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概念：规则及其意义-梁漱溟法律思想研究

2024-04-23

法的概念：规则及其意义-梁漱溟法律思想研究（共7篇）

篇1：法的概念：规则及其意义-梁漱溟法律思想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cn

梁漱溟中国文化思想的民主内涵及其启示作者：乔新娥

来源：《学理论·下》2012年第10期

摘要：民主是当今社会的总体趋势，民主观念的基本内涵被人们所重视和认可。中国在探索民主发展的道路上不能脱离传统文化，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见解，借助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探究中国文化和民主的关系，给当代中国民主建设提供启示。

关键词：民主观念；梁漱溟；中国文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017-0

3前言

当今世界民主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很多国家都以本国的民主化程度作为对外宣传的明信片。欧美国家自不必说，几百年的现代化发源于此，工业化、科技化、信息化、民主化领先全球。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备受瞩目，各国都在适合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探索着自己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主化，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的概念，现在正引领全球的民主化进程。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都可以看作是这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延伸。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发展一直被世界广泛关注。不管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都不可小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狂飙猛进了三十多年，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很多现实问题日益出现，中国的民主化水平常常被他国质疑，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从未停止过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打算。

西方国家总批评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口口声声说共产主义体制的中国是专制独裁国家，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有民主。实际上，中国不是没有民主，只是缺少西方国家定义的民主，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主思想，只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有出入。而且，民主本身没有价值取向，民主只是手段，民主的目的是自由和人权。民主的发展不能脱离每个国家的独特文化环境和传统。中国有民主，有的是和自己的文化传统、民众价值取向相适应的东方文化色彩的民主。西方对中国式民主认识的分歧不在于中国是否有民主，而在于中国是要发展西方式民主还是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结合广义的民主思想内涵，借助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中对中国文化中民主思想的分析，探究其对当今中国民主建设的启发。

一、广义上的民主观念探究

民主的概念源于西方，西方民主思想产生于为了保证自由和人权，主要表现为对王权的制约，后来发展为对权力之间的制衡和监督。民主要求政府能够对人民的需求作出回应。比较公认的民主观点主要是熊皮特的民主理论，熊皮特的理论中，民主被定义为通过或多或定期安排的竞选来选择政府，竞选了有两个简单标准，一是竞选必须在精英们上台下台特定的时期内举行，一是竞选的结果必须对政府的政策产生明确而有意义的影响[1]。概括而言，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回应和负责，方式主要是竞选。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是，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权力只要来自于民众，民众只有通过选票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1.民主的分类

程序民主，熊皮特和洛克认为的民主主要是竞争性选举，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制衡的手段，没有选票决定国家领导人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西方民主主要是程序民主。实质民主，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民主是政府听取人民的意见，为人民服务。换句话说，民主更接近古时候的民本思想。什么叫民主？政府想着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这就叫民主。中国的民主思想更接近于实质民主。

2.民主的原则

实际上，民主有三大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少数原则。第一，民主不可能集合每个人的意见作出决策，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和思路肯定有不同，集合在一起肯定出现矛盾和分歧，但是我们又不能因为意见不统一就不作出决策，为了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需要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我们的政策倾向，我们不能确定多数人的意见一定正确，但是可以保证多数人的意见偏离真理的可能性最小。第二，民主不是随意和任性的，民主有固定的程序和准则，民主不是简单地集合民众的意见，还有由执行的方法和措施，保证民众意见是真实而有效的表达，这说明民主有一定的程序作后盾。第三，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不能简单武断地忽视和排斥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应该在少数人的权益和自由表达的前提下，对他们的意见进行尽可能多的采纳和吸收，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2]。

3.民主的价值

民主一词源于西方古希腊城邦政治，当时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们大都主张一种小国寡民的有严格财产和身份限制的民主制度，柏拉图《理想国》主张贤能的哲学王进行统治，其实就是一种奴隶制下的君主制度。后来到了中世纪，民族国家的概念出现，为了实现意大利的民族统一，马基雅弗利主张君主专制也是适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进步的。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轮流执政人，本质上是一种民众暴政的恐怖时期，雾月革命拿破仑上台成为第一执政，并在后来加冕成为皇帝，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绝对霸主。以上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特定时期起到过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民主的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民主的曲折发展，不仅说明了民主是当今发展的趋势，同时说明了民主统治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时期、地域、和文化，民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背景、文化下，才能真正产

生和发展起来。民主只有适合了特定时期、地区、文化传统的，与各国国情中各个领域的发展相协调，才能实现民主的真正价值。

4.民主的精神

民主的精神主要在于宽容异己，包容不同观点。民主可以宽容不同意见，遇到不同意见，民主需要以面对面协商、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而不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或者互相谩骂。民主意味着宽以待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民主不仅存在于国内政治中，也应该在国际政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大力倡导民主政治。

二、梁漱溟中国文化中的民主思想及其启示

1.梁漱溟的民主思想[3]

梁漱溟《何谓民主》和《中国人究竟缺什么》两篇文章中，谈论到了民主的内涵和民主的精神。梁漱溟认为，民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常看到之一种精神。此种精神，从一根本点发展，分析之，共可得五点：1）我承认我同是亦承认旁人。2）从承认旁人，就有“平等”这一精神出现，承认别人与自己的不同和共存，就使人有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3）从彼此平等，就有“讲理”这一精神出现。4）从平等、讲理，就有“多数人，大过少数人”这一承认，于是产生少数服从多数人的原则和主张。5）关涉到大家的事，当然由大家商量决定；若与大家无涉之个人私事，便由个人自主，此即“尊重个人自由”是也。

