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法治的现代化税

2024-05-02

论税收法治的现代化税（精选6篇）

篇1：论税收法治的现代化税

论税收法治的构成要件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它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由两种价值相合而成的完整价值系统。首先，“依法治国”是其工具价值，而“法治国家”则是更高层次上的目标价值。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税收法治的手段和过程，而税收法治是前者的目的和状态，也即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然而要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状态，需要我们认真分析探讨税收法治的构成要件，进而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要素入手，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应当说，税收法治化作为依法治税的终极目标和理想状态，是由多方因素构成的。综合考虑，笔者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要素，现就各要素的具体内容分别进行阐析。

一、税收法治的认知要素

税收法治认知是指主体对与税收法律及其相关事物进行的能动的反映过程，即主体对税法的认识、观念、思想、情感和评价等，主要包括税法意识、税法观念、税法信仰等。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税法认知要素是实现税收法治的思想基础。

（一）税法意识之提高。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税法意识作为法律意识之一种，在税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而对暗含于税法的公平价值理念认识宣传不够，导致纳税人对国家税收职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原始阶段，即保证国家取得财政收入。在这种主流思想的指引下，纳税人认为纳税是被强加的义务，而非孟德斯鸠所言：“因为国民相信税赋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 纳税人由此产生相当的抵触心理，无法形成正确的税法意识，并由此导致偷漏税行为大量存在。税收最初的职能在于其财政职能，以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运用,使税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纳税人依法缴税，形成国家财政收入，政府要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直接或间接改善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正所谓“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确保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税收并不是“无偿”的。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宣扬税法的公平价值理念，培育“税收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能的需要”的现代税法意识，这是税收工作实现法治化的基础性工作。

（二）税法观念之调整。长久以来，我们总结各类问题产生原因时往往强调：“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税法观念不强”。这种思想片面认为，只存在纳税人的税法观念需要增强的问题，而税务机关的税法观念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这种思想导致管理上的片面性，过多强调对纳税人的治理，而轻视税务部门本身执法观念的改善和执法权力的约束。这种自我优越感极强的税法观念是税收法治化进程中最大的隐忧。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权力高于法律的观念牢固的占据着部分税务工作人员的心理观念，上级领导的指示或某项权宜性的政策往往是其作出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这种“法外行政”的执法观念与现代税法观念格格不入，并产生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直接损害国家税法的尊严，使纳税人对税法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已成为税收法治化最大的思想障碍。正因为如此，“依法治税，重在治权，重在治内”开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税务部门的重视。

财政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 „„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我们认为，从主体角度观察，现代的税法观念可以分为纳税人的税法观念和征税机关的税法观念。在税收法治化进程中，需要强化的不仅仅是纳税人遵从税法的税法观念，还应当包括征税机关严格依法行政的税法观念，二者缺一不可。

（三）税法信仰的普遍确立。法律必须被信仰。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深刻地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最真实的生命就在于它被人们所信仰。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和依归感”，对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的认同是法律信仰的核心内容。在国外，“只有税收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税谚经常被提起，它深刻表达了公民对税法深深的信仰与崇拜。只有当中国社会成员普遍养成对法律的坚定信仰时，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最高权威地位才能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法律实践而得到全面体现，税收法治化也从而得以实现。

二、税收法治的设施要素

税收法治的设施要素是指税收法治系统中必须具备的法律规范和法律组织。其中税收法律规范属于法律系统，一套尽可能完善地、忠实地反映税收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律规范体系是税收法治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而税收法律组织是以行政法律为经纬的社会组织系统，是税收法治化的组织保障。不可否认，我国税收法律规范体系存在极大改善和提高的空间。

（一）我国现行税法之状况

1.税收宪法性规范过于简单。纵观各国宪法，无不将有关税收的基本原则、制度包含其中，以解决国家与国民以及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的税权分配问题。而我国宪法上对于财税制度的规定微乎其微，过于简约。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税收的内容只有一条，即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且在历次的宪法修正案中也未对税收事宜加以补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逐步提高，宪法性税收规范的数量与质量显然与形势不相适应。

2.税收基本法的缺位。税收基本法对国家税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国的税收基本法尚付之阙如，这使得国家税收和国家税法的基本范畴均没有法定下来，有关税法的一些基本法律问题都没有或无法得以规定，如税收的立法原则、税法的宗旨、税法的调整对象、税法解释原则、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税收管辖权、中央和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等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

3.税法体系不健全。一个健全的税法体系必须符合以下标准：一是税法体系必须包含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组织法，而且组成税法体系的各个单行税法之间必须相互依存、协调共生；二是组成税法体系的各个单行税法的功能必须健全，达到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一般性调整标准。对照上述标准来检验我国现行税法，显然我们的税法体系不够科学完善。首先现有税法在数量上是不足的，能称之为“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其次，某些现行税法在内容上还有欠缺，各个税法本身具有的功能没有完全地表现出来，税法中的一些制度、措施还不够规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过去在税收立法时，从税收的财政功能和经济功能上考虑得多，而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通盘设计税法体系的考虑比较少。

4.税收立法权的冲突。法治的形式要件之一是立法权的合理行使。我国现在的税收立法权冲突主要表现在：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立法权限的冲突。我国宪法明确规

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基本法律做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其基本原则相抵触。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税收征管法》即超越于全国人大会的立法权。二是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冲突。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法律却由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替代。三是规章制定权与法规制定权的冲突。只要某个方面还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便站出来。规章制定权侵越法规制定权和法律制定权的现象是税收立法权限冲突中最为严重的环节。四是地方与中央税收立法权限的冲突。国务院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从公平竞争建立统一市场的角度出发制定的许多税收法规、实施办法，却被各地在吸引外资、封锁商品市场等利益驱使下出台的一些地方性法规所冲击，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些矛盾的背后隐藏着各级各类税收主体立法权之间应如何协调的问题。

