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政查房制度

医疗行政查房制度（通用8篇）

篇1：医疗行政查房制度

医疗行政查房制度

医疗行政查房包括院长查房、职能科室查房。

1、医疗行政查房的主要内容

（1）、科室、病房管理：如规章制度、诊疗常规、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科室各项登记。

（2）、医疗质量管理情况：如晨间交班质量、三级查房质量、病历质量、基础护理质量、医嘱等执行情况及临床用药，无菌与消毒情况等。

（3）、设备使用、保管、维修与经济效益情况。

（4）、科技与教学：新技术开展情况，人才培养，教学等情况。（5）、各项措施的落实，指标、任务完成情况。

（6）、医德医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包括政治学习、劳动纪律、工作态度、服务态度、好人好事和病人意见等。（7）、生活供应，后勤保障情况。

2、院长查房分行政、业务两种

（1）、行政查房：由分管行政工作的院长率领，由院办公室、政工科、总务科、财务科等科室主任参加，院办公室召集，每周一次。查房内容与行政管理、医院秩序、卫生清洁、病人生活、医疗收费、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

（2）、业务查房：由分管业务的院长率领，由医务科、护理部、药济科、设备科等有关科室参加，由医务科召集，每周一次。查房内容是了解病历书写质量、医疗护理工作质量、医疗制度、病房管理、医

疗设备、临床用药等方面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

3、职能科室查房由各职能科室负责人有计划有目的组织，如医务科一般要求每周查房一次，如参加科室三级查房、晨会、会诊或危重病人抢救工作等。后勤科室负责人一般每周查房一次，主要深入病房、医技科室，发现和解决有关问题。

篇2：医疗行政查房制度

医疗查房制度

为提高医疗质量，规范医疗程序,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现将我院查房制度具体规定如下:

一、查房目的

提高医疗质量，研究解决疑难问题,结合实际教学,提高教学水平。

二、查房细则

1.科主任、主任医师或主治医师查房,应有住院医师、护士长和有关人员参加。

2.科主任查房每周1-2次，责任主治查房每日1次,查房一般在上午进行。

3.住院医师对所管病人每日至少查房2次(上午、下午各1次。下夜班住院医师当天至少查房1次。

4.对危重病员，住院医师应随时观察病情变化并及时处理，必要时可请主治医师、科主任、主任医师临时检查病员。.查房前医护人员要做好准备工作,如病历、X光片、各项有关检查报告及所需要用的检查器材等。

6.查房时要自上而下逐级严格要求，认真负责。7.经治的住院医师要报告简要病例、当前病情，并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8.主任或主治医师可根据情况做必要的检查和病情分析，并作出肯定性指示，如有必要，可在查房后做详细总结。

9．查房内容在病历中以查房记录形式体现，无此记录，一律视为丙级病历。

10．请各科将每周大查房具体时间上报医务科，医务科将定期对各科查房情况进行抽查。

三、查房内容

1.科主任、主任医师查房,要解决疑难病例；审查对新入院、重危病员的诊断、治疗计划;决定重大手术及特殊检查治疗；抽查医嘱、病历、护理质量；听取医师、护士对诊疗护理的意见；进行必要的教学工作。

2.责任主治查房，要求对所管病人分组进行系统查房。尤其对新入院、重危、诊断未明、治疗效果不好的病员进行重点检查与讨论；听取医师和护士的反映；倾听病员的陈述；检查病历并纠正其中错误的记录（具体详见创一流病历活动）；了解病员病情变化并征求对饮食、生活的意见；检查医嘱执行情况及治疗效果；决定出、转院问题。

3.住院医师查房，要求重点巡视重危、疑难、待诊断、新入院及手术后的病员，同时巡视一般病员；检查化验报告单，分析检查结果，提出进一步检查及治疗意见；检查当天医嘱执行情况；给予必要的临时医嘱并开写次晨特殊检查的医嘱；检查病员饮食情况；主动征求病员对医疗、护理、生活等方面的意见。

四、院内大查房

院领导以及机关各科负责人，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定期参加各科的查房，检查了解对病员治疗情况和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2005

年6月23日

篇3：医疗行政查房制度

1 资料与方法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药学部2006年6月-2008年11月共计46份行政查房记录表。所查内容主要有:药品管理项 (急救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是否规范, 输液配制间是否存在不合理现象, 摆药盒中的药品保管是否规范, 有无过期、变质药品) ;药物不良反应 (ADR) 上报;治疗性药物监测 (TDM) ;随机查阅病历根据病程记录和动态实验室检查数据判断用药是否合理。

2 结果与分析

在药品管理项中大部分科室药品管理规范, 但也存在着极少数科室药品快过期未及时更换、急救药品未使用登记本或登记不完善、特殊药品管理力度不够、药品柜中药品未标注有效期、药品未按规定条件进行保管等药品管理不规范情况, 不规范的记录表15份占32.6%, 见表1。

2.1 药品快到失效期未及时更换

根据我院规定, 药库原则上不得购入有效期在6个月以内的药品, 对于临床科室常备药品在距效期6个月内, 应与药房联系及时进行更换。在所查科室中有2例急救药品在2个月近效期内, 未与药房联系进行更换, 其中1例 (毒毛花苷K) 距失效期只有1个月, 极大地增加了药品的安全隐患。有的科室常备药品较多, 忽略了冰箱中较少使用的药品, 以致未发现药品过期。

2.2 急救药品使用不规范

有的科室未在急救药品使用登记本上进行登记, 有的则因急救药品使用较少, 干脆无急救药品使用登记本。这种情况容易出现急救药品丢失、过期从而导致遇到急救情况时, 延误患者病情。

