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智慧

中国管理智慧（通用6篇）

篇1：中国管理智慧

华南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

课程论文

（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

论文题目: 课程名称： 任课老师： 姓

名: 班

级: 学 号:

《孙子兵法》对现代管理的指导意义 中国管理智慧及其当代应用专题

高青莲 王婧

10茶艺（茶艺与品牌营销方向）

201030030309

2011-12-10

《孙子兵法》对现代管理的指导意义

摘要《孙子兵法》是中国最古老最杰出的兵家圣典，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兵书不只言兵。全书共分十三篇，虽然只有五千余字，但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到战争规律、哲理、谋略、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孙子兵法》在过去战火纷飞的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当今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商战时代，它所包含的深邃思想也同样影响巨大。《孙子兵法》为我们更新管理理念、拓展管理方式和方法、提高管理效率开辟了一条捷径，已成为众多企业的管理之臬、经营之道、治企之本，对现代管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关键词 《孙子兵法》 现代管理 军事思想 正文

《孙子兵法》是大家都熟悉的一部巨著，是中国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和集大成者，号称天下第一兵书。从小我们就接触到“治众如治寡”“知己知彼”等一些孙子思想精髓，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对《孙子兵法》的了解加深了许多，在大学中，有幸选修了《中国管理智慧及其当代应用专题》这门课，高老师对兵家管理理念的讲解，更是让我对它有了进一步了解。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我能够更好地将《孙子兵法》中阐述的思想，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记得中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储小平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说：“读书有6种办法：高山俯瞰、困惑求解、海边拾贝、蜜蜂采蜜、迷宫寻路、盲人摸象，当然也有囫囵吞枣、买椟还珠。”对于《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我粗略的翻阅过两遍，相比较来阅读，虽然两者内容涵盖之范围、立意之高下等有很大不同，但两者很强的互补性使我加深了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下面我就针对其对现代管理学的指导意义进行力所能及的阐述，发表自己的学习心得并略陈浅见。

孙子兵法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应用由来已久。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最早将《孙子兵法》引入管理的是战国魏文侯是的白圭。他将孙悟兵法和商鞅之法的原理，用于生产经营，善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策略，取得了成功。目前，有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对孙子兵法的商战应用价值有深刻的体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徐二明说：“在国外学习战略是将《孙子兵法》作为经典的参考书，他们认为战略中的许多思维方式早在2000多年前就解决了。其

实外国喜欢看的书，反而是我们的《孙子兵法》，他们觉得很有用。近年来，很多管理学者发现企业竞争与战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已经将《孙子兵法》的理念应用于管理运作上。”LG中国总裁卢庸岳说：“我很喜欢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很多智慧的东西，对经营管理也很有用。”

《孙子兵法》作为揭示管理战略规律的顶尖之作，展现出引导人们走出现代管理迷宫的“理性之光”，通过一系列“治众如治寡”“不战而屈人之兵”“庙算”等深刻的管理战略理念展示出来，通过蕴含在其中的“以德服人”“天人合一”等深刻的哲学理念展现出来。

智信仁勇严——选将之基

管理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艺术。《孙子兵法》在国外被翻译成《The Art of War》，战争是一种艺术，选人用人的技巧也是一种艺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商场如战场,现代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前所未有的艰难。面对如此复杂的市场格局,对企业的管理者提出的要求也更高了。遴选管理者，犹如战场选将，事关大局。古之选将，关系战争胜败；今之选人，关系管理效率高低的重大问题。孙子“将者，智、信、仁、勇、严”的标准，是战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作为领军之人，要具备聪明才智、赏罚有信、爱抚士卒、果断勇敢、执法严明等五个方面的素质和才能。曹操说“将宜五德备也”，五个方面，缺一不可，这是真功。而今，社会的各行各业的管理者，依然需要这“五德”，要发现培养具有“五德”之才。

“将者，智、信、仁、勇、严”的标准，是孙武冲破奴隶主阶级世卿世禄、论资排辈思想桎梏，为新兴地主阶级选拔军队官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既无地域限制，也无男女之别，亦无老幼之分。在古代，廉颇虽老矣，仍驰骋疆场；穆桂英虽巾帼，仍执掌帅印。而今，正是这“五德”使沃尔玛成为全球零售业之冠，而GE正是在对沃尔玛成功理念的学习中发展自己而成为管理者的典范。与此相反，A&P 却由于“五德”的欠缺从全美最大的公司之一走向了末路，就连作为复印机同义词和高科技化身的施乐也由于管理者能力不足的原因一路风雨飘摇。

不战而屈人之兵——管理精髓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所倡导和追求的取胜最高境界，是孙子军事思想的核心。第一次读到这里，我的理解是“不用发动或进行战争，就让敌人屈服、投降”；直到有一天，我在“天涯社区”读到一篇文章受益匪浅，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运用校勘学中的“本校法”，得出一个结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首先应作“短缺”或“不足”解。也就是说，在攻城之前，先让敌人的军事能力（包括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严重短缺，根本无力抵抗，如果谈到现代化作战，比如通过“点穴战”、“外科手术式打击”、“电磁网络战”、“后勤战”等形式打击并瓦解敌人的战争潜力，致使其因敌众我寡而束手就擒。接下来，就有可能实现“不战而胜”的目标。

“迫敌屈服”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浅层意思，稳内安外才是其深层内涵。对内部来说先看下目前某些单位的管理现状：机构繁冗、效率低下、做事相互推脱、越俎代庖等。虽然这不是管理现象的主流，但仍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在管理中，其实这些问题很简单，上级做关键的事，下级做具体的事，职清责明，狠抓落实。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者的素质风格也是管理效率的源泉。诸葛亮点兵，折服者众，未战胜算六成。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魅力，亦是源于他博古通今，及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诗词家于一身，作风朴实、人格高尚，曾被称赞为“将战争打成了一次次绝美的艺术”。周恩来总理亦如此，身上闪烁中华文明灿烂光辉呃周总理，在国际交往中沉着坚定、不吭不必、机制灵活，待人处事举止优雅、姿态从容大气。正因自身的领导素质，他们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吸引力、感召力和号召力。

对外来说，在商业竞争中，选择“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对己方来说代价最小，对对方来说反抗最小，对社会来说获益最大。他们根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创造了一种在商业竞争中的心理战术——“威慑战略”。“威慑战略”是防止恶性竞争，避免两败俱伤的一种商业战略，尤其适用于实力雄厚的大型、巨型企业。它主要通过实力“说服”有理性的竞争者，建立可接受的和平，促使竞争者出于自愿的约束来互相合作，共存共荣。有效的“威慑战略”具备四大要素：可靠性、自身能力、沟通、理性。

治众如治寡——集权与分权的智慧

《孙子兵法·势篇》提出：“冶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冶理人数多的军队应像治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属于组织编制问题，其核心理念是集权，通过通讯、指挥等途径实现。

面对人多冗杂管理难度大的问题，关键是要精兵简政、简化程序、减掉条规、去掉无用功、去除做无用功的职位，关键是管理者要以身作则、从上而下把干部管好。但是，用集权思想来对待企业，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因此，为确保组织战略的实现，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应该既有集权又有分权，集权与分权适度结合，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有效的企业管理来自科学合理的企业建制。

日本的松下幸之助讲过：“若管理一个大企业，只要管理几个部门负责人即可，其余的由这些部门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去分层管理。主管者见到普通职工时，只需微笑点头说声‘谢谢’即可，也就是表示感谢员工对商业所作的服务。”正因如此，松下公司才得以蒸蒸日上。相反，福特汽车公司的福特三世就犯了排斥公司能人、独断专行的错误，从而导致20世纪80年代初营业额下降的悲剧。以后福特公司吸取了教训，任用了有才能的唐纳尔德·彼彼逊等一批管理、技术人才，让他们在工作中有职有权，各部门经理全权负责本部门的工作，从而使福特公司重新复兴。1985年，福特公司成为美国经营效果最好的公司。因粮于敌——资源配置

