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通用4篇）

篇1：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

赵洁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关键词：张爱玲；洋场；战争叙事；个人立场；都市人性

摘要：近年来相关学者对于张爱玲小说艺术特点分析以及艺术成就研究多，而很少探究她小说中那个光怪陆离的洋场社会。缺乏宏观视野，也就很难看清其小说艺术背后的伦理观念及道德选择等精神世界。笔者以小说集《传奇》为主要载体，回溯张爱玲眼中的沪港洋场，试图探求张爱玲研究的新思路。

On the Metropolitan Westernized social in Zhang Ailing’s legend

Zhao Jie(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Keyd wors: Zhang Ailing;metropolis;narrative of the war;personal stance;Urban human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sociated scholars have done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about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Zhang Ailing’s novels , but scholars have little research on the bizarre metropolitan westernized social she worte.Due to the lack of macro perspective, it is difficult to see its ethics ideas and moral choice behind the art of fiction.I set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Legend” as a main carrier and look back upo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Zhang Ailing ,trying to explore new ideas of the research on Zhang Ailing.一，动荡时局下的洋场浮世绘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是以四十年代旧中国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沪港洋场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独特横截面，承载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某种本质。旧中国的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城，前者是沦陷区命名为“孤岛”的租界，后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岛殖民城市。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诸种矛盾在这里发生最强烈的冲突，旧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商

业文明之间的碰撞在上海与香港最早又最为强烈，因而在这里造就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洋场社会。

《倾城之恋》是《传奇》中对沪港尤其是香港洋场的直接描写最多的一篇。从流苏随徐先生夫妇赴港开始，一扇开向都市化香港的窗就徐徐打开了。“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躐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斗，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的七上八下起来。”

巨型广告牌，扎眼的色素，浅水湾饭店，香港舞场里荔枝红的灯光都是典型殖民文化下“香港情调”的一个个剪影。混迹于洋场上的那些是随处可见的阔绰而无聊的人们，和诸如“迎面遇见一群西洋绅士，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个女人。”看似优雅又孟浪地交际，这里的人们所事不过是“上等的调情”。流苏与柳原的所谓“爱情”，也是在“他每天伴着她到处跑，什么都玩到了，电影，广东戏，赌场，格罗士大饭店，思豪酒店，青鸟咖啡馆，印度绸缎庄，九龙的四川菜”中混杂着浓浓的洋场气味。传奇》中浮华如梦的十里洋场实际上是封建大家庭走向颓败没落的过程中, “被抛弃的”旧中国遗老遗少、太太小姐们靡烂腐朽的生活。被赶下历史舞台后的落寞而又不甘寂寞的清朝遗老，被迫抛下优裕的浮华生活，躲进声色犬马的十里洋场，中西文化的朦烂毒汁侵蚀着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在他们身上最古旧最腐朽的封建性与西方文明带来的资本主义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最大体现。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基本矛盾，渗透在《传奇》的整个艺术世界，由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乃至服饰，到精神生活，到婚姻关系。[1]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2] 《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香港富孀梁太太的府邸和香港中学的制服都是中西文化媾和形成的不伦不类，半洋半土的产物。殖民地所特有的那种生活色彩渲染了这里的全部生活。

“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灯笼里却又歪歪斜斜插了几把海滩上用的遮阳伞，洋气十足，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甚至是《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上海女佣阿小，也“宁可在门边绿粉墙上粘贴着的一只缺了角的小粉镜（本来是个皮包的附属品）里”照一照，“仿着个西洋悍妇的口吻”接主人家电话来获取一点点所谓都市女性的时髦感受。

沪港洋场里的这一群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商业文明孀合畸变下的怪胎。他们的生活习俗与物质追求上不断向西方靠近，而骨子里却仍然是“顽固的中国人”。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齿，新的在滋长中„„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人们“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中做

着新的梦 ”。正如梁太太之辈，“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清朝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生活在社会与时代的夹缝里，任现实与历史捏造成一个不伦不类的丑娃娃。而当人性的深层心理足够成为一种普遍，它就能外化为整个社会的心理，成为一种社会样态，这就是沪港洋场的最基本真实。

二，个人立场的战争叙事

张爱玲笔下的沪港洋场是一个大时代正在崩溃，新时代还未形成时期的产物，而战争是这个时代“大变革”最为极端的表现，是历史变迁中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加速了封建旧中国大厦的倾塌，也更无情地剥落洋场社会耀眼浮夸的外皮，揭示着人性的愚妄。

战争是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常态，生长于这段时空的张爱玲亲身经历了战火下的离乱岁月：当她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时，却因为战争的关系阴差阳错进入香港大学;作为成绩优异的港大学生，她本来可以被保送到牛津大学，却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连大学都没有毕业，她也与战争有了零距离接触。惟其战争的影响如此巨大，操纵着芸芸众生的生活和命运，才成为张爱玲创作无法脱离的宏观背景。

然而张爱玲的着眼点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对个体生命进行价值追问，也是在历史长河中对人类命运的追问。

“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3]在她眼中，所谓历史的真正负荷者不是英雄而是凡人，不是纷飞战火而是饮食男女。他们作为历史的当事人，战争更多的是一种整体的时代氛围，内化在俗世生活的骨血里，构建出诸种人生样态。

张爱玲收录在《传奇》中的《再版的话》写道：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创作要表现的不是战争表面的硝烟，而是把战争作为“惘惘的威胁”，一种动荡不安和死亡意识，在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新旧碰撞中，给予人性深度的心理影响。

《倾城之恋》里香港之战炸开了浅水湾海滩上的铁丝网，“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炸跑了文明人的绅士礼节，钱财，地产，又因此向原始的人性回归了几步，换回一点情感的 “真”。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颠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常态下的人生是平庸而无聊的，《封锁》中“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但非常时期里一次简单的封锁，封锁了平庸封锁了生活常态下的思想惰性。让人性得以纾解，人的自然欲望猖狂地释放着，并导致激情的突然迸发，产生越轨的萌想。

