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流动人口中妇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2024-04-22

外来流动人口中妇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共9篇)

篇1:外来流动人口中妇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随着我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向我市迁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女性,她们的存在对于我市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和城市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外来妇女在背井离乡、重新寻求自身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比男性更多的坎坷和困境,显现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为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外来妇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引导她们真正融入社会成为城市的一员,市妇联采用发放调查问卷,对公安、卫生、计生、城管等近10个部门进行走访座谈的形式,较为详实的了解了外来妇女在常的基本情况,现报告如下:

一、我市外来妇女群体的主要特征

目前,我市登记外来人员已超过40万,比2002年同期增加12万,增幅达42%,其中男女比例基本平衡。从调查的情况看,外来流动妇女具有以下群体特征:一是外来妇女来常以家庭形式为主,家庭关系较为和谐稳定。63%的已婚外来妇女与丈夫一同来常,举家迁到常熟谋生成为她们流动的主要方式。当问及与丈夫的感情关系时,选择好的占了90.7%,选择一般的为8.8%,仅有0.5%选了差。在对待生育问题上,她们的观念正逐步发生变化,近300例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59%只有一个子女。二是外来妇女通过工作增加收入,具有较高的家庭地位。本次调查中,80%的外来妇女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64%的外来妇女认为自己工作赚钱后,在家庭中地位提高了,经济独立性增强了;更有15%的外来妇女选择了“家里我说了算”。在问及工作赚的钱如何花费时,71%的外来妇女与家人共同管理商量着花,24%选择了“自己做主,任意花费”。三是外来妇女受教育程度偏低,就业层次不高。在外来妇女中,尽管中青年人群占大多数,但除少量外来投资者和知识型人才外,绝大多数都是初中以下文化,来自苏北和中西部地区偏远贫穷的农村,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行业成为她们就业的主渠道;还有的只能靠自己的苦力做点小生意,如:卖小菜、卖水果、摆地摊、擦皮鞋、收废品等,呈现出高就业率掩盖下的低职业结构。四是外来妇女对常熟这个城市有较强的认同感。66%的外来妇女认为常熟“政通人和、经济发达、是个好地方”;25%则认为“比我家乡好”,对我们这个城市有较强的认同和归属感。

二、外来妇女生存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是维权能力不强。在调查中我们感到,部分外来妇女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对签定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等模糊而冷淡。据统计,分别有17-30%的人不知道《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有49%的人没有与单位签定劳动合同,35%左右的人表示不清楚单位是否与正处生育期的女工签定劳动合同、不清楚单位是否按照规定为女职工办理了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当问及“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时,有10%的人表示“能忍则忍”,10%表示“不知道找谁”,个别人竟选择了“找朋友报复”。调查同时显示,一些大型正规企业中外来人员的劳动保障各方面指标都相对乐观,而一些非公企业则凭借灵活的用工制度来逃避对职工应负的责任,劳动保护差强人意。

二是卫生保障较差。被调查外来妇女中,健康知识包括未婚青年人的性知识都很贫乏,有近20%的妇女完全凭自己的经验获取妇幼卫生保健知识,有30%的妇女近两年来没有做过妇女病普查,27%认为围产期保健服务没有必要,28%生病不上医院。上述数据的取得基本来自有固定工作的人群,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闲散外来妇女,她们丈夫外出打工,自己则带着三五个小孩,条件好一点的租住在农村角落、务工的小作坊里,差的住在猪棚里、桥洞下,随地大小便、随地扔垃圾,小病扛一扛,大病没法防,卫生保健成为有待探索的空白。再如招商城地区,一些外来人员白天干活,晚上睡在市场旁的马路上,3元钱一晚上租条被子盖,那些被子睡到穿洞也不洗,卫生状况可见一斑。另外屡有发生的非法接生、传染病、性病等,都严重影响了外来妇女的健康。

三是学习意识淡薄。外来妇女在不断寻求谋生方式的过程中,城市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她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努力争取、追求更大发展的意识初现。在调查的对象中,有一部分妇女希望通过通过培训、辅导提高自己,但绝大多数妇女对学习并不热心,在被调查者中,有将近60%的人选择了由于时间或经济条件等原因没有兴趣参加继续教育自我增值。

