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精选8篇）

篇1：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张爱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写作的风貌。张爱玲女性意识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坛里属于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受到了许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与赞扬。1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地和写作场。正是因为上海所具有的远离主流文化的独特环境,促进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长。张爱玲注定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因为她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为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成就了她的文学品格,是其文学的生长土壤,培育的温室,只是战争的爆发,使张爱玲的创作时间得以提前。上海作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和非老城的华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现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城市结构向现代化的表征。市场竞争的现实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现代人品格。在文化事业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觉远离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现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识的海派文化。商业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现代化通讯印刷事业的发达,培养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大众读者市场,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载道为目的的正统文学。海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坚持世俗立场,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为其精神特征。可见,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在环境。女性历史浮出地表的时机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商业文化中人性缺点的暴露为她提供关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场所,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处境的尴尬微妙又被张爱玲敏感的心所捕获。1.2心理因素

张爱玲的童年生长环境,父母亲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成年以后的际遇等等属于张爱玲自我的独特体验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识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际遇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女性意识的特点。张爱玲有一位初具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种种恶习而离家出走,以刚强维持着女人的尊严,这对张爱玲形成现代个人主义品格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原因,张爱玲的母亲并未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由一个年迈的女佣完成,这也是张爱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与母亲同住之前,对母亲生活方式的向往,对母亲独立个性的敬佩以及在父亲家里无爱的生活使张爱玲对母亲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后来与母亲同住,张爱玲心目中高贵美丽的母亲毁了女儿的自尊,毁了女儿对母亲近乎崇拜的爱,这使张爱玲无论何时何处,对人性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有一种清醒的冷静与冷漠。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与妻子关系僵化,与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也缺乏人最起码的自律意识,这使他不可能担当起为儿女榜样的角色。甚至因为女儿去亲生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对女儿丧失人性的毒打,将其关在地下室一年多,对女儿的生死置之不理。对于父亲,张爱玲看到了父亲生活的错位状态,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与对母亲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对父亲的生存状态由衷地觉得可悲。这样的家庭使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毫无爱心的环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点在促使张爱玲早熟的良心发现的同时,形成对丑恶人性冷静旁观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之最初契机。加之性格内向,天资聪颖,使她以少年难得的老成和深刻,抛开亲情的纠缠,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长辈进行审视。2泯灭的母爱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有一个重要且极个性化的内容,即对“母亲”的自审。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母爱涵义总是与圣洁、崇高、温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冰心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讴歌母爱的能手,在她们笔下,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躲避风雨的安全港湾。她们坚信,母爱才是真正的归宿。而张爱玲却将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中那未被常人察觉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让权于男权社会而又不惜以葬送母爱为代价的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等。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经褪去了“母亲”的伟大而神圣的光环。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不仅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压抑着爱恋,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幸福,黄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东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爱,却被自己的大哥卖断;在姜家,她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绝,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一次是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之后,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叔子的示爱,她要保住她唯一实在的东西———黄金。爱,在此时,已是多余而危险的东西,这次拒绝使七巧彻底失去了情爱的机会,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女人。“张爱玲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狂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从曹七巧这种残暴和冷酷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女人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权”的代言人。而她们这种对于“黄金”和“权力”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幸福,她们做人的权力换来的。尽管她们穷极一生所得到的金钱和权力已经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却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残酷。她们只能拼命地保住这唯一自己还可以掌握的东西,至于关心与呵护儿女,给他们以温情与爱,则不在她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的追逝,却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变本加厉的剥夺上。长期的压抑已经扭曲了做“母亲”的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这里得到无限的膨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们连起码的动物性也丧失了。黄金、权力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连自己也改变了,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亲”也不再是“母亲”。

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态度,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作为一个“人”,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母性做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3盲目的情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这在女性追求情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自觉,心甘情愿成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即便已经挣脱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张爱玲认为:“安稳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终身。最典型代表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过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住娘家,兄嫂骗取了她的所有积累后就排挤她。后来她与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离沪到港,范柳原对她并没有真心,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气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挤依旧,还加上流言和白眼,为了寻求自己的归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当情妇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苏住在娘家,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这是她求安稳的社会外力。她的恋爱受了许多委屈,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然而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往这条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而这股力量实质就是她对能够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须去寻找男人对她的爱,才能立足于社会,满足她内心的渴求与虚荣,这是求安稳的内驱力。在那动荡的、人心叵测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个梦似的,她感到天地万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苦苦奋斗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4沦丧的自爱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谈不上“自尊、自爱”的,不仅她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沉重的是连她们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或者甘于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经济大权后,仍惶惶不安,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亲人,以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和权力;或者其思想行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为所代替,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只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这种种行为其实都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息息相关。作为妻子的女人,将婚姻作为幸福的赌注,将男人当作生活和爱的依靠,把依附男人当作自然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与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密切相联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异化,被屈辱,自认弱小,产生依赖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来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但实际上自卑感才是她内在的心理特质。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头奶奶”,尽管嫁的是一个落泊世家的残废公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权势,以及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仍让她逃脱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忌惮的牢骚后面,隐藏着充满自卑的奉承与讨好,她和新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要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人仍往她头上踩,连丫环也看不起她,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

她的种种行为都源自于她内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权势的威压下感到自卑,产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依靠。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寻找到安全,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权势能压迫出人的渺小,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进深渊。深宅幽院,阔太太的气度,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姑妈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妈的用心,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远也改变不了卑微低贱的地位。

张爱玲在“母爱”、“情爱”和“自爱”等方面对女性意识进行了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女性若没有对其奴性心理、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应该是女性意识新的内涵。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所作的理解和阐述。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实践着自己标准,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张爱玲对女权的观照和解构,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和健全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识的重构与建立,仍然是一个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黎丽,张爱玲笔下的文化视角和女性意识,名作欣赏,2006/24 2, 周欣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学刊,2006/12 3, 张琴,张爱玲与张小娴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比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01 4, 李枫,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1 5, 马双,女人,女作家,女性——浅谈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2 6, 段金花,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东岳论丛,2005/05

篇2：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郑州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毕 业 论 文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入 学 年 月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学 号_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式______________ 学习中心______________ 指 导 教 师______________

完成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

目 录

摘 要--II 关键词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二、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成因----------------------

三、张爱玲女性意识的价值

四、结语-------------------------注

释----------------------------参考文献-------------------------致

谢----------------------------

I

摘要

本篇文章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根据对张爱玲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在披露当时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及压迫的同时，对当代女性弱点进行客观的评价、审视，以此来建立新的女性意识，甚至试图改变女性在旧时社会的地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特征鲜明，形象独特，正是为了突出女性本体地位和女性本体特征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反省的主要内涵。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张爱玲虽在欧美教育的熏陶下成长，但依旧自小熟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同时夹杂着新文化的大众传媒以及电影，故张爱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文人大相径庭。在张爱玲作品中，对文学承载对象的改变也表明了张爱玲的当代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及文化立场。在其作品《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进一步确认了她的当代知识女性的意识立场。在作品中她明确地指出向来以“斗争”这一“人生强势的一方面”的文学作品是过于“超级”的文学，同样也是过于“社会性”的文学；而张爱玲的作品则是永恒而安和的，是注重“人性”、“女性”的文学作品。在笔者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发现了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男与女的两性关系。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混乱，以一个现代的知识女性视角，根据自身经历和内心活动写出了一部部令人惊叹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确认。其中突出的意识有“自我安慰”、“自我关注”、“自恋”、“性自由”，这些意识仿佛在向着“女性自由”而无限逼近。自我安慰指的是自己安慰自己，它是一种内心层次的带有明显暗示的自我慰藉。根据心里学来看，自我安慰往往是在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时，根据通过对某些事、物、人的想象，以弥补内心不平衡的心理行为。根据现代研究发现，这种心理行为在男、女两性中都会出现。但女性有着更为细腻的性感、大多数偏感性的精神，这种心理行为对女性有着独特的作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往往把“自我安慰”这一心理行为用于表达当时社会及大环境对女性的歧视对待，制约女性的发展，并且更能细致地刻画出女性的精神、人性的渴望。下面将举例并论述。“......再就是觉得手臂与腿怎样摆着,于是很快地僵化,手酸腿酸起来。翻个身再重新布置过,图案随即又明显起来,像丑陋的花布门帘一样,永远在眼前,越来越讨厌。再翻个身换个姿态,朝天躺着,腿骨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粗白线,笔锋在膝盖上顿一顿,照骨上又顿一顿,脚底向无穷尽的空间直蹬下去,费力到极点。

