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张爱玲散文特色分析
举例说明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
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
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
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就看《沉香屑 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竭见乾隆的记载„„” 张爱玲先是描写了她听克荔门婷讲故事的地点、环境，及她这位朋友的外貌、衣着，然后，时间退到了很久前罗杰安白登的悲惨遭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还常常用电影手法和节略法。
信息院
080801403范校
第二篇： 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
张爱玲的小说表现的是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苍凉感，她描写了一系列女性的生存悲剧，心理分析出神入化，同时还能巧妙运用意象手法，她以清贞绝决的生活态度，苍凉华丽的末世视野，奇崛冷艳的雅俗之美，凄婉的笔调，带我们走进苍凉的小说世界，本篇论文联系作家生平小说，对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简要分析，从而较为完整地展示张爱玲小说艺术世界的特征。
关键词： 张爱玲
小说
苍凉
艺术特色
一 概述
张爱玲的作品，从短篇到长篇始终把自已时代已经发生和正要发生的破坏作为大背景，由此开掘个人的情感世界，特别是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现实所嘲弄的欲求，纵观她的小说，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我们细读张爱玲的文字，不难看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非常独特，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以奇秀精当四字形容她无疑是相宜的。
二 平民化的叙事视角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然而引起她极大关注的不是历史中那些英雄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历史变化中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也不是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日常生活中那些琐屑的人物、琐碎的事件，也就是世俗人生里饮食男女的生存状态、婚恋生活等世俗化生活。张爱玲在《传奇》初版扉页上曾说过，我“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强调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是写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负荷者，因为他们虽不彻底，究竟是认真的。”不仅如此，在潜意识里，张爱玲认为历史是由无数凡人的生存组成的历史，“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因此，在她的作品里满是俗庸的普通人的男女私情、家长里短。《倾城之恋》里白流苏迫于无奈与寄人篱下，以妖媚的身姿赢取了妹妹的恋爱目标范柳原的青睐，以逃离那个已容不下她的家。
纵观张爱玲小说的人物，无不是平凡尘世中的普通人。对普通人物的描绘透视出了张爱玲对生活的特别理解，“生命即是麻烦”， [1](P12)因为现实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烦恼，不如意。同时也传达了张爱玲在时代变动
中对微不足道的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尽管这些普通人虽然常常猥琐，自私，无情，软弱，怯懦，但张爱玲却正是通过普通人的登场展现了现实重压之下真切的生活，真实的生活状态，并从这真实状态中体现其的同情之下的悲悯意识及对时代混乱的揭示。她用细腻而又从容的心洞察世俗人生，并通过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反映这个时代的世态万象。 每个作家在自己的创作轨道运行久了，都会形成自己的内容模式。张爱玲是与“五四”主流，尤其是“左翼”叙述内容模式完全异致的作家，30、40年代文坛的主流尤其是左翼模式，是不大珍惜生命的，正如鲁迅所言“愚昧、麻木、不觉悟的过人是一群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而在张爱玲的笔下任何生命都是有意义的，生存即是意义：《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不仅毁掉了自身的幸福，而且也毁掉了儿子，女儿的幸福。如果在“左翼”作家的笔下，对这样的人就是千刀万剐也不足以泄恨，但张爱玲却在小说结尾，给曹七巧的灵魂以求赎，为她设计另外一条有情欲，有爱心，有人伦的人生道路，让她留下眼泪，恢复了人的正常感情。张爱玲说：“要把那些滥洞的感伤清除干净，讽刺是必须的阶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讽刺上，不知道在盛怒之外还可以有感情。”这种“感情”就是对人的悲悯、热爱，这是文学的救赎功能，缺乏这一环节的文字，总是有缺憾的文学，总是不够大起气的文学。刘再复曾评价张爱玲是“残酷的天才”，就触及人性深层解剖的精微这点论，是确切的，但是“残酷”容易让人理解为“毫无慈悲的描写”，张爱玲显然不是如此，她对堕落的女人，精神不健全的人性及浮华之下虚伪的人生却总是不厌其烦地琐琐屑屑地写出，投之以关怀和同情，这就是张爱玲曾谈及创作的两种模式、两种法则：一种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一种是表现“人生安稳的一面”。她不反对表现表现“人生飞扬”，但必须以人生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飞扬”，没有底子，飞扬只能是泡沫。张爱玲明确表达了自己创作的叙事模式，就是表现“安稳”、“和谐”、“灵”，她说：“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她拒绝“时代纪念碑”似的作品，自己也不打算尝试，她坚持写凡人琐事，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这就是张爱玲的叙事视角。
三 独特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