在张爱玲独特的历史观中，她没有将战争作为一种罪恶，而是抛开道德评判，完全从个人立场做出历史判断。战争是一种残暴的非理性力量，于国家民族是一场实体的灾难，而于个人的生命价值而言是一个血腥的试炼和机遇，能勾引出人性中光怪陆离的方方面面。

从日常生活书写到人物精神内核塑造再到颓废美学风格的形成，张爱玲的笔锋时时处处浸润在战争的氛围之中，实际上战争只是一个透视人性变迁的“装置”。张爱玲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视域里，立足都市民间视角对人生和生命进行审视，她将战争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困境的一种表现，并得以窥见洋场社会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挣扎与无奈，荒凉和虚无，悲哀与恐惧。[4]

三，新旧思想交媾生出的都市人性

伴随着上海的沦陷和香港的陷落，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来势汹汹，无情击碎“旧中国儿女”的旧梦。新旧思想交媾生出就去的都市人性。《传奇》就像是张爱玲手中的一个放大镜，将藏在战火底下的近代中国最古旧最腐败的封建生活方式与“病丑狂孽”[5]的众生相，在这两座城市一一展露。

张爱玲落在《传奇》扉页的题辞写道：

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书里的“传奇”故事都发生在作者辗转流离的两座城；书里的“普通人”也无非是她自己生活的世界中的那一群人，带着不同程度的自身命运的投射。张爱玲将他们放在历史的时空中，从他们的家庭关系，伦理道德观念，金钱观念和两性关系的变迁中来审视和考察作为一个“人”在具体历史存在中的渺小和可怜。

小说集《传奇》收录了多少个故事就勾勒了多少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或多或少投射着张爱玲自身的家庭生活体验。张爱玲出身于一个典型的破落贵族家庭，父亲是个贵族遗少，受旧社会风气及传统的影响极深，而其母却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染的反叛女子，最终离异。父母婚姻的不幸福，亲子关系的扭曲，和家庭秩序的失衡，都让张爱玲对家庭丧失信心，并将这种对家庭关系，人伦道德，亲情关怀的悲观心理投射在作品中，冷眼地看着她塑造的人物在畸形化家庭中的挣扎与家庭关系的纠葛。

《金锁记》中的姜公馆、《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府邸，《年青的时候》中的潘汝良家。在这些家庭结构中，无一不显露着封建性但又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大家庭。旧时代的沉落,封建文化的衰竭,张爱玲小说中的旧式封建大家族已日渐式微。在这种家族中，家长看似能展示其权威，但已经是虚张声势。这里的“父”几乎全是猥琐、软弱无力、虚张声势而又残暴无比、荒淫可笑，依靠祖上产业过生活的男子，如《花凋》中的郑先生，《金锁记》中的姜季泽，《倾城之恋》中的三爷四爷，《茉莉香片》中的传庆之父等。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焦虑：父权去势危机。他们被这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带着末世的悲哀和狂热挣扎在日渐衰落的大家庭中。

父权不可逆转地衰落，母亲成为禁闭在角色中的“疯女人”，成了失去母亲面目的“父权”的代言人。与此同时，生活在阴影下的儿女们也失去了他们的儿女性。张爱玲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就如她的家庭一样都是不健全的,父母、子女、夫妻各种家庭关系中凸显出各种性格的卑劣和人际关系的迷失,家庭成员的心态不健全、价值观歪曲,贪婪、自私、冷漠、刻薄等人的劣根性一一暴露出来。这个被封建主义的腐朽和现代文明的冲击颠覆了家族，在张爱玲笔下，处在极度颠倒混乱之中。

家庭结构失序，而家庭内部亲人之间所谓的真情、真心、真爱更显不堪，伦理道德观念早已无法支撑家庭关系的延续。《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被姑母收留的原因并非姑侄的血亲关系，而是姑姑意图用侄女的容貌姿色作为招徕男人的资本；《琉璃瓦》中姚先生的每一个女儿的婚姻都是他精心算计的一场买卖；《花凋》中郑先生和郑太太在金钱上互相算计，以至于在小女儿病入膏肓之际双方仍舍不得拿出私房钱给女儿治病；聂传庆仇视憎恨父亲却又不得不在其绝对权威下生存的变态心理，这样的细节在《传奇》中俯拾皆是。畸形化的亲情是伦理道德观念失序的重要表现，是张爱玲对传统母爱神话的解构、对传统父权的无情颠覆，对以家族亲人之间“血亲”关系的否定，是张爱玲在童年时期非健全的家庭中情感需求的不满、父母之爱缺失性体验的映射。

上海和香港本身就是旧中国与世界接轨最近的地方，很快跟上全世界都市化的步伐。

而在都市化的早期，物质文明的渗透力往往比精神文明要来得快。在中西方和中国内部进行政治变动，革命和战争的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不断涌入，人们的消费方式已渐趋都市化，都市人性就在这种资本主义利益观念下建立起来，金钱势力不断渗透到社会心理的方方面面，构造出一个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面人性纯真善良的一面被蚕食得面目全非。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对于金钱都表现出异化后的迷恋和不可自拔。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的哥嫂为了钱把她嫁到姜家，从此开始了曹七巧悲剧的人生。在这里，金钱扮演了一个刽子手的角色，它抹杀了曹七巧自由和人性。曹七巧嫁到姜家后，与姜家兄弟争夺财产，以至于她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爱情，虽然这种爱情不为社会伦理所容，在这里，金钱把曹七巧对生活仅有的一点希望打碎，促进了曹七巧悲剧人生的发展。曹七巧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亲手把一双儿女的一生幸福埋葬，金钱成了曹七巧生活的主体，成了支配她的主人，自此，曹七巧彻底被金钱异化了，成了金钱的奴隶。《沉香屑 第一炉香》纯洁的女学生薇龙明知梁宅是怎样一个龌龊不堪的处所, 却仍对自己充满自信。她深信她能出污泥而不染。出身于正统家族, 有着良好的学识修养, 对人生有着完整的价值标准, 对自己的前途也有清晰的构思, 薇龙似乎具备了在香港这个鱼目混珠的杂居地生存的一切心理素质, 她所缺的只是钱。然而恰恰是这种短缺成了她不由自主下滑的动力, 也正是这种需求成了梁太太控制她的手闸, 使她一步步驶向梁太太为她设置的目的地。在这些女性人物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纯洁的爱情理想是如何被金钱销蚀干净，也能合理推断那样一个洋场社会是怎样的不堪而卑劣。