一场战争、一个企业，不仅需要人才的合理配置，也需要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粮于敌”出自《孙子兵法·作战篇》，原文是：“善用兵者，役不在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在现代商业竞争中，不存在“因粮于敌”的情况，但是却给企业的资源配置提供了一种思路——就地取材。

张骞是清末民初一位著名的实业家，曾获得“中南亚实业领袖”的美称。张骞选择号称“亚洲产棉盛处”的江苏通州，创办了以棉纺织业为首的大生纱厂，这是张骞采用就地取材的策略来确保原材料的供应。原料问题解决后，厂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技术人员，当时有两种渠道：一是从国外聘请，二是本地培养。张骞曾用重金聘用外国技师与技工，给予其优厚的报酬，但是被聘用者自恃有别人没有的知识与技术，在厂内颐指气使，常拿技术卡人。这使他意识到：与其在国外进口人才，不如在本国培养。于是，1902年张骞在通州办起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第二年又开设了农、工、蚕、商土木、测绘等学科。正因为张骞懂得就地取材的道理，培育了大批人才，解决了该厂的人力资源供应问题，使其纱厂获得巨大成功。

庙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当人力、财力等资源准备完毕后，下一步，应该为接下来的发展做一个完善的规划。《孙子兵法·计篇》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呼！”，曹操在注《孙子》时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这是说，拉开战斗序幕之前，就已“庙算”(古时战前君主在宗庙里举行仪式，商讨作战计划)周密，充分估量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古代作战，将帅的智慧谋略在战争中非常重要，而今驰骋商场，凡事三思而后行、经过深思熟虑、谨慎讨论后再做决定的情况下胜算比较大。

具体来说，要使一个企业获得成功，首先要确立经营方向、产品结构、市场需求以及营销策略等大政方针，才能使企业勃发生机，立不败求长远。在企业财务方面，庙算即指财务预算，对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在对未来年度竞争态势进行预测和最终战术决策的基础上，围绕公司战略目标，对一定时期内企业财务做出具体预算，这是经营策略实施后的财务表现，开展财务预算之前对竞争环境进行SWORT分析。经过这一系列的庙算，才能在掌握竞争态势的基础上制订出了战术策略，完成既定的经营目标。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研究经营策略，把《五事》《七计》运用得当，巧为布局。根据企业外部环境和内在状态详加分析，认真思考，做到知己知彼。其中关键所在是“庙算”，运筹庙算是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不过，运用庙算的决策战略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水因地制流，兵因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而易，随之变而讷讷感胜者，可谓之神。

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竞争愈加激烈残酷。如何能在凶险的市场竞争搏杀中，顺应潮流、把握商机、扬长避短、力争主动，获取成功，这要求企业管理者具有超人的智慧、睿智的头脑、敏捷的思维、准确的判断、果敢的决策等优秀的素质。这就使得人们对《孙子兵法》中的思想依然怀有浓厚的兴趣，披沙拣金，孜孜不倦地从中激发灵感，接受启发，寻找教益。正如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塞在中国的军事箴言一文中所言：“孙子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惊人的‘时新’，把一些词语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这部名著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跨越了时空。如今，成功的商人们，在学习、运

用孙子兵法方面，几乎把握到精髓，参悟了战争和市场竞争共性的禅机。

参考文献 孙武，《孙子兵法》 2 张声，《孙子兵法》在现代管理学中的应用 3 刘一鸣，《孙子兵法》的现代应用

篇2：中国管理智慧

学习内容：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和为贵——孔子的管理智慧 第三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的管理智慧 第四章 王道兼霸道——荀子的管理智慧 第五章 公道——墨子的管理智慧 第六章 使贫者富 富者贫——商鞅的管理智慧 第七章以力服人——韩非子的管理智慧 第八章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孙子的管理智慧 第九章无为而治——老子的管理智慧 第十章攻心为上——《战国策》的管理智慧 第十一章统一之光——《吕氏春秋》的管理智慧 第一章 导论

一、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内涵

二、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内涵

（一）基本概念

1、管理解字探义 《说文解字》：管，竹制的管状乐器，类笛、六孔；理，制玉也.使用¡管必须要有嘴、手指、呼吸相互配合，因此管就有了协作、配合、和谐的意义；理雕琢玉器，具有不可逆性、不可重复性，因此¡°理¡±就包含了事先要有精心的策划、事先精心的部署。

2、管理的现代含义： 管理即是管辖、治理的意思。我国学者一般则认为：“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和利用组织的人力、物力、财力、社会信用、时间、信息、社会关系等资源，以期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管理的基本职能¡ª¡ª计划职能、组织职能、领导职能、控制职能、协调职能。

3、智慧与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含义：（1）是指人认识事物和运用知识、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2）从实践得来的聪明才干。中国传统管理智慧： 是指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经由春秋战国“轴心时代”所创立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里的有关管理的理论和谋略的逻辑体系精髓。

4、研究对象 本课程主要研究中国“轴心时代”的最有影响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杂家等流派管理思想的智慧及其现实价值。

（二）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内涵 1．顺“道”。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 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他对弟子注 重 “四教：文、行、忠、信”。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中国的十大商帮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吕氏春秋》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 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

8．节俭。中国的传统管理，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三）、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特点 1．“一体化”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和谐、协调的统一体.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以力求达到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和状态的最佳和谐为目标，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在具体操作上，这种管理整体观表现为以计划为依归，以组织为工具，以领导为中心，以控制为根本，以训练为起点，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管理系统。

2、“中庸” 化 要想达到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行为与观念、人道与天道、“人欲”(社会)与“天理”(道)的高度和谐，交融合一，就不能走极端。管理行为上力求使事物不致处于过分偏离稳态，“过犹不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中国管理过程的标准和规范，是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凡事要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在个人行为上，则表现为凡事不为先，“外圆内方”之类的行为方式。

3．道德伦理化 道德化管理强调个人自身内在的修为，强调“修身”。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管理过程更多依靠道德感化，榜样、楷模的力量，“身教重于言传”。在中国，“家国同理”。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君主是百姓的“严父”，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中心是“礼治”，礼的核心是“仁”“仁”的要义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孝悌为仁之本” 不仅是作为管理的道德规范，而同时是营造某种感性管理心理的情理结构。

4、管理手段上以德治理、礼法交融、儒法互用 道德修养不仅是基于血缘基础的宗法家族需要，而且是社会管理对人的德行要求，同时它又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和终极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为精炼地概括了传统管理下人生道路的特色。“以孝治天下”。把具有现实情感的“孝”注入到社会政治体制里，主宰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改变了原法家(如韩非)追求形式的普遍有效性的理性立法方向，转为重人伦、重实质、重情感、重社会关系、重权变的伦理立法。首先要“合情‟，其次才是“合理”。形式上，制度、“法”居主导地位，实质上“礼”渗入“法”中，成为“法”的基础“法”由此而演变为道德法、伦理法。

5、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 “经”与“权”是中国传统的一对重要范畴“经”指规范、原则性；“权”指权宜、权变，即衡量是非轻重，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经与权，即所谓原则性与灵活性，坚持按原则性办事与适当

变通之意，它们相互补充，相反相成。经权观，一方面要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的目标，另一方面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四）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产生条件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 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

二、学习价值

1、中国管理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文化基因的亲和力与吸引力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超过1千年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中国曾经通过自己的独特管理智慧创造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文明，政治体制的完备、科技的发达、组织的高效、文化的辉煌等等，都是我们祖先聪明才智的结晶。