张爱玲独到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一直在打动读者的心。她的文字，用优美畅达、厚积薄发、传神精准、流畅自然来形容，毫不为过。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新颖别致的比喻和生动传神的描写，对人物的外形和心理刻绘也细致入微。 语言上看，张爱玲的用词时而富丽堂皇、时而耐人寻味、时而干净利落、时而深刻精辟、时而曲折婉转，但都摆脱不了悲哀和琐碎的调子。表现出巧妙的特点。 来看看如下这些片断，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2](P2)《茉莉香片》开篇第一段话：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沉香屑——第一炉香》开篇：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传庆可不敢揣想。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
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红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3] (P128)
“她看了看了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地往上爬。”[4](P58) “现在他总算熬出头了，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已经改变，种种非议与嘲笑也都冷了下了。反而有许多人羡慕他稀有的艳福。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难得有两次他向朋友诉苦，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了一番说：‘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5](P23)从以上几段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看出，张爱玲的作品，字里行间透着一个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通过她娴熟连贯的文字，展现了出来。
四 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
不可否认，张爱玲小说笔锋的犀利娴熟，想象的丰富深远，意境的苍凉悲壮，令人叹为观之，然而我认为她的独特的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示，更令许多张迷掩卷沉思，回味无穷，不由得感叹“张爱玲不愧是张爱玲”。在《金锁记》里，张爱玲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枯燥繁琐的解析，而是利用对人物的动作，语言的描写，把人物心理分析得入木三分，同时呵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和风格，足见张爱玲洞察人物心理之深与表现技巧之高。
七巧用黄金的枷锁砍杀了自己和她身边亲人的幸福，放弃了自尊、压抑了性欲、牺牲了10年青春。十年后当她青年时的爱情幻想——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隐蔽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
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啊，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 „„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被暴雨无情地扫荡了„„她的痛苦到了顶点，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的仇变成了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季泽被打得夺路而逃„„而她却还要掉转身上楼去，在楼上的窗户望他一眼„„毕竟她曾经爱过他，且他的爱给了他无穷的痛苦„„通过七巧的心理描写，可以清楚地看到金钱对人性善与美的瓦解，对正常健康欲望的摧毁，以及七巧由最初的引人同情的被害者到最后变成人人憎恶的虐待狂的变质过程，七巧的行为实质是长期被压抑的女权的一次总爆发，揭示了社会现实对人的君临、威压和吞噬。《沉香屑：第一炉香》对葛薇龙先前由对“异己”世界的“无边的恐怖”到“完全陷入”的心理描写过程，也正是她由“良”沦为“娼”的辛酸历程，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欲望的矛盾心理主导着她的行动并最终决定了她的命运。
张爱玲不仅善于运用心理分析手法，而且还擅长用心理分析展示人物心理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并在这纵向追踪过程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如七巧本来是乡间村野可以享受亲情、爱情、人世快乐的可爱女人，但卑微的社会地位及对黄金的欲望使她最终成为畸形婚姻的牺牲品，更成为
情欲的牺牲品，小说用30年的时间说明金钱战胜伦理、人性的过程，揭示出七巧人生悲剧的根源是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文明末世” [6](P32)的伤感被转化成故事里无尽的苍凉，作品因而具有了现实感和历史沧桑感。
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技巧上善写热的情欲，潜意识，变态心理，描写出现代节奏下深层的悲凉，她笔下人物的心理几乎没有发育得健全的，几乎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畸变性，七巧、梁太太等自不待言，还有《茉莉香片》写年轻的聂传庆，他对言丹朱有求之而恨之，由懦弱而疯狂的心理变态过程，表现出他失落于两个家庭之间的一颗被扭曲的破碎的心灵以及对僵化凝固了的生存环境的反叛与报复，但他最终无法摆脱亲情冷淡、孤独寂寞、压抑自卑、精神变态，揭示了不可避免的时代没落中人的苍凉的生存状态。
由此可见，张爱玲具有对人性的精髓的洞察力和描写能力，她描写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心理的深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现代作家。
五 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受封建家庭的熏染和西洋文化的双重影响，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和现代西洋小说的神髓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得到了和谐自然的吸收，凄艳的笔调、奇诡的意象、繁复、典雅、独特巧妙的意象世界的建构，苍茫无边的时空体验，使得她的小说显出神奇的艺术魅力，尤其她小说对意象的追求，像或欢悦或凄凉的月亮;像拉过来又拉过去带有凄怨色彩的苍凉的胡琴。要么作为触发的契机，唤醒生在乱世的人的或沉痛或颤栗的生命瞬间，都是张爱玲追寻过去复现生命的中介之物，既传达了现代派所强调的象征意义和微妙心理感觉的变化，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开拓意境和画龙点睛的传神功效，呈现出丰富奇丽的蕴涵和审美特征。
