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通用9篇）

篇1：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绪论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彻底抛弃人治实现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的根本要求。按照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分类方法，法治被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法治是一种严格要求法律体系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而实质法治则更多的体现在法律保障社会和人民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

目前国外对于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争论和研究较多，一种普遍的要求是在形式法治的前提下更多的实现实质法治的要求。相比之下，国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只有少数专著和论文论及该问题。

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已有的材料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原先较为分散的观点和论述，并努力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四、在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第一部分从专门论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入手，分析形式法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第二部分则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西方法治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纳和总结出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法治的发展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过程。第三部分论述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第四部分结合我国的国情阐明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篇2：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在探讨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进行区分和理解。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

篇3：论公民理性与法治文明

一、法治是提升公民理性的外在保障

当今世界,法治与民主是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是各国推进现代化的有力手段, 更是培育和提升公民理性的重要保障。 法治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 能够以其特有的国家强制力和政治权威保障社会的安定有序和全面进步。 法治文明所要维护的不是少部分人的贪欲私利, 而是全部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法治是人们共同意识在日常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集中体现, 这种共同意识不以个人情感和职位的变更为转移, 是一种确定不变的固化规则。 但是,这种固化规则并不意味着法的“专制”。法治在注重维持秩序的同时,还特别注意推行民主。因为,民主是法治的应有之义,现代法治必然内含民主,离开了民主的法治只能是一种变相专制。考察法治所具有的提升公民理性的价值功能时,可以发现,法治能够从以下两个方面为公民理性的提升创造外在环境条件和制度保障:

一方面,法治能够提升公民的参与理性。上文已经论述过,法治并不排斥民主,相反,法治是推进政治民主的重要保障。 而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促进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其中,政治参与是公私权力互动的重要实践形式,也是锻炼公民参与理性、提升公民理性的操练场。 从我国法治社会建构历程来看, 法治管理下的秩序社会克服了资产阶级社会下民主的虚伪性,真正将民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真正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 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有效约束下,公权力退回自己的边界,将权力回归人民,从而保障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而参与是最好的磨练利器, 个体只有在参与的实践中才能吸取教训与经验, 加强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把握规律,抓住真理,从而提升理性、增加理性,进而更加自觉的规范自身的行为和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法治能够有效制止或减少公民的非理性行为。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个体或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 譬如一些盲目从众行为、情绪化行为、暴力行为等,都是因公民理性阙如所致。 公民的非理性行为往往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恶劣影响和不可弥补的伤害。此时,法治就是最好的一剂良药。法治主导法律之上,庞大的法律系统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了精准的规定,明确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错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与此同时,国家强制力能够有效保障法律的贯彻落实,这将敦促人们正确认识自己的行为,在理性的控制与约束下,提升社会责任感,减少盲目冲动行为发生的几率,增添和谐的社会因子。总的看来,法治是提升公民理性的重要保障,法治所营造的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能够呼唤理性的回归,从而形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化理性公民。

二、公民理性能够促进法治文明的发展

在任何时代和所有国家, 培养具有理性的现代公民都是至关重要的。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一切社会的建构都离不开人的创造性活动, 而理性公民的存在更是推进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素质不断提高,主体意识逐步增强,公民理性亦是同向而进,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治文明的发展。

首先, 理性公民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能够自觉做到学法、懂法、守法和用法,从而恰当地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和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既不会茫然所措,也不会冒然采取极端行为, 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参与或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从而为构建法治社会贡献力量。其次, 成熟且合格的理性公民数量的提升会增添社会的和谐因子和增加法治社会的文明程度。 根据逻辑的演进, 历史的推进在带来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会因环境的变换带来部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促使人们紧张和焦虑, 从而在作用于个体的行为选择,为和谐社会的建构带来一些隐患与不安。而理性公民的增加意味着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因为公民理性的提升同时也说明了个体知识、责任感、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等各方面的提高与成熟,这些都促使公民客观地理性地认识现实社会。可见,现代法治观念在塑造公民理性的同时, 反过来又以理性为基础,从而在双向互动中获得发展与更新。最后,公民理性是追求法治文明的重要保障。 事实上,公民不仅需要法治的保驾护航,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法治文明的发展。不可否认,法律的至高权威是有效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的不二手段,但是,宪法作为一种章程和规则, 其最终的贯彻与落实需要人的遵守,即公民的认同和执行。如何形成公民对宪法和法律的认同和执行呢? 培育和提升公民理性是一个重要维度。通过公民教育和社会参与实践,公民能够在公共生活中觉察到 “法”, 并在潜移默化中理解“法”,学习 “法”,最终将 “法”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这样一个对法由无知到认知、学习,再到应用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公民理性提升的结果。 理性的公民相信法律、尊重法律,并乐于运用法律,能够自觉遵守法律,将法的精神内化自身的价值准则,以保障法治文明的推进与发展。