因为我们都生存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包括合作伙伴和顾客都是按照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做事。这就是人的文化基因，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这种文化基因就转变成了企业基因。中国的发展，到底是“全盘西化”？还是“固守传统”？ 答案是：走吸收其他国家文化长处、并继承自己文化优良传统的的适合中国国情崭新之路！

2、是提高现代领导水平的最主要途径之一。中国传统领导理论仍有广泛的现实意义。现代领导者学习领导理论无非有三条途径：一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摸索；二是学习现代西方的领导理论；三是学习中国传统领导理论。前两条途径无疑是重要的，但后一条途径具有更加容易接受和掌握的特点。因为古代领导理论虽然存在了二千多年，也有语言的障碍，但毕竟是同一民族的思想，有着鲜明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同现代中国人属于同一种思维类型。学习和研究起来，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更容易操作和实施，更易产生领导效果。现代领导者应该在眼睛向外，学习西方领导理论，勇于实践，善于总结领导实践经验的同时，认真学习中国人自己的领导理论，并在实践中使之发扬光大，让古老的理论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

3、是提升人文素养、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是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与内涵，对于今天新世纪的年轻人，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对于即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栋梁的群体，人文素养的提升，尤为必要与紧迫！而对于长时期全盘背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逆流来说，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学习，是重新认识自己祖国文化真谛的重要途径。

4、中国式管理的时代已经来临！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正像马克斯²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助推作用一样，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的背后同样离不开传统管理思想的支撑。

应该说是日本企业家让中国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商用价值。

在中国式管理智慧得到社会普遍关注以前，有一批具有哲学素养的学院派学者开始了对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应该是功劳最大者，他旗帜鲜明地高举东方管理学派的大旗，并在复旦大学以二级学科申请到东方管理学的硕士 和博士点。从苏东水教授的“东方管理学派”、黎红雷教授的“儒家管理哲学”到葛荣晋教授的“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一路走来。但他们更多是书斋的，学院的。

篇3：中国管理智慧

武连峰:从国家的层面来讲, 政府应该如何做好运营和管理?

徐枫: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建设方法使政府效率更高, 做出的事对于市民来讲也应该更实际更惠民。还有, 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城市建设离不开企业和社会的参与, 如之前提到的深圳模式等, 让整个城市能够多方参与, 然后运行地更加有效, 让整个城市的生活、人民的生活、绿色环保更好。

武连峰:周总您常把长城计算机称为中国整个信息化的国家队, 它在智慧城市信息安全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请您分享一下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 长城计算机都有哪些经验和举措?

周庚申:我们集团采取顶层设计, 因为整个规划还是要依靠目前技术方面的提供来打造这么一个整体解决方案, 所以, 顶层设计是一个关键。

其次, 我们在尝试去推进一些试点的单位, 在运营服务方面接入。比如像我们打造了一个“中三模式”, 在顶层设计中我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安全——信息安全, 这跟城市的安全还不一样。因为整个的智慧城市包括政府要运用智慧去运作, 用信息化的手段来解决政府运营的效率问题, 同时也要关注民生包括医疗的信息化等方面,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隐私。但在过程中我们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每一个城市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市民的需求, 去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同时还要同步把信息安全的规划做进去。因为很容易做出来一个漏洞百出的类似于原来做的一些数字化城市出现的网站问题, 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政府以及我们作为一个智慧城市的建设者, 或者是一个技术支持者, 或者是一个运营服务商这样关心的一个问题。

如何打造一个信息安全有保障的智慧城市架构和整个体系呢?最关键的一点是创新。而我们提出来智慧创新, 不是承诺谁来做来做, 而是要把整个行业取得的相关技术都整合到一个系统里, 将其聚合后在各领域都发挥优势。

武连峰:请问中国安防的曹总, 您觉得从健康安全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安防究竟还有哪些优势可以帮助城市做好健康、智慧的运营?

曹国辉:我们始终认为城市发展需要社会资金, 我们先给它总结成几大职能, 再根据具体职能延伸出我们的体系。其中所有的子系统, 包括运营管理平台以及后期的服务, 相关的运营服务等, 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些城市衍生出来的, 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的根本问题。

武连峰:接下来请徐主任从政府层面出发, 就资金来源问题, 讲讲究竟双方目前如何更好的合作, 政府应该做什么, 企业又该做什么, 才能更好地建设智慧城市。

徐枫:政府还是处在一个指导的位置上, 要健康全面的指导, 然后给多方参加者提供政策支持, 还有资金的引导。这些实际上有相关的部门再做专门的工作, 前期会很有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建设的阶段提升, 大家还是要以一种开放的方式进行, 在整个标准政策的指导下开放, 促进全社会的参与, 可能还会鼓励市民参与。

武连峰:那从企业层面来看, 又要做哪些工作才能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呢?

徐枫:作为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我觉得在技术方面, 可能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优势, 但是它不可能把智慧城市全部的都囊括, 这种集成的创新, 根据每一个城市不同的特点, 都应进行再创新。然后以服务为目标, 采用多种的灵活的融资模式来筹集资金。通过政府的支持, 满足市民的需求, 只有对整个过程的细节都充分的沟通、了解, 才能拿出自己更好、更实惠的解决方案推动城市发展。

武连峰:中兴的刘总, 其实过去几个月, 我和很多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聊的过程中, 大家都在讲, 政府确实钱很紧, 但是建设智慧城市, 又希望政府出钱把它做起来。那么在目前的状况下, 作为企业, 您觉得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从企业的角度来讲, 更希望政府能为企业提供那些帮助?

刘丰:从企业的角度, 不敢说给政府提什么要求, 政府就是要做好顶层规划、统筹设计, 做好评估体系、标准, 明确什么样的智慧城市才是智慧化, 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

按照八部委的文件提的很清楚, 政府的基础设施和一些创新项目比较关键, 是可以投资的, 比如说涉及到发改委提出的四大信息文明工程, 都可以由企业来承建, 政府来购买服务。企业可通过这种PPP的模式, 包括政府提的PFI模式, 来提供公共服务, 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项目有参考国外模式, 像一些基本公共服务, 就是应该鼓励社会各方力量来参与, 甚至包括市民, 可能我认为还是政府起到顶层设计, 引导政策, 包括国家的一些试点示范, 然后更多鼓励市场为主体。

武连峰:周总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周庚生:政府干政府的事, 企业干企业的事。城市整个运作, 政府的功能在哪里, 刚才徐总和刘总都有提到, 就是规划。对话Dialogue第二个要搭建一个平台, 然后政府接管。至于去运营的事情, 我建议中国的企业赶紧和政府越快越好, 政府通过这个方式效率会很高, 会有一个很大的量, 会有一个规模效应, 设备方面也不会有很大的浪费, 也就是我们说的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去解决问题。

武连峰:曹总是怎么认为的?

曹国辉:像社会在做买卖一样, 有供方有需方。单独强调的需求方, 去单一的参与是不对的, 我相信应该是政府、社会、民众共同参与。因为, 民众也是需要享受这些服务的, 是最后的使用者, 所以必须要参与进来;而政府是要做决策, 有职能要发挥, 自然也要参与;我们企业是提供更得参与。但是要先界定好整个运营过程中各部分的职责所在, 比如说管理是什么职能, 管理是政府为主, 企业配合;服务的方面, 肯定是企业为主, 政府配合。所以先有针对顶层设计的方案, 再做一个细化, 然后再决定某种需求到底谁在用, 用到什么程度, 根据这个来划分, 才比较合适。

武连峰:发展智慧城市涉及到建设、运营管理, 请各位用简单的话概括一下, 究竟不同城市如何做好建设运营管理, 才能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智慧?

