挫折，交纳一点学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次浪潮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让中国人的中央集权政治焕发出新的青春；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这一次“5.12”汶川大地震让中国政府向世界显示出中央集中控制的巨大优势。不管人们认识与否，中国人在客观上已经成为积极推动全球区域联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区域联盟是正在形成的中央集中控制平台。

从第二次浪潮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国就象是从冬天来到春天，处处春光明媚，生机昂然。其发展机遇就如同阳光普照一样是不能简单地用大小、多少来形容的，如果一定要问最大的发展机遇是什么？我们说：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逐渐回归主导地位，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机遇。在第二次浪潮中，中国人曾经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抬脚动手便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适合工业革命时代的需要。进入第三次浪潮，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能适应信息革命时代的发展也落后了，我们看到西方人近些年在国际事务中屡屡受挫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虽然西方人已经建立起系统科学理论，并且开始用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受思维习惯的影响，他们仍然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坚守着分析思维的宇宙观，拒绝系统科学思想的宇宙观，致使当代科学思想处于一种自相矛盾之中。是西方人进一步思考，真正按照系统思想的宇宙观来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呢？还是中国人按照《易经》文化的宇宙观，对当代社会散乱的主流思想进行兼容性提升呢？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后者，因为，西方人能走到系统科学思想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向下深入恐怕会很困难。中国人不仅有《易经》这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有中医、气功这样古老的基础学科，深入研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社会主导思想不明确，对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还不算太大，充其量是固守冷战思维的西方人再发动几场“伊拉克战争”，社会总是要前进的；最紧要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挣脱不了分析思维的束缚，走不出分析思维的怪圈，长此以往问题很严重。超弦理论就是分析思维制造出来的一个怪胎，它已经葬送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毕生精力。科学家们如果不沉下心来认真思考，调整一下思维方式，类似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科学研究从分析思维走向综合思维，现在虽然有了系统科学思想还远远不够，要从宇宙观的深度接受综合思维，人类社会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要探讨中医经络、针灸、气功的实质，就如同在揭示宗教和神灵的奥秘，不可轻言立志，敬而远之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深不可测的知识盲区，人类智慧不可轻易涉足，一旦陷入其中往往是两手空空、无功而返，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对此就有所认识。但是，社会在前进，科学要发展。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到系统科学理论的出现，科学正在一步步逼近这一知识盲区。目前遇到的最大障碍主要是思维障碍，而不是技术障碍，而要解決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中国哲学思想和系统科学思想结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国哲学思想在其中要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因为在系统科学内部各种理论观点犹如一盘散沙，需要有一种哲学思想来统领。

从建立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到引领科学研究深入到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任务，中国人是这一历史任务的必然承担者，这也是中国人最根本的历史责任。

近几十年来，为了探索人体经络、气功的实质，中国的科学家真没少下工夫，也没有少浪费国家的科研经费，就是不见有突破性的进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宇宙观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用分析思维的科学方法去解决综合思维的科学问题就犹如缘木求鱼，一百年也不会有收获。然而他们锲而不舍，勇于献身的科学精神，让我为之感动。我真诚地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坐下来，把第一次浪潮的《易经》科学、第二次浪潮的经典科学和第三次浪潮的系统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真理顺一下，用《易经》科学的宇宙观统领经典科学和系统科学，建立起一个系统的综合思维思想体系，科学研究工作才能跨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阶段。

篇5：中国近代史第九章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章节内容概括：

本章内容，主要讲述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为寻找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的理论成果；同时，还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中接受的经验和教训的概括。

重难点概括：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程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

2、运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原理来认识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

3、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理解。

以下，分点进行概述：

一、良好的开局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今本的知道原则，同时，也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发展

《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和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论十大关系》主要是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围绕“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地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让社会主义成为广大民众的事业”为基本方针，重点发展国内重工业，更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同时，它在新的历史条件先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来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理论准备。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的召开，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并提出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指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盒发展生产力。中共八大路线的正确制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但仍然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必须争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故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献，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矛盾学校，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整风运动主要是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从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方面加以改革；而反右派斗争，则是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并严重扩大化，但这一斗争在理论上和知道思想上都是错误的，起采取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方式都是错误的斗争方式，在思想和文化上都形成了严重的影响。

二、探索中额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1957年，由于“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增强了党内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为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形象，毛泽东等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提出，要抓住历史机遇，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跃进，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创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局面，并严厉批判反冒进，坚持正确意见的中央领导人。同时，在推动“大跃进”的同时，还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地以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为知道思想，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严重损害了广大的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1958年，毛泽东意识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并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巩固纠“左”成果，但随后又全面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因此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1960年开始，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起草相关条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认真贯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废除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等，直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才使得国民经济有所好转。

