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

《唐传奇》（精选十篇）

《唐传奇》 篇1

中唐时期是唐传奇的繁荣兴盛时期,名家辈出,名作蔚起,就连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也参与其中。在人才济济的唐传奇作家中,被誉为“陇西三李”的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传奇小说为唐传奇这颗文学遗产中的明珠增添了不少光彩。

李朝威,陇西人,大约生活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唐代著名传奇作家,其生平史书鲜有记载,作品也仅存《柳毅传》和《柳参军传》两篇。代表作《柳毅传》是一篇布局严谨、情节曲折、离奇浪漫的神话爱情小说,被鲁迅先生视为与元稹的《莺莺传》齐名的传奇名作。小说写的是洞庭龙女远嫁泾河龙君次子,被翁婆丈夫虐待,赶到荒效野外牧羊,龙女求助无门,掩面哭啼,书生柳毅路遇此事,慨然代龙女传书报讯,龙女得以被救与家人团聚,龙女感激柳毅大恩,心生爱慕,经过一番曲折有情人终成眷属。

《柳毅传》(通过龙女的不幸遭遇,鞭挞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残害,歌颂了正直、侠义、宽厚、嫉恶如仇等高尚品质,表现了善恶有报的人间理想。作品故事情节离奇生动,充满传奇色彩,人物形象鲜明,龙女的善良、多情、知恩图报,柳毅的正直、仗义、光明磊落,洞庭君的宽容、仁厚以及钱塘君的嫉恶如仇、刚直勇猛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丰满感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柳毅传》情节曲折而符合生活逻辑,细节描写生动而又凄切感人,人物刻画传神而又富有个性,表现手段多样而又不落俗套,不仅在唐代充分显示了它的艺术魅力,而且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人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明人黄说仲的《龙箫记》、清人李渔的《蜃中楼》以及现代神话电影《柳毅传书》、戏剧《龙女牧羊》等都取材于《柳毅传》。可以说,李朝威的传奇小说《柳毅传》对后世的影响遍及文学的各个领域,在思想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是很少有人企及的。

李公佐(约770—850),字颛蒙,陇西人,进士及第,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传奇作家。他从小注意采集民间故事,二十多岁后热衷于传奇小说的创作,所作传奇小说今仅存《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四篇,尤以《南柯太守传》最为著名。《南柯太守传》写广陵郡一个叫淳于棼的人,酒醉后梦入大槐安国成为驸马,又做了南柯太守,在位二十载深受百姓爱戴,后因与檀萝国交战失败,加上公主又死,引起国王的疑忌,便被罢官遣送回家。梦醒后按照梦中情景找到原处,才知大槐安国、檀萝国都是蚁穴。《南柯太守传》不仅故事优美、形象鲜明,而且文字简练、描写生动,传播极为广泛,影响极其深远,成为后代小说、戏剧、诗歌选材的泉源,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南柯记》就是根据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加以增饰而写成的。

李公佐的另一篇传奇小说《谢小娥传》则塑造了一个有血性、有胆略的女子形象。作品叙述商人之女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在经商途中被强盗图财害命,小娥因屈死的亲人显灵提示了线索,最终掌握了仇人的罪证而报了仇。这个故事在当时轰动社会,广为流传,《新唐书·烈女传》中的《段居贞妻》、明小说家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清初文学家王夫之的杂剧《龙舟会》等都取材于这一故事,说明这部传奇小说影响之深远。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李公佐时曾说:“传奇诸作者中,有特有关系者二人:其一,名亦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有著作,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

唐传奇小说论文——男不如女 篇2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谈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的原因

学院：人文学院学系：中文系专业：汉语言文学课程名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生姓名：汤小莲学号：20090526

212011年6月28日

浅谈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的原因

摘要：在唐传奇的爱情故事里，有主动争取爱情的莺莺，美丽多情的霍小玉，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非烟这些光彩照人的美丽女性形象。但在另一方面，读者却看到的是对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对霍小玉的薄情寡义的李益，虽有豪气，但在功名利禄面前却显得异常卑微的淳于棼等软弱的，消极的，黯淡的，远不及女性那样吸引眼球的男性形象。本文通过对唐传奇文本的解读，结合唐代士人的社会生活背景、当时士人的价值观、整个社会的爱情观，以及当时妇女的生存状态，阐释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的原因。

关键词：唐传奇；男性形象；女性形象；唐代社会；原因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是空前统一的王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门户开放，民族和睦，言论自由，文化政策比较宽松，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诗歌创作达到顶峰，民间小说也毫不逊色。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１］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而这“有意为”在唐人小说即

唐传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虚构的情节，华丽的语言，抒情色彩的浓厚，情调的缠绵含蓄，情节的浪漫都是其表现。在唐传奇其中，读者可以看到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主动争取爱情的莺莺，美丽多情的霍小玉，有个性有缺点的李娃，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非烟，这些美丽的女性光彩照人，令人过目不忘。然而，唐传奇中的男性往往是懦弱的，一事无成的，抑或是热衷于功名利禄无法自拔的，甚至是粗俗的。看到对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对霍小玉的薄情寡义的李益；虽有豪气，但在功名利禄面前却显得异常卑微的淳于棼等只会让人扼腕叹息，怒其不争。然而，像柳毅、李靖、虬髯客有着侠骨柔肠的男性却寥寥无几。为何会有如此状况，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谈起。

首先，从社会生活环境上看，唐代的士人生活在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里，狎妓冶游成为他们的生活风尚。《子夜四时歌·春歌》曰：“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2]。冶游是嫖妓的同义词。娼妓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公开行业，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风流薮泽》曰：“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土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3]。在《霍小玉传》中李益年方二十，进士擢第，至长安，居新昌里，博求名妓，后经媒婆鲍十一娘介绍与霍小玉相识，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如胶似漆；《李娃传》中荥阳生应举进士，其父给其两年的资费，他却流连平康里，与李娃过了一段恩爱生活后，因为囊箧匮乏而被驱逐出门。

唐朝时的一些大城市中妓家繁盛，艳帜高张，尤其是上文所说的首都长安的“平康”娼家，更是红袖连绵，珠翠耀目，狎客步入其间，恍如走入仙境[4]。孙棨在《北里志》中写道“平康，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卢照邻诗《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士香车”；元稹和白居易这对金兰好友更是同有声妓之好，自他们青年登科开始，即与妓女过从甚密，时常偕访北里。唐代进士狎妓，甚是平常：“诸妓皆居于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5]。同时，在唐代一些妓女的文化造诣很高，有的甚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满

腹锦绣，出口成章。“文人与妓女的诗来诗往，也似乎使他们的交际有了某种风雅的内容”[6]，两者可能会惺惺相惜，油生相见恨晚之意，并产生强烈的情感。这种士与妓产生真挚的爱情的几率就非常大，可是这种爱情的结局都是悲剧的。正如恩格斯说：“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7]。因为在士人们眼里眠花宿柳终归短暂，如同过眼烟云。新进士长期的幸福还须寄托在豪门权贵上，即与豪门贵族之女联姻。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社会呈南北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耻。”所以，“舍弃寒女，[8]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李益为何与霍小玉过了一段

恩爱生活之后，不顾小玉卑微的“八年之约”，转而娶表妹卢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在科举制度与门阀制度下，男性受理性的指引，奔波仕途，执着于功名，仕与妓的爱情注定以悲剧收场。然而爱情在女子身上表现得特别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她们执着于纯洁真挚的爱情，在婚恋上常常显得比男性果敢、坚毅，形象上大为后人赞可。相反，那些玩弄女子情感的负心汉理所当然的为后来者所不齿。

其次，从士人的角度来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获得良好物质生活的保障，所以考中进士成了他们努力的目标。官至宰相的薛元超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终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9]。唐代的科举制度成为寒门士子得以跻身庙堂，位列朝纲，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最主要的途径。为了实现理想，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当时的社会名流，权贵高官行卷，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而平步青云。唐传奇中《王维》一篇，王维为了得到太平公主的推荐，以第一名进士擢第，不惜将自己装扮成伶人向公主献艺，他自降身份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考中进士。可见唐代士人对功名热衷程度之高。《南柯太守传》中卢生也是个热衷于功名之人，其认为“士之生世，当建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同样《枕中记》中的淳于棼虽是“吴、楚游侠之士”，能够“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甚至还可以“使酒忤帅”，却仍抵挡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当梦见二紫衣使者来接他到“槐安国”去时他“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等到面见国王时更是诚惶诚恐，礼仪周全，不敢说一句话。与之“不守细行”的个性完全不符。中国常有“物极必反”一说，过分的追求，结果却相去甚远。对于这些贪恋功名利禄的人来说不可能给人一种积极正派的感受，相反而是一种贪婪猥琐，士气不振的形象。

恰恰相反的是，传奇中的女性都是 “容色姝丽”，“妍姿美质”，“举措皆艳”的美好形象。霍小玉是“姿质秾艳，一生未见”，“若琼林玉树”；李娃是“妖姿要妙，绝代未有”；莺莺是，“颜色艳异，光辉动人”；非烟是，“容止纤丽，若不胜罗绮”。同时，她们也是才能兼备，让人拍手叫绝。小玉能歌善舞，精通诗词；莺莺更是才貌双全，红线善弹阮，通经史；非烟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她们的形象堪称完美，是当时世人眼中的理想情人。

第三，从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看。如前所述，唐朝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文化开放，女性的地位比较高。女性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如武则天当政；维护家庭权益；社交娱乐活动；接受文化教育；还可以自由恋爱和主动离婚[10]。唐律赋予唐代妇女一定程度上的婚姻自主权。她们可以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求佳婿”。《唐律·户婚》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从这条

法律条文中可看出，唐代青年男女有一定的择偶权[11]。不仅如此，当她们对婚姻生活不满时，可以提出离婚要求。《唐律户婚·义绝离之》云：“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也就是说双方不能和睦相处，协议离婚，可以不追究双方的法律责任，其中不少离婚事件是女方主动提出来的[12]。在唐代这种开放的社会里，女性不再是受歧视的对象，男性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美丽女性，他们对女性“失节”的情况根本不在意，女性也可以在离婚之后再嫁一个更好的丈夫，而且丝毫不受到歧视。因此，我们在唐传奇里才会看到这么多美好的女性，比如红拂、红线、无双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唐代已有丈夫怕老婆的情形了，最典型的就是唐高宗怕武则天。另外，由于唐代士人娶妻喜欢攀高门，妻子出生豪门贵族，自然养成骄悍善妒的作风，男性不敢娶妾，就形成现代社会的一夫一妻制[13]。在婚姻上的劣势地位，让男性彪悍伟岸形象大打折扣，逊色于女性独立自由的形象。