徐枫:第一个是精细化, 包括用云计算、互联网技术, 精细化的管理城市;第二个是第三方, 要社会多方介入, 多方运营, 按照PPP的模式;第三个是要落地, 惠民。

刘丰:这个问题很难, 从我的理解, 仅代表个人观点, 今天因为听了很多演讲, 也受了很多的启发, 今天各位专家、领导讲了很多, 我觉得主要是政府、企业和市民一起通过这种创新、整合和开放这三个词来实现目标, 这三个词, 像惠民、惠企, 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惠服务, 政府是服务型的政府, 我觉得创新、整合、开放来实现惠民、惠企、惠服务。

周庚生:标准化、社会化, 同时确保安全为民服务。

曹国辉:第一个是要有取舍, 现在我们很多无论是政府, 还是行业做的过程中, 有的盲目, 或者是有的保守, 取舍要想好了, 要针对本地自身条件、自身特色来做。第二个是持续性, 一方面要综合的考虑这个问题, 既要考虑到科技的发展, 又要考虑到文化的和谐, 又要考虑到是不是低碳环保环境的破坏, 第三个词我说是合作, 智慧城市的建设, 一定是企业、政府还有民众多方的合作, 才能共同完成, 包括融资模式, 包括建设模式, 都是合作的关系。

篇4：寻找中国式的管理智慧

“没办法，我不能再顶下去。顶下去公司危险太大，我不能把公司带入那样危险的境地”，李煜耀2006年10月终于承认必须自己认输，否则整个明基可能在2007年年底前就看不到了。是豪情壮志还是扼腕暮叹?恐怕只有李煜耀和他的老板施振荣才能亲身感到站在高处的极度冰寒。

明基并购西门子手机就像是爬一座高山，就像中国文化要去吞噬西方文化，爬一座品牌的高山，尤其是做世界品牌，一下子扩充到非常大领域的高山。在这个过程中，李煜耀觉得自己身强力壮，所以当李煜耀们看到一条捷径可以走的时候就走过去，而这条捷径越走越发现不仅是消耗体力大，而且爬到后来是悬崖绝壁，风险太大，所以必须走回原来的路，再继续往前走。这是李焜耀的无奈，更是明基的无奈，甚至是整个中国企业全球化、国际化的无奈。

大前研一说过，亚洲企业做品牌，必须以10亿美元为单位砸进去，持续砸10年时间。可是哪一个企业可这样做，敢这样做?三星?LG?索尼?松下?海尔?联想?华为?恐怕没有一个企业敢答应让自己的企业去这样做?正如李煜耀感叹：苍狼最终在历史上的下场都是会消失的，因为草原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最后生存下来的会是什么呢?可以肯定的说，不会有狼，只有懂得生活文明的人类，用更文明的手段、更有文化的思考、更具历史观的企业经营模式，才有条件继续生存下来。

而生存下来，中国企业就需要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孕育出自己的智慧，这就需要中国式的世界商业思维。

“在给予管理的智慧上，我就不信，孔夫子会比不过韦尔奇?!”

这是我最近和很多企业家共同关注并探讨的话题。我想说里面的三层意思：

一是：在给予管理的智慧上。我们不能总拿别人的制胜方法来复制到自己身上，一个企业的战略或产品可以被别人观察、研究和模仿，但关于这个企业的核心能力，也就是做事的能力，我们是永远学不来的。不仅是企业，任何组织的管理方法也必须同相对应的特殊做事能力相匹配才能产生能量，否则就是依葫芦画瓢，就是做壁上观；

二是“我就不信”。中国企业的成长往往是在市场与需求的跌打滚爬中，找到了阶段性的成功。“我就不信”，实际上是凭借企业家的智慧、韧性、执着、胆略，在市场的枪林弹雨中硬闯出了企业的一片艳阳天。自信而不自负，中国很多的企业家已经站到了理性的门槛上，重新审视自我，寻求更大的突破，“一根筋”精神，偏执狂精神，在企业的成长中仍是黑夜里的灯光，让众多企业家为此殚精竭虑；

三是“孔夫子会比不过韦尔奇”?!论语中有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实际上这是做企业的三个境界：理解并模仿既成的先进管理经验，且在适当的时候付诸实践；有朋自远方来，“近者说”，“远者来”，指的就是内部员工满意，外部人才纷至，供应商、经销商、投资者、银行、媒体等乐于合作；不要希望媒体的追捧，不在意别人的不解，谦逊而自信，正是所谓的“第五级领导人”的特征。

国学在近几年得到重新重视不是因为国学变化了，而是市场变化了，竞争要素变化了，但商业智慧的精髓却高度凝聚了，中国企业在对西方管理学的探索与实践中，更多的发现是，虽然大家贯通了书本，却荒芜了企业。通用的战略不重要，戴尔的模式不重要，联想的策略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的战略和方法，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学到精髓。如此复制到自己的企业上，只能永远是“四不象”。

在给予管理的智慧上，我就不信，孔夫子会比不过韦尔奇?!实际上是我们呼唤的中国式的管理智慧，是对适合各种企业战略探索模仿乃至彷徨后的深刻呐喊。

企业的精神原点与企业家的危机智慧

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在《爱是一个企业的精神原点》一文中告诉我们：“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一个人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获得，远东和我今天所拥有的，来源于社会是其然，回馈于社会一定是其所以然。企业财富其实就是社会财富。”远东能够走到今天，在其艰难的跋涉中，这种大我于无形的商业智慧却无处无时无刻不在闪现，与中国企业、跨国企业甚至全球整个商界正在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蒋锡培在管理的智慧上，已主动并提前到达一个凌然的境界。

实际上，认识育琨，是从其文字开始的。育琨的文字境界、内心修炼、商业智慧从《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一书中悄然蔓延出来影响到我，影响到你，影响到每一个人。育琨一直不同意我以“老师”相称，这更让我发自内心的尊重。“真正伟大的事业都需要灵魂。当我们的心灵强大时，我们便可以创造一切，享受一切。”在《企业家的中年出路与危机》中，育琨的智慧心境给予我们的是更大的心灵震撼。

一个企业家到了中年，或者说中国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然风华正茂，但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用二十多年的跳跃式发展换取到今天的成功，很多人很多企业已经提前从“青年”跨入“中年”，这种产业思维或者商业智慧已面临一个个突破，或者新生。育琨的告诫在于让我们明白，过去的成功不是成功，今天的成功不是成功，小成功不是成功，大成功不是成功，从小到大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世界是容易淡忘的。没有人去刻意追究那傲立于山顶的高把根扎在多深多脏的地方。当一个人把辽阔圈起来，自己就变得狭窄了。真正需要的是企业家从现在开始打开自己的心门，把自己的爱和赤诚纳入到‘提升人类福利层次’这个巨大无穷性的世界中来。”

“企业文化，不仅是基业长青的‘灵丹’，也是令企业可能夭折的‘剧毒’。”刘孝全在《从安然的宿命看张瑞敏的战战兢兢》一文中把中国式的企业文化，在量化的同时，又做了另外视角的解读。“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握这成败之间的瞬间转化，将企业文化永远变成保护百年基业‘护法使者’。这正在成为或者将要成为后创业时代舵手们的共同‘心病’。”刘孝全认为，在中国企业的竞争中，文化竞争需要上升到真正的大战略层面，没有量化就没有管理，企业文化的危机甚于资金、甚于产品，企业文化或者说企业智慧，才是基业常青的“不二法宝”。中国企业的智慧更需要基于这片沃土，基于对自身全面的客观的衡量与提升。

《道德经》与珍珠的痛苦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中说过，当“重视天下人的利益的人”愿意为天下服务时，才可以把天下交给他；当“爱惜天下人的利益的人”愿意为天下服务时，才可以把天下托付他。从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的商业智