在张爱玲看来，男女之间的关系是观察都市人性变迁最好的切入口，因为人最基本的欲望无非情欲和物欲。[6]乱世中人的本能格外旺盛, 因为除此之外更没什么靠得住, 对欲望的追逐导致情感的虚假, 孤独又加深世人欲壑难填的绝望, 人性困在这僵局中无法突围, 日渐陷于无爱无望的黑暗。这一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在《传奇》中极大地体现在了两性关系上。

曹七巧“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 嘴头上琐碎些” , 给姜家天生骨痨的二爷做姨奶奶扶了正, 越发“嘴敞脾气躁”没个分寸地讨人嫌,姜家上下连丫头都瞧她不起。她长年守着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 不由对三爷姜季泽动了情却被拒绝, 按捺情欲“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 熬到分家后三爷假意倾诉旧情来哄她卖田, 她翻脸大怒彻底了断对爱的痛苦留恋, 死守着“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 失魂落魄几乎与世隔绝的独居中, 她不觉已蜕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静疯子, “恋子妒女”之心使她不动声色毁掉儿女的正常生活, 最终“长白不敢再娶了, 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七巧原本活生生的人性, 在贪婪欲望的腐蚀下被无情命运吞噬着, 直至行尸走肉却还扼紧身边人的咽喉, 不动声色地掐灭点点生命的火苗, 拖着一家人“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身处新旧交错的战乱时期, 人们受困于欲望本能却找不到出路, 孤独无力已成为人性的普遍处境, 而孤独绝望又将人性推入更深的欲望深渊。在国破家残的背景中, 人们在朝不保夕的处境中挣扎着, 人性最基本的生理与安全的需求受到威胁，普通人为求得乱世中的安稳, 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美和爱。这就是张爱玲笔下都市人性变迁的内在原因。

小结：张爱玲以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为背景，以小说的方式展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港两大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情感方式和价值理念等，以及作者在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 对上海和香港的回忆，想象，认识和期待。同时借助沪港在中国现代化都市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来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复杂的都市人性变迁过程。在我看来，这才是《传奇》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普遍”。

参考文献：

[1]赵园.《张爱玲的<传奇>：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03期.[2]张爱玲.《传奇》[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12/01 [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7/01 [4]张景华.《沪港洋场的“病丑狂孽”----张爱玲<传奇>中人物的劣根性》[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05期

[5]史玉丰.《张爱玲的战争叙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02期

[6]罗慧萍.《论张爱玲小说的都市人性》[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1):62-65

[收稿日期]:2016-6-30 [作者简介]:赵洁，湖南湘潭人，现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13级中文基地班学生。

[导师简介]：周仁政，湖南津市人。1983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3--1994年先后在湘西自治州党校、湖南石门县二中任教。1994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199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与思潮、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中外文学比较等。

篇2：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

摘 要 婚姻和爱情始终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大部分是以婚姻爱情为主线的故事，展示出自己对婚恋问题独到的思考与认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甚至无法看到浪漫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她笔下故事多取材于世俗的生活里，平凡中透着传奇，苍凉中透着心酸。本论文主要以张爱玲的婚恋观在《传奇》中的具体体现，张爱玲婚恋观的形成原因以及婚恋观在张爱玲创作中的文学意义这几方面来展开论述，旨在通过对张爱玲婚恋观的研究来让读者深刻地了解作者关注女性生存、深受家庭氛围、社会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婚恋观以及张爱玲婚恋世界中的悲剧意蕴。

关键字《传奇》；婚恋观；社会环境；悲剧意蕴

一、张爱玲的婚恋观在《传奇》中的具体体现

小说集《传奇》多是张爱玲早期的作品，有她的成名作《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著名长篇《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花凋》、《琉璃瓦》、《心经》、《茉莉香片》、《留情》、《红鸾禧》、《等》《桂花蒸.阿小悲秋》以及与胡兰成的结缘之作《封锁》，共15部作品，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细细解读，不难发现，她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考察。以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上海半殖民地香港为主要社会背景下的封建没落贵族里的小姐，亦或是少奶奶，姨奶奶太太们无不在婚姻的坟墓中挣扎喘息着。在爱情上，她们是苍白的，无奈的，而婚姻则或是作为逃出家庭牢笼的唯一路径，或是维持生计的栖息地，更或是作为封建家长牺牲品的埋葬地。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爱情不是通往婚姻殿堂的前奏，婚姻也不是承载爱情的安乐窝。她笔下的爱情是绝望的，是一切美好的幻灭，她笔下的婚姻是现实的，是功利的，是一系列经济纠纷下的黄金枷锁。