篇3：试论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第一、她从女性本体出发, 对生死, 生育, 生存的问题进行阐释和追问

“蚁子似的生活着, 糊糊涂涂地生殖, 乱七八糟地死亡”[3]

在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中, 作者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封闭的乡村社会中, 农民日复一日、混沌蒙昧、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生如动物一般生, 死如动物一般死。“在乡村, 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 忙着死”。[4]在作品里生育的场面一再的出现, 而且还和动物的生育一同出现, 一方面表现的是人生育的机械和痛苦, 另一方面表现人对生育的麻木无意识。可是对于女人来说生育却是一件大事, 无异于一道鬼门关, 在生与死之间挣扎的女人没有生之喜悦, 也并不能体会他人的呵护和祝福, 一场生死考验变成的一场闹剧, 一场重大的人生事件, 麻木的人们却毫不在意。而别人的麻木和冷漠, 也影响了女人自己, 她们对于自己, 对于生育, 对于孩子, 也竟然表现出一种麻木和冷漠, 这种笔触在当时的作品当中是独树一帜的。五四之后女作家的作品中常常是一派温情脉脉的男女爱情的抒写, 而萧红的作品发出的却是这样尖锐和凄厉的声响。她撕开了生活温情脉脉的面纱, 让我们看到了人们生活真实的痛苦和不堪, 不能不说这个作家不同凡响, 有着独特的视角和眼光。她的笔触伸向社会的最底层, 直接描写人生最原始又最基本的生活和状态, 所以没有风花雪月, 没有无病呻吟, 也没有娇柔作态。

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 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社会视角, 尤其是政治视角, 来观照和反映社会生活。萧红的这类作品虽然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 对社会革命没有多大直接助益, 但是却更富于人类意识, 更能触及生命的奥秘, 直接走入人们的心中, 在作家们高喊“一切为了抗战”的时候, 萧红却坚定地认为“作家是属于人类的”, 主张以“人类意识”来观照生活。[4]正因为如此, 萧红的作品能够超越东北抗日作家的创作, 也不同于庐隐、丁玲等女性作家的历史具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 而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萧红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 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萧红紧紧抓住乡民们对生与死的极度麻木与轻视的态度进行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 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她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 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一方面, 萧红着意表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 女性无可回避的痛苦和挣扎;另一方面, 萧红又揭示了整个社会甚至女性自己的麻木和冷漠, 写出了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和冷漠, 以及女性自身思想意识上的不足。

第二、她深刻地认识到男权社会里女性所背负的沉重的负担和责任

“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 不甘, 不甘”[5]

男权社会统治中国上千年, 男权的阴影无处不在, 甚至深深根植于女人的内心而不为人们所察觉, 所以女人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的, 甚至是匍匐在男权的脚下的, 女人的命运似乎已被这种无形的锁链界定了, 就是要这样生, 这样活, 如此这样结婚、生育, 甚至这样死亡。在萧红的作品中, 王婆如此, 麻面婆如此, 秀也如此。

萧红自己从抗婚开始, 就走上了一条与家庭决裂不为家族认可的道路, 而她也一再遭受来自男权社会的排挤和打击, 才华不被认可, 她的作品甚至遭到所爱的人无情贬低和嘲笑。当最初的避风港变成了暴风雨, 她只好另找栖息之地, 她的辗转和不安定, 无法让她有真正安身立命的地方, 这种人生经历, 使得她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苦难和麻木有了深刻的了解和体会, 因而她的作品反映的深度和力度就特别强烈和充满血腥味。

“萧红向历史和社会的反抗注定是一场孤军奋战, 这个被放逐的灵魂以个人的孤独承受并昭示了整个女性群体那亘古的孤独, 她以自己短促的痛苦的生命烛照着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结构性缺损”。[2]正是基于这一切身的女性遭遇, 萧红创作起始就充满对妇女命运的思索和妇女自身生存境况的叙写。从早期的《王阿嫂的死》到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 萧红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 妇女的命运是她创作的核心内容。萧红的小说有着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体验, 这些作品和男性所控制的言语世界分庭抗礼, 她的创作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第三、她的作品里对女性的悲剧命运有深刻的认识, 却并不给疗救的药方

“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6]

在萧红的作品里, 女人的命运何其相似, 周而复始, 代代相因, 延续不绝, 新的一代似乎有了爱情, 但是还是照旧, 生活还是在重复, 女人的命运仍然在继续, 萧红的这种似乎是悲观的态度给人的印象是, 似乎这个人太消极灰暗了, 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她的敏锐和透彻, 她并不给作品一个光明的尾巴, 或者一个简单的结局, 正说明了黑暗保守传统势力的强大, 社会传统势力的深入人心和无所不在, 所以要改变和战胜传统势力就成为一件长期和艰巨的事情。

萧红按照自已的悲剧观念去结构她的故事, 从而使她笔下的人物和人生都是苦难型的。她由个人的不幸升华开去, 将笔触伸向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时代潮流, 作品关注的是社会中最普通、最卑贱者的命运遭遇。因此, 与其他现代女作家相比, 萧红的小说具有一种真正来自生活最底层的气息, 具有更深广的现实意义和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具有更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第四、她作品里爱情的缺席反映了萧红独特的视角和特殊的人生体验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5]

“在萧红的小说中, 爱情却是一个沉默的缺席者;作家正是透过这一性爱的空缺, 揭示了女性更深层次的悲剧, 即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 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的符号, 没有作为真正‘人’的尊严和价值, 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2]萧红的作品中性爱描写是空缺的, 这揭示出当时社会两性的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践踏的社会现实。萧红的作品里爱情的缺席也跟她的生活经历有关, 而人生中生活婚姻生育的主题却一再出现, 一方面在一种还不民主和解放的世界里, 爱情缺少赖以生存、生长的土壤、阳光和水分, 而身为女人, 经历了几次怀孕被遗弃的痛苦却深深的影响和伤害了萧红, 使她对于女性的命运, 对于两性的关系的体会和思考更深了一层:爱情是稀缺的, 人的生活和无法逃脱的命运却是如影随形, 相伴左右。她的作品中, 女人结婚, 女人生育, 女人劳作, 女人受虐, 女人死去。“可以说, 作为萧红对人生的整体的悲剧性体认的结果, 悲凉犹如一层淡淡的色彩, 浸润着她众多作品。她不但抒写了美好短暂和人生悲凉空落的永恒轮回的悲剧, 而且还把这种悲凉感写进了笔下人物深刻的人生迷惘里, 从而传达出了对于人类生命的一种深远的悲剧感受。”[2]

萧红作为一个富有才情的女作家, 对人生对女人的悲剧命运有着如此深刻的观察和体味, 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追问也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的目光, 她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值得后人不断进行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第3期。

[2]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3]萧红:《生死场》。

[4]萧红语:见《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 《七月》第3集第3期。

[5]骆宾基:《萧红小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篇4：试探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意识 觉醒 心理弱点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起源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五四”以后以冰心、丁玲、萧红为代表的女性作家通过她们的作品共同表达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但是,这些女作家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和制度,却很少有人对女性自身尤其是对漫长的男权社会给女性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所审视,人们对妇女的同情掩盖了女性自身存在的心理弱点以及“女人的劣根性”。张爱玲却以异常敏锐的心灵开始对于女性自身存在的性别弱点和灵魂创伤进行了自我审视和解剖,并且揭开了“女人的劣根性是男人一手造成的”这一历史迷底。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一律是一些精神上为情欲所困惑,物质上为金钱而烦恼的女性。她们生于乱世,平凡又普通。为了生存,各自努力挣扎,却最终摆脱不了悲剧命运。张爱玲并未像其他女作家一样,以写她们的悲剧单纯地来控诉社会的不公,却把笔触深入到女性隐秘的内心深处,挖掘出她们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形成的软弱、自卑、愚昧、麻木等精神弱点和对男性强烈的依赖与屈从等心理痼疾展示在读者面前。这种对女性意识中传统意识的心理展露,是张爱玲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

