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家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家（共6篇）

篇1：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家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张爱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写作的风貌。张爱玲女性意识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坛里属于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受到了许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与赞扬。1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地和写作场。正是因为上海所具有的远离主流文化的独特环境,促进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长。张爱玲注定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因为她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为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成就了她的文学品格,是其文学的生长土壤,培育的温室,只是战争的爆发,使张爱玲的创作时间得以提前。上海作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和非老城的华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现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城市结构向现代化的表征。市场竞争的现实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现代人品格。在文化事业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觉远离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现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识的海派文化。商业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现代化通讯印刷事业的发达,培养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大众读者市场,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载道为目的的正统文学。海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坚持世俗立场,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为其精神特征。可见,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在环境。女性历史浮出地表的时机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商业文化中人性缺点的暴露为她提供关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场所,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处境的尴尬微妙又被张爱玲敏感的心所捕获。1.2心理因素

张爱玲的童年生长环境,父母亲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成年以后的际遇等等属于张爱玲自我的独特体验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识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际遇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女性意识的特点。张爱玲有一位初具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种种恶习而离家出走,以刚强维持着女人的尊严,这对张爱玲形成现代个人主义品格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原因,张爱玲的母亲并未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由一个年迈的女佣完成,这也是张爱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与母亲同住之前,对母亲生活方式的向往,对母亲独立个性的敬佩以及在父亲家里无爱的生活使张爱玲对母亲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后来与母亲同住,张爱玲心目中高贵美丽的母亲毁了女儿的自尊,毁了女儿对母亲近乎崇拜的爱,这使张爱玲无论何时何处,对人性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有一种清醒的冷静与冷漠。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与妻子关系僵化,与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也缺乏人最起码的自律意识,这使他不可能担当起为儿女榜样的角色。甚至因为女儿去亲生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对女儿丧失人性的毒打,将其关在地下室一年多,对女儿的生死置之不理。对于父亲,张爱玲看到了父亲生活的错位状态,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与对母亲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对父亲的生存状态由衷地觉得可悲。这样的家庭使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毫无爱心的环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点在促使张爱玲早熟的良心发现的同时,形成对丑恶人性冷静旁观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之最初契机。加之性格内向,天资聪颖,使她以少年难得的老成和深刻,抛开亲情的纠缠,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长辈进行审视。2泯灭的母爱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有一个重要且极个性化的内容,即对“母亲”的自审。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母爱涵义总是与圣洁、崇高、温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冰心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讴歌母爱的能手,在她们笔下,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躲避风雨的安全港湾。她们坚信,母爱才是真正的归宿。而张爱玲却将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中那未被常人察觉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让权于男权社会而又不惜以葬送母爱为代价的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等。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经褪去了“母亲”的伟大而神圣的光环。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不仅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压抑着爱恋,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幸福,黄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东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爱,却被自己的大哥卖断;在姜家,她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绝,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一次是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之后,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叔子的示爱,她要保住她唯一实在的东西———黄金。爱,在此时,已是多余而危险的东西,这次拒绝使七巧彻底失去了情爱的机会,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女人。“张爱玲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狂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从曹七巧这种残暴和冷酷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女人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权”的代言人。而她们这种对于“黄金”和“权力”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幸福,她们做人的权力换来的。尽管她们穷极一生所得到的金钱和权力已经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却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残酷。她们只能拼命地保住这唯一自己还可以掌握的东西,至于关心与呵护儿女,给他们以温情与爱,则不在她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的追逝,却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变本加厉的剥夺上。长期的压抑已经扭曲了做“母亲”的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这里得到无限的膨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们连起码的动物性也丧失了。黄金、权力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连自己也改变了,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亲”也不再是“母亲”。

