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政论文范文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医疗行政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包括诉讼、协商、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方式但这些解决方式各有利弊。其中，行政调解是作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一种。本文主要内容是讲述行政调解机制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存在的不足以及如何完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最终希望能够达到解决医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

第一篇：医疗行政论文范文

医疗损害事件中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实践与探索

[摘 要] 目的 探索医疗损害案件违法行为的认定与行政处罚;方法 通过合理运用医疗专业知识及卫生法律法规对医疗损害案件中违法行为的认定与行政处罚，探讨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处置办法。结果 成功完成了对医疗损害案件中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结论 对医疗损害案件中违法行为的可以予以行政处罚，并为今后正确处理类似案件提供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医疗损害 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

[key words]medical damage，illegal activities，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以事故鉴定为前提维护自身民事权利的必要性不复存在，这直接导致各方委托事故鉴定的数量和医学会完成鉴定的数量大幅降低，医疗事故概念在医疗损害民事责任领域已严重弱化，在行政责任领域将面临“空位”的局面[1]。由于目前无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规定对医疗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责任追究，故通常医疗机构以“賠钱了事”方式解决此类事件。面对今后越来越多的医疗损害案件，卫生行政部门该如何开展行政责任追究及医疗安全管理已摆在卫生行政部门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就某区卫生行政部门对一起医疗损害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作出了对责任医师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在调查取证、确定案由、适用法律、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等方面做了初步尝试。

1 对象与方法

1.1 案例回顾 患者，男性，73岁。因“持续性中上腹疼痛10小时”于某年某月某日入住某院外科病房，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20年，入院诊断：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胆囊多发性结石。入院后第三天上午在全麻下行胆囊切除术，术中生命体征平稳，出血少。术后予以抗炎止血等对症治疗。术后15小时左右患者出现胸闷气促，继之出现神志不清，呼之不应，脉搏未及，血压为零，双侧瞳孔散大，经积极抢救治疗后无效死亡。该病例经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分析意见：①术前准备不够充分，未能充分执行内科会诊意见，未正确评估心脏功能以及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②术后患者疼痛始终未缓解也未引起重视，尤其是病情加重时，未能及时严密观察和采取相应抢救措施。③患者的异常心电图图纸未保存。鉴定结论：本例属于对患者的人身损害，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本例医疗过错属于一级甲等医疗损害，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医方的过错与患者死亡的人身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

1.2 方法

1.2.1 合理应用证据规则对违法行为进行认定

行政处罚的认证，是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和依据，对收集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进行衡量，并据此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的行为或者过程[2]。本案为医疗损害案件，笔者在搜查文献时发现，我国尚未有此案例报道。在本案中，办案人员紧紧围绕医疗损害鉴定结论对参与患者整个诊疗过程的所有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经过细致深入的调查，监督员发现和收集了大量的间接证据，这就需要办案人员考虑行政处罚证据认证规则。在保证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基础上，还要求证据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确保证据的关联性对于本案非常重要。案件调查中，重点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证明效力性规则，(1)鉴定结论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3]。此案中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明确为术前准备不充分，术后病情观察不到位，会诊制度未执行等。证明效力显然要优于医师本人和医疗机构的证人证言。 (2)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书证(术前讨论单、会诊单、手术评估单等)、鉴定结论、证人证言等种类不同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当事人存在的违法行为。通过开展调查，初步确定了主刀医师为该医疗损害案件的主要责任人，故再次对主刀医师开展了进一步的询问来巩固证据，如主刀医师对参与相关医疗过程的确认、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和人民法院判决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对医疗过失环节的确认、医疗机构的处理意见以及其对该医疗损害案件的想法等。

1.2.2 被处罚人及案由的确定

此案中责任医师明确违反医疗工作制度，故以“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案”为案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一)项对责任医师做出警告的行政处罚。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医疗机构作出处罚，故某区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发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要求医疗机构做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医疗事件发生后1年卫生行政部门对此医疗损害案件开展立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责任医师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2.讨论