综上所述，在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的原因是有其社会和政治原因的，唐朝的森严的门阀制度和等级制度，是许多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源。同时也不排除某些士人负心薄幸，另觅高枝的嫌疑，还有作家的创作需要，把男性描写得比较灰暗。唐传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后来的戏曲、小说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希望后人在阅读唐代传奇中慢慢领略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1】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P41，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25，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3]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304，中华书局，2005年

[4] 蒋建平：盛世风云——探秘大唐帝国，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5]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26，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6]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27，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7]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324，中华书局，2005年

[8]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32，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9]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P16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10]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第四章 仕女）》P179-P189，中华书局，2005年

[11]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187，中华书局，2005年

[12]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189，中华书局，2005年

[13]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182，中华书局，2005年

参考文献：

唐传奇中佛教寺庙物象探析 篇3

关键词:唐传奇 寺庙 物象 意义

伴随外来宗教之一的佛教而传到中国来的是其佛教建筑——寺庙。在唐传奇中有诸多关于寺庙的描写,形成了诸多的寺庙物象,那么这些文人笔下的寺庙物象在唐传奇中具有什么文学意义,这是本文所要极力探讨的问题。

学界对于唐传奇的篇目界定存在诸多的争议,为了研究的必要,本文以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中所勘定的38篇唐传奇作为依据,从而进行研究和探讨,以下皆不再赘述。

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有必要对物象进行一个界定。

一、关于物象的界定

历来关于物象的说法不一。李江峰的《唐五代诗格中的物象理论》认为,物象即物体形象与事物现象,包含两方面,天地万物之像和浮现于作者头脑的或是作品中描绘的事物形象,而出现于作者头脑的或者是作品中描绘的事物形象,必然附带了作者的情感——“意”在里面。张健于《物象·意象·喻象——谈比喻建构的三部曲》一文中,认为物象“是指未经人的抽象观念染指、加工、雕饰过的原生态的客观物象,是进入主体视野,被人们意识到的过往生活经验和知识财富的全部积淀。它以语言的形式‘译解、‘贮存于人的大脑中,包括物、事、景、人等全部记忆表象。……”

争论的焦点在于,作为客观存在的物,究竟有无附带了作者的情感——“意”,从而形成物象。

在与本文所研究的唐传奇同时代的唐诗中,亦提到了物象。子兰的《登楼忆友》“物象远蒙蒙,周回极望中”;韩愈的《喜雪献裴尚书》“浩荡乾坤合,霏微物象移”;杨巨源的《春日奉献圣寿无疆词十首》:“物象朝高殿,簪裾溢上京”;李益的《游栖岩寺》:“坐久衣衫润,吟余物象空”;李舜弦的《随驾游青城》:“因随八马上仙山,顿隔尘埃物象闲”;贯休的《谢卢少卿惠千文》“苞含物象列,搜照鱼龙吼”;杨乘的《南徐春日怀古》“六代骄奢地,三春物象繁”。皆是举证名物之语。

蒋寅先生在《语象·物象·意象·意境》一文中对物象进行了界定,在此文中,蒋先生为了说明物象的概念,运用了陈晓明《本文的审美结构》中对语象的规定:1.“语象”建立在本文的本体构成意义上,也就是语象具有“存在性”;2.语象是本文的自在存在,它是本文的基本“存在视象”;3.语象只是呈示自身,不表明任何与己无关的意义或事物;4.语象是既定的语言事实,它与作者和读者以及其他本文无关。然后,蒋先生是这样定义语象与物象的:“语象是诗歌本文中提示和唤起具体心理表象的文字符号,是构成本文的塞本素材。物象是语象的一种,特指由具体名物构成的语象。”

为了阐述和理论背景上的需要,以及概念的严密性,本文采用蒋寅先生对于物象的定义,在以下行文中,皆不再一一赘述。

二、唐传奇中的佛教寺庙物象

根据笔者整理,唐传奇中关于寺庙的物象有:

(1)《任氏传》:“崟曰:‘昨日寒食,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缅张乐于殿堂……”

(2)《梁大同古铭记》:“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祥议数月,无能知者。”

(3)《柳氏传》:“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云寺。”

(4)《南柯太守传》:“复有一女谓生曰:‘昨上巳日,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石延舞《婆罗门》……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传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

(5)《谢小娥传》:“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竟以小娥为法号,不忘本也……其年夏五月,余始归长安,途径泗滨,过善义寺,谒大德尼令操,见新戒者数十,净发鲜帔,威仪雍容,列伺师之左右。”

(6)《长恨歌传》:“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

(7)《东城老父传》:“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昭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陀罗尼石幢……服礼毕,奉舍利塔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贞元中,长子至信,衣并州甲,随大司徒燧入觐,省昌于长寿里。”

(8)《开元升平源》:“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废钜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上曰:‘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

(9)《三梦记》:“未及家十余里,适有佛堂院,路出其侧……诣慈恩佛舍,遍历僧院,淹留移时……窦梦至华岳祠,见一女巫,黑而长,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请为之祝神。”

(10)《东阳夜怪录》:“去驿不三四里,有下坞林,月光依微,略辨佛庙……高公曰:‘……茫茫苦海,烦恼随生,何地而可见菩提?何门而得离火宅?”

(11)《霍小玉传》:“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

在唐传奇中,这些寺庙作为物象而存在于文本中,那么寺庙是如何传来中国,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一部分,其传入中国时具备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呢?

三、寺庙的传来与初传入时之文化意义

“汉明帝时,中亚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应邀来华传教,居于专涉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内。后于洛阳城外修建屋舍,遂以‘寺命名,称白马寺,开了佛教以‘寺命名活动场所的先例。”[1]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感梦求法的故事:“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夜梦一位身高丈六的金人头顶放光,飞绕殿庭。翌晨,明帝询问众臣,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正如陛下所梦。明帝听后,便派秦景等十多人出使天竺,求取佛法。他们行至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遇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得见梵本佛经及释迦牟尼白毡佛像。永平十年(67),汉使梵僧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回到洛阳。汉明帝亲自迎接,安排高僧在接待外国使节的鸿胪寺暂住,并下令修建馆舍。第二年僧馆落成,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劳累过度的白马回洛阳不久便死去),又因下榻于鸿肿寺,遂沿用寺字,命名为白马寺。”[2]这个故事颇具玄幻色彩,但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华传教,以及修建白马寺之事有其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先是中亚僧人来中国传教,之后建立了佛教的传教场所,寺庙也就随之在中国出现。那么寺庙传入中国之时,其本身具有什么样的异质文化意义呢?显然,是为了传授佛教教义的需要,“寺庙作为清静的修行之地和宗教教义的传授场所、信徒的朝拜场所”[3]。显然,寺庙应该是纯宗教性质的,而中亚僧人修建寺庙,也只可能是为了传教的需要。

四、寺庙物象的区分与文学意义探讨

那么,唐传奇中所出现的寺庙物象,是否都具备文学意义呢?具备文学意义的那些物象,是否一如上文所述,是突出了寺庙的传授教义之功能呢?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不具备文学意义的寺庙物象排除掉,以便于继续地探讨和研究。(1)中的千福寺,(2)中的同泰寺,(5)中的瓦官寺,都不具备文学上的意义,其他的寺庙物象具备的文学意义下文将一一论述。

作为具有文学意义的寺庙物象,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一)安身立命之所的寺庙

《柳氏传》中,美丽的女子柳氏因为安史之乱,“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于是“寄迹法云寺”。在这里,法云寺就是避难和安身的场所,成了安身立命之地。

《谢小娥传》中,小娥因父亲及丈夫被杀,财务被抢,自己受伤漂流水中,被他人所救,“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在这里,妙果寺成了无家可归的小娥暂住和依靠之地。后来,小娥报得深仇大恨,手刃仇人,这个时候,看破红尘的她在开元寺受戒,并于善义寺出家;开元寺和善义寺又成了她看破红尘,万念俱灰之后的落脚地。

《东城老父传》中,贾昌因为躲避叛变朝廷的安禄山的追捕而变姓名,辗转于各个寺庙之间,在这里,佛庙,长安佛寺,资圣寺,镇国寺等一系列寺庙成了贾昌的避世保身之所。值得注意的是与寺庙相关的影堂成了供奉僧运平大师的地方,而影堂本来是佛教徒供奉释迦摩尼的地方,寺庙及其相关的建筑改变了原有的意义,经过改造,具有了中国化的宗教含义。

(二)奇闻异象的寺庙

《南柯太守传》中的禅智寺和孝感寺,因为提到此两寺的女子是神怪之人,这两寺便成为了神怪奇异出现的地方。

在《三梦记》中,讲述了一系列奇异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发生在“佛堂院”、“慈恩佛舍”。在这里,寺庙又成了一系列奇异的现象发生的场所,被赋予了奇幻的色彩。

《东阳夜怪录》中,成自虚夜宿于“佛庙”,遇到了诸多人,并与之交谈,天亮之时一声钟响,与自己交谈的那些人突然不见了,成自虚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怪异的东西,想找出来,最终才发现这些人原来是诸如黑驴、老鸡之类的东西。于是,寺庙成了各种奇闻异象的发生之地。

(三)文人雅士游览之地的寺庙

《长恨歌传》中,白居易携友游览仙游寺,在这里,仙游寺成了文人雅士的游览之地,与文人的清心寡欲,超凡脱俗的品格相合。

《霍小玉传》中,李益与同辈五六人,到崇敬寺赏牡丹,散步,吟诗作曲。这里,寺庙成了文人雅士休闲,游玩之地,成了高雅的文人的光顾之地。

(四)被敌视的寺庙

《开元升平源》中,唐玄宗对于福先寺和圣善寺的态度是“朕每睹之,心即不安”。于是寺庙成了令人不安甚至是敌视的对象,因为其“皆废钜百万,耗蠹生灵”。

五、寺庙传入前后意义之转化与规律

据段玉明先生所言,佛教由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僧人传入中国,先是居住于鸿胪寺内,之后又居住于所建造的白马寺。据此,白马寺当是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庙,修建白马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传授佛教教义的需要和方便,一如上文所言,“寺庙作为清静的修行之地和宗教教义的传授场所、信徒的朝拜场所”,是纯宗教性质的。

