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必要的革命有感

读必要的革命有感（通用9篇）

篇1：读必要的革命有感

《必要的革命--可持续发展型社会的创建与实践》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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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完您的《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课程，又看完《必要的革命--可持续发展型社会的创建与实践》感触很多。本书主要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讲道理，是关于可持续发展这场革命的必要性问题，讨论引发这场革命的背景和对这场革命的深层思考。尤其是刻画了2012般的未来，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海岛城市消失。从而让人感受到了这场革命的必要性。

第二方面讲故事，是关于可持续发展这场革命中的人和组织，讲述了许多令人震撼的经历、体验和事件。像可口可乐与世界自然基金会为可持续的水资源开展合作，建立非传统联盟，以及通用电气公司的绿色畅想计划等等，大量富有启迪性的真实故事让我们认识到了社会各层面的普通人如何转化自己的企业和社区，探索史无前例的解决方案，从而进入创新的轨道。

第三方面讲工具，是关于可持续发展这场革命的方法，介绍了近年来组织变革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结合的经验。《必要的革命》中通过一个个故事，阐述着革命的方法。而这个革命和以往的革命不同之处还包括：书中提到的非传统联盟。一家企业，一家环保组织，“革命”后开创了一片新世界。

企业与环保组织的合作，世界自然基金会可从可口可乐公司寻找资金支持，可口可乐公司又能得到什么呢？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具备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开始关心自己如何能既赚钱又为环保做些事。可口可乐在这一非传统联盟中，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帮助下，找到了种植甘蔗时能大大地减少水资源消耗的办法从而减少了成本的投入，还为水资源的保护做出了社会企业家应有的贡献。世界自然基金会又和可口可乐公司一起开展了中国长江保护的项目。这一合作的结果，超出了双赢，最大的赢家是大自然。企业呢，节约了水；环保组织，为保护长江有了新的行动。跨越不同领域开展合作，对创造性地处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十分重要。企业可以提供市场影响力和财务资源，而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的不仅是其公信力，也包括有关更大系统的知识，以及把适当利益相关者聚集一起的能力。政府则有立法的力量，要想推动真正的进步，这些都需要。

另外，一家大型咖啡焙烧企业的创始人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最好的咖啡，同时帮助与我们合作的全球咖啡种植者兴旺发达。这家企业销售的每磅咖啡的利润中有一部分会自动还给供应咖啡的合作社，合作社就可以自己选择将这部分资金作为推动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投资，其中包括：在秘鲁的妇女发展项目和森林恢复项目；在尼加拉瓜为1600名触雷致残者提供康复治疗的项目，在危地马拉一个每周有7000名当地咖啡种植者收听的广播节目－《咖啡谈话》；在埃塞俄比亚首次为3000人提供洁净水的水井项目。

这些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它们是成功的企业。这家咖啡的销售额过去的10年中增长了500%。就是这些小行动，不但改变企业的管理方式，强化自然界的再生能力，以及创造新社会来“推动社会公平”并“提高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

在当今这个产品全球化的世界中，众多大型企业发现，与其只对在欧盟销售的产品进行除铅处理，而不处理在其他地区销售的产品，还不如让所有产品都满足最严苛的可持续发展 法规，这样反而会节省费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像通用电气这样的全球化企业，开始按全球最严格的环境绩效要求来设计产品。通常情况下，欧洲市场决定了这些产品必须达到的标准。也许一家公司开始只是销售一种真正更好、更可持续的产品。在老客户中这个消息传播出去了，然后就有了新客户；不断增加的收入中的一部分，就可以用来进一步增加投资、改善产品或扩大创新产品的数量——于是形成大家希望得到的可持续业务增长的正反馈环路。

接着把谈话从人们熟知的“防止做坏事”，转变为谈论做好事、做机动人心的事，这一般不会轻易发生。在企业环境中，太多人迷失于追逐利润和市场份额，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却从个人的角度深深的触动了大家，成为变革的强力催化剂。试图让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行动作出承诺，就像试着去“感到幸福”一样，力气用的越大，反而可能越不成功。

“中国制造”在能力建设的同时，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把全球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链吸引到了我们这里，这一点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商业和科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特别是，有些产业在未来是可能逐步消失的。试想一下，当电动汽车（没有发动机和机械传动，只有一组电池和四个马达）等绿色产品在三十年后成为主流产品，制造齿轮箱、汽油机、柴油机的核心竞争力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组织要去做可持续发展是迫于压力的话,那么他的可持续发展到最后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报告,而组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一个组织真想去做可持续的话,大家一定有远景,一定跨界沟通,协作,那么就是一个联盟的事情。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是不是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如果与他们的变革相关,与相关利益者的沟通互动发生了变化,那就是真正的变化。但不幸的是,多数情况下,你到一个公司去看,就会发现,这个公司的角落里有几个人专门写可持续发展报告,可实际上他们内部的人根本不看。

做可持续发展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大多数中国企业可以从降低成本、控制风险的角度做起, 有的专家说过,中国制造行业消耗的能量是日本的其他行业的9倍,这是非常巨大的消耗,有一些投资规模比较大,需要一定的回收期,但是很多的项目可能是3到6个月就能收到成效的,可以降低成本。

现在，大多数公司的市场价值是以品牌和声誉为基础的，而不是原来所谓的硬资产。品牌和声誉要受到快速增长口碑、强大的外部利益攸关者的影响，这包括从非政府组织（NGO）、消费积极分子到政府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前所未有数量的公司品牌正在急切地以拥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努力。由此，如果站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就要以新的思考方式和理解方式，在工业革命结束之后，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世界的未来，为了组织的未来，我们必须对今天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组织方式进行一场必要的革命，去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型社会。

对于开创更为可持续的未来，有三个指导性理念十分突出，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理念：1.不考虑子孙后代未来需要的发展路径不可行。2.组织机构很重要。今天的世界不是只由多个个人塑造的，而是由企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组成的网络塑造的。这些网络影响着我们生产的产品、吃的食物和使用的能源，也影响着我们如何应对这些系统中出现的问题。3.所有真正的变革都要从新的思考方法和理解方式出发。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用我们制造问题时所用的同样的思考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解决不了问题。”虽然组织机构很重要，但它们的运行方式来自我们如何运作，来自人们的思考和互动。

篇2：读必要的革命有感

这本书非常的好看，里面诉说了：左权、董存瑞、赵一曼、邓中下、叶挺、狼牙山五壮士等各个革命英雄的故事，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狼牙山五壮士和左权大将军他们七个人。

我喜欢左权大将军的原因是：他有勇有谋，在长征中指挥了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以及罗镇、东征等着名战役。他以自己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军事家的胆略和才识立下了赫赫战功，保存了红军实力。在1938年2月，日寇出动四万兵力，分三路向临汾地区进犯，左权率领三百余人阻击敌人，他以自己的才能对敌人产生了重大的杀伤力，给了敌人当头一棒，敌人就撤退了。在1942年5月，左权遭到敌人炮弹袭击后壮烈牺牲，年仅37岁。