2.1 关于医疗损害案件中违法事实的认定

2.1.1 办案人员对违法事实的认定能力

医疗损害案件中违法事实的认定是确认医疗损害责任人和确定案由的关键。在处理医疗损害案件时，需要紧密围绕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内容开展调查和收集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来达到排除作出处罚决定人员的合理怀疑的程度。即以证据的最大盖然性为证明标准。在此种情况下，不应再坚持客观真实的标准，而是应采用法律真实的标准[4]。在该起医疗损害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主要涉及医疗专业知识，所以需要办案人员熟悉掌握相关卫生法律法规规范外，要具有一定的临床专业知识能力，并善于收集和分析归纳医疗损害案件中涉及的违法事实，努力提高对违法行为的认定能力。

2.1.2 医学专家认定违法事实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了医学会鉴定医疗事故的地位，而《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纠纷民事赔偿中淡化了医疗事故概念，未对鉴定制度进行规定，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由谁承担在实践中存在争议[5]。在处理本例医疗损害中，办案人员主要是根据鉴定结论开展调查取证来认定责任人，但对复杂疑难医疗损害案件处理中责任医务人员不认可或对处理有异议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依据法院判决书采信的医疗损害鉴定书作为行政处罚的要件。但对于多过失环节医疗损害案件所涉及的责任医务人员的认定，可邀请参与医疗损害鉴定的专家和相关人员进行分析讨论，以便卫生行政部门对此类案件作出公正合理的处罚，避免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发生。

2.2 法律法规的适用

某区卫生行政部门在集体讨论时对处罚对象及适用法律法规依据持有3种意见。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上海市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对医疗机构做出行政处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机构及责任医师作出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对责任医师作出行政处罚。

2.2.1认为适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上海市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的观点。本案处罚对象如果定为医疗机构，应首选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上海市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医疗机构从事医疗执业活动，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医疗技术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医疗质量控制要求，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确保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但是在此二法中都没有相应的罚则，因此，客观方面无法适用。

2.2.2 认为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观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与医疗事故鉴定意见书均由医学会内医学专家库的专家鉴定后得出的鉴定意见，所以其所形成的鉴定意见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但在该起案件中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明确写明是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没有明确定性为“医疗事故”，因此不能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处罚。

2.2.3 认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观点。此观点认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责任医师属违反该条第(一)项条款：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讨论中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某区卫生行政部门认为由于医方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植物状态或者残疾的均属于严重后果，故在本案中，由于责任医师违反了医疗机构的医疗工作制度，比如会诊制度以及手术管理制度，由此造成患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本案涉及的直接责任人为医师，故直接适用此法律，效果更直接和明确。

2.3 完善法律法规，健全配套制度[6]

由于《侵权责任法》使用了医疗损害责任这一概念，但却没有规定相对应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内容，所以应用这一概念使得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责任之间不再有关联，也使得《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再是处理医疗侵权案件的特别法。所以笔者认为，需要对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加以完善，需要使用相同的标准来保护各方当事人应有的权利，只有坚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公平地对待医患双方当事人。

通過对此医疗损害案件查处对今后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医疗损害案件的查处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在辖区各级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医疗损害案件将会越来越多，这需要提高医务人员医疗安全防范意识的同时，需要卫生行政部门能有效应用卫生法律法规加强医疗安全的监管。

[参考文献]

[1] 刘宇，尹绍尤，陈倩.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事故概念的重新定义[J].中国卫生法制，2012，3：56.

[2]安洪武.浅析行政处罚证据规则适用中的几个问题[EB/OL].http：//biog.sina.com.cn/s/blog-4eec8c810lOOOaul.html 2007-lO-19.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S].2002.

[4] 徐继敏.行政程序证据学基本问题研究[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140.

[5]郑雪倩， 高树宽，曹艳林，等.建立统一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制度的思考[J].中国医院，2015，19(2)4-5.

[6]赵桐，唐怡.医德法并重解决医患纠纷[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30(3)：187-188，199.