（一）婚姻是女人求生的砝码

张爱玲的小说多以生活琐碎、男女情怨为题材，连她自己也说，“我甚至只是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爱恋的时候是比在革命或革命时更朴素，也更放恣的。”而婚恋永远是与女性有关，但是，自父系社会以来，女性在婚姻中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被动体，作为一个没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在婚姻中是没有平等可言的，因此，她只能把其所有的希望，都不得不押到丈夫身上，于是，婚姻便成了女人求生的砝码。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个让人可憎又深感可怜的人物，少女时代的她，泼辣、率真，长得眉目紧俏，有着滚圆雪白的胳膊，家里虽比不得大户人家，也临街开了家麻油店，吃穿不愁，七巧忙着在店里打理生意，一斤半的麻油卖给熟人算一斤四两的钱，让人看了觉得活泼可爱。“喜欢她的有肉店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方多少对她有点真心。”读到这里，我们会觉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有这样平凡的小幸福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是，七巧没有选择他们中的一个，而是选择了嫁到了姜家，一个大户人家得了软骨症的姜家二少爷。虽然说的是她哥哥嫂嫂贪钱把她卖给了姜家做少奶奶，但是，我们知道的，以七巧那样泼辣的性子，若真是自己不同意的话，岂是她哥哥可以奈何得了的呢，就这样，年轻活泼的曹七巧从麻油店的女儿一跃成为了姜家的二少奶奶。但是，她这个用青春幸福、爱情亲情为代价换来的二奶奶身份并没有得到多少尊重，姜公馆上上下下的人都轻视她，看不起她，她的丈夫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肉。再加上封建礼教对她人性的压抑，她美丽的青春之花终于在一片西风中凋零了。于是，她变得日渐冷酷、尖酸、刻薄并开始着手于剥夺儿女的幸福，她逼死了儿媳妇，折杀了女儿长安与童世舫纯真的爱。终于她沦为了一个没有亲情，只有金钱的恶魔。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曾经也想过要找件事情做，这也倒不是为了什么理想，只是离婚七八年了，哥哥嫂嫂们骗光了她的钱却又容不下她在家里了。因此，她想着可以独立的生活，至少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种新女性所追求的新生活却根本不被人看好，更何况，流苏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没念过书的弱女子，所以来白公馆给妹妹宝络做媒的徐太太就明确地劝她，找什么事情，倒是找个人嫁了才是正经。当然，对白流苏来说，婚姻就是她的第二次生命，正好这个时候，范柳原出现了，且有意于她，流苏想着，如果可以和范柳原结了婚，那么，首先可以逃出娘家这个无法再住下去的牢笼，出尽她胸中这一口恶气。流苏的手没有沾过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欢赌的，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于是，她带着冒险的愉悦的心情去了香港，用残留的一点青春，经过好一番周旋，再加上香港的沦陷，她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哪怕结了婚老公把风流话对别人说，反正自己是有老婆的名分的，后半生也终算是有着落了。

《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梁太太，年轻时不惜和家人决裂毅然的嫁给了年过半百的富翁梁季腾做了第四房姨太太，为了爱情吗？当然不是。她前半生的意义就是专等他死，富翁死了之后的梁太太后半生所有的意义就是使用和享受所有纷繁的物质。梁太太选择了自己认为合适的婚姻，她也就顺便拥有了生活的筹码，她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有的是钱！港督有的是我的人！”这样便足以让其他还在为生活艰难的女子们矮了半分下去。

张爱玲笔下的女子，无论是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像白流苏；还是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像是葛薇龙，孟烟鹂，她们的共同遭遇就是，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又远离了革命运动，远离了现实但却又不能接近理想，婚姻在她们的世界里就变得更加的重要，也更加的现实，唯一可以努力的便是尽可能大的增加这个筹码的重量，谋一份富足的婚姻。

（二）爱情，与婚姻无关

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姿态万千，但却没有一样是惊心动魄的，更不会是皆大欢喜的，在她的小说里，有爱情却无法走向婚姻，有婚姻却没有爱情，像“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④

《金锁记》中的长安，近三十岁时，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她和留洋归来的童世舫单独出去了几次，晒着秋天的太阳，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这个常年缠绵烟塌的老姑娘，缓缓的走进爱情，因着童世舫给的淡淡的爱怜，渐次温润，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星般到处跟着他们。然而，她始终是被悲哀的命运束缚着，捆绑着，逃不出母亲的魔咒。最终，她本着今生最大的后悔，亲手回掉了这期待已久的婚姻。这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从此也只能装进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了。

《花凋》中的郑川嫦，一个有着“极其丰美的肉体，俊整的脸庞，小小的鼻峰，薄薄的红嘴唇，清炯炯的大眼睛、长睫毛，满脸的“颤抖的灵魂，充满了深邃洋溢的热情与智慧。”⑤的女子，终于在几个姐姐陆续出嫁后轮到她。川嫦在大姐的介绍及家人的撮合下，认识了习医的章云藩，你来我往中渐渐熟悉了，她喜欢他头上的花尖，他的微微伸出的下嘴唇。这时的川嫦是幸福的，快乐中带着美好憧憬的，因为心中有爱。可是命运对他出奇的苛刻与残酷，在她刚看到一丝光亮时又被这光亮抹杀了，她病了，而且一病不起，刚开始也还想着好起来的一天，章云藩亦是说了总是等着她的，这样朴实动情的话还可以温暖着她脆弱的心灵。然而，她一天天瘦下去，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病了两年，她影影绰绰地知道云藩另有了他人„„她就这样一寸一寸的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寸地死去了，她的婚姻，她的爱终究是无望了。

二、张爱玲婚恋观的形成原因

张爱玲的作品更多的是以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她用独特的眼光细致的观察力，深刻的探讨了女性人物的不幸命运和人性上的弱点。分析了她们爱情观与婚姻观形成的原因。那么，是什么促使了年纪轻轻的她，在尚未经历过爱情与婚姻的自身体验，就能如此深刻的剖析出爱情与婚姻中的人性，形成苍凉无望的婚恋观呢？