2.3 特殊药品管理力度不够

有的科室把地西泮和苯巴比妥仍当作普通药品进行管理, 没有按照2007年最新实行的药品管理处方条例有关规定进行规范管理。

2.4 药品柜中药品未标注有效期

临床科室常备药品都有一定的基数, 取用后再从药房领回相同数量补充, 有的科室不加区分同置1个摆药盒, 出现了有效期、厂家混淆的情况, 不能保证药品的安全使用。

2.5 输液配药过程中出现配伍禁忌

输液配制间现场检查中发现护士在配制奥美拉唑粉针剂时, 为节省注射器, 同一注射器抽取多种药物配液, 使带有酸性的药物接触到奥美拉唑, 配液后出现配伍禁忌, 药液变为红棕色。

2.6 药品贮存条件不当

影响药品质量的因素很多, 工作中应根据药品的特性, 全面考虑引起药品变质的各种因素, 选择合适的贮存条件和保管方法。如阿司匹林保存在干燥之处, 硝酸甘油避光保存, 干扰素等生物制剂存放在冰箱冷藏保存, 从而防止药品变质或延缓药品变质的速度。

2.7 ADR上报

近年来, ADR已经成为危害患者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2001年, 我国确立了药品ADR信息通报制度, 并于2003年面向社会公开发布[2]。但我国ADR上报的数量和质量仍然与国际上的规定相差甚远。据报道, 在上海的31家三级医院中, 有19家未报告1起ADR事件[3]。影响ADR报告率的因素很多, 其中医务人员对ADR的认知度是一个关键因素。笔者在医疗行政查房中发现, 有的医务人员ADR上报意识不够强, 甚至有的认为药物出现了不良反应是“不好现象”应该进行隐瞒;有的则对ADR报告体系不够了解, 出现了ADR不知道通过哪些途径上报;有的不良反应国家进行了通报, 但并未引起一线医务人员的足够重视。针对这些情况, 临床药师在医疗行政查房时应加强ADR应宣传教育, 澄清一些模糊概念, 及时通报国家发布的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 避免严重ADR的重复发生。通过这些方法提高了医务人员对药品使用的危机感、责任感和对药品不良反应的意识, 使医务人员树立药物警戒的现代理念, 强调“报告一切可疑的ADR, 只要考虑到具有临床意义就尽快上报[4], 提高了ADR上报率。在我院实行医疗行政查房制度, 由于临床药师的介入, 使得我院ADR监测信息更加客观、准确、快捷, 确实起到了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的作用。从而使ADR监测工作从事后处理转为事前预防, 最大限度降低了药品使用风险。

2.8 治疗药物检测

治疗药物监测是应用先进的微量分析技术测定人体血液及其他体液中微量药物浓度, 在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理论指导下, 调整用药方案, 使血药浓度控制在有效范围之内, 以达到用药安全、有效的目的[5]。目前临床上许多医师习惯凭经验给药而不习惯依靠TDM, 他们根据药理效应, 设法使给药适合每一个患者的需要, 但事实上有些药物很难做到这一点。如苯妥英钠常用剂量为300mg/d, 这对一部分患者还不足以预防癫痫发作, 但对另一些患者却能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毒性紊乱, 而其中毒症状也可以表现为抽搐, 与癫痫发作相似, 如果误诊为癫痫未控制再加大剂量, 势必使患者病情加重[5], 所以苯妥英钠不能靠临床症状而要靠测定血药浓度来使给药个体化。我院TDM主要项目有环孢素、地高辛、氨茶碱、苯妥英钠、卡马西平、甲氨蝶呤、丙戊酸钠。医疗行政查房中临床药师遇到上述及碳酸锂、普鲁卡因胺、水杨酸盐、庆大霉素、胺碘酮等治疗窗较窄的药物时, 对其用法、用量、用药时间及合并用药都予以特别的注意, 根据用药的实际情况, 建议临床医师改变传统思路, 对需要进行监测的药物进行血药浓度检测。对我院条件没有达到, 不能进行血药浓度检测的药物, 建议临床医师送外院进行检测或结合临床密切观察, 及时调整用药方案。

2.9 临床合理用药

检查临床合理用药是药师参与医疗行政查房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包括:阅读患者的病史和用药史, 评价药物的使用是否对症, 药物的运用是否个体化, 所用药物之间有无相互作用, 药物的使用是否存在不良反应等。医疗行政查房时临床药师主要采取随机查阅病历, 获得完整的药物治疗史, 然后根据病程记录和动态实验室检查数据分析患者的药物治疗规律, 确保每种药物的使用都有其治疗指征。如果患者用药存在不合理之处, 及时向临床医师提出, 以达到优化治疗方案, 减轻用药负担, 控制不良反应的目的。