作者：褚慰群 蔡纪平 盛林林

第二篇：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机制研究

摘要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包括诉讼、协商、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方式但这些解决方式各有利弊。其中，行政调解是作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一种。本文主要内容是讲述行政调解机制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存在的不足以及如何完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最终希望能够达到解决医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行政调解前置机制发展

一、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概述

(一)医疗纠纷的含义

近年来，医患矛盾的爆发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在形式上表现为医疗纠纷数量急剧上升，据卫生部统计数据反映，医护人员遭遇暴力的事件由2012年的4.5%上升到2014年的7%，医患矛盾的恶化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处理好医疗纠纷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大事了。医疗纠纷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最多的一种定义是：一个病人的建议被换取或者说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之后产生于医患人员之间的冲突或分歧，一次医疗纠纷通常开始于一次病人声称医护人员在医疗护理实践过程中没有履行好关怀的职责和义务，导致病人病情恶化、死亡。其实，医疗纠纷的产生的原因并不全是医疗行为的过错，也有患者自身的原因，例如对医院的期待值过高，认为只要就医就不会出现偏差，所以一旦产生不良后果就会采取一些不理智的手段。但是由于现在医疗服务的水平限制，医疗事故有时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构建一套科学且完整的行政调解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二)行政调解机制概述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解决途径主要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解决机制两大类。非诉讼解决机制包括协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贫富差距极大，矛盾冲突十分尖锐，而诉讼的方式太过于强硬，同时司法资源有其有限性，所以行政调解的方式是有其现实性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主体是卫生行政部门，它的主要过程是医患双方的某一方向行政部门请求行政调解，行政主体以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为依据进行说服和教育，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友好协商的协议，消除纠纷。

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的现状及问题

(一)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中立性缺失问题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主体是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机构的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导致大部分的患者在进行医疗纠纷解决方案选择时，会尽可能避开行政调解，主要是对其中立性，公平性产生怀疑。另外，卫生行政部门经常把自己定位为管理者的角度，缺乏中立的态度，不会积极主动的进行调解，同时在实际过程中，大多数卫生行政部门并没有设置处理医疗纠纷的专职机构，这就会使得患者在寻求行政调解时会产生投诉无门的状况，而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难免会互相推诿责任。对于患者来说，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却没有专门的负责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长此以往，容易让寻求调解方产生对卫生行政部门的不信任。

(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人员配置问题

医疗纠纷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民事纠纷，它要求调解人员必须具备医疗知识和法律知识，但是许多卫生行政部门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医疗纠纷的调解机构，所以就没有专门的人才来处理案件，同时行政主体卫生行政部门人员的素质也是良莠不齐的，由于不是专职的调解员，虽然具备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没有足够的法律素养和丰富的调解经验。这样处理的结果势必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进一步打击了他们调解的积极性。

(三)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程序问题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启动程序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所提及，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医疗事故争议，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条例》虽然是行政法规，但是法律效力不高，而且《条例》中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程序的规定只是原则性的，对于调解专门机构的设置，具体程序步骤等方面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在实践中，医疗纠纷行政主体往往模仿诉讼程序进行调解，随意性大。因此，立法在程序上的缺陷导致行政调解无法有效的运行。

(四)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法律效力问题

目前，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一样都属于非诉讼调解，没有法律强制执行力，所产生的行政调解书也不同于法院调解产生的协议，其效力类似与合同书的效力，法律约束力低，靠调解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或者靠社会舆论媒体的道德力量来执行，一旦调解的一方反悔，另一方无权申请强制执行。原本是想通过行政调解起到节省国家资源的作用，但是行政调解双方的任意反悔在结果上却是在浪费社会资源，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行政调解协议应该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力，不能无视它存在的价值。虽然如此，也不能赋予行政调解结果以直接的强制执行力，行政调解虽然涉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但行政权对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没有最终的裁判权，必须保证司法作为最后一道救济的屏障。

(五)医疗纠纷行政调解辅助机制问题

1、医疗责任保险不健全

随着医疗纠纷的问题越发凸显，赔偿责任的问题就变成医患双方最为关心的问题，合理的赔偿才能消除双方的矛盾，所以医疗纠纷责任方面的保险将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现在中国许多地区的确是在实行医疗责任险，不过目前的医疗责任险属于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的最大问题就是保险费非常高且不能长期稳定的推行。医院不能承受高额的保险费，所以也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其实更应该是社会保险，只有国家才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未来医疗责任保险需要发展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费由国家支付的社会保险。