（二）“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10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虽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但其否

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和造反派组织的煽动，毛泽东在全国开展了“斗、批、改”运动，误判刘少奇、邓小平罪名并予以撤职，在全国掀起了内乱高潮。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都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其间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并挫败了“四人帮”“组阁”图谋，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的国务危机。时至1976年10月6日晚，依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才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三）严重的挫折，深刻的教训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是处于起始阶段，毛泽东等国家领导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导致犯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的历史错误，滞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幸好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多国家领导能够及时地认识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并及时地进行纠正，才使得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后有所好转，社会主义的建设也得到了继续发展，并取得了公认的重要成就。历史一再证明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顽强生命力。

三、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四）探索中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四、感想

通过本章内容的自主学习，我发现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各种指导思想的错误，和对社会主义科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导致以毛泽东为首的国家领导犯了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许多历史性的严重错误，滞后了国民经济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但好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家领导坚持走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观念，实事求是，以正确的方式方法发展国民经济和发展传统文化；同时，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也能及时地认识到极“左”观念的严重错误，并及时进行纠正，才使得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人民也能迎来中国

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中国共产党这个集体的伟大，和社会主义顽强的生命力。

篇6：《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感悟颇多，对这段历史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在读之前，我先给自己设置了两个疑问：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之前，任何一个人或是组织能否改变旧中国的命运？若不能，为什么呢？若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失败，抑或者根本未曾出现，是否必然还会有另一个组织来完成相同的伟业？简而言之，呼啸的历史巨轮滚动之方向，究竟是早已设定好，还是碰巧转向既定的方向？带着疑惑，我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扉页。

蒋先生其实早已看的明白：日本、俄罗斯、土耳其无一不是通过改革而国力强大，不至受到外国凌辱。而中国于人于地，均不在他国之下，“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我们是落伍了！”因此“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数言之间，总论已为全书、为中国近代史定下了基调，中国近代史根本只是无数尝试近代化的先知与更多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战争史。

这场战争始于鸦片战争，这一战打开了中国紧闭了百年的国门，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就鸦片战争而言，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走向扩张之路，她的发展必得经由向外输出货物换取金银以充国力之路。因此，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迟早是要打开的。而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半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后，对于她而言这一战的客观条件也已成熟。对于清政府，于外交、海关、法权的处置都不甚合理，同时鸦片这样一种商品是她所万万不能接受的，而禁言行为种种总欠考虑。于是战端骤起，于是签下了《南京条约》。

依我看来，鸦片战争之必然远大于偶然。其时中国早已落后于西方诸强之后，仍不自知；而西方诸强纷纷完成了近代化进程，由于资本主义产业内部的自身要求，必然是想要走向同英国一般向欠发达地区输出产品以换取硬通货扩大再生产之路。即使战事不以鸦片起也难保其他缘故。贪婪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禁烟未错，单看禁烟之手段和方法又是否错了？似乎也没错。那为何结果却差之千里呢？旧时代已发展到极致的中国不堪近代世界洪流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是唯一的出路，屈辱的历史是历史的契机，历史巨轮开始缓缓转动。

而此中的林则徐注定是一个悲剧，后人永远只记住他是勇敢禁烟，英勇剿夷的民族英雄，在琦善这类抚夷派小人的衬托下身影无比高大。真实的林则徐绝不希望如此。觉悟后的他突破了传统，在思想上也转为积极的形态，为魏源、为后人毕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材料。然这积极性终被他自己的士大夫情结所埋没，可惜！可叹！就剿夷和抚夷而言，剿夷难道“夷”能剿尽吗？抚夷难道“夷”的要求有能力一直抚下去吗？既然不能，那剿夷作甚？抚夷作甚？是为了给民族的发展和振兴的时间与空间啊！殊途同归，奈何走错了方向，错过的时间再也追不回了，非痛不知醒，人又有谁能免俗呢？