5.税收法制的不统一。如果税收立法权允许被不正常的分割，那么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规定就是不可避免；如果不同于立法的解释在事实上比立法更受尊重，那么立法的解释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原法，这些现象都可能导致法律被架空。而且，税收立法权限的冲突必然会导致法律文本在效力上的冲突和错乱，这在有关税收的各个规范形法律文件中大量存在，使得税法的制度效应无法得到正常发挥。

6.主体税种的法律级次过低。目前占我国税收收入绝大部分的四个主体税种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法全部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这种做法会产生如下弊端：一是与公认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相违背，加大了政府课税的随意性；二是缺乏立法机关有效监督。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功能应是执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国务院在制定税法时肯定会从行政管理的立场出发，过多地考虑行政要求，导致税法整体上向行政机关倾斜，极易发生税收立法和执法权的滥用；三是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简单，行政机关根据自身的需要经常修改税法，使税法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还可能产生立法轻率的问题。由于所立税法不便于执行，又制定大量规章、办法加以补充和解释，造成税法体系的协调性较差。

7.税法规范的有效性未能完全实现。税法规范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税法规范的可操作性和税法规范的实效。税法规范可否操作，直接决定其能否产生效力。一般而言，易知的、明确的、肯定的、具体的法律规范因可直接操作而直接生效；相反，某些难解的、模糊的、含混的、抽象的法律规范却无法直接操作，主要体现为对禁止性规范触犯而不被追究和按授权性规范主张不被保护。应当承认，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存在大量此类税收法律规范，加之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其直接后果便是部分税收法律规范的效力只限于文字。例如税法规定了税务机关有义务将达到标准的税务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这一规定缺少相应的责任条款，从而导致税务机关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不将达到标准的税务案件向公安机关移送，使得某些纳税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得以非法豁免。

（二）税法体系重构与税法法典化。一国税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实在太过重要，我们必须对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进行重构，并将中国税法法典化。通常所称谓的法典化，是指将众多杂乱的成文法，予以分门别类，将同质的法律规范系统地编纂于同一法典之中。税收问题极其复杂，而且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息息相关，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税法法典化不仅进程迟缓，且涵义也较其他部门法有所不同。从税法法治实践看，所谓税法的法典化是指在对所有税收法律体系中的规范进行研究审查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和整合，最终形成集中统一、系统的法典的过程。制定税法法典将有助于实现税法的科学化、系统化和体系完善，有助于税法规范之间消除矛盾和协调统一，发挥整体效应。

1.先行制定《税法通则》或《税收基本法》。任何部门法的法典化进程都不应当是一蹴

而就的，必然要历经一个循序渐进的历程，中国税法亦不例外；若仓促而成，必将后患无穷。因为我国税种比较多，每个税种的单独立法都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只有首先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把我国税收法制原则、税法构成要素、税种设计、税制结构、税收管理体制、纳税人的权益保护、征税机关的基本职责等重大问题规定下来，强化税法的系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并为单项税收立法提供依据，总揽和协调税收法律制度的全局，才能弥补各个税种单行规定的缺欠和漏洞。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民法典制定的经验，先制定一部《税法通则》，待时机成熟再进行法典编篡。

2.规范税收立法权。首先，应当在《宪法》或《税收基本法》明确各级立法机构对税收的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和立法原则，各级立法机构必须在法定权限内行使立法权，非立法机关非经授权不得制定行政法规。其次，应当赋予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我们尽管实行的是分税制，建立了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税务机构，有中央税收、共享税收和地方税收，但地方没有立法权，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例如地方政府管理权限偏小、各级各部门出台各种收费项目。因此，中央在确保财政收入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给地方税收立法权，区别税种，适度分权，使地方责权利相统一，这样既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完善。在税权划分上，适当增加共享税税种，增加省级地方政府的税收调控权，赋予省级人大和政府一定的地方税立法权和地方税收的减免权力，使地方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匹配的财权，保证费改税的实施。

3.注重程序立法和组织立法。中国税法典中应当包含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三种法律规范。税收实体法是关于税收债务成立的构成要素法，即有关税收债务发生、变更、中止等规定的法律，它调整的是税收债务分配关系。税收程序法是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法律规范，不仅指狭义上的有关征税行为运行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等纯粹形式性的内容，还包括征税权、征纳行为、税收法律责任等实质性内容。税收组织法则是调整一国税款征收机关组织机构的法律规范。“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立法的一大通病，这一弊病在税收立法领域表现得由为突出。现在虽然已经有了一部税收征管法，但这仅仅是规范税收征管工作的程序法，尚不能涵盖税务工作的整体，如税收争议的处理程序。与纷繁复杂的税收实体法相比，仅有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显得过于单薄。事实上，有关税收工作的大量程序性规定是以部门规章甚至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体现的，如《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税收执法检查办法》。应当考虑制定统一的《税收程序法》，将税法中的程序性规定加以分类、整合，形成税收管理程序制度、税收确定程序制度、税收征收程序制度、税收执行程序制度、税收检查程序制度、税收处罚程序制度、税收救济程序制度、税收立法程序制度，并在适当的时候融入税法法典之中。另外，中国税法中的组织法规范也是不可或缺的，它规定各级各类税务机构的级别层次关系和职权，与税收程序法并行成为税收实体法的重要保证。