3 典型病例分析

例1.患者主诉“尿频、尿急、尿痛2d”既往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2型糖尿病、高血压Ⅲ级、慢性阻肺疾病、骨质疏松症、阑尾炎手术史。查体:T 36.2℃, P 78次/min, R28次/min, 血压:120/80mm Hg (1mm Hg=0.133kPa) , CT提示:慢性支气管炎, 肺气肿;生化:Glu14.2mmol/L, TG2.97mmol/L;尿常规:WBC5~10个。患者初诊为: (1) 泌尿系感染; (2) 肺部感染; (3)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 (4) 2型糖尿病; (5)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6) 高血压Ⅲ级; (7) 骨质疏松症。患者长期用药医嘱为: (1) 糖尿病饮食; (2) 维拉帕米片80mg, 每天2次; (3) 迪巧钙咀嚼片300mg, 每天1次; (4) 谷氨酰胺胶囊750mg, 每天3次; (5) 金天格胶囊1200mg, 每天3次; (6) 泼尼松片30mg, 每天8∶00 1次; (7) 奥美拉唑片20mg, 每天2次; (8) 茶碱缓释片100mg每12小时1次; (9) 碳酸氢钠片1g, 每天2次; (10) 替硝唑注射液800mg, 每天1次; (11) 头孢呋辛注射液3g, 每天2次; (12) 苦碟子注射剂60ml, 每天1次。临床药师根据患者情况总结认为: (1) 病史及病程记录中未反映患者药物过敏史及过去用药史情况, 而该信息是保证和促进合理用药的有效武器之一, 应当重视。 (2) 患者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应替代性使用皮质激素治疗, 泼尼松的治疗剂量为10~60mg/d。作为替代疗法患者应使用说明书建议的最小剂量, 本例患者使用剂量偏高, 建议减量到5~10mg每天8∶00 1次。 (3) 患者无胃部疾患, 使用奥美拉唑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皮质激素致胃溃疡的不良反应, 该例患者由于泼尼松使用剂量偏高, 使用奥美拉唑可以达到预防目的。但替代治疗剂量下不会发生胃损伤情况, 建议泼尼松减量后停用该药。 (4) 患者长期用药医嘱用药品种达11种, 如此多品种的合并用药, 发生ADR的几率大大增加, 建议视病情缓急适当减少用药种数, 如暂停骨质疏松治疗所使用的迪巧钙咀嚼片与金天格胶囊。 (5) 由于患者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可能已经在长期使用皮质激素进行治疗, 因此应注意嘱咐患者住院治疗时停用原治疗药物, 按医师现医嘱用药。

例2.患者, 男性, 40岁, 诊断为脑膜瘤10月27日入院, 11月3日行脑膜瘤切除术。术后抗生素使用为依替米星300mg与头孢吡肟3g, 每天1次联用。临床药师用药分析为:头孢吡肟、依替米星都能在脑炎存在时很好的透入到脑脊液。其中头孢吡肟为广谱抗生素对铜绿假单胞菌有很强的抗菌作用, 对G+、G-都有效, 能比较长时间保持血液中的浓度, 成人一般用量1~2g, 重症时可用到4g。该药使用时严格来说需要皮试 (使用中未皮试) 。依替米星主要对G-有效, 但存在神经毒性, 使其在脑炎使用中受限。建议该例患者单独使用头孢吡肟3g, 每天1次 (使用前进行皮试) , 不使用依替米星, 因为两者的抗菌谱重叠, 且增加了神经毒性。

4 讨论

医疗行政查房制度在我院的实行, 确实起到了服务临床, 帮助临床检查并指导药品使用与管理的作用。临床药师在医疗行政查房中, 扮演了一个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 使临床科室提高了对药品安全性的认识, 减少了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此外通过对临床合理用药的指导, 从药效学角度, 保证了药品的疗效。从目前趋势而言, 药师下临床是今后医院药学发展的重点, 药师不仅应该在日常查房中参与临床用药, 也需要在医疗行政查房这样的形式中发挥药学服务的作用。通过几年来药师下临床的工作, 药师自身素质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医疗质量行政查房可以说是对临床药师实践工作能力的一种检验, 在工作中临床药师必须不断加强学习, 更新知识, 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以满足工作需要, 这也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深切感受到的。

参考文献

[1]徐贵丽, 何洪静.临床药师参加医疗行政查房的做法和体会[J].中国药房, 2007, 18 (19) :1515.

[2]田春华, 曹丽亚, 陈易新.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发展现状及尚需解决的问题[J].中国药房, 2004, 38 (3) :196-197.

[3]夏金彪.不良反应——药企:该报不报害人害己药监:严惩不怠法网紧张[J].医药世界, 2003, 26 (9) :28.

[4]解斌, 戴振国.合理用药问答[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3.

篇4：医疗行政查房制度

摘要：随着医疗纠纷案件数量的逐年递增，单纯依靠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弊端渐显。调解作为新兴的诉外纠纷解决方式，势必将在医疗纠纷信访处理中占据重要地位。现有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在适用范围、中立性、权威性、内部监督以及与其他纠纷处理方式的衔接等方面存在不足。针对上述情况，应从行政调解的优势与价值出发，通过对现有制度的调查研究找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特设调解主体、扩大行政调解适用范围、回避制度、完善监督机制以及加强司法与行政调解的衔接等对策。

关键词：行政调解；医疗纠纷；信访处理；替代性纠纷解决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27

一、医疗纠纷信访行政调解制度的价值

医疗纠纷信访是指患者或其家属通过信函、电话、网络、传真、走访等形式，向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反映纠纷情况、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投诉请求，再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活动。医疗纠纷信访工作涉及医疗质量、医疗收费、医患沟通、医德医风等内容，如何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成为一项化解纠纷、改善医患关系、维护医疗卫生行业形象的重要工作。医疗纠纷信访数量的攀升不仅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也加重了各级卫生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所以，如何迅速有效地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已经成为各级卫生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法学界研究的重点。