2.梁漱溟所持中国文化中的民主思想

梁漱溟认为，中国不缺乏民主精神，只是中国认为的民主更强调实质民主，西方民主更重视程序民主。民主的民有民治民享中，中国仅仅缺乏民治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说中国人缺乏的只是政治民主。民主第一点，中国人向来习惯于换位思考，考虑他人的感受和态度，中国人重视人情伦理，人与人交往多以复杂的情感取向为主，可以视他人为独立的个体，承认他人和自己有同样的存在价值。民主第二点，中国人可以宽容不同意见，允许别人平等自由地和自己共同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释道一直以来和睦相处，中国没有西方历史血腥的宗教战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平等尚和精神。民主第三点，中国人善于讲理，伦理、道理等等，有理走遍天下一直是中国人标榜的价值倾向，没有道理的决策和主张肯定是中国人骨子里不被接受和认可的。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中不缺乏民主这三点，中国文化缺乏的是民主第四点和民主第五点。一方面，中国人以血缘宗族为基本单位，文化传统中的家族亲族制度向来是家长制个人决定专断占据主要地位，中国没有西方同业行会性质的集团生活，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另一方面，宗族血亲制度使得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权利和义务完全融入到家族之中，个人的自由空间受到限制，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对个人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保护。

3.当代中国民主观念的变化

梁漱溟所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民主思想，新中国发展到今天，社会进步思想革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的民主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改观。

史天健教授在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谈论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中国人的民主观念与西方所认为的民主形式并不一致，中国现在的现状不是不民主，而是大部分民众依然保持着传统民主观念，民主就是政府官员为民办事，民众更多的关心是领导干部能否给人民群众办实事，而不是在于程序上是否选举产生政府领导，或者程序上监督和制约落实到什么程度。同时，从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看，农村的民众对于选举村长的积极性并不高，由此民众对于高层官员的任命关心程度可想而知。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互联网的开放，网民的人数大大增加，很多对政治关心的人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渠道，大批网民聚拢网络，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等，网民参政热情越来越高涨。应该说，当今中国民众的民主观念，大部分中国人还保持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观念，但是也不否认，另有一部分人们对于西方式民主十分关心和向往。

梁漱溟所论述的中国人的民主思想中，前三项中国文化传统自古有之，不必多言。民主第四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已经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和推进中得到了大力加强和实施，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但是，从执行层面看，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常常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民主第五点，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和新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后，中国人对自由和独立精神已经有了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但是实际生活中，群众对领导的依赖性依然明显，官本位思想、官二代观念，人民的民主意识还有待加强。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缺乏民主第四点、第五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缺少西方同业行会的集团制度，中国人缺乏血亲之外的集团生活，因而缺乏纪律和竞争意识。

4.中国文化对当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影响

（1）中国文化的特点

梁漱溟在书中总结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人生异趣的不同，中国人从容、情感抬头、义务观念、尚让、个人人格隐没、向里用力、人生第二态度。中国文化宗教、种族、语言的大一统，中国人崇尚和平和包容，这些都是是中国文化中民主生长和发展的优良土壤。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中国文化有五大疾病，幼稚、衰老、不落实、消极、暧昧不明确。由于缺乏集团生活，中国人习惯于散漫和平，家族血亲传统使中国社会伦理本位最重视人情故交，由此法治精神欠缺。

（2）中国文化中民主内涵的优点

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是一大奇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却可以几千年保持大一统的思想和文化传统，真是人间一大奇迹。中国的大一统主要表现在种族、宗教、文字上。中国文化归结为一点就是向上之力和相与之情。中国文化以和为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的包容主要源于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国也有宗教，但是中国没有西方各种宗教流派的冲突和敌视。各种

宗教进入中国都能够和睦相处，同时承认孔子的至高无上地位，各个宗教流派也都可以和平共存，中国文化承认异己的平等和共存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文化讲究和为贵，求同存异，但是同时又可以对不同信仰、种族、语言加以包容，正是这种宽容和包容的态度，才使得中国文化称为东亚文化的统一者，保持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统一和繁荣。

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正是民主精神的升华。宽容不同意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自觉潜移默化受其影响，吸收不同观点同时保持自我本色，这是中国文化中民主因素的极大优势。

（3）中国文化中民主内涵的不足

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有五大疾病。幼稚是因为中国文化处处表现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不成熟；同时，中国文化重视伦理人与人的态度忽视人与物的研究，好像一个人心理成熟身体却正在发展的孩子，早早实现了心理早熟。中国认识理想主义者，小康生活、大同世界，官员总喜欢列出大而空洞的目标却很难真正实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人们常常表现冷漠的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想明显。人与人的关系暧昧不明朗，说话模棱两可，钩心斗角不爽快，人与人之间斗心眼的现象明显，所以知音知己为人们所珍视，因为人们常常戴面具交往生活，难辨真假。

5.梁漱溟中国民主思想对当代民主建设的启示

民主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与一定的文化和环境相适应，需要一定的民众价值取向作支撑。美国没有封建社会，从建国开始就树立了民主国家体制，强调人人生而平等，是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后自由民主的直接产物。

中国与美国不同，两千多年的中央集团制度，加上儒家等级制思想的根深蒂固，忠君爱国、家天下的思想十分明显。中国人的民主思想一直是民本思想，强调当官为民做主，民众的利益有赖于好官好领导的保障，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民众自己当家做主的观念和意识。梁漱溟先生分析这个原因时，明确提出中国缺乏民主思想主要因为缺乏集团生活，由此展开，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

一方面，中国缺乏集团生活，因而缺乏社会自治传统，所以当今中国如果要建立民主制度，应该在从上往下权力引导的同时，重视社会中集团组织的建立，培养人民群众自觉自主地改进社会管理和决策。培育民主精神的产生机制，给人们提供自治的条件和氛围，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治理本社区、本乡村的建设和管理。可以采取奖励措施，积极鼓励人们参政议政，培养人们主人翁的精神和意识。同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应该大力发扬民主文化中的优势，继续发扬尚和包容的传统，克服文化中的民主劣势。将集团生活和伦理思想相结合，一来保证秩序，一来发扬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民主就是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化解矛盾。中国自古重视实质民主，程序民主近来才慢慢起步和发展，应该将二者相结合，才能实现真正而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两者不可偏废。