4.完善实体法。一是应当提高相关实体法立法级次，至少要使主要的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以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二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现有税制进行改革，并在制定法律时予以明确。三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更新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推进所得税、财产税等领域“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的统一，以实现税收法制的统一和完善。四是及时制定法律以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弥补立法空白。例如开征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保护民族产业。另外还应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赠与税和改证券交易印花税为证券交易税。五是及时关注经济领域内的新现象，及时出台税收法规或规章，规范特定领域内的税收问题。例如，针对企业并购的中税收流失问题，可以制定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加以规范，不能仅仅依靠税收规范性文件。

三、税收法治的操作要素

税收法治的操作要素是税收法治得以实践化的最后环节，主要是指社会主体在税收法律意识支配下执行、运用、遵守税法的活动。这里的社会主体既包括行政管理相对人，也指行政主体。因此，税收法治的操作因素亦可分为相对人的税法操作和行政主体的税法操作，二者对中国税收法治化是同等重要的，而后者则是税收法治化的关键所在。

纳税人作为税务管理的对象，其税收法律操作是接受行政管理的守法行为，这其实只是纳税人税法操作的一个方面。税法规范可以分为管理性规范和控权性规范。管理性税法规范是向征税机关授权的规范，依据这种规范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必然是行政主体作为有权的积极管理的一方、纳税人作为义务主体接受行政主体管理的一方。但在控权性税法规范面前，管理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行为则表现为积极行使权利的行为，因为控权性税法规范是国家赋予纳税人监控行政主体行为的权利，管理相对人一旦运用这种法律规范，则在法律关系的另一端必然是行政主体的被监控。例如，纳税人一旦对征税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可见，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在税法规范面前，并不总是消极被动的接受管理。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税务管理相对人积极操作税法、监控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会成为税收法治化的标志之一。

在税法操作的各因素中，税务机关的税法操作应是关键。如果上述的税法体系成功构建并最终形成中国税法法典，那么中国税法法治化的唯一制约因素便是税务机关行政行为的法治化水平的高低，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控权制度的建立并有效运转。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行政权力是最桀骜不驯的，因为它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严格程序就能行使的权力，所以它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广阔的空间。国家行政权力天生具有强制性、利益性和扩张性，缺乏制约的权力从来都具有侵犯公民私权利和侵害国家利益的天性。严格的法治，首先应建立对行政权的严格控制制度。法治实践表明，权力越是高度集中，对其控制就越是困难，举凡法治有效地领域，权力都是从分离到分立的。税收执法权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具有上述特性。税收执法权不当行使会危害国家、社会和纳税人的利益，而从中得利可能仅仅是某些权力缺乏制约的执法人员，国家在赋予执法人员以行政权力的同时，也为个别人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提供了可能性。

税收控权制度的建立应当考虑三大制约方式：道德制约、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前者，应当通过税务机关内部的素质教育，增强税务人员道德修养，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念，树立税务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品质，使他们能够自觉地以内心的道德力量抵制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行使好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职业道德制约机制的建立，能够形成有效的自律机制，降低外部监管的成本。其次，权力监督主要包括行政权力监督、立法权力监督和司法权力监督。其中以行政权力监督最为广泛，如行政复议、专职审计。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分别应当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最后，纳税人可以通过自身维权意识制约行政权力。权力制约机制通过国家权力的分权制约起作用，道德制约机制强调税务人员的自我制约能力，而权利制约机制是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外部制约，这种制约方式应当成为法治社会中最有效的监督方式。

（二）政府责任的无可逃避和权利与责任统一制度的建立。有权力必有责任。现代政府责任主要包括滥权所产生的责任、怠权产生的责任以及满足公民权利请求的责任、由行政管理带来的保证责任。不论哪种权力主体，也不管是自己执行或是受托代行，只要启动

了权力，就应预设责任于其后。执法责任制正是通过对责任人的追究达到监督的目的、从而使税收执法权在规范的轨道上有效运行的制度。目前，执法责任制主要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要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人，也就是要执法人员正确履行职责；二是要对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当事人加以追究，这主要对应滥权所产生的责任、怠权产生的责任。从更深的层次观察，税务机关无法满足公民正当权利请求产生的责任以及税务行政管理带来的保证责任也应在执法责任制中得到体现。

篇2：论税收法治的现代化税

当前税收法治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立法体制、执法程序、司法保障、税收环境税收监督制约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应当从税收立法和司法的改革与完善、税收执法的强化与规范、税收环境的治理与净化、完善税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等方面入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法治化之路。

一、税收法治的内涵

税收法治统属于法治范畴。法治是人们对法持有的基于理性和合理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为实现这些价值，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形成制度规范并公正有效地执行这些规范的行为的总和。法治与法制不同，在内涵上，法制是“法律制度”或“法律和制度”的简称；而法治是“依法治理”的意思，表达的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度和过程，包括法律的至上权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开性等基本要求和法律制约公民权力与保障人权等基本原则。税收法治是指由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所确立的税收法律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秩序和状态的总和。税收法治既具有法治的一般含义，又具有其独特的内涵。

（一）“公正”与“平等”是税收法治的基本要求。“公正”与“平等”是税收法治的最基本要求。首先，“公正”与“平等”要求税收法律调整和适用对象、范围具有普遍性。具体地说，税收法律在其国家主权范围内的相关领域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对象上适用于本国全体居民和外国在本国的非居民，即一般的、抽象的人，而非特定的、具体的人。另一方面，依法征税与依法纳税是统一的。作为税收主体和执法主体的税务机关必须以税法为依据，按照规定行使职权，不得变通或违背税法，并在执法上“一视同仁”，消除“税收歧视”；纳税人要自觉依法纳税、诚信纳税。