（一）家庭原因

一代传奇张爱玲，出生在1920年9月30日的上海麦根路的一栋洋房里，原名张瑛，她的祖父张佩纶是前清著名官员，她的祖母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女儿，因此张爱玲是有着显赫的身世的。但是，时过境迁，到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这一辈，本来显赫的家庭日渐没落，张廷重完全是过着一种没落贵族遗少的生活：捧戏子、吸大烟、逛赌城、玩汽车、甚至养妓女。她的母亲黄素琼后改名黄逸凡却是个新女性，她不甘于深闺宅院里传统妇女的生存方式，面对丈夫养姨太太吸大烟等一系列堕落腐朽的生活，31岁那年，她和小姑以出洋为名，撇下爱玲和弟弟，到欧洲寻找自己的幸福去了。那一年爱玲和弟弟只有四岁、三岁。自此，爱玲和弟弟便生活在后母专制，备受压抑的家庭中。她后来的作品总是充满着悲观的情绪，这和她童年的这些所见所闻所思是分不开的，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私而有城府；她笔下的没落贵族们总是在老旧的大宅子里过着神仙洞府一样的生活：“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样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无聊。”⑥

不过话说回来，他的父亲却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的教育下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很小便开始写小说。她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并受益匪浅，同时她小时候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进的是女子学校，学习英文。在母亲的影响教育下，她对音乐、美术也有研究，尤其是对色彩的敏感使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像画一样呈现出来。她独特深厚的文学造诣使她能够深刻熟练的以生活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上海与香港为背景，并在这一社会大杂炉中将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刻画的淋漓尽致。

（二）社会原因

任何作品都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映，诚然，张爱玲婚恋观的剖析也正是她所生活的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写照。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新旧变化交替，张爱玲本身也是极具天才素养的女作家。

她笔下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其他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张爱玲写的其实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学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最终都无法在社会中独立，找事情根本不容易，要么是工资太低，要么是会跌了淑女的面子，到后来，接受新式教育的目的也便成了嫁给更好一点的筹码。婚姻成了金钱的交易，是女人对男人的依附。这根本的社会原因还是男权社会的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的女性思想解放根本就不彻底，女人们的思想没有独立，她们自觉的把自己归在待嫁的队伍中，精打细算着嫁给什么样的人才不愁今后的生计问题，而自身的经济问题根本就没有独立。在那个**的时代，能像张爱玲一样清醒独立的女性能有几人，她逃出家庭，用自己天才的文学素养编制了一部部传奇的篇章，养活了自己，也成就了自己，当爱情悄然而至时尽情去爱，当爱情不再纯透时放手了，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她从来不觉得爱情和婚姻有着什么必然联系，她也不觉得女人会比男人差什么。因此，她便省去了好多凡世之苦。然而，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如张爱玲者能有几人，无数的女性们只能在社会和经济的重压下上演着一幕幕悲苦苍凉的戏。

三、张爱玲婚恋世界的悲剧意蕴

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最走红的女作家，然而她的作品和血与火的中国关系不大，她只是写一些市民混乱无助的精神世界，写一些千疮百孔的感情故事，她的作品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永远的透着一种苍凉的美，显然她小说中的婚恋观具有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在其爱情小说的内容上的体现有三种：有情人难成眷属，相互利用算计的爱和病态的以及变态的爱。

张爱玲的婚恋观的悲剧烙印之一：有情人难成眷属，《花凋》里的郑川嫦，一个花一样的少女，终于在几个姐姐们陆续出嫁后遇到心仪的对象章云藩，眼看着两情相悦，家人也见了，饭也吃了，但是，川嫦却病了，且一病不起，人消瘦的不成样子了，她的爱她的美她的世界终究还是一寸一寸的死去了。

《金锁记》中的姜长安，眼看着三十岁要做老姑娘了，这时，章世舫出现了，他们走在秋日的公园里，细细的说着话，沐浴在爱的微风里，长安努力的戒着烟，瞒着母亲悄悄去见面，连戒指都交换了，眼看着要花好月圆了，但最终还是被母亲曹七巧蓄意扼杀了，这个自己得不到的幸福也不愿看见儿女幸福的心理变态的老太太，她亲手毁掉了长安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

烙印之二即以交易为目的的互相算计的爱，爱情在张爱玲的笔下早已不再是花前月下，生死契阔了，在《留情》中，郭凤一面欢喜着，是因为现在的生活毕竟富了、阔了，打牌也是可以输得起的了，一面又羞于在人前承认米先生是她丈夫，甚至觉得和他同坐一辆小三轮车都难为情，因为他简直就是一个小老头，她之所以对他好，也只是为了生活。《封锁》甚至只是为了应付电车封锁时无聊与空虚的手段，电车开了，他站起身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对于她，他等于死了。

烙印之三即病态及变态的爱，《沉香屑 第一香炉》的葛薇龙她本是青春美丽的单纯自信的姑娘。开始，她努力的保持着自己完好的人格，却终究难敌诱惑，甘愿沦为姑妈手中的棋子，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因为嫁的丈夫是个软骨症患者，她得不到正常的健康的爱，最终导致了心理的严重扭曲，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也扼杀了儿女的幸福，她带着沉重的黄金的枷过了一生。

《传奇》这部让张爱玲红遍大江南北的小说集，在经济社会复杂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她用独特的眼光细致的观察力，深刻的探讨了女性人物的不幸命运和人性上的弱点。分析了她们爱情观与婚姻观形成的原因。书中的女人爱情与婚姻永远不能完美，永远上演着一幕幕苍凉的悲剧。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爱情和婚姻的和谐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而且只有女人自身的经济和意识独立了，不再附属于男人了，这样的悲剧才会结束。

注释

①王蕙玲.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M].湖南：作家出版社，2004:35 ②张爱玲.传奇[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47 ③张爱玲.传奇[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28 ④张爱玲.传奇[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255 ⑤张爱玲.传奇[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54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刘勇，陈婕.苍凉写就的华美——走进张爱玲的《传奇》[M].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7.[3]宋红芳.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观[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5,(2).[4]张爱玲.传奇[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5]王蕙玲.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M].上海：作家出版社，2004.[6]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自己的文章[M].合肥：安徽出版社,1992.致

谢

论文的写作是枯燥而又富有挑战的，尤其是这个被别人写过无数次的题目。在此，我特别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侯红艳老师，从论文的选题、文献的采集、框架的设计、结构的布局到最终的论文定稿，从内容到格式，从标题到标点，她都费尽心血。没有老师的细心辅导，就没有我论文的顺利完成。