篇3：读必要的革命有感

佐藤学教授指出:“互相倾听是互相学习的基础……只爱自己说话而不倾听别人说话的儿童是不可能学得好的。”的确,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太重视“说”, 而又太忽视“听”了。具体表现在:一是强调学生要倾听老师的讲解, 而忽视教师本身的示范作用。教师在课堂上经常无视学生的意见, 甚至以“因为时间关系”的名义, 随意打断学生的发言, 久而久之, 学生也加以模仿, 在学习中抬高声调“抢着讲”、公众场合“高声讲”, 别人意见不会听, 父母之言不想听, 完全失去菁菁学子应有的素养。二是强调学生的个性化表达, 而忽视了学生之间的互相倾听。新课程标准强调要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的个性化表达, 于是老师们的课堂“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热闹非凡, 但缺乏冷静的思考。学生不能从别人的发言中吸取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 更不能养成尊重别人的良好品性。三是只对学生提出倾听的要求, 而忽视了倾听方法的指导和倾听习惯的强化养成。有的教师显然已经发现“百家争鸣”的弊端, 于是根据《小学生课堂行为标准》对学生提出了倾听的要求, 条条框框讲了一大堆, 但是没有具体方法的指导, 也没有过程的训练, 更没有督促和评价, 也很难真正使学生形成倾听的习惯和素养。

倾听是学生学习素养和生活素养的重要内容, 虽然是非智力因素, 但仍值得教师在教学中重点关注。教师在课堂上培养学生倾听的习惯应该注重以下三个“结合”。

一、要求与示范相结合

倾听是一种素养, 也是一门艺术。它不仅仅是要用耳朵来听说话者的言辞, 还需要一个人全身心地去感受对方的谈话过程中表达的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礼记·曲礼》上有云:“立不正方, 不倾听。”教师要告诫学生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和“自以为是”的不良品质, 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人, 在对方说完之前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也不要提前打断别人的发言;遇到别人重要的、有价值的发言还要及时做记录, 以便取长补短。同时, 教师在倾听学生发言的过程中还要做出示范, 身体向前倾, 保持目光接触, 集中注意力, 用身体语言表示你对学生的信息感兴趣, 尽量避免用自己的主观色彩影响学生的思维过程, 这样更能激发讲话者的信心。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将严格要求与言传身教相结合, 相信一定能形成互相倾听的良好氛围。

二、倾听与评价相结合

教师要及时对学生课堂上倾听的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当一个学生发言之后, 可以及时提问:“刚才那个同学讲什么了?你同意他的意见吗?”对于认真倾听老师和同学发言的学生应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 并对不认真倾听的同学进行批评教育, 这样可以警示学生要关注他人的发言, 对于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同学也是一种促进。同时, 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对别人的发言进行思考和评价, 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 从而形成真正有效的对话。课堂其实就是文本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 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只有发言没有倾听, 谈不上真正的对话, 不能形成生生之间的互动;只有建立在倾听基础上的对话才是有成效、有创造的教学相长。养成习惯的过程也许曲折, 但是比起“直奔知识主题”的“顺利”更为可贵。

三、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课堂的时间毕竟有限, 难以让每个学生都得到训练的机会, 良好的习惯需要在“反复”中强化养成。因此, 课内训练与课外巩固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应该发挥班集体的舆论作用和班干部的带头作用, 引导学生在课间、课外文明交流, 继续保持良好的倾听习惯;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家长的支持和配合, 引导家长自觉克服“一言堂”的坏习惯, 充分利用跟孩子接触时间多、方便个别引导的便利条件, 优化亲子交流的过程, 促进倾听习惯的养成。

篇4：低碳经济,一场必要的革命

一些专家分析，如果按照目前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无节制地发展下去的话，在本世纪末之前，世界需要5个以上的地球，才能支撑全球经济发展和生活发展。

因此，低碳经济的出发点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放弃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国务院常务会提出7中国政府对于气候变化的承诺，在2020年之前，以2005年为基准线，降低二氧化碳排放40-45％。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特别强调了发展模式的转变，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作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中心。而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实现上，无论是在全国的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首先会聚焦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从中国能源消费的结构来看，企业必然是首当其冲，也责无旁贷。

据统计，发达国家的工业能源消费一般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在美国，工业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比重不到20％，日本不到50％。然而，中国却由于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能源效率低，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总消费高达70％，许多经济大省工业能耗占比甚至显著高于70％。因此，从能源结构出发，中国企业在未来至少要承担70％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如果考虑到居民能源消费的方式直接与企业提供的产品相关(建筑、汽车、家用电器)，比例还会更高。

过去几年中，各级政府已经在下大力气，出重拳，关闭能源效率低、排放量大的企业，同时，要求高能耗企业大规模采取节能减排的措施，大规模地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未来十年，我们将看到这个方向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未来40-45％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必须在已经降低20％单位GDP能耗的基础上实施，至少相当于每5年再降低20％。仔细想一想，这的确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

低碳经济是机会，也是威胁。说是机会，是因为低碳经济发展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发展(远远超过IT业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说是威胁，是因为低碳经济发展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有些企业会因此一步登顶，有些企业则会因此而坠入深渊。

篇5：读《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感

或许是处于一个文科生对历史熟悉的感觉，让我选择了这部书。学了很多年的历史，却没有真正的读完过一部关于研究历史的书籍，于是，拿起这本书，想要发现一些不同于我们背烂了的教科书上的东西。

历史首先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的延续，而决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费正清先生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去溯本求源，以求深入了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种种内外因素。费先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专制历史非常悠久，专制意识根深蒂固，专制文化相当发达的封建国家，它既有着长期“天朝上国”雄视四夷的文化优越感，又有一整套错综复杂，而且自行运作的宗法制官僚的惰性体系，这种文化体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内在爆炸”，“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也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所以中国革命注定了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传统文化分崩离析、西方先进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逐渐渗透的渐变过程。

费正清先生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作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年-1895年)”，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萌芽和发展时期。

中国自古即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大国”，中华帝国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所谓的对外关系也只是为了“宣我圣教”“布我威德”，乃是“柔远”“怀柔”之术，是对于野蛮民族的教化过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对等，公平的外交意识。中华帝国在伊始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不请自来的西方列强的，但是鸦片战争的炮火很快就击碎了满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帝国美梦，到甲午战争结束，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刻，人们已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对于传统文化所报有的幻想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到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旧瓶不能装新酒，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才有可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革命已在酝酿之中。

费正清先生对于鸦片战争的解释曾经遭到了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激烈批评，对于鸦片战争，《伟大的中国革命》表示了以下观点：“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武力。”其观点就是鸦片战争的根源并不在鸦片。在此唐德刚教授反问，如果拿鸦片同美国搞“对等贸易”，美国会同意吗？或许有人认为这无疑是本书的败笔之处。虽然对西方列强的野蛮行径感到忿恨，但我不得不想到，倘若像唐代一样，我们自始至终都用一个开放的姿态去面对世界，又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在当今国际贸易中，我们同样强调国际收支的平衡，同样，在当时，面对中国长期在国际贸易中的出超地位各国必然不会无动于衷，只是他们选择了一条野蛮而血腥的道路，或许是本性使然，可这的的确确不能排除我们自身的因素。这场貌似是由鸦片引起的战争可能真的被冠以了一个不恰当的名字。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对于李鸿章，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多数评价都对其给予肯定的态度。可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对他总是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种卖国贼的恨意。的确，他只是一个人，会有功和过，现在，他同样也是一段历史，总会被后人掺杂上不同的主观因素。个人认为，即使众多屈辱的条约有他的经手，即使他也犯了一些战略上的错误，即使他参与的运动或改革没有发挥明显的成效，我们无法抹杀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感情，无法忽视他对这个国家做过的努力，无法摆脱他领导的运动对历史产生的持续的影响。