（二）“税收权力制约”是税收法治的核心。“税收权力制约”是税收法治的核心价值。税收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对税收权力进行制约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税收法治的核心。税收行政权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往往是行政执法环节，如执法行为不规范、执法中的随意裁量、以罚代法、以言代法等。维护税法权威，推进税收法治其核心同样在于对税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的制约。应该看到，在税收征纳关系中作为国家或政府代表的税务机关，始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具有主动权和主导性。从现实情况分析，我国现阶段税收流失严重，税收违法犯罪行为较普遍，并不是因为国家税收权力不足造成的，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三）税收法治是实体和形式的统一。税收法治不仅仅是严格执法或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独立于法律之外的价值判断和理念，这是税收法治的实体价值，也是判断一个税法是否“值得遵从的良法”的标准。税收法治的实体价值要求制定和实际执行的税法应当既能有效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又能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公平合理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切实保障公民参与立法的政治权利，并通过一套运行良好的立法原则、立法程序及执法和救济程序来实现，这是税收法治的形式价值，它包括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诚实守信原则、公平与效率原则等。可见，税收法治是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的统一。税收法治要求税收立法科学完备，税收执法严密规范，税收司法客观公正，税收服务优质高效，纳税主体依法纳税、诚信纳税，因此，它是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和税收服务所构成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

二、我国税收法治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税收立法体制不尽合理。我国法制建设相对落后，基本属于“行政主导型”的立法体制，立法过程往往是由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条例，待在实践中不断修改成熟后再上升到

法的高度，这个过程是较为缓慢的。税收法律形式大多停留于国务院制定的政策法规，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这削弱了国家权力机关在税收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影响了税法的权威，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地方税收立法权不足。按照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和征管体制，所有税种的立法权均集中在中央，除屠宰税、筵席税、牧业税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地方政府外，其它税种的管理权也集中在中央。这样既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灵活发展，也造成地方以建立各种基金或收费的形式与中央争税源，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2．税法体系结构不尽合理。我国税法体系主要是由税收法律、税收法规、税收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等构成。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同时在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中，只有具有通则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一些具体的发票管理方法，税务代理法、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税务机构组织法等都还没有出台。由此可见，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影响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

(二)税收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重人治、轻法治。越权、滥用权力与随意处罚的现象同时存在，有的收“人情税”、“关系税”，把个人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致使该征的不征，该免的不免，该罚的不罚。有的擅自变通税法，改变法定的税基、税率、处罚标准，归根到底，是根深蒂固的“人治”问题。

2．重实体法、轻程序法。许多税务人员不会正确运用《税收征管法》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税收保全权、税收强制执行权，造成执法过程中出现程序违法。

3．重税收任务、轻征管秩序。目前制定税收计划任务的主要依据是上年税收完成数与计划预计的经济增长速度，税收计划指标的确定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与客观经济发展和税源变化很难保持协调一致。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地区不惜采取“寅吃卯粮”、“无税空转”等非常规措施，完全偏离了“计划指导税收”的宗旨，背离税收法定原则，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4．税外收费普遍。在我国目前政府收入和分配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大部分收费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府规范性收费，它们的收取、支配和使用在很大程序上已经脱离了财政预算的管理，这样，收费规模的不断膨胀就会侵蚀政府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渠道—税收的基础，导致税收流失的发生。

(三)税收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税收强制执行和保全措施的刚性不强。从税收征管的实践看，税务机关执行税收强制执行和税收保障措施十分困难。一是通知银行暂停支付和扣缴税款面临困难。金融部门为自身利益，对暂停支付和扣缴税款很不情愿。二是扣押、查封、拍卖很难操作。扣押、查封的往往集中在一些非生产用车辆，其价值通常与税款相差甚远。而且拍卖机构尚未健全，所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必须相当于应纳税款的价值这一限定导致处理难上加难，形成扣押容易、处理难的局面，可能导致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建设比较薄弱。根据法律规定，涉税刑事案件由公安部门管辖，涉税案件普遍存在“立案难、结案难、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税务司法保障体系从总体上看还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机构不健全、人员不精干、查办涉税案件经验比较缺乏、税务与公安和法院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查办涉税案件的一些具体工作制度和程序尚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等方面。为有效地制裁、威慑违法犯罪、确保税收法律的刚性，我国税收司法改革应尽快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并与国际惯例接轨，完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四)税收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税收环境是指存在于税收征管之外，直接或间接地制约和影响税收征管活动整个过程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当前，我国在税收环境方面存在以下儿个问题：

1．行政干预现象仍然存在。近年来，地方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干预税务部门行政执法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特别是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平衡地方级财政预算，不根据税源实际，随意追加税收计划，使税收部门只好违背税法采取“寅吃卯粮”等“超常规”措施，形成虚收。

2．公民纳税意识较为淡薄。由于受历史原因和计划经济传统思想影响，人们的传统税

收观念仍然没有消除，税收环境仍受陈旧的思想观念影响和制约。

3．偷逃骗税难以遏制。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偷逃骗抗税犯罪还难以有效遏制。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大肆盗窃、伪造、盗卖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数额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五)税收监督制约方面存在的问题

1．税收监督尚有缺位。在新旧征管模式转换期间，特别容易出现管理环节的空位和断层，使税务机关失去对纳税人的管理和监控，而出现管不细、查不全、征不足、处罚难、效率低的状况。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征管格局中的四个系列以及职能部门协调不好，多头指挥，不通信息，互相扯皮，导致税收征管全过程运转不正常。

2．监督手段运用尚有缺位。目前管理手段主要是运用计算机管理，但其监控作用尚待充分发挥。主要表现为：征管软件还不成熟，使用中存在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满足征管要求，加之有少数微机操作人员责任心不强，不能按规定及时、完整、准确地录入有关部门信息，因此计算机不能全面真实反映征纳双方情况。

