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慈善遭遇傲骨作文

当慈善遭遇傲骨作文（精选4篇）

篇1：当慈善遭遇傲骨作文

那样，当慈善也遭遇滑铁卢，大家应该如何解决呢?

第一，作为一个施善者，有这份良心固然是好的，但也应该注意方法。中国有钱人陈光标高调行善，在获得无数荣誉的同时，也一直饱受诟病。缘由在于他的急躁与高调。在他的每一张宣传照中，背景都是曾同意过他援助的贫苦百姓。但是那些解决了生活困难的农民，即便是笑着的，也难掩一脸的卑微与怯弱。陈光标这种高高在上的施善方法，无疑是伤害了他们的尊严，活活地挤走了他们的骨气。相反，大连的微尘就做得比陈光标好多了。微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织，由无数匿名之人捐款而成，给需要的人送去钱财，却不留名，不求回报。这种慈善方法不只给受助者留下足够的尊严，还大概感动他们，从此也加入微尘行列。由此可见，不一样的慈善方法，成效其实大不相同。没钱人也有尊严，当慈善遇上傲骨之人，最忌的便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嘴。慈善的本意是帮他人，不只是物质上的，也有心灵上的。因此，用一种更温和，更适合的方法去做慈善，才能最大限度地帮他人。

第二，作为一个受善者，要视我们的实质状况去做事，千万不可以意气用事。古有不食嗟来之食的傲骨之人，最后活活饿死在街上。且不论施饭者态度怎么样，假如在生命危险时仍争一时意气，往往得不偿失。同意他人资助的人，固然是要留一点骨气，但这并不是盲目拒绝他人好意。台大校长黄中天功成名就后回到耶鲁去感谢曾助他良多的宿管阿姨，那位美国大妈却一脸严肃地拒绝了，并需要他去帮更多的人来感谢她。黄中天谨记在心，一生中资助了无数学子。黄中天的做法，才是受善者该有些傲骨，不白白地同意捐助，而是把曾同意过的善意经我们的手向四周扩散，这才能使慈善走得更远。

当慈善遭遇傲骨，施善者不可以一走了之，受善者也不可以固执己见。只有双方平心静气，改变一下方法，端正一下心态，才能使这场慈善皆大欢喜，施者高兴，受者也高兴。大伙互相理解，你浇水，我施肥，才能使慈善之树愈加拙壮成长。

篇2：当慈善遭遇傲骨作文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举办了一次慈善晚宴。小女孩露西抱着她的储蓄罐想进入慈善会会场，因为没有请柬被保安拦住。她问保安：“叔叔，慈善不是钱，是心，对么?”巴菲特被小女孩的话感动了，把她带进会场。于是，当天晚宴的主角，不是募捐的`倡议者安南，不是捐出300万美元的巴菲特，也不是捐出500万美元的比尔盖茨，而是仅仅捐出30美元25美分的露西。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慈善不分贫与富，只要怀有慈善之心，我们的心灵就是高贵的。

其次，让慈善成为一种习惯，互相攀比要不得。郑州的慈善日，提倡小学生捐出一天的零花钱，就是引导我们要从小做慈善，量力而行做慈善。同学们的家庭背景不同，每个人的零花钱多少不一样，在捐款的过程中，只要我们真诚的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在每一次捐款的过程中，让我们善良的心灵不断得到升华，如果每个人都把慈善当成一种习惯，涓涓细流也会汇成大河。

第三，慈善就是对他人关怀而有同情心，慈善就在身边。慈善不仅仅是一次次的捐款，帮助我们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就是身体力行的做慈善。送给家庭困难的同学一支钢笔，公交车上给老年人让座，帮助盲人过马路……

篇3：当家族传承遭遇慈善

这个外人听起来有点吃惊的故事，在当纳利家族的眼中并不算稀奇事。“给孩子太多的钱会让他们认不清自我”，数十年前，艾略特的父亲更是直到结婚时才知晓自己是印刷世家当纳利家族的第四代。

从1864年艾略特的高曾祖父在芝加哥开创印刷事业开始，当纳利集团曾经头顶全球最大印刷集团的光环，如今即便只是“最大之一”，但年销售依然超过105亿美元，员工总数超过5.7万人，在北美、亚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共设有600多家分支机构，2014年在《财富》美国500强企业中列第268位。

