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列宁《国家与革命》有感

2024-04-15

读列宁《国家与革命》有感(精选8篇)

篇1:读列宁《国家与革命》有感

读列宁《国家与革命》有感

临床医学七年制(2006级)傅佳寅

学号 3061802084 [摘要]: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一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一部著作,澄清了当时关于国家的一系列混乱观念,并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同时这部著作也对当时远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给予了有益的启迪。[关键词]: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一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一部著作,澄清了当时关于国家的一系列混乱观念,并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同时这部著作也对当时远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给予了有益的启迪。《国家与革命》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国家问题的许多方面。这里只能有重点地讨论其中的几个问题。重点在第一章和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第一章中.列宁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和职能。

首先, 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特殊的武装队伍,常备军和警察成为了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保证了这种统治阶级意志的实施;而具有特殊地位的官吏则是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代表。为了维持庞大的武装队伍、官僚机构的存在和运行,需要征收各种税费和发行国债,直接吸吮广大百姓的膏脂,使公共权力得到财政上的支撑。所以,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系统的强制的暴力机关。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强力工具。

l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国家大多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国家的概念进行阉割,得出了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利益而存在的。并以此愚弄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且资产阶级统治者还利用民主共和制这个最好的外壳,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这种制度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即有产阶级、富人享受的民主,是狭隘的、排斥穷人的,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他们对穷人设置种种障碍,限制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列宁就曾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 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

如果不能清楚地解释国家的本质,那么暴力革命就无法找到它合理的依据,人民也只能处在压迫剥削中而束手无策。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暴力革命之外很难成功地推翻另一个政权。列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及时说明了什么是国家,澄清了当社时存在的各种关于国家概念的错误认识,为今后采用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做好了思想上的 准备,并且成功指导了俄国人民获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革命果实。

同时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对毛泽东国家政权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面对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国民党利用手中掌握的武器屠杀革命力量的现实,他在发言中说到:“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对党把工作重心转向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的军事力量,并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开展农村革命政权的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从此开始了创军建军及政权建设的艰苦历程。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显然是这一改变的思想来源。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任务

随后,在《国家与革命》第三中,列宁重点阐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对待国家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摧毁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国家的问题 列宁对为什么要打碎、怎样打碎旧国家机器,打碎以后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建立什么样的新国家,作了系统的论述。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1848~1851年革命与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后得出科学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正是因为全盘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没有与无产阶级相适应的国家机器,法国大革命才失败了。

一方面,不管资产阶级采用何种所谓“民主”的制度,其本质都是对本阶级的民主而对于广大的农民和无产阶级来说,这样的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列宁号召我们不要对资产阶级民主有任何的幻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然而,又该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列宁在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验时指出,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可以实现 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

首先是军队的废除。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諥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人民完全可以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

其次,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并且,列宁进一步指出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同时,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总之,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一种优越的体制。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的国家政权。一方面,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首先就要大规模地扩大民主制度,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享受的民主,使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够平等地、普遍地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条件。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愈民主,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实行强力镇压,粉碎他们的反抗,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把他们排在民主之外。

列宁指出: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同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毛泽东也将《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认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按列宁国家理论建立了中国工农民主政权。并联合各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基础。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只有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我们才能更好的发挥民主,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新世纪的征途上,邓小平反复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业。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依法治国之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才能有坚强的保障,我们才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之作——列宁著<国家与革命>研读笔记》 吴雄丞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国家与革命〉对毛泽东国家政权理论的影响》 许玲英 [4] 《〈国家与革命〉》的现代解读

胡为雄

篇2:读列宁《国家与革命》有感

而今天,第7次拿起这本经久不衰的《诚笃的列宁》故事书,对“诚笃”这一抽象名词的感悟更深了一层。《诚笃的列宁》这本书是讲:列宁八岁时,在姑妈家不小心撞碎了一只漂亮的花瓶,其时只要妈妈知道是他干的。过后,妈妈跟他说,做错工作,主动供认差错,那才是个好孩子,所以,列宁写了一封信给姑妈供认了差错,姑妈看后,赞扬他是个好孩子。

放下这本书,我再一次感叹道:多么诚笃的孩子啊,若当事人是我,也许就没这勇气去供认错误,而不断用一个又一个谎话去掩盖这个可笑的.大话了吧。但是在社会中,在世界上,又有多少个人能诚笃守信,心口如一呢?多少家长为了令孩子听话,不断地哄哄骗骗,不断地许下诺言,又一次又一次的令孩子绝望。到头来却用为孩子好为理由掩饰自己对孩子的诈骗。