《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年-1911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

前者叙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满清帝国的最终灭亡，以及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后者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剖析。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有着两个平行的过程，即政治上的军阀混战、国共之争与文化上的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在此费正清高度赞扬了白话文的普及，他认为白话文标志着文化的平民化，标志着愚民政策所设置的最大屏障已经被拆除，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之中，自古就缺少自由主义传统，西方的民主传统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未免有些遥不可及，以中国的社会土壤所疾需的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或许也揭示了为什么中国无法走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倒是“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于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参照物。

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充满了传统文化智慧的农民领袖，他目光远大，对中国的社会形态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他更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效果，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在中国这个农村大国，只有农民才是最义无返顾的革命者这个基本的国情，所以“群众路线”就成为毛泽东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权变。事实上，毛泽东眼中的所谓“民主”，不过是民粹式的，多数农民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实质与传统社会“实其腹，虚其心”的愚民政策亦不过一步之遥而已，毛泽东的组织原则也仍未脱封建社家长制的运作方法，但他的单纯的组织与热情，也最容易唤起农民对于“乌托邦”社会的狂热向往，那种农民式的平均主义理想，最终在毛泽东的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相比之下，国民党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拼盘，其内部腐朽不堪，一团烂污，蒋介石本人亦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既没有胆量去独裁，又没有肚量去民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国民党的最后败落又岂是偶然？所谓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正是以他独具的个人魅力和超人的政治魄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最为现实的选择。

《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85年)”。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当代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审慎的清理和颇具私人意味的解读。“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所需要的“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思想统一之后的一种社会工具，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之后，“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人治的弱点已经逐渐暴露无遗。“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正是个人极权的必然结果，它们从各个方面暴露出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包着现代化外衣的传统帝国，同时也说明对于文化的改造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理解的，对中国的将来则是乐观的，“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费正清先生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各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在把这个古老的国家导向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正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时代趋势。

中国的政治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历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也是历史上的又一次另起炉灶，从来都把前朝的政绩一笔抹杀，而不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专制手段是非常可怕的，其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费正清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探讨，首先是站在了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对中国各个阶段的革命历程进行了不偏不倚的解读。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以西方惯有的价值标准为取舍来衡量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并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中国长期所处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反思，做为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作用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镜子，是全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篇6：读《静悄悄的革命》有感

读了《静悄悄的革命》这本书，我仿佛窥探到了这种情形的原因。小学生对事物较为新奇，敢发表自己的言论，会说出心中的质疑，慢慢的，在课堂上不知所措。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我们有时过分追求内心想要的答案;有时过分追求掌控课堂，关注进度，从而忽略一些较慢的学生，甚至认为他们不专心听讲，或故意为之;有时我们过于追求形式主义，会在教学中利用一些手势或者行动表达他们的意见，比如说“同意他的回答的同学请举手”之类的语言，这看似高效的课堂活动可能在无形之中扼杀了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尤其是那些本就缺乏自信的学生，他们会通过其他孩子的行为来衡量自己的答案，同意人数过多则还好，如果是同意人数较少或是哄堂大笑，那么这个孩子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或者是就此沉默。因此，我们应学会等待，或者用恰当的言辞去鼓励孩子，尤其是那些较慢的孩子。

说到倾听，不得不说我时常会犯下的错误，我以为倾听学生的语言就是对他的回答加以解释或者是重复，以此达到和学生共鸣的效果。直到看了这本书，才发觉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书中是这样叙述倾听的：“倾听不仅是倾听学生发言的内容，而是倾听其发言中所包含的心情、想法，与他们心心相印，从而产生‘啊，真不简单’、‘原来如此’、’‘真有趣呀’等共感共鸣。”简而言之，就是从内心深处倾听，让学生知道你的倾听不是敷衍了事，而是有一种遇到知己的感觉，以赞美的言语回馈，以鼓励的眼神答复，育人于无形之中，让学生也慢慢的静心倾听，而不是固执己见，忽略他人的想法，错过精彩的言论。也许，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等待发言，以自身的行为示范倾听应该怎么做，默默的倾听，关切的注视，不急于打断，不机械的重复，让学生各抒己见。我们所做的就是懂他，知音难觅也得寻觅，情感上的共感共鸣是最好的倾听。

篇7：读《中国的新革命》有感

——读《中国的新革命》有感

西西

如果不是因为最近一年工作在中关村，我想我不会拿起这本《中国的新革命》，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副标题《1980-2006,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但是，从翻开扉页那刻起，却再也不愿意放下。在岁末年初最忙的时候，看得欲罢不能、心潮澎湃，忙里偷闲、断断续续地用了大半个月囫囵吞枣了一遍。

这一年里，每天上班，我会从西直门外大街坐公交车，在白石新桥右转，一路往北，经过中关村南大街，穿过四通桥，然后继续往北驶过中关村大街，直到海淀黄庄下车。有时候道路畅通、上班尚早、天气适宜，我还会继续坐车往北，穿过北四环，到中关村北大街的一些著名学府去逛逛。我是这个城市的新移民，在到村里工作前，我对中关村的印象不过是手机、电脑、光盘聚集地，所以若非《中国的新革命》，我不会知道这条全长9公里，被分为中关村南大街、大街、北大街的三条路，原来叫做白颐路，也即是从白石桥到颐和园的道路。而全书的起点，就是从白颐路开始。

《中国的新革命》一共分为三部分，分别是白颐路（1980-1988），试验区（1989-1998），科技园（1999-2006），这是按照中关村的发展进程来区分的，也是贯穿本书的几条线索之一。另外的线索还包括科技的进步，例如书中将1988年定义为汉卡年，1996年定义为微机年，2000年则定义为网络年。对于一个完全与IT绝缘的商科生来说，我觉得作者对科技进步的三个阶段的定义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又时代鲜明。当然，蕴含在科技进步之中的新技术开发、新技术应用和新技术贸易，也在书中草蛇灰线、绵延千里。