之后,中国的佛教寺庙经过了哪些转变,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从建筑外观上,中国早期的寺庙,多为官吏献上的府邸,往往以前厅为佛殿,后室为讲堂;但白马寺最开始是接待宾客的馆舍,后来也依照印度的样式,开始建塔,今白马寺内刻于1021年的《摩腾入汉灵异记》记述了建塔的过程。南北朝时,印度寺庙的影响可以在中国寺庙的建筑样式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此时,塔庙与石窟寺两种样式在中国寺庙兴起,其中,塔庙以塔为中心,四周是廊庑堂,石窟寺以石窟为中心,而后在石窟两边开凿僧人住的房子,或者在石窟的前面建造寺院。到了隋唐,塔庙式的寺庙与住宅式的寺庙逐渐转变成北边建殿,南边建塔,四周是门廊的建筑样式,这个时候,佛殿取代佛塔而成了寺院的主体,甚至有些寺庙把塔建在寺院之外,专门成立了塔院。到了宋代,寺院的建筑样式继续沿着唐代的路线发展,在寺庙内,殿堂楼阁以南北中轴线为中心依次排列,形成形形色色的建筑群,直到今天,中国寺庙的建筑样式程式化得以最终定型和完成。

那么可以得出,唐代的寺庙是北边建殿,南边建塔,四周是门廊的样式,以殿为中心,与佛教刚传入时白马寺的样式有所变化和发展。

从寺庙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上,佛教初传入中国,一如上文所言,建造寺庙是为了传授教义的需要,是佛教的象征。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兴盛,到了唐代,佛教更加兴盛,寺庙大量兴建,唐传奇作者在创作时,寺庙不自觉的就进入了文本之中,有些也具备了文学上的意义和价值,一如上文所言,但出现在唐传奇文本中具备文学意义的这些寺庙物象,已经不单单是宗教的象征了,意义有了转变和发展。此时,寺庙或变成安身立命之地,当无所依凭,抑或是躲避战乱,保存自身性命的时候,就躲到了寺庙里;寺庙或成了诸多奇异的现象所发生的场所,在唐传奇作者笔下,一个个奇幻的故事发生了,而故事的发生地则以寺庙为依托;寺庙还是文人雅士的游览之地,或许这正与他们的清心寡欲的品格相合,但事实是唐传奇中文人或是散步,或是赏花,会去到寺庙之中。这些都是寺庙的正面意义,当然,在唐传奇作者笔下,也谈及了对于寺庙的不安,如同上文所言,在《开元升平源》中,唐玄宗对于福先寺和圣善寺的态度是“朕每睹之,心即不安”,因为其“皆废钜百万,耗蠹生灵”,已经不是其所喜爱、依凭和游览的地方,更不复具有宣传宗教的意义。

由此可以得出,寺庙传入中国之后,到唐代,在建筑样式上有了诸多的转变;再者,唐传奇文人的笔下,寺庙不再是宣传宗教的工具或者场所,反而被赋予了诸多世俗化的含义和象征,或者是被放到敌视的位置上,原因是其“皆废钜百万,耗蠹生灵”,这或许也就为后来唐代历史上的武宗灭佛埋下了伏笔。

注释:

[1][3]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丘桓兴:《中国寺庙巡礼》,旅游,2004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丘桓兴.中国寺庙巡礼[M].旅游,2004,(3).

[3]江守义.论唐传奇内容模式的逻辑序列——唐传奇的叙事逻辑之一[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2).

[4]李裴.浅谈唐传奇中的道教审美因子[J].中国道教,2009,(3).

[5]武彬.唐传奇中的佛、道观[D].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6]周晴.试论佛教对唐传奇的影响——以《游仙窟》、《枕中记》、《霍小玉传》为参照的思考[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

唐传奇兴起的社会原因 篇4

关键词：唐代传奇,应运而生,外部原因,内部原因

唐代传奇是唐朝盛行的文言短篇小说的名称, 它也是唐代比较有特征性的一种文学门类, 。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 叙事细致曲折, 形象生动鲜明, 较为讲究文采和意想。鲁迅曾将唐传奇的描写艺术概括为“叙述宛转, 文辞华丽”, 它在经过长期的准备和各种因素的推动中兴盛于唐代, 衰落于晚唐, 后人称它为唐人传奇或唐传奇, 这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次飞跃。自唐传奇后我国才具有了真正小说意义上的小说, 它的兴起有着多方面的渊源。

一、唐传奇兴盛的内部前进力

文学一旦开始发生变化发展, 便总是首先从文体的变化开始, 唐传奇小说的兴盛自然也有着文学本身的发展因素, 这一文学门类的出现是文学本身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结果。

( 一) 六朝志怪与唐传奇

唐传奇的发展大致分为长期的准备阶段、兴盛阶段和衰落阶段, 准备阶段大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因唐传奇是小说成为独立文体的代表, 而最早作为小说类的文学出现在我国文坛上的便是六朝时期的笔记小说, 其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当时的笔记小说包括志怪和志人两类, 志人类的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 志怪类的有东晋干宝的《搜神记》, 其中志怪小说就是传奇的源头, 它的主要内容往往是讲诉鬼神怪诞之事, 并不是有意识地制作小说, 但其作品成为了唐传奇作家创作的借鉴题材。而志人小说由写鬼怪的风气后期逐渐转为描写人事, 这也对传奇的创作有着启示作用。

唐传奇便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 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 它大多取材自现实百态, 主题多样, 同时鲁迅的说法很好的抓住了传奇的根本特征, 既传奇是有意识的艺术虚构, 具有生动且丰富的细节描写, 并具有着美得文体和语言, 由此开始了有意识地从事小说刨作。虽然前期的作品现在保存下来的数量少, 质量也赶不上兴盛期的水平, 文学形式并不成熟, 但是内容已显示出了唐传奇的特色和创新的精神。而随着唐传奇的逐渐发展, 直至《古镜记》、《离魂记》等作品的时期时, 逐渐脱离了志怪小说的痕迹。

( 二) 文学繁荣与多种体裁的共同促进

自唐传奇源于志怪的观点提出后, 基本上已经成为了文学界的定论。志怪小说的影响之大是不可否认的, 但绝不是唐传奇兴起的唯一原因。

唐代散文诗歌的高度成就必然对传奇的创作起着促进作用。唐代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精神, 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手法, 均对当时文人对传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在中唐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振兴的背景下, 传奇文更是以其新颖的形式内容吸引了大批才华出众的古文家和诗人参与传奇创作, 当时有身为诗人而身兼传奇家的情况出现, 最好的例子便是元稹和沈亚之。

唐传奇的兴盛离不开史传文学的文学性影响, 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主题虽并非虚构, 但作者在编撰史籍时并不单纯的记述历史, 因受口头历史文学的影响, 会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鲜明生动的效果, 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往往会注意在细节中采取虚构的描写手法, 描写人物时, 也会注意突出人物言行的个性特征。

从作家角度分析, 唐传奇的作家中有一部分也是历史学家, 他们对传奇创作时会更加容易地继承史传的这一传统, 将史传的文学手法更为自由地运用于唐传奇的创作, 使之发展有了较为丰富的前鉴经验, 陈鸿与沈既济便是典型代表。而各种文学形式的交融促进, 从李杜诗歌、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 到“说话”与“俗讲”, 变文等艺术, 均不同程度地增强了唐传奇的表现力, 丰富了唐传奇的语言形式, 对唐传奇所形成的描写细腻、陈叙委婉、情节曲折、辞藻华丽的风格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从而对唐传奇的兴盛起着重大影响。

二、文体之外的促进———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交融

唐传奇的兴盛也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 即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形势、文化的发展与作者群体的不同等。唐传奇以故事题材广泛著称, 其文章主题的丰富程度几乎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政治、英雄、命运等都是唐传奇作家极为重视的主题。这一系列的事实证明, 唐传奇的兴盛必然离不开文学以外的外部原因的促进。

( 一) 经济的发展———唐传奇得以兴盛的温床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 长期以来社会发展都较为安定, 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了一定发展, 人们的社会生活因解决了基本温饱而更为丰富, 人们的娱乐时间的增多、对精神满足的追求, 及良好的经济条件为文人对唐传奇的创造提供了优厚的物质依靠和精神动力。孔子《论语》中关于教育的观点也同样可以换个思考角度用来论证这个道理: “庶、富、教”。孔子认为有一定的劳动力、发展生产后才能进行有效的教化, 文学创造也是一样, “衣食足而知荣辱, 仓廪实而知礼节”,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长足发展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撑。

唐传奇多发生于规模和水平较好的大城市, 《霍小玉传》发生于长安、《柳毅传》发生在扬州, 这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同时, 为了满足新兴阶层人们对文化和娱乐的需要而产生了一种名为" 市人小说" 文学, 这更是为文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唐传奇不同于六朝志怪为了记事而作, 它完全以人世现实经济生活为对象,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也使传奇的内容更加贴近社会, 富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唐代繁荣的经济为唐传奇的兴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而种种的经济因素也反过来刺激了文学消费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唐代传奇在唐代繁荣经济的蕴育下兴盛起来。

( 二) 政治的平稳与动荡———唐传奇兴盛的契机

不论分析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体裁, 从政治的角度入手都是绝对必要的, 唐朝的政治对于文化创作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初唐、中唐时的政局相对于前朝来说较为平稳, 统治者为了避免隋朝的错误统治, 励精图治、休养生息, 然而到了唐后期, 历史上安史之乱的政变使唐朝的鼎盛一下子不复存在,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 因政党纷争使国家内外部纠纷不断, 中央政权下移, 藩镇割据严重, 宦官为了专权不断斗争, 一系列事件使得人民生活不在安稳, 百姓流离失所, 生活的动荡带来了心理上的伤痛。这一盛一衰之间使得人民内心受到极大冲击, 更是激起了文人对社会生活的思考与反思, 很大一部分的唐传奇内容均反映了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反思与探究, 李泓的《长恨歌》和元稹的《莺莺传》等就是这类型的唐传奇代表作。