其实不仅仅是一些家长,小到老百姓,大到国家总统哪一个能问心无愧的说自己没有说过谎?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那是在一个酷热的下午,太阳像火球似的,无情地炙烤着大地,空中没有一丝风儿,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我一个人坐在桌前做作业,心中却想着只要几里之遥的游水池。我多么想在那冰凉的水中畅游埃但是,去游水的时刻还没到--爸爸规定我暑假里4点30分才能去。想去游水的欲望让我失去了沉着:我竟把家里的钟全部拨到4点30分。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特地选妈妈去拿函件的时候行动,真是天助我也,我刚好把最后一个钟拨完,妈妈也刚好回来。我装做什么也没发生过相同,从房间里走出来,我问妈妈:“妈妈,我现在能够去游水了吗?”妈妈看了一眼客厅墙上的挂钟,说:“时刻到了,去吧!”我欢天喜地地换上游水衣,像兔子相同一溜儿烟地跑了。我在游水池里一瞬间蛙泳,一瞬间自由泳,一瞬间仰泳。可本来应该快乐的我,却因为那天真的谎话而变得心事重重,怎样也快乐不起来……

篇3:列宁国家机关思想的当代价值

列宁提出的国家机关思想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 已经初具理论化和系统化, 符合俄国的具体国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建立有着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出台以后, 政治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列宁针对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建设提出了自己系统的体系和意见, 并且着重提出当今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而这些问题提出值得我们对当前建设和改革国家机关及管理体制有重新的思考和定位, 因此, 很有必要认真学习列宁的国家机关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必须以政民关系为核心, 坚定不移地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是我们党一直强调的方针政策, 列宁对于国家机关的思想也是这样的, 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 一切为人民服务, 而国家机关在列宁的国家机关思想中应该是努力把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建设成为为民服务的国家机构, 从人民的实际利益出发, 作为我们国家机关建设和改革管理体制的出发点和归宿, 努力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要求, 政府和人民群众更应当加强沟通和联系, 合理设置国家机构。列宁的这一思想其实为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从目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来看, 并没有偏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而两者处于一个相互适应和逐步深化的过程。不难看出, 我们已经摈弃了以前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传统理念, 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改革体系和措施, 不再单纯为了迎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而进行适应性改革。

二、必须以反对官僚主义为目标, 建立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与监督机制

前面已经讲过, 反对官僚主义是国家机关的一项长期任务。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被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列宁本身对反对官僚主义十分重视, 在多次公开讲话中提出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内部最主要的敌人。并提出了官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滋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固有的旧的官僚机构的破碎, 另一方面是俄国小生产的分散性及其工农之间缺少固有的沟通。而我们要清除这两个障碍, 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不能操之过急, 首先要改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队伍结构, 广泛吸收工人阶级和人民中的先进分子, 其次是加强对干部的监督, 配套监督体系的改革, 不给官僚主义留有机会, 反对官僚主义,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这一问题都是我们要解决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必须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为手段, 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 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而列宁对人才也是十分重视的, 在他认为, 苏维埃俄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急缺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 而这一部分的缺失, 阻碍了国家机关的优化。要想改变这一困境, 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职业素质, 从而才能更好地做到民主和更有力地反对官僚主义。列宁明确提出了知识和文化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重要性。其他的品质不是不需要, 只是缺失了重要一点, 只靠热情和机智, 或者坚定和诚信等优良品质, 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 其他的因素也会显得苍白无力。所以, 科学文化知识的提高势在必行, 在国家机关建设中, 充分注重干部队伍建设的素质水平。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的干部队伍也要与时俱进, 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 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 敢于和能够面对任何挑战和困难, 并有能力去解决好出现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摈弃以往的传统的国家机关建设的惯性思维, 在我们进行改革的同时, 我们应该审时度势, 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变化, 根据我国国家机关建设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改革, 这就需要我们在提出国家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水平改革措施的时候, 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提高干部队伍和素质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能够从根本上改进我国国家机关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 (第1、2、3、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

[2]列宁全集 (第12、42、4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年.