（一）诉外纠纷解决途径

传统的诉讼制度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受理范围、公正性、时效性等方面都存在固有缺陷，诉讼程序繁琐且成本高昂，再加上医疗行业本身具有专业性强的特征，使得处理医疗纠纷案件可谓耗时、耗财、耗力，就某些个案而言，诉讼审理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甚至可能超过纠纷标的本身的价值。然而行政调解方式则相对简便，尤其在受理标准、时效以及处理程序等方面的限制较少，相较于司法途径明显具有高效、低廉、便捷、灵活的优势。另外，处理医疗纠纷案件中涉及的争议事项常常需要以大量专业医学知识为依据，然而要求法官具备高度专业性的医学素质明显不合理，由卫生行政机关利用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信访案件则可以有效避免专业性不足的问题。综上所述，在医疗纠纷信访处理中采用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实为一条更高效、合理的诉外途径。

（二）保障当事人利益

诉讼与调解二者之外，医疗纠纷还可以通过医患双方自愿协商的方式解决，但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患者在协商的过程中往往比较被动，很难保证协商结果完全公正。因此，一部分患者采取了更直接、更容易获得赔偿的方式，“医闹”现象由此产生，依照目前的形式看，若不加以制止，此态势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原有的权利保障渠道已经不能满足要求。然而，行政调解方式可以根据医患双方的协商结果，制定出最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权。从某种程度上讲，行政调解可谓自然规避了既有处理方式的劣势，而且在行政主体的掌控下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既不会偏离纠纷解决的主题，又不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更有利于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三）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行政调解与我国向来崇尚公正平等的传统相契合，强调沟通，有利于当事人加强相互理解、消除敌意。利用行政调解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有助于彻底解决纠纷，维护社会和谐。若以诉讼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将保持一种长期对立的关系，过激的情绪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给今后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而采用行政调解的方式，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在平和的心理状态下彼此谅解，理性的解决纠纷，这样得出的结果容易被双方当事人所接受，不仅可以从表面上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可谓“不仅清算了过去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1]。相较于传统的诉讼方式，行政调解更加人性化，更重视对全局的掌控，这也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的时代背景相一致。

二、医疗纠纷信访中行政调解的问题与不足

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在学术界已获认可，然而实践中却并非水到渠成，恰恰相反，新形式下的信访制度以及行政调解制度本身就面临诸多问题，二者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实践效果与预期存在差异。

（一）调解对象的局限性

目前我国关于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种类繁多，既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有部门规章和一些一般规范性文件，却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调解法》，缺乏整体性设计。对医疗纠纷信访案件的处理一般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依据，条例中规定：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任一方提出行政处理申请后，行政部门就可以启动纠纷处理程序。卫生行政机关首先会要求患方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只有被认定为医疗事故的情况才会对医院进行行政处罚，对于未被定性为医疗事故的纠纷案件行政机关一般不会参与。可以看出上述条款只针对医疗事故这一类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作了规定，其适用范围有限。另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不规范，鉴定专家无法出庭作证等原因也成为行政调解的瓶頸[2]。

（二）调解的中立性与权威性不够

医疗机构与卫生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影响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权威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属、省属、市属等公立医院属于政府开办的，即便是私立医院也是由卫生行政机关发证后才能运营，所以从表面上看医院和卫生行政机关存在有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因此，一部分患者对卫生行政机关的调解缺乏信任，宁可选择更为繁琐的诉讼程序也不愿接受行政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另一方面，正因为卫生行政机关与医院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加上舆论的推波助澜，导致部分行政机关抱着“避嫌”的态度在调解过程中反而更偏向患者一方。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由于卫生行政机关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监管机构，又是主办机构，使得一部分患者对行政调解的公正性产生质疑，经常出现调解后反悔的情况，继而需要重新采用诉讼手段解决争议[3]。

（三）缺乏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行政调解不成功或者调解协议簽订后反悔的，只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而对于调解过程中行政调解人员的一些不当行为，例如受贿、偏袒一方、强制调解等等，只是简单地规定了责任的追究，但并未规定具体应该怎样追究责任以及追求何种责任，导致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权益受损并无实质性的救济途径，严重影响了行政调解的实际功效；目前我国负责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人员多数不是专职的，除了调解医疗纠纷可能还需要承担诸如审批、准入、监管、血液管理等工作，繁重的工作压力加上行政调解不作为的问责性法律规定缺失，致使调解人员对调解的态度多是唯恐避之不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重大医疗过失应该向卫生行政机关提交事故报告”，但在实践过程中，医院往往会为了逃避行政处罚或者避免承担刑事责任采用“私了”的方式解决问题，利用金钱和封锁消息的方式瞒报医疗事故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患者利益再次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增强行政调解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加强对行政调解人员权力滥用的监督，如何增强保证医院方的医疗事故信息来源，就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四）行政调解协议法律约束力不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公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条款赋予经司法确认之后的行政调解协议民事合同的性质，然而在未进行司法确认之前的行政调解协议依然缺乏强制执行力，仍然需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来履行，行政机关和法院都不能强制履行该协议。

（五）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制度的衔接不畅

我国在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过程中主要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四种方式进行，行政调解以其权威、高效和主动性的特点在解决医疗纠纷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并非唯一途径，所以如何正确定位并处理好与其他几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之间的关系的衔接问题比较大。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机关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中分别规定了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但都只涉及到一些方向性规定和原则性要求，并没有深入到具体规则层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直接使用，例如，《意见》中提到“当社会矛盾纠纷无法通过行政调解解决时，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正当途径，依法向司法机关表达自身诉求。”这只能被概括为行政调解不能有损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并不是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机制。在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中提到“信息通报和联动调解”的协作机制，然而并未明确规定具体的协作方式，从而致实践中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协作机制难以实施，影响了“大调解”格局的构建，也使得行政调解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完善医疗纠纷信访行政调解制度的对策