三、加强法治建设,提升政党理性

总结各国政党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一般规律,可以得出,政党建设关乎国家存亡和社会发展之大计,提升公民理性必须提高政党的理性执政能力, 一言以蔽之,必须提升政党理性。政党理性是公民理性在政党(党员集体)身上的特殊表现,指涉政党在整合社会资源、处理自身与国家、社会、市场、人民群众之间关系以及管理社会各项公共事务时所作出的理性表达。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员建设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与以往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阶级专政和阶级剥削的工具, 而是全新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政党。但是,在金钱和权力欲望的绑架与奴役下,我们党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大危险,直接威胁到我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方面是由法治建设的滞后造成的, 另一方面则是公民理性不足(这里尤指政党理性)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生命力和合法性就是要与时俱进地加强自身建设,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以公共理性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2](P49), 在法治建设中不断提升政党理性,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 因此,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法治文明建设, 为提升政党理性创造有力的制度环境和外在保障:

首先,必须加强立法、完善体制机制、细化部门规章,严守党的纪律,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实生活中,党员集体的素质水平良莠不齐,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坚持法治与德治一起抓,用制度规范公共权利的运行, 提高党员执行权力的理性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2014 年底,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如何从严治党,依法治党是根本。 可以说,一些党员的渎职寻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归责于立法不足和制度的空白缺位。 无法不成章,法不立则规章不成规则,也就起不到约束人的效果, 从而为部分党员滋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提供了可能, 促使一些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由于立法本身就是理性协议的结果(哈贝马斯语),因此加强立法很重要,必须要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决惩治腐败,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党。 其次,要推进党内民主、加强权力监督。权力缺乏监督就会变得贪婪和腐败, 提升政党理性需要推进政党理性的公共化, 而政党理性的公共化意味着将公共权力放置于公共领域中,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监督与批判,在公民理性的支配下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的善政和善治。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面对公共领域,一切政治行为都立足于法律; 这些法律就其自身而言被公共舆论证明为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3](P126)也就是说, 公共领域中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本身就立足于法之理性基础之上, 这在无形之中引导和规范着生活在其中的群体, 包括政党这一特殊群体。 最后,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公民教育,特别是党员教育,开展党员实践培训。针对党员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与弊病,通过开展定期的党课教育、座谈交流会、法治学习会和理论研讨会,加强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和认同, 明确宪法的一般规定和法律的主要程序与规章内容, 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守党的宗旨,一心为民、心系百姓,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同时,需要定期开展拓展党员参与的实践培训课程, 因为,“作为法治的根本特征,人民的参与必然愈益受到重视,最终变成一种决定性的因素……法治就意味着人民的参与或人民的最终统治。 ”[3](P91)党员作为人民的一份子,在开展理论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平时的实践参与,唯有在实践中才能将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加强日常工作中的理性判能力。

参考文献

[1]朱志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石本惠,史云贵.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篇4：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关键词】形式合理性；局限性；法社会学

马克思·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不仅被誉为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而且被称为“现代社会学领域里个人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作为最后一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韦伯以社会的大视野审视法律问题，为法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本文将着重分析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一、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定义及特性的阐述

一般来说，韦伯主要通过“强制”、“社会秩序”等词语来定义法律的概念。他认为，法律就是“通过一定的强制，使人们的社会行为符合特定社会秩序的要求”。“在这一秩序中，‘存在着一个人或者若干个人，他们旨在贯彻制度，准备采用专门为此所规定的强制手段’，这种强制手段就是有关的共同体化‘法的制度’”。