张爱玲对女性现实的描述,不断运用的一个中心词就是“苍凉”,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亦新亦旧、亦洋亦土、亦强亦弱。即是伦理秩序严整的家庭中的贤淑妇女,又是时刻窥视着金钱、权力、又颠覆着尊卑关系的“恶妇”。张爱玲的各式女性人物都有一个万变不离其中的小环境,那就是家。不少女性依然生活在传统宗法家族深深的庭院中,关于她们的状况,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有一个比喻:“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这就是她们无处可逃、不可更改的命运。在这个家中,女性被安放在一个卑微的从属的位置上,从属的位置使女性从肉体到精神都千疮百孔。从未有哪位作家把女性的从属、屈辱的处境写得如此透骨穿心、悲凉绝望。女性与生俱来的卑微地位,使她们无论走哪条路都危机四伏。这种处境不断的扭曲她们,使她们畸形、变态,谁都有难言的歇斯底里的病症,例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张爱玲曾说过,曹七巧是她笔下最彻底的一个人,英雄也好、疯子也好、她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壮”,因为她一生都没有从锁扣中逃离。出身卑微的七巧被哥哥嫁到了豪门姜家,嫁了个残废的丈夫,注定了她的婚姻与幸福无缘。她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都从未得到满足,可是女人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又使她摆脱不了这样的婚姻。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金钱,她为了金钱不得不舍弃女性应有的一切。被黄金的枷锁扭曲了人性:人非人、女人非女人、母亲非母亲,她的心理已变态到丧失本能的母爱,无情折磨儿女的地步。直到她被黄金枷锁锁死了生命,侥幸未死的一双儿女也被她夺走了青春和灵魂。在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女性悲惨命运的篇章比比皆是,但是揭示女性灵魂被扭曲到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则是张爱玲的不凡建树。

张爱玲笔下没有完美的女性,所有的女性人物都有为生活所扭曲和丑怪的侧面,呈现其在宗法制度格局中的挣扎和累累伤痕。如果说曹七巧的变态更多归咎于黄金的熏染和异化,《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新派女性流苏和薇龙便源于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虚荣走向庸俗。白流苏是一个离婚女性,但是在她的新式外壳里,依然裹着典型的封建式灵魂。她的择爱仅是为了寻找一个经济靠山,感情为了功利的计算而不断的患得患失。那种充满了铜臭味的虚伪恋爱,全凭着一座城市的毁灭被成全。女性谈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离不开对男人的依附,已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这正是传统意识中女性依赖意识的辐射和反应,女性的骨子里仍然是男性的依附。在这个乱世之中,信念在崩溃,物质支持着人,命运变幻莫测、她们只有把一切押在婚姻上,这种难堪的处境未必完全是外力强加于她们的,更已内化为女性自身的心理欲求,是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安稳、有依靠的保障。相比于白流苏的成熟,薇龙则是一个纯洁向上的女学生,她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造钱”的交际花,是为了向她的丈夫——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表示她愿牺牲一切的爱情。为了这种爱情,她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丈夫的奴隶。需要爱情是为了满足虚荣,女性卑弱、虚荣的心理被展露得一览无余。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这般为男人哭泣着。作为弱势一族,可供她们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在自我定位感和自我危机感的双重胁迫下,她们选择了对男性的顺从。无论是新派、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在感情世界中挣扎。虽然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并不代表女性的全部,她仅是描述了生活在心狱中的女性的原始心态,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最后一批人。但是张爱玲通过她的小说提醒了所有女性朋友,这种女性生涯应该结束了。而这一宣告不是来自于理念的狂热, 而是发自女性心灵中的最真切的呼声。作者写出了女性意识所面临的危机,一种崩溃的危机。毫无疑问, 张爱玲对于她作品中女性的心态是持既同情又否定的态度, 对于女性意识中深层意识的表露, 表现了作者内审的勇气和诚意。她在塑造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时,比其它女作家更为彻底, 不遮掩, 也不自欺于女性表层意识的认识, 而是直入女性意识的深层,揭示女性本身存在的痼疾和弱点,如同鲁迅严厉的解剖国民性一样,其目的都是发自内心的对女性的深深关切和同情。 也正是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审视和关往, 更使张爱玲的小说比之于其它的女性文学更具有深刻性。

张爱玲曾用“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蚤子”来比喻人生的苍凉,她是能够将女性外表的美丽演绎到淋漓尽致的天才。然而她笔下的美并不是塑造成无懈可击的完美,而是饱含沧桑苦难的、有虫咬般的烦恼甚至包含着丑怪内涵的美。张爱玲运用了一系列的比喻特写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的丑怪:《花凋》中的川嫦象只“冷而白的大蜘蛛”、《连环套》中的霓喜是“深海底的怪鱼”、《半生缘》中的顾曼璐如一具“红粉骷髅”、她们都是“绝望的妇人”,“令人骇笑的小丑”。以丑怪的形象扭曲了她们华美的外表,暴露了她们生存的真相。张爱玲把生命、人生的表里两层拆开,即写尽了表面的华美,也写尽了内里的苍凉。张爱玲的小说讲述的是20 世纪40 年代的故事,但传统宗法父权和宗法性别秩序仍是一手遮天,女性永远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唯独没有自己。女性在历史场景中,终其一生,总是活在男性的统治之下依照各式各样的身份,在幽闭的状态中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妇女被奴役、被压抑和虐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她们的精神麻木愚昧,已习惯于屈辱与卑贱,以至出现了精神病症和畸变。张爱玲小说中,由女性生存方式和女性生命角度出发,对历史社会,对奴役、权力表达了一种女性主义的困惑和批判。她刻意表现女性生存困境时不是温婉多情,而是冲破有形无形的对女性性别意识的限制,对女性命运作出更深刻的内在的探索和展现。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客观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就女性的解放而言, 如果女性没有对自身心理存在的痛疾的自觉反叛, 女性就永远也不可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人格上的独立,不仅是需要经济的独立, 社会的解放, 更需要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病态女性意识的重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小说中所张扬的女性意识在妇女解放这一重大课题上也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审识与解剖[J].娄底:湖南人文科技学报,2005.6.

[2] 于青.并非自觉的女性内审意识——论提爱玲等女作家群[J].合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篇5：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纵观张爱玲文学创作，对女性群体有着重新的审视，尤其是对“母亲”角色的剖析。我们看到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描绘的母爱几乎都是和蔼、圣洁、温柔的代言词，尤其是同时期的女性作家冰心等人，在自身创作中用尽全力去讴歌母爱，在她们的文字下，母亲是一个能给予人们安逸、美好港湾的圣人角色，可以让我们在遇到困难、无限伤感的时候去躲避风雨。但是，反观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却将笔尖触及到母亲内心的最底层，用一种理性的角度去看母亲内心的苦痛与崩溃的精神，去深入了解母亲心灵深处那难以让常人察觉的无意识的所在。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的母亲形象通常分成了两大类：一种类似于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太太等，这些女人有着美丽的外表，内心却长期压抑着情感，对金钱有着无限的控制欲，平时有着残暴的行为;而另一种母亲形象类似于小说《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等，这些女性形象并没有被张爱玲刻画出清晰的面容，原本是一些在小说中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些女性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历程，只不过在生活中去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照顾孩子，随着周围人们的思想波动而变化。

在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本来是一个在封建传统社会中常见的女性角色，但是她的出现又显得非同一般。曹七巧并没有传统母性的神圣光环，只不过是一个传统封建父权社会的殉葬品，但是却也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表现出自身人性的丑恶一面。曹七巧一生中背负着沉重的黄金枷锁，禁锢着一生的情欲与爱情，并且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与女儿长安的一生幸福。在曹七巧的一生中，获得黄金是她的毕生愿望，是一辈子想要去得到的东西。渴望美好幸福的爱情，但是这种生活幻想却断送于大哥手中。在姜家，曹七巧也曾经为爱情挣扎过，但是这唯一的一次却被自己的小叔子断然拒绝，因为这个女人并不是小叔子棋盘上需要的棋子。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曹七巧终于拿到了财产，这次她直接拒绝了小叔子的主动示爱，因为她想要去保护好自己唯一的信念所在――黄金。爱情这时候只不过是多余的东西，这一次的拒绝行为让她彻底失去了把握情感的机会，成为了金钱的奴隶。