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态度,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作为一个“人”,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母性做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3盲目的情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这在女性追求情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自觉,心甘情愿成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即便已经挣脱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张爱玲认为:“安稳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终身。最典型代表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过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住娘家,兄嫂骗取了她的所有积累后就排挤她。后来她与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离沪到港,范柳原对她并没有真心,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气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挤依旧,还加上流言和白眼,为了寻求自己的归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当情妇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苏住在娘家,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这是她求安稳的社会外力。她的恋爱受了许多委屈,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然而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往这条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而这股力量实质就是她对能够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须去寻找男人对她的爱,才能立足于社会,满足她内心的渴求与虚荣,这是求安稳的内驱力。在那动荡的、人心叵测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个梦似的,她感到天地万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苦苦奋斗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4沦丧的自爱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谈不上“自尊、自爱”的,不仅她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沉重的是连她们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或者甘于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经济大权后,仍惶惶不安,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亲人,以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和权力;或者其思想行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为所代替,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只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这种种行为其实都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息息相关。作为妻子的女人,将婚姻作为幸福的赌注,将男人当作生活和爱的依靠,把依附男人当作自然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与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密切相联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异化,被屈辱,自认弱小,产生依赖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来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但实际上自卑感才是她内在的心理特质。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头奶奶”,尽管嫁的是一个落泊世家的残废公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权势,以及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仍让她逃脱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忌惮的牢骚后面,隐藏着充满自卑的奉承与讨好,她和新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要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人仍往她头上踩,连丫环也看不起她,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

她的种种行为都源自于她内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权势的威压下感到自卑,产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依靠。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寻找到安全,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权势能压迫出人的渺小,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进深渊。深宅幽院,阔太太的气度,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姑妈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妈的用心,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远也改变不了卑微低贱的地位。

张爱玲在“母爱”、“情爱”和“自爱”等方面对女性意识进行了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女性若没有对其奴性心理、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应该是女性意识新的内涵。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所作的理解和阐述。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实践着自己标准,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张爱玲对女权的观照和解构,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和健全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识的重构与建立,仍然是一个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黎丽,张爱玲笔下的文化视角和女性意识,名作欣赏,2006/24 2, 周欣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学刊,2006/12 3, 张琴,张爱玲与张小娴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比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01 4, 李枫,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1 5, 马双,女人,女作家,女性——浅谈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2 6, 段金花,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东岳论丛,2005/05

篇2：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家

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 „„„„„„„„„„„„„„„„„„„„„„„„„„ 1 序 „„„„„„„„„„„„„„„„„„„„„„„„„„„„„„„„„„ 2

一、《金锁记》中灵魂扭曲的曹七巧 „„„„„„„„„„„„„„„„„„„ 2

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自甘沉沦的葛薇龙 „„„„„„„„„„„„„ 3

三、《倾城之恋》中孤注一掷的白流苏 „„„„„„„„„„„„„„„„„„ 4

四、《十八春》中自立自强的顾曼桢 „„„„„„„„„„„„„„„„„„„ 5 参考文献 „„„„„„„„„„„„„„„„„„„„„„„„„„„„„„„ 7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年汉语言文学本科班 ××

【摘要】在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张爱玲是位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其作品多以女性为中心人物，展示了女性人生的一隅。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展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与失落，以及她们自甘依附的奴性意识，从而揭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本文从《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十八春》等作品中女性的描写来浅析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归宿。作为新时代女性，应该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把握自己的人生。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人物 曹七巧 葛薇龙 白流苏 顾曼桢

【Abstract】Abstract Eileen Zhang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emale writer between the 1930s and 1940s in China.Most of her works are focused on females and part of their lives.These female characters are vivid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are clear.They show the embarrassment and depression of those women under the male chauvinism besides their servile consciousness, which reveal the bondage of feudalism to females.This assay means to analyze the personal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destiny of the females in The Golden Cangue, Crumbs of Ligumaloes — the First Incense Burnt, The Love Admired Whole Heartedly and Eighteen Springs.As females in modern society, they should try to get their own happiness and assert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Key words】Eileen Zhang；Female；Figure；Cao Qiqiao；Ge Weilong；Bai Liusu；Gu Manzhen 【序】

作为新时代女性，应该要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而不再如旧时代女性一般依附于男人，做男人附属品。张爱玲的作品大都反映封建环境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她对于女性生存处境的描述，即便在今日，对于我们而言，仍具有催人警醒的意义，值得共同探讨和研究。本文从《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十八春》等作品中女性的描写来浅谈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命运等，从而体会到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感受到封建环境下女性的悲哀，看到女性如何被封建社会所吞噬与埋葬，从中更加明白新时代的女性应该走出历史的沼泽，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与未来。

张爱玲无疑是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传奇，她笔下的女性是一批在乱世生活中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正如她在《传奇》扉页中写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着重刻画那些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女性。透过这些女性苍凉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她作品中特定时代、特定阶层女性的共同悲剧。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这些女人无论身处什么位置，她们都逃脱不了压抑、扭曲、驯服甚至变态的命运。结合作品，我们分析一下张爱玲作品中比较典型的几个女性人物。