利用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的困境一方面是由于制度本身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受到了各主体间关系这一客观事实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目前为止是无法避免的。虽然存在上述负面因素，但我们并不应该否定整个制度，而是要在充分发挥行政调解优势的同时尽量设法弥补其缺陷，通过司法与行政调节并存互助的模式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一）扩大行政调解在医疗纠纷信访中的适用范围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中规定只有被定性为医疗事故的纠纷才能对其进行行政调解。笔者认为该规定虽然在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其他类型的医疗纠纷形式，却完全可以将其作为处理其他类型医疗纠纷的标准。笔者认为可以把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纠纷类型一并纳入到行政调解的可适范围之内，例如与医疗过程中的意外事件、药品不良反应损害以及并发症等等。首先，行政调解作为一种已经被公众所认可的去争解纷方式可在很大程度缓解医疗纠纷所造成的司法负担，提高纠纷处理效率；其二，由于上述纠纷类型造成的损害无法根据现有科学技术进行预知与防范，那么原本专业知识就存在不足的患方则更不可能对纠纷对象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如果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节，一来可以帮助患方更好的认清争议对象，从心理上进行安抚与疏导，二来可以使纠纷的处理更具专业性与公正性[3]。

（二）设置独立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

1.设立专项行政调解部门。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工作划归医政处负责，然而该部门的职责包括草拟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医务人员注册登记、指导与部分审批等等，繁重的工作负担必然会影响调解工作的及时进行，另外，与医疗机构的密切联系也有碍于调解结果的中立性与公正性（至少无法让公众放心）。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行政调解机构，多数行政调解工作是由相关行业行政主体负责。笔者认为，从短期实践效果出发可以在卫生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只针对医疗纠纷处理的部门，以确保调解的及时、独立和公正进行，但从长效设计角度而言，国家应该设置统一的行政调解机构，在各级政府部门设立行政调解办公室，再在此基础上作行业划分，由专职调解员负责行政调解工作[4]。这样也可以彻底消除医疗纠纷当事人对卫生部门中立性和公正性的担忧。

2.提高行政调解人员的专业程度和积极性。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对调解的成功率以及调解结果的权威性影响很大。所以一定要增强调解员队伍的专业程度一是要重视对调解人员的培训，制定高效的人员培养计划，提高培训实效；二是要充实行政调解队伍，成员选择的时候应该要求其具有医学或法学方面的知识背景；三是要充分发掘社会资源，扩充行政调解工作者的范围。可以考虑利用行业自治机制辅助行政调解工作，利用医学会、医学协会等行业组织的专业性优势帮助卫生行政机关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或者设立专家委员会，以匿名评审的身份参与到调解依据的判定、审核工作中去，一来可以人尽其才，提高调解的效率，二来可以弥补调解人员专业资质上的缺陷，从而进一步确立行政调解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为了调动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必要制定一套有效的考核方案：把每年的行政调解工作纳入依法行政績效评估指标，从而保证行政调解工作的落实。例如，年终考核时，可以按照司法所要求的本年度内行政调解结案数量与总接案数量的比例，实施一定的奖励或处罚措施。另外，在把行政调解纳入依法行政绩效评估指标的同时，要保证一定的工作经费，行政调解人员在实施调解过程中的个人补贴、交通费、餐费、电话费等等要实行专项拨款，专款专用。

（三）回避制度

“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是程序正义对自然正义的回应与统一。卫生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处理中的第三方，中立性与公正性是其优势所在，这在全球范围内已成共识。例如，《荷兰调解协会调解员行为准则》中规定如果调解人员与争议对象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那么应当采取回避措施。所以，笔者认为在医疗纠纷调解程序的设计中必须包涵回避条款，具体设计如下：（1）本人与该医疗纠纷存在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2）本人与该医疗纠纷当事人存在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3）有其他情况可能影响该行政调解公正性的。上述三种情况下调解人员不能接受该调解工作，已进入调解程序的可以由双方当事人申请回避，对方当事人不服回避决定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5]。

（四）通过司法确认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笔者认为卫生行政机关可以就行政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进行说明，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将该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在不硬性规定的情况下鼓励当事人进行司法确认，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又不需要通过变更法律条款来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可以有效防止行政调解工作失去意义，增强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完善调解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权力滥用以及不作为情况的发生，保证调解结果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完善的调解监督机制必不可少。具体设计如下：（1）制定专项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卫生行政机关不得无故不受理行政调解申请，受理申请后不得怠于行使调解职责，因不受理或怠于执行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可以由监察部门追究责任；（2）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失职和其他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5]。卫生行政机关还可以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区域性信息监管系统负责收集和记录其管辖范围内各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信息。由于现在各医院本身就拥有独立信息数据库，所以建立这类信息化监管系统并不会给医院带来过多的负担，却能够大大提高医疗纠纷处理中行政调解的效率。

（六）加强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的衔接

随着医疗纠纷类型的日益多样化，建立一个司法与行政相结合的二元化纠纷处理机制十分重要，卫生行政机关和法院都充分认识到调解可以成为解决医疗纠纷信访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应当致力于研究如何处理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实现优势互补。可以尝试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司法机关、卫生行政机关、医疗机构以及各类医学会定期召开会议，相互了解近期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情况，集中分析典型和疑难案例，并针对相互协作的可行性进行探讨。联席会议制度的开展有助于理清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以及诉讼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通过组织间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加深联系，有利于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之间的衔接[6]。

四、结语

医疗纠纷信访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使得我国本不充裕的司法资源面临更大的压力，行政调解作为一种专业、高效的纠纷处理方式理应被纳入到医疗纠纷信访的处理机制中去，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也应对其进行完善。然而，纠纷案件的解决并不是终结，而应该成为我们反思与修正的起点，卫生行政机关应该秉承“处理为基本，防范为创新”的思想进一步提高监管水平，优化医疗监管法律规则，以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参考文献]

[1]许玉镇，李洪明.在调解中寻求平衡：试论当代中国的行政调解[J].行政与法，2003（1）：2931.