2疯狂盲目的情爱

我们看到，在张爱玲笔下不管是新派的女性亦或是旧派的女性，几乎都难以脱离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在旧派女性群体中，她们缺少着一种主观自觉性，认为女性天生就是要依靠男性的，而找到自己附庸的男性就是需要来借助婚姻这个唯一的手段，而步入婚姻殿堂才是一辈子最终的归宿。而在新派女性群体中，她们顺其自然地去接受了现代社会产生的物质文明，大谈西方世界的恋爱，经常参与到一些社会活动中来，但是从内心来说，依旧愿意成为男性社会中的奴隶，即便这些女性群体外表似乎脱离了封建传统家庭，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是永远不会脱离生命中男权控制自身的轨迹的。

篇6：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林嫦华

010507200790

罗定市罗平中心小学

内容摘要：丁玲与张爱玲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本文试图从两位作家对女性角色的态度，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出路的探究，女性的悲剧命运以及女性的心理描写着手，试着比较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异同。

关键词：丁玲

张爱玲

女性意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多元教育结构体制下，各级女子的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民主化，多样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女性教育处在保守与开放，落后与进步的斗争中逐步前进。这时期的女性，往往出现迷惘和困惑，很希望有人能做她们的明灯，让自己走出心中的黑暗，看到妇女得到幸福的曙光。而丁玲与张爱玲就是这个时期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为女性的解放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是女性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存在。1986年3月4日丁玲同志逝世后，中央曾评价说:“她在将近六十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喜爱的作品。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1]丁玲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她曾说过：“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女人的缺点，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2]夏志清为张爱玲辟专章 时，称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3]同样，张爱玲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张爱玲和丁玲两位作家，是中国文坛上的两颗巨星。由于两位都是女性作家，她们作品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也是女性，内容是女性的爱情与婚姻，她们和其他女作家一样，对女性角色表明态度，在作品中用女性独特的视觉刻画人物，塑造不同的女性形象，对女性的出路作出探究，明白女性的悲剧命运，擅长对女性的心理进行描写，对细节的把握得心应手。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一．张爱玲与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不同点。

（一）对女性角色的态度不同

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在乱世生活中的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在她的笔下，这些女性消解了女性神话，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她不认可把女性抬上“神”的宝座。对于女性角色，她认为既不是神化的女人，也不是女人化的神。她曾用尖刻的话语说过：“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只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达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奶，当众喂了一千年的奶。”[4]这表明了张爱玲推翻了传统女性神话。她清楚地意识到，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神化”只是男人们征服女性的手段。男人们对“神化”女性的赞颂，实质是在向女性实施男性标准的“妇德”，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5]一个个与女性相关的“封号”，明显带着男性权威的痕迹。但同时她又绝对讨厌女权主义，讨厌专门卖弄学问被西方人称作“蓝袜子”的女学者。这是张爱玲对女性角色的态度，她认为女性的角色与男性的角色是平等的。

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却带有传统观念上的神化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及其小说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符合传统女性神话的形象，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丁玲对作品中女性的态度：女性像神一样“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女性是无私的，是优越于男性的。

由此可见，张爱玲与丁玲这两位女作家，对女性地位、角色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见解。张爱玲并不赞颂女性的“神化美”，认为这是男性征服女性的手段，同时又反对“女权主义”，不赞同女性优越于男性，从这点可以反映出张爱玲对于男女的角色，她的态度是提倡平等的。而丁玲与张爱玲的观点却恰恰相反，她十分赞颂女性，认为女性是美的，是优越于男性的，她是极力支持“女权主义”。

（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同

两位作家对女性角色持有不同的态度，导致了她们在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有所不同。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无论是新派的还是旧派的，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心理，多数是自甘为奴、麻木愚昧的。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的女主角白流苏，她深深地意识到一个女人，再好些，如果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得不到同性的爱，女人们就是这点贱。所以，她就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想得柳原的爱。即使柳原再风流，即使自己明白柳原并不是真正爱自己，自己也希望得到他的爱。她如此迷恋柳原，其实是爱他为自己挣来的尊严，爱他成为自己的经济支柱，生活的靠山。作品中的流苏就是这样依赖着柳原，她能够不计较柳原的前嫌，心甘情愿地爱着柳原，却从来没有想过自立奋斗，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一生只是被封建思想所束缚。又再如《半生缘》中的曼璐也是这样，为了拴住男人的心，达到一生有所依附的目的，明明知道自己的悲惨命运，明明可以选择自己生存的更好的方式，竟然忍气吞声地顺从丈夫干出伤天害理之事，把自己的亲妹妹送到自己狼心狗肺、满肚淫欲的丈夫面前，对自己的妹妹进行软禁、欺凌，亲手毁掉自己妹妹的一生幸福。她在伤害自己妹妹的同时，也深深地把一把剑插入自己的心。这样伤人不利己的事，源于她对男性的依赖心理，对充满淫欲的丈夫的纵用，自甘为丈夫的奴隶。

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却大大不同于张爱玲的。在丁玲笔下的女性，是傲又是勇，具有自立自强，敢于抗争的思想。例如在《梦珂》中的主人公梦珂就处处流露出一股傲气，在学校，她看不惯那个矮矮胖胖的“红鼻子先生”，在人丛中解救出受辱的模特儿，她看不惯学校的众多同学，厌倦学校的生活，最后敢于反抗，选择离开学校。到了姑母家里，她目睹表哥表嫂的生活状态，自身的尊严油然而生，极不愿意过表哥表嫂的生活，最终也选择离开，成了电影明星。梦珂的选择可能不是最好，但她至少为自己而生活，可谓是一个不甘于环境，懂得叛逆，学会自立的人。又例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被日本人污辱了，面对村里人的嘲笑，她能以一种卓然的傲气对付，对他们的不理解，讽刺，挖苦，她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而是选择不予理睬，投身于革命，利用安慰妇女的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为国家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可见，贞贞是有理想的，懂得自立奋斗，从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男性身上，她认为自己总得为自己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她的傲，她的勇，令读者深深感受到她自强不息的精神。此外，丁玲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的女青年，这点可以从施蛰存《丁玲的“傲气”》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施蛰存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当上了上海大学的教授，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

由此可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缺乏自立思想的，没有时代的奋斗精神，她们是奴性的，愚昧的，麻木的，甘愿把自己的一生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一股革命奋斗抗争的热情，即使受压抑，即使失败，即使痛苦，也从不把自己终身寄托于男人身上，自己学会自立自强。两位作家中的女性形象是各具特色的，她们共同呈现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女性的特征。

（三）对女性出路的探究不同

张爱玲和丁玲两位作家在作品中的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各具特色的，对女性出路的探究也各有不同。张爱玲在作品中大胆地揭示女性的心理疾病，对女性的自审也立足于一个较高的高度。在她笔下诠释了被压抑，被迫沉默的女性。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作品中的女性的奴性思想是源于封建思想，肯定了现世生存的复杂性。她也清楚地明白女性自身的不觉悟和沉沦是导致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她在作品中处处警惕女性要解放，要发展，就必须要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只有女性精神上的自身觉悟，中国妇女才能走上幸福之路。我们可以从“白流苏”、“曼璐”、“曹七巧”等，从这些人物身上，令人深深地感受到张爱玲为女性解放发掘了根源。但是，张爱玲对女性出路的探究只破不立，没有为女性的生存与解放指明方向，没有和时代的大车轮一起前进，不能将女性融入人民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之中，这是她女性作品中的狭隘性。