一、《金锁记》中灵魂扭曲的曹七巧

谈到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自然少不了被傅雷称之为当时上海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个人物之所以经典，在于张爱玲成功刻画了一个在封建意识、封建文化毒害下的女性人物，如何一步步沉沦为金钱的奴隶，直至灵魂扭曲，最终彻底变态与疯狂。

曹七巧原本是一个麻油店小户人家女儿，她也曾渴望甜蜜的爱情、幸福的家庭，贪图钱财的兄嫂却打破了她的生活愿望，把她嫁给了富裕大户姜家残废的二少爷，等于是把她推进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堡垒。丈夫是一堆“没有生命的肉体”，在情欲体验严重缺失之下，曹七巧将自己烈火般的热情折杀，而疯狂了物欲，疯狂了金钱。小叔子季泽在情感上的先拒后诱，亲哥嫂把亲情当成商品兜售后，那个充满罪恶污浊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鞭挞情欲、贪婪金钱的魔妇，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怪胎”。为了黄金，她十年后心甘情愿地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的吹破。由于自己没有得到幸福，她也不让儿女得到幸福，甚至异常可怕地亲自动手去破坏他们的幸福——怂恿儿子长白吸鸦片，整夜陪自己抽大烟土，以探听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逼得儿媳妇独守空房，最终自杀；设计折杀了女儿长安与童世舫的真爱，活活拆散他们，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结束了一段自由美满的婚姻。名义上，她似乎主宰了自己及儿女的一生，其实是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的重重枷锁之下，“用那沉重 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曹七巧并非天生如此的，她的性格是一步步形成的，从少女时代的直率泼辣而又不失其可爱慢慢地走向一个灵魂扭曲直至变态的人。七巧年轻时虽然粗鲁、泼辣，但她充满了青春，充满了热情，对未来充满了向往。但进了姜公馆做了二奶奶之后，便走进了黑暗的牢房，成了一只被关在笼中的虎、狼，用掠杀人性的血淋淋的肉来喂养，用折杀情欲的亮灿灿的黄金来喂养。曹七巧的婚姻其实只是一桩交易，把青春和幸福作为赌注，卖掉了自己的一生，换回的只是一场噩梦，不仅输掉了青春，输掉了爱情，还输掉了人格，输掉了幸福与亲情，得到的也只是一点金钱。当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特别是别有用心的季泽找上门来图谋财产，算计她的钱财时，她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孤独的哀鸣，对整个世界感到绝望，找不到自己心灵的栖息地，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得出“人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的结论。为了得到金钱，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成为了封建礼教与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相结合的“怪胎”。

曹七巧是典型的封建制度迫害下的女性人物，她是悲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制造者。类似于这样的人物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孟烟鹏等，她们都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是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女性。

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自甘沉沦的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不过是在世俗与欲望夹逼下的一个手无寸铁的可怜儿。葛薇龙本是个破落家庭的小姐，为了学业而投靠姑母梁太太，投靠姑母时，她自信不会同流合污，凭自己的能力巧妙应付，完成学业。其实，在她提行李去姑母家时，对佣人的嫌弃已经昭示了她的心理变化。当姑妈为她张开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她飘飘荡荡、心旷神怡，连睡梦中也不断念记着。她不是不懂得姑妈的用心，她自己也认为“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但混迹于上流社会、跻身于洋场交际界、陶醉于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后，人性沦落了，金钱的光芒和洋场的轻歌曼舞抹去了她身上纯洁的感情，在遇到乔琪乔后，连防守底线都崩溃了。她想试着逃脱，跳出梁太太的控制回上海去，一场病改变了一切，她转而想抓住一根救命的草，嫁给既年轻家庭又有背景的乔琪。她对乔琪存在幻想，认为：“幸而他现在还年轻，只要他的妻子爱他，他什么不能做？”但幻想随即破灭，乔琪告诉她，她只能做他的情妇，这如青天霹雳，“和葛薇龙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了，她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最可怕的是乔琪引起她那种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为了自己一厢情愿的爱，她宁愿自欺欺人，用虚幻的爱情理想麻醉着自己，牺牲了自由、自尊和人格，以青春美貌为代价苟且舔食着朝露般的所谓爱情，最终“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并且还是“自愿的”。这个中的心酸，葛薇龙也深深体会到。她的爱是卑微的，没有地位的，也是不受尊重的，即使认识到自身的悲剧，还义无返顾的照走不误。葛薇龙的青春就像乔琪抽烟时打火机的光，“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即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如瞬间绽放的火花，转瞬即逝，不过是刹那间的浮华。小说里，情欲不是葛薇龙堕落的惟一原因，物质上的诱惑、她本人的软弱都在拉她向深渊里走，物欲和情欲是交替起作用的，因此，不仅是社会毁灭了她，同时也是她毁灭了自己。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说到“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男性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上比不上男人，但男人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被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光怪别人是不行的。”由此可见，葛薇龙悲惨的命运不能完全归究于社会及他人，心甘情愿地被支配和控制，没有反抗的力量，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动力，完全丧失独立的自我，这才是她走向命运深渊的主要因素。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合璧的环境下，西方物质文明对东方道德的冲击，葛薇龙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其“新”是因为她受过新式的教育，过着“新时代”女性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但她并没有新的思想，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旧”是指她的思想意识和人生道路仍处于封建社会。与之类似的女性人物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芯。她们同样受过西方教育，却并没有把自己从封建的牢笼里解救出来，而是不断沦陷，最后困死在老旧的思想中无可自拔。