慧早在几千年已经参悟到我们今天的作为。中国企业的管理也不能脱离对人的管理。这在笔者的《民营企业如何少受点儿伤害》一文中有过分析。一个首席执行官(老板)的任务就是一只手抓住一把种子，另一只手拿一杯水和化肥，让这些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让你周围的人不断地成长，发展，不断地创新，而不是控制你身边的人。你要选择那些精力旺盛、能够用激情感染别人并且具有决断和执行能力的人才，把公司的创始人当成一个皇帝，从长远来说这个公司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它没有可持续性，没有常青的基因存在(引自韦尔奇语)。因此，中国企业如何在商业之变中真正重视发现人的潜能，如何培养中国企业成长的基因，对人的管理与使用就显得非常高明与智慧。

而王进生在《杭州家乐福血案折射中国市场竞争的血腥》中就分析了因对人的管理或人的素质失衡而导致的血腥与失败。“商业竞争到了以暴制暴的地步，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在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往往更注重自己跟自己竞争。国内的暴力事件演变为国际市场上的竞相压价，最终沦为别国的反倾销口舌。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发展思路是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这值得我们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人深刻反思。

珍珠是圆润的，高贵的，美丽可人的，谁更多地去想过珍珠诞生的痛苦，当我们把砂粒植入蚌的肉体中，谁会真正去思考蚌一生都在用痛苦的泪水孕育生命的光华。中国企业要中国式的管理智慧像品牌一样成为全球市场上最朴素的语言，最让人能听得懂的语言，我们仍需要艰苦卓绝的修炼和漫长的商业磨砺。这让我想起自己在《我们其实都只是旁观者》一文中说过的话：

当我们心存侥幸嘲笑或鄙视我们的企业家的时候，当我们准备千万个理由去批评或者伤害处在生存困境中企业的时候，当我们朝那些于旋涡中进行命运挣扎的企业抛掷玻璃碎片或者乱石块的时候，当我们以种种不理解甚至仇视这个社会某些不公或者试图挖掘一些企业曾经的劣迹的时候，我们能否真正以宽容和开放的平和心态来看待中国企业?能否以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审视我们的企业成功与失败?能否真正以理解和坦诚的胸怀来关注中国企业在健康成长历程中那些痛苦的泪水或艰难的跋涉?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包括经济学家、行业专家和笔者一样，大家都是站在企业或者行业的边缘“指指点点”， “貌似清醒冷峻”，但实际上我们离真正进入企业和企业家的灵魂仍有着相当远的距离，我们并不真正清楚折射企业或企业家各种命运的背后曾经有着何等的辛酸或艰难。公众对于企业的种种态度或价值判断就很容易衍生出不同程度的曲解或者偏误，所以必须改变我们的态度，停止谴责那些在窘迫中的人们和忍辱负重的企业生存状态，人类或企业的某些错误行为需要预测、容忍和修正。

社会给企业以宽容，不仅是公众的心态、媒体的舆情、国家的政策，需要社会从政策上、环境上、法律上、制度上等等诸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更需要我们站到国家未来长久的国力、提高国家持续的竞争力甚至纳入到提升人类福利的层次上，来理性、客观对待中国企业的健康生存与发展。

只有这样，中国企业的智慧之船才能破浪出海，扬帆远航。

篇5：浅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

金立慧，20103106031

310级林学院旅游管理系3班

2011-11-20

浅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

摘要：中国管理思想历史悠久、内容博大而精深，尽管当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但是其主要内涵皆附着于各种文化流派，散见于诸家学说之中。《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之源头，也可以说是中国管理学之源头，对中国古代管理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诸子百家中，最有影响的要算是儒、道、墨、法、兵五家学说，其中儒、道、法三家应用得最为广泛，为大多数领导者所采用，因而也发展得最为成熟。

关键词：东方管理学中国古代管理学儒家道家墨家中国古代管理学的特征

既要谈论中国古代管理智慧，我们必须先分清楚中国古代管理学基本内容和特征，只有先了解这两方面，我们才能更好的欣赏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魅力之处。

首先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东方管理学。东方管理学是以东方文化为背景，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管理哲学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以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与方法为比较对象，以人为本，以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为目标，以资源节约、低碳环保、效率最大化、互利多赢、科学发展观为理念或管理手段，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东方文化理想的组织文化软实力，以期塑造和提升企业组织核心竞

「1」争力的，被国际上称之为“中国发展模式的”系列管理方法与理论实践。东方

管理学包括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伊斯兰教的管理思想、印度的管理思想和现代管理思想等，其中以儒家、道家、法家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东方管理学中的核心和精髓。

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东方管理学中的精髓部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源自于中国博大精深的古代传统文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经历了又《易经》到先秦的百家争鸣，最终确立以“儒”为核心思想的演变过程。管理学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专门的学科，但是当时各类学说中所阐述的“治人治国之道”皆附着于各家各派的学说著作之中。

《易经》是我国管理学的最初源头，时至今日依然对世界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易经》由周文王所著，孔子整理传授，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指引者。“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传·系辞上传》），《易经》用最简单的哲学道理来解释复杂的社会与自然现象，揭示了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生相克的发展规律。

在诸子百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应属儒、道、墨、法、兵五家学说，其中儒、道、墨三家自称体系，并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重视重用，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

「2」占据文化主导地位。

（一）儒家思想

瑞典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这样评价过儒家思想：“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精髓长盛不衰，历经几百年几千年仍为人们所推崇。

儒家的思想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儒家认为万物是“尊卑有序”，每个角色具有不同的权力和义务。我认为，这个观点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根据不同的社会状况是可以产生不同的含义的，例如在孔子所在的社会时期，他所强调的“尊卑有序”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和行为方式，即应“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在现今社会，我个人认为，“尊卑有序”更倾向于指不同的人位于不同的权力位置上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做出合适的行为，而非指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地位的高低所应遵循的繁文缛节；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时由自身推己及人的过程，也是儒家治世思想的理想实现路径；

3、仁、义、礼、智、信。仁是宽厚爱人，义是正值和敢于牺牲，礼是等级和权威，智是才能，信是诚信，这五项统称为“五常”，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内容；

4、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思想是由孟子提出来的，他认为统治者奉行“民本”的治国之术，则能长治久安，这与现在管理学中强调的“以人为本”在本质上是相似的，管理学上的“以人为本”要求上层管理者重视并尽力满足下层员工的合理需求，认真听取他们对具体生产流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

加以改进，积极构建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沟通桥梁。

（二）道家思想

道家是由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发起，与儒家思想是并驾齐驱的两大派别，中国人文都讲究儒道并用，“外儒家而内释老”。道家的思想可大致概括为：

1、道法自然。道家认为自然万物皆从“道”而来，人生当以自然的道为准则，然后才可安宁。同样的，在经世治国方面，道家也要求统治者应该遵循道法自然，不可逆其道而行；

2、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可道，非常道”，“万物自化”而“无为”，“上善若水”而“不争”，在管理学上，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什么事也不做，任由一个组织去自由发展，老子所提出的“无为”是有前提的，即所有人，上至管理者，下至被管理者，都必须是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在不违逆道德、伦理、法理的情况下，共同的，自发的朝着一种积极的、有益的方向发展，而此时，管理者的过多干预就显得十分多余，甚至会成为正常发展的阻碍；

3、全性保真。道家发展到庄子时，认为一切认为的制度和文化措施都违逆人的天性，因而毫无价值，只有“全性保真”，舍弃任何世俗的知识名誉地位，才能达到完美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我个人认为更接近于当“无为而治”发展到成熟阶段时整个社会形成的一种氛围，所有人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但对于目前所处于的这个社会发展阶段，这样的境界仍然只是我们的一种未来目标。