1.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定义分析。合理性一词是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其理论也是韦伯法律思想最为法学界称道的。甚至可以说韦伯对西方社会理性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合理性法律的思考。韦伯将合理性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类。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用于表达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概念，强调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官僚体制等都体现了这种纯粹形式的合理性，归结起来就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法律“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形式主义审判原则的法律体系，它只依据法律条文对确凿无疑的法律事实作出解释和判定，而不考虑其他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实质正义的原则，同时还要排除一切宗教礼仪、情感和巫术的因素”。

2.形式合理性法律的特性归纳。形式合理性作为法律外在的、理性的品质，具有历史阶段性，只有理性的法律类型才会被赋予形式合理性。韦伯认识到，法律的理性化过程离不开拥有罗马法传统的社会基础和系统的法典编纂。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罗马法的内在需求不仅引发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而且促进了具有专业法律逻辑思想的职业法学家的兴起，这些条件又进一步加速了法律的理性化过程。最后，作为“排气阀门”的律师群体和陪审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律的理性化发展。韦伯认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现代社会法治的最大特征，其基本特性主要表现在：第一，秩序本身必须是由与宗教、伦理、道德相分离的法律法规支配的。因为，“如果法律本身充满了宗教、伦理、道德等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凌驾于其形式之上，就不利于法律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显然不符合法律形式合理性的要求；第二，法律形式的逻辑化。法律的外部形式特征要求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都应该尊重事实。不仅要依靠一定的形式标准确定事实，而且要运用抽象的逻辑分析手段使法律关系抽象化，这样才能使法律的实质内容和程序状态在形式上保持合理性；第三，法律的高度体系化。只有当法律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体系化才会出现，“它意味着通过人的理性活动和逻辑思维，把经过分析的法律判断统合为一个逻辑清晰、内在一致的严密的法律体系，使法的原则表现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第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有着严格的现代程序。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对法律程序化的要求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的整个法律运行过程中。

二、形式合理性法律局限性的客观分析

任何思想都因受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状况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韦伯的法律思想也不例外。从韦伯对形式合理性法律概念的定义中可以看出，韦伯一直坚持运用“价值中立”原则对法律现象进行非比寻常的“思想实验”，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理性化本身是一个不断“除魅”的过程，然而任何“魅力”又都存在情绪化，即偶然性倾向，所以“无论怎样的审慎与客观的追求都难以避免认识主体的价值观投射到研究对象之上”。这样说来，韦伯的法学思想或多或少都带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并非真正的价值中立，最多只能说是“相对”价值中立而已。此外，尽管韦伯十分标榜形式合理性法律，认为只有它才能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大的自由和空间，但实际上，形式合理性法律只能算得上是一个理想类型。就算西方国家实行的官僚制度具有明显的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基础，其法律的实际运作最终仍是由承担者来执行的，如此必然会带有主观性。而且，即便在西方，由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完全的形式合理性法律也会有其局限性，正如韦伯自己所说，形式合理性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理论家的内在学术需要的产物，并不真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和条件。可见，法律是一定社会的法律，离开了社会基础，法律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三、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启示意义

韦伯认为，法律就是一个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我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很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虽然理论上已基本完成，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缺乏经验和借鉴，我国在法律空白领域的填补上，时常仅把制定的法律当作过渡性的应急之用，致使我国不少现行法律条文存在瑕疵，缺乏操作性和科学性，甚至存在相互冲突的法律规范，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和权威，不利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正如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所说“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因此，韦伯法的形式合理性理论对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以下启示意义：第一，立法机关应该加强对法律的完善，对现行法律进行集中清理，包括对相互冲突的法律条文进行协调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及时废止或适当修改现行法律中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对法律的集中清理，并不是某个行业或某个单一领域内的法律清理，而是囊括整个法律体系的全面性清理，需要各个环节相互配合”。但这并不是说立法机关不需要再制定法律了，少数空白的法律领域仍然需要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进行规范。在这个不断“剥离”“整合”“充实”的过程中使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和完善，并最终实现法典化。第二，法律体系的完善要想真正实现，还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我国的立法已经有《立法法》进行规范，但是我国法律却并没有关于法律清理的明确规定，法律清理的具体工作究竟由谁执行，怎样进行，如何监督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在清理工作正式开始前有一套严格明确的程序机制来进行规范，并且这套机制最好是长期有效的。由于法律清理不仅仅包括现行法律法规的废除，还包括法律内容的修改和补充，可以说是属于立法工作的范畴，因此可以由我国立法机关作为执行的主体，但“应严格依照《立法法》规定的程序和权限范围来进行，不能以有损法治的方式来清理法律，这样才能保证这项立法活动的有序和有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所以法律清理特别是大范围的集中清理应该保证普通民众也能参与其中。