三、优化外来妇女发展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是管理与疏导结合,建立长效机制。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跨地区的人员流动将进一步加速。目前我市已基本建立了自上而下较为健全的外来人员管理网络,并根据需要与可能的原则配备了协管员与信息员。为争取管理的最大实效,建议政府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措施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流动妇女儿童这一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另一方面,要强化管理机制,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变单项管理为双向管理。建立入出两地管理机构,公安、计生方面均实行“持证、验证”制度,必要时可实行准入制度,真正实现有序管理。二是变单一管理为综合管理。形成以政府牵头,公安、劳动、计生等职能部门为中坚,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为配合,单位和业主为基础和依托的齐抓共管格局,“谁主管、谁用工、谁负责”,使外来妇女管理工作达到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行动上合拍的效果。三是变突击管理为长效管理。要加快外来人员集宿化进程,建立遍布镇、村、街道、社区的外来妇女服务网络,外来人口协会、外来妇女联谊会等组织,并可推广大义月龙服饰有限公司在企业外来女工中建立月龙女子俱乐部等有效做法,积极探索一条外来妇女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路子。

篇2:外来流动人口中妇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一方面,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由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城市中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增多。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关系的和谐、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社会稳定、国家昌盛、民族振兴的重要条件。因此,要构建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的和平和安全,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就应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的现实状况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以期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调适和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关系找到既积极又稳妥的新对策。

首先,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的多民族化以及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往往带来复杂的城市民族关系。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更少,同时居住也更为分散,因而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很少聚焦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问题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存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既是城市少数民族研究的深入,也是城市流动人口研究的补充。

其次,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中心迁移和流动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势必需要构建新的社会网络来适应和面对这种生存环境和文化的变迁。因此,研究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网络关系,推进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是都市人类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是对中国都市人类学必要的补充。

再次,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民族政策和法规对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在城市民族工作的实际运用中却常常出现执行难和失效的问题。这是由于城市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政策、法规通常不够灵活甚至与现实脱节造成的。因此,要真正做到事实上的有效保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应当以多维的视角来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趋势下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及其社会网络,是民族研究的必然。再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能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城市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及在城市发展中的民族关系、特点;有助于制定更为实用的城市民族政策和更好的解决城市民族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最后,城市化的推进,只有民族特色得到充分体现,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有利于使民族特色文化得以更好的保留和发展。故本研究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二、文献综述

1、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

社会网络分析是当今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它既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观点,也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自帕森斯以来,人们在从事社会结构的研究时,总是从地位结构观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社会行为如何受社会结构的制

约,人们具有某些属性,人按属性而分类,人的社会行为用所属的类别来解释。而网络分析则是把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进而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在社会网络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应用社会网的理论视角、方法、概念来研究社会问题。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3 年在“The Strength of Weak Tie”一文中提出了弱关系强度的假设,他证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可能通过不经常互动或不太熟悉的弱关系网络获得关于职位空缺的非过剩信息,其主要原因是弱关系所承载的信息异质性高,能担当信息桥的作用。日本学者渡边(Watanab,S)1985 年在日本东京地区主持了一项大型调查,调查的内容是重复格兰诺维特在《谋职》一书中的研究。渡边深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假设普遍性意义的怀疑。以边燕杰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根据对中国大陆、新加坡的研究提出了强关系力量假设。边燕杰在《找出强关系》、《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等文中提出了强关系的假设,论证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天津使用社会网中的强关系可以直接或间接取得分配者的协助,获得一份较理想的工作。之后,边燕杰等人在新加坡进一步验证了强关系假设。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的体制背景、劳动力供求比例以及市场化程度是决定强弱关系在谋职过程中的作用的环境因素。渠敬东在《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一文中试图通过新经济社会学所提出的网络分析范式,从关系强度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工生活的世界。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在农民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中,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工在流动中社会生活场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纽带。他在文章中指出,在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构建自身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由此建立了目的和动机相统一的完全的行动架构。曹子玮在《职业获得与关系结构——关于农民工社会网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主要论证了以下几个假设:农民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寻找工作的;农民工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大于社会组织。这几个假设的被证明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再构建的关系网络首先以初级关系为主,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不断构建次级关系。在这一网络中,农民工既获得物资资源,也获得精神资源。李汉林、王琦《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一文提出“虚拟社区”的概念,文章试图说明那些具有血缘和地缘联系的农民工并不一定居住在一起,而是更多地是通过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支持网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

现有的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学术界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做的研究不多。以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中,人们一般从地缘、业缘、血缘或民族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礼仪等同质性因素或按地位、身份、角色等的地位结构,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界定为一个社会群体,来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整合问题。从研究范式来说,以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上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问题,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民族关系构建中的作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影响以及对现有城市民族制度的调整及民族工作的发展等问题。在这些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杨荆楚的《族际大交流在当今中国》(《民族团结》1995 年第12 期),马建钊和杨超的《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适应问题》(《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8 辑),李苏幸的《中国大都市面对族际交流》(《民族团结》