三、《倾城之恋》中孤注一掷的白流苏

《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与前面提到的两位女性人物不同，曹七巧和葛薇龙是被迫害，最终走向人生深渊的代表人物。但白流苏却是精明的，善于抓住机会，并勇于寻找挣脱家庭出路的一个女性。如果说前面两位女性人物都是以悲剧收尾，那么这一位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逃脱家庭传统束缚之后，修成正果的女性人物。“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处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原本也是一个普通的闺阁小姐，然而却有着异于常人之处。在那个年代，她敢于离婚，这勇气，也不是一般大家闺秀能及的。原本回到娘家可相安无事，但由于家道的破落，离了婚的她就成了兄嫂奚落的焦点。迫于无奈的她为保护已有的淑女身份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只好以自己最后的青春作资本，寻求第二次婚姻，并把它当作一项事业来处心积虑地经营，这本身就是女性生存的一种悲哀，其追求的过程和结果只能是“说不尽的荒凉”。江宝钗在《论张爱玲小说的通俗性》一文中指出：“中国妇女的悲剧：恋爱是生命中唯一的冒险，充满想象的成素，而婚姻是唯一的事业。”

白流苏大抵上是一个较为坚强的女子，她会反抗，能够大胆地顶着众人的唾弃与前夫离婚，可见是很有勇气的，然而她也是妥协的，因为最终她不过是一个在经济上柔弱、无助的女子，逃离的方式只能是依靠男人来寻找自己的栖息之地，她不得不学会算计。可是，再精明的人也有无奈的时候，她那西式的外壳下包裹着充满了典型的 封建式的对金钱的依附，这与男主人公范柳原要的普通的对“花瓶”的欣赏和把玩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矛盾，两人不得不进行一场关于爱情的较量。如果不是香港的沦陷，或许，这样的“爱情之战”还得继续下去，然而，当流苏处于似乎不可挽回不可更改的生命悖论中时，当她陷于无垠的“爱情迷宫”时，一座城池的沦陷成全了她。这是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带着几分诙谐、几缕辛酸。

白流苏作为一个已离异七八年的女人开始寻求她的第二次婚姻，这次寻找显然带有多重目的——以自己的漂亮和名誉作赌注，把经济能力作为择爱的标准，确保富足的物质生活，组建可靠的小家庭。她是一个用前途作赌注，用婚姻为下半辈子铺路，从旧派走向新派的中国女人。这类女性执著于生活，生命欲望强烈，小心谨慎、费尽心机地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却大都归于失败，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人生的悲凉。类似的人物有《连环套》中的霓喜，不同的是，霓喜先后和多个男人同居，千方百计想成为对方合法的妻子，一次次算计、挣扎，最终却每每人财两空。毕竟，用一个城市的倾覆去成全一段爱情太过奢侈，只能是偶然，却千载难逢。

四、《十八春》中自立自强的顾曼桢

《十八春》中的女主角顾曼桢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子，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性情温和，个性却很独立。曼桢是张爱玲笔下不多的美好的女性形象——朴素、善良、单纯。她对沈世钧的爱情执着而单纯，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受过高等教育，为了养家糊口，一个人做了几份兼职，任劳任怨。然而这么美好的人物，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和亲情的羁绊。