随后粉墨登场的代表人物当属洪秀全与曾国藩。洪秀全本是一介布衣，屡试不第，最终选择打着耶稣教的幌子建立反政府武装。农民起义按蒋先生的说法已是旧社会的“老圈套”了，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最大特点即是借助了上帝神化了自己。此举看似新颖，其实西方的上帝只是一个幌子，与陈胜吴广时期的“大胜王”别无二致。所谓“天人合一”，其实却是为了利用底层民众的无知，无知则无畏，无畏则大事可期也。除了宗教这个利器之外，洪秀全还抓牢了种族这个武器，看来现在所倡之中华民族观念当时并未确立，汉族自命，排满者前赴后继，洪也不过借助这一方法团结大多数底层的民众而已。但其实作为他的追随者，与之前的“圈套”无二，真正向往的是他“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施政纲领”。而他的最终失败缘于改革的失败，他未能将所描绘的愿景转化为现实，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也只是早晚之事。然而他究竟是不愿，还是不能？我们无从猜测，只是以我所见，他可能觉得实现这个理想的效益远低于宗教革命、种族革命，但却没想到因此从可能的正统掉落至流寇。

与洪秀全对应的自然是曾国藩。他从埋首的古籍中走出，践行着其所学所想，不失为一位大

家。曾国藩读书，却不读死书，他跳出了困住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泥沼。他明白，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之下，谁能更好地利用、挖掘出别人所没有利用到的潜力，势必能高人一头。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孔孟之道、家族观念、以身作则，全成了他的湘军的兵刃。其实洪、曾二人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懂得建军之本为人心，也懂得如何利用人心。然而曾国藩始终高洪秀全一筹，他在精神层面给与众将士感召之余，更从客观实际出发，务虚不忘务实，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救中国于内忧之中后，他亦欲救华夏于外患之外。利用平内乱所取得的资本，他开始了其革新与守旧并举的尝试。但他始终是有局限性的，恪守儒道，因而无法开拓，能胜洪之天平天国，却未必能胜西方之坚船利炮。那么革新与守旧矛盾乎？看似是不矛盾的，但是想做好却是相当不容易的。依我看来，矫枉必先过正。决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改良，新理念的诞生必然要伴随着旧观点的破除，至于恢复传统之良性则需留待之后进行，否则结果只有四个字：积弊难除。

之后的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变革，恭亲王、文祥、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名字推动了又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最终的风暴中心，无疑落在了李鸿章的肩膀之上。这次变革与以往之最大不同即是终于认清了一点：强大国力，不但需要改革军务器械，也需要依托科学的思维方式。确定了目标，于是步步向前进，近代化学校、机构纷纷应运而生。一切似乎就要走向成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一轮的变革，以甲午之战中国完败日本而告终。这一战成为了又一重大的分水岭，一败涂地之后，清政府难逃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那么这一战为什么会败呢？为什么蒸蒸日上的国家会败得如此惨呢？蒋先生的观点很明朗：“政治领袖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方面，虽然改革领袖们最终意识到了改革才是硬道理，但是他们的改革终究是不彻底的。他们能作为领袖引领改革，因为他们很好地结合了传统与近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为之束缚，虽然比之曾国藩又进一步，但仍然做不到彻底的改革。而这也正是为何李鸿章如先知般地看清中日时局，却最终难逃甲午完败的原因。与其把这场失败归结为是天灾人祸的叠加，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士大夫的妄动，没有慈禧太后的飞扬跋扈，也未必能扭转这段历史悲剧。历史的巨轮只是无情地碾过那些先驱，清政府运行的轨迹却只改变了分毫。之后是被列强瓜分，李鸿章毕竟还只是个人，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终究出现了致命的错误，《中俄密约》铸成了他终身的打错。但试想，倘若换一个识局势而动的人，结果又会怎样呢？结局未必真会改变，因为评判标准由后人而定，只以成败论英雄，而失败却早已注定。

随后康有为、西太后、义和团又写下了各自的篇章。康有为的变法比之前诸人，更进一步。他抓住了时机，抓住了思想的中心——孔子，抓住了政治的中心——光绪，戊戌变法一时间声势浩大。遗憾的是维新最终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瓦解，只留下了谭嗣同的碧血。有趣的是，顽固派之后也进行了改革，只是这个改革只见倒退不见前进，失败亦在所难免。终于1911年，孙中山先生屡败屡战，终于打倒了清政府，这也是革命唯一的成绩，之后革命的成果迅速被窃取„„

蒋先生的著作到此戛然而止，但是我想我的疑惑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近代化，如何近代化？做了尝试的人数不胜数，虽均未成功，但毕竟留下了个人的印记。虽然先行者的探索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我们决不能否认先行者做出过的探索，没有探索哪有成功？每一次探索都有它的重要意义，至少它为下一次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做了林则徐想而未做之事，康有为完成了李鸿章愿而不能的梦想，凡此种种，不正印证了这个道理吗？虽无法螳臂当车，毕竟稍许改变了呼啸的历史巨轮前进的方向。只要有人在，有爱国之心，方向终究能得以修正。只要依然有人高喊着，中国不能亡，中国必将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