[2]丁宗烽，雷光华，孙维佳，等.浅谈医疗纠纷协商和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化建议[J].中国医院管理，2009（12）：7576.

[3]高琴.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13（25）：162164.

[4]张晓丽.法国行政调解专员制度探析[J].法制与社会，2009（1）：177.

[5]莫于川.我国行政调解程序法律制度发展路径选择[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4（2）：7077.

[6]吴志明.大调解：应对社会矛盾凸显的东方经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55156.

（责任编辑 江海波）

Abstract：With cases of medical disputes being on rise over the past years， settlement of such disputes via judicial approaches has gradually shown some shortcomings. Mediation， as a newlyemerging nonjudicial options of settling such disputes， will certainly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andling of medical disputes via letter petition system.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for resolving medical disputes has some serious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applicable scope， neutrality， authority， internal oversight and connection with other disputesolving approaches.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fully use the advantages and values of curr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b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o identify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media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such work， we propose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including speciallydesignated mediating body， expansion of applicabl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introduction of avoidance system， improvement of oversight mechanism and enhancement of connection between judicial sol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篇5：行政查房制度

行政查房制度是医院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院领导及职能部门深入基层、现场办公、解决问题的重要行政手段。

一、医院行政查房由院长主持，院办公室负责召集，并通知查房地点和内容。参加人员有：院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被查科室以主任、护士长及有关医务人员；由院办公室统一另行安排。具体如下：

（1）、组织者：院办公室

（2）、参加人员：院领导、办公室、医务科、质管科、护理部、院感科、总务、市场部等部门负责人。

（3）、时间：检查时间原则安排在每周二下午二点半，遇特殊情况另行安排时间。

二、医院行政查房由院长根据医院工作的实际情况随时制定，院办公室对查房的内容进行安排；或依据前一周医疗、护理、党务、后勤等部门业务查房的反馈情况，由院办公室对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提交院长审阅后，按照缓急程度来安排行政查房的地点和内容。

三、被查科室主任、护士长要针对医疗、护理、科研、教学、后勤保障、安全保卫工作以及科室业务的开展情况、当前所面临的困难等内容进行汇报，相关职能部门和主管院长听取汇报后对科室工作进行点评，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及具体要求。对科室提出需要医院协调解决的问题，由院长当场做出决定，所属职能部门落实办理，需要研究解决的事项，提交院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后由主管部门执行。

四、对暂不能解决的要讲明原因或责成有关部门限期解决。

五、凡在查房中院领导确定有关职能科室办理的事项，职能科室要积极办理，并将办理结果三天之内向院长或分管院长汇报，并转告院办公室。不得以任何原因推诿或延误事项的执行；在指定时间内未完成决定事项所要求的内容，现视情节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并根据情况与科室考核挂钩。

六、凡在查房中发现的缺陷，要按医院有关规定限期整改

七、院办公室要做好行政查房的文字记录，并妥善保管和存档。对行政查房决定的事项，由院办公室向有关职能部门下发督办书，负责督促、催办决定事项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向院长及分管院长汇报。

八、参加行政查房的人员必须衣帽整齐，佩戴胸牌；查房期间应遵守劳动纪律，中途不得擅自离开；因故不能参加查房者，应向院办公室主任请假，同时要安排科室副职或其他人员参加。

马鞍山十七冶医院

2014

篇6：医院院长行政查房制度

二、听取基层单位对医院工作的意见,了解基层贯彻执行医院决议、完成各项工作情况。

三、听取患者对医院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改进医院工作。

四、针对医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基层工作的困难。

五、检查指导医疗工作质量、医疗安全存在的问题,协调各部门、各科室的工作。

六、针对医院新开展的工作和设想到基层进行调研,征求意见,进行可行性论证。

七、办公室负责记录,必要时下发会议纪要。

篇7：医疗行政查房制度

一是我院每月召开一次全院医疗质量和安全分析评议会。医院领导班子及各科室就医院一月来的医疗质量管理、医疗安全管理、科室管理、病历书写规范、临床合理用药及药品收入比例等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评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归纳、分析和梳理，同时邀请区卫生局领导和相关业务处室参加评议会。我院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通过开展医疗质量和安全月分析评议活动，深入查找医院医疗质量存在的问题与医疗安全隐患，提高全院职工医疗安全意识，切实改进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努力实现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方便、快捷有效的医疗服务目标。

我院认真落实院领导、科主任查房制度。我院狠抓落实“三大查房”，即：医疗、护理质量查房；行政后勤安全查房；医德医风、劳动纪律查房。医疗护理质量查房由院长、主管业务副院长负责，每月第一周周五下午为院长查房时间，每周轮流一次，医务科、护理部、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每次查1—2个科室。行政、后勤安全查房由分管行政后勤副院长负责，每月一次，院务部、总务科、设备科、后保科、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医德医风、劳动纪律查房由支部书记、负责，每周一次对全院50%以上工作部门，进行医德医风劳动纪律查房。并将三大查房的实施纳入院领导的考核。