唐代文人对于功名的追逐也是刺激唐传奇兴盛的动力之一。这与当时的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重科举, 统治者将它视为维护统治、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 它与文化内容是互相影响的。当时的科举重诗赋轻策论, 文人更注重文采, 同时文人的名声也是影响科举结果的一大因素, 而名声的高低往往首先从市井之中传出, 于是出现了文人墨客注重营造自己名声的现象, 而唐传奇的创作目的也由最开始文人亲友间投自己的文学趣味而创作逐渐发展为文人墨客显示文采、增加声誉, 作家往往追求市民对自己作品的认同与传扬, 从而为自己步入政治阶层搭桥铺路。由于唐传奇内容多反映市井生活和社会人事, 更易于得到读者的心理认同感, 增加阅读兴趣, 使作品能够迅速在市井中传播, 使作家名声鹊起, 因此文人对政治功名的追求也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唐传奇的兴盛, 著名作家元稹便是因为著作被乐工或宫人的大量传颂而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进而加官进爵。

( 三) 文化氛围———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力

唐传奇是属于文学范畴的一种文学形式, 自然而然的会受文化氛围的深切影响。由政治对唐传奇的影响可知因唐代科举取士的特点使得“行卷”、“温卷”之风在参考之人间盛行起来, 而唐代举子们的" 温卷" , 对传奇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科举应试的文人墨客为了能够事先得到考官的赏识, 往往会在科举之前向考官送上自己的诗文, 第一次将自己的作品呈献给考官时称为“行卷”, 而再次被向上呈贡的作品被称为“温卷”。中唐时期进士的受重视程度与唐传奇的盛行几乎可以说是同步的, 唐文人用唐传奇来进行行卷使得唐传奇的盛行有了文化传播基础, 文人用唐传奇吸引考官注意, 反之这种风气的盛行又刺激了唐传奇小说的创作, 这种风气的盛行为唐传奇的盛行渲染出了必要文化氛围。

此外, 唐朝重诗赋, 同时社会风气开放自由, 文化包容力十分强大。唐人普遍“尚奇”、“尚美”、“尚俗”的文化心理, 及女性的地位大程度提高, 使得创作的作品题材新颖, 往往现实与梦境交叉, 辞藻华丽, 叙述委婉曲折, 内容贴近世俗生活, 有着如《柳毅传》般人物形象中透显着侠义精神的传奇作品, 也有着描写男女之间美好爱情的《莺莺传》、甚至于还有着描写写世族与妓女间的爱情的《霍小玉传》等唐传奇故事。唐朝诗词歌赋均有一定的发展, 多种文学的繁荣必然也会带动着唐传奇小说的进步兴盛。随着文学的发展, 文人的文学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人们呼唤着一种能够超越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的新颖的文学形式的诞生, 而唐朝的作家又往往具有着嗜奇猎艳、尚美遣兴的审美冲动, 这种文学追求以及当时的文化氛围又使得唐传奇的兴盛拥有了足够丰富的文学内部动力的滋养。

( 四) 宗教的影响———佛教与道教思想的渗透

对唐传奇兴盛源原因的探究, 宗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切入点。唐传奇的“奇”之一就是奇在故事内容新奇独特, 我国自古以来便对上天有着敬畏之情, 人们认为皇帝是九五之尊, 认为皇帝是上天管理苍生的代表, 因而称皇帝位“天子”, 这种固有的封建思想使人们在相信鬼神的存在的同时对有鬼神仙妖有着很强的敬畏之心, 同时又对它们的长生不老、无边法力、和无所不能有着艳羡之情, 同时唐人普遍具有好“奇”的共同审美心理特征, 人们偏爱于奇人、奇事、奇物, 宗教人物、故事与思想的神幻性符合当时人们的偏好, 为当时唐传奇的创作提供了新颖独特的创作素材与灵感, 道教强调天人合一, 佛教讲究因果轮回, 佛道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唐传奇的故事内容深受影响, 尤其是道教对唐传奇的影响极为明显。

我们可以清晰地从唐传奇中发现与宗教思想的关联, 如《枕中人》故事中的吕道士是故事情景由真实的生活到梦境之中的转折, 而从初唐时期唐传奇中的《游仙窟》、《原化记》中的人物采药民到《续仙传》中的人物元柳二公, 几乎都是因某种契机而误入了仙境, 遇到了美丽善良的仙女而娶之为妻, 二人在极乐世界过着美好的无忧日子, 但时间流逝后因想念世间种种而回归尘世, 却又因发现尘世间的种种恶俗与污浊, 而再度返回仙境生活。这类的唐传奇极其盛行, 它们往往描述美好的仙境世界而与现实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对神仙与仙境的叙述体现出了强烈的宗教色彩, 文人往往借文中对美好仙境的描写而渗透出对现实世界的批评和对幸福生活与社会环境的追求向往, 这种写作形式必定离不开宗教思想对其的影响。

唐传奇小说的内容主题丰富新奇, 多与佛道人物故事相关联, 佛道人物及情景往往是故事现实与梦境转换间的关键点, 佛道思想在唐朝的盛行, 为唐传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与创作原材料, 当时的唐传奇, 不论是写爱情、科举还是奇闻异事, 其故事内容中往往能见到深厚的佛道内涵与佛道思想, 宗教的盛行刺激了唐传奇小说的进一步兴盛与发展。

三、结语

《唐传奇》 篇5

摘要：在唐传奇的爱情故事里，男性形象给人的感觉往往是软弱的，消极的，黯淡的，远不及女性光辉。本文试图通过对唐传奇文本的解读，结合唐代士人的社会生活背景，探讨当时士人的价值观，整个社会的爱情观，以及当时妇女的生存状态，从而阐释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光辉的原因。

关键词：唐传奇男性士人生活女性唐代社会原因

读者看唐传奇都深深地为其中曲折的情节，华美的词藻，奇异的想象和感人的爱情故事所折服。在其中，读者可以看到许多光辉的形象，像主动争取爱情的莺莺，美丽多情的霍小玉，有个性有缺点的李娃，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非烟，这些美丽的女性光彩照人，令人过目不忘。然而唐传奇中的男性往往是懦弱的，一事无成的，抑或是热衷于功名利禄无法自拔的，甚至是粗俗的。所以读者看到的是对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对霍小玉的薄情寡义的李益；虽有豪气，但在功名利禄面前却显得异常卑微的淳于棼之类不甚光彩的形象。然而，像柳毅、李靖、虬髯客有着侠骨柔肠的男性屈指可数。

究其因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起：

一、从唐代士人生活的环境来看，他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里，狎妓冶游成为他们的生活风尚，娼妓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公开行业。《霍小玉传》[2]中李益年方二十，进士擢第，至长安，居新昌里，博求名妓。后经媒婆鲍十一娘介绍与霍小玉相识，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如胶似漆；《李娃传》[2]荥阳生应举进士，其父给其两年的资费，他却流连平康里，与李娃过了一段恩爱生活后，因为囊箧匮乏而被驱逐出门。

再者，唐帝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妓家繁盛，艳帜高张，尤其是首都长安的“平康”娼家，更是红袖连绵，珠翠耀目，狎客步入其间，恍如走入仙境[1]。孙棨在《北里志》中写道“平康，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卢照邻诗《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士香车”；据说李白也喜欢拿妓女的酒杯，浇自家的块垒，在他的《东山吟》里有“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元稹和白居易这对金兰好友更是同有声妓之好，自他们青年登科开始，即与妓女过从甚密，时常偕访北里。

还有一些下层士人由于没有家世背景，无缘得见权贵，他们就向名妓投递红笺名纸，希望通过名妓的引见介绍达到晋见高官权贵的目的[1]。妓院作为公共场所，进士来得，高官也来得，尤其是一些名妓，更是两类人共同青睐的对象。于是妓院便成为他们最理想的见面场所，妓女也成为文人进士和权贵高官交往的中介桥梁。这使得士与妓的交流更加频繁。

由此可见，唐代进士狎妓，在世人看来亦属风流。

同时在唐代，一些妓女的文化素养是很高的，有的甚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满腹锦绣，出口成章。文人们与之交流，很有可能惺惺相惜，很可能会从知音变成知心，并产生强烈的情感。这样士与妓产生真挚的爱情的几率就非常大。可是这种爱情几乎都是以悲剧结局。因为在士人们眼里眠花宿柳终归短暂，如同过眼烟云。新进士长期的幸福还须另有所寄，这就是与豪门权贵，尤其是五姓之女（崔、卢、李、郑、王）联姻。若侥幸获得青睐，被招为乘龙快婿，便等于领取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士路畅通无阻，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因此很多新进士都期待

着在题名金榜之后在中头彩[3]。

从中我们不难知道，李益为何与霍小玉过了一段恩爱生活之后，不顾小玉卑微的“八年之约”，转而娶表妹卢氏了。范阳卢氏是当时五姓之一，地位尊崇。攀上这门亲就等于给未来铺下了一条金光大道，卢氏能够带给他的美好前途是霍小玉所不能给予的，所以李益心中理想的对象是卢氏而不是小玉。李益只是把霍小玉看作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尤物，而不将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他借口迫于母命，无力顾及小玉，可就算母亲如何严毅，作为儿子难道跟母亲交流一下都不可以吗？就算他忙于告贷，可是当他来长安时却对小玉封锁消息，这又该算一个负心的标志，在小玉的灵堂前李益为之缟素，哭泣甚哀，我想亦不是出于真心，而是他迫于社会的谴责而装出的样子。通过阅读《霍小玉传》，就应该大致了解当时士妓之间的爱情大多是悲剧的原因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男性受理性的指引，奔波仕途，执着于功名。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黑格尔说：“爱情在女子身上表现得特别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在本能的情感需要下，她们执着于纯洁真挚的爱情,因此在婚恋上常常显得比男性果敢、坚毅，形象上大为后人赞可。相反，玩弄女子情感的负心汉自然为后来者所不齿。

二、从士人的角度来讲，首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获得良好物质生活的保障，所以考中进士成了他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官至宰相的薛元超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终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连像官至宰相的薛元超都将“不以进士擢第”作为平生一恨，可见中进士对于唐代士人的重要程度。唐代废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让寒门士子通过进士科的考试，得以跻身庙堂，位列朝纲。这是他们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最主要的途径。为了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当时的社会名流，权贵高官行卷，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而平步青云。唐传奇《王维》，王维为了得到太平公主的推荐，以第一名进士擢第，不惜将自己装扮成伶人向公主献艺，他自降身份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考中进士。我们先不管这篇传奇有多少可信度，从中反映的唐代士人对功名热衷程度之高却是事实。