2、医疗事故鉴定不完善

通过行政调解处理医疗纠纷时，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医疗事故的鉴定，目前，我国医疗事故的鉴定，是由医学会进行组织的，而医学会运行的经费保障来源于卫生行政部门，这就难免产生包庇之嫌。如何保证医疗事故鉴定的中立性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现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不必须查封病历，鉴定机构没有统一、明确的程序，没有回避制度，没有问责制度等。

三、构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

(一)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构的设置

针对现阶段医疗纠纷主体缺乏中立性的问题，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方法是在卫生行政部门以内设立相关附属部门，另一种方式是在行政部门以外设置独立的专职机构，第二种方式相对较好，更具有独立性、公正性。在设置的“机构”内也同时需要配置一批具备专业法学、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专门知识和良好沟通能力的调解人员。从而促进调解的专业化、科学化。

(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程序的规范

1、制定程序法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保障才能做到中立、公正，目前程序法的缺失是一个长期、严峻的问题。首要解决方式是制定《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程序法》，一旦我们的调解程序被法定化，各地的行政调解程序才能统一化，而统一化也是彰显公平、公正的前提。《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程序法》当中应当对行政调解程序的启动、当事人的参与过程以及调解程序的终结作出具体、准确的规定。

2、设计完善的程序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步骤一般可以分为：启动;受理;调解;签订协议;归档。首先，在行政调解之前，医疗纠纷当事人向行政主体申请调解;医疗纠纷调解主体要在受理前履行告知义务，不得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要对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明或者为他们提供其他帮助的建议。其次，实施具体的行政调解听证程序。最后，要规定调解时限。

(1)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前的告知程序。

知情权是医疗纠纷行政相对人的基础性权利，医患双方之间，医疗纠纷当事人与调解结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决定了保障知情权的重要性，所以，行政调解主体必须履行好告知义务。

(2)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听证程序。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听证程序具体实施：建立信息公开系统，让行政调解在“阳光下”进行，接受群众的检验，让医疗纠纷当事人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同时听取双方的意见，不偏颇任何一方，从而有利于调解顺利的进行;其次，建立听证维护系统，维护调解现场的秩序，防止由于冲突的激化，而造成不可挽救的事件发生;最后，建立信息反馈系统，负责接收、反馈信息，通过反馈信息达到去伪存真的效果，从而实现行政调解和控制的目的。

完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听证程序的意义：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听证程序的意义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听证程序的设立保证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同时防止行政主体在调解过程中的专权和“自我中心”;其次，一般的人都知道经济学领域有“经济效率”这个概念，那在行政学领域也必然存在着“行政效率”，听证程序的实施通过行政相对人的申辩获取在调查中不甚明了的信息，节约了国家资源和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再次，听证程序是民主化的表现，如果不经过听证程序，那么行政调解的决定就变成了主体机构自己的决定，很容易出现“暗箱操作”的情况，通过听证制度，政府的信誉和威信力得以提升。最后，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听证程序也有利于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和世界接轨。

(3)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程序之时限问题。

要明确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的责任，一旦程序有了时限上的规定，就能防止因拖延而造成的成本和资源的浪费，避免拖而不调，调而无果的情况，逾期调解不成功的，行政机关可以终止调解，这样不仅能够最大效率的进行行政调解，同时，也不会影响当事人选择其他方式的机会

(三)建立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前置制度

1、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前置制度的理论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是指医疗纠纷当事人双方将医疗纠纷交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解，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前置制度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医疗纠纷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前必须进行行政调解的一种法律程序和制度。行政调解前置制度前置制度的特点是依法调解、先调解后审理，即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必须先进行行政调解，对调解结果不服的可以提起诉讼。

2、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前置制度具有的优势

(1)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前置制度能够尽快的将医疗纠纷转移到有效的平台，调解人员作为第三方对医患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和，避免了医患双方的直接冲突，缓和了医患矛盾的紧张氛围有利于方便、便捷的处理医疗纠纷。(2)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前置制度的专业性、灵活性能够公平、高效的解决医疗争议同时也节省医疗纠纷当事人在时间、金钱等方面的成本。(3)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前置制度在缓解法院审案压力包含了极大的经济价值，我国法院能够审理医疗纠纷的资源是稀缺的，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急剧增加，这给法官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前置程序的效益价值就是能够极大的缓解法院审案的压力。