虽然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会对当纳利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实际上早于1994年其就已经在深圳创办了首家合资企业—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目前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共设立了7家工厂。而当纳利集团与中国更早的渊源，正是始于艾略特本人。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美国的政府部门工作，然后在1989年来到中国，边学汉语、边教书。”至今，他的汉语依然保持一定的水准，这也为他频繁地来中国交流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虽然他自己表示，“中文水平只是马马虎虎”。

能在那个年代选择来到中国教书，对一个高鼻子、蓝眼睛同时还出身名门的老外来说，即使不是离经叛道，也绝然不能算是常规轨迹。艾略特自己解释起来倒是义正辞严，“当纳利家族传承150年，最重要的是清楚财富就是对服务社会的追求。家族的这个核心价值，从我的高祖父传到了我的祖父，又传到我的父亲再到我，希望也能传递给我的后代”。

这个看似有些打官腔的回答，背后有着一整套完善机制的支撑。而它的前提条件在于，深刻理解传承不仅仅是一场有关金钱的“接力赛”，而财富也不仅仅只是账户上面的那若干个“零”。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家族企业课程主任、中国金融案例中心执行主任高皓指出，家族传承需要具备四项资本：除了有形的金融资本，还有无形的家族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财富仅仅是最后的结果。要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家族需要的不仅是一套完善的治理体制，家族成员也需要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和理念，通过积极的行动来提升每一项资本。

而无论对提升家族的凝聚力、发掘家族成员身上的能力，还是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慈善均发挥着十分正向的作用。做慈善的过程能帮助家族成员培养正确的价值观，避免出现因成员争产而最终导致金融资本受损的后果。

当纳利家族的五代接力：

以慈善基金会传递家族价值观

1952年，艾略特的祖父母一起创立了当纳利慈善基金会，“以推动慈善、科学和教育为目的”。根据资料记载，其最初的捐款是价值6250美元的大陆石油公司（Continental Oil Company）股票，其中的2900美元被赠与了芝加哥艺术学院、Presbyterian医院、耶鲁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由于当纳利家族的生意是在芝加哥发家的，作为白手起家的爱尔兰后裔，他们想要回馈这个让自己摆脱了贫穷的地区。

1983年，艾略特的祖父退出了集团董事会，并在同年又创立了以他和妻子名字命名的慈善信托，并承诺将在今后25年里以当纳利集团股票的形式每年向其投入125万美元。虽然从法律主体上来说，基金会和信托二者是独立的，但事实上它们都聚焦于生态保护、教育、艺术团体和社会福利。今天，单是当纳利慈善基金会的资产规模就超过了1.6亿美元（截至2012年底）。

到了艾略特这一代，每一个家族成员都有自己的“配额”，并投向自己所关注的方向。在他眼中，“这是教育下一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告诉他们什么叫做责任”。

事实上，据瑞银集团亚太区慈善及价值投资服务主管董黎滢介绍，这种主基金搭配若干子基金的方式，是不少富人家族所钟意的。她介绍了一个来自香港地区的案例：家族目前共有四代，第一代关注教育、以传统的奖学金形式去做慈善，第二代打理的子基金把焦点放在了健康上，但有成员表示想进行“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由于二代之间无法形成共识，最后决定再成立一个子基金，“这样家族里每一个第二代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但同时又都在基金会这个大平台上”。

“让下一代自己去决定，赚多就捐多，赔了就没得捐”。董黎滢表示，这种设置能让家族后代发挥更多的自主性，不仅能让他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整个家族的理念和价值观，同时也能培养他们的品质，并学到更多在社会上谋生的技能。

对欧美家族后代来说，家族基金会实际上是他们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平台。学会如何与人沟通、如何进行团队合作、如何解决矛盾、如何共同作出决定，这些对家庭生活和企业经营来说都至关重要。同时，第二代的参与还是一个再度检验慈善目标与过程是否合理的机会，因为生活经历和生长环境与老一辈不同的年轻一代会带来新的思维。