作者将村里的几代创业者也进行了区分。第一代创业者爱谈“下海”,包含着一种挣脱传统的喜悦和惶惑，而“陈春先、万润南、王选、柳传志、倪光南、段永基代表了中关村的第一个十年”,这些人绝大部分出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他们用自身掌握的科学技术和那不惧一切的“野心”,唤醒了中国人多年以来饱受压抑的激情；同时作者也尖锐地指出：“电子一条街”的早期历史在本质上并非技术革命，它是一场地道的商业运动，同时这10年的电子一条街，也不过是一部关于团体与个人、管制与对抗、严密组织与自行其是、合法与非法、忠诚与欺骗、流血流汗与强取豪夺相互交织的故事，而那些怀抱科技创新宏图的人，一旦进入这条马路，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转移到商品买卖上，但不可否认，就是这条马路上的官方科研体系与冲出牢笼的“叛离者”（后来的人更多的喜欢称呼他们为“拓荒者”）共同奠定了中关村在中国计算机产业的统治地位，也使中关村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的代名词。第二代创业者则更多地喜欢说“创业”,他们没有旧时代的重负，只有创造新世界的豪情，“王志东、杨元庆、王文京、刘迎建代表了中关村的第二个十年”,而在这期间，关于“技术”与“贸易”哪个更重要一直都是中关村争论的热门话题，而作者在不知不觉中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科学家是中关村的一大特征，但是只有科学家出身的实业家才能代表中关村的灵魂”,并引用了《电脑革命史》中的一句话“科学知识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第三代创业者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海龟”,带来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资本和新的行为模式，他们是新时代的象征，“丁健、严望佳、周云帆、张朝阳、冯军、胡晖、刘昊原、邓中翰都是其中的特别人物”,还有李彦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第三代创业者比他们的前辈更幸运，因为他们可以用新的资本运作方式“风险投资”去代替老一代的原始积累，而那是很多之前的创业者倒在成功大门外的最主要原因；同时，这一代创业者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关于知识产权、技术门槛，比如微软控告亚都使用盗版软件，美国教育考试中心起诉新东方，百度涉嫌抄袭GOOGLE等等（尽管书中也提到李彦宏本人并不喜欢“中国GOOGLE”这个名词，但关于“百度的发展史简直就是一部抄袭的历史”的说法也挺有市场）。

作者在书中列举的名字远远不止上面这些，他们这些名字中，有些为我们圈外人熟悉，有些却很陌生，但几乎都是当时业界中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名字中，有些依然还活跃在我们的视线中，有些却已经黯然陨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悄然出局，残忍而现实。他们背后代表的那些企业也是如此，太多辉煌的企业销声匿迹，太多显赫的盛名灰飞烟灭。很多当今无比耀眼的明星企业如方正、联想、新浪等，也不过是这30年盛大“乱世”中的幸存者罢了。这里面有许多的因素使他们或成功或失败，但终究，不管输赢，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关村这30年的奇迹。

中关村是全中国经济、科技变革的一个缩影，揭示出了新兴产业无比光鲜的外表之下的艰辛历程和诸多内幕，以及创业家们从一个孤岛逐渐走向市场的蹒跚而曲折的过程。作者在书中说“（中关村）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敏感、组织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种关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赔笑脸、恰到好处地拍马屁。” “很多事情，与技术创新没有关系，(w w w.f w s i r.c o m)与经济学规律没有关系，与振兴国产品牌也搭不上边，它更多的是与我们国家传统和制度中的某些东西有关，与人性之中某些阳光和阴暗的东西有关。”这些话可能有点儿以偏概全，但其蕴含的却是本书的另外一条线索，在这30年里，各层级、各类型官员的反应，以及政府从阻碍到鼓励到深度介入的一系列行为。

在电子一条街的时代，最初的创业者被定义为了“叛逆者”,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个人的挣扎实现对旧体制的突围，所以全书的第一章名为“黑夜漫漫，曙光在前”,虽然有个别开明的政府官员“袒护”着这些“吃螃蟹”的“觉醒者”,但整体来说，政府对电子一条街的发展是滞后的，或者还有可能是迟钝的，这个阶段甚至被作者定义为“无政府时期”.经过了近8年的无序发展，1988年，政府第一次让自己的力量进入，并第一次提出了将京城西北部一片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归入了“试验区”,中关村也从此成为了一片广大领域的代名词。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关村的边界从此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扩张，从一区两园到一区五园、一区九园，实际上在本书出版后，政府再一次对中关村的边界进行了扩张，最终形成目前的一区十六园。源于最初创业者的萌动，到后来政府的无所不能，所以直到现在，中关村的成长是市场本身聚集过程还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书中也无有定论。此后，为了吸引留学生归国，政府先后成立了驻美国硅谷联络处（在美国）与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在中关村），一座无形的桥梁横跨亚洲与美洲，为中关村源源不断的输入了人才，人才流入也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制度，还有新的资本运作方式。作者毫不掩饰对留学生的肯定，“在过去100年里，我们国家的每一次变革浪潮，都是由留学生推动起来的，没有例外。”但是，在这次科技革命和互联网革命中，我认为，作者也并没有否认政府的推动也至关重要。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的定位一直是飘忽不定的。官员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定位，从长远来说，不利于成熟而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但是对市场经济最初的发展来说，政府的激进和无所不能也并不需要被全盘否定。书中，作者多次提到了社会各界对中关村的各种批判，但同样也提到了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政府扮演的正面而积极的角色。作者笔下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的每个名字都是真实存在的。作者也没有掩饰官员和官员之间的鲜明差异，蛮不讲理的教条主义官僚，和不遗余力推动新思路的开明官员共同在中关村这篇舞台上粉墨登场。强烈的邀功心理促使这些政府官员也许在中间多扮演的是锦上添花而并非雪中送炭的角色，同时，政府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也把一些好大喜功的企业家和著名企业送上或几乎送上了末路（具体事例可上网百度下“瑞洪大厦”、“亚都大厦”），但是，不可否认，从中央到北京市再到海淀区，各级政府总体上是摸准了时代的脉络，也为成就中关村今日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画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管是圈地运动还是科技创新，中关村一直都是整个国家发展的缩影。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地带，中关村一直引领着中国科技创新的步伐，所谓一沙一世界，作者在中关村之外，也触及了上海、深圳以及其他科技创新的地区，而与此同时，中关村也多次被人诟病，如“中关村之死”、“中关村没落”,或者中关村被取代等等，深圳的华为与上海的盛大也一直被当作中关村衰老的证据反复提及。众说纷纭中的中关村，犹如一个永不失斗志青年勇士，有独领风骚的荣光也有短暂的消沉，但大起大落中始终与中国的改革紧密相联。《中国的新革命》是一篇纪实文学，它既是一部中关村发展的“通史”,是最快速的了解中关村历史的“工具书”,又是一部以中关村为背景的中国IT发展史（或者可以更具体化为IT民营企业发展史），将中国社会的变迁投影于中关村里，以一村看中国社会变革，进而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虽然距离此书的出版又过去了10年，但书中的一些理论和结论并不过时，那些字里行间或多或少的能够让我们在10年后依然感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实际上，从书中的每10年一个代际的规律来看，在这之后的10年，中关村从科技园华丽变身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并由国家层面提出了中关村的战略高度：“应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果“白颐路”、“试验区”、“科技园”、能对应“汉卡年”、“微机年”、“网络年”,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示范区”也可以对应“互联网年”,而关于大数据、互联网思维、云计算、物联网，也成为了新纪元的热门词汇。而在书中似乎被遗忘，或者说很少提及的金融也被提上了重要的位置，在部委层面第一次提出了要将中关村建设成为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此后的2013年甚至被定义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在中关村这弹丸之地，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日渐蓬勃，互联网金融新型业态才刚刚起步，关于中关村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47万字《中国的新革命》，蕴含了新技术、新应用、新资本还有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有审时度势功成名就的业界泰斗，也有铤而走险身陷囹圄的困境囚徒。还有那些怀揣梦想的一代又一代创业者，以及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蚂蚁雄兵”.全文波澜壮阔、视野开阔、层次鲜明，同时也有着从具体人物、具体故事等细微处入手的谨慎与细致。以我个人浅薄的笔力和狭窄的知识面，很难用一到两篇简单的文章去概括。