而丁玲曾经以写《莎菲女士日记》而著称的女性主义者，竟然在党的喉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大谈延安女性遭受“无声的压迫”，号召她们要自强，以获取平等，这样的“怪论”不仅让人难以接受的，更对政权形成了尖锐而直接的挑战，使当政者感觉到尴尬与不适应。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像一个个美丽的战士，合成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看遍大地的新女性。她作品中的傲和勇的女性，对革命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不在乎个人命运的悲惨，将个人融于人民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就是不沉沦于自我的命运，积极为解放事业而奋斗，她是幸福的，她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长篇小说《韦护》写的就是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个在革命和恋爱之间的冲突，韦护为革命舍去恋人，同时丽嘉也觉悟了，投身于革命，积极追寻自己的人生。这是丽嘉所代表的知识女性在新的环境中遇到困惑和彷徨时，所表现出来的新式女性的坚强和乐观。

二.张爱玲和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相同点。

（一）张爱玲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命运都有“悲”的特点。

张爱玲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在她们中作品中的女性，或许是新时代的到来给她们带来困惑，令她们沉沦；或许是逃不出当时生活的环境而成为悲剧的牺牲品；或许是以死申诉；或许是选择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等等。在张爱玲作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一生被贪图金钱的兄嫂所控制，逼她嫁给一个残废的富家贵公子，她掌握不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无爱的婚姻中生活，性格逐渐被扭曲，一生是痛苦的，无意义的，不知生为何，死为何。在《小艾》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小艾不幸被五老爷强暴，没有得到天下女人的同情，反而遭到太太和姨太太的嫉妒，并且因为这点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小艾就成了当时环境的牺牲品。丁玲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她性格乖巧，同时得到两个人的爱，但她身上具有一股傲气，一种执着，她为追求真爱而爱，所以，在面临两种不完美的真爱时，“灵魂的觉醒与醒后的痛苦，战斗的无目标性和目的的不明确感，过去的失落与未来的渺茫”，使她迷失在自己的心灵的城堡中，她很想追求真爱，渴求自由，但最终却到西山去坐以待毙，以死亡完成这人生的激情，香消玉殒，让人痛惜。又如《阿毛姑娘》的阿毛，她更具悲剧色彩，她出嫁后作为弱者，受到摧残，被挨打也好像很快乐地挨打，后来还觉得懒得活，觉得早死了好，于是自己自寻短见，就这样匆匆地走完自己的一生。莎菲和阿毛这两位女性都是以死去申诉命运和社会，但她们始终都逃不出悲惨的命运。所以，两位作家中的所写的女性的命运都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令人看完沉思，得以启示。

（二）张爱玲和丁玲都注重对女性心理的描写

张爱玲和丁玲在描写女性时，都很注重对女性心理方面的描写。两位作家都没有停留在通过女性的悲剧命运来控诉社会的不公平上，而是把她们冷静的笔触深入到女性隐秘的内心深处，将各种女性的心理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张爱玲在描写心理时，注重对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独白等一些细节描写来对女性进行心理描写。如在白流苏受到娘家的驱逐、侮辱时，她的反应是“仿佛做梦似的，满头满脸都挂着尘灰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扑„„”[6]这“一扑”的动作充分流露出白流苏当时自卑，羞辱的心态。同时也通过白流苏的心理独白“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因为在范柳原看来，白流苏作为破落的望族小姐是不得不依附于他的经济实力的，因而不愿正式娶她而只愿把她当情妇。"来充分展示白柳苏女性意识。张爱玲在作品中对人物深刻的心理透视，折射出女性千百年来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遇。丁玲作品中也注重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独白等来描写人物的形象，注重表现人物内心的语言的种种不规律性，让人物自己的心灵说话。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对莎菲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望着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惹人的”嘴角，觉得有把自己的“嘴唇放上去的需要”，她要占有凌吉士，要凌吉士“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跪着求她“赐给他吻”。她说：“假使他这时敢拥抱住我，狂乱的吻我，我一定会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来：„我爱你阿！我爱你阿！‟”但另一方面，莎菲又压抑自己可爱的天性。她说：“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借住在夏那儿时，梦如大发其对感情的一种新近所获得的议论，隐隐的含着讥刺向她，她也只是默然忍受。爱上凌吉士后，更是不断懊悔自己“所做的一些不是”。[7]这段话中，通过对莎菲的语言、动作和内心的独白来展示莎菲叛逆，热情但后悔的心理。

三．总结

张爱玲与丁玲这两位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就像两颗明亮的巨星，以独特的方式来为读者照亮了自己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角色表明了态度，写出了当时社会的女性生存状态和困境，也对女性的出路有所探求，对女性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谓是女性的救星。她们的女性意识各具特色，或许，在她们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有其共同点和不同点，或许她们的女性作品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她们的女性意识都给予世人，特别是发展中的女性一个发人深省的警示。这犹如一盏明灯，为新一代女性照明了前进的道路。这两位伟大的女性作家，在女性文学地位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注释：

[1]闻亮《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

(J).北京：《百年潮》杂志社 2001.第1期

[2]丁玲《“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文集》第四卷(C).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6月 第390页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第55页 [4][5]张爱玲《谈女人》

(M).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第42-43页

[6]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M).1988年1月

第 35页 [7]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第 21页

参考文献：杨乃乔

《比较文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

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年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10月

④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⑤唐文标：《张爱玲杂碎》 台湾联经出版社

篇7：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人文学院11级汉语班 姜孟克 2011071084

摘要：“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像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在笑吟吟的光鲜外表下，内里却是苦涩的挣扎。她以其对女性形象独特的理解突破了新感觉派专注于现代都市的声色感觉描写和性心理发掘的局限，在衰落的封建文化背景下，将笔触伸入到市民现实生存与精神困境的深处，透过对都市市民阶层的日常琐事、饮食男女的服饰描写，揭示了为文明所遮蔽的“洋场社会”的真实面目，暴露出都市女性的灰暗与软弱，基调阴郁而苍凉，颇有深度。

关键词：女性

爱情

婚姻

苍凉

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①而她自己却懂的是女人，讲的是女人，她笔下的女人永远是真实又虚幻、残缺又迷人的，正如周芬玲所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多具有„花旦‟的原型，美丽、俏皮、浑身都是戏。”②这类女性形象在《传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下文中，我选取了1947年《传奇（增订本）》收录的中短篇小说中的几个典型女性形象，并结合《流言》散文集中个别文章进行分析，希望能获得一些对张爱玲爱情、婚姻、以及女性的了解，寻找她的作品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为几位张爱玲笔下著名的女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袁芝寿、《心经》中的许太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和孟烟鹂、《等》中的奚太太和童太太。

为了条理、逻辑性，我想采取分类的方式对以上人物进行分析。我设定的第一种分类标准是这些女性陷入悲剧或者半悲剧命运的原因。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她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物欲、第二类是因为情欲、第三类则是无辜受牵连。第一类为了物欲，非常明显是葛薇龙和曹七巧。葛薇龙，只身处于异乡、禁不住姑母奢靡生活的诱惑、屈服于她明知道是“鬼气森森”③的世界，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丈夫赚取玩资，直到看到集市上的妓女，联想到自己与她们其实并无什么区别，才瞬间感受到自己已然被抛弃的实质。她的纯真与坚持在灼灼燃烧的杜鹃丛中燃尽，只有放纵物欲以填

①张爱玲《有女同车》，《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87页

②周芬玲：《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5第220页

③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4页 补空虚，然而到最后却发现她的未来只如乔琪乔嘴边的烟卷一闪，开出一朵橙红色的花，立时凋谢，“又是寒冷与黑暗” ④。更不必说曹七巧为了黄金的枷锁，抛弃了自我、禁锢了爱的天性、劈杀了儿女的幸福，从一个美丽泼辣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变态扭曲的老妇。张爱玲并不是排斥物欲，她在《我看苏青》中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⑤。然而她又认为对于物质的爱悦过度了，则发展为对奢侈享受的迷恋，“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的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⑥当葛薇龙和曹七巧使自身的物欲凌驾于生命道路的抉择上时，她们的感官也就如同热腾腾的浴缸中的身体一样，不断追求着刺激，然而终究得不到满足。第二类因为情欲，则是白流苏、许太太、王娇蕊、孟烟鹂。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犹如处于尘埃里的花朵，被动、苦涩、无奈，最后用一座城的倾倒来成全了自私的两个人。白流苏对于情的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最终使她陷入了笑吟吟的苍凉之中。许太太的情是宽容大度的，丈夫公然出轨，还能说出“他爱绫卿，他眼见得就要四十了，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由他们去罢”⑦的深明大义之谈。看似漫不经心的无所谓，却是悲哀到了极致。王娇蕊用情太深，为情抛弃了借以立身的丈夫；孟烟鹂用情太浅，因为冷淡麻木而被丈夫疏远