参 考 文 献

[1]王振东.韦伯：社会法学理论[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64

[2]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84

[3]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54

[4][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211

[5]张亮.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4（2）：23

[6]葛洪义.理性化的社会与法律——略论韦伯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J].比较法研究.2000（3）：53

[7]朱君洲.马克思·韦伯法学思想探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4）：43

[8]郭新磊.关注我法律体系中的“劣法”清理.

篇5：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北辰区司法局按照区委政法委和市局的统一部署，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从进入动员部署阶段以来，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为了巩固成绩，更好的开展理论学习阶段的教育工作，他们将通过“六种学习形式”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向深入。

1、以读细学。他们利用工作之余和每周五的集中学习时间，仔细研读中心政法委统一编印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读熟、读懂、读细，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内涵，细致、全面地学习每一个专题的具体知识。

2、以讲深学。认真参加区委政法委组织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专题讲座，做好笔记。将适时邀请相关领导、专家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到我局做报告、讲座。把各个专题的知识学深、学透。

3、以答精学。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安排，每名司法行原创网站cnwmz.com政干部都进行了五个理念相关问题的解答工作。将问题的答案工整、清楚地写在专用学习笔记本上。通过答题，熟练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全部内容，并实现对每个专题知识再熟悉的飞跃，对于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4、以谈帮学。每个专题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并撰写个人心得体会，根据教育开展的进度，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体会文章的撰写。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时组织交流谈心。在交流谈心过程中，各科长、主任、所长帮带一般干部、党员帮带群众、先进带动后进，充分发扬互帮互助的精神，不让任何一名同志掉队，不落下任何一个死角。

5、以查促学。局领导经常保持与各自联系点的工作联系，加强工作指导。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常深入各科、室、处、所检查指导教育安排的落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表彰典型、总结经验，对于教育安排落实不到位、敷衍了事、不能学深学精的科室和个人及时批评和帮助；对于教育活动中涌现出来先进的人物事迹和学习方法及时报道和推广。通过检查，促进教育的深入开展。

篇6：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摘要：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进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建设法治中国作出了重要战略决策。在未来一段时间,烟草行业要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专卖管理体制活力,就必须努力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生产经营工作水。扎实开展好普法工作是广大烟草员工依法工作的基础，是不断提高广大员工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也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行业提升规范化、法制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普法工作，已成为摆在烟草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探讨了新形式下如何加强烟草法制建设，希望能对烟草法制建设起到一点借鉴作用。

关键词：烟草 法制建设 对策

1、烟草行业当前面临的法治环境现状分析。

2014年1月21日，国家局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推进法治烟草建设的意见》，这是烟草行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行动指南，也是烟草行业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法治烟草的崭新起点。要明确烟草行业怎么做，建设法治烟草，首先要客观、全面地分析烟草行业目前所面临的法治环境。当前行业面临的法治环境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影响。

1.1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影响。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于2003年5月21日一致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我国是缔约国之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2006年1月9日起《公约》对我国生效。为履行控烟履约的承诺，国家和烟草行业做了大量工作，印发了《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围绕控烟力度、烟草制品的包装标识、烟草广告和促销、公共场所禁烟等问题上仍然有不少质疑声，行业控烟履约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日趋艰巨和繁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日益严峻。

1.2来自国内涉烟法律法规调整的影响。随着我国《商标法》的修订颁布、《广告法》的重新修订，对涉烟条款作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比如，新修订的《商标法》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按照新的《商标法》规定，涉及“驰名商标”标注和罚则，“驰名商标”字样将不再允许出现在卷烟包装上。《广告法》修订草案已经完成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4年8月28日至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已第一次审议，2014年12月下旬进行第二次审议，涉烟广告条款有更加严格的规定。这些法律的修改和修订对烟草行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意味着烟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要更加严格、谨慎，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要依法依规进行。