另一方面，中国民主思想还缺少科学技术，中国还需要在引进团体生活的同时引进科学技术。集团生活是组织生活，生活的内容应该以科学技术等共同专业和内容为纽带，以集团组织为单位建立引入先进科学技术，一来可以促进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二来培养人们自己管理社会组织的能力。凡事不能一步登天，要慢慢积累经验，社会自治的组织生活需要一点点发展壮大。

只有将中国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集团生活、科学技术三者相结合，结合中国文化实际、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发挥中国特色，才能培养中国公民的民主文化，培养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从而培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发展模式，发挥民主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劳伦斯迈耶约翰博内特，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李舒望.民主政治的三大原则[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3]梁漱溟.中国文化之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篇2：法的概念：规则及其意义-梁漱溟法律思想研究

中公事业单位为大家带来事业单位法律知识《法理学--法的概念》，希望可以帮助各位考生顺利备考事业单位考试。

曾经和很多学员交流过，在大家的印象里，法理学一直是比较枯燥难懂的学科。很多同学抓不住知识点，如法的概念这个知识点，大多数同学将概念读过甚至背过后，并不能真正理解概念中所包含的知识点，也就导致学习效率比较低。其实对于法理学的学习，过程虽然会比较枯燥，但掌握知识点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如对于法的概念这一知识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学习。

从概念上说法是由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而这一概念可以拆分出一下五个知识点。

第一：法由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马克思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是上层建筑，所以由经济基础决定，具有物质制约性。从生活实例来说中国古代有一种刑罚叫做流放，罪犯一般会被流放到云南、贵州、新疆等偏远山区，由于古代这些偏远地区没有得到开发，所以一旦被流放就是有去无回，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刑罚。但是在现代，由于经济条件的发展，流放这种刑罚在现代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可以看出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法。

第二：法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例如商纣王的炮烙刑罚，是商纣王为了镇压反对者制定的一种刑罚，体现了纣王的意志。现在我国的法体现了人民的意志，都比较民主。所以不管是在古代、现代、国内、国外，法都会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只要社会上存在阶级，那么法就会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这是不会变的道理，说明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法的本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人民，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法体现的是人民整体的意志，这里强调的是整体意志，而不是个人意志。

第三：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国家创制法的两种形式是制定或认可，制定是从无到有的创制。认可是将习惯认可为法律。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表明法体现国家的意志。

第四：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如当有人违法时，由军队、警察、监狱、法院等暴力机关对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惩罚和制裁，体现了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但国家强制力是最后的保证力量，而不是唯一力量，如生活当中我们遵守法律，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良知在告诉我们应该守法，如我们不会去故意伤害别人，是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是好的，所以道德、习惯等也会保证法的实施。

例题：下列有关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表述，不正确的是()A、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产物 B、二者都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C、二者都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 D、二者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答案：B 例题：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是由()决定的 A、社会生产力水平B、社会经济水平C、党的政策

篇3：法的概念：规则及其意义-梁漱溟法律思想研究

关键词：剖宫产瘢痕妊娠,发病机制,诊断,治疗

剖宫产瘢痕妊娠(caesarean scar pregnancy,CSP)是指孕卵着床于前次剖宫产瘢痕处,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特殊类型的异位妊娠,是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之一。最早关于CSP的报道来自于1978年英国医学文摘,Larsen和Solomon首次报道了1例CSP,并提出了剖宫产瘢痕妊娠的概念,近10年来,由于剖宫产率的不断升高,CSP的发生率也随之升高,关于此病发生率的报道也逐渐增多。2003年Jurkovic[1]指出CSP在所有早孕妇女中的发病率约为5.6/10 000,2004年中国台湾Seow[2]报告在所有妊娠中CSP的发生率为4.5/10 000,在有剖宫产史的妇女中发病率为0.15%。北京协和医院最新报道CSP的发生率为1/1 368次正常妊娠,在同期异位妊娠中发生率为1.1%[3]。一旦CSP漏诊、误诊或处理不当,会发生难以控制的大出血甚至切除子宫、危及生命等非常严重的后果,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CSP的发病机制、诊断、治疗研究较多,本文对CSP的诊治进展综述如下:

1 发病机制

CSP的发病机制目前不完全清楚,Einenkel等[4,5]在切除的子宫标本中发现,剖宫产瘢痕处纤维肌组织间可见CSP的滋养层细胞,也有学者发现剖宫产瘢痕处的胎盘组织周围仅存在结缔组织而未发现子宫肌层组织及底蜕膜[7]。因而大多数学者认为CSP发生的最可能机制是剖宫产术后瘢痕部位愈合不良,在剖宫产瘢痕及子宫内膜间存在微管通道或者称为裂隙[6],孕卵在此裂隙或其附近位置着床,胚胎在发育过程中滋养细胞逐渐侵入甚至穿透子宫肌层。Vial等[7]认为CSP的发生有两种机制:(1)孕囊种植于剖宫产瘢痕处,向宫腔内及宫颈峡部生长,妊娠囊可逐渐长大甚至生长至活产,但孕晚期可能发生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2)绒毛种植于瘢痕部位的薄弱部,向腹腔内生长,在早孕期间即可发生子宫破裂。剖宫产率的增加并不是CSP发生率增加的全部原因,剖宫产手术的方式例如单层缝合及手术缝线的改变对切口的愈合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宫腔内其他手术如子宫肌瘤切剔除术、宫腔镜手术、人工流产术等都会对内膜造成一定的损伤。

2 诊断

CSP的临床表现无明显特异性,Rotas等[8]研究统计显示38.6%的CSP患者表现为停经后无痛性阴道流血,15.8%的患者同时出现腹痛及阴道流血,8.8%的患者无阴道流血而仅出现下腹痛,剩余36.8%的患者无任何症状[8],CSP易与宫颈妊娠及流产相混淆,充分了解病史对于鉴别CSP与其他类型的流产有重要作用。