[3]列宁全集 (第40、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

[4]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篇4:读《语言与国家》有感

在世界文化版图的新一轮拼合重组的过程中,语言已经成为重要的博弈工具之一:英语俨然成了世界语言,美国将汉语视为“关键语言”,而汉语本身则面临着全球化、国际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语言与国家》一书的出版,体现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语言学界的国家情怀和社会担当。

《语言与国家》这本书问世之前,国内语文学界已经对语言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先后提出了语言战略、语言资源、语言权利等一系列新思考和新理论。《语言与国家》借助鲜活的笔触,以生动的案例分析,使枯燥的语言研究挣脱了学科的束缚,在更为广阔、深远的战略背景下恢复了语言的生动原貌。同时,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发展,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它在向人们全景式地展现语言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中的强大力量的同时,启示我们应当以战略眼光看待语言、以敬畏心理对待语言、以国家情怀建设语言。

《语言与国家》一书通过阐释语言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建设中的多重作用,揭示了语言的国家职能:作为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语言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武器,语言既是防御屏障,也是进攻利器;作为信息技术的处理对象,语言是新兴科技的引擎,更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助推剂;在治国理政方面,语言既是文化传承、道德感召的载体,也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工具,对外是展示国家形象、处理国际关系的润滑剂。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与国家》充分体现了其资政辅政的价值,有助于推动语言文字事业更快更好更切实地纳入国家战略,同时也为各级语言文字部门提供了理论指导。

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上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对个人而言,语言是思维工具;对社会而言,语言是交际工具。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宝贵资源。

《语言与国家》一书启示我们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解读语言,拓展、丰富、深化了社会对语言功能的原有认知。当前的社会语言生活热点频出、变化迅速,在表现非凡创造力的同时,也伴随着对语言规范的逆反,表现出语言使用上的价值虚无主义。当英美等国在向全球销售他们的语言时,我们却在消费自己的语言,“晋善晋美”消费了“尽善尽美”,“咳不容缓”消费了“刻不容缓”,“喜大普奔”消费了“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和“奔走相告”四个成语。

希望读者们在读了《语言与国家》后换一个视角看待语言,换一种心理对待语言。敬畏语言不是因循守旧,恰恰应当以“正能量”为价值取向,积极创新,推动语言不断前行,更好更美地包容和承载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象和创新思想,使语言对国家的贡献最大化,让语言更加“给力”:“中国梦”可以凝聚人心,“蛮拼的”可以鼓舞人心,“点赞”可以温暖人心。

篇5:读《国家与革命》有感

摘要: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是曲折的、冗长的、繁琐的。在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会带来国家的繁荣,国家地位的提高,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富裕的生活,带来社会的文明。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国家、发展、思想、人民

在《国家与革命》这一本书中写到,国家是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同时,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社会在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不是从外部加强与社会的一种力量”。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产生国家。当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产生国家。这说明了,在阶级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同时也证明了国家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要依靠强制性或暴力手段以及征收赋税来维系。

国家的产生是曲折的,冗长的,繁琐的。当国家一经产生,通过努力,国家一定会延续,通过时间的沉淀,一定会创造各种文明,带来新的效益。

从女娲造人,人类的产生;盘古的开天辟地,使文明开始出现;各个朝代的演变,留下宝贵的精神经验,都经历了时间的淘汰、历史的洗礼。在历史的进程中,侵略者展开他们的魔爪,对中华民族的一草一木开始掠夺时,将完整的中华民族伤得体无完肤。而圆明园的毁灭,就是侵略者掠夺的有力证据;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政府的腐败,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生火热之中。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发,终于爆发了革命。当毛泽东一代伟人的出现,为革命带来了新的曙光,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拉开了帷幕。经过革命者的艰苦奋战,无数次的探索,在实践中寻找经验,汲取教训,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使人们远离了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在毛泽东新民族主义革命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策略和策略的理论、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工作下,创立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带来了人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的稳定、发展、地位。在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的分析,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产生,围绕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的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新的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思想战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巩固党的阶级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在以前,侵略竞争是各个大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他们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词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抢到利益的行为。在当代,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外国进行经济上的交易。从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起,我国的经济就在一直稳固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所以,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民族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现在,通过领导者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同时在正确的指导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软弱可欺,我国的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经济水平也呈现上升趋势,军事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上升。在当代,中国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促进全世界和平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将会在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将世界打造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创造和平的时代。