篇3：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

在她的作品《传奇》中，她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家庭，展现了她对其中的细碎的情感的体悟，在这背后，也正展示了张爱玲“家”的独特的视角和对“家”的独到的理解。《金锁记》中隐藏在七巧背后的封建制大家庭，荼毒了七巧的心志和她的一生，使她在为人媳和为人婆的时候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为人媳时的懦弱与苦楚和为人婆时的暴戾与变态。她没有得到过幸福，同样也不会让自己的儿女得到！“十年媳妇熬成婆，无婆不苛”，七巧的人性的泯灭使她带上了黄金的锁，锁住了她的人，她的心，她的命运，使她彻底的沦落了。可是她的沦落并不是孤独的，不仅自己走向了毁灭，还把身边的人拉来做陪葬！“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这种畸形的家庭是张的不幸家庭的一个夸大式的反映，同样也是对腐朽的破落的封建制度的回击。“所谓金琐，就是权力与金钱的图腾”。这种畸形家庭压抑下的七巧没有来得急反抗就被罪恶湮灭了。《倾城之恋》中的家庭是奇特的，没有封建式的喧嚣，没有外界的胁迫，有的只是内心挣扎后痛苦的压抑或者说是平静。流苏和柳原的家庭是他们自愿共建的，但这种共建却是建立在无聊或者说是无所事事的基础上，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挚的爱，有的或许只是依赖，也正是这种不是爱的依赖，才使流苏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长久（说是长久，不如说是永远的麻木死去了）。流苏得到了柳原，她的情感和经济上都有了切实的基础。这一切不都是她想要的吗？她不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吗？不，她从一个荒凉跳进了另一个荒凉，她失去了更多，“柳原现在从来不和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惆怅。”《琉璃瓦》中的姚家，想借助自己女儿们的婚姻发达，把他们孩子的幸福当作赌注换取自己的荣耀，结果却适得其反，为我们演绎了一出出闹剧般的情节，一种嘲弄的气味弥散其中，使人感到一种深切的世态炎凉，连亲生子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靠不上的，让人在笑过之后感到一丝彻骨的凉意。

无论是沉沦腐朽的旧式封建家庭，还是灵光张扬的新式现代家庭（其实是新旧参半或过分超前），张爱玲笔下的这些或隐或现的家庭无不带有着沉重的压抑与杀人的戾气。正是这些共同点铸就了张氏《传奇》中“家”的特质：冷腻。作品中的代表“家”的形象的掌权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亲人都是极度的冷漠，没有人情可言，从七巧对待长安，长白的跋扈（《金锁记》），到姚源甫对待自己的女儿们的自私（《琉璃瓦》），举止行动中都渗透着一种深刻的骇人的冷漠，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儿女当作人看待，而是当成自己的玩偶或抬高自己的工具，任意摆布着，撕扯着，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出卖着。张爱玲将“家”解析的淋漓尽致。同样，这种家庭在迫害自己子女幸福的时候也使他们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七巧得到了一个孤苦的下场；姚家也没有在女儿身上捞到什么好处，反而失去了女儿对自己的信任与尊重。这也是对“家”的一种无奈的嘲弄，我们在其中也可以隐约窥见张爱玲对家的一种绝望和一丝苦楚。

物质的、虚表的满足换来了精神上深广的苦痛，张爱玲用笔下的冷腻为我们展现的不同的家庭模式，这些家庭在不同的背景下都相同的损毁了。她笔下的婚姻家庭是无爱的，冷漠的。她笔下的人物的命运是凄凉的，有着强烈的悲剧意识。而这一切都是张爱玲童年时期对父母婚姻不幸的深刻认识，对她的内心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她过早的产生了对世的通灵，过早的接触了人世百态，这些都体现在了她的作品中，从而使其女性的创作风格中多了那一份别于其他同时代女作家的孤独寂寞的冷腻与凄楚的内质特征。这其中渗透了张对“家”的概念的消极绝望，对自己家庭的回看，从这其中我们也能嗅到那浓重的冷腻况味。

今天我们看来，如果没有家庭不幸这一负面因素，不一定会有像《金锁记》这样经典的作品传世，也就不可能成就张爱玲的辉煌（这种说法并非表示对张不敬，只是一种客观的传达），正是这种不幸的家庭和父母的这种婚姻格局给张爱玲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同样也为张爱玲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实际素材，让她很早就看透了人世间的冷漠与苍凉，转化在她对家庭的写作中，使作品弥漫着一种悲凉，而这种悲凉则最大限度的体现了冷腻的情结。

参考文献

[1]许子东, 梁秉钧, 刘绍铭.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年5月.

篇4：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

所谓“意象”, 指的是包含着隐喻、象征等深层意蕴的一个个有着光泽、色彩、声音的物象形态。张爱玲的小说大多运用比喻、夸张、拟人、象征等意象化的手法, 把许许多多难以捉摸的抽象的事物, 如人物命运的安排、心理的微变、情绪的波动、感觉的迁移等, 通过一幅幅流动的画面, 栩栩如生地呈现出具体的形态, 产生了鲜亮的视觉效果, 给小说带来了浓郁的诗情画意。

1.1 几种富有特色的意象营造

首先是月亮的意象营造。因为, 月亮是张爱玲最钟爱的意象。她以浓墨重彩赋予了它鲜活而又丰富的象征意蕴, 甚至使它富有了灵性。如在代表作《金锁记》的三万多字的篇幅中, 她就营造了六种含义不同的月亮。作品一开篇, 就以月亮的意象把我们拉入历史的长河: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 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 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 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 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儿用月亮来描绘时光的流逝, 透过苍凉的叙述, 将 “三十年前的月亮”转到“朵云轩信笺”上的泪珠, 洇得“陈旧而迷糊”, 这样就使月亮带上了强烈的岁月沧桑感, 同时又为小说全文奠定了凄凉的基调。