三、我国税收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一)税收立法的改革与完善

1．制定税收基本法，规范税收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来细化宪法中规定的税收基本规范和原则，明确划分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的权限，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法律关系，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等，以此来规范税收基本法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宪法为根本指导、以税收基本法为基础、以税收各单行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为主体，配合以相关税法解释的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建立正常的税收秩序，保证税收职能作用的最大发挥。

2．提高现有税收行政法规的法律级次，增强税法的法律效力。从税法立法级次上看，我国税法多为行政部门立法，级次偏低，随意性较大，影响了税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这些长期使用并经实践证明符合我国税收实践的税收行政法规，应按照立法的程序尽早报请国家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使之成为正式的法律，提高我国税收法律的级次和效力，改变行政机关“自订法律自己执行”的现状，防止税法的误用和滥用。

3．完善各部门法，健全税收法律体系结构。尽快制定所缺少的各部门法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些法律包括税务机构组织法、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税务违章处罚法、税务代理法、税务争讼法或税务行政复议与诉讼法等。这些法律的制定对于规范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行为，净化我国的税收执法环境，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减少税务行政争议，切实保护纳税人及其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税收执法的强化与规范

1．提高执法主体的法律素质，强化执法主体的依法行政观念。在依法治国大环境下，税务人员应树立牢固的依法行政观念，具体包括职权法定观念、法定职责观念、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和尊重当事人程序权利观念。

2．建立税收管理质量体系。根据征收方式和业务流程的需要，科学设置机构，建立起上下协调一致、横向联系紧密、互相监督制约、运转高效有序的组织机构体系，进一步明确征、管、查各序列之间以及各序列内部的各个岗位和环节之间的岗位设定和职责划分，建立起一个科学、严密、高效的岗责监督制约和协作体系。

3．完善税收计划体系。建议采取逐步弱化税收计划的办法，改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弱化税收计划的刚性，根据区域经济税源结构分解落实并适时调整税收指导计划，建立并完善考核税收执法质量指标体系，强化税收行政执法的刚性。

4．规范政府收入机制。一方面，统一国家财政管理，废除一切不合理收费项目，合理的收费项目必须全部纳入国家预算，将所有的政府性收支集中于国家预算内管理，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另一方面，改革财税制度。在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的基础上，界定政府征税和收费的边界。在清理、整顿、规范收费的过程中，将部分名义为费实质是税的这部分财政性收入纳入税收体系之中。同时在优化现行税制的前提下，适当开征若干新的税种。再者、改革完善分税制体制。在实行费改税的同时，要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一方面要加大地方税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在科学界定各级政府事权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收支划分范围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保障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5．尽快实行税收信息与社会相关部门信息的联通与共享，以利于全方位的税源监控，提高社会整体协税能力，推进税收法治的进程。一是与海关、外汇管理部门实现进出口报关、外汇结算等信息的交流。通过全国海关各口岸电子执法系统，不断提高运行效率，彻底遏制利用假出口、假报关单等方式骗取出口退税，重点控制涉及进出口税收的信息，打击偷骗税行为。二是与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联网。监督纳税人办理工商登记，实现全国企事业单位机构编码的信息交流，与银行、保险、建设、土地管理、交通(车辆管理)部门交流纳税人经营、资产状况，从源头控制漏征漏管户，追查“失踪户”，防止利用假报停、假手续的偷漏税行为。三是国、地税联网。交流相关税种申报缴纳和其他经营状况指标情况，为纳税评估、反避税、稽查选案、税收保全和查处“非正常户”提供资料。四是与财政、银行、国库实现联网。实现申报缴纳一体化和自动流水作业，减少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银行户头办理有关部门手续的工作量，减轻一线征收人员的工作量和办税服务厅的压力，为提高申报入库率、信息集中度、实现集中征收奠定基础。

(三)税收司法的改革与完善

建立健全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就是要发挥国家司法力量的强制、威慑作用，对破坏国家税收秩序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严厉制裁，做到违法必究。

1．组建税务警察机构。在我国实际上税收违法现象相当普遍，偷抗税案件屡见不鲜，因此，应尽快建立一支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税务警察队伍，并以法律或者法规的形式对税务警察的机构、名称、法律地位、隶属关系、执法期限等予以明确和规范。至于税务警察的模式，可以参照铁路警察、海关缉私警察和林业警察的模式，即在行政上隶属于税务机关领导，在业务方面接受公安部的指导。

2．建立独立的税务法庭。从我国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看，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其中专门人民法院是我国审判机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践中，我国除军事法庭外，还设有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等专门法院，在沿海港口城市还设有海事法院。因此税务法院的设置完全符合专门人民法院设置的要求。可以按经济区域设置专门的税务法院。

(四)税收环境的治理与净化

1．加强税收宣传。把税法宣传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国家教育的长期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大力倡导税收文化，提高公民对税收的认同感。税收宣传应该强调针对性，采取不同形式，使不同的纳税人群都有机会了解国家税收政策，了解税收与自身的密切关系。

2．规范政府管税。为了使各级党政领导支持税收工作，防止各级政府干预正常的税收执法工作，要建立党政领导依法行政责任制。对少数领导继续搞地方保护主义，随意放宽税收政策，干扰税务机关执法的，要坚决查处，追究行政责任。对情节严重，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或者不利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破坏国家税法行为的，要追究法律责任，从而促进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为税收执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3．加强部门配合。各级税务部门在努力争取地方政府全力支持的同时，要积极与工商、物价、银行、经贸、海关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协调合作，在各部门之间达成依法治税的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税收执法刚性，更有效地做好行政执法工作。