国家的稳定,需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来维持,就必须有特殊的武装部队、监狱等等。如果国家没有强有力的手段来保护,那么他一定会退化,甚至消亡。对国内,通过法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人们不能做出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不能做伤害他人的利益、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事,不能做伤害公司的事,不能做伤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领土完整的事。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行事。一旦触犯法律,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与否,受到不同的惩罚。当然,人们的道德思想同时也会主导人们的思想,告诉自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也不能排除某些人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做出让人谴责的事情来。现在是一个法制的社会,在法制的社会中创造社会的文明,做到依法治国,以理服人。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是主张变革旧社会的制度和旧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在当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精神产品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或精神生产过程中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她们中产生了不少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同时,他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国家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有组织的力量。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它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维护其根本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的暴力机关,以保障其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阶级。

国家并不是从来都有,它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一经产生,他会创造精神文明,抒写自己的辉煌。

参考文献

篇6:读《基因革命》有感

(一)《基因革命》

=书籍简介=

解读基因的秘密,遇见未知的自己。

李建玲

=个人简介=

华夏神农总裁,推广研究员,河北省食用菌协会副会长,物联网与智能装备分会会长,长期从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和农业信息化工作,近年致力于农业物联网技术和产品研发与应用及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技术集成及模式创新。

读后感

沙伦·莫勒姆博士这位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科学家”所奉献给我们的《基因革命》。通过医药学、遗传学、历史和生物学的相互融合,以一种新颖而又引人入胜的方式,来解释人类的身体是如何工作的。澄清了我们许多对“基因”的错误认识,之前我们一谈起“基因”就意味着与生具有,不可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什么事情一但被告知不可改变,人们便对此感到十分无奈,无助,继而变得消极,被动,充满恐惧。正如李维老师所说我们应该感谢莫勒姆博士,他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希望,拾起了自信。他还给了我们改变遗传基因的具体措施,他让我们重新感到了人类自身的伟大,我们将因为选择而改变,因为改变而更加优化,更加强大,而且这种改变也会遗传下去。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健康状况,决定自己的未来,决定自己的后代基因,这是多么令人振奋,令人神往,这又是多么催人自觉,使人自重。你的基因会留下你的痕迹,因你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所做所为,一切的一切决定。且不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终止。

这无疑是一本将对我们产生深远意义的著作,我们看一两遍远理解不了或理解不透。对于生命的探索人类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还有许多未知的世界。但我觉得对于我们通过学习知道体内每一处深邃微小的部位,都是遗传信息的表达。每个当下,我们都在创造着自己的现在,创造自己的未来,对我们来说其积极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应对生命的需求,并改变着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沿着心指引的方向,正向、正意、利众,相信自己身体会调动一切资源,帮助我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再次感谢维书会,感谢李维老师!

读《基因革命》有感

(二)《基因革命》

=书籍简介=

解读基因的秘密,遇见未知的自己。

王新旺

=个人简介=

1965年生,1985年内蒙古扎兰屯林校毕业,后分配到乌拉特后旗林业局工作,近30年来先后在县党委办、农业局、林业局、园林局工作。30多年的工作经历,锻炼了自己,收获了好多,感恩人生…人生,简则简从,易则易知…

读后感

学习本书看到了改善生活的许多惊人信息:基因可以改变,可以运用这些改变;我的选择,随时存储;可以接受,可以拒绝;可以用来改善健康状况,可以让人利用;“它将改变你看待世界,甚至是看待自己的方式”.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见所想。

通过本书知道了,基因不仅是我们自身人生经历的总和,也带有父母和祖先经历过的每个事件的印记,我们的生活经历可以影响我们的基因。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否则,基因会根据我们的一想一念,一言一行,做出哪些开启哪些关闭,哪些表达,哪些不表达的决定 ,进而会影响到人的向善传承。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基因组合有所不同,但饮食用药差别很大,有效地运用基因检测将有利于人类的健康。用基因的观念来理解中医,看起来很有意义。运用基因变化与记忆的原则,中医坚持诊治 “因人、因时、因地”原则; 运用基因检测的方法,中医采取 “望、闻、问、切”;运用基因的差异性,中医采取一人一方,根据病情进行剂量的增减和药味的调整。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基因革命也不例外,需要不断制定完善相关规则,预防急功近利者及别有用心者用来做对人类不利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毕竟我们对我们的身体还知之甚少,探索永无止境。无论遇到什么革命,趋吉避凶才是我们的本意。

书中讲到:未来,一个人的基因信息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注重物质的生活,而且更要加强非物质的精神生活,善行善念有利于基因的良性记忆。

篇7:读《辛亥革命》有感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奋斗史。一次次的反抗昭示了中国人民的顽强不屈,辛亥革命则是其中一场震撼人心的典型。