在辅助检查中,阴道超声(transvaginal ultrasound,TVS)的应用使越来越多的CSP得到早期诊断,有报道TVS诊断CSP的准确率达到86.4%,Fyhtra[9]总结出剖宫产瘢痕妊娠的超声图像表现如下:(1)宫腔及宫颈管内均无孕囊,空虚。(2)子宫峡部前壁可见胎囊影像。(3)胎囊与膀胱之间缺乏肌肉组织。(4)超声影像中未见附件包块及子宫直肠陷凹积液表现,除外子宫破裂。

三维多普勒超声可提高CSP诊断的准确性,Jurkovic等[1]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如下诊断标准,在与宫颈妊娠及流产的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意义:(1)三维多普勒超声中,CSP的孕囊血流灌注很好,而在流产中妊娠囊血流灌注呈缺失表现。(2)阴道探头轻轻加压时,孕囊在子宫内口水平位置无相应移动,称为“滑动器官征”阴性。

大多数学者不主张将MRI作为CSP的常规辅助检查方法,对于超声检查不能确诊的病例,可以使用MRI进一步检查,MRI多平面成像、分辨率高,可以明确显示妊娠囊于子宫前壁着床的位置从而确定诊断[10]。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e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HCG)在CSP的诊断中无特异性表现,其数值与相应孕周基本相符,但可作为评价治疗效果的有效工具。

目前越来越多的内镜检查用于CSP的诊断,宫腔镜检查时可见宫腔内空虚无孕囊,子宫内口正常形态缺失,腹腔镜探查中可见子宫下段突出红色肉样物,从原剖宫产瘢痕处向外生长。

3 治疗

CSP随着孕龄的增加,发生子宫破裂、前置胎盘、胎盘植入的风险逐渐增加,很少有妊娠至足月的报道,因此,CSP一旦确诊应立即终止妊娠。由于发病率低,关于CSP的报道均为小样本,目前对CSP的缺乏统一的治疗标准,根据患者病情选择合适的具体治疗方法,治疗的目标为排除妊娠物,保留患者生育功能。

3.1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适用于孕周小于8周,B超提示妊娠囊与膀胱壁间的肌层厚度小于2 mm,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无下腹痛及阴道大量流血及腹腔内出血表现者。药物治疗可选择全身用药及局部用药。目前公认的全身用药为甲氨蝶呤,甲氨蝶呤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剂量及给药方式。可选择甲氨蝶呤20 mg,肌内注射,1次/d,2~5 d,同时可加用米非司酮25 mg,1次/12 h,共2~5 d,或甲氨蝶呤100 mg单次静脉注射,用药期间严密监测阴道流血情况,每周监测HCG及B超,直至HCG降至正常,HCG监测是治疗成功与否的重要预测指标,但CSP的治疗不同于一般的异位妊娠,妊娠囊可发展的空间很大,妊娠甚至持续到足月才发生子宫破裂等并发症,因此,如何根据HCG的不同数值采用不同的药物治疗方法还有待于大样本研究[11]。甲氨蝶呤治疗后是否辅助刮宫治疗还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只要患者无明显阴道流血表现,可以不刮宫,等待妊娠物自行排出,定期随访B超直至瘢痕部位异常回声完全消失。Wang等[12]在71例CSP患者中比较甲氨蝶呤治疗后刮宫与不刮宫的治疗效果,认为甲氨蝶呤治疗后辅助刮宫治疗效果更好,但有4例在刮宫治疗后出现大出血最后行子宫切除。由于CSP的妊娠囊周围有纤维组织包裹,血运较差,全身用药时药物不容易通过,用药时间较长,妊娠囊内局部注射药物能有效杀死胚胎,减少用药时间及全身用药导致的副反应,用药方法包括妊娠囊内注射、宫颈局部注射。甲氨蝶呤、高渗葡萄糖、氯化钾、天花粉晶体局部注射成功治疗CSP均有报道。也有学者使用联合用药,如氯化钾(8 mmol/L)联合甲氨蝶呤(60 mg)妊娠囊内局部注射;宫颈注射天花粉晶体(1.2 mg),同时口服米非司酮(50 mg,2次/d,共3 d)或肌注甲氨蝶呤[13]。

3.2 子宫动脉栓塞(UAE)

随着介入治疗的发展,子宫动脉栓塞在CSP的治疗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UAE是经股动脉插管向子宫动脉内注射栓塞剂,可有效而且快速地止血,保留子宫、保留患者生育功能。UAE在CSP发生大出血时可以起到紧急治疗止血的作用,对于血HCG水平较高,绒毛活性强的病例,及早进行UAE可以迅速阻断血流,促使滋养细胞丧失活性,避免大出血及子宫切除的发生。其所采用的明胶海绵颗粒在术后7~21 d可被吸收,血管再通,可避免对正常盆腔器官的血供造成影响。在国内,1994年北京协和医院行第1例UAE保守治疗取得成功,近年来许多报道证实UAE治疗CSP具有确切疗效[14]。

动脉栓塞后及早进行刮宫术有利于缩短病程并防止术后出血。我院2010年5~8月收治的10例CSP患者在UAE术后3 d内于腹腔镜监测下行刮宫术,无一例出现大出血,术后复查血HCG,25~30 d恢复正常[15]。

3.3 刮宫术

CSP是刮宫的禁忌证,即使血HCG值很低、孕囊较小、绒毛种植较浅,直接行刮宫术也会导致严重子宫出血。因此,刮宫术只能在UAE或药物治疗后进行,而且,要求阴道出血少,血HCG值<100 IU/L,妊娠囊直径≤3 cm,距浆膜≥2 mm、彩超提示血流不丰富者,在B超或腹腔镜监测下进行。Arslan等在回顾性分析中发现,9例患者直接行刮宫术治疗CSP,有8例患者治疗失败且出现多种并发症。