在《十八春》里，亲情沦丧表现得更为明显，狠心的姐姐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留住色狼丈夫的心，竟然打起亲生妹妹的主意，伙同丈夫祝鸿才诱奸了自己的亲妹妹，将她推入火坑。在祝家度过了一段幽暗囚禁的岁月，性格要强的她没有就此屈服，而是想尽办法逃脱这一切，去寻找她的爱人世钧，结果却是世钧结了婚，放弃了她们的爱情，这无疑在曼桢的伤口上又捅了一刀，她原本应该拥有的美满爱情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和她擦肩而过了。然而，曼桢最让人感动的是她生命中遇到最残酷的事实之后那一份坚强与执着，直至最后的归于平淡。她在那个污浊的社会洁身自好地活着是张爱玲笔下一个始终自立自强，从自立中获得自由的典型，可是终究因为太多无法抵挡的因素而使属于自己的幸福破灭。

其实像顾曼桢这样温柔善良的女性有很多，假如她没有埋没良心的姐姐和姐夫，平平淡淡地嫁给自己心爱的男人，或许，她就如同中国许多这样的女人一样，结婚生子，平淡无奇地过完这一生，也就不会给人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可是，没有这个“假如”，《十八春》里历经重重磨难，在柔弱中透着坚强的她，给所有读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原来，平凡的女人是不普通的。这也正好验证了张爱玲的一句话——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张爱玲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中心人物，这些女性擅长在自己的生命里制造各种戏剧 化的场面，因为只有这样，才有一点点摆脱不公平、不平等命运的希望。张爱玲用其细腻的笔触、对女性内心深处敏锐的洞察力，细致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性格残缺却真实、形象鲜明的人物，展现了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形形色色的女性，虽然难免片面化，却有其独到之处，为当时的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具有催人警醒的意义。我们在阅读其作品的同时，能从中体会到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感受到封建环境下女性的悲哀，看到女性如何被封建社会所吞噬与埋藏，从中更加明白新时代的女性应该独立自强，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与未来。【参考文献】

1、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南海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1版

2、刘勇、陈婕 《苍凉写就的华美——走进张爱玲的<传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3、于青、金宏达 《张爱玲研究资料》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4、张爱玲 《流言·自己的文章》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4

5、张爱玲 《谈女人》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6、杨泽 《阅读张爱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篇3：漫话张爱玲作品中的夸张广告

浙江林学院副教授孙文清在考察张爱玲作品中广告的分布时,以代表现代广告的“广告”、“霓虹灯”、“(品)牌(名)”、“橱窗”和代表传统广告的“市声”、“叫卖”、“吆喝”、 “市招”、“招牌”、“牌子”、“横额”、“匾额”为关键词进行广告确认,在电脑中依次输入这些关键词对其检索,出去不具备“广而告之”功能的部分,再用纸质文本核实,得到张爱玲作品中广告的基本使用情况。“从题裁上看,她的个体作品都使用了广告符号,小说、散文、电影剧本皆而有之, 其中小说使用了99次,散文使用了61次,电影剧本使用了2次,共162次。”1“可见,张爱玲作品中广告的出现是极其自然、普遍的。”2衣、食、住、行、用、文化娱乐等广告应有尽有,简直就是张爱玲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上海的鲜活写照。“广告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场景设置、典型事例都极其浓缩地体现者一个时代的特征”。3

然而也正是这些广告的出现,使得张爱玲作品中的青年男女并非只是纯粹谈情说爱和风花雪月,作者的精神透过广告所散发着的人间烟火味一下子贴近了地面、贴近了苍生。 张爱玲是一位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也是一位海派作家。现代通俗文学的市民性特征使她的笔下活跃着市井的商业风情和现代都市的流行时尚,海派文化学商并重的特征又使她无限迷恋着商品垒构的世俗情怀。“张爱玲对橱窗的迷恋, 更是将商品恋为物的神秘迷魅表呈入里”。4

当然,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与现实中的广告的夸张是一脉相承的。现实广告的夸张得自于广告商品的丰富和制作技术的进步,商业竞争的发展和广告正规化发展的趋势,而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并不总是以整体的广告形式出现的,更多的是一个片段、一种描述,常常以符码的形式呈现。如作品 《怨女》:“店门口一对金字直匾一路到地,这边是‘小磨麻油生油麻酱’”,以这种片段式的、不连续的方式呈现出的广告既不惹人讨厌,又让人觉得亲切、细腻。但作品中的广告总逃不出夸张的影子。