4．全面树立现代的税收观念。纳税人应当树立“纳税人观念”。既要依法履行好依法纳税的义务，又要充分地运用监督政府使用税款的权利，以更好地保障全体社会成员享受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规模和质量。税务机关应当树立“征税人观念”。既要切实履行好加强征管、堵塞漏洞、应收尽收的义务，又要依法运用好征税的权力，保证执法的公正性，维护税法的权威。政府部门应当树立“用税人观念”。政府部门必须科学合理地安排使用好税收，增加税款使用的透明度，用好税收，使社会成员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五)完善税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1．建立税收执法监督检查制度。这既是防止权力失衡和滥用的有效方法，也是净化税收执法环境的有效措施。因此，要建立健全税务机关内部监督检查制约机制，实行管理、检查和监督三分离制度，对税务机关的减免税权和执法权进行有效的制约，规范税务行政行为。

2．建立健全税收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明确税收执法人员责任，解决过去税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权力滥用，责任不清，奖惩不利等问题，防止和铲除税务干部执法不公及滋生腐败的土壤，从而净化税收执法环境。

篇3：试论税收执法风险的法治控制

关键词：依法治税,税收,执法风险,法治控制

聚焦于依法治国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意义深远,其公报指出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依法治税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税收工作中如何识别、防范和控制风险,1避免产生相应的矛盾,已成为新形势下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命题。其中,税收执法风险对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影响尤为重大。

一、税收执法风险的表现形式

依据广义说,笔者认为税收执法风险是具备税收执法资格的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在执行税收法律政策的过程中,因执法不当、执法错误或行政不作为而侵犯了国家或纳税主体的合法利益,可能受到相关责任追究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情形[1]。

(一)侵犯国家利益———税收流失

市场经济制度天生拥有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造成了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客观存在,进而决定了税收流失的必然性。如果将税收流失与税务机关应收尽收的职责联系考量,那么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风险无处不在。这方面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疏于管理、执法不严,乃至玩忽职守;二是徇私舞弊,要注意某些案件是由于接受处罚或说情求饶等因素,在补税、罚款等入库后,致使法律意识淡薄的税务人员放弃了对相应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三是索贿受贿。

(二)侵犯纳税主体利益———实体和程序

从实体法上分析,一是滥用职权,如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因纳税人进行申辩而误解为纳税人态度不好,从而不当地加重处罚;二是超越职权;三是依据错误,除了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还可能是所依据的某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税务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就存在败诉的风险。从程序法上分析,主要是方式违法和步骤违法,必须树立“只有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公正”的理念。

二、税收执法风险的相关责任

税收执法风险来源于抽象行政行为、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纳税意识不强、偷逃税形式多变、行政或人情干扰的外部环境。其一旦形成,将造成以下一种或数种后果:

(一)行政责任

如果税务人员的执法过错轻微,则将受到系统内部的惩戒,包括行政处理和经济处罚两种。前者含批评教育、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责令待岗、取消执法资格等,后者是对应尽而未尽职责的人员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

如果税务人员的执法过错较轻,尚未触及刑律,但应受到系统内部行政、党纪处分。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形式;党纪处分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种形式。上述处分不属于刑罚范畴,却足以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发展。

如果满足相关要件,税务机关还可能承担行政赔偿的国家赔偿责任。

(二)刑事责任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滥用职权等执法过错造成了严重后果,触犯了刑事法律,将会承担刑事责任。其罪名主要有两类:一是由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实施的危害税收征管罪,二是由税务人员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渎职罪。

(三)民事责任

另外,还可能承担停止侵害、返还财产、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三、税收执法风险的控制———从法治的四维角度展开

税收执法风险并非不可抗,相反,其完全是既可识别,又可防范的。从依法治税纬度,我们可以综合法治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层面对其进行控制。

(一)立法控制———规范和公开

立法控制指减少和消除法律隐患,保证税收执法依据的公信力。这些依据的外延包括税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也包括税收规范性文件等。

在合法性、合理性二者间进行统筹兼顾,平衡配置税务机关的职权和纳税主体的权义,逐步对现行各种规范文件进行有机清理,有效遏制“政出多门”。要在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立法框架内,特别是要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细化法律规范的规定,提升非法律规范的层级,建立以税收基本法为主导、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并重的体系。

应当扩大公众的立法参与度,同时,制定规范要具有综合性、前瞻性和与时俱进性。改变逐级下发执行红头文件的做法,健全相应的法定公告制度,增强税收立法的透明度、公开化,实行“阳光办税”。

(二)执法控制———约束和监督

执法控制指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并且监督执法过程,修正执法偏离。

税务机关应当在法律法规的指引下,针对各个工作岗位制定出对应的工作目标职责、工作绩效标准及过错追究办法,做到理顺执法规程、全面建章立制,通过机制设计强化制约力量。税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需自觉依法行为,努力克服随意执法,坚决避免违法乱纪。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还要尊重立法精神,要明确裁量基准和适用规则,对各类具体情形及其标准、幅度和方式进行细化、量化。总之,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要改变传统习惯的纳服、征管方式,将法治要求关口前移,克服执法拖拉和随意,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内部监督控制分析:

内控机制应当进一步健全。一是强化事前监督。打造预警平台,设置实体类和程序类风险点,对执法全程的检查、考核、信访、举报等事项施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动态管理,评估分析税收执法异常信息并用预警向执法人员发出正向指引。二是强化事中监督。增进税务部门之间的业务互动和任务协作,建立健全工作联合协调机制、重大涉税案件集体审理制度。尊重纳税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做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工作。三是强化事后监督。注重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并行,充分发挥各种管理措施的作用,增强税务机关的自我纠错能力。