3.4 宫腔镜手术

近几年宫腔镜下电切术治疗CSP逐渐发展,2005年,Wang等[16]首次报道6例患者行宫腔镜下电切妊娠囊治疗CSP,均获得成功,平均住院天数为1~2 d,平均手术时间为36 min,血HCG水平恢复快,平均出血量仅50 ml,Deans等[17]对比CSP治疗中行甲氨喋呤全身用药、甲氨喋呤妊娠囊内注射、宫腔镜下清除妊娠囊的治疗效果,证明宫腔镜手术安全,操作时间短,出血少,术后血HCG水平下降快,不影响下次妊娠。宫腔镜治疗CSP的成功率很高,但目前报道的病例较少,还不能肯定是否会发生严重并发症,如宫腔镜治疗失败患者发生大出血,随时准备开腹手术治疗。

3.5 子宫瘢痕切除修补术

1978年,Larsen等首次采用开腹行子宫瘢痕切除修补术,术中将CSP组织切除,局部组织行缝合术,术后患者血HCG水平迅速下降,术中彻底清除绒毛组织的同时也使原有的微管道消失,大大降低了术后复发的概率。有学者认为切开子宫取出妊娠组织后重新修补子宫瘢痕是预防CSP再次发生的最好办法。近年来,随着腔镜技术的发展,开腹手术逐渐被腹腔镜手术所替代。2009年,Lee等[18]报道7例腹腔镜手术成功治疗CSP患者,证实腹腔镜手术操作时间短,出血少,血HCG下降快,住院时间短,患者成功保留了生育功能。

3.6 期待治疗

CSP确诊后应及时终止妊娠。Herman报道有1例CSP患者在严密监测下妊娠至35周,但因严重腹痛紧急行剖宫产术,术中产妇出现大出血切除子宫。Smith等[19]报道1例在16周时诊断CSP行期待治疗,患者20周时发生子宫破裂,急诊行剖宫产术及子宫切除术。

4 结论

篇4：法的概念：规则及其意义-梁漱溟法律思想研究

摘要：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利用Kalman滤波法估测我国的自然利率，对我国自然利率与产出缺口、未来通货膨胀率以及货币政策宽松度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产出缺口是自然利率变动的Granger原因，与其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与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也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对自然利率的估测能够有效地反应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势情况和货币政策的相对松紧程度，对政策当局的货币政策制定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自然利率；状态空间模型；Kalman滤波法；货币政策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民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政策工具的调控作用。如何根据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有效地确定利率水平，以实现价格水平的稳定和经济产出的增长是一项重要工作。自然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其与产出增长、通货膨胀等变量之间的密切联系，对货币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估测和我国的自然利率，运用实证方法分析其走势规律，检验其货币政策价值，为货币政策当局提供一个参考依据和效果评价指标，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文献综述

自然利率由瑞典经济学家克尼特·魏克赛尔最早提出的，他将其定义为：在不使用货币，一切借贷活动仅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的虚拟经济体中，贷款中有某种利率，它对商品价格的关系是中立的[1]。中央银行如果能够准确地估测自然利率水平，就可以通过调整实际货币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进行间接调控了。

对自然利率估测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多，所运用的估测方法也各有不同。本文仅对基于状态空间模型估测自然利率的方法进行综述。状态空间模型是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将一些复杂的问题以相对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被广泛地运用于经济中不可观测变量的测度上，自然利率作为一个不可观测变量，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可以较好地对其进行估测。Basdevant（2004）较早开始使用状态空间模型对自然利率进行估测，以金融资产收益率曲线为切入点，构造自然利率的状态空间模型，利用Kalman滤波法对新西兰的自然利率进行了估算，其实证结果显示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可以对未来通货膨胀趋势进行预测[2]。石柱鲜、邓创对自然利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利用利率期限结构的数据，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对我国的自然利率进行定量估计，结果显示自然利率与利率缺口是预测我国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的重要指标，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要以这两个变量为“基准”[3-5]。徐小华（2007）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利用Kalman滤波法对我国近十年的自然利率进行估算，结果发现自然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呈负相关关系，对未来两个季度的通货膨胀走向具有一定的指向作用[6]。

虽然这些学者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来对自然利率进行估测，但并没有进一步利用实证方法对自然利率的货币政策价值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先通过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利用Kalman滤波法对我国自然利率的走势进行估测，在此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和VAR模型等实证方法对自然利率的货币政策价值进行检验，以得出相关结论。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取及实证结果

（一）状态空间模型

（二）数据指标选择与处理

1.数据指标的选择

考虑到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季度数据对我国的自然利率进行估测，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8年1季度—2012年1季度。

2.数据指标的处理

（1）长、短期名义利率：实证研究采用的是季度数据，本文选取3月期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来表示短期名义利率，1998年1季度到2006年3季度的3月期同业拆借利率数据取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而2006年3季度以后的同业拆借利率则来源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站。由于我国早期的同业拆放市场较为混乱，无法保证数据的质量，故本文同业拆借利率分为两个时段来源不同，但是这些数据在利差变动和衔接方面差异不大，对实证检验影响较小[9-10]；长期名义利率则用10年期的债券市场利率来表示，数据来自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站。

（2）通货膨胀率：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指标，将基期CPI设为100，则可以得到实际通货膨胀率=CPIt-100，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实际，将我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假定为3%，预期通货膨胀率则根据目标通货膨胀率和我国未来四个季度通货膨胀率的均值来确定。

（3）产出缺口：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来表示我国的名义产出，先经过价格调整，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再经过季节调整得到实际产出的季度序列；在此基础上参照国内学者的研究采用H-P滤波法求得潜在GDP的值，则产出缺口？驻y为（实际GDP-潜在GDP）/潜在GDP*100[11-12]。