如今，艾略特不仅打理着成立于1994年的家族办公室的投资事宜，同时还担任着美国西部慈善工作坊的名誉主席和联席主席。如何提升慈善的效率、更高效地利用慈善资本是他眼下关注的重点，“慈善市场有来自政府、民间和基金会的资本，但它的运作远不及金融市场来得有效率”。

如何提升？艾略特的应对之策，是近年来全球投资的一个热点“影响力投资”，即把对社会的正面影响纳入投资的整体回报评估。它与社会责任投资的区别在于，后者是通过负面筛选排除博彩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而“影响力投资”做的则是正面筛选，投资于清洁能源、中小企业融资等能直接给社会带来正面影响的行业—据摩根大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预测，到2020年，从事“影响力投资”的基金会资产规模将达到1万亿美元。

“之前家族更重视民间慈善，例如帮助学校和无家可归者。但我现在更多是考虑如何利用资本的力量，从根本上解问题。”

当年艾略特的曾祖父接过衣钵时，当纳利家族的成员有两个义务，一是为当纳利集团而工作，二是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改善周边人群的生活。显然，这第二条，通过家族基金会以及艾略特本人所推崇的“影响力投资”，依然有条不稳地进行着。而第一条则面临着巨大的改变。

“做企业的目的并非养活家族，而是家族要不断做好这家企业。这是我们家族一直秉承的理念”。从其父亲所在的第四代开始，当纳利集团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步分开，“我们明确了要做大集团需要实现全球化的扩张，而这必须由专业的经理人来完成”。当纳利家族的第四代中仍有半数为集团工作，而到了艾略特这辈，除了三四名成员“留守”以外，剩下的大部分都从事着学术、艺术、律师、医生等不同工种。

“当纳利这个符号，就企业而言，已经完全退出了”。如今，“当纳利家族不再掌握对企业的控制权”，艾略特和他的亲戚们只持有当纳利集团16%的股份，家族的策略重点转向了家族办公室的投资以及基金会的慈善事业。

在艾略特看来，一个传承数代的家族，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好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珍视传统，但绝不能躺在祖先的遗产上睡大觉，过分依赖传统会成为一种负担，每一代都要有第一代那样的企业家精神”。价值观的传承，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

他娓娓道来，“过去的人可能觉得不进入家族企业工作，就是失败。但现在的观念不一样了，那个没进入家族业务的人可能有朝一日会创立下一个Facebook。我们要从父辈的创业经历、家族文化和核心价值中汲取养分，然后支持家族成员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平等对待所有成员的选择”。

在艾略特眼中，家族成员俨然也是一个资产组合。他的兄弟们并不参与家族办公室的具体业务，但他会定期把其他家族成员聚在一起，向他们解释自己在做的事情，一方面是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家族事务，不至于有置身事外的感觉，另一方面，“或许他们本人不是某方面的专家，但有朋友恰好在这一行业里，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如果说家族办公室解决了财产如何保值和增值的问题，那么家族基金会就解决了如何有意义的花钱的问题，而且两个平台还共同承担着一个家族关于传统、关于价值观的传承重任。在艾略特看来，显然这才是打造成功家族的核心，继而“增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

2015年的夏天，当纳利家族浩浩荡荡的约150名成员，将在1930年艾略特祖父买下的度假屋里进行两年一度的大聚会，“到时我就能告诉你我们家族的具体人数了”。

洛克菲勒发力慈善咨询：慈善服务需求日增

基金会并非家族做慈善的唯一工具，但却是欧美家族延用了上百年的主流方式，并且发展已经极为成熟（附文）。在美国，它最早出现在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钢铁大王卡内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分别捐出了3.5亿和5.3亿美元的善款，为后代树立起“还富于民”的榜样。不仅如此，洛克菲勒所创立的家族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均成为了后代的标准模板。

碰巧的是，艾略特本人正是其直接受益者之一。从上世纪90初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创办了一系列的慈善领导力培训课程，让巨富家族的后代们有机会学习如何在继承父辈遗志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展开慈善事业。艾略特在接触家族办公室的工作后，于2001年参加了培训。