(1)张爱玲作品中的夸张广告一瞥

图表来源 :笔者自行整理

处于华洋杂处的洋场文化,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不真实的眩晕感——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氛围,皆是硬生生地杂糅在一起, 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广告中不断使用“最”“异常”等字眼和营造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权式的劝导来麻醉观者,使其理所当然地认为广告为消费者提供的是物超所值的,却不觉一点夸张。

(2)张爱玲作品中夸张广告的支撑原型——现实广告

⒈电影《风》的宣传广告,从1934年4月5日到4月30日,在《申报》上都可见到。1934年4月5日,山西大戏院演出的广告几乎占了整个版面,广告中间是硕大的影片名称“风”字,黑底白字。广告中说:“联华公司最新伟够”, “狂风一般的有力”,“微风一般的醉人”,并列主要演员姓名于其上。

⒉《申报》刊登的明星大戏院《科学怪人》广告语为“卷土重来,轰动全沪,神秘巨片的有意想不到之离奇,有不可预知之神秘……胆小朋友请勿光顾,胆大儿童一律欢迎”。

⒊ 1932年5月3日,《申报》第四版刊出了“现代书局二大杂志”《现代》和《现代儿童》的广告,广告中称《现代》 是“现代最伟大的文艺刊物”,《现代儿童》是“现代最充实丰富的儿童读物。”

为什么当时的广告行业会不约而同地出现这种夸饰的现象?也许张爱玲作品《十八春》中的人物对话可以作为解析:曼桢与朋友们在城外遇雨,路边一家招牌上写有“童叟无欺”的小店卖了一把油纸伞,叔惠担心:“价钱好像并不比市区便宜。不会是敲我们的竹杠吧?”曼桢把伞尖指了指上面挂的招牌,笑道:“不是写着‘童叟无欺’么?”叔惠笑道:“你又不是童,又不是叟,欺你一下也不罪过。”现实中广告的噱头也大抵如此。当时世界广告业的新技术、新材料不断传入中国,广告媒介也更加丰富。霓虹灯管、橱窗、 路牌、电车、海报、无线电等被运用到广告的制作中,将商人的经商技巧演绎得淋漓尽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商人们穷尽智力,把自己的意图通过广告进行粉饰,哪怕是赤裸裸的欺骗。这些商人躲在广告背后,乐滋滋地看着消费者解囊,整个市场成为他们施展技艺的商业殖民地。现实广告的夸张是为了利润,作品中广告的夸张是为了营造真实的生活环境,客观现实与构建的真实是有差距的。张爱玲作品中的某些广告虽有些艺术夸张成分,但终究是现实广告在其作品中的折射,本无可厚非,而且作品中广告的夸张还带有自我调侃的韵味,是一种真正有智慧的夸大,因为作品中的广告可以自我否定,而现实中的广告不可能一边极力夸饰商品,劝说人们购买,一边向消费者给以诚挚道歉,自我拆穿。

另外,自1937年以后上海成为沦陷区,变成一座孤岛。 传统的中国读者喜欢通俗性的故事,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市民阶层的阅读自然是出于娱乐和消遣的。张爱玲在为《传奇》写《再版的话》中曾表达过自己的深切感受:“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在她看来,当时所处的时代是“荒唐”的,她在作品中透过广告谈性论食,不论是现实抑或作品中广告的夸张都适应了部分人的物欲麻醉,广告做得越夸张就越容易引发其靠享受商品或服务达到及时行乐之目的。而作品中的广告也不管其夸张与否,读者总能体会到趣味性,燃烧起对现实生活的热望。 由此,张爱玲作品中的夸张广告既可以反映现实广告世界的失真,又能够与现实保持距离,去完成作品中环境的构造, 而不是去现实世界里添油加醋成为商人们牟利的工具。

如此说来,其作品中出现的广告,即便是夸张,也都有着艺术的品格与雅性,它不去搅现实广告的浑水,不与商人的惟利是图同流合污,更不会成为整个广告行业伦理失范的帮凶。如果非要给张爱玲作品中的夸张广告定位的话,可以借用《茉莉香片》的中国古典小说地道的开场白:“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这种悠闲的姿态或许就是其作品中夸张广告的个性:我演绎着现实世界的各种夸张,但我鄙视它们,我是出淤泥而不染的。

摘要：对于张爱玲,许多人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本文采取文学与广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求张爱玲作品中隐性广告文本的夸张广告,这些广告不仅具有艺术的韵味,也具有广告文本的本质特征,但其又不单纯是现实夸张广告的反映。先列举作品中的部分夸张广告,再选取现实中几段典型的夸张广告,相互比较,分析原因,说明作品中的广告拥有自己的艺术独立性——夸而不大。