1.3来自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影响。本世纪初，国家烟草专卖局共有行政审批项目78项。从2001年国务院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经过十多次的取消和下放，目前只剩下13项。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地取消和下放。这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的活力，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和下放后，给我们的后续监管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能不能管得好？如何在专卖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放活企业，通过市场规则的制定和监管，保障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利的实现？这都需要行业制定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措施，来适应这种变化。

1.4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做好公共场所禁烟工作。烟草行业采取了具体措施落实《通知》要求。两办的《通知》，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其权威性不容置疑，这要求行业领导干部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带头加强自律，带头做好公共场所禁烟各项工作。

1.5来自地方政府的控烟规定。目前我国公共场所禁烟法规在数量上和范围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增加和扩大。除中央层面的规定外，我国已有14个省、直辖市的88个城市颁布执行了公共场所禁烟法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的要求，按照规划，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要在5年内实现100%公共场所禁烟。《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已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烟草企业一方面要自觉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出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严格执行烟草专卖法律法规，一方面要积极应对控烟规定对企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影响。

2、烟草商业企业法治烟草建设存在的问题。

随着烟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企业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加快企业的法治文化建设，做好依法治企的工作更显得越来越紧迫。虽然经过了近些年普法教育，国家局近年来也进行法律知识考试，不同程度的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但是还有部分单位和领导法律意识不强，执法监督不严，依法经营和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依然存在。有些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不强，企业法律监管体系不够健全，在解决处理法律纠纷时，时常处于被动地位，追其原因，在法治文化建设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2.1法治意识不强，法治文化建设覆盖面不够广。通过对全局干部职工以及乡镇零售户、烟农和消费者进行调查，发现干部职工法律法规知识掌握程度参差不齐，普遍对普法工作不够重视，认为业务发展才是硬指标。

2.2工作机制不够健全。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长远的工作，但是有些企业尤其是基层企业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片面认为法治文化建设工作与自己无关，对法治文化建设的主动协调配合不够，对组织实施法治文化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了法治文化建设的进展。

2.3内容形式不够丰富，法治氛围不浓。法治文化内涵涉及到法治的体制形态、法制体系、法治思想、社会心理以及公民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法律与文化的结合点也未能得到全面开发，与机关文化、社区文化、烟站文化、网点文化的融合程度需要进一步加深，与廉政文化、行业文化等有待进一步拓展。

3、努力建设法治烟草的对策。

当前，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日益加快，公民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加强行业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是化解法律风险、保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是行业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依法生产经营的职责所在。要把行业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真正纳入法制轨道，努力建设法治烟草。

3.1全面增强行业干部职工的法治意识。管用而有效的法律，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要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融入到全体烟草人的灵魂深处。拓展宣传阵地是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依托，因此做好法治宣传工作应多管齐下，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宣传网络，在载体的多样性上做文章，将法治文化传播渠道向科技化、信息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解决法治文化“入眼、入耳、入脑、入心”的问题。作为烟草商业企业，应该把“法律六进”活动建设成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平台，深入推进“法律进班子”、“法律进机关”、“法律进企业”、“法律进中队”、“法律进烟站”、“法律进网点”等主题活动，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坚持将法治宣传教育重心下移，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到各项工作之中。通过以案说法，提高法治宣传效果，切实增强法治文化的渗透力和感染力，以此扩大法治文化的受众面，营造出法治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