张爱玲在小说中不断提到“月亮”，月亮是苍凉寂寞、冷酷世界的象征，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看月亮，皆有不同的感受。月亮是人物内心变迁的见证，如开场的月亮是：“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预示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模糊的状月，象石印的图画”，这是七巧女儿长安眼中的月亮：寂寞、痛苦、模糊、隐含着作者对人物命运的象征;而七巧由于心理变态，家成了疯狂世界，她眼中的月亮也变成了白灼灼的太阳，同生活一样的荒诞，有时更可怕：“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月亮从乌云底下透出，像“面具底下的眼睛”，幽诡神秘，给人以恐怖感。
一些比喻恰当巧妙，意味无穷，往往超越形象自身而产生一种象征性的效果，如《金锁记》中一段“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作者凭借“镜子”意象利用蒙太奇结构和手法将十年光阴流逝和人物事情的变迁剪接处理得十分巧妙，同时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境界，表现了作者对千变万化、不可理喻的人生世界的奇妙感受，传达着她“苍凉”沉重的人生态度。而《红玫瑰白玫瑰》中镜子的意象，则代表了一种生命的脆弱、生存的不安全感和自我分裂、自我认同。白流苏在镜子前面完成了灵魂的裂变，从一个清纯的的女人最终到人格的完全丧失，走向堕落，毁灭的罪恶深渊。她的苍凉而曲折的恋爱历程是建立在生存的威胁之上的，求爱的本身是为了求生存，以及代表性的“玫瑰香”的琴音，对揭示人物性格、增添人物的色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再如《红玫瑰白玫瑰》中绣花鞋的意象，绣花鞋本来是唯心古老的民间习俗的传承，象征美好、喜庆、吉祥，上面一般绣的是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等成双成对圆满吉祥的图案，但在《红玫瑰白玫瑰》中被作者描写成了“„„象两只怯怯的未现形的鬼”
诡魅的幻形，代表了一种无声的哭诉，象征了被伤害、被压抑的烟鹂的命运，虚拟了千百年来中国女性被压抑的心灵史，张爱玲的小说通过象征的运用，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悲剧感染力。
六 浓郁的旧小说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几乎都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以“说书人”的身份来讲故事。如《沉香》，第一炉香一开篇就是说书人的口：“请您寻出家传的霉迹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中国旧小说多是单条线索，按时空的先后演变顺序来结构故事。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多市如此，无论穿插多少倒叙，插叙补叙总体线索不变。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金锁记》《十八春》尽管开头使用了倒叙，但文章展开，很自然转为以时空变化为序，以人物性格命运为线的结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依次铺开。她的小说有无巧不成书，曲折性，传奇性，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等传统的旧小说方式。俗增加了耐谈性。俗雅——华美后的苍凉。
张爱玲的作品在这俗人俗欲里，又有一丝深层的味道。人物对命运的抗挣与无耐。世态炎凉，让爱思索的读者诅嚼，如《倾城之恋》白流苏，是一个28岁的离婚女子，她出身在一个没落腐朽的旧式家里，排行老六，20出头，坚决同丈夫离婚，回了娘家，她的钱渐渐被兄嫂花光，又开始冷落嘲讽，劝她改嫁。母亲也袒护兄嫂，为了生计，她向往着与范柳厚的婚姻。一个有钱，放荡，在英伦长大的公子哥。各家太太们都争抢把女儿嫁给他。而他只想流苏当他的情妇在一场场较量中，白流苏被逼到没有退路的绝境——做了的情妇。而此时香港战争爆发，在这乱世中，两人相互依存，于是结成夫妻。白流苏似乎是赢了，战争而在这场婚姻后面，难掩她心中的荒凉。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写这篇小说，是为了表现“苍凉的人生的情义” 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白流苏与范柳原有多少爱情，婚姻又过的怎样，我们只有想象。有相同境遇的人，大抵也希望有白流苏式的传奇，而背后的苍凉与无耐又有谁知了，这就是张爱玲，就是在圆满后，也不忘告诉你“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跳蚤。”
七 结语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曲曲现代文明与人性的哀歌，在她的作品里演绎着无可奈何的苍凉故事：繁华下的满目疮痍，富贵中的凄清哀婉，温柔下的忧郁的悲凉，压抑了的悲哀，人生的灾难困苦„„，这些都具有“撕裂了的美”的特征，产生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如果说张爱玲的作品是人性矛盾与时代错配的倒影，“苍凉”则是其时代的生活和历史的底色,张爱玲的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从她的文字里可以寻找旧上海的痕迹：石库门、弄堂、霞飞路、法国梧桐，穿着旗袍、婀娜多姿、吴侬软语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孤傲的，目空一切的，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的淡然处之的女子。感觉她如一位世外女隐士，笑观世间沧桑。正穿着那一件典雅的旗袍，一手叉着腰，头高高地昂起，脸上有种“冷冷”的表情。嘴角微扬，看破人情世故的眼中流露出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厌倦与嘲讽。看着她从历史的
尘封里缓缓走出来，挥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胡琴舒缓的调子里，或者茶烟缭绕中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她也在时间仓促的流逝中成为一个凄美的略影，如陈与义一阕词里所吟的意境：“长沟流月去无声”——远天的月光撒在阴沉的水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却仍要倨傲地缓缓逝去„„
第三篇：张爱玲经典短篇散文
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张爱玲经典短篇散文，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夜营的喇叭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我说：“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我说：“啊，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二、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三、有女同车
这是句句真言，没有经过一点剪裁与润色，所以不能算小说。