在由两个丫环小双和凤萧的对话引出二奶奶曹七巧的凄凉身世后, 小说写道:

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 低一点, 低—点, 大一点, 像赤金的脸盆, 沉了下去。

月亮退去, 七巧现身, 她悲凉的故事就拉开了帷幕。而这苍凉的开端就预示着惨凄的结局。

当七巧的女儿长安决计要离开学校, 以牺牲自己的幸福时, 这个花季少女眼中的月亮, 则是另一番景象。

窗格子里, 月亮从云里出来。墨灰的天, 几点疏星, 模糊的缺月, 像石印的图画, 下面白云蒸腾, 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

这里的月光朦朦胧胧, 忽明忽暗, 若隐若现, 似有某种诗意, 却又难以确定, 但分明衬托着长安对人生、对社会已有了似懂非懂的认识。

芝寿生活在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中, 自然深感孤立无援。待到绝望逼近之时, 月亮却一反常态:

窗外还是那样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月光里, 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 绿, 紫, 冷去的尸身的颜色。

这样的像“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 “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 实际上就是芝寿百无聊赖心境的写照。她处于一个疯狂的世界里, “丈夫不像个丈夫, 婆婆也不像个婆婆”, 惶惶不可终日, 理想、前途、追求, 一切皆成泡影。荒诞的月亮意象正恰到好处地传达出芝寿非同寻常的恐惧之感。

到了小说的最后, 作者说: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 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 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月圆月缺, 首尾呼应。读者不难发现, 月亮象征着自古以来的女性命运。

《金锁记》就是这样以月亮始, 也以月亮终, 因而月亮在作品中具有很强的结构作用。同时, 作者对月亮意象的选择善于以人物的心理为依托, 还通过它来暗示作品中的叙述视角, 使同一意象的不同转换间接构成叙述中的不同层面。

其次是时间的意象营造。时间, 本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意象, 也许令人熟视无睹。但在张爱玲丰富多姿、才华横溢的笔下, 却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创新意象。如在她的另一部代表作《倾城之恋》中, 一开始就说: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 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 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 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说上海“节省天光”, 指的是这个国际大都市实行的“夏时制”。但在这里, 张爱玲意欲说明“公共时间”与“个人时间”的差异与对立。她的故事, 大多都是发生在“公馆”的老时间里的, 与外面人家的时间不一致。作品的主人公白流苏是白公馆的六小姐, 离婚已有七八年, 被家人视作“天生的扫帚星”。她渴望能得到华侨富商之子范柳原的爱情, 风风光光地从白公馆嫁出去, 从而走出白公馆的老时间, 走进大家的公共时间。后来, 由于珍珠港事件, 使香港沦陷而成全了他们世故的婚姻。但是, 如果没有战事的推波助澜, 她的青春赌注定会血本无归。张爱玲曾经说过:“时代是仓促的。”对于个体生命而言, 时间就像过眼云烟, 稍纵即逝。在香港战争打响之前, 范柳原本打算在香港只待一星期后就回英国的, 怎料精明的白流苏一知道消息, 脑子里就嘀咕:“一个礼拜的爱, 吊得住他的心吗?”于是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使出浑身解数, 终成患难夫妻, 然而, “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 谁知道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战争促成的婚姻能长久吗?这时间意象留给人们的, 将是永远的悬念。

最后是墙的意象营造。在时间意象的营造过程中, 张爱玲又妙笔生花, 自然衍生出墙的意象, 并以之或创造环境气氛, 或烘托人物的心理, 或推动情节的发展, 或暗示作品的主题。如在《倾城之恋》最重要的一场戏中, 范柳原和白流苏从浅水湾饭店走过去, 在桥边看到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

柳原靠在墙上, 流苏也就靠在墙上, 一眼看上去, 那堵墙极高极高, 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 死的颜色。

这里墙的寓意颇为隐晦,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有人认为它是战争的“胎记”, 历史的见证;也有人认为它是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的感觉;还有人认为它意味着好景不长;而更多的人则认为它是流苏和柳原之间“心墙”的屏障, 象征着他们恋爱的隔膜。

此外, 在《传奇》中, 张爱玲还营造了乌壳虫、镜子、鸟、鞋子等意蕴深邃的意象, 令作品更耐人寻味。

1.2 意象的交织与转换

更为高明的是, 张爱玲在营造意象的过程中, 往往以通感的修辞方式将听觉、嗅觉、味觉、视觉、触觉等感官印象充分调动起来, 或贯通、糅合, 或跳跃、剥离, 并让意象的具象意义和抽象意义通过交织穿插或自由转换, 使意象色彩斑斓、别具一格, 立体化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 像迟迟的夜漏——一滴, 两滴……一更, 二更……一年, 一百年。真长, 这寂寂的一刹那。

这是《金锁记》中的一段, 写曹七巧“赶走”了姜季泽、骂跑了丫头老妈子后漫长的一刻。意象由酸梅汤转为更漏, 凸显了此时的七巧正像打烂了的五味子瓶, 而更漏单调悠长的声音更定格了时间。古往今来, 更漏常与怨女相连。七巧的怨就如此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了。

她到了窗前, 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 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 长衫搭在臂上, 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 哪儿都钻到了, 飘飘拍着翅子。

这段是紧接着上例而来的, 它的意象已转到白鸽子身上。白鸽子也是从七巧眼中出现的。满以为可以找到依托的坏男人被她轰走了, 迟到的爱情转眼即逝, 而美丽、温柔的白鸽子仍不断地围绕着季泽转来转去, 甚至“哪儿都钻到了”。这正表征着七巧对季泽身体的渴望, 也暗示着她对自己似水的情丝斩不断、理还乱的惆怅。

由上分析可见, 张爱玲笔下所营造的意象, 既有不厌其烦的袭旧, 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 在新与旧、雅与俗之间自由驰骋, 并且往往将传统的和现代的融为一体, 巧妙地衬托着作品“苍凉”的主调。