1995 年第12 期),沈林的《中国城市里的少数民族聚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 期),马建钊的《关于回族社区的形成与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 期),陈长平的《北京牛街异族通婚研究——以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所作的分析》(《吴文澡纪念文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10 月出版),周尚意的《现代大都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保护繁荣:从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空间特点引出的布局思考》(《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1 期),赵杰的《京味文化中的满族风俗》(《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1 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也逐年递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人类学、社会学者的关注。如郑信哲在《略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一文中以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为主题,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少数民族流动的背景、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趋势,分析探讨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给城市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带来的多种影响。杨健吾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以成都为例》一文概述了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指出其主要问题是盲流及其导致的犯罪,并总结了成都市有关部门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各种措施和经验。还有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的研究也有着一定的提高。如生存体验与社会网络的研究(2005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研究(2007年),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的研究(2009年),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2009年)等等。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现实是繁杂的,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可以转入日常生活的层面,返回到他们自身构建并生活其中的生活世界,通过追踪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以及连带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勾画他们的城市生活轨迹及其社会关系网。

篇3:外来流动人口中妇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现场。

全区13个镇 (街道, 下同) 各抽查1~2个外来人口较集中的村 (社区, 下同) , 每个镇调查30名流动儿童, 并将同村同龄儿童作为对照, 共调查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各390名。

1.2 调查对象。

2001年7月1日—2007年6月30日出生的、在本地居住3个月以上的, 且无当地户籍的外省或本省外县的儿童及相应的同龄本地儿童及其家长 (监护人, 下同) 。

1.3 调查方法。

通过询问接种史, 查看卡疤、接种证并与医院防保科接种记录核实。

1.4 调查内容。

调查抽样儿童的建卡、建证以及“五苗”接种情况和未接种疫苗的原因。了解家长的文化程度, 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和各接种站的服务状况。

2 结果

2.1 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接种情况。

流动儿童的建卡、建证率, BCG、OPV、DPT、MV、HIV 5种疫苗 (以下简称5苗) 的接种率和全程免疫覆盖率均低于常住儿童的相应指标, 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见表1 (χ2=154.63、138.99、149.95、140.39、134.04、145.33、138.99、187.00, P<0.05) 。

2.2 不同文化程度家长的流动儿童接种情况。

家长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流动儿童, 5苗接种率和全程免疫覆盖率均高于家长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流动儿童, 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见表2 (χ2=40.06、33.66、33.66、36.09、46.12、53.46, P<0.05) 。

2.3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流动儿童接种情况。

家庭年人均收入达3000元以上的流动儿童5苗接种率和全程免疫覆盖率均高于家庭年人均收入少于3000元的流动儿童, 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见表3 (χ2=8.17、10.36、8.82、10.26、18.91、18.91, P<0.05) 。

2.4 未接种疫苗的原因。

在本次调查的1~7周岁的390名流动儿童中, 未接种的1 048人次, 其中不知道要接种的332人次;认为没有必要接种的289人次;经济困难的128人次;无时间带孩子接种的115人次;接种地点太远的87人次;不知道接种地点、时间的83人次;其他14人次。

2.5 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服务的提供。

基层防保力量严重不足, 每个镇接种站一般只有一名全职人员, 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预防接种的需要, 对流动儿童主动入户摸底调查根本无能为力。目前调查的预防接种点所掌握的辖区内流动儿童, 还是以村妇女主任、村医等为主要了解方式。这种凭村医、妇女主任等无报酬的配合提供流动儿童信息并发放预防接种通知, 难以保证质量, 无法及时掌握辖区内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因为预防接种人员不足, 预防接种点只能按月、旬开展, 每个接种日, 受种人数较多, 特别是上午人员拥挤, 影响预防接种的服务质量。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提示, 越城辖区内流动儿童的接种率明显偏低, 而又以家长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而经济收入偏低的流动儿童接种率最低, 已严重制约了全区免疫规划质量的提高, 也严重影响了我区相应传染病的有效控制, 如何做好流动儿童的免疫预防工作, 有效控制相关传染病的发生, 已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课题。

3.1 加强领导, 注重协作。

对流动儿童的免疫预防必须强调政府行为, 首先要切实加强领导, 按照服务人口的数量, 配置基层卫生资源, 包括人员、设备和经费等。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方案》后, 因经济原因而未能接种疫苗的情况将有所改善。但基层防保力量不足问题仍较为突出, 增加人员的配备, 加强队伍建设已迫在眉睫。同时加强基层防保硬件建设和保证儿童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维护, 尽快实行全国联网, 有利于流动儿童的检索和接种记录。其次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争取得到公安、工商和计生等部门配合。