（四）结果分析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所估计的自然利率在样本区间1998年1季度至2012年1季度内大致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变动，且波动的幅度较大。从1998年第1季度至1999年第2季度，我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政府出台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居民的储蓄行为，政府、企业的投资决策均发生变化，从而引起自然利率的下降变动①[13]。从1999年下半年到2001年上半年，由于我国经济由紧缩向过热转化的苗头逐步显现，货币政策开始收紧，但是鉴于“保八”经济增长目标，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发生改变，自然利率也未出现大幅度变动，十六大以后，新一届政府逐步收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从2003年3季度人民银行开始加息周期，同时采取清理固定资产投资、提高项目建设准入等调控措施，使投资过热势头有所遏止，这一时期的自然利率在上升中趋于缓和。到了2005年，市场投资压力逐步反弹，经济过热苗头又一次出现，价格上涨压力也不断加剧，人民银行分别于2006年4月和8月两次提高名义利率，2007年连续6次调高名义利率，从而促使我国自然利率呈现上升走势，并于2008年中期达到极大值。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经济也开始出现持续快速下滑，平均资本回报率也出现大幅下滑，政府出台经济刺激计划，我国自然利率也随之达到低点；但是随着信贷快速增长，通货膨胀预期的日益加重，人民银行从2010年开始将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稳健，加大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回收力度[14]，我国的自然利率在这一时期开始回涨，。

四、自然利率的货币政策信息含量研究

（一）自然利率与通货膨胀

（二）自然利率与产出变动

1．自然利率与产出缺口

自然利率作为反映市场平均资本回报率的重要指标，对社会产出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Kalman滤波所估测的结果（表1中系数C5）：自然利率与产出缺口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00111），即当自然利率减小（增大），实际利率高（低）于自然利率时，会引起实际产出高（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产出缺口增大（减小），当自然利率与实际名义利率趋于一致时（利率缺口趋于零值），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也趋于一致。

2．实证分析

（三）自然利率与货币政策

1．自然利率与货币政策

由于自然利率代表的是实际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利率水平，利率缺口则表示的是实际利率偏离均衡水平的差值。因此，基于状态空间模型测度出的我国的自然利率水平和利率缺口可以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评述，即自然利率和利率缺口蕴含着重要的货币政策价值，是货币政策的有效的指示器，将自然利率和利率缺口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基准”，通过测度自然利率与利率缺口可以较为合理地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相对松紧程度进行度量，即自然利率上升（下跌）时，对应的货币政策描述为紧缩性（扩张性）的。

2．实证检验

五、相关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利用Kalman滤波法，对我国1998年1季度以来的自然利率进行了估算，整个样本区间内，我国的自然利率大致呈现下降、上升的趋势变动，且波动幅度都较大。通过回归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和VAR模型对我国自然利率与产出缺口、未来通货膨胀率以及货币政策宽松度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的自然利率与产出缺口、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松紧程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产出缺口是自然利率和利率缺口的Granger原因，并与自然利率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自然利率与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也呈负相关关系，当期通货膨胀的变动与前一期的自然利率变动关系密切，通过对自然利率的估测能够有效地估测和反映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势变化情况。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自然利率的测度能够有效地研究和判断宏观金融的走势、合理的分析和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为未来的货币政策制定、实施提供一个稳定预期的变量来促进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特约编辑：罗洋）

参考文献：

[1]魏克塞尔著，蔡受百译.利息与价格[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83.

[2]BasdevantOlivier，NilsBj·rkstenandOzerKarafgedikli.EstimatingaTimeVaryingNeutralRealInterestRateforNewZealand[A].ReserveBankofNewZealandDiscussionPaperSeries，DP，2004，2（01）：1-29.

[3]邓创，石柱鲜，于杰.自然利率研究的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5，（1）：68-72.

[4]邓创，李玉梅，孙皓.基于自然利率对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J].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52-158.

[5]邓创，吴泰岳，石柱鲜.我国潜在产出、自然利率与均衡汇率的联合估计及其应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2，（3）：398-408.

[6]徐小华.中国国债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7.

[7]石柱鲜，邓创，刘俊生，石庆华.中国的自然利率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关系[J].世界经济，2006，（4）：12-21.

[8]邓创，石柱鲜.泰勒规则与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基于潜在产出、自然利率与均衡汇率的研究[J].当代财经，2011，（1）：64-73.

[9]谢平，罗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J].经济研究，2002，（3）：3-12.

[10]赵进文，高辉.资产价格波动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基于1994—2006年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2）：98-114.

[11]郭庆旺，贾俊雪.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4，（5）：31-39.

[12]郑挺国，王霞.中国产出缺口的实时估计及其可靠性研究[J].经济研究，2010，（10）：129-142.

[13]Archibald，J.，Hunter，L.WhatistheNeutralRealInterRateandHowCanweUseit？[R].ReserveBankofNew

ZealandBulletin，2001.

篇5：法的概念：规则及其意义-梁漱溟法律思想研究

1.关于图书馆法的价值

价值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从哲学意义上说，价值是一定客体的存在、发展、变化等对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目的和愿望的满足、实现和接近。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具有双重性：首先，它是反映人与外界物的关系，具有关系的性质;其次，它是表示事物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具有功能的性质。图书馆法的价值也是如此。

1.1 图书馆法的价值

体现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图书馆法的价值主体是人。“人作为价值主体是很主动、很自觉的，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及需要是否获得满足，并可作出明确的价值评价。”

图书馆法是在作为主体的人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为人们在满足自身的需要、目的、想象、信仰、好恶、情感以及调整以利益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对图书馆法寄托着一定的价值期盼，希望通过制定图书馆法来以合理的方式、合理的规则、合理的标准调整自己与图书馆、与图书馆主管部门、与政府等有关的知识，信息，教育，学习，平等等权利或权益。从法理学角度的图书馆立法史分析，不同的社会，图书馆法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且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图书馆法所追求的价值可能不尽相同。在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尽管尚未有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但以四大藏书体系(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为基础的对各类文献的系统调控，用来满足统治者的文化特权的制度保障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文化权利和文献支配权的调控上。近代时期的图书馆立法，尤其是19 世纪中期英美公共图书馆立法，完成了图书馆的所有权变革，促进了图书馆的大众化和公共财政对图书馆事业的支持，它们的价值在于从法制上肯定了公民的文化权利，彰显了公益、共享、开放、免费、平等等图书馆核心价值。