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民失去了自由。为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洋务运动是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始终是腐朽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自身的统治而进行的自救运动,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因此失败。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领导的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目的的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提不出有效的纲领,一切都是空想,即使给清政府甚至帝国主义列强沉重打击,依然无法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戊戌变法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叛变的袁世凯,注定失败。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渐渐明白要想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必须依靠武装斗争,发动人民群众才有可能成功。一场伟大的革命——辛亥革命,即将爆发。

关键词: 社会背景、同盟会、武昌起义、意义

第一章 山雨欲来

本书先讲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康梁变法的失败。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然而维新派却完全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既不发动群众,又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三个左右的变法运动在政变发生后,宣布失败。然而变法是失败了,而国民革命的意识不是消沉而是增强了;形式是失败了,但变法的精神却留下来了。确实,变法仍在人们心中悄无声息的进行,思想启蒙迅速传播,从而为革命播下了火种。康梁变法之后中国出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变革意识增强,一桩桩新事物萌芽,他推动统治者沿着变革的道路先前滑行;另一方面,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几年内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客观上引起人民对普遍王室和现存政治秩序产生怀疑为资产阶级革命播下革命火种,成为辛亥革命的远因。

同样义和团运动与十年后的辛亥革命也有内在联系。甲午战争失败,中国

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各种条约的签订,中国陷入被瓜分的危机。义和团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并迅速发展,清政府想利用这股势力,在西太后的招抚和默许下,义和团纷纷涌入北京,并向全国蔓延,义和团运动波及全国。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下令绞杀义和团,义和团最终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孙中山认为义和团“愚昧”,是狂妄之举,不过他同时肯定了义和团的爱国精神。从表面上看,义和团运动和创建现代国家的总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而从深层看,他是19世纪末中国下层人民的怒吼,动摇了中国统治的根基,义和团运动失败了,并不意味着结束,相反,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然而帝国主义并不罢休,他们想趁此机会大打出手。于是八国联军出动,清政府对外宣战,而宣战不久就设法求和,但侵略者并未尽兴,他们攻占北京,烧杀抢掠,慈禧仓皇出逃,并下令李鸿章全权负责议和。此时帝国主义已经认识到他们不可能瓜分中国,他们还需要一个政府替他们管理,于是《议和大纲》签订。慈禧发表声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把中国的主权几乎全权丧失,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朝廷。陈天华有言:“列位!你到现在的朝廷仍未满洲的么?„„朝廷固然不可违,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据么?”清政府威严扫地无余,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分潮就此萌芽。

同时在19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一战而无暇东顾,使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一次发展的机会,清政府此时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却依然在做垂死的挣扎。推行“新政”,但不管动机如何,清政府不自觉的制造了自己的对立物。同时资产阶级的发展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阶级基础。还有大部分的留学生们,他们赴全国之委托,为全民所瞩望,勉图振奋。而在此时,民变风起,抗捐税运动、反洋教运动、秘密社团起事、饥民暴动、罢工罢市„„正如孙中山所说,几根小柱子休想把已腐朽的的房子支柱!

虽然早期的一些改良或反抗的斗争,始终无法改变当时中国的格局,也无法完成自己需达到的任务,但我们不能消沉,即使一点的影响,我们也要扛起救国救民的大旗。清政府的根早已腐朽,虽然一小部分人的反抗只是轻轻的撼动,但这却使有志之士觉醒。

第二、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中国同盟会

这一章讲到资产阶级开始了革命救国的尝试。孙中山的境遇在1879 年发生重大变故,他来到檀香山,在他求学过程中,他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就是所说的“四大寇”。孙中山强调,他革命思想完全来与香港,但这短期他主要倾向于改良。于是他上书李鸿章,结果却婉拒!上书李鸿章,是他寄希望于晚清政府自下而上变革的尝试,一旦受挫,就迅速转到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中来。

于是孙中山回到檀香山,组建兴中会。但一开始,兴中会的发展很缓慢,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于是他准备前往美洲,适时,他接到宋耀如的来信,崔他会国,京津岌岌可危,人心愤怒,有利于革命发展,于是革命体开始壮大,并准备发动起义。然而在准备工作中出现疏漏,广州起义还未发动就失败了。几经转折孙中山来到伦敦,然而却被清政府大使馆诱捕,几经周折,终于被救,这也是孙中山人生的一大转折!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地位提高了,孙中山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兴中会又有了更大的发展,然而举办的惠州起义也失败了,他未能改变起义的套路,但这却进一步肯定加固了孙中山的地位,思想也进一步的传播。东京、上海等地创办报纸,使得新思想很快的传播。