④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40页。

⑤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⑥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238页。

⑦

张爱玲《心经》，《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69页。嫌弃。这种对女子用情的深刻描写，都体现了张爱玲本质的揭示，即她所形容的神性——“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⑧女人的这种无条件的隐忍与同情再加之本来就易动感情的天性，使得女人十分容易处于感情上的不利地位，既由于慈悲为怀不忍伤害男人，又由于忍功高超不忍怪罪伤害了自己的男人，以至被玩弄于股掌或弃捐中途。第三类“无辜受牵连”的代表是袁芝寿、奚太太和童太太。她们是各色女人构成的沧海中最普通的水滴，善良、软弱、憔悴、哀怨。她们的不幸不是自己的过错，而是被命运或者时代开了个玩笑：袁芝寿嫁到一个变态扭曲的家庭，默默承受着婆婆的精神残害和丈夫的荒唐冷漠；奚太太与丈夫两地相隔，握着蒋先生鼓励生育的新闻，独自经受风霜与遗忘；童太太则是因为丈夫的荒唐与自己的付出的严重不平衡而每天“气得两条腿立都立不住”，红着眼圈嘲笑自己可悲的命运。她们都是“等候的人”，独自在时间的洪流里、在国势的激荡中扮演着自己微不足道的角色，独自面对衰老、子孙、寂寞，独自忍受世俗的揶揄和内心的焦虑，对于男人，她们是无可挑剔的妻子，隐忍、安静、懦弱，但是作为女人，她们背负的超出了应该承受的重量。毕竟像白流苏、葛薇龙之类的传奇女子并不易得，更多乱世中挣扎的女人都是无罪而受罪，承受着来自夫家、社会、时代的摆布，身世浮沉如雨打萍，或如袁芝寿在绝望中死去以求解脱，或如奚太太、童太太那样将注意力转向生活琐碎，鸵鸟般回避自己被抛弃的事实，只在别人提起时将其作为换取同情的

⑧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67页。谈资。

因此，在描写一类女性形象时，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同情与同悲，例如《等》中对童太太的一段描写：“童太太抄手坐着，是一大块稳妥的悲哀。她红着眼睛，嘴里只是吸溜溜、吸溜溜发出年老寒冷的声音，脚下的地板变了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的。”在这一段奇异的描写里，作者将童太太的悲哀具象化为稳妥的一大块，将她的年华流逝有声化为寒冷的呼吸、将她悲凉的被抛弃的境遇浓缩为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潮湿、单调，这种无情侵占各种感官的表达方式胁迫读者全方位地与童太太共同感受着她的煎熬，不是站在一旁同情，而是化身为她同悲。

第二种分类的标准是这些女性选择的生存态度，或者说是她们面对悲剧的人生所采取的不同行为。依据上述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抗与伤害：白流苏、曹七巧、孟烟鹂；第二类是自我催眠：葛薇龙、奚太太；第三类是隐忍致麻木：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张爱玲时代的女人，依靠自己活着的实在不多，她们都是家庭动物，要么依靠血亲家庭，要么依靠姻亲家庭。一旦被这些家庭或者是执掌这家庭的人抛弃，她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疼痛、更是经济上的恐慌，就像战争中白流苏对范柳原说的一句话：“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一些为了解决自己被遗弃而造成的困境而抗争，不惜伤害他人甚至自己的女性形象。白流苏先是经历被自己家庭的遗弃，在于外界近乎隔绝的老公馆里，她日复一日地经受着兄嫂的算计、母亲的冷漠，在与妹妹白宝络同时准备相亲时更是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极致。但是当她和着四爷的胡琴在镜前端详着自己并不显老的面容和流畅妩媚的姿态时，一刹那间找到了本以为已经遗弃了自己的东西——青春。她决定用这仅剩的一点青春作为最后的筹码一搏，希望“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来证实自己的一辈子还没完。然而为了反抗家庭的虐待，她所依靠的男人又不断的犹豫，使她一直处在恐慌猜疑之中，也正是这种恐慌导致她对柳原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其实与其说《倾城之恋》讲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门口的挣扎，不如说是在记录一个被认为失去价值的女人证实自己价值的战争，因为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纠葛远不及流苏与她内心的斗争来得剧烈，她迫于生存压力不断为自己的骄傲打折才是她内心真正煎熬的时刻，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经济基础与父权体制的双重压抑下的抗争是何其艰苦，哪怕最后获得些微的成功都是可贵的。曹七巧与白流苏相比则少了计划性与冷静的心态，她的作为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本能性维护，下意识的排斥任何对她的财产构成威胁的感情，不惜摧毁儿女一生以报自己的黄金枷锁的牢固，她的攻击性、伤害性无疑最大，然而最后收效却最可怜，甚至可以说是得不偿失。而孟烟鹂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本身苍白近乎透明，安静、木讷，她的丈夫最初看中她是想找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停靠，而最终又由于这港湾的一潭死水而厌倦嫌弃。面对着丈夫的嫌弃，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茫然与无奈，而后幼稚地选择以出轨抗争，从一个洁白无瑕的白玫瑰变成了一个与不堪的裁缝偷情的妇人，学会了抱怨诉苦，沉沦到了世俗的漩涡中。虽然她荒唐的抗争最终以荒唐的形式挽回了她荒唐的丈夫，免去了被抛弃的命运，但我仍然认为她是个弃妇，而抛弃她的正是她自己，她“一方面纾解内心的压抑，另一方面却砸损了自己的身心”⑨她的肉体被侮辱，精神被践踏，而她的反抗又进一步使她由一朵白玫瑰变成了饭粒。面对抛弃选择反抗是一种本能的行为，而很多时候会有一定的收效，可是在《传奇》的女性中，采取反抗行为往往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另外方面的双重乃至多重伤害，她们的依附、从属命运决定了即使是反抗也无非是寻求另外的依附对象或者是拼命维持现有的靠山不倒，都是要做很大程度的牺牲才能换取到的。她们所展现的巨大的破坏力、和她们身上蒙受的重创中蕴含着作者对于压抑着女性身心的经济与道德压力的愤怒与焦虑。虽然同处于父权体制的压抑下，敢于抗争的女性还是较少的，更大多数的则选择逃避，逃避的一种方式便是自我催眠。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从一个上海的小家碧玉变成名动香港的交际花，她的婚姻就如范柳原曾经对白流苏说的所谓“长期的卖淫”，她在那个诡异的世界里将自己的青春与纯真付与梁太太和乔琪乔，同时心怀感恩与庆幸，直到婚后与乔琪乔到湾仔看热闹，才有那么一刻醒悟，“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苍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但是面对这暗淡的前途，她并不妄想逃脱，而是在珠宝、衣服等“琐碎的小东西”里谋求“暂时的休息”，任由纯真本性被一点点吞噬。而丈夫“在里头阔得不得了”自己却“在这里苦的要死”的奚太太更是一直在自己编织的⑨ 林幸谦：《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 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第29页