现当代时期，从194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公共图书馆宣言》后，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法的立法和修订一直没有中断过，社会进步反映在图书馆法的演进中，但总的来看，此时的图书馆法未能完全适应日趋完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其价值和定位有些模糊。不过无论何时、无论图书馆法的形式如何、也无论图书馆法的价值主体是统治者还是广大民众，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图书馆法的价值主体是人，没有主体就无所谓图书馆法的价值。因此在图书馆法立法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有一个主体意识，即所立的图书馆法到底对谁具有价值。图书馆法的价值客体是图书馆法。广义的图书馆法既包括现实的与图书馆相关的法律体系，即作为制度的图书馆法及其规范，还包括观念形态存在的图书馆法和社会状态存在的图书馆法，因此图书馆法的价值存在形态也有三种，分别是观念形式的图书馆法的价值、理论形式的图书馆法的价值和制度形式的图书馆法的价值。首先，图书馆法的价值可能是以观念形式存在的，存在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观念中。人们需要图书馆法或不需要图书馆法，认为图书馆法好或者坏，都与人们对其认识的程度密切相关;而人们对图书馆法的认识程度又与主体的地区性、民族性、国别性、时代性，与主体所具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生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所接触的社会习俗和道德宗教等有密切联系。

观念形式存在的图书馆法的价值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具有长期性特点;它又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呈现出认识的稳固性。其次，图书馆法的价值可以是以理论的形式存在的，由法学家或者与图书馆法相关的理论家所创设，以理论的形式记载下来，并在理论著作或传承过程中得以强化。理论形式存在的图书馆法的价值是观念形式存在的图书馆法的价值的升华，同时也是制度形式存在的图书馆法的价值的基础，对一个时代、一定地域的观念形式的图书馆法的价值和制度形式的图书馆法的价值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图书馆法的价值中最能代表时代理性和社会良知。再次，图书馆法的价值更是可以以制度的形式存在，无论它是以明示的方式还是暗含的`方式，也无论它是以原则的形式还是以规范的形式存在。由此我们认为，制定的图书馆法首先是要立足现实，反映客观社会，反映主体的社会实践，这样才能得到公众认可;其次是要具有合理性，条款清晰具体，操作性强，能真正保障公众自由、平等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图书馆法的价值总是体现着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图书馆法之间的需求和满足关系。首先，当我们说图书馆法对主体具有正价值，肯定意指图书馆法满足了主体的需要，达到了主体的目的;当我们说图书馆法对主体没有价值或具有零价值，就是说图书馆法不能满足主体需要和达到主体目的;当我们说图书馆法对主体具有负价值，则是指图书馆法妨碍了该主体实现其需要和目的。

一部制定完备的图书馆法，充分保障了公民的文化权利，对广大民众来说该法就具有正价值，但对于知识产权拥有者来说，图书馆法为了满足公民需要和目的而制定的知识产权限制条款和合理使用条款，却可能是零价值或负价值。其次，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需要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因此人的需要是多元的和发展变化的。为适应不断增加的新需要，图书馆法也不断发展变化，因应社会需求，产生出一个又一个新的价值内容。总的来说，我们谈论图书馆法的价值体现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必须立足于主客体自身及其发展变化，不能不分主体地笼统谈论法的价值，要着眼于现实的、具体的同时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图书馆法。

2.图书馆法的价值的意义

“法的价值问题直接影响到法的理论建设及立法、执法、守法等具体操作环节，影响到法的意义、功能、作用的发挥。”在我国全国性的图书馆法尚未出台、地方性图书馆法规价值不彰的情况下，探讨图书馆法的价值问题有利于图书馆法在立法上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利于图书馆法在执法和守法过程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有利于图书馆法对一定社会关系、社会财富、社会行为的调整和分配，有利于满足主体的需要和目的。

2.1 图书馆法的价值是图书馆法立法的前提

我国全国性的图书馆法为什么几经反复，难以出台?除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以及行业自身发展状况外，立法目的的困惑、此法与彼法难以协调也是图书馆法“难产”的重要原因，所以就像开篇所言“法的价值是立法的思想指导。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活动都是在一定意义上的法的价值观指导之下的国家行为。”图书馆法作为社会法领域中的一种法律制度，其作用已经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列入“十二五”立法规划。图书馆法如何立法、立什么样的法、如何正确评价图书馆立法的目的、如何正确处置此法与彼法的协调，都涉及到了图书馆立法中的价值认识、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问题。图书馆法的价值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法治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法治指向公共或普遍利益，法治意味着守法的统治，法治的落实在于被落实者对于法律的基本信念。“法治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法可依、依法而治，而在于其所倡扬的法的价值指向是否在于为人权、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提供基本保障。” 并非制定出完备的图书馆法律体系就万事大吉，图书馆法的价值追求是什么，是否合理并基于社会现实，是否指向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遵守更为重要。制定出来的图书馆法，其价值体现在满足主客体需要的过程中，是正价值、零价值或负价值的问题比是否制定图书馆法更为重要。科学合理的图书馆法的价值追求，是人们所期盼和追求的，满足与适应了作为客体的图书馆法对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目的和能力，对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和作用。零价值的图书馆立法是毫无意义的徒劳，制定出来的法也会束之高阁，如科特威尔所言，“以其独有的渠道流入法学院的图书馆、法学家或行政官员的书斋”、“在法律汇编、法律百科全书，以及律师协会的最新资料或刊物中反映出来。”

在立法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这种零价值的图书馆立法应极力避免。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恶法亦法”，但如果制定出来的图书馆法在实践中表现出负价值，立法有害无益，那就还不如没有法。图书馆法的价值的协调性。图书馆法的属性决定了图书馆法的条款惩戒性少，协调性多。图书馆法的价值的协调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此法与彼法的协调。在立法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此法的价值取向与彼法的价值取向相异或相悖。如图书馆法与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法规等之间的矛盾;前者保护平等、自由，而后者却设置特权，妨碍平等和自由;更为严重的是，在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冲突和博弈中，图书馆法已经被挤压到了边缘化的境地，处境尴尬。稍加比较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对法的价值追求的相离，是法的价值冲突在法的制定中的体现。对此，图书馆法何以取舍，或以何协调，是图书馆界、法律界以及相关利益方都应该关注的问题，必须着眼于解决保护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利益和公众自由获取知识信息之间的矛盾，立法失衡才有可能避免。