3.2全面提升行业法治化水平。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烟草行政管理部门应慎用手中的权力，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按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履行各项职能。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确保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强化廉政谈话、诫勉谈话等工作，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廉洁自律意识。持续不断抓好作风建设，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严格公务车使用标准，严控接待费用开支，用制度规范党员干部权力运行，坚定不移地把反腐倡廉工作推向深入。坚持依法行政。严格规范许可证申请办理流程，严把审核关，对拟办理的零售户予以公示，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强化专卖队伍建设，加大与工商、公安等宏观部门的合作力度，形成信息沟通机制，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净化卷烟市场。行业各生产经营单位应切实端正经营思想，着力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在依法经营的基础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烟农和零售客户收入增长、维护消费者利益，实实在在地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服务，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下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3.3全面完善行业制度建设。从行业长期发展来看，要加快探索行业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维护行业合法权益。行业法治建设事关专卖专营体制，事关行业改革发展大局，事关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定期开展执法对象满意度调查评价活动，调查评议结果纳入执法人员工作绩效考核体系。加强专卖执法案卷评查，开展案卷自查，要加强对零售许可证的统一监管，做到总量控制、合理规划、依法许可。要持续加强和创新零售许可证新办和后续监管工作，加大审查监督力度，有效防控行政许可法律风险。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执法人员执法资格统一考试，严格执法徽章、证件申领、发放和管理要求，禁止未通过执法资格考试人员从事专卖执法活动；严格执行《烟草专卖处罚程序规定》，及时发现、纠正执法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做到事前规范调查取证活动，事中细化执法流程环节，约束自由裁量权，事后强化案卷评查，全面加强专卖行政处罚案件的法律审查。要及时将行政许可、专卖执法、烟叶收购等项目的依据、条件、要求、标准、期限、工作规范及监督举报渠道信息在网上和办事大厅进行公布，确保各项专卖执法工作公开透明。

篇7：reason的形容词形式合理的

You get a good meal for a reasonable price.

你能以公道的.价格好好地吃一顿。

We sell good quality food at reasonable prices.

我们以公道的`价格出售优质食品。

Public spending must be kept within reasonable bounds.

篇8：法治中国的精神、实体与形式要件

关键词：法治中国；要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之前，我们很少使用“法治”一词，而是习惯于使用“法制”，十五大报告首次使用治理的“治”，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刀制”到“水治”预示着治国方略与国家价值观的重大改变。法制就是法律和制度，而法治描绘的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建立的制度，而且有明确的价值观，是一种良法之治的社会状态。而法治国家的实现有着严格的条件，可以分解为三大要件：

一、法治国家的精神要件

第一是善法恶法标准理念。法治国家的法律一定是善法，法治一定是善法之治。恶法，非法也，不可能催生法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被告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那就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法官们不得不休庭，因为法官也信奉这条法治原则--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看到这个两难问题后写了一篇文章：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比任何法律规则更强而有力，以至于如果一项法律与它们相矛盾，那么，这些法律就只是强权的运作而不配叫法律。法官们从他的思想得到启示：凡是展示人类的共同理性、以维护人权为特征的法才叫法，背离了人类的共同理性以剥夺和践踏人权侵犯人的尊严的法不叫法。因此，法律就分成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法上之法是善法，法下之法是恶法，而恶法非法。所以再次开庭的时候，法官宣布：你们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所以辩护理由不成立，审判得以继续下去。纽伦堡审判留给人类两大经验：第一是法律分善法和恶法的，恶法非法，只有善法才是法；第二是法治是分为形式法治和实体法治的，形式法治是有法律、严格的按照法律办事；实体法治是以维护人的尊严、维护人的权利作为特征的法治。第二是法律至上理念。在法治国家里面，法律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找到的最终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一个机关或者一个人，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不是法治国家。邓小平同志讲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律极大的权威，这个权威就是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宪法规定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宪法规定各政党、各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里的各政党包括执政党。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第三是法的统治理念。法治和人治是水火不容的，有人治便没有法治，实行法治就要排除人治。法治和人治的分水岭在于：人的作用、权力的作用是在法律之内发挥还是在法律之外发挥。公共权力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就是火车头和铁轨之间的关系，铁轨不管火车头的动力大小，只要火车头在轨道上行驶。一旦火车头冲出轨道，它的动力越大，损失也就越为惨重，最终变成一堆烂铁。同理，违背法律的公共权力的行使最终应该受到追究，也以法治观念里边排除了人治。第四是奉行权利文化。这个权利是指公民个人的权利，权利文化就是要把实现人民的权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使每个人的权利获得最大限度的尊重。中国封建时代是典型的义务文化，人的一切生活都由公共权力来安排，人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和义务文化相对应就是权利文化，权利文化可以追溯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在这个宣言发布之前，公民是要服从国家的，而之后成为要求国家服从公民。人们组建政府的目的就在于让公民的权利最大化，这就是《人权宣言》留给后世的财富。2004年，我国宪法的修改增加了一个最耀眼的条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预示着我们的制度就是要以人权的实现、人权的保障作为基本特征和原则。这种文化要对应一种文明，就是法治文明，也就是制度文明，同时也是政治文明。法治国家要以人民的权利的最终得到保障和实现作为一个制度特征，作为国家权利运行的最终目的。