“这次培训让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原来所谓慈善不单单是捐款，还包括如何投资。传统上，家族可能会把可投资资产的90%投到企业中，剩下10%去做慈善。但事实是，另外的90%也可以用来做善事。”艾略特对“影响力投资”的认识正由此开始。

与此同时，随着慈善在家族传承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认可，对慈善服务的需求也日益突显。2002年，在慈善领导力培训的基础之上，非盈利机构洛克菲勒慈善咨询（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正式成立，以分享洛克菲勒家族长久以来运营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多个慈善项目的经验。

时值今日，洛克菲勒慈善咨询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专业提供慈善服务的机构之一，其在美国本土所设立的四间办公室共有40位全职员工，协助超过160位捐款人每年将高达2.8亿美元的善款和社会投资投向非洲、亚洲、北美和欧洲等地的20多个国家。迄今为止，其经手处理的捐款金额已超过30亿美元。

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机构，洛克菲勒慈善咨询的客户不仅仅包括了个人、家族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公共机构和企业基金会也是其服务的对象，为它们提供从方案起草到项目执行、管理和评估一条龙的服务。

甲骨文资本集团：

中东、中国、俄罗斯成慈善服务新兴市场

洛克菲勒慈善咨询只是日益做大的慈善“生意”中的一员，越来越多的机构把慈善视为家族传承方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私人银行，包括家族办公室和咨询公司等都将慈善服务纳入了财富管理的范畴，甚至专门为家族提供慈善咨询的公司也应运而出。

而在全球财富由西向东转移的进程中，洛克菲勒当年“将慈善当作一项事业来运作”的指示不仅在欧美成为了极为普遍的现象，也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生根发芽。

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多家族与财富咨询办公室甲骨文资本集团（Oracle Capital Group）就是一家专注于新兴市场的机构，其全球七家办公室服务着来自俄罗斯、中东和东欧等地的50多个家族，提供财富结构、资产保护、资产融资及保险、法律案件管理、房地产开发和慈善事业等多项服务。

斯维特拉娜·瑞亚博龚（Svetlana Ryabokon）是甲骨文资本集团财富结构管理及信托服务的负责人，她口中的俄罗斯和中东的企业家，跟中国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篇4：当慈善遭遇道德绑架

孔子知道后，并没有表扬子贡的“仁义”行为，而是说，因为有子贡这样的先例，以后赎回奴仆的人也不好意思到国库领取赎金。照这样下去，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为鲁国赎回奴仆了。

孔子另一个弟子子路，有一次奋不顾身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被救者家人无以为谢，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送给子路作为回报，子路高兴地接受了。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儒家弟子满口仁义道德，做了一件善事，为何要接受如此重的回报呢?对此，孔子却大加赞赏：好，好，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恐怕会有更多的人施以援手了。

如果孔子的慈善观能成为公众的普遍价值观，富人们也许就会不为慈善而如此尴尬了。

形形色色慈善门

对于企业家来说，慈善是一个很难回避的痛。

陈发树和他的新华都，一个月来深陷的“慈善拷问”仅仅是近几年来“慈善企业家”们遭遇的一个缩影。

翟韶均，曾因巨额慈善捐款和亿万身家数年名列胡润百富榜和胡润慈善排行榜。2005年，他的力联集团进入到最鼎盛的时期，资产评估结果达到10亿元左右。这年，也是他进行慈善捐助最多的一年，有媒体报道称：“翟韶均向社会公益事业的累计捐款额达4000多万元。”因为这4000万，胡润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上，翟韶均由第38位上升到第23位，而个人身价更高达16亿人民币。

然而时隔不久，“集团银行欠债达到7亿元，翟总高调慈善是为了更多地拿项目”的传闻首先从集团内部传出。2006年2月，他被检察院因涉嫌行贿进行调查，进而被爆38万人民币捐款并未到位的传闻。这位身家上亿、以“江苏首善”名号行走江湖的老总一旦被扯进“慈善门”便一发不可收拾，数家媒体同时挤出了慈善捐款里的另外一些水分——对南京大学2000万元捐款存疑、江苏慈善总会认捐的500万元捐款实际只有100万元……