查房过程中院领导广泛听取意见，切实解决问题。坚持大查房与现场办公相结合，凡是能立即解决的问题现场解决，对暂时不能解决的要讲明原因或责成有关职能科室限期解决。凡在查房中，院领导确定有关职能科室办理的事项，职能科室要积极办理，并将办理结果三天之内向院领导汇报；凡在行政查房中发现的问题，所在科室需按医院有关规定限期进行整改。

查房制度的完善实施，对医院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服务水平、保障医疗服务安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医院管理水平及医疗质量再上新台阶。

腰站子东乡族乡卫生院

篇8：医疗行政查房制度

1 医疗委员会制在我国医疗机构中的运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医疗委员会制在我国医疗机构中并非一项陌生制度, 各大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院均有设立, 各种医院评审条款中也明确要求需要设立各种委员会, 如设有医疗质量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医学伦理委员会等。但这项制度在公立医院更多流于形式, 难以起到委员会制的参与式管理、桥梁作用。

首先, 我国公立医院的组织结构模式大都以原卫生部1987年发布的《综合医院组织编制原则试行草案》中关于组织机构设置的有关原则为依据建立[1], 结合当前上级卫生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稍作调整, 采用行政集中化的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在这种组织结构模式中, 以功能性考量为基础, 医院决策通常采用集中方式, 各医疗委员会成为执行医院高层已定制度的宣传途径, 而非参与管理, 容易产生管理冲突或盲点。

其次, 现行公立医院中医疗委员会的运行存在很大的行政性与模糊性, 难以发挥沟通医疗与行政的桥梁作用。一般来说, 各医疗委员会的主席通常为院长或副院长、书记或副书记等院级领导, 鲜有由临床医师担任主席的委员会, 这种设置使委员会成为院领导行政职能的一部分, 也就无法调动参与医师的积极性。此外, 各医疗委员会的运行没有既定的规则, 通常是行政职能部门或者院级领导认为有必要时召开相应委员会, 其会期不确定, 每次会议主要议题不确定, 造成委员会的召开只是职能部门履行加盖橡皮章的象征过程, 而与会医师也只是听会, 从而在日常工作中并不关注相关医疗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2 医疗委员会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应用

尽管医疗委员会制在我国大多数公立医院中运用效果并不显著, 但不能否认, 医疗委员会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均得到了广泛应用, 并取得良好成效, 成为医院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医疗委员会制在美国

医疗委员会制在美国的大型医疗机构中普遍应用。以被誉为世界最好的医院梅奥诊所为例, 委员会制是其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多达80个委员会管理者遍及院区的所有事务[2], 除了院区范围内委员会之外, 科室和部门还有内部委员会。梅奥认为, 委员会系统为医生员工在决策之前努力达成一致提供了平台, 委员会的医生会从不同角度看到问题所在;此外, 由于组织运行效率的不断改善, 医院组织结构变得越来越扁平化, 医院高层发号施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同时医生所接受的培训要求他们都要问为什么, 医院高层与医生之间的互相尊敬也在委员会制中得以体现, 一旦在医疗委员会形成决议, 便会得到迅速执行。

2.2 医疗委员会制在台湾地区长庚纪念医院

台湾地区长庚纪念医院的组织管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相似, 又结合台湾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本地化改良, 实行职业化医院管理, 推行医管分治, 其医疗委员会制在医疗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拥有3 7 0 0多床位的长庚纪念医院林口院区, 设有医疗品质委员会、病人安全委员会、医学伦理委员会、感染管制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肿瘤委员会、门诊管理委员会、急诊管理委员会、病房管理委员会、加护病房管理委员会、手术室管理委员会、病理组织委员会、病历管理委员会、输血管理委员会、医师资格审查委员会、研究计划审核评估委员会等20多个医疗委员会。各委员会定期召开例会, 针对医疗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方案, 对院务委员会负责。

在台湾地区长庚纪念医院, 医疗委员会制的运用被认为可以达成以下成效:有助于集思广益;医师参与有助于激励医师;有助于与医师当面沟通与协调, 增进医管配合和理解;可以有效、快速地传递情报;可以避免个人集权, 弥补组织权力缺陷等。

2.3 医疗委员会制在浙江省邵逸夫医院

浙江省邵逸夫医院在探索新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中, 采用医疗委员会制, 是较为成功的案例之一。在浙江省邵逸夫医院设有管理行政事务的行政委员会和管理医疗工作的医疗委员会两大系统。其医疗委员会由医疗执行委员会及其下属12个委员会组成[3], 包括医疗质量改进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缺陷事故防范委员会、药事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委员会、门诊委员会、急诊委员会、大内科委员会、大外科委员会、I C U委员会、检验科委员会、放射科委员会。各医疗委员会全面参与日常医疗事务管理, 对医疗执行委员会负责[4], 医疗执行委员会决议经院务会通过后即形成面向全院的制度性文件予以贯彻执行。

浙江省邵逸夫医院认为, 委员会制的实施帮助院领导与临床科室之间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沟通桥梁, 有助于临床科室负责人更好地行使行政职能, 有助于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

3 科学的医疗委员会制在现代医院治理结构中必不可少

现代医院治理结构是新医改中不容忽略的重要课题, 也必将促成医院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弹性化、分权化、流程化变革, 医疗委员会制将扮演重要的整合医疗与行政的桥梁作用。在现代医院治理结构中, 通常会采用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以院长为核心的高阶主管一般包括战略、运营、财务与融资、人力资源、护理等几个方面的职业化经理人。职业化经理人一般不具有医疗专业教育背景, 这在美国尤其明显, 其核心理念在于医院管理的“职业化与专业化”, 同时也在于社会对医疗人才、管理人才的认识和定位。但无论这一高阶管理层的知识结构如何, 医疗专业领域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对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的不确定性都是毋庸置疑。因此主体由不同专业领域的医生组成的医疗委员会制就成为现代医院治理结构下保障医院医疗运行质量、实现以病患为中心价值观的最佳选择。