梦镜中等待着可能已经娶了二夫人三夫人的丈夫来光顾，温柔的想着他，“将来，只要看见了他，他自己知道他对不起我，只要我好好的同他讲”⑩，任凭自己的头发随着时光流逝，任凭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她们是典型的悲剧弃妇的代表，被婚姻捆绑，被爱情利用，被爱人抛弃，她们的隐忍源于对婚姻、爱情与命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不愿面对现实的执念。在社会规范一点点的崩塌之时，这些善良的女人不愿相信人性也将回归极端利己的地步，她们宁愿在自己构筑的善与救赎的梦境里沉湎，也拒绝反抗哪怕直面现状的丑陋。虽然都选择停留在被抛弃的原地，也许葛薇龙、奚太太的境遇还要好些，毕竟她们能生活在幻想与慰藉中，而如芝寿、许太太、王娇蕊、童太太等更加彻底、典型的悲剧女性，她们连幻想的余地都没有，彻底被无视、无望重获新生、生活在内心的焦灼压抑中，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深渊，终于对婚姻、爱情等女性执着追求的东西毫无向往，变得麻木。她们原本都是俏丽活泼的花旦，却被婚姻与爱情硬生生折磨成木讷的老旦。

作为名动一时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对女性与婚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且独到的。她在散文《谈女人》中对女性各方面的特质有着极其详细而生动的分析，既指明了女性在长期附属生活下养成的“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等所谓妾妇之道，又同时承认女性带有着“神性”，“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然而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妾妇习气还是“神性 ”的，大都是陷入无奈的苦闷与悲哀，然而如果说是将女性悲剧命运全部归结于父权主义对女性的戕害

⑩ 张爱玲《等》，《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22页。

是不客观的，就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 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的光怪别人是不行的。” ⑾她还对婚姻有着自己的悲观理解，她作品中许多女性的生活都是以婚姻为分水岭的，婚前快活单纯，婚后千疮百孔，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笔下的婚礼总是有着葬礼的气氛，比如《鸿鸾喜》中形容新娘“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醒过来的尸首。” ⑿还有《年轻的时候》沁西亚婚礼上的香秋“留着一头乌油油的长发，人字式披在两颊上，像个鬼，不是《聊斋》上的鬼，是义冢里的，白蚂蚁钻进钻出的鬼。”⒀这种悲观主义的婚姻观正是由于当时女性陷入婚姻后普遍遭受地位、感情的进一步受挫。上文用两种标准分类了《传奇》中典型性最强的几位女性，我们可以在不同中找到这些悲剧女性之所以陷入悲剧的共同点，即深陷不稳定的社会经济与根深蒂固的父权统治再加上长久压抑造成的软弱自卑心理的三重挤压。这种从女性个体着手“揭去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⒁的写法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特色，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赋予了其在女性主义文坛的崇高地位。而我个人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在经历了这么巨大的时代变迁后仍能有及其可观的忠实读者群，正是因为她笔下这些可悲可叹、可喜可恨的女性形象，⑾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9.6第65页 ⑿张爱玲《鸿鸾喜》，《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161页 ⒀张爱玲《年轻的时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99页

⒁任一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台湾青文书屋，1997年，第45页 她们的身份由于作者特殊的生活体验，有着当时其他作者笔下少有的丰富性，她们在作品中的性格将现代女性从她们的曾祖母、祖母一辈继承下来少量的传统女性心理特点放大还原，使得现代女性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亲切感，在一篇篇婉转回环的剧情中牵挂着这些仿佛前世相逢的女性，在作者电影般的叙事中建构对张爱玲身处的传奇年代的遐想，获得在他人作品中无法获得的精神体验。

参考文献：

一、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

二、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

三、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四、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篇8：浅论白薇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发生在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犹如晴天霹雳,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随之而来的便是全社会范围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当中,尤为突出的便是受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思潮。“五四”女作家,正是在“五四”时代大潮的激荡下脱颖而出,开始以文学自觉的妇女解放意识,直面社会人生,豪迈地登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开辟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新的精神领域。“不幸的身世使白薇错过了‘五四’,但是她却在五四运动之前就走上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道路”。[1]大革命思潮引领着热血女儿白薇回到抗战前动乱苦难的中国,她用她的笔为这个血与火的时代里受难的女性们的追求自由独立而高声呐喊。

(一)反抗非人地位,寻找自我。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构的,女性一直在传统封建礼教的淫威下苟延残喘,女性没有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庸,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男性发泄的对象,封建礼教不仅剥夺了她们的人身自由,而且掠夺了她们精神的自由。长期的压抑使她们强烈地渴望获得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地位。妇女解放运动使她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改变自身的非人地位,争取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社会及经济地位,才能获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才能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摆脱男人附属品的可悲地位。

白薇正是在这封建旧礼教下的牺牲品。母亲因吃了人家的鸡蛋汤而给年幼的姐妹订了娃娃亲,身为革命者的父亲为了维护封建旧礼俗而强行把白薇嫁出,白薇悲惨的一生由此开始了,到夫家后,婆婆和丈夫肆意虐待和毒打,使她饱受折磨。但从小深受祖母思想熏陶,父亲革命意识影响,以及受过新式教育的白薇,内心清楚自己所受到的待遇和凄惨虐待是不公平的。她无法容忍这非人的生活,更不甘于把青春牺牲在这万恶的旧社会中,做一个任人践踏的女人。在舅舅的鼓励之下,白薇勇敢地冲出封建婚姻的牢笼,远走异国,找寻自己的出路。

正因这悲惨的婚姻经历,白薇对妇女的解放,对女性要求自立自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只有勇于反抗,走出家庭,冲出旧礼俗的牢笼,才有机会获得新生。人生而平等,女人不是男人和社会的附属,女性有获得自我幸福,寻找自我生活的自由和权力。因此她用笔来讨伐这万恶的旧制度,唤醒受到封建压迫的女性们认清自己的地位,起来反抗,获取自由。她的第一个作品三幕剧《苏菲》就谴责了封建传统制度下的父权制家庭漠视女性人格,把自己的女儿当作交际品,赠送与人的可悲现实。借苏菲的反抗,提出了女性人格独立和婚姻自主的时代要求,体现了“我要听我的自由意志所指挥,走我应该走的路”的女性自觉意识。

小说《炸弹与征鸟》,同样是旧礼教牺牲品的余钥,不甘心于做地狱中的囚徒,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愤怒与烈火”,她要“逃出去称心地做一番事业,摧倒一切压迫的势力”,“强烈的反抗情绪,替她传出一道敌汽”,这只征鸟“破坏了一切新生了一切”,白薇借其口告诉被囚禁的女性:在“你现在赤条条一身,没有爱也没有亲,除了征你哪里来的前程,除了征你哪里来的生命?”连在《姨娘》这个作品里,受尽欺凌压迫,一无所有的姨娘,都发出了反抗的呼声:“现在我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等待好人救我。”[2]在上述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白薇反抗的彻底和决心。

在《打出幽灵塔》这个作品中,白薇更是积极地写出几个觉醒女性的反抗。白薇让所有受压迫受凌辱的女性全体登场,作为一个整齐的阵营,群体出现在舞台上,这里有受难的母亲,有受欺凌的妾,有受摧残的女儿,有女仆,她们汇成了一个群体,以女性的胆识奋力摆脱被受欺凌、被奴役的命运,自已解救自已。而她们反叛的不再仅仅是一个“父亲”、“军阀”,而是那镇压妇女的封建旧礼教的整个“幽灵塔”,为了自由,不惜以死来反叛一切,用自己的鲜血,获取新生,让世界翻转,创造一个“我们的世界”。

在以上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白薇作品里塑造的女性形象,不管出身如何,身份地位如何,生活环境如何中,一概都是充满着执著的反抗精神。她们不愿做封建包办婚姻下的牺牲品,不愿意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奋起反抗,并为此而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的觉醒,以及她们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二)冲出以爱遮掩的陷阱,清醒地认识自我。

“五四”时代,刚刚从封建人伦关系秩序中挣脱出来的青年,以追求幸福爱情作为自己实现自由意志和个体价值的最集中的突破口。[3]白薇也曾把希望希望寄托于浪漫的爱情中,可是经过了杨骚的情感伤害之后,她清醒明白了,爱情不能给女性们找到精神上的真正出路。女性以爱为生命,而男人只是以爱为手段,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得不到真正的理解与足够的尊重。在新旧交替时代,女性们纯真的感情每每被改头换面的封建公子哥们有意无意地借助“个性解放”的名义而加以玩弄,封建伦理绳索依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并阻碍着女性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两千年中国社会是父与子的权力循环,而女性是有生命无历史的”。[4]“在这个男性为中心色彩还很浓厚的万恶的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5]白薇把她这清醒的意思贯穿于她的笔尖,为被压迫的女性发出疾声的呐喊。