不过，若你想了解中关村，此书值得一阅；若你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这书也很值得一读。如果说有遗憾，那就是对于一个关注中关村金融史的人来说，本书关于资本支持新技术、金融支持科技的着墨不多，或许并不是作者有意漏掉，而是在这最初的阶段，金融也确实遗忘了中关村，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这曾是“被人民币遗忘的角落”.还好，我们都认识到了，愿一切都还来得及！

篇8：读必要的革命有感

作者将权力斗争与政治博弈作为打开晚清灭亡真相的一把钥匙, 并将其贯穿了18年。作者先以袁世凯的发家史入手, 渐次展开日本对朝鲜的垂涎, 以及日本对攻打清国的计划的展开, 再波延到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 和戊戌变法。作者在按时间叙述的主线之外, 还时不时穿插一些不在时间线上的事情, 这让叙述变得更有层次。更值得一提的是, 面对一些庄重严肃的历史问题, 作者显然没有深陷其中, 让自己的叙事风格变得沉重压抑。而是以张弛有度的手法, 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 还能结合自己的深入思考, 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观点。比如, 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以及变法失败的根源时, 作者能够从皇权的根本漏洞, 缺乏现代公民意识, 市场经济的匮乏等角度切入, 进行深入的分析。许多观点和分析, 既让人觉得诙谐幽默, 又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博学多才。作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 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 并没有抱着回避的态度, 而是以中肯、客观的求学精神, 展开了实事求是的探讨和研究, 并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比如, 就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 日本人说, 大清之败, 败于全民腐败。而作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甲午惨败, 败于清朝内部权力集团的滥斗, 晚清的各种权力集团的政治博弈, 才是造成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作者进一步分析道, 这其中有国家层面的, 也有个人层面的, 即使是强人慈禧, 那时也是受了周围顽固派的唆使, 才把戊戌变法给叫停的了。类似的例子书里还有很多, 总之, 晚清最后18年里的各种势力博弈错综复杂, 这使其充满矛盾和悖论, 只有深入其中, 从细节入手, 才能一步步逼近历史的真实。

“滚滚黄海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晚清最后18年跌宕起伏的家国命运, 令人扼腕深思。从时间上说, 晚清最后的时代, 正好在世纪之交, 这本应是一个走向变革的时代, 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遗憾的是, 当我们回首康乾盛世“夕阳无限好”时, 也不由得会发出“只是近黄昏”的感慨。19世纪是欧美瓜分世界的时代, 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紧锁着的国门, 中国进入了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 除了丧权辱国的屈辱、落后挨打的宿命, 晚清最后这段历史, 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警示?

篇9：读必要的革命有感

王石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改变，他说自己30年前就这样，基本价值观从没变过。而任志强接受壹读采访时却说，王石从哈佛回来像变了个人，他赞赏这种变化。王石笑言：“60岁的人到哈佛待两年就改变，那不是夸我而是夸哈佛。”

几天前，王石新书《大道当然》出版，壹读有了和王石深度对话的机缘。

在任何时候谈论王石都足够吸引眼球。不论他作为万科集团董事长的身份，还是私生活，或者对行业的观点、对人生的态度，以及超出“在商言商”的发言，还有他“不行贿”的标签。

他是个活跃的人，说话时经常会显得很兴奋，还会经常插进几个笑话。但当他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说得最多的话是：“你的逻辑不对。”

他也不喜欢点评别人的观点，不喜欢别人拿任志强的观点让他来表态。我的印象是，只要你不提具体的人，他就没有不能回答的问题。

有人说：“王石说他不行贿，不等于他手下人不行贿”。对此，王石说：“万科经营30年，离开万科的人太多了，我希望有人能找出一单王石行贿的证明；第二，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是董事长，部下行贿就是我行贿！万科在财务上没这笔钱。”

我说：“那别人会怀疑你有假账啊？”“这么多年，万科只有一本账。”提到中央电视台对万科偷税漏税的指责，王石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击。他对任何他认为伤害万科品牌的事保持零容忍。

站在人生巅峰的王石也会表扬别人，比如对“二马”—马化腾和马云：“他们非常优秀，毫无疑问。他们正在用全新的做法，影响中国未来的形成。”

在他赶回剑桥之前，在北京，壹读和王石谈了感情之外的几乎所有可涉及的话题，比如对当年重庆的态度，比如政治。

他说：“这辈子不沾政治，下辈子也绝不沾。”

“在哈佛我也是名人，但会和中国人保持距离”

当然，就是学术交流（英语水平）也不会差太远，比如谈企业伦理问题，我不会岔到南极谈企鹅去。但跟英国人交流就不行，有一次我说得眉飞色舞，结果坐对面的教授一个劲打瞌睡。

Q：书我都看完了，我想问的都在书里，所以……

A：哈哈，太好了，以后谁再采访我问问题，我就告诉他去看书，书里都有。

Q：这意味着采访的挑战性非常高！

A：你在变着法夸自己。

Q：第一个问题，外界可能会觉得，你去哈佛是因为那边想做中国问题的研究，才邀请的你，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A：不是。最先发出邀请的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执行主任。但这是一个行政职务，只有教授才有发出邀请的权力，而且有条件，被邀请的人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有学术成果，可我都没有。

Q：现办职称也来不及……

A：执行主任要找个教授，他自己不能发出邀请，于是亚洲中心主任就找到我，主任本人就是教授，他和助手就在香港和我见面。事后我才知道那是面试，原来还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会面。

主任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资深教授，研究课题和医学人类心理学有关，具体说，是研究精神病和基因学的，更概括地说，是研究医学伦理的。而我反复和他强调的是企业伦理，于是合拍了。聊天过程很有意思，他会讲一点中文，我会讲一点英文，说一会他就讲不下去了，我也讲不下去了。但他同意就可以了，不存在要校长批、院长批的问题。

Q：去了以后会混中国人的圈子吗？

A：在哈佛，我很快就成了名人。那里有很多中国人经常过来找我或邀请我做演讲，但我都在公寓住，很少去办公室，所以经常找不到我。我大部分时间在学英语在看书，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才能睡，那段时间非常的痛苦。

Q：你是有意跟中国人保持距离？

A：是啊，和中国人之间不会用英语对话，而且讲话都是中国人的思维，我必须让自己待在英语环境里。

Q：那现在英语交流无障碍了？

A：还是有很大障碍，只是一般交流没问题，学术交流还不行。当然，就是学术交流也不会差太远，比如谈企业伦理问题，我不会岔到南极谈企鹅去。但跟英国人交流就不行，他们那个调儿……经常不懂他们说什么，他们可能也不懂我说什么。有一次我说得眉飞色舞，结果坐对面的教授一个劲打瞌睡。