工作流程需要深入梳理。一是规范组织体系。科学划分职能,以业务流程为主线,以权责统一为重点,使各个环节、各个岗位间从源头上互相制衡,形成专业化管理为主、综合性管理为辅的执法机制。二是明晰岗位职责。要按照法定权限,结合具体工作,形成层层分解、环环相扣、有效制约的管理链条体系。三是确定工作规程。要细化每个执法岗位工作的形式、步骤、顺序和标准,注意各个规程之间的有机衔接,保证执法机制高效运行。

税务人员的素质高低决定控制税收执法风险的效果,而教育培训则是降低和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基础和根本[2]。一是树立法治控制理念,准确认识风险、研究风险规律、力求控制风险,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二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强化风险警示教育和法治引导教育,让干部自觉学法守法,克服执法时的麻痹和侥幸心理。

从外部监督控制来看,应保障纳税人的监督权,进一步拓宽纳税人监督渠道、完善纳税人投诉途径,对反映的问题要仔细调查核实、及时依法处理。

(三)司法控制———完善和协作

司法控制指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和手段,从法律效果上纠正税收执法风险。

税收司法救济制度应当加以完善。对于涉税案件,税务机关要加强研究、分析特点,把化解执法风险和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征管和执法制度。探索建立税收执法案例指导体系,选取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较好但又易发生执法偏差的案例进行整理,对同类案件参照适用。另外,行政复议虽然属于行政救济,但是有司法化特征。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渠道应得到拓宽,努力将税收执法争议化解在税务机关内部,以有效地解决涉税争议。

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需要加强协作,相互通报行政处罚、案件移送、立案侦查等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工作联系商议机制。健全税收司法建议制度,即法院对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需要完善或改正的具体案件,要随案向税务机关出具司法建议书,给予税务机关恰当的司法指导[3]。

(四)守法控制———遵从和体系

守法控制指遵从法治途径,在综合治税体系框架下,控制税收执法风险的产生和发展。

提高纳税主体的遵从度是最具能动性的控制方式,可以有效防范征纳矛盾的激化。一是按照“始于纳税人需求、基于纳税人满意、终于纳税人遵从”的原则,实现在执法中服务、在服务中执法,使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取得双赢。二是大力深化推进政务公开,加强对纳税人权义、减免税、税收负担等情况的宣传。三是重视纳税人获得法律救济问题,使纳税人可以及时、准确地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也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引导纳税人合理行使权利,防止其走向极端。

篇4：论税收法治的现代化税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派，在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春秋末期的管仲、子产;战国初期的李悝;战国中期的商鞅、慎到；战国末期的集大成者,则是韩非。不过法家学派,并不是一个有意识地结成的学术团体,而是因其理论倾向的一致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法家的理论最集中和最精彩的就是法治学说。

二、法家的法治理论

（一) 重视法与时移论

法家认为法律应体现出时代发展,即法须与时转。当旧的法律法规不适应当时的生活时，就应该积极变法。商鞅认为只要变法对国家和民众有好处,也就不必遵循旧的礼法。他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变法口号,应根据“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的原则立法。韩非子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阁“世”变，治世之道亦变，而且要因“世”而变，才能达到致治的目的。

法与时转的主张，从时代的客观发展角度说明了法律改变的必要性。法家同时主张法律变革的内容要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即保护那些以才能而获取财产和地位的人的利益,这符合时代发展所体现的公平原则。

（二）严守法的统一及稳定

法家认为统一稳定的法令才能使百姓有所遵循。管子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君主是立法者,法律是君主意志的体现,臣的义务是守法,就是按照法律来执行法律;民的义务是法于法,就是遵守法律规范。只要君、臣、民三者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国家才会大治。法家认为国家大治的前提就是法令必须稳定、统一。从法律形式上要求法令的统一和稳定,实质上限制了君主以个人意志任意地破坏法律,有利于君主的统治和规范臣民的行为。为了保证法律的稳定和统一,管仲主张立法权必须独掌于君主手中,不允许法出多门,以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三) 提倡法不阿贵、刑无等级

法家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以达到“刑无等级”之目的。韩非曾尖锐地指出，造成“刑有等级”、“法外特权”的主要因素是特权阶层利用自身的权势在干扰法律的制定和实行。为了挑战旧势力，为新法贯彻扫清障碍，法家将打击的对象重点指向历来享有法律特权的贵族阶层。李悝曾经提出“食有劳、禄有功”，是主张“赏无等级”；商鞅总结历史教训，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为尊重法律，就要杜绝法律因适用对象身份的不同而有所迁就，进一步提出“刑无等级”的思想。

三、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法治思想对立法的借鉴

当今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为了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就要根据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适时进行法律的立、改、废。要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规范和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并以法治推动和保障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要顺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加强信息化法治建设和综合管理。

现代法治必须信奉“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得践踏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既然要依法治国,就首先必须有法。如果没有法,则无法可依,无法可治。因此,必须建立起一套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和谐配合、层次分明、排列得当的法律体系,使法律在全国具有最高的权威。这就把现代法治运行的首要环节——立法，上升为我国今后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

（二）法家法治思想对依法行政的借鉴

法家把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和“恶吏”的一个标准，这对我们依法行政也有值得借鉴的一面。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是否合法、公正、公开进行,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因为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要由这些机关去贯彻、落实。一旦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不按公正、公开、合法的原则进行,有关人员以其所处的地位、所拥有的职权,在所涉及的范围内,其枉法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目前大多数群众认为政府应当依法行政,且多数民众对我国当前执法状况相当不满意。说明我国目前执法状况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我们应当加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力度,加强对执法人员执法活动的监督,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通过他们严格公正的执法,使法律法规得到全面的落实以及普遍遵守,在全社会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三）法家法治思想对司法的借鉴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中,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建立一个法制社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不仅有赖于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提高,更有赖于司法人员应当具备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可以说,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是能否严格执法的关键。司法机关是法律得以实施的最后一道关口,同时又是维护社会正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制裁和惩罚违法犯罪的最终防线。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在这里得到了最为集中、最为直接的体现。如果司法机关不能秉公执法,伸张正气,维护社会正义,那么,法律的尊严就会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而要改变司法不公状况,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增强司法机关自身抵抗干扰能力。同时，切实提高司法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完善和加强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监督,使其做到秉公执法。司法机关只有做到司法公正,才能树立起法律在民众中的尊严。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

[2]武树臣,李力.中国法律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3]韩非子.六反[M].