我们再看《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卢生和淳于棼都是非常热衷于功名之人。卢生认为“士之生世，当建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淳于棼虽是“吴、楚游侠之士”，能够“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甚至还可以“使酒忤帅”，却仍抵挡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当梦见二紫衣使者来接他到“槐安国”去时他“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等到面见国王时更是诚惶诚恐，礼仪周全，不敢说一句话。与之“不守细行”的个性完全不符。虽然他们在梦醒之时有所悔悟，但是我们很难保证他们会不怀念梦中声色犬马，钟鸣鼎食的生活。这样的形象在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不怎么光彩的。

其次，士人们通过传奇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我们看唐传奇，作者描写年轻女性的外貌的时候几乎都采用了相近的词汇。描写任氏，“容色姝丽”，“妍姿美质”，“举措皆艳”；写霍小玉，“姿质秾艳，一生未见”，“若琼林玉树”；写李娃“妖姿要妙，绝代未有”；写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写非烟，“容止纤丽，若不胜罗绮”„„再看女性的才能，任氏和霍小玉能歌善舞，小玉还精通诗词；莺莺名门之后，更是才貌双全，红线善弹阮，通经史；非烟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谭意哥，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诗笔„„ 这么多不同作家的传奇里，描写女性形象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有着香艳的姿容，敏慧的性情，能歌善舞，精通文墨，善解人意。她们的形象堪称完美。我想着绝不是偶然，其中包含着士人们对女性的普遍审美态度。女性的形象

如此地完美，她们的光芒太闪亮，盖过了男性的形象，所以唐传奇里女性形象尤其光辉。

三、再从唐朝女性的生活的社会环境来看。唐朝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文化开放，女性的地位比较高。李唐脱胎于杨隋，吸取了隋亡教训，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与民休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此李唐建国不久，就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朝出现了自汉朝全盛以来所没有的兴旺现景象，一个充满自信的、安定的和繁荣的局面。唐代的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散文、小说、书法、绘画、雕塑、舞乐和戏曲等都各领一代风骚。开放型的大唐帝国，人们胸襟开阔，延揽八面来风，使唐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更加热烈多彩，更富生命力。

由于唐朝强盛的国力，唐人开放的心态，使得唐王朝与周边的国家如大食、天竺、回纥、吐蕃等国家有着很好的交往。胡姬酒肆的出现，胡服胡食的盛行，还有随处可见的金发碧眼的商胡，都说明着唐代的极度开放。正因为有了这种开放的风气，使得唐代的女子受到 的封建束缚就比历代要小很多。加上李唐先世本属西北“胡化”很深的六镇集团，唐皇族是胡汉混杂的血统。胡族的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广泛的流行于整个南北社会，既给汉民族以豪强侠爽的勇猛英风，也影响到汉族的舞乐诗曲、饮食服饰等。唐统治者“华夷之辨”的观念非常淡漠，大量少数民族涌入中原，中原地区胡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当时唐朝“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

这种社会形势下，唐代的妇女敢于抛头露面，她们也可以和男性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甚至可以骑着高头骏马招摇于闹市，可以披着透明的丝织品，自然地展示她们丰满的倩影，可以和着欢快的音乐跳着胡旋舞，甚至于连道姑、女尼与妓女也可以同达官显宦在一起吟诗作文，与文豪鸿儒结为文友，互相唱和

[3]。故朱熹曾说，“唐源流概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在这种开放的社会风气下，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同时生活也有一定的保障。

唐律赋予唐代妇女一定程度上的婚姻自主权。她们既可以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求佳婿”，又可以在对婚姻生活不满时，提出离婚要求，甚至夫死之后可自主改嫁。唐朝妇女还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财产权利。《唐律疏议》规定了出嫁女从本家获得的嫁资，为其私有财产，不受夫家财产分割的影响，而且出嫁女改嫁、再嫁时，可以从夫家带走资财。唐律还规定妇女在涉及经济利益的财产继承和食封继承中享有一定的权利[5]。

所以只有在唐代这种开放的社会里，女性的社交生活很少受到限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不再是受歧视的对象，男性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美丽女性，他们对女性“失节”的情况根本不在意，女性也可以在离婚之后再嫁一个更好的丈夫，而且丝毫不受到歧视。因此，我们在唐传奇里才会看到这么多美好的女性，比如红拂、红线、无双等，这些形象一直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四、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为了更好地突出这些美好女性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反面的男性形象与之进行对比。赵象的不负责任，临阵脱逃反映出非烟为爱付出生命的可贵；李益的薄情寡义映射出霍小玉的温柔多情；李家四子的好色愚蠢，突出了却要的聪明慧黠；红绡女反抗压迫，追求自由，更让我们看到“一品勋臣”的作威作福，鱼肉百姓。

综上所述，在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光辉的原因是有其社会和政治原因的，唐朝的森严的门阀制度和等级制度，是许多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源。同时也不排除某些士人负心薄幸，另觅高枝的嫌疑，还有作家的创作需要，把男性描写得比较灰暗。唐传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后来的戏曲、小说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希望后人在阅读唐代传奇中慢慢领略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蒋建平：盛世风云——探秘大唐帝国·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2]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一版

[3]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中华书局·2007年北京第一版

[4]毕宝魁：隋唐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浅谈唐传奇中的生态文学 篇6

关键词：唐传奇；生态；自然；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01

在这些优秀的作品之中，《唐传奇》由于生动的描写，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题材的广阔，以及反映在文学中的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成为了研究各种文学类型的重要题材。生态文学中所提到的遵循自然规律，神仙妖怪，约束人的严密的礼教体系，优美的自然景色，在唐传奇中都有所提到。尤其是婚姻问题上的“遵从父母之名，媒朔之言”和“门第”等观念造成了士子的负心。神仙妖怪题材中的狐女形象的塑造，把狐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下面通过分类成说来研究唐传奇中的生态文学观念。

一、自然之中的动物是人类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唐传奇中的动物几乎都是幻化成了人形进入人世之中，或与人类高谈阔论，浅谈诗赋，“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的各类动物的精魅《东阳夜怪录》；或理智勇敢，洞察先机，教给人类做生意，助其成家治产的狐女《任氏传》；或报答救命之恩，勇敢追求爱情，以身相许于人类的龙女《柳毅传》。他们都保留了本来自然动物的天性，只是化为人形。书中之所以写到如此多的动物，就是因为在古代社会，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切，它们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也是与人类接触最多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都是辅助人类的，在农业生产中启着重大的作用。在人与动物相处的过程中，要保持它们原有的本性，与之和谐相处，不要妄做徒劳之功以害其原始的自然规律。在《任氏传》中，郑某不听狐女任氏的“往西去，不吉利”的劝阻，执意与之一起去上任。导致了任氏惨死在猎狗的口中。郑某违背了一些自然规律，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二、保护百姓的生存就会使国家生存和发展，反之，就会政权更替，国家破灭，社会自然也就被毁坏

百姓是社会发展的实施者，也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统治者如果只安于享乐，寻求各种民间娱乐，不理朝政，让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置国家于不顾，那么就会使社会动乱，田间荒芜，社会及其自然都会处于一片瘫痪之中。在《高力士外传》中，讲到了唐玄宗轻信小人，专宠杨氏，导致外戚专权，竞相倾夺。诞于淫乐不知养虎为患，最后“两京失守，万姓流亡”如果连百姓都无法维护其生存，怎么可能去保护生态的发展。《东城老父传》中也写到了相似的情况，通过一个“神鸡童”的回顾，对王室的骄奢及其造成的荒唐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君王无所作为，整日寻欢作乐，整个社会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改造社会的结局竟使其停滞不前，甚之，使国家和自然都遭到了破坏。

三、自然规律下的社会结构规律

自然生态有其自己的规律，人类应该遵从，不能蓄意破坏，如果破坏就是受到自然的惩罚。先人由于害怕自然降临的灾害，往往重祭祀，把不可解的现象都归于神灵的操控。而统治阶级利用这一点，大谈“礼教”和虚无缥缈的“天人感应”。《离魂中》的倩女就是在现实中得遵守礼教，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这些无法缓和的观念压破她的身体，才逼她肉体与精神脱离，魂魄随心爱之人远走他乡。另一方面，礼教压抑人性久了，便会有人大胆出来反抗它，去追求自己本来的原始人性状态。尤其是青年男女，在感情不能制止的情况下，便冲破礼教之大防，追随单纯的爱情。《莺莺传》中，崔莺莺刚开始由于礼教压制头上，娇妗自持，欲拒又纳，但通过传递情信，私通情郎，弹琴诉忠情之后，便从一个识礼数的大家闺秀变成了突破男女之防，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的女子。夫妻爱情的和谐就会促成家庭的和谐，家庭和谐就会使国家和谐，国家和谐了，整个生态也就和谐了。

四、自然生态中的景色能让人类触发颇多，感物生情

人类生存在自然之中，能随时随地感受到自然的美景。书中的景色描写一般都是为了渲染氛围，或者用之衬托人物的美。唐传奇中的景色刻画，有的美的隔绝尘世，犹如世外桃源；有的睹物思人，怀念已逝之人；有的心仪对象如花似玉，用自然之中任何美得东西形容其花容月貌都不为过。如《补江总白猿传》中，描写妖怪大白猿的居住处，如仙境一般，绝非人类能享有：“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渡。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扪萝引絙，而涉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1]鲜花吐露芬芳，清溪翠竹相伴。此景美得令人遐想，神往。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原始的生态如果不被人类破坏，努力善待之，与之和谐相处，那么青山绿水会属于每个人。《长恨》中描写唐玄宗思念杨贵妃之深，便采用了季节的变换以指他的爱情永远忠贞不变。“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2]世间的美女如云，但一和天上的仙女比起来，那就黯然失色了。

参考文献：

[1]林骅、王淑艳：《唐传奇新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简析唐传奇小说《聂隐娘》 篇7