在《琳丽》这部诗剧里,白薇描写了自己的恋爱观,以及爱与人生的关系,她用她对爱情痛苦的呼喊声,揭开了两性不平等的社会中所谓“恋爱”的真相。作品女主角琳丽是个对爱执着的人,把爱情当成自己人生的全部。对于妹妹的奚落毫不在乎,认为人性最深妙的美是存在于两性之间的。对于她所爱的人,她说:“我这回只是为了爱生的,不但我本身是爱,恐怕我死后,我冷冰冰的那一块青石墓碑也是一团晶莹的爱。”然而她所痴爱着的男子琴澜对于爱的理解却有别于她。琴澜说:“无论怎样好的女子,都不能永远占住我全部的心。我不能叫哪一个女子爱到我死,我也不能有哪一个女子能叫我爱到死的。”[6]一方是全身心地付出,另一方则是有保留地施舍,这种不平等的爱情正是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男女恋爱行为中的体现。在《琳丽》中,白薇表面上从头至尾都是对爱的呐喊,实际上是集中火力,对男权中心社会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这样的社会中,女子的现实处境是家庭断绝经济来源,社会上无立足之地,就算有些才华,也是最终被打压的结局。而想依靠那些的男性爱情来逃离,更是愚昧,男性的爱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口头上爱,在实际上成了他们玩弄女性的幌子,一旦得到之后,却不会珍惜,只会是糟践,而许多女性却依然沉迷在爱情之梦中而不自觉。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社会现实,所以白薇在这沉睡的大队中间,放出晨钟暮鼓的声响,叫醒她们“爬起来战,战,战!”[7]琳丽拒绝了琴澜的求爱,从爱的迷梦中醒来,去寻找新的生活道路。

《爱网》中的主人公是个热情的女性,她整个身心都囚在爱网中,受尽了爱的痛苦,历尽了爱的折磨,终于发出“我唯一的路还是恋爱吗?”的呼喊。爱情最终成为幻影,更不是女性的救命稻草。最后她决心掉转方向,从事解放人类的工作。在《乐土》中,白薇通过幼稚的范英迷恋于军阀恶霸戴天,在亲眼目睹她的所作所为后终于觉悟的情节,借丁锐的口告诫沉迷于盲目恋爱中的女性:“和一具腐朽的尸骸拥抱,你还以为荣耀吗?!……醒来吧!你醒来!”[8]而在她的长篇自传小说《悲剧生涯》中写出了白薇深切地认识到这份纠葛的爱情,其实并不能给自己带来新生,“她总算明白了‘我是我自己的’,明白了男权中心意识形态所谓女子‘应该不应该的标准’,是让你去服从他,为她去牺牲一切。她终于挣脱了这个‘应该’的牢笼:‘没有声部应该不应该’,‘我有我的自由’”。[9]白薇清醒地意识到,世俗的恋爱只是女性解放的起点,并不能给旧制度压迫下的女性带来真正的幸福。她用笔下的女主公的滴滴血泪,说明了女性从为爱所拌到自身的解放需要走过多么漫长而艰辛的心灵历程。而爱,最后被她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思想武器。

二、不断反思女性命运,探索出路

白薇笔下的“叛逆者”,勇敢地打出了“幽灵塔”,在努力地为自己追求自由、人格独立的同时,又陷入黑暗社会的现实中。“五四”的思想解放,给中国的妇女解放注入了新的空气,女性挣脱了旧事家庭的羁绊,争取婚姻自由、恋爱自由,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制度并没有被“五四”这一运动完全打碎,男权社会的根基并未被震倒,而绝大多数女性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命运依然被操纵在男性的手中。在小说《受难的女性们》里,“我”面对着娇永的哀痛,看着小女孩被抢走,只能哀叹:“中国!……中国的人好像太多了,多少的人啊,他们的生命财产简直没有保障!尤其是女子更没有保障!”[10]而《炸弹与征鸟》中的余氏姐妹二人,逃离了旧官僚家庭、逃离了虚伪浮华的情感诱惑,却在“革命”的幌子下再次沦为花瓶与傀儡。她们不断地否定、抗拒被主宰的命运,可是不论怎样地革命反抗,怎样迎合社会的陈腐还是迎接社会的进步,终究无法成就自身,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由琳丽到萧森、郑少梅、萧月林,又到余玥姐妹、碧苇,她们都冲出了旧礼俗的牢笼,打出了黑暗的“幽灵塔”,跟随着社会的前进在不断进步。但是黑暗的社会现实总是抹杀了美好的愿望,我们不得不正视,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斗争和她们性格内部的先天不足,使她们时时都有重被男人当玩物,被恶势力再打进“幽灵塔”的危险。

白薇意识到社会的残酷,女性解放道路的艰辛,在《乐土》中以丁锐的惨死,批判军阀戴天这个恶魔的残酷和无人道,同时也隐含着女性虽然走出家庭,走出封建的牢笼,但是她们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随时会被各种恶势力再囚禁和伤害。要真正找到妇女的出路,不仅仅女性自我觉醒就够的,还需要不畏强权,抵抗诱惑,不向恶势力和现实妥协,她认为:“要从‘贤妻良母’中解放出来,做社会上的一个人”,[11]女性才有一些出路。而要做人,就要和种种悲惨苦痛的环境作战,世界上没有理想生活等着人们去享受。女子的解放更要靠自己积极主动去争取,只有从艰苦中挣扎出来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人生,依靠他人的力量,无法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中国传统的旧道德已经被破坏,但是社会还不清明,封建社会遗存下来的男性中心的社会现实,给予了男人种种为非作恶的宽容和机会,女性依然是他们手中的玩物,被蔑视、被践踏。正是对广大女性这样一种现实状况的深刻体察令白薇对女性出路问题的探索更为迫切。1942年,她贫病交加,蛰居在重庆乡下,以饱满的激情给女友写长信,这封信满溢着她难以言说的悲怆之情:“男人的社会总是替男人说话的,女子没有正当的出路和给女子的公理;幸运的人们眼里看不到自爱者的真生命。”同时,她又以充满深情与向往的笔墨向好友阐述了自己关于理想中国蓝图下的妇女解放思想:“改革社会首先要解决妇女问题,妇女们的对头是封建残余势力、顽固分子和自私自利阻碍进步的人们;妇女是和男人一样的人,她们应该走向社会,平等地分担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向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实绩和美德;尊重性别差异下的男女分工,这种分工可以根据男女体力的差异来进行,这样一种性别差异下的男女分工没有阶级地位的差异,人人都是服从于社会进步这个共同的目标;要重视妇女教育,培养她们学习知识、技能和卫国的热忱;最后是倡导建立专门的育婴堂,划区设妇女小工厂,公共小食堂,为妇女从家里走出来创造条件。”[12]

尽管由于社会、时代的局限,女性真正获得解放道路还不很明确。但是白薇没有放弃继续探索妇女的真正出路,她当初的设想,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幻影。她始终站在时代的脉搏,坚守自己的阵地,以自我独特的风格,专注于女性命运和反抗斗争的描绘,她写出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白薇是真正坚持‘五四’时期女性解放主题的作家”。[13]她以自己女性特有的视角,自身的特殊的经历、痛彻的体验、敏锐的观察、理智的思考,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奋力追求解放的女性形象。她们大胆追求婚恋自由、人格独立,探索妇女的出路。然而社会上的各种黑暗和人生不可知又造成她们觉醒后不仅要应付生活的艰辛,而且要时时受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以及被男人们设下的各种陷阱和黑暗的社会打会“幽灵塔”的危险,她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承受着痛苦和煎熬,却仍不放弃寻找妇女的出路。在白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觉醒女性为自我拯救,争取解放,获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争取作为一个人和社会人的权力所付出的全部艰辛与血泪。

参考文献

[1][9]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203,214.

[2][5][8][10]丁波选编.白薇作品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419,16,355,238.

[3]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9.

[4][1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2004:25,154.

[6][11][12]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70,143,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