(四)确立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效力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作为行政调解的结果，目前在我国没有有任何法律效力，这也是限制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发展的重要障碍。由于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医患双方在达成协议后易出现反悔的情形。大量的医疗纠纷直接涌入诉讼程序。在某些国外的国家通过立法允许将行政调解的结果以行政处理决定的方式公布，并赋予其于对方当事人不履行时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如《美国行政纠纷处理法》来明确规定调解具有法律效力，我国在这方面是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的。

四、结语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历史悠久，在古代的行政调解主要是官府来组织的，行政调解的最大优势是契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古代的“和谐”具体表现为“无讼”，中国的儒家思想也一直强调“以和为贵”;当代的中国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服务性政府的理念，行政调解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调解，弱化了管理，强化了服务，体现服务性政府的理念，也进一步推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张建文.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研究[D].吉首大学，2014.

[2]尤功赢.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探究[D].云南大学，2015.

[3]吴缦莉.医疗纠纷的行政ADR机制构建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7.

[4]舒广伟.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之重构[J].中国卫生法制，2011，06：49-52.

[5]曹帆，田侃.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相关问题探讨[J].中国医药导报，2013， 01：153-155.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作者：陈仪

第三篇：解放医生：医疗服务行政化的突破口

多点执业合法化的意义在于医生的身份将发生重大变革，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将不再是国家干部，而成为自由职业者，回归其本性

对于医生来说，新医改方案最大的突破在于多点执业的合法化。

新医改方案第十三条提出：“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新医改方案第十条提出：“支持有资质人员依法开业，方便群众就医。”这意味着，首先，医生“走穴”合规化;其次，在医院任职的医生可以兼办诊所，在社区为民众服务。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多点执业合法化给医生们带来的最大短期效应就是收入的提高。他们不再依赖于现有工作单位的工资和奖金，也不必依赖于向患者推销高价药品来贴补家用。医生们将堂堂正正地靠自己的医术获取较高的收入。

医生多点执业合法化对于患者也不无好处。中小城市甚至是农村地区的患者，在某些情况下，不必千里迢迢赶到大城市，也不必饱受排队挂号之苦，而是有望在居住地附近的医院接受大城市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医生兼办的诊所当然不会远离社区，老百姓自然会从中受益。

而且，大医院的医生们为了自己的业务下社区，其积极性之高不言而喻;而有了大医院医生加盟诊所，老百姓对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信任度自然会水涨船高。

然而，多点执业合法化的意义绝不止这些。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医生的身份性质将发生重大变革。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将不再是国家干部，而成为自由职业者，回归其本性。由此，公立医院行政化的事业单位体制将出现一个缺口，计划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事制度将发生重大变革，转型为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唯有如此，医生的价值才能得到恰当的发现、充分的保障。

在某种意义上，解放医生是新医改方案的一个新方向。

事业单位体制似鸟笼

众所周知，中国的公立医院都是所谓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由国家来办(所谓“公立”)，其雇员由国家来养。实际上，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没有把事业单位的雇员看成是雇员，而是看成国家干部。“雇员”这个词也不通行，一般代之以“劳动者”。

在号称追求“平等”的计划经济时代，全中国的劳动者大体上被分为三等，最低一等是“农民”，本文姑且不论;上一等是“工人”;再上一等，就是所谓的“干部”，由人事部门管理。国家在城市中，对“劳动者”实施二元管理，把工人和干部分开。在企业单位中，工人是“工人”，归劳动部门管理，而管理者是“干部”，由人事部门管理。在事业单位中，大多数技术性、专业性职工都是“干部”，由人事部门管理，也有少数“工人”，从事辅助性、后勤性工作，由劳动部门管理。这样的体制，当然不限于医疗卫生领域，而是遍及所有服务领域。