篇4：试探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意识 觉醒 心理弱点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起源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五四”以后以冰心、丁玲、萧红为代表的女性作家通过她们的作品共同表达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但是,这些女作家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和制度,却很少有人对女性自身尤其是对漫长的男权社会给女性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所审视,人们对妇女的同情掩盖了女性自身存在的心理弱点以及“女人的劣根性”。张爱玲却以异常敏锐的心灵开始对于女性自身存在的性别弱点和灵魂创伤进行了自我审视和解剖,并且揭开了“女人的劣根性是男人一手造成的”这一历史迷底。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一律是一些精神上为情欲所困惑,物质上为金钱而烦恼的女性。她们生于乱世,平凡又普通。为了生存,各自努力挣扎,却最终摆脱不了悲剧命运。张爱玲并未像其他女作家一样,以写她们的悲剧单纯地来控诉社会的不公,却把笔触深入到女性隐秘的内心深处,挖掘出她们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形成的软弱、自卑、愚昧、麻木等精神弱点和对男性强烈的依赖与屈从等心理痼疾展示在读者面前。这种对女性意识中传统意识的心理展露,是张爱玲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

张爱玲对女性现实的描述,不断运用的一个中心词就是“苍凉”,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亦新亦旧、亦洋亦土、亦强亦弱。即是伦理秩序严整的家庭中的贤淑妇女,又是时刻窥视着金钱、权力、又颠覆着尊卑关系的“恶妇”。张爱玲的各式女性人物都有一个万变不离其中的小环境,那就是家。不少女性依然生活在传统宗法家族深深的庭院中,关于她们的状况,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有一个比喻:“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这就是她们无处可逃、不可更改的命运。在这个家中,女性被安放在一个卑微的从属的位置上,从属的位置使女性从肉体到精神都千疮百孔。从未有哪位作家把女性的从属、屈辱的处境写得如此透骨穿心、悲凉绝望。女性与生俱来的卑微地位,使她们无论走哪条路都危机四伏。这种处境不断的扭曲她们,使她们畸形、变态,谁都有难言的歇斯底里的病症,例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张爱玲曾说过,曹七巧是她笔下最彻底的一个人,英雄也好、疯子也好、她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壮”,因为她一生都没有从锁扣中逃离。出身卑微的七巧被哥哥嫁到了豪门姜家,嫁了个残废的丈夫,注定了她的婚姻与幸福无缘。她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都从未得到满足,可是女人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又使她摆脱不了这样的婚姻。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金钱,她为了金钱不得不舍弃女性应有的一切。被黄金的枷锁扭曲了人性:人非人、女人非女人、母亲非母亲,她的心理已变态到丧失本能的母爱,无情折磨儿女的地步。直到她被黄金枷锁锁死了生命,侥幸未死的一双儿女也被她夺走了青春和灵魂。在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女性悲惨命运的篇章比比皆是,但是揭示女性灵魂被扭曲到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则是张爱玲的不凡建树。

张爱玲笔下没有完美的女性,所有的女性人物都有为生活所扭曲和丑怪的侧面,呈现其在宗法制度格局中的挣扎和累累伤痕。如果说曹七巧的变态更多归咎于黄金的熏染和异化,《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新派女性流苏和薇龙便源于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虚荣走向庸俗。白流苏是一个离婚女性,但是在她的新式外壳里,依然裹着典型的封建式灵魂。她的择爱仅是为了寻找一个经济靠山,感情为了功利的计算而不断的患得患失。那种充满了铜臭味的虚伪恋爱,全凭着一座城市的毁灭被成全。女性谈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离不开对男人的依附,已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这正是传统意识中女性依赖意识的辐射和反应,女性的骨子里仍然是男性的依附。在这个乱世之中,信念在崩溃,物质支持着人,命运变幻莫测、她们只有把一切押在婚姻上,这种难堪的处境未必完全是外力强加于她们的,更已内化为女性自身的心理欲求,是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安稳、有依靠的保障。相比于白流苏的成熟,薇龙则是一个纯洁向上的女学生,她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造钱”的交际花,是为了向她的丈夫——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表示她愿牺牲一切的爱情。为了这种爱情,她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丈夫的奴隶。需要爱情是为了满足虚荣,女性卑弱、虚荣的心理被展露得一览无余。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这般为男人哭泣着。作为弱势一族,可供她们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在自我定位感和自我危机感的双重胁迫下,她们选择了对男性的顺从。无论是新派、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在感情世界中挣扎。虽然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并不代表女性的全部,她仅是描述了生活在心狱中的女性的原始心态,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最后一批人。但是张爱玲通过她的小说提醒了所有女性朋友,这种女性生涯应该结束了。而这一宣告不是来自于理念的狂热, 而是发自女性心灵中的最真切的呼声。作者写出了女性意识所面临的危机,一种崩溃的危机。毫无疑问, 张爱玲对于她作品中女性的心态是持既同情又否定的态度, 对于女性意识中深层意识的表露, 表现了作者内审的勇气和诚意。她在塑造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时,比其它女作家更为彻底, 不遮掩, 也不自欺于女性表层意识的认识, 而是直入女性意识的深层,揭示女性本身存在的痼疾和弱点,如同鲁迅严厉的解剖国民性一样,其目的都是发自内心的对女性的深深关切和同情。 也正是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审视和关往, 更使张爱玲的小说比之于其它的女性文学更具有深刻性。