一、聂隐娘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聂隐娘的故事非常符合唐传奇志怪求诡的作风,聂隐娘为魏博大将聂锋之女,在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家里玩,门外来了个乞讨的尼姑,看见隐娘后很喜欢,要把她带走,聂父不同意,结果当晚孩子就丢了。在夫妻二人相对涕泣了五年后,隐娘居然毫发无损的被送回,一家人悲喜交加,询问隐娘这些年的情况,在父亲的逼问下,隐娘道出原委:当年被尼姑偷走后被带到了一个大石穴里,尼姑给了隐娘一颗丹药,隐娘吃后便觉得身轻如燕,于是拿着尼姑给她的宝剑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学攀岩。等到能刺的那些猿猴虎豹无处躲时,尼姑就带着隐娘进了城,让她用羊角匕首取恶人的首级,之后再毁尸灭迹。虽然是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隐娘也从不失手。唯一一次失手是因为目标人物恰巧在哄孩子,隐娘一时心软便延误了杀人的时间,回去就被尼姑呵斥了一顿。尼姑说隐娘的剑术已成,可以回家了,约定二十年后再相见。

这样的故事任何人听后都会胆战心惊,即使是家人也不例外。在听了女儿的讲述之后,聂锋不再干涉她的行为,对其也不甚怜爱。突然有一天,家里来了个磨镜子的少年,聂隐娘说,这个人可以做我的丈夫,父亲也不敢反对。隐娘便嫁给了那少年,靠父亲的接济过日。待到聂锋去世,魏博节度使听闻了聂隐娘的神奇本事,用金帛来雇佣她,之后又派她去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结果聂隐娘感于刘昌裔的深明大义而临阵倒戈,还用异术为刘昌裔解决了魏博节度使派来的杀手精精儿和空空儿。刘昌裔厚待她,想带她入朝廷觐见,但古之大侠向来不在意功名利禄,聂隐娘于是辞别雇主,归隐江湖。此后只刘昌裔之子刘纵与隐娘有缘见过一面,再无人知其下落。

本篇内容诡怪荒诞,但也反映了一些历史真实。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大背景下,藩镇节度使专权妄为,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与朝廷之间关系紧张,相互残杀,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已如过往云烟。各藩镇间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纷纷豢养刺客,收罗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侠士作为爪牙,刺杀政敌。这些侠士,或出于个人的恩怨,或取舍于藩镇势力的强弱,实际上充当了藩镇争权夺利的工具。在当时,刺客并不仅仅来自传奇小说,而是唐代中后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资治通鉴》记载,唐奸相李林甫,结怨颇多,出门需要步骑百余人在两侧保护,每天都变换床的位置,即便是家人也不知道他具体的位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五》记载: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蓄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此二例,实则当时豢养刺客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此外,在中唐以后,想改变自身命运,使自己才能得以发挥的途径不外乎有两种,一为正统的科举考试。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句谚语道出了真正进士及第的人少之又少。而另一种途径就是依附于藩镇,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藩镇需要人才来帮助自己强大,人才需要得到施展才能的平台,而且在藩镇使府内,宾主关系一般比较融洽,对人才很是尊重,这样一来,人才流入藩镇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旧唐书》有载:“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3]不论聂隐娘是效忠于魏博还是陈许,事实上都是依附于某一方阵的,这也是当时大背景的反映,是人才流向的抽象反映。在唐代社会风尚是尤为开放的,对妇女束缚较少,从武则天称帝就可以看出女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尤为突出的。再有唐代妇女开放的着装风格也可以看出对女性的开放。在《聂隐娘》中,隐娘自己选择夫婿即是对社会现实的折射。

二、聂隐娘名字的由来

男主人公之一的刘昌裔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是唐代陈许节度使,那么既然刘昌裔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聂隐娘是否在历史上也真有其人呢?实则不然。虽然史书所记载的多为达官贵族,聂隐娘一介女流之辈未被记载也无可厚非,但在史书上也很难找到与其父魏博大帅聂锋有关的只言片语,甚至结合当前学者们的诸多研究也未发现聂锋有可考证之处,所以由此可知聂锋父女应当都是虚构的。

那么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为何作者要给女主人公起名为聂隐娘呢?其名按常理可推测是因为故事的结局是聂隐娘不知所踪,隐于江湖,故名隐娘。而在诸多姓氏之中,作者有意选取“聂”为姓,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刺客的故事,古往今来并不少见。太史公为刺客立传,绝对是一大创举,宣扬天有不公,替天行道的同时,也为日渐孱弱的汉人们保留了一丝决烈。有了“荆轲、聂政、豫让、专诸”[4]四大刺客,才有了眉间尺为干将、莫邪复仇。从遗传学角度来说,或者从向前辈“致敬”角度来说,聂隐娘应该是聂政的后人。之所以肯定聂隐娘姓“聂”非作者无心之举,还得从聂政姐弟同义的故事说起。春秋末期,濮阳严仲子侍奉韩哀侯为臣,因与韩相侠累之间有怨仇,严仲子怕侠累杀他,便逃亡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复侠累仇恨的人。严仲子听闻聂政仁孝侠义,多次登门拜访,并且礼遇聂政母,后聂政母去世,聂政完成三年守孝无后顾之忧后,只身前往侠累府杀死韩相侠累,后被围攻,为避免牵连家人用剑尖划破面貌,剜出双眼,破腹而死,其姐听闻后亦自尽于聂政尸旁。这对姐弟是多么的忠烈!聂政正是感恩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而甘愿奉献牺牲。“聂隐娘”应该是作者在向聂姊致敬。

古往今来,刺客似乎一直是男子的专利,到了唐代,女性大展拳脚,终于也得以在高危职业中一显身手了。这当然与李唐身上流淌的鲜卑血统息息相关,北方游牧民族对女权较少约束,以至于出现了史上第一任女皇帝,这点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提及。唐人在融合、开放中创造辉煌,影响到文学作品是顺理成章的。于是叙述偷情、野合、妓女的作品层出不穷(莺莺传、冯燕传、北里志),女刺客、女剑客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唐代侠义小说多以报恩或报仇为主题,《聂隐娘》属于为前者,以报恩为主题。正是由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对聂隐娘有着知遇之恩,所以隐娘才转入其麾下为其卖命。聂政与聂隐娘这两个形象内核都有着“义”,传奇作者赋予传奇主人公姓“聂”,用意在于肯定她继承了中国古代著名刺客聂政“义”的传统。聂隐娘命名由来,非空穴来风,由此可知。传奇侠义小说原本即为虚构,作者大胆将男主人公定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一虚一实催生出化学反应,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感,仿若真有这样一位女侠,只不过最后归隐江湖了。只能说作者的写作手法和排篇布局让现在的我们仍为其折服。

《聂隐娘》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传奇小说,其艺术魅力倾倒古今,聊完其背后不可不说的事儿后,可以更好地感悟其背后的唐代风韵。作为电影创作蓝本的唐代传奇小说《聂隐娘》一直被奉为中国第一篇真正的武侠小说,不仅在文本创作、艺术造诣等方面有着独到的开创意义,更因其主人公——聂隐娘这一鲜明饱满而又充满诡谲气息的人物形象而脍炙人口,成为后世文学、戏剧之蓝本。

摘要：唐传奇小说聂隐娘的故事是裴铏所撰《传奇》小说中的一篇。内容虽异闻怪谈、惊悚奇幻,里面记载的诡异情景却足以令今日的悬疑和恐怖小说黯然失色。唐朝的黑夜文化,在那个诗歌流行的年代可谓不登大雅之堂,然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们却无疑是极富想象力的文学瑰宝。让我们从作品中品味主人公聂隐娘到底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传奇女子。

关键词：唐传奇,聂隐娘,独立女性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2]夏哲尧,《聂隐娘》出《传奇》辨析[J].台州学院学报;2000(02).

[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三八,《赵憬传》[M].中华书局;1975.

浅论唐传奇中的男权传统 篇8

唐代女子的地位虽有提高, 但她们的爱情和婚姻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她们在追求爱情自由时必须突破门第观念、父母之命和宿命姻缘的牢笼。当时的作家们有着敏锐的触角, 他们时刻关注着女子的命运和幸福, 他们在作品中刻画出一个又一个追求自由婚姻、幸福爱情的鲜明女子形象。

从现存的唐传奇作品来看, 有关女性的描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本来, 社会就是由男女组成, 女性理当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但是在漫长的封建长夜中, 女子由于被剥夺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不能自养”, 所以总是作为男性的附庸, 总是被逼到文学殿堂的一角, 在唐人小说作品中描绘了许多女性形象, 但从整体上看, 女子依然被视为玩物, 生活舞台的主宰依然是男性。这种境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黑格尔曾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 父权制因其“合理”的因素, 正逐渐走向“现实”。这种“现实”的男权传统, 在唐代爱情悲剧题材的传奇中虽有所松动, 但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精神心态方面, 男子是男权社会的主体。唐传奇中, 男子掌握了爱情婚姻的主动权。如《莺莺传》中张生始乱终弃, 科举不中, 抱着追求功名的心态, 留在京城“攀龙附凤”, 抛弃了崔莺莺。《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曾“引谕山河, 指诚日月”, 可后来却抛弃了霍小玉, 抱着高攀名门大族, 以利前途的利己邪念, 与卢氏结婚。与之相应, 唐传奇中女子, 如莺莺愁怨悱恻, 霍小玉怨愤而亡。她们虽然有其刚烈的一面, 但她们却始终摆脱不了封建女性的道德观念的束缚, 在这场和男子争夺爱情主动权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从对女子容貌的要求方面考察。在这些爱情悲剧体裁的唐传奇中, 女性一般都具有美好的容貌, 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男权传统的深远影响, 女子容貌必须符合男子的审美要求。如《莺莺传》中的莺莺“常服碎容, 不加新饰, 垂鬟接黛, 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 光辉动人”, 《李娃传》中的李娃“明眸皓腕, 举步艳冶。……触类妍媚, 目所未睹”。如果把这些女子的美貌比喻为“花”的话, 那么这些“花”是开给谁看的呢?当然是给使她们获得悲痛的负心男子看的。这表明了男子不仅精神上控制了女子, 而且还在容貌上控制了她们。

《莺莺传》中的莺莺是一个上层社会的少女, 有着举止端庄的闺秀风范, 又是一个富于诗人气质的多情少女, 即红娘所谓“善属文, 往往沉吟章句, 怨慕者久之”。因此, 易于为张生的“喻情诗”所动, 就在“赖简”后数日, 她终于克制不住对张生的钦慕而与之私下结合。

张生则是“多春思”的“风流才子”。他追求的是“物之尤者”, 是不寻常的美色。一种渴慕之情使他忍受不了“因其德而求娶”的漫长过程, 于是选择“非礼”的途径来追求莺莺。

《莺莺传》的结局多引起争议, 宋代的何东白说崔、张“始相遇也, 如是之笃;终相失也, 如是之遽”, 感到传奇收煞得太突然。但赵令畤认为, 元稹已较充分写出了张生与莺莺不得已而分离的悲剧性情感:“崔之始相得, 而终至相失, 岂得已哉!如崔之他适, 而张诡计以求见, 崔知张之意, 而潜赋诗已谢之, 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耶!”在他看来崔、张始终是一对情人, 惟其如此, 他们终至相失的结局才是悲剧性的。这个看法导致后世崔、张的故事的两种结局设计:一是以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王实甫《西厢记》杂居为代表,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二是以《不了缘》为代表, 让崔、张永远处于不能相见的思念之痛中。

总之, 唐传奇中的女性爱情大多是悲剧性的, 但在悲剧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明的、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形象, 她们对爱情的执著和坚定, 谱写了一篇篇动人的篇章, 表明女性在爱情自由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赵令畤.侯鳍录——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陈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88.