3.2 加强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的宣传工作。

父母文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儿童的预防接种。因此提高父母的文化水平, 普及预防保健知识, 加大免疫规划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是极其重要的[1]。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预防接种的重要性, 流动儿童免疫规划工作要面向社会宣传, 要得到社区居民的支持, 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报刊等宣传媒体, 通过张帖宣传画、标语、公告, 设置宣传栏, 发放给外来流动儿童家长的一封信, 制作电视公益广告, 播放免疫规划有关知识, 在预防接种方面对流动儿童与当地儿童同样对待等等。二是把握住院产科环节, 向产妇发放预防接种须知单, 使产妇了解应接种哪些疫苗, 在何时接种, 预防哪些疾病。三是对重点区域即个体摊贩和打工者集中的单位进行宣传以引起他们的重视与配合, 让家长了解免疫规划的知识和重要性, 自觉地带孩子进行预防接种。

3.3 摸清儿童底数, 掌握儿童动态。

预防接种门诊应采用各种形式对辖区内的流动儿童状况进行摸底调查, 同时明确出租房的地址、联系电话, 建立房东档案, 并同时对辖区内的流动儿童进行访视, 及时了解流动儿童的变化情况。

3.4 加强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的质量考核。

加强管理, 保证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定期开展流动儿童免疫状况调查, 通过考核提高防疫人员的责任心, 确实提高流动儿童的免疫规划质量。

3.5 免疫规划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从免疫规划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属性可以了解到, 免疫规划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均带有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修订后《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把免疫规划的重要手段——预防接种上升为法律制度[2]。因此国家应依法开展免疫规划工作, 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甚至处罚条例及细则, 促使每位公民切实履行其在免疫规划工作中承担的法定义务, 用法律的手段确保其有效实施。

关键词: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免疫规划

参考文献

[1]吴伟, 张升超, 张立民, 等.深圳市盐田区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现状分析[J].实用预防医学杂志, 2006, 13 (4) :909.

篇4:外来流动人口中妇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据报道,全球每天有91万人受孕,其中1/2是非意愿妊娠,导致每天有15万人次人工流产。我国人工流产人数已经超过出生人数,甚至出现倍增趋势[1],这种高发率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妇女的生殖健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避孕知识缺乏是引起人工流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本文通过开展对我区流动育龄妇女避孕知识和接受相关服务的调查,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站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指导做参考,增加避孕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减少非意愿妊娠和重复流产,保障广大妇女的生殖健康。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从2006年——2010年在伍家岗区计划生育服务站选择人工流产的流动育龄妇女,且年龄≤45岁共1100名流产妇女问卷调查。

2研究方法

在调查对象人工流产术后,由经过统一培训的护士,使用统一的调查表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的现况调查,调查表由护士统一填写。借用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设计的流产后妇女基线调查问卷部分内容,调查内容包括流产妇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共20个问题。每正确回答1个问题计1分,回答错误或不清楚计0分,总分20分)。

3数据统计

将审查完整的问卷按得分和对象人口学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4结果

4.1一般人口学特征。被调查女青年的平均年龄为22.5(16-25)岁;平均月收入800元;其中,35.5%为城市户籍,未婚占49.9%,个体经营者占29.4%、商业服务人员占31.1%、无业人员者占16.2%;文化程度构成上,17.8%的人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58.4%的人具有高中(中专、技校)文化程度,23.8%的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4.2生殖健康知识得分。涉及20个方面的问题,不同问题的回答正确率差异很大,正确率最高的达87.9%,最低的仅8.2%。无一人能够完全正确回答所提出的20个问题,能正确回答问题≥15个仅占总人数的44.7%.

4.3调查对象生殖健康知识得分的影响因素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调查对象生殖健康知识得分发现:年龄越大,出生于城市,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职业为公司职员或从事文书工作的人群,其生殖健康知识得分也越高。生殖健康知识得分越高,流产次数越低;未婚妇女的生殖健康知识得分和其年龄、文化程度和男方的文化程度有关。

5讨论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婚前性行为比较普遍,由于计划生育服务网络覆盖面是已婚育龄妇女,未包括未婚性活跃及流动人口中未满足避孕需求的广大弱势群体,这部分对象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健康、正确、完整的信息和免费避孕药具,成为人工流产的高危人群。因此,未婚女性的生殖健康应成为计划生