“好在（查税）抓的是万科，好在万科敢顶”

我们很清楚企业和政府间的关系，就是交税和收税的关系。我犯不着为股东犯法，我没有偷税的动力啊。

Q：前段时间，关于是否偷税，万科和央视有争议，现在怎么看？

A：央视有五个摄制组，到万科五个分公司来查，他们大概想做房地产企业负面选题。房地产这么高利润，万科最有名，怎么可能不偷税漏税？但万科有底气，站得住脚。

Q：难道你们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A：我确实不能保证绝对没问题，但万科有一条交税的原则，该交的税一分钱不能少。

我们很清楚企业和政府间的关系，就是交税和收税的关系。我犯不着为股东犯法，我没有偷税的动力啊。万科的规模在民营企业里大概是第15位，但我们交税额是第二。

Q：有种说法说，万科很少拿到市中心的地，和你刚说的“不行贿”有关吗？

A：万科就是在深圳中心区都拿不到好地。北京最好的地段是万科公园五号，那还是我们并购得来的，是朝阳区政府一个改造项目，通过引进万科才有的。对万科来说，只有提高品质，没有其他出路。

但最近几年情况好多了，因为万科是明星企业，也可以进市区了，而且市场要公开透明得多，只要出价高，就能拿到地，市场变得平均了。

Q：“不行贿”这个标签有坏处吗？同行会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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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没什么坏处。

Q：会不会有人说，你的意思是说别人行贿？

A：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Q：拿到好地的人会怎么想？

A：我说我不行贿，我拿不到太好的地，不等于说拿到好地就得行贿。比如有些政府公司，那地是人家的资源，就不存在行贿的问题。

Q：还有种说法是，你王石不行贿，不代表你手下不行贿，这成立吗？

A：“你不行贿，不代表部下不行贿，现在不行贿，不代表你过去不行贿”，那我的回答是：万科经营30年了，离开万科的人太多了，我希望有人能找出一单王石行贿的证明；第二，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是董事长，我的部下行贿就是我行贿。万科在财务上没有这笔钱。

Q：但还存在做假账的可能吧？

A：我再斩钉截铁说一句，从组建万科到现在，我从来只有一本账，我敢说这句话。

Q：但“不行贿”的标签也会有好处吧，比如和你打交道的官员们会有另一种安全感？

A：会有这样的好处，但也有一个过程，一个品牌如果很出名，根本不用行贿，市长省长都欢迎，而且你还可以跟地方开条件，因为各地官员都要考虑GDP，即使贪官也要做事、也要讨好市民，甚至你不但不用行贿，谁引进来还会给你的公司奖励。

Q：没准会向万科行贿……

A：我可以保证万科不行贿，因为公司有严格的机制，但不能保证万科的人不受贿。比如万科作为甲方，工程公司要接你的项目，给你的人行贿，那你下面的经理是不是很有操守，这个没办法保证。

“远离政治是我对生命的定位”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包括企业家，都会批评体制，但企业家自己就不专制吗？

Q：你觉得对企业家来说，应怎样把握和政治的距离？

A：远离政治。

中国1949年后，政治一直处于非常强的位置，政治垄断一切，政治代表一切。到文革时期，出现泛政治化，一切都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下出现。所以现在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文化状态，连消费都在消费政治。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比如你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很容易跟你谈中南海的事，但如果你在伦敦搭出租，司机和你谈白金汉宫的事会被当作一种滑稽。我已给了自己清晰的定位，我不是企业家吗？企业家就要有企业家的思维、企业家精神。所以，我的选择就是和政治保持距离。

Q：不会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A：都不会。但确实有人邀请过我。还有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有朋友想加入政协，知道我和深圳市政协主席关系很好，会让我牵线。牵线可以，大家见面聊聊。我就先和政协的人解释半天，这个企业家想为深圳做点贡献，大家可以先建立关系，再慢慢培养，然后三四年之后符合条件按程序才可以加入。

这时政协的人突然说：“王石你要不要加入政协？你想加入马上就可以。”这让我很尴尬，因为我之前还和朋友说，加入政协有多难有多难，但在我这里却又这么容易。所以后来尽量避免这样的事。

Q： 你会一直远离政治吗？

A：远离政治是我对生命的定位，我有这么广阔的天地，想登山就登山，想留学就留学，为什么要介入政治？

Q：这辈子都如此？

A：下辈子也如此。介入政治必须有铺垫，要么和人家有密切关系，要么有政协、人大的身份，但我享受生活的状态还没享受完，怎么会介入政治呢？

Q：听说过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观点吧？

A：这句话我用了很多年，“在商言商”就是我说的远离政治，商人就谈商人的事情，但不等于我回避政治。而且“在商言商”要看什么情况（才能）讲，就老柳一句话是说不清的。

一些媒体喜欢设置一种“任志强怎么说，柳传志怎么说，王石怎么说”的对比，但柳传志这话也不是对着我说的，我也不是对着他说。不是他说“在商言商”，我说“在商不能光言商”，根本不是这样一种关系。

Q：但有些企业家组织你很乐于参加，如阿拉善（SEE）、亚布力论坛、中城联盟，为什么？

A：我有过思考。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就需要现代意识和现代组织形式。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包括企业家，都会批评体制，但企业家自己就不专制吗？类似SEE这样的组织，它的意义在于帮助企业家学会建立、运行现代游戏规则。

但企业和社会组织有很大区别。企业不需要讨论效率和公平哪个重要，更多地讲执行和纪律；而非营利组织考虑更多的是行业利益和社会公益，更多地讲民主、平等，然后才是效率。

Q： 提到企业制度，你说自己不信教，但认可基督教背景下的企业管理理念。

A：是这样。西方现代文明基于基督教文化。真正的宗教改革是从中世纪开始的，比如说做慈善、做公益，建医院、建学校，这些都是基督教派生的。最早的大学都是在修道院的基础上建立的，要了解现代文明，一定要追溯到基督教。

出国前曾有种急迫感，觉得体制和制度再不改就没机会了。出去后才明白，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我们的文化。不要着急。为什么不要着急？因为想慢也慢不了。更没必要谈革命，革命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你信不信是一回事，了解不了解是另外一回事。更多来讲，我不是从信仰角度看，而是从理解角度看，这是我到哈佛游学的目的，我就是想解决问题。包括现在到剑桥，到不同文化的地方，都有这个目的。

Q：你有宗教信仰吗？

A：我经常这样说：如果你必须让我选择一个宗教信仰的话，我会选基督教，当然是基督教新教，我是从美学上接受它的，不是从灵魂不灭、死后去天堂的角度接受它的。我喜欢哥特式建筑，进去之后，阳光洒下来，感觉有种温暖、向上的神秘力量存在。还有唱诗班、绘画，我都是从美学角度接受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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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这跟你喜欢日本的建筑美学有冲突吗？

A：基督教美学和日本美学当然不同。日本美学我也很喜欢，但如果从宗教信仰来说，我不会选择神道教。从信仰角度讲，日本没有哪个宗教起主导作用。从影响看，佛教第一，解决死亡的问题；神道教第二，解决出生的问题；第三是基督教，解决再生问题，是典型的泛神国家。