孙中山一个平凡的人,一个饱受苦难的人,一个有着忧国忧民伟大情怀的人,而每次的努力都是失败告终,多么悲凉。他到底在坚持什么?是什么让他学会隐忍?那是一颗赤胆之心,一片拳拳爱国热情。他奔走于各地在思想不开化的时代,艰难的传播自己的思想。失败了,没有气馁,卷土重来,危难被捕之际,他积极寻求脱困的方法,为革命保留火种,然后扩大自己的影响,终于革命看到了曙光。

第四、五章武昌起义、清王朝的覆灭

然而清政府却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黄兴创办了华兴社、科学补习班的创立、光复会的新建,各种团体相继成立。

从此清政府风雨飘摇,各种**相继爆发,同时各种革命团体急需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政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有100人,除甘肃尚未派留日学生外,其余关内17省均有人参加。大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同盟会的宗旨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从十六字纲领到三民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字的改变,也是一种思想的深化。

同盟会成立后,一部分人转入到思想宣传中,一部分转到反清斗争中去,斗争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起义,一种是暗杀。同盟会策划的几场起义失败后,许多人对以党委主要力量的方针产发生怀疑。于是革命党人开始策划新军起义。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立起义指挥部。然而起义又失败后,这次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所有的人力、财力,作了长期的准备,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探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起适合武装起义的领导团体,参与组织起义的一些重要骨干在起义即将爆发的紧急关头,仍然各行其是,致使起义日期一改再改,临到起义,各部除黄兴一路外均借故不发动,造成了孤军奋战的局面;二是计划不周密,起义尚未爆发,消息就已走漏,使清军早有准备,而革命党方面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枪械运输),最后只得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仓促发难,;三是没有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起义只是少数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

此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导致自生领导能力的减弱。然而,新的形势却产生了。清廷提出“立宪”;而后慈禧、光绪相继离世,朝廷内权力争夺;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同年5月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遂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并成立“保路同志会”,其中四川最为激烈。清廷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故革命党人决定发动起义。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响应,纷纷独立,于是清政府走到历史的边缘。

武昌起义是成功了,他几乎推翻了清政府的独裁统治,也建立自己的临时革命政府,这是伟大的一页。资产阶级革命者经过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寻求时机,在失败中摸索经验,终于看到了自己的胜利果实。但这果实并未完全成熟,暗藏危机。

第六章 理想与现实

在革命成功后,临时政府成立,12月29日,各省代表联合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而临时政府的用人不当使革命预伏政治危机。就在南京政府改良的同时,危机随之而来。财政和外交都存在困境。然而,开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最初采取了强硬的立场,组织大军北伐,抗击袁世凯指使下的清政府,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阻挠、破坏,给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困难;立宪派、旧官僚和失节革命党人,从内部阻遏、瓦解革命,架空甚至扬言推翻临时中央政府;加上革命党人本身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严重缺陷,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最终作出让步,新生共和国政权落到袁世凯手中。

袁世凯在确信南方同意让出政权之后,便转而一意对付北京朝廷,设法要其自己提体面地交出全部权力。袁世凯指使北洋将领逼宫,1912年2月12日,隆裕以6岁皇帝溥仪名义颁布诏书,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至此覆灭。

1912年2月13日,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2月14日,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职,然而袁世凯自执政之日起便开始集权,他先向内阁挑战;接着又暗杀宋教仁,强行通过善后大借款,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开始革命。然而伴随着四川独立运动结束,二次革命也到了尾声,革命力量几乎丧失殆尽。

此书看后,我内心泛起波澜。既感到当时中国人的愚昧,同时也感到孙中山的伟大。以一人之力,掀起革命的狂潮,他遇到不仅仅是困难,而是一项项生命的考验,他几经周折,几遇绝境。穷困、绝望都不能使他放弃,一次次的失败,他不是退缩,而是不断地总结经验,从失败中一次一次的崛起。最终他抓住机遇,成功的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然而他摆脱不了自身阶级的缺陷,当时的社会背景不允许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国存在,他没有群众基础,在内外的压迫下,他除了妥协,也是再无他法。