读唐传奇《谢小娥传》的几种方法 篇9

现在我们可以心情轻松一点了, 这就开始读作品。

其中一种是推理小说法。

上海译文出版社为美国著名黑人推理小说家华特·莫斯里的“易兹·罗林斯系列作品”举办的发布会上, 作家叶开认为, 现在推理小说以日、美为盛, 中国反而没有令人记忆深刻的作品, 但这算不上新鲜货, 因为推理小说在中国很早就有了, 不一定是源发地, 但肯定是很早就有的、并且可能影响到日本等邻近国家。远的更是影响到了如荷兰著名学者、外交家高罗佩先生, 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了《大唐狄公案》, 在欧美风行一时, 已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 译成汉语有一百五十多万字。狄仁杰为武则天时期的名相, 也是历史小说、公案小说中“青天大人”的早期原型之一。明代著名的公案小说如《包公案》等也属于这类衍生品。不过, 更早的推理小说说到唐传奇中的《谢小娥传》这篇作品。叶开的观点引起在座嘉宾和听众的强烈兴趣。虽然《谢小娥传》与现在的推理小说相差很大, 但这篇作品具备了推理小说的各种要素, 甚至, 因为谢小娥苦心积虑的寻访仇人, 令人敬佩的隐忍和几乎到了极限的巨大耐心, 还令人联想起类似希腊神话中那种“英雄传奇”的结构。

从推理小说的角度来读《谢小娥传》, 这种方法颇为有趣。传统的阅读则更多地只是注意到小说里的“复仇”结构和“孝女”因素, 并且以传统的“贞节”道德观来总结全文的核心思想。

《谢小娥传》为唐代传奇作家李公佐的名作, 曾收入《太平广记》《新唐书》, 归为“烈女传”类的道德故事。晚唐李复言修改为《尼妙寂》, 收入《续〈玄怪录〉》———因作家关注点、侧重点不同, 而作了很大的改造。《谢小娥传》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代作家凌蒙初据此作《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王夫之据此作《龙舟会杂剧》。

这篇传奇说起来有点复杂, 但故事线索很清晰。

我们先说《谢小娥传》, 然后再拿《尼妙寂》来加以对比, 这样就可以看到不同作家的不同思考角度所带来的差异性结果。

在《谢小娥传》里, 作者李公佐以第一人称叙事的角度来写。他写自己在江西任判官之职几年后, 辞官返回长安, 途中淹留建业 (南京) , 访友加游览。有一天, 李公佐登上南京瓦官寺的楼阁眺望风景时, 寺中僧人齐物对他说, 有个叫做谢小娥的寡妇, 每次来瓦官寺时, 都向他出示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的是十八个字组成的谜语, 但齐物却解不出来。李公佐请齐物僧把字谜写下来, 他一边凭栏当空比划着书写, 一边默读思考。齐物僧坐不多久, 李公佐就把谜语解出来了。

这个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 李公佐的叙事角度略微复杂, 他先以第三人称角度写谢小娥的身世:几年前她和父亲、丈夫行船经商时遭到河匪打劫, 全家惨遭杀害, 只有她自己“伤胸折足, 漂流水中, 为他船所获, 经夕而活”。这段里写她受伤很重, 极其惨痛———伤胸折足地漂浮在水中, 被其他船只救起后, 过了一整夜才活过来。后来, 孤苦一人的谢小娥依靠乞食流浪而生存———可想而知肯定受尽各种难言的艰辛———这才来到“上元县, 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在佛寺里, 谢小娥得到了安身之所。这里屡次提到僧人、尼姑、佛寺, 可见得唐朝佛教之兴盛。

谢小娥父亲和丈夫被杀害后, 曾在梦中告诉谢小娥凶手的名字——用隐语的方式———谢小娥父亲说:“杀我者, 车中猴, 门东草。”丈夫说:“杀我者, 禾中走, 一日夫。”至于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来呢?李公佐并没有说出理由, 而是后来改写这篇传奇的李复言想到了要找一个理由, 于是在《尼妙寂》里这么解释说:“幽冥之意, 不欲显言, 故吾隐语报汝。”也就是说, 幽冥之中有自己的规则, 不能直接把真相告诉世人, 而需要你以自己的毅力和智慧去探求, 去寻找答案。所以, 谢小娥/尼妙寂要报杀父杀夫的大仇, 必须分两步进行。第一部, 先解谜, 弄清楚两个恶贼的名字。第二部, 踏上漫漫江湖路, 一路细细地寻访, 决意踏破铁鞋也要找到这两个贼人。

在《尼妙寂》里, 李复言并没有让尼妙寂与父亲、丈夫一起行商一起遭难, 而是与母亲在老家里生活。父亲丈夫去了几个月了都毫无音讯, 她一夜忽然梦见父亲“被发裸形”前来托梦。从阅读感受来说, 这样的“仇怨”不如《谢小娥传》的亲身经历那样“伤胸折足”的惨痛、那样的“深仇大恨”, 因此反而不如《谢小娥传》更加合理。

但仅凭着这十八个字的字谜, 谢小娥无法猜出两个凶手的名字, 她多方求教能人, 而瓦官寺的齐物僧很有心, 他自己解不出来, 还一直挂在心上, 碰到李公佐这样的风流倜傥人物不忘记讨教。有些偶然地, 在李公佐的帮助下, 谢小娥终于知道了两个凶手的名字分别叫申兰与申春。

李公佐推理出申兰与申春这两个贼人名字的过程, 是典型的中国汉字猜字谜的桥段, 让学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来读就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现在的读者, 也要知道繁体字的“車”与“蘭”两字的写法才能更加意会。

李公佐得到答案后, 让寺童去找谢小娥来问询, 谢小娥再详述因由, 李公佐听了很感慨, 把自己解出来的结果告诉她。这里谢小娥对谜语的再次复述, 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有些累赘, 算是败笔。得知申兰申春的名字线索后, 谢小娥谢过李公佐之后, 就离开了南京妙果寺, 她决意寻访二凶具体行状, 为父亲和丈夫复仇。

谢小娥乔装扮成男子, 便于在江湖中更自如地行动, 从而可以寻访仇人踪迹。在那个没有电话、手机、网络的年代, 要在茫茫人海中寻访只知其名的仇人, 可想而知有多么难了。由此又可以看到, 李公佐的《谢小娥传》中写谢小娥与父亲、丈夫一起遭难的细节, 要比李复言的《尼妙寂》更加合理, 因为谢小娥自己身受重伤, 不仅有着深仇大恨, 还有着切身之惨痛。而且, 因为亲身经历, 她也知道发生惨案的具体地点在哪里。这样寻访仇人在有了姓名的线索之后, 就有了基本寻访范围, 谢小娥知道应当在惨案发生地周围打听———这点很重要, 而《尼妙寂》里, 家里的尼妙寂得到父亲和丈夫的托梦, 实际是不知道惨案发生地在哪里的, 尼妙寂即使知道了两个贼人的名字, 探听起来真是大海捞针, 无处着落。所以, 在写作上, 要前后照应, 要无懈可击, 则需要对各项细节加以揣摩, 而使得作品更加合理。

一年多后, 谢小娥在浔阳郡某处偶尔看到有人贴榜招佣人, 前去应聘时竟然发现主人就是她到处寻访不得的申兰。这个细节, 后来李复言在《尼妙寂》里加以修改, 把谢小娥的偶然性撞上申兰, 改为“尼妙寂”听说在“蕲、黄”两地之间有个叫做申村的地方, 于是有心地去打听, 而且打听到主人名叫申兰。她自己要求去当佣人, 并且主动降低薪金。这个改动, 让“偶然”撞见申兰的谢小娥变成主动寻访的尼妙寂, 塑造更加意志坚定的“侠女”形象。而在《谢小娥传》中有些简略的描写“娥心愤貌顺, 在兰左右, 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 无不委娥。”———这里就是说谢小娥内心悲愤, 但表面很和顺, 让申兰产生信任和依赖感———到了《尼妙寂》中, 改成更加主动的隐忍行为“于是勤恭执事, 昼夜不离, 见其可为者, 不顾轻重而为之, 未尝待命。兰家器之。昼与群佣苦作, 夜寝他席, 无知其非丈夫者。”这里, 尼妙寂是主动地用自己的恭敬和勤劳打动了申兰, 也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面目, 可谓处心积虑, 而使得“兰家器之”。她不计较报酬而且努力劳作, 并处处小心不显露自己女子身份而在兰家等待时机, 这样的耐心和隐忍,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从塑造人物角色的角度来看, 《尼妙寂》的细节更加有力。在等待了两年多之后, 谢小娥终于找到了时机, 申春申兰这对堂兄弟大盗聚会痛饮, 谢小娥趁申兰喝得烂醉在庭外露寝的时机, 锁住在内室沉醉的申春, 并直接抽刀砍杀申兰, 呼叫邻人一起捉拿。谢小娥亲手击杀申兰的做法, 虽然是为复仇, 但在当时的律法条件下仍然是违法的。时任太守张公知悉细情后, 才上书为她求情脱罪。而在《尼妙寂》里, 李复言写女主人公为等待有利的时机而“衔之数年”, 更强调“潜伏”的艰辛和困难。只不过, 在同样的堂兄弟大盗痛饮沉醉之后, 尼妙寂不是亲自动手砍杀申兰, 而是“奔告于州”, 她自己并没有“违法”的具体行为, 显见得更加谨慎, 也更加懂得“运用法律武器”。