二、法治国家的实体要件

实体要件也就是国家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候应该尊崇的基本制度，可以用制度构建的四个原则予以说明：

第一个原则是一切公共权力都来源于法律，最终受制于法律，没有法律授权的公共权力不得行使。这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这个制度原则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政府--英国提供给世界的宝贵经验。英国的法治是从剥夺王权开始的，王权什么时候最终被法律全部剥夺掉了，甚至王位继承也需要按法律来进行的时候，王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的象征和国家的符号。英国的法治进程提供的经验是：法治开始于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什么时候法律把公共权力束缚住了，法治什么时候就基本实现了。第二个原则是国家责任不可逃避。古典的法制理论总以行政权为防范对象，其实立法权和司法权同样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因此，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都附带责任，这个责任最终都要转化为法律上的责任。只要启动了权力，就应预设责任于其行使之合，以避免伤害人权。第三个原则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这是实体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间的本质区别。形式法治只是表面上的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实体法治则是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最终保障人权。尊重对应的是公民自由，在公民自由这个领域，国家要约束自己不作为，越不作为，公民实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尊重。保障则正好相反，是要求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公民权利的实现去创造条件。这个领域对应的是公民权利，国家要提供条件保障公民的权利，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第四个原则是公民义务的法定化。这被称作“公民法外无义务”，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内的义务，任何对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义务，公民都有权拒绝。

三、法治国家的形式要件

形式要件是法治实体要件表现方式，即实现实体要件的技术条件。实体要件与形式要件统一才有良的法治。

篇9：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取保候审中财产保证形式合理性之我见 作者：刘素美

来源：《职业·中旬》2010年第11期

所谓取保候审是指公检法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付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随传随到的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不少学者和司法实务界人士就提交一定数额保证金这种方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很多论证都指出保证金制度容易滋生腐败。我们不能因为实务中保证金制度适用上的瑕疵而否定保证金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正确的做法是针对目前实务中的种种弊端加以改进。

一、取保候审制度的理论基础

现代刑事法学的发展得益于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制度从起源上有很多联系,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国外的保释制度有极大的相似性,其理论基础也颇为相似,因此论证取保候审制度的理论基础也可参照保释制度。

无罪推定原则是保释制度得以发展完善的理论基础。无罪推定原则首先出现于英国普通法的诉讼理论中,后来为美国宪法及其诉讼实务所采用。在大陆法系,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最早在理论上提出了无罪推定的思想。他在《论犯罪与刑法》一书中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作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担保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

第9条明确规定:“任何人在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款也规定:“凡是受刑事控诉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障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款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1966 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再次确认无罪推定的原则,在第14条第2款中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没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它将无罪推定作为人类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的一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要求缔约国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保证。

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无罪推定作为公民基本人权规定在宪法之中。同时,无罪推定原则也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基本诉讼原则。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既然被告人在合法宣判之前是无罪的,他就应该享有人之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对其羁押。对不符合保释条件的被告人进行羁押,仅仅是为了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并非认定被告人有罪,因而在被告人最终被宣告无罪时,应当对其进行损害赔偿。在被告人不具有应当被羁押的根据时予以保释,不是赋予其自由的权利,而是归还其自由的权利。在被告人的自由不妨碍或威胁到正常的审判程序的范围内,被告人有权保持自由直到被判决有罪,除非被告人在审判时不准时出庭,否则不应予以拘禁。实行保释并非“犯罪控制模式” 所主张的仅仅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消除看守所人满为患的现象。而是如“正当程序模式”所主张的,是为了实现刑事程序的正义,其终极的目的是保障被告人的人权,限制政府动用强制手段威胁个人自由、财产等基本权益,保障个人相对于强大政府的独立、自

由地位。另外,也使侦察机关在客观上丧失了刑讯逼供的机会。因此,还符合条件的被告人或被羁押人以自由,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结论,体现了保释制度的首要价值——人权保护。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折射出财保的合理性

1.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

(1)具体法条。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执行。对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应当撤销或者变更。”