二是图书馆法自身的协调。图书馆法的价值追求要立足社会现实，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需求，制定出来的图书馆法才能反映主体的需要和利益，获得人们的认同与遵守，同时也能促进图书馆法的价值的实现。图书馆法的价值追求应具有一贯性，不能自我否定，即法的基本原则不能与具体规定的价值取向不一致，导致法在制定之时就注定实现不了应有的价值;具体规定不能与彼具体规定的价值取向前后冲突，导致一法内部的自我否定。

3.结语

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推动了图书馆法的形成：一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二是人们对图书馆法的价值期盼。前者决定了图书馆法的价值的实然性，表现在图书馆法的价值转化为客观现实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客观现实的客观性。后者决定了图书馆法的价值的应然性。梁治平认为，“历史上法的概念大多出自‘应然’之域……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图书馆法的价值的应然性使得图书馆法的价值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目标、引导、评价的意义，是人关于图书馆法的价值目标和价值理想。

篇6：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最见成效，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国民政府当局和学术界均到邹平考察取经。其成功的核心是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可操作的路子，还有就是梁漱溟等人的专注精神。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核心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并具有当代借鉴意义。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从文化思想史来看，它继承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的济世观。围绕这一点，形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核心内容。另外，梁漱溟还就如何贯彻其指导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路子，从而使其思想落到实处。而且，在进行这场实验的过程中，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吃苦致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背景：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多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漱溟在1931年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这些思想理论化，并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

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关注，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梁漱溟说：“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指导思想：“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什么叫“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按照梁漱溟的解释，就是把散漫、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这就叫“团体组织”。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因此当时成立的主要是有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合作社。在邹平，梁漱溟等还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理念，以体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利用合作形式来增加生产——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以克服过去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有了合作社，就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减少了受损失的可能，因此很受群众的欢迎。

为了支持发展生产合作社，邹平县还特别设立金融流通处，兼县金库。只要愿意，农民都可以到那里去存款。同时规定，借款必须是集体，也就是只有加入合作社，并以合作社的名义才能借。为了保证资金的不流失，一般不借给个人。贷款合作的前提，是以资助集体引进和使用新式科学技术发展生产，这就使资金流向了扩大生产领域。

为了区别于传统的乡镇行政组织，梁漱溟主张以乡为单位，成立董事会，由全乡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出任学长，内设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村学组织与乡学差不多。乡学村学中的成员，涵括全乡全村。通过这种民间自发组织，体现伦理主义，在“这个团体里面的组织构造，是采取个人尊重团体、团体尊重个人、少数人尊重多数人、多数人尊重少数人”，其要点“就是尊重对方，仿佛没有自己”。以此培养大家的团体意识和集体精神。

体现形式：乡学、村学

在梁漱溟的主张影响下，邹平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机关教育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集中力量将实验计划推行于社会。梁漱溟将邹平县传统的7个行政区取消，按地理、习俗等，将全县划分为14个乡，乡以下为自然村庄。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而变为乡学村学，并不是不要自治组织，而是要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

梁漱溟说：“此刻的中国，天然的要着重民众教育，或说社会教育。此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即乡村建设。中国的民众多在乡村，故民众教育即乡村社会教育。中国是乡村社会，故乡村教育即乡村社会教育，此种教育是很活的，很实际的教育，此教育即乡村建设”。结果是，行政改革中实际贯穿了其乡村建设思想。

为了改进民风民俗，提倡新道德，在梁漱溟的提倡下，邹平农村还成立了“乡村改进会”和“忠义社”等群众性的道德组织，清除那些在个别村或乡还颇为盛行的“落后而有害的习俗”，如缠足、抽鸦片、吵架斗殴等。有些村庄的协会还把道德劝诫编成歌谣。这些对移风易俗很有意义。

制度建设：重订乡约礼俗

乡村建设的目的是塑造新农民。如何塑造，梁漱溟主张从文化上下工夫。即建设新文化，不过，这个新文化是要从中国的旧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推行新的法制礼俗，代替旧式混乱秩序。梁漱溟尤其强调，发挥传统伦理精神培养农民的作用，借鉴西方现代化国家丹麦的农民合作运动的经验，并“采用中国古人的所谓乡约做法”。中国古代的乡约起源很早，但正式见诸于文字并流传于今的是宋代的“吕氏乡约”,要点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梁漱溟很看重乡约的积极性作用，他说：“乡约这个东西，它充满了中国人精神——人心向上之意。”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是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做到连锁密切融合无间的地步。此外还应加上，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彼此互相尊重，互有义务。他还认为，乡村组织必须是教学组织，提倡农民“求进步”、“向上学好”。乡学是“政教合一”的机构。“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把人生向上这件事情亦由团体来帮助，使人的生命往更智慧更道德更善良里去。换言之，把帮助人生向上的事情亦由最高有力的团体来作，这就叫作政教合一。”

梁漱溟强调的乡约是不依赖政治力量，以礼俗代替法律，依赖广大农民群众，依赖广大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或新的文化运动，以便敦促农村中的大多数人自觉地养成“新政治习惯”，“让多数人从被动地位转到主动地位，从散漫消极变为积极团结。”也就是说，很重视民众的自醒自觉。表现对底层民众人格的尊重。这一点与一般士大夫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得到底层民众参与支持的重要原因。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乡约在注意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这与西方的政党竞争选举、三权对立等是截然不同的。

梁漱溟认为，西方社会政教分离，社会秩序建立在武力之上，人们各自为谋，自求生计，失业、安全等社会问题突出。就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分离，没有做到“三者合一而不相离的”，“理性代替武力”，“教育居于最高地位”。梁漱溟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社会生活经济化和教化，弱化社会生活的强制性，从而实现社会和谐。“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其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其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