《谢小娥传》的结尾, 谈到谢小娥报仇之后的选择。她的英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之后, 使得她在自己的家乡成了令人崇拜的名人, “里中豪族争求聘”, “求聘”就是要明媒正娶、光明正大地娶她的意思。但作为寡妇身份的谢小娥却因为谨守“贞节”之妇道而“誓心不嫁”。她选择了出家修行, 悉心向佛:“……遂剪发披褐, 访道于牛头山, 师事大士尼将律师。娥志坚行苦, 霜春雨薪, 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 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 竟以小娥为法号, 不忘本也。”这里很长一段写谢小娥的人生态度和道德选择, 无疑是很符合李公佐的趣味的。谢小娥“一女不嫁二夫”, 因此出家以割断尘缘, 让李公佐感到非常崇敬。

另外作为读者,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篇传奇写作的时代背景下, “乡里”人倒也没有那么保守, 那么追求“贞节”, 而是“争求聘”。因为谢小娥的笃志报仇, 历年不倦的惊人毅力和勇气, 她反而受到了乡里人的尊敬与喜爱, 里中豪族不因她的寡妇身份而嫌弃她, 只是谢小娥“誓心不嫁”而已。这就反映出唐朝的社会风俗习惯还是比较开放的, 宋代以降、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的那种封闭性的、从一而终的儒家伦理, 在当时还不是主潮。也许正因为不是主潮, 推崇谢小娥这种“贞节”精神的李公佐才下大力着墨铺陈吧。

《尼妙寂》的结尾相比《谢小娥传》显得过于简单, 匆匆忙忙就结束了:“得其所丧以归, 尽奉母, 而请从释教。师洪州天宫寺尼洞微, 即昔时受教者也。”说她重获父亲、丈夫被劫掠的财物返回家乡之后, 全都交给了母亲, 自己则一心向佛, 拜洪州天宫寺尼洞微为师, 自己努力修炼, 不复现身人间。

李公佐行状隐晦, 名声不传,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他是“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其所作传奇存世仅四篇, 最有名者为《南柯太守传》, 后来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据此创作著名的“临川四梦”中的《南柯梦》。

李公佐当过江西道观察使判官, 不久也辞官返回长安。在《谢小娥传》里他自己说:“至元和八年春, 余罢江西从事, 扁舟东下, 淹泊建业。”

这是《谢小娥传》以第一人称写法时, 作者、或者“我”直接出现在故事里, 既介绍了自己的生活遭遇, 也引入故事中成为某种“故事”“属实”的证据。但唐传奇有很多“不属实”的“怪力乱神”之作, 观点也很令人惊骇, 这些思想到了宋代, 都不被儒家主流所容忍, 而宋代的话本小说一改而为世俗人情的描写, 不复谈神说怪矣。所以, 清朝初年蒲松龄在淄博摆开小茶铺听人家故事而写下专谈“怪力乱神”的《聊斋志异》, 确实是很“反潮流”的举动。

《唐传奇》 篇10

唐传奇所负载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 牵动着女性的内在思维。封建礼制加诸女性的不合理束缚, 迫使女性必须凭借宗教信仰所倡导的宿命论, 去缓解现实所加诸她们身上的无奈, 体现女性在唐代社会生存的重重压力。唐传奇的女性角色有许多属于诸如妖女、鬼魂女等非人类的角色, 这些角色有着女性所不能跨越的宿命感, 唐传奇中《任氏传》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任氏传》载录于《太平广记》四百五十二卷, 描写狐仙任氏偶遇郑六并与之相好, 郑六不嫌任氏为狐妖, 愿娶之为妻妾, 其亲戚韦崟见任氏貌美, 欲淫之, 任氏以机智化解。此后任氏穿用皆为韦崟供给, 后任氏为报答韦崟用尽方法为他找来数名美貌女子。然一日, 郑六被调任武官, 要求任氏与之上任, 任氏听女巫之言, 知此行对她不利, 奈何韦崟从旁“恳请”, 强为郑六西行而被猎狗咬死。在此, 任氏的宿命认知包含着对黑暗的社会规范的反抗和对男女自由恋爱的向往,

任氏的宿命悲剧就一般说法是因为“人狐不能结合”, 所以在小说中一开头便表明任氏为女狐, 而这也点出了造就本篇为悲剧的肇因。在现实生活中, 女人地位本就比男人低了一等, 有着男尊女卑的观念, 何况狐狸又比人世间女性更低一等, 任氏难免会产生更为强烈的自卑心理, 这为往后的爱情生活中注入了悲怆的宿命色彩———对丈夫言听计从所造成的死亡代价。狐狸精在人世的一般观念里是容貌柔媚, 专门勾引男人的异类, 在《任氏传》的任氏就确实是以狐精角色幻化为“容色姝丽”、“举措皆艳”的容姿, 来吸引异性, 使男性产生对性欲的冲动, 其身份的现实指射如娼妓无异, 《任氏传》所写即是对现实中文士与妓女交往、恋爱的间接反映。正因任氏以如此的姿态出现, 使得郑六与韦崟易因任氏如妓女般的举止, 而加以狎昵轻薄。其实情犹如《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所云:“女性在其间仅仅被作为‘红粉佳人’———男性愉悦中被物化了的把玩对象。”[2] (p13) 加以任氏在文中自表身世:“某, 秦人也, 生长秦城;家本伶伦, 中表姻族, 多为人宠媵, 以是长安狭斜, 悉与之通。”此处更加可以肯定任氏虽为异类, 其言行举止却与娼妓无异。难怪郑六见到任氏, 先是“惊悦”, 其后知道她是狐妖, 仍然“想其艳冶”, 愿娶为人妾。任氏的艳色也引得起好色的韦崟魂不守舍, 再见到任氏时, 抑不住色欲发狂, “拥而凌之”, 如此描写实与娼妓无异。任氏既为狐妖的身份, 又身为人妇, 自然需要遵守封建礼教对妇女的限制, 在封建礼制下, 女性在情感、生活的自主权远不及于男性, 在人格方面有着太多的依赖性与听凭强权摆怖的软弱性, 呈现出不能自立的悲哀与无法自存的无奈, 这实乃宿命的安排, 这就进一步渲染了神秘气氛。

任氏宿命观还集中体现在“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上, 亦即狐类本就会死于她的天敌猎犬, 是一物克一物的相克之理, 首先, 任氏明知西行将不利于己, 但是最后她仍旧西行, 原文道:“任氏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 故不欲耳。’郑子甚惑也, 不思其他, 与崟大笑曰:‘明智若此, 而为妖惑, 何哉?’固请之。任氏曰:‘傥巫者言可征, 徙为公死, 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 遂行。”此段话深刻地刻画了任氏因对抗悲惨宿命而在心理上的反复与犹豫状态, 虽有郑六的“恳请”, 加上韦崟的“更劝勉”, 但任氏仍勉强以“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 故不欲耳”为辞, 坚不欲同往赴任, 然而任氏最终仍抵不住郑六的苦苦纠缠, 加上韦崟的推波助澜之下, 她不得已只有决定前行, 如此的“徇人以至死”、“为爱就死”行径, 正是任氏在意志上对宿命的屈服。一般说来, 婚姻与家庭乃是女人的必然归宿, 在家庭之中一切都得“以夫为贵”, 丈夫所提的要求都尽量去顺从, 由此导致任氏在明知不利于己的状况之下仍旧是选择了西行。再者, 任氏的意志的自决与外在环境产生了冲突, 即“决定西行”与“不利西行”两者间有了矛盾, 由上之引文得知, 任氏倘若西行将会面临到不幸, 但她最后仍选择走向已知的死路, 任氏最终为猎犬所害, 果真应验了巫者之言:“某是岁不利西行”。当然这样的下场其实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任氏怎会不知道随行之时就是她绝命之时, 对照之前她面对韦崟的冒犯所显现出的贞烈, 她是愿意用生命去圆满她对郑六的爱情, 因此在现实环境不许可的情况之下, 任氏依旧选择按照自己的理念去行动, 所以, 其遭受到这样的灾难便也成了宿命里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女巫是传递天命的使者, 任氏之所以选择相信正显示她的观念中存有的宿命观, 宿命来自于天命所定, 女巫的预言正透露隐微难知的天意, 尤其任氏为狐精所化, 天命在鬼神妖狐的世界更有其牵制力。任氏想逃离她的命运危机, 最终仍落入天命的牢笼之中, 应验了巫者的预言, 留下一个悲剧的结局。这样的结局是任氏的宿命, 也是唐代平凡女性的宿命, 是对封建男权社会和礼教束缚的无声而沉痛的反抗。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女性被设定于传统礼教的框框中, 无处伸展空间, 在遭遇重大的生命困局时, 只有将其无可奈何寄托于那冥冥不可知的宿命中。唐传奇中女性尝试对宿命开展了积极而锐勇的行动, 显现出对传统的反思、对制度枷锁的抵制、对环境的不平, 不愿把人生交付给宿命去定义。但毕竟要靠个人的力量及意志力去冲破是很难的, 在遭受人生的挫折之时, 她们还是任氏一样相信了宿命的观念。虽然如此, 唐传奇女性, 还是令人叹赏欣慕的, 她们虽如昙花一现, 但其所折射出的光彩, 却为女性写下传奇性的一页。

摘要：唐传奇女性尝试与传统的宿命去做顽强的抵抗, 这些女性即使以生命死亡为代价抗争宿命而以悲剧的收场, 即使采取归顺宿命而不能突破困局, 但她们对宿命的反抗与归顺, 都具有一些深具意义的文化内涵, 值得去推敲, 故本文主要以唐传奇《任氏传》为文本探讨唐代女性的宿命观, 以其从任氏身上发掘唐代女性宿命观所体现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唐传奇,《任氏传》,宿命观

参考文献

[1]范学德著.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