4 医疗委员会制的关键作用机制

医疗委员会制的重要作用在于发挥其整合医疗与行政的桥梁作用, 因此医疗委员会的科学运行必须建立委员会医师代表主动参与医院管理的良性机制。

首先, 保障医疗委员会的决议可以形成医院决策, 也就意味着医师群体的意见可以反映在医院决策水平上, 这是关键环节。无论是美国梅奥诊所、台湾地区长庚纪念医院还是浙江省邵逸夫医院均在这一环节予以明确。即各医疗委员会的决议可以直通医院的决策机构如院务会, 从而将医疗委员会的决议变为医院的决策性制度, 影响后续医院相关领域的运行制度或流程, 变为长效机制。在这一点上, 医院内部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去行政化”。

其次, 在以上决策机制明确的前提下, 以满足医师较高层次的需求为出发点, 调动医师参与医院管理的积极性。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医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群体, 其对受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远高于一般群体, 这种需求的满足不仅在于医师直接诊治病患, 救死扶伤, 实现其专业技术价值, 还在于其在医院中主人翁地位的体现。委员会制参与式管理应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的特征, 保障满足医师的受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让医师在医院发展中真正具有发言权, 从而促使医师主动关心医院医疗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议案到委员会进行讨论。

医疗委员会的运行作用机制见图1。

5 医疗委员会制科学有效运行的精细化管理对策

医疗委员会制在医疗机构中的成功运行需要进行良好的设计, 否则其被诟病的弊端如时效缓慢、浪费成本、委屈折中、议而不决、少数人控制等便会出现。除要保障上述提及的运行作用机制外, 可重点采取以下对策进行精细化管理。

5.1 明确委员会设置目标和职责范围

各医疗委员会设置的宗旨是以患者为中心, 提升医院医疗安全、医疗质量与医疗效率。因此, 在考虑设置委员会时首先要明确该委员会的目标及职责范围, 使参与医师有目的有方向地参与管理, 否则会直接导致委员会工作没有焦点, 逐渐失去作用, 形同虚设。因此, 委员会的设置不在于数量多少, 而在于其机能发挥。

5.2 慎重选择委员会成员

委员会成员包括委员会主席和一般成员。委员会主席通过医院决策机构由院长聘任, 委员会主席不仅要有专业水准, 还要有决策能力和主持会议能力, 大多数委员会主席可选择由科室主任或者学科带头人担任, 避免委员会主席均由院长、副院长担任的行政化倾向。委员会一般成员则应选择相应领域临床骨干医师参加, 委员数量因委员会的机能而有差异, 但以13-17人为宜。委员会主席及成员均为定期聘任制, 一般为1-2年聘任一次。

5.3 委员会实行定期例会制

定期例会是保证委员会成员关心医院医疗运行的重要形式, 一般可以每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例会, 具体频率可依委员会的性质设定。定期例会制有利于提醒委员医师定期检核其委员会所负责领域的运行状况, 及时发现问题。

5.4 配置专职执行秘书

委员会专职执行秘书应为行政人员, 其职责在于协助委员会完成会议召集、会议记录、文字处理、联络、会议决议事项落实稽核等事项, 这一体制的配套是保证委员会决议迅速得以执行的保障。

5.5 充分准备会议提案

会议提案应充分说明提议的理由及解决方案, 并在会前提前请委员阅读, 做到心中有数, 方有助于会议决策的效率。通常一份提议多次提交委员会不能决策会议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准备工作。会议提案的产生需要医疗与行政密切配合, 担任委员的医师提出时要充分考虑已有的制度性政策, 行政人员也可以就职能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或问题与委员医师沟通, 为委员医师提供议案的来源。

5.6 给予各委员会委员相应的补偿

医师参与委员会的工作虽然拥有发言权的优势, 但毕竟要耗费医生宝贵的时间, 医院应对其所奉献在报酬上予以适当补偿, 以进一步调动医师参与医院管理的积极性。

5.7 对委员会的运行效率进行考核

医院应该对委员会的运行效率进行考核,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委员会决议的被采用情况, 委员会例会的召开情况, 委员们参会情况, 委员会责任领域医疗运行改善情况等。上述运行情况应每年报告院长, 以便决策该委员会设置的适用性、该委员会主席及成员的适任性, 从而保证委员会的有效运行。

6 展望

医疗机构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特征, 其组织运行效率直接影响到既定的医师规模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能力。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 医疗机构的组织运作效率问题愈发突出, 各类医疗机构如何设置科学的治理结构、有效的组织结构是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整个行业对职业化、专业化医院管理的需求会呈跳跃式上升。医疗委员会制作为搭建医院医疗与行政的桥梁, 应被吸收并纳入医院治理结构的设计中, 将会成为现代医院组织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参考文献

[1]蒋宗顺.医院组织结构的现状、调整趋势及策略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 2013, 10 (6) :163-164.

[2] (美) 利奥纳多L.贝瑞, (美) 肯特D.赛尔曼.向世界最好的医院学管理[M].张国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112-114.

[3]何超.探索与国际接轨的新型医院运作机制[J].中国医院, 2001, 5 (4) :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