38万元使翟韶均苦心经营的慈善光环骤然缩水，变成紧箍咒，让这位“江苏首善”被慈善门狠狠地撞了一下腰。而同样被撞腰的还有他“江苏首善”称谓的继任者陈光标。尽管这位不顾金钱、身体和生命，几近疯狂地冲锋在慈善第一线的“慈善狂人”获得了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的一致认同，但围绕他慈善动机的微词始终不绝于耳。接受《商界时尚》记者采访时，陈光标无奈地表示，为了表达他慈善行为的纯洁性，他不得不放弃在捐助地的所有公司业务。

今年第一起闯入公众视野的慈善风波，始于3月份营德旺计划将家族持有的公司股份的6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但是由于其身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股权变更需要证监会的批准，不但至今未能成事，还惹来“作秀”的质疑。更“高深”的解读是，曹德旺通过基金会进行资本运作，用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把股份变成了小金库。

10月26日，安踏体育的控股股东丁世忠及其家族也模仿营德旺的构想，宣布募资做慈善，拟配股8009万股借以募资8亿港元用于建立慈善基金。由于当时正处于“陈发树事件”风口浪尖，“丁世患版慈善”一经公开，便被舆论与“吸令”、“避税”、“作秀”绑架在一起。丁世忠最终不得不采取慎言的态度，让所有试图寻找突破口的好奇者都只是得到了“现在还在筹备阶段”的答复。

在中国，企业家不做慈善就会被贴上“为富不仁”的标签。但若是企业家捐了一笔的善款，人们便开始怀疑他捐助背后的商业意图，而善款的多少必定决定了接下来引发的公众道德争论的规模。关于企业家慈善的各种恶毒的揣测层出不穷。

“这样的反应是非常古怪的!”在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看来，这是公共舆论对富人进行慈善事业的偏见，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偏见几近恶俗。

慈善伪外衣

企业家从事慈善，在国外会被视为义举，而在中国为何如此艰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慈善事业”的释义却多少有些苦涩：“慈善事业是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色彩，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做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

单纯从语义的角度讲，“慈善”竟然并非一个褒义词。

有“中国慈善事业的教父”之誉的民政部原部长、中华慈善总会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崔乃夫显然不会乐意于“慈善”被给予这样的定义。在他看来，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为善，慈善即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

秉承这样的理念，中华慈善总会依靠微薄的政府拨款和民间捐赠自1994年4月开始艰难运作。因为缺乏鲜明的个性和足够的善款，在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和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公益性政府组织的齐头并进中，中华慈善总会很难有所建树，日渐边缘化。

如果不是企业家对慈善事业的倾囊相助，也许公众对这一名词会更加陌生。

中国慈善事业的普及得益于“两个榜”和“一个事件”。2004年5月，胡润推出了国内第一份慈善家排行榜。这份侧重考察企业家个人慈善捐款记录的榜单与稍后公布的以考察民营企业捐款记录为主的《福布斯》(中文版)2004中国慈善榜一起，掀起了国内舆论关注慈善行为的热潮。而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更多的企业家将自己的捐助解读为“慈善”。相比于以往的历次赈灾中，他们更习惯用“献爱心”来表达自己的公益情结，虽然表面上看只是用了一个更加时髦的词汇，但也证明了“慈善”作为独立的价值观植入一个群体。

无论是“两个榜”，还是“一个事件”，企业家都是施助者的主角。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慈善”这个名词从普及进公众视野的那一天起，就与“企业家”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一直是“唯利是图”的代表；西谚亦日，让富人行善，有如让骆驼穿过针眼，这在揭示商人“视钱为命”上可谓入木三分。“世上的好人虽多，可没有多少傻子愿意在银钱上做好人。”张爱玲这句稍显刻薄的话，似乎正是多数人判断富人慈善动机的思维起点。

在这种逻辑下，一个“唯利是图”又“视钱为命”的人，能主动掏钱，一定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当“企业家”热衷“慈善”，这种“慈善”便很自然地披上了“伪”的外衣。