[4]韩非子.五蠹[M].

[5]管子.七法[M].

[6]韩非子.问辩[M].

[7]商鞅.商君书·禁使[M].

[8]商鞅.商君书·定分[M].

篇5：论税收法治的现代化税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现代企业发展面向市场经济，墨守成规的内部经济管理模式不能提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综合实力。因此，需要将企业的财务管理手段进行创新，结合时代发展趋势，逐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税收策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很多企业中，没有完善的策划准则，导致企业财务管理出现问题，基于此，就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策划进行分析，提出优化税收的建议。

关键词：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税收策划

0前言

企业要想发展，就需要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发展目标和逐步走向成熟。如果企业不能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有立足之地，那么只能被市场淘汰。之所以会有很多企业被市场经济模式淘汰，原因在于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另外还有社会外部的原因，对企业税收策划管理造成影响。市场经济发展带动很多企业逐步走向市场化和全球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税收策划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企业税收策划概述

税收策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实质是指，企业财务部门通过合法的手段，采取相应的法律途径，通过对企业内部的经济管理、投资、理财方式来减小企业的税金缴纳。税收策划能够对企业财务进行合理规划，从企业的生产结构以及经营决策方面，实现对企业经济利益的良好管理与应用。企业的财务税收策划在实际的财务管理中，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第一，合法性。企业财务管理与发展，需要在法律支持下来完成，一切企业的财务行为需要按照法律准则来实现。此外，企业财务管理需要随时关注企业的财务法规变动，及时调整企业内部的财务税收方案，实现企业财务管理有法可依；第二，服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现代企业财务财务管理中，实行税收策划，需要具备相当强的法律依据之下，还需要从企业发展目标出发，以企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尊重企业发展目标，不能将税收策划凌驾与企业发展目标之上，需要实现企业战略与财务管理的相辅相成。

2优化企业财务管理税收策划的策略

2.1分行业的税收策划

在不同企业中，其财务管理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别。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形式开展分行业的税收策策划。分行业的税收策划主要面向的是不同行业而做出的不同方式的税收策略。例如，高科技行业的税收策划、金融行业的税收策划以及建筑行业的税收策划等。在不同行业中开展不同类型的税收策划，能够面向不同不同行业的发展优势，因地制宜的开展企业财务管理活动。这样的方式更加实用，并且能够准确的掌握国家的经济优惠政策，实现经济方面的最优管理。但是该种税收策划并不是没有缺点，在实际的行业财务管理中，单一类型的税收只能针对一种类型的企业，并不具有普遍性，在税收策划研究与制定上存在着一定的障碍。

2.2以企业经营活动来促进税收策划

以企业经营活动来实现税收策划，是指根据企业的经营活动的不同形式，来实现不同种经济类型的税收与策划。例如，公司融资的税收策划、证券投资等。由于不同类型的行业所开展的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在企业中，不管以何种方式来实现企业的经济管理，都对企业的纳税人有力。因此，在该种方式下，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需要对企业经济活动特点进行充分了解，以活动促进税收策划，不能只顾企业发展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的长远目标。在企业的经济活动的相互协调中，对不同企业之间的活动特殊性进行分析，实现税收策划能够顾及企业管理的多向方面。

2.3投资税收策划

企业在进行投资中，如果没有税收策划将不能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的投资形式一般主要分为两种形式，第一，兼并收购；第二设立子公司。这两种方式是企业投资中能够带来较大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首先在面对企业的兼并收购时，企业可以通过财务管理部门，对需要收购的企业的账目盈亏局面进行管理，在此环节中实现税收策划，进而实现对新收购企业的财务管理，实现企业的经济管理。而在企业设立子公司环节中，企业需要通过不同地区的税收策划来实现子公司位置选择，例如选择在经济政策比较优惠的经济特区中，也可以选择一些高新技术开发区中，进而实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此外，企业在进行投资环节中，与国家的相关法律打交道，增加税收策划与相关税收法律之间的交流，增加税收策划的法律依据性。

2.4资金运转会中的税收策划

在企业经济正常运转中，可以实现企业的税收策划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第一，资产重组；第二，存货计价；第三，物品折旧。在资产重组中，企业通过不同经济类型的子公司之间的关系，通过税收策划来实现节税降负。在实际的资产重组中，将盈利大的企业与亏损大的企业相互重组，以亏损子公司的账面冲抵盈利公司账面利润。以该种经济冲重组方式来实现有效避税；而在企业财务管理中以存货计价的方式，实现税收策划，通过先进先出以及加权平均的方法来实现。当经济市场中物价上涨时，企业以计价方式降低存货成本，实现企业的利润总水平。而在折旧中使用税受策划，通过折旧的年限与方式，实现成本降低。

3结论

本文立足于与企业税收策划概念与特点，研究税收策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并提出优化企业财务管理税收策划的方法。在新形势下，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我国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企业中的财务管理对社会经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税收策划是实现企业合理避税，降低企业成本的重要方式，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