张爱玲曾用“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蚤子”来比喻人生的苍凉,她是能够将女性外表的美丽演绎到淋漓尽致的天才。然而她笔下的美并不是塑造成无懈可击的完美,而是饱含沧桑苦难的、有虫咬般的烦恼甚至包含着丑怪内涵的美。张爱玲运用了一系列的比喻特写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的丑怪:《花凋》中的川嫦象只“冷而白的大蜘蛛”、《连环套》中的霓喜是“深海底的怪鱼”、《半生缘》中的顾曼璐如一具“红粉骷髅”、她们都是“绝望的妇人”,“令人骇笑的小丑”。以丑怪的形象扭曲了她们华美的外表,暴露了她们生存的真相。张爱玲把生命、人生的表里两层拆开,即写尽了表面的华美,也写尽了内里的苍凉。张爱玲的小说讲述的是20 世纪40 年代的故事,但传统宗法父权和宗法性别秩序仍是一手遮天,女性永远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唯独没有自己。女性在历史场景中,终其一生,总是活在男性的统治之下依照各式各样的身份,在幽闭的状态中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妇女被奴役、被压抑和虐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她们的精神麻木愚昧,已习惯于屈辱与卑贱,以至出现了精神病症和畸变。张爱玲小说中,由女性生存方式和女性生命角度出发,对历史社会,对奴役、权力表达了一种女性主义的困惑和批判。她刻意表现女性生存困境时不是温婉多情,而是冲破有形无形的对女性性别意识的限制,对女性命运作出更深刻的内在的探索和展现。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客观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就女性的解放而言, 如果女性没有对自身心理存在的痛疾的自觉反叛, 女性就永远也不可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人格上的独立,不仅是需要经济的独立, 社会的解放, 更需要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病态女性意识的重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小说中所张扬的女性意识在妇女解放这一重大课题上也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审识与解剖[J].娄底:湖南人文科技学报,2005.6.

[2] 于青.并非自觉的女性内审意识——论提爱玲等女作家群[J].合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篇5：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意识文学创作内心世界苦痛挣扎

引言

篇6：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其次，能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小说创作注入全新血液。可以说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新时期女性思想的觉醒，诸多女性作家群体开始争相去寻找与肯定自我价值，努力想要去摆脱传统封建社会中的腐朽思想强加给她们的思维模式，并且通过不断的审视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形式来体现自我的价值。而在这一时期的张爱玲，也与其他女性作家一样，借助自传体的文学体裁来进行真正的女性创作尝试。在我们细细品味张爱玲的作品时，能够看到一种深度解剖了的人性自私面，并且因为有自己生活经历的原型，所以能够超越别的作家，到达其他人无法超越的高度与深度。可以说，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感受，就是张爱玲的内心感受，从整体上覆盖了她的主观色彩。

结语

对于张爱玲文学创作中所凸显出来的女性意识是不能被我们忽略的，这位女作家站在了一个相对深度的层面来对女性群体进行了剖析，对作品中女性主人公的悲惨命运融入了自己的深刻同情，并且也能够用相对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女性群体应当具有的性别观念。但是我们从客观角度而言，纵观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依旧存在着局限性，尽管小说中凸显出浓郁的女性意识，但是却并没有实际为女性群体指明了一条全新的解放之路。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但是张爱玲依旧以自己的作品为平台，用文笔为女性群体们斗争，也为读者与世人提出了醒目而清晰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