（三）墨家思想

墨家由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所创，曾经有一段作为“显学”由墨家子弟在实践中奉行，墨子死后逐渐势微。其主要思想是：

1、兼爱、非攻。墨家主张同等的爱天下人，而不是像儒家的那样分出等级高低，；非攻指的是墨家反对战争，认为战争造成天下人的灾难，而“爱天下人”就理应反对战争；

2、尚贤、尚同。墨家认为用人应该“尚贤”，“选贤任能”，才能治理得当。而“尚贤”应该“髙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否则“爵不高则民不敬，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尚同”指的是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凡遇到“善”与“不善”的，都要“告其上”，上级的是与非，下级都要绝对服从。

3、节用、非乐。墨子提倡平时生活应该节俭，不提倡享乐。墨家创始人墨子与其他学说创始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墨子出生于平民之家，且家境清贫，因为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所以墨子更能体谅和理解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这同时也能在他的学派思想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如“兼爱”、“节用”、“非乐”等。“选贤任能”的管理思想虽然在东西方管理史中都十分常见，但墨子提出的“髙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方能真正发挥贤能的最大才能却并不多见，尤其在当时非常崇尚位高权重者应“两袖清风”才能体现清正廉明的风气下，这样的观点十分新颖，而且，也可以说是后来西方管理学上提出的“权力下放”理论的始祖。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没有完整的、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散布于各种典籍之中，凝结在各种道理之内。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而精深，通过阅读各家学派的著作可以大概总结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些特征「3」：

1、管理要“以人为本”。“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行幸，魏征》），古人认为在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缺了人，即使是天时地利都占全了也成不了大事。由此可见，“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以人为本的关键是得民心和识人才。得民心是指顺应民意，赢得民心，得民心必须关爱民众，为民谋利。墨子曾主张统治者应解决老百姓的“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只有为老百姓解决了这些困扰他们的问题，统治者才能够赢得民心。《孙子兵法》中亦提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2、管理者要修身、明德

古代的管理思想十分重视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认为这是其胜任领导工作的先决条件，正如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领导必须“以身作则”。

《礼记·大学》中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管理者的自身修养是包括多方面的，如道德、学识，领导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道德的修养都是最重要的。古人之所以重视德才兼备、廉洁正直，是因为“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

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

3、重视使用人才

人才是实行有效领导的关键，孔子曾说过：“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这说明了用人对治国的重要性。用人的关键首先是识人，古人认为，人才不仅仅要有才识超群，而且要品德兼备，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

同时，古人也认同人在拥有优点的同时，也不能避免的拥有一些缺点，而聪明的领导者在用人时会做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除此以外，用人还要注意一点，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有相互之间充分信任，才能够合作，也才能够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4、重视管理中的谋略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重视谋略，人们普遍认为“谋”对成败的关系重大。“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井中，则不能烛十步矣”（《尸子卷上·明堂》），这是说管理者必须深谋远虑、远瞩高瞻，才能够成就大事。

谋略需要对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且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更多的信息，进行缜密的筹划，最后将其付诸于行动，除此之外还要有快速的应变能力来解决各类突发状况。

中国古代管理智慧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尽管这些百家学派所身处的时代对他们的思想有一定的限制性，但仍不影响我们从中发掘出一些可以传承百年、千年甚至万年的思想精髓。他们的管理思想不仅支撑着东方管理学数千年来的发展，也对西方的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现代西方管理学者都对中国古代管理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中国古代管理学为世界管理学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正如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小乔治（C.S.George,Jr)在其《管理思想史》中所说的：“中国人早就以其智慧著名，但对他们的管理思想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可是，《孟子》和《周礼》等古籍却表明中国古人已经历了解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某些原则。”

未来，随着更多的学者进行专业的研究工作，中国古代管理学一定会完整的呈现在世人眼前，进一步推动世界管理学更好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东方管理学 百度百科 百度名片

「2」 《管理学原理》 张正河 陆娟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第55页

「3」 《管理学原理》 张正河 陆娟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第57页 部分借

篇6：中国管理智慧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揭示的，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遭遇社会转型拐点。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无不令中国人对于“风险社会”的体味更加深刻。

而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断裂，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社会管理的压力重负不言而喻。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几乎决定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有着超高的风险系数。

一面是无“主管机构”的新单位、社会人不断增加，人口流动加剧，网络行为活跃，需要大幅增加社会管理和服务资源投入；另一面是社会管理体制中多头管理与管理真空并存，管理队伍“质”、“量”告急。

一面是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就业压力等社会矛盾大量产生，社会阶层固化、对立趋势渐成，部分社会成员道德失范、年轻一代价值取向“神马都是浮云”；另一面是社会管理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执法无力与执法暴力、行政傲慢与行政无能并行

面对现实，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需要首先弄清社会管理事务中哪些是政府该管的，哪些是不该管的？该管的用什么方式管，该放的肯不肯放，放了交给谁？还有，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哪些价值观念应该继续秉持？哪些管理方式可以率先起效，起到减压阀、出气口的作用？

从另一个维度看，政府已然无法延续“一方独大”的管理模式，需要社会力量及时融入，使“大社会”名副其实。但政府放权了，社会力量能顶上吗？这也需要政府给予时间、空间，孵化、扶持、培育，扶上马再送一程，分散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健康有序的“自组织”，其间还不可缺少精英阶层的实际参与。

也许，通过摸爬滚打，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能摸索出一些有效手段、技术，但这还不等于就拥有了社会管理的智慧，让人民顺心。

相对于“管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服务”。俯下身去倾听，人民群众会告诉我们，大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管理服务，怎样才能管理好社会。“诚意＋技术”，才是开出社会管理智慧之花的基础。□(文/杨琳)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 郭奔胜

带着愿景，具有特殊时间坐标的2011年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物价还会涨吗？房价能降吗？拆迁能依法了吗？治堵能见效吗？收入分配能公平些吗这些被带入新的问号能否拉直，相关因素很多，但社会管理能否给力成为关键。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管理面对的新挑战、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社会管理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依然燃点较低。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相对于经济建设而言，社会管理的“表情”绷得较紧。无论是已开启的“十二五”，还是在战略机遇期的下一个10年，社会管理的成败直接考验着“中国智慧”。

“四个维度”折射社会“表情”

“纠结”，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管理“心情”的生动写照，由此而产生的“表情”自然轻松不起来。以下四个维度更能折射出社会管理的“表情”。

“宁信访不信法”。信法是调解一切社会纷争的基础。然而，现实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信访不信法”倾向。不管是民与官的矛盾，还是民与民的矛盾，信访似乎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习惯心理。行政资源比法律资源有限，大量的信访案件难以得到及时处置，积案迅速增加，处置难度加大。法律资源虽然丰富，但分享法律资源的成本却很高，尤其是时间长、费用高的打不起官司现象，与人情案、金钱案的打不赢官司现象并存，加剧了社会“不信法”的程度。

“公权强私权弱”。公权力与私权利达成相对平衡，是减少社会矛盾的内因。但目前部分领域、地区、环节，却存在公权力频繁损害私权利的严重问题，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中尤为突出。与私权相比，公权力本就处在强势地位，需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但少数行使公权力的部门或干部，却屡屡侵犯私权利，引起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命案发生。公权力肆意妄为不仅破坏了平等、法治的精神，还诱发了负面社会情绪，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增大。