2 语言运用:以新写旧, 雅俗同生

张爱玲《传奇》艺术上的巨大成功, 除了意象的营造别具一格外, 还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语言的精绘工制。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就是以新写旧, 新旧交融, 雅俗同生。这种风格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2.1 精雕细刻, 吸纳古典文学的灵丹妙方

张爱玲从小喜欢古典小说, 8岁时就通读了《红楼梦》, 日后深受《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等作品的影响, 14岁时就曾模仿《红楼梦》的笔法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1941年上海沦陷后, 她于旧小说的营垒中冒出, 从礼拜六派杂志和通俗文学刊物走过来, 径直奔向了新文学。她以中国近代的旧家族生活场景, 以及官宦世家的幼年记忆, 作为自己的写作源泉;以传统的章回小说作为总体格局, 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名著的技法和韵味;以现代的意识去理解、表现一切经过沉淀了的生活材料, 这就使得其作品既具有某些现代气息又明显地透出浓郁的“《红楼梦》风”、“《金瓶梅》风”。

就她的处女作《沉香屑 第一炉香》而言, 我们随时可感都市人的气派, 随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请看下面几段文字:

姑母这里的娘姨大姐们, 似乎都是俏皮人物, 糖醋排骨之流, 一个个拖着木屐, 在走廊上踢托踢托地串来串去。这时候便听到一个大姐娇滴滴地叫道:“睇睇, 客厅里坐的是谁?”睇睇道:“想是少奶娘家的人。”

从场景到语气都令人想起《红楼梦》中林黛玉初进大观园时的情景。

睇睇也嗳唷连声道:“动手的是小人, 动脚的是浪蹄子!……你这蹄子, 真踢起人来了!真踢起人来了!”

这和现代大观园中丫环们的打闹几乎毫无二致。

扶了铁门望下去, 汽车门开了, 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 一身黑, 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 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 在月光中闪闪烁烁, 正爬在她腮帮上, 一亮一暗, 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 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

这简直是现代王熙凤的雍容、富贵、华丽, 可谓有派极了!

她穿着—件雪青紧身袄子, 翠蓝窄脚裤, 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 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唯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 却是粉黛未施, 单抹了一层清油, 紫铜皮色, 自有妩媚处。一见了薇龙, 便抢步上前, 接过皮箱……

这儿的衣饰描写、肖像描写和细节描写尽得红楼遗风, 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她的代表作《金锁记》也直逼《红楼梦》。小说出场人物有20多个, 作者先让丫环出场, 以示排场, 并通过她们的对话交代作品主要人物的关系, 让人稍不留神就把姜公馆当做大观园;接下来七巧的亮相较之王熙凤有过之而无不及:

众人低声说笑着, 榴喜打起帘子, 报道:“二奶奶来了。”兰仙云泽起身让坐,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 一只手撑着门, 一只手撑着腰, 窄窄的袖口里垂下—条雪青洋绉小帕, 身穿着银红衫子, 下着葱白线镶滚, 三角眼, 小小眉, 四下里一看, 笑道:“人都来了, 今儿想必我又晚了……”

《红楼梦》而外, 张爱玲对《金瓶梅》、《海上花》等旧小说也有浓厚的兴趣, 在其《传奇》中亦隐约可见它们的迹象。

张爱玲仿照上述作品写世俗的华丽与热闹, 实际上是要反衬此背景下人性的委顿。

2.2 通俗易懂, 放出市井小说的奇光异彩

张爱玲在仿古的同时, 也致力于通俗化的创作, 她甚至把市井色彩或通俗化作为自己主观努力的一个方向。这当然有赖于她对古代通俗小说、现代通俗文学和具有通俗意味的新文学的涉猎及借鉴。她对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是基本接受的, 而对这个通俗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张恨水更是喜爱有加;她对新文学作家中的实力派代表老舍的作品爱不释手, 也直接受其市民小说的影响。她一再声称自己对市井、俗气、地方戏乃至小市民的热爱, 也心甘情愿做了大都市里自食其力的小市民。所有这些, 就促成了她作品中的通俗化倾向, 并致使其作品从浓厚的都市小市民气息中咂摸出市井的美感和韵味。

在《倾城之恋》中, 作者写了一对本不会见面的男女阴差阳错进行了会晤, 一个是工于心计要嫁, 一个是绞尽脑汁要玩;本不该成就的姻缘最后却因着战争与硝烟炸碎了双方的浮线, 撮合了患难与共的真情, 促成了一桩偶合的婚姻。作者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来写白流苏和范柳原千姿百态的调情, 从美丽的对话, 到真真假假的捉迷藏;从相互的挑逗, 到无伤大体的攻守战, 写得如此的机巧、典雅、风趣, 非一般的市井小说所能企及, 无怪乎被誉为现代爱情小说之经典。

而《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市井小说的色彩表现上尤为突出。作品开头部分介绍佟振保这个人物, 用的是说俏皮话的方式, 语气非常温和, 表面上赞他实质上贬他, 在轻松诙谐的调侃中完成了对人物精神风貌大而化之的概括, 这跟老舍在《二马》、《离婚》等作品中对主人公的概说颇为相似。而其后描写佟振保与王娇蕊、孟烟鹏的三角恋爱关系, 就更多带有调侃意味的幽默和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特点。

张爱玲最基本也最为人称道的特色, 还在于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她善于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在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和现代派的手法, 并将中国旧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不同情调进行了糅合, 于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 再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流转自如的笔触, 在不断袭旧的同时又不断创新。

总之, 无论是意象的营造, 还是语言的运用, 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底和非凡的创造才能。

摘要：张爱玲的《传奇》善于将新、旧、雅、俗融会贯通, 呈现出新旧相糅、雅俗同生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意象的营造和语言的运用两个方面。前者匠心独运, 推陈出新;后者以新写旧, 新旧交融。这些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底和非凡的创造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