第四十条:“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2)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评价。可以看出,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是非常简单的,其具体实施中肯定会出现诸多问题。具体来说,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缺陷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方式只有人保一种,且未规定保证人的责任;适用条件不明确;期限未规定,以至于以取保候审代替结案。因而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是必然的。

2.1996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

(1)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概述。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完善到8个条款,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具体规定了适用对象: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规定不能适用的对象,公安部则有规定:对累犯、犯罪集团的首犯,以自杀、自残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及其他严重犯罪的不适用取保候审。第二,增加了保证金的形式。

(2)对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保证金形式分析。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保证金形式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自觉遵守规定;二是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三是有利于被取保候审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和工作;四是可以节约政府开支,减轻羁押场所的压力;五是可以在不妨碍或不影响诉讼程序的情况下,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方便,找证人请律师,发现新证据,为辩护作充分准备;六是大多数国家规定了财保的方式,放在中国值得研究。

三、现代社会呼唤实行财产保证的形式

1.现在法律价值基础决定不宜过多依靠保证人方式

所谓个人本位,在法学领域一般与团体本位(国家本位)相对应的概念,正如政治学领域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相对应的概念一样。法学中的个人本位,意思是当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相互冲突时,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优先考虑个人的利益,这种价值取向的法便被称为个人本位的法。从历史发展看,通常认为古代法和计划经济年代的法,是以团体(国家)为本位的;近代的法是个人本位的法,而现代法则是在个人本位基础上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近、现代法均反对国家本位(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法除外)。也可以理解为:法律的价值取向经历了国家本位——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这样的发展过程。人们常常把国家本位等同于社会本位,这是不对的。国家本位与个人本位是对立的,而社会本位则是近一百年的事,它是在个人本位基础上的发展。

当今社会,法律的价值取向早已经从国家本位过渡到了个人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阶段。可以说,强调个人独立的价值是现在成熟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也是当今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在这样一种公民社会中,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而受到处罚已经成为基本常识,保证人的方式作为一种以人身关系为纽带的保证方式,有违背个人本位之嫌。所以现代法律的价值基础决定不宜过多地依靠保证人的保证方式,而应该扩大财产保证的形式。

2.市场经济环境下采取保证金保证形式更具合理性

今天的中国,人口流动性极大,传统的人口控制方式已经不能够合理有效地调控社会。即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强制性地约束其他人,这种方式已经不能够发挥以前的作用。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限制一个人的有效方式是对其经济基础进行限制。法律存在的目的在于合理有效地调控社会关系,特定时期的法律要为特定时期的社会服务,也必须适应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形。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形决定了法律的属性,也决定了法律发挥作用的形式,因而市场经济环境下应该更多地用市场经济方式来约束人。所以逐步完善和扩大财产保证方式是必然的,也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

四、我国目前保证金保证形式的“不足”及完善

1.有关保证金的主要问题

(1)收取保证金的数额存在随意性,这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刑事诉讼法虽然经过了1996年的修改,但是关于取保候审保证金的具体收取标准和数额的规定仍然不全。为了修补这一缺陷,其他法规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补充性规定,如公安部《规定》第75条:“保证金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况,综合考虑确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第44条:“采取保证金担保方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经济状况和涉嫌犯罪的数额,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1000元以上的保证金。”《取保候审规定》第5条:“采取保证金形式决定取保候审的,保证金的起点数额为1000元。”但是这些规定仍然是相当笼统的,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因此,造成实务中保证金数额收取的随意性,原因在于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具体,这并不是

财产保证形式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正确的方法不是取消保证金等财产保证形式,而是尽快地完善法律规定。

(2)保证金的收取、管理不统一,没收保证金操作不规范。这两点其实很好解决,只要加强监管,对保证金的收取和管理进行合理有序的管理便可。只要加强司法实务人员的素质,加大监管,这两个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2.保证金保证形式的完善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仅有收取保证金这样一种财产保证的形式,应该增设其他种财产保证的形式加以完善。我国的保证金保证仅限于现金, 不包括个人财物、有价证券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缺乏适用上的灵活性。因此,为了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率,减少不必要的羁押,我国应当增加财产保证制度,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非现金财产作为担保。这样不仅可以丰富财产保证的执行方式,而且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更大的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