“我曾担心被乱棍打死”

如果再来一次大地震，我肯定是牺牲品。当他们砸麦当劳、家乐福的时候，商务部会站出来为外企说话，他们如果打王石砸万科，有谁保护我？

Q：其实你现在很多观点跟2008年引发“捐款门”的观点共用一套价值体系，书里也大段讲述了2008年的风波，现在回忆时后怕吗？

A：一是当时看，一是事后看。你说有没有后怕，那就是指现在看。我没有后怕，反倒很感谢、很感激。只有那个事件，才让我头脑清醒；只有那个事件，才让我意识到王石是老几；只有那个事件，才让我意识到万科的地位；只有那个事件，才让我感觉到万科的孤立和孤单；只有那个事件，才知道我的状态太超前了。

否则我还自我感觉不错呢，知名企业家啊，《南方周末》评选的八个标杆人物之一啊，全球最大的住宅类开发公司啊，了不起啊……所以，事后看当然要说感谢。

但当时看呢，第一，不存在害怕；第二，已做好准备会遭遇更多，随时可能辞职。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必须要面对，这是企业家的职业道德。

Q：你会觉得大众跟不上你的脚步吗？

A：他不可能跟上你的步伐，他跟上你的步伐，你就很一般了。2008年的事情让我意识到，他们表现出狂热的非理性和一致性。

Q：道德绑架？

A：对。本质上这是文化问题。虽然到了消费时代，虽然他们都迷“超女”，也会迷“好声音”，但在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上，依然是强求的、非理性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杀人。

Q：你的书里说，担心被乱棍打死，当时真有这么严重？

A：他们要发泄。如果再来个大地震，我肯定是牺牲品。当他们砸麦当劳、家乐福的时候，商务部会站出来为外企说话，他们如果打王石砸万科，有谁保护我？建设部会替我说话吗？商务部会替我说话吗？

Q：也有很多人同情你啊？

A：一般讲有没有人同情我没有用，你替我说好话，有用吗？有分量的保护没有。

Q：想过逃跑吗？

A：有两种选择。有人说：“你赶快跑，你为什么等着？”我说我不跑，人总有一死，在这个问题上，打死就打死了。我为什么忍受耻辱？

可能被打死之后，引起的震惊和反思反而更多，大家一定会悔恨、反思、进步。所以，如果我死了，会比现在不死的震动更大一些。但我当时判断，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Q：相比2008年，现在房地产商的形象好多了吧？

A：我觉得本质上没什么变化。

Q：比如说N年前，大家提到地产商的话，会想到官商勾结、野蛮拆迁、操纵房价。但现在这种形象变了，甚至一部分人开始成为现代观念的代言人。

A：原来就有，只是你没感觉到。不是说前两年被妖魔化，现在就好了。现在也是妖魔化。看你从哪个角度看。我们的文化还是觉得商人都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不同的是，房地产商更显性，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而煤老板、矿老板不介入零售，不是显性的，但唯他们利是图带来的危害可能更大一些。

哈佛之前和之后，并没有两个王石

重庆的事，我一直在看，但一直回避，现在我后悔了，后悔没有早说话，但我的态度一直没变，只是再不公开表态就不对了。

Q：前段时间有种说法是，哈佛前后是两个王石，有吗？

A：我不去哈佛也会有变化。说有变化，主要是因为有人说我回来之后爱发声了，但我一直在说啊。你看我过去的书《道路与梦想》，非常理想主义。我2006年的观点和现在比没有变化。

Q：阅历至此，价值观基本定型了？

A：30多岁的时候已经定型了，说我现在才变化不是夸我而是夸哈佛。一个60岁的人，在哈佛待了两年就全变了，那哈佛的魅力可就太大了！

但你要说英语水平提高了，确实是；你说眼界更宽，确实是；体验更多，确实是。甚至可以说我是重生，什么是重生呢？就是整个脑筋开动起来，可以回到20年前。

Q：会到“重生”的程度？

A：一方面，一个人年龄大了，脑子开始退化；另一方面，久而久之还会形成一种依赖，觉得脑筋不好用理所当然。但到美国就必须调整。至于是哈佛、麻省理工还是普通学校，都得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更多的变化是别人看不到的，比如我晚上痛苦得想要放弃，快得抑郁症了，因为要过语言关每天只能睡几小时。

这是我的变化，是别人看不到的。

Q：“两个王石”的说法是根据你在大众媒体上的言论，比如微博上的你，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只谈花花草草，而现在会涉及更多公共话题。

A：我的微博内容一直在变化。原来无所不谈，包括政治，只是我警惕地和政治保持距离。但2007年、2008年的经历让我领会到，互联网媒体会抓住你一句话不计其余，造成你名誉受损事小，严重时还会造成公司危机，影响整个公司正常运转。

女朋友眼中的王石

壹读数月前曾采访过王石女友田朴珺，以下就是“王的女人”眼中的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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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认识时一起去日本，当时我有个一年多次往返的签证，他有个三年多次往返的签证，我好奇地问他：“你这个签证怎么办的啊？”他给我的回答是，“我不会给你办的！”

他经常和我说No，比如我今天说了一句什么话，他会跟我说：“你没有严谨地考虑过这个数据，为什么就说出来？”我说大体差不多啊，他说：“差不多你也应该把数据查清楚”，类似的事情太多了。无论说话做事还是人生态度，他经常会告诉我一些非常基础的道理，当然会用说服的方式。

Q：所以只谈花草？

A：因为我是企业家，不敢在公众场合谈房地产，任何一句话都会被人拿去曲解，我又和政治保持距离，你说我能谈什么？只有谈花花草草。

Q：但感觉你是在研究花草？

A：我喜欢植物分类学，我非常感谢微博逼着我鉴别植物种类，我这几年的植物分类学修养提高非常多。

2012年我去费城开一个会，接待方知道我喜欢植物分类学，就安排了一个学植物学的硕士生陪我参观植物园，但当时不是他辅导我，而是我辅导他，因为他是研究兰花的，只对兰花的分类很清楚。

除了兴趣外，我也在释放另一种信号，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我谈花花草草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对动植物生命都熟视无睹，那对人的关心在哪里？反过来讲，对动植物都关心的人一般是有爱心的。

Q：但这与万科有关吗？

A：万科转型很重要的一点是从专业研究房子到研究环境。作为董事长，在指引万科转型方面必须起积极作用。你能说这样做没有意义？

Q：但大家会误以为你在逃避。

A：我有什么可逃避的呢？

Q：你去年发表了关于重庆的微博，说后悔当初采取不吭气的态度？

A：确实，重庆的事，我一直在看，但一直回避，现在我后悔了，后悔没有早说话，但我的态度一直没变，只是再不公开表态就不对了。

“我再顶级也是本土派”

中国体制走出来的人，学英国更容易，但我们常讲“英国老牌帝国主义衰落了”，反而愿意学美国，但很快发现美国好多东西学不了，比如它的文化、价值观，才是支撑美国强大的基础。