“个体诱发群体”。近些年来，一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引起社会管理者的警觉，事件的起因只是源于一个个体矛盾，但最后却酿成了大规模冲突。最典型的是安徽池州事件，起因是一个孩子用石块划了一位老板的汽车，老板生气打了孩子。一个简单的纠纷，但却导致上万人参与，发生打砸行为。个体矛盾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反映了“无直接利益冲突”升级的新趋势。个体靠群体来维权，群体拿个体来说事，这无疑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社会从来都不会是风平浪静的，更何况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深刻变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社会心理深度撞击。在传统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矛盾往往是物理隔断的，彼此之间“串烧”的少，社会群体之间也很难实现大范围的沟通，社会情绪的传染烈度较低。但在网络时代，局部冲突易被放大，社会矛盾交织难辨，社会情绪加速感染，出现“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的新势头。“日记门”“香烟门”“报销门”“回扣门”，这些网下“不轨行为”经网络迅速传播后，变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在成为社会管理新工具的同时，也正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表情”背后的四个“不适应症”

这些社会“表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阶段的社会心理。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不难看出，一些滞后的社会管理理念也在加剧着“新表情”的出现。面对“新表情”，社会管理者却出现了不适应症状。

“守法不适应症”。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自身建设的首要目标，然而法治意识淡薄却是少数政府人员、公职部门的典型症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管理事务中，他们不是法治精神至上，而是长官意识、部门意识占上风，随意决策，主观臆断，导致一些公共管理政策或行为严重偏离群众意愿，甚至完全背离社会管理规律，结果越管理越乱，越管理群众越不满意。

社会的成熟程度，决定着社会管理的质量，成熟的社会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赋予的权限里审慎履行职责。但现状离群众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比如部门利益时常侵占公共利益，部门立法还没有彻底纠正，公职人员权力寻租时有发生，等等。守法，是社会的底线，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石。如果社会管理者自身还存在“守法不适应症”，必将贻害无穷。

“限权不适应症”。当前，社会矛盾滋生的一个诱因就是社会管理者不当行权，在一些领域、一些环节，社会管理者的权力膨胀得很厉害，“强权”色彩十分浓厚。近年来屡屡发生的跨省逮捕所谓“诽谤者”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力例证。这些公职部门或公职人员动辄挥舞着权力大棒，不允许公众有半点“不敬”，面对舆论监督，他们不是内省而是千方百计通过“抓人”来消除所谓“负面影响”。

社会管理中还存在大量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比如拆迁补偿协议还没谈妥，拥有推土机指挥权的人就野蛮地把房屋给推倒了，如此霸道的权力怎能管出和谐社会来？对那些习惯了不受约束的管理者来说，限制他们的权力无疑是“革他们的命”，他们会百般抵制、极端不适应，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化小不适应症”。矛盾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是低成本管理社会的前提。当前，社会利益主体多元、人员构成多元、价值判断多元，出现小规模矛盾冲突实属正常，社会本可以通过“把矛盾化解在小”的办法来调解矛盾，维持社会的动态稳定。但目前社会管理者发现和处置“小矛盾”的能力尚缺。

客观上说，一些小矛盾的确难发现，但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主观上的确存在不重视小矛盾的思想倾向，通常凭人数多少、冲突强弱来看待矛盾的大小，而不是从潜在风险和关联度来认识矛盾。比如社会普遍用“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等这样的名称来表达对社会分层的理解，其中蕴藏着对机会不公的不满。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中，一个家庭富裕的学生与一个农村学生之间的矛盾，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一起群体性事件。但在不少社会管理者中，这样的警惕和判断是麻木的，甚至是缺失的。

“监督不适应症”。监督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管理部门或管理人员来说，监督是保证他们手中权力不变形、不寻租、不滥用的利器。但实际上，一些管理者却对监督很不适应。近两年来，网络曝光了一批“官二代”定向招录公务员或提拔行为，引起社会反响。但有些管理部门或管理者却对此不以为然。从这些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不难发现，社会管理者带头破坏了社会公平规则，用隐蔽的方式排斥监督。要不是网络介入，这些行为恐怕很难被发现和纠正。

探寻社会管理三剂“良方”

社会系统犹如人的肌体，而社会管理如行医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摸准新时期群众工作脉搏。群众工作丢不得，这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新时期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却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首先要变“车下去”为“心下去”，跟群众交朋友，倾听群众的心声，把群众放在心坎上。一段时期以来，干部出门有车坐，虽然下基层更便捷了，但却与群众隔着车窗玻璃。群众反映，路通了，干群之间的心却离得远了。因此，光“车下去”、“身下去”还不行，干部的“心下去”才最重要。

二是变“灌输”为“协商”。“通不通三分钟”，这样灌输式的群众思想工作在特定时期管用，但是今天的群众工作不是单纯的思想工作，还包含利益分配、权益保障等内容。因此，与群众坐下来一起协商，一起讨论，形成体现多数人意愿的决策，是群众工作的新内涵。

三是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在解决社会矛盾、研究发展问题上，尊重群众意愿、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管理者要改变“为民作主”的传统思维，创造“让民作主”的条件和氛围。

四是变“送温暖”为“送公平”。对生活困难的群众，送温暖、解燃眉之急非常必要。但从总体上看，群众更需要公平的发展机会、发展环境和保障条件。社会管理者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公平”，以公平为主线的社会管理必然会得到群众拥护。

让尊严看得见、摸得着。尊严不是凭空存在着，而是在以下环境中看有无。一是在公共政策中体现尊严，当今社会仍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农村与城市、收入高与收入低等差异，公共政策正是缩小这些差距的有力手段。比如社会保障，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区域的人，都应该分享到社会保障的公平；又如基础教育，无论生活在什么样家庭的孩子，都应该拥有受教育的机会。“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正是社会建设加速的着力点。

二是在管理的严与宽中体现尊严。以城市管理为例，城市管理的最高理想状态是，大家都彬彬有礼、生活富足，按照规则来生活和工作，但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还不得不面对尊严的拷问。比如当城市管理与摆地摊为生的小商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城市管理秩序至上，还是以人为本至上？显然，在特定的阶段和特定的人群中，后者的尊严高于城市的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管理如何把最困难群体的尊严嵌入进去，值得深思。

三是在保护私权中体现尊严。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保护，神圣不受侵犯。但客观上看，私权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容易受到忽视和损害。管理者依法管理社会和被管理者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同等的地位，这一点管理者必须心中有数。

对风险保持敬畏。不知道哪里有风险，就是不知道如何维护稳定。从社会现实看，哪里的社会情绪积累得多，哪里的社会不稳定风险就高。贪污腐败、机会不公、贫富差距、资源占有、利益受损等等领域或方面，都积累着较高的社会风险。

当前尤其要警惕决策不当催生的管理风险。社会越多元，对决策的要求就越高，社会越开放，对民主管理的需求就越旺盛。但从管理实践看，不少地方在决策中缺少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动辄拆迁几百万平方米，动辄让数万农民集中居住，动辄宣布新的管理政策，等等。这些决策往往缺少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过程，因此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不少风险，有的还会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对风险保持敬畏，是社会管理者应有的态度。评估风险不是让管理裹足不前，而是让管理更具科学，更符合民意，更体现活力。□

《瞭望》文章：五大社会管理“跷跷板”

谈及社会管理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最多的抱怨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新华社广东分社副总编辑 钟玉明

从党的十六大确定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方向，社会管理被明确列入政府的目标职能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社会矛盾的日趋复杂，使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刚性需求，也在催促着社会管理快点儿“硬起来”。

然而，原有的社会管理力度却未能同步提升，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跛脚也一直没能跟上。种种发展不平衡、政策法规不配套，导致当前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了五大“跷跷板”。

“四无”政府很尴尬

谈及社会管理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最多的抱怨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

办事无“腿”。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真的是鼓起来了，向市民派送“大礼”的新闻不绝于耳。部门做个经费预算，开个新闻发布会一宣布，便觉大功告成。但是如何让“大礼包”落实到“每一个市民”呢？