篇8:列宁国家观辨析

关键词:国家;阶级矛盾;调和;和谐社会

由于“国家政权是政治结构的核心。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是一切阶级斗争的焦点”。[1]因此,“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的概念,先哲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2]如果从国家的起源和新旧国家的更替方面理解,列宁这个观点至今仍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完善,以及无产阶级阶段性历史使命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列宁这个观点其内涵必须进行充实。笔者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能够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说得更确切些,国家是阶级矛盾能够调和并且能够调和到一定低的程度的产物和表现。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阶级矛盾?我们应当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狭义的国家,是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即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权系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是一个现实的、阶级的范畴,其根本属性是阶级性,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是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广义的国家,是概而言之的由主权、人口和领土等要素构成的集合体,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范畴。二者有迥异的内涵,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任何历史时期,狭义的国家总是广义的国家的占有者和管理者。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致力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被当作爱国者而流芳百世的史事,就可以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国家这个概念。

狭义的阶级矛盾,仅仅指广义的国家内,不同的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广义的阶级矛盾,包含了狭义的阶级矛盾,既指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即在利益等方面的不协调乃至冲突;也应当指同一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层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局部利益之间的不协调乃至冲突;还应当指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不同阶级间或同一阶级内部的冲突或对立。

在原始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尽管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但事实上存在无数的规模不等、但相对于阶级社会的国家而言,总体上规模都很小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内部或相互间,始终存在种种矛盾冲突,并且冲突往往由弱到强。随着生产力十分缓慢的提高,在原始社会后期,阶级分化逐渐出现,正在形成的阶级相互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也相应地不时尖锐。

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特别是到了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以至于不可调和的时候,原来曾经能够有效地调和各种矛盾,并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不论是氏族公社、部落,还是部落联盟,都无法继续有效地调和阶级矛盾,因而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相互对立的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并求得自身相对的最大化的利益,就需要一种比部落联盟更高级、更完善的组织来调和阶级矛盾。而调和以往部落联盟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历史使命,只有国家这种组织才能承担。于是,国家产生了。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论述国家起源的时候告诫我们:“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可见,从本质上讲,国家的起源是由于国家能调和部落联盟所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国家是适应调和阶级矛盾这种历史时代要求的产物。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4]统治阶级(尤其是当权派)只有在其可以调和阶级矛盾,并且将阶级矛盾调和到一定低的程度的情况下,在社会生产能进行的过程中,凭借以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为主的种种公开的或相对隐蔽的手段,以管理公共事务(即履行国家的内外职能)的形式,为自己的阶级(尤其是当权的阶层)牟利。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教导我们,“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5]统治阶级无论如何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都必须设法调和阶级矛盾,使之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阶级矛盾在生产力没有极端发达的阶级社会是永远存在的,它时而缓和,时而激烈。不同历史时代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层,即使它纯粹是暴力集团,也必须综合运用以暴力机器为主的种种手段,将阶级矛盾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通过确保自身能够代表或至少不严重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控制国家政权,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特别是根本利益)的目的。当然,具体操作者是以统治阶级中的某个阶层人士为骨干组成的政府。

在20世纪初,列宁提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这个论断,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处于深重灾难中,而且资本主义在那个历史时期所不可避免的种种丑恶面目乃至罪恶暴露无遗,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都相对激化。无产阶级领袖为了发动和领导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被压迫阶级中尽量多的人起来反抗,并最终夺取国家政权,即,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在那个特殊阶段的终极目标。从策略上讲,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武器的批判比批判的武器更有效,甚至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只有渲染阶级矛盾的尖锐,才能激发革命群众的斗志。可见,这个论断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使然,其内涵不可能完备,也注定缺乏应有的哲学理性。另外,由于当时斗争环境的十分恶劣,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都不可能对革命进行深刻的理论研究,也难以找到比渲染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更好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

度”。[6]任何正确的认识都是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产物,即都与它赖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的,正因为如此,才成为真理,并能接受实践的检验以至于指导实践。一旦超出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种种条件,任何真理都可能失去原有的真理性的内容,甚至成为谬论。因此,我们不论理解和运用任何真理,都应当考察他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并据此确定其适用范围。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有的科学态度。

狭义的国家(即中央政府),总是由统治阶级中某个或某些集团的代表组成,其终极的主观目标就是为自身牟取尽可能最大化的利益,为达到此目标,必须千方百计尽量缓和阶级矛盾,至少也要把它调和在各个利益攸关者阶级可承受的范围内。当阶级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时,旧的国家必将灭亡,新的国家一定产生。