电车这一头坐着两个洋装女子，大约是杂种人罢，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里的女打字员。说话的这一个偏于胖，腰间柬着三寸宽的黑漆皮带，皮带下面有圆圆的肚子，细眉毛，肿眼泡，因为脸庞的上半部比较突出，上下截然分为两部。她道：”……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没同他说话。他说‘哈啰’，我也说‘哈啰’。“她冷冷地抬了拍眉毛，连带地把整个的上半截脸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气是倔强的。是我有理的时候，我总是倔强的。“
电车那一头也有个女人说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恋人而是儿子，因为这是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太大，梳个乌油油的髻，戴着时行的独粒头喷漆红耳环。听她说话的许是她的内侄。她说一句，他点一点头，表示领会，她也点一点头，表示语气的加重。她道：”我要翻翻行头，伊弗拨我翻。难我讲我铜韧弗拨伊用哉!
格日子拉电车浪，我教伊买票，伊哪哼话?……‘侬拨我十块洋细，我就搭侬买!’坏弗?……“这里的”伊“，仿佛是个不成材的丈夫，但是再听下去，原来是儿子。儿子终于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亲：”伊爸爸一定要伊跪下来，‘跪呀，跪呀!’伊定规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个末讲：’定现要依跪。跪呀!跪呀!‘难后来伊强弗过明：’好格，好格，我跪!‘我说：’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后来旁边人讲：价大格人，跪下来，阿要难为情，难末喊伊送杯茶，讲一声：’姆妈(要勿)动气。‘一杯茶送得来，我倒’叭!‘笑出来哉!”
四、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五、打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六、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七、写什么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八、草炉饼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最便当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着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Micronesian)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从前进的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栅。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的鬼影子，微驼的瘦长条子，似乎本来是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就这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是袖珍本了。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这里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哪，炒炉饼。”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九、秋雨
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翳翳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盛夏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的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去。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薰薰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噗通噗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十、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第四篇： 张爱玲散文片段精选
一，封锁之回家做饭
上街买菜，恰巧遇着封锁，被羁在离家几丈远的地方，腿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太阳地里，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众人全都哈哈笑了。坐在街沿上的贩米的广东妇人向她的儿子说道：“看医生是可以的;烧饭是不可以的。”她的声音平板而郑重，似乎对于一切都甚满意，是初极外国语教科书的口吻，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听在耳朵里使人不安，仿佛话中有话。其实并没有。
二，“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落;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 三，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大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榴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栅栅，百稻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0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第五篇：张爱玲散文《自己的文章》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copyright dedecms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MichaelAngelo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泰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仍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营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男人窦尧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小官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不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dedecms.com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