所有的事业单位都以一种行政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每一个事业单位都有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因而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每一个事业单位中的“干部”，也有各自的行政级别。所有“干部”都是单位人，尽管都可以调动，但是却要得到本单位人事管理部门和领导的批准。事业单位的“干部”们，多多少少都具专业性、技术性，因此通称“人才”。所有“人才”都有一份人事档案;如果某单位扣住档案，“人才”们就像鸟笼中的鸟，即使展翅也无法高飞。

单位所有制在二三十年前曾经造成极大的社会矛盾，是人事制度改革主要对象之一。今天，很多事业单位的“人才”，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动了。但是，医师法单点执业的规定，像紧箍咒一样，禁锢了医生。

其实，公立机构在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有，但是以行政化等级体系的方式来组织公立机构，形成所谓的“事业单位”，是中国的特色。“事业单位”这个词，在英文中也没有对应物。

在全世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除外，公立机构由政府兴办，但是其运行具有独立性。换言之，无论是营利性的国有企业，还是非营利性的公立组织，都是独立的法人。对于较大的、或者服务职能较为特殊的公立机构，往往还会有专门针对一家机构的法律。因此，某些公立机构亦称“法定机构”。

既然是独立法人，公立机构自然具有法人治理结构，其核心是理事会。由于是非营利性组织，公立机构的理事会组成不单单是出资者，还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雇员代表、社区代表等。中国事业单位的改革，毫无疑问，要同国际接轨。这条轨道，就是法人化。

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也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医改方案再次明确公立医院法人化的改革方向，即“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多种实现形式”，“落实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建立和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责权，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机制”(新医改方案第八、九条)。

法人化将解放公立医院。医院的理事会负责战略管理以及管理者的选聘，其中人力资源管理的规章制度是战略管理的重要一环。院长以及其他医院的管理者将从干部转型为职业经理人，负责医院的日常运营管理，其依照医院的规章制度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自然是医院管理层的重要职责。

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

公立医院法人化将彻底改变医生的身份。医生不再是“干部”，而是自由职业者。某医生一旦同某医院签订了劳动合同，就成为该医院的雇员。

很多医生对于“自由职业者”这个身份感到困惑。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职业者”就是没有工作单位的个体户。联系到多点执业，成为自由职业者意味着医生们被迫要四处兼职。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很多医生对于“自由职业者”这个身份感到恐惧。

此外，在包括很多医生在内的千千万万民众的思想意识中，“雇员”仿佛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身份。一提到“雇员”，人们就会想到“打工仔”。一想到从“公家人”的身份变成了“打工仔”，很多医生们的失落感就会油然而生。

这些困惑、恐惧或者失落感，一方面来源于误解，另一方面也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在人们心目塑造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将“自由职业者”视为“四处兼职者”，这纯属误解。“自由职业者”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们既可以自行开业，也可以受雇于他人。一旦受雇，是否能(或有必要)到其他地方兼职，完全取决于劳动合同的约定。姚明与火箭队签了一份大合同，他除了能为中国国家队打球之外，不能再到其他球队兼职打球，这就是合同约定的结果。医生也是一样。

因此，多点执业合法化以及医生身份的转型，必然要求未来在医疗机构中广泛采用劳动合同制。实际上，全员劳动合同制已经在很多事业单位中实施了，例如高等院校。在医疗卫生领域实施全员劳动合同制的条件，业已成熟。

某些人因为身份的转变而产生失落感，是由于等级观念在作怪。不必赘言，这种陈旧的观念早就应该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其实，“公家人”也是雇员，无非是公共部门的雇员而已。大家都是雇员，绝无身份等级高低之分，而只有待遇水平之差别。

不少医生留恋“公家人”身份，主要还是出于利益的考量。众所周知，“公家人”的身份所附带的高工资、高福利和高社会保障。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公家人”的高工资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了，高水平的医生在民营医院中获得大合同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高福利和高社会保障依然是“公家人”的身份特征，这对于年龄趋大的“公家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障。

因此，医生身份的转变，不仅取决于观念，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打破社会保障的单位制，实现社会化。这无疑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一个方向，但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在事业单位体系中还任重道远。

新医改方案无疑为解放医生开辟了新路。然而，在这条新路上前行，还有很多障碍有待扫除。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作者：顾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