Q：问个笼统的问题，你在哈佛游学这两年最大的感受是？

A：给我的最大感受是它的人文环境，不仅是语言环境、生活环境、学习环境，而是给了你新的天地，让你学习西方的效率明显提高了。

比如你可以接触到最热门的人。举个简单例子，当时发生了一个很著名的事故，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很快我就能听到事故的总检察官来做报告，他讲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浅海采油，弄个钢架打到海底就可以了，但深海采油，2000米深，打不到海底。我问你，平台怎么固定？

平常人怎么可能研究这个问题呢？但人家一讲你就明白了，简单来讲，钻井平台四个方向有四台发动机，带动四个螺旋桨，它们在电脑控制下不停旋转，于是就可以保持平衡了。

专家讲，因为它的安全阀门太多了，反而导致问题。一道被击穿，大家觉得还有下一道，结果就到了最后一道，大家发现必须采取措施了，但要启动得签字，负责人却度假去了，于是事故发生了。

Q：但这些只是知识的增长，而不是观念的改变？

A：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当前世界最热门话题的当事人，就集中在那里，我会长见识，但我的意识形态、哲学观点不会发生很大变化。

比如他告诉我要经常跟合作伙伴坦诚表达态度，不要总藏着掖着，不要总让自己处于吃亏状态，如果想长期和一个人做生意，就必须有个良性循环，必须学会面对这一关，必须学会说“不”。

Q：以你的阅历，去哈佛之前就该很了解西方了，为何走入校园时的感受还是有极大不同？

A：非常不一样，原来了解的只是毛皮，是书本阅读，现在是实实在在就在那里，而不是通过翻译获得。是自己去理解，这让我感到震撼。

Q：哪怕你已被认为是中国顶级的企业家……

A：我再顶级也是本土派，没有海外生活经历。虽然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亲身经历亲身感触是不一样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Q：你在欧美都待了比较长的时间，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吧？

A：原来感受比较笼统、概念化，我们一说就是“欧美”，但从美国到英国后发现，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

比如英国是国家教育，有名大学里除了白金汉大学是私立的，其他都是公立大学。美国就不一样了，公立和私立大学都有非常著名的。另外，英国非常讲等级讲秩序，能清晰地感受到皇家的存在，剑桥本身就是光荣学院。很多学校的建立者不是国王、王后，就是与皇室有关系的贵族。但在美国，讲的更多的是平等和自由。

Q：谁对中国更有借鉴意义？

A：中国体制走出来的人，学英国更容易，但我们常讲“英国老牌帝国主义衰落了”，反而愿意学美国，但很快发现美国好多东西学不了，比如它的文化、价值观，才是支撑美国强大的基础。

“我从没以天下为己任，但我以己任为天下”

几千年农业文明中形成的东西，进入工业文明后改变速度当然慢。但现在是后工业时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不要着急。为什么不要着急？因为想慢也慢不了。更没必要谈革命，革命是非常糟糕的。

Q：欧美待这几年，你羡慕他们吗？网上有极端的声音甚至说“下辈子不想做中国人”。

A：没有羡慕，我作为中国人很自豪，难道不该自豪吗？

以现在中国的地位，整个世界都没法忽略你。而且我一直觉得，中国要往前走，无论抗拒也好，要学习谁也好，都需要回来找中国的传统，去分析我们自己，回到我们自己，梳理我们自己，重建我们自己，我说的是文化和传统。

出去后，我有个很大的感受，出国前曾有种急迫感，觉得体制和制度再不改就没机会了。出去后才明白，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我们的文化。

过去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文化是障碍；但现在讲，我们的文化，特别是经历过复兴的文化，可能是激励。

Q：但改变文化是很漫长的过程？

A：几千年农业文明中形成的东西，进入工业文明后改变速度当然慢。但现在是后工业时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不要着急。为什么不要着急？因为想慢也慢不了。更没必要谈革命，革命是非常糟糕的。

Q：但我相信很多人会说不乐观，包括对文化的梳理、检讨……

A：我不是作为公知来谈这个问题，请把我当作企业家，企业家的风格是解决问题。

Q：我问过好几个人同样的问题，今天也问问你。你有没有觉得，你年轻时想改变的世界很大，年纪越大想改变的世界越小，小到只剩下你自己？

A：可能正相反。我年轻时没野心，也许你们年轻时目标很明确，但我很不明确，甚至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所以，不存在随着年龄增长而怎样的问题。那时只想做番事业，做了一个发现不适合就换一个，又发现不行就再换一个。最后发现我适合做企业家。我曾很欣赏索尼，曾想把万科做到索尼那样，那是我的终生梦想。

到汶川地震出现“捐款门”，包括“拐点论”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影响力比我想象的大，万科对行业的影响力比万科自己感觉的大。原来我只洁身自好，你行贿是你的事，我不行贿就行了。但现在我会想，万科会对整个行业乃至整个企业界有示范作用。人们看到一个企业想做大并非必须要官商勾结，必须要行贿腐败，事实上这种影响已经出现了。

Q：真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大？

A：是别人觉得，是别人赋予我的。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从来没有以天下为己任，但我以己任为天下，我能实现自我就很满足了，能把万科做好就相当不简单了。

实话说，很多事情给我一个印象，他已经修炼到宠辱不惊了。前段时间有个国外机构评选他为全球50个思想者之一，据我所知，在中国就柳传志和他获奖，但我知道这个事情，还是别人@给我的。我就问他怎么不跟我说啊，他说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他非常勤奋，我认识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有这种持久做事毅力的人太少了。但我经常开玩笑说，他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太笨了。要论学习能力，反应能力、语言能力，他都不如我，我会调侃他是“笨笨”，所以才有那锅“笨笨红烧肉”。但另一方面，但凡接近他、了解他的人都会发现，他是一个没有门第观念、没有等级观念，对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尊重的人。

“我不敢说我爱国，只能在心里想”

我是董事长，假如我移民了，却让别人安心做事，大家怎么想？别人会指着我说：这人随时准备跑、这人是个二鬼子……

Q：我听说你曾经非常肯定地表示过自己不会移民。

A：我没讲过企业家不能移民的话，只是我个人不会移民。逻辑很简单，我的事业在这儿，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是我创立的企业，我的资源都在这里。

我要移民得有几个理由吧，无非是这么几个：出国到哪儿不用那么多签证；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资产安全。

Q：这些理由对你都不成立？

A：中国护照办签证是麻烦点儿，但绝没麻烦到需要用移民来解决的地步；第二，我用不着用移民解决小孩教育的问题，她原来在澳洲，现在在日本接受教育；第三，我的资产差不多都捐了，可以说我没什么资产，我就是拿工资奖金生活，基本不留钱，不透支就不错了，偶尔做公益还会透支，还得借钱。跟别人说，别人都不信。

我是董事长，假如我移民了，却让别人安心做事，大家怎么想？别人会指着我说：这人随时准备跑、这人是个二鬼子……所以，对我来说，移民没有任何好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的护照都是中国护照。有人要移民，我就告诉他，想做事业就不要移民。

Q：和爱国无关？

A：我不用说我爱国，我在心里想。

访谈结束后，王石也对《壹读》几十万移动用户讲了一段话，关注壹读官方微信（yiduiread），回复“拜年”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