慈善何须道德绑架

即便我们用最具恶意的眼光去考量当代中国企业家的种种“劣迹”，给他们统统戴上“恶人”和“唯利益论”的帽子，也不妨碍我们去考察慈善的本质。因为我们认为，当一种不损害不特定第三人的观念意识指导下的行为，的确能惠及需要受帮助的第三人时，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去苛求实施这项行为的动机，以及行为人因此获得怎样的收益，更不应该去考察实施这样行为的人曾经有过怎样的

过错——除非他现在的行为是以损坏第三人的利益而达到的——无论是翟韶均、曹德旺，还是陈光标，他们的慈善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危害。

正如如今正在热议的“陈发树慈善避税说”。尽管陈发树的慈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年9月爆出的陈在上市公司大小非减持中存在的逃税问题，尽管乾隆时期和王申就提出了花钱抵罪，但毕竟“花钱抵罪”在当下的中国尚未成为纸写笔在的“免死金条”。如果陈发树真的有逃税前科，且奉命调查之人果真会因为陈匆忙之中抬出的慈善基金，而终止调查，或“念及其慈善之心而将功抵过”，岂不成了“依法治国”最大的笑话?

或者说，如果慈善真有“花钱抵罪”的功效，岂不是对牟其中、仰融、唐万里和黄光裕之流智商的最大讽刺?陈发树多次对媒体强调自己是个“极端单纯的人”，而前述各位的精明却总是外露无遗。当东窗事发前，这些聪明绝顶的商人们有所察觉时，为何不统统设立“慈善基金”而散财免灾?以他们在当时的财富，不用说83亿元，即便是183亿元也不在话下。比较财富和自由，孰轻孰重，我想这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此时笔者无意为陈发树的脸上贴金，也不想去探究“逃税”一事的真伪，只是想说“慈善”与“抵罪”实为风马牛不相及。即便“逃税”一事为真，按照中国的法律，逃税罪的初犯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坊间流传的“陈发树涉案10亿元”的传闻，又源于“企业家都是唯利是图”的逻辑，陈发树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是退还10亿元，而何以多此一举地“捐款83亿元”来围魏救赵?

而牛根生深陷的是另外一类道德绑架。成立老牛基金，曾经是一片叫好的善举，但“毒牛奶事件”后，老牛被沾染上了“污点”，注定无法摆脱以道德之名的攻讦，其慈善动机也将遭到道德枷锁的全盘抹杀。

有爱心、讲信用、重承诺、生产毒奶……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牛根生?“从有到无，回馈社会，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大的快乐。”老牛的慈善语录还在回响，而如今在公众眼里，除了惋惜，谩骂之声依然铺天盖地袭来。一些民众认为，这不过是老牛“借”慈善包装自己的惯用伎俩：“我们很难相信他的话，他根本不配做慈善。”更多的民众认为，“公众无法指望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能将慈善进行到底”。当曾经的“最有担当的企业家”脸上忽然刻上“道德有罪”的刺青，所做的慈善似乎也全部成为猜想质疑的“行为艺术”。

难道有“缺点”的企业家就不允许做慈善吗?或者说做慈善人物不能有任何瑕疵?牛根生“制毒”，和可能的陈发树“逃税”，作为承担了比常人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但无论是先慈善，还是先“作恶”，其慈善行为本身最起码有从一个局部彰显“道德底线”的作用，这种道德底线应该让大家接受。

社会对慈善事业予以更多关注，并借助道德来表达对慈善的纠偏，是一种积极信号，说明慈善正成为社会常态。但是，有时候我们眼睛看不清东西，也可能不是因为世界浑浊，而是我们眼里揉进了沙子。

如果仅单纯地把慈善看做一种“道德符号”，成为对慈善行为全部肯定、全部否定的量化标准，慈善事业最终将沦为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如果公众连企业家做善事的机会都不给，那么公众的“慈善”又从何谈起?慈善理由被误读，这是善施者的尴尬，而一个善施者听有的慈善动机被百日地与龌龊庸俗画E等号，又会是谁的尴尬?

企业家是一个不应该苛求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存在价值就是运用其资本、智慧和管理才能重新配置闲置的社会和自然资源，并将其重构成公众更能普遍接受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生产和服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税收和就业已经是这一群体对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苛求企业家从事慈善本就是本末倒置的道德绑架，而苛求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一定是所有道德的楷模，更是对慈善事业最致命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