2010年，是广州“亚运年”。政府推出了“健康亚运、健康广州全民健康活动——限盐限油项目”，计划向全市户籍居民免费发放的250万套油壶、盐勺。这些油壶盐勺，很快由生产企业配送到居委会。然而8个月过去，仍有70万套无人认领。可谓“好心办出了糟心事”。

而后，广州市政府派发亚运交通补贴，户籍居民每户150元，集体户、持有居住证或暂住证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每人50元。吸取了“油壶盐勺”教训，政府反复向社会征集发放法案，最终任务还是落在居委会身上。不过这次学精了，不再“派发”，而是改为居民自行在“上班时间”到居委会领取，且限定了两个多月的发放期限，逾期作废。

同在2010年，为庆祝特区建立30周年，深圳市政府计划向深圳市民派发1500万张电话卡。最初的发放方案，依旧是由居委会发放。但居委会这条“腿”实在已经扛不起政府庞大的身躯，方案迟迟实施不了。一些网民误认为政府反悔，批评为“不诚信”。最后，还是委托给三大手机运营商办理。但居民必须先向运营商发送手机短信，申报个人资料。最终电话费送出1000万份，只完成计划的2/3。

建立“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政府的豪迈口号。给公众送“大礼”，尚且难以找到高效快捷的“腿”送出去，给公众“添麻烦”的社会管理事务，诸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等等，没有“腿”的政府又如何实现“到边到底”？

说话无“嘴”。管理，先要知晓。基层政府除了一份党委机关报、地方电视台每天半小时的电视新闻以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千百万群众听到自己的声音。四平八稳、干巴巴地挂点政务信息的政府官网，又怎能在海量网页中突围，吸引到网民的眼球？久而久之，便成了自说自话、沟通困难。

执法无“权”。法制建设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行政权力一步步被限制的过程。面对着浩如烟海的社会管理对象，当群众或企业发生违法行为，政府职能部门先发整改通知、不听的就开罚单。“两板斧”用完，而对方既不整改也不交罚款，职能部门往往这样塞责：“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发整改通知，他拒不整改，我们没有办法。”如何在公共权力和个人私权之间界定范围，既充分保护私权又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又给政府出了一道新题。

调控无“手”。该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但当市场机制失灵，需要宏观调控，政府有什么手段去与市场有形和无形的手较量较劲，纠正市场偏差？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收入分配是宏观调控、缓和社会矛盾的主旋律。在初次分配环节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例，是中央既定方向。但是，本刊记者采访收入分配问题时，在基层政府听到最多的说辞，却是“政府没有手段”，反反复复一味地强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大社保投入”，别无他法。

立法执行差距大

近年来，我国社会领域立法成果可观。《物权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有即将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等，都对调节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有裨益。然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法律越完善、标准越高，客观上导致被侵权者越多，矛盾纠纷、冲突越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也越多。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背景下，越来越“上档次”的法律法规，遭遇越来越弱的执行力和羸弱的维权。一些有名无实的所谓制度建设、法律建设，反而徒增被侵权群体的怨气，削弱了群众对政府的信心。

我国的法定工作时间，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绝不逊色于任何发达国家。但是《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却显示，九成农民工每周工作超时。工人迫于就业压力，忍气吞声。有的在离职后立即通过劳动仲裁、法院申诉讨要加班费，有的则埋下了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

2010年9月1日，广州市开始实行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明确规定，餐厅、网吧、公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体育馆、咖啡厅，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条例制订之初，广州就确立了由一个机构综合组织协调，包括市卫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铁总公司等在内的15个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但是多头管理却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声势浩大的立法宣传之后，市民既没见到有谁去制止违法吸烟，更没听说有谁因违规而被处罚。有人调侃道，“一支烟”难倒了15个部门。

如果说，过去市民们只能肚子里暗骂吸烟者不文明，如今这执行软弱的“严厉”控烟条例，却把市民的怨气怒火引向了政府。经济社会管理问题联动

市场经济发展成熟，政府好像可以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了。但是从广东的实践看，社会管理只有主动紧跟经济生活步伐，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国际金融危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看似纯粹的经济事件，最终无一不衍生出社会管理事件：企业停产、减产、倒闭，必然带来职工失业，诱发欠薪；经济复苏，“招工难”接踵而至。物价上涨，收入分配矛盾更加突出，推高加薪浪潮

本田汽车系列罢工，富士康系列职工自杀，是2010年广东引起全球关注的两大事件。两大企业危机事件的最终化解，都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和工会的强力干预。尤其是拥有40多万名员工、几成独立王国的富士康，在连续多起职工自杀事件之后，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亲自带队的中央调查组入驻调查。巨大压力之下，资方最终作出让步，除大幅度加薪之外，在职工管理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

这一桩桩一件件，令“企业经营问题让企业自己去解决”、“政府不应干预企业事务”的时髦观点，再一次受到挑战。在劳动者集体协商制度尚未建成、集体维权行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政府的这一只手还真的难以放开。

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是，公安系统是广东各地方政府部门中最早紧盯着经济问题衍生的社会管理危机并及早部署应对的部门之一。国际金融危机刚刚发生，当经济界还在为它对中国冲击有多大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广东公安系统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社会管理危机。基层干警提前介入，有的通过调查乡村杂货店的食盐销量变化，有的通过调查出租屋租客变化，直观地把握工厂开工情况变化，并对可能发生的欠薪、失业安置等等问题作好应对准备。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难得的执行力，为社会管理的转型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样本。“精英”群体缺席

面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有差距，但作为普通市民，你为社会管理做过什么？很多广州人无法给出响亮的回答。尤其是“三高”人群——高官、高知、高管，以及被称为“白骨精”的主流人群——公务员、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记者编辑、企业经营者管理者。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被称作“小白菜”；广州亚运会志愿者，被称作“绿羊羊”。这些昵称本身，就透着稚嫩与草根气息。在校大学生，做一些文字资料、指路咨询、端茶送水之类的简单劳动，这是许多人心目中志愿者的形象。然而无论是自家的社区事务，还是城市管理，精英人群的缺席，无疑是当今社会管理中最遗憾、最无奈的一环。

一些意见领袖、文人墨客，在拿国际先进范例作对比，批评中国文体明星、企业家缺席公益事业的时候，很少把自己摆进去。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很起劲地“联名上书”、写博客、发微博，但当政府就某项政策法令、社会管理事务公开征求意见时，却未必愿意“掺和”，认认真真地贡献智慧，除非相关部门专门邀请，或者聘任为顾问，或者购买他的服务，把“公众参与”变成职务行为。

由于掌握着最多资源的精英人群的缺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常常表现为“草根服务草根”。如何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水平，真正“管”得其所？是我们每个人在抱怨之余应该认真思考的事情。

网络民意难吸取

在网友对被网帖拉下马的官员津津乐道的时候，更多的网络监督事件，汹汹扰攘几天，就淡出网民视野、最终销声匿迹。

比如深圳住房管理中心被“晒”工资，发帖者挂出包括财务报表在内的连串证据，相关单位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对证据不予理睬，没了下文。

《晒晒最牛烟草局长的出入境记录》，曝出广东汕尾烟草局局长持有两张身份证、两本护照、近些年共进出港澳65次、一个月吃喝招待费206万元。爆料者挂出了一系列图文证据，包括5张“出入境记录表”，详细罗列其进出港澳的情况。然而除了其上级广东烟草局回应“正在调查”之外，并未见其他执法部门跟进。

网络之所以具有“眼球经济”的特点，就是源于网民会因一个热点事件快速聚合，又因另一个热点转移而快速解体。被监督的单位，只要给个不咸不淡的回应，“硬扛”几天，网民没有新的证据，没了新“段子”，**也许很快就会过去。这已经成为一些部门应对网络质疑的有效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