披阅中国古代史可知,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即,狭义的新旧国家的更替,都是由于阶级矛盾激化到原来的统治者无法调和时期发生的。虽然更替的形式最主要有二种,要么是由统治阶级中新的集团建立新的国家,要么是由原被统治阶级中的强力集团异化而成的统治者组织新的国家;但是,本质一样,新的国家总是在旧的国家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得到调和的过程中建立,并且必须继续采取措施尽力调和阶级矛盾使之最小化。

如,隋朝的灭亡,由于隋炀帝的暴政使隋朝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超出了极限,即,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唐朝能够建立,并在前期出现“贞观之治”和在中期出现“开元盛世”之类史无前例的盛世景象,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能够采取措施尽量调和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也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调和了自身与东突厥统治阶级的矛盾。唐朝之所以由强盛转向衰落以至于灭亡,主要是因为其无法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和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所致。

任意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即使其阶级性质一致,但如果二者出现利益的激烈冲突,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灭亡与之对立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则是被灭亡者无能力调和与对方的阶级矛盾(不同国家间同一阶级属性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所致。如,“二战”期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被法西斯德国灭亡即是明证。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既是由于明朝内部阶级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又是由于明朝统治者与后金统治者之间,即,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因此,从狭义上理解的国家,只能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是调和阶级矛盾的产物和表现。

另外,广义的国家,其存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分析两个例子,如,朝鲜王国亡于日本,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在“二战”后建立;古代印度亡于英国,但古代印度所在的地域在“二战”后产生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三个独立国家。可见,广义的国家无论它由哪一个利益集团管理或掌控,一旦不能调和以阶级矛盾为最重要的种种主要矛盾,就必定无法存在,即在领土、人口和主权等主要方面的内容必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广义的国家其存亡的原因在于其能否调和它自身与别国间的阶级矛盾。

按照列宁的观点,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只能解释新国家的产生(新旧国家的更替,即狭义的国家的更替),而无法理解国家的存在和如何存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1972年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现在已经是多极化世界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国内政局稳定,各种矛盾较近代以来的各个时期是最为缓和的,这些都是举世瞩目的,也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固然是阶级矛盾—— 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共产党政权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6年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作为一个个完整的阶级,在中国大陆地区已经不存在了。既然如此,那么,狭义的阶级矛盾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大陆地区也就不存在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这两大根本利益一致的阶级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虽然一直存在,并有过局部的激化,但从来没有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更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如果把已经存在58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存在当作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那不仅在事实上十分荒唐的,而且在逻辑上也不可理解。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阶级矛盾一直没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可是,这些国家事实上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也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并且相互间形成的各种军事的与非军事的同盟也相当巩固并在不断扩大。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可见,国家通过调和阶级矛盾而存在、发展。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不断设法调和阶级矛盾的过程。只有阶级矛盾尚可调和,从而使国家的社会职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履行时,国家的政治职能的执行才能得到保障。否则,国家的职能无法履行,国家便无法存在,更无法发展。国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和发展壮大,是因为它能将旧国家已经激化到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调和到一定低的程度。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其中的权力阶层,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必须千方百计地调和阶级矛盾,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低限度是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根本利益)。否则,任何不可一世的统治者终究都会被历史无情抛弃。

进行阶级斗争只应当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决不能为斗争而斗争,否则,就是对国家甚至对人类犯罪。以极端的形式进行的阶级斗争,只应当是特殊时代的某个阶段为构建和谐社会所采用的极端手段之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可看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权力机关的作用正在削弱,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作用正在逐渐加强,尽管这二种作用的消长并不一定是统治阶级心甘情愿的。然而,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国家必将逐步衰亡,共产主义必将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7]人类在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使命;在21世纪,人类的使命是建设和谐社会以至和谐世界。我们应当根据时代的使命,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完整而准确地理解、运用乃至充实马克思主义原理。否则,就难免会犯削足适履的错误。

综上所述,国家,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从其起源、存在与发展来研究,它永远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是阶级矛盾能够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否则,国家便是不可思议的怪物,或者是虚无缥缈的妄想之物,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也是无本之木。

参考文献:

[1]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P122.

[2]列宁.国家与革命[C] ,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175.

[3]恩格斯.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节选)[C],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64.

[4]列宁.伟大的创举[C] ,列宁选集,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1O.

[5]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摘录) [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265.

[6]恩格斯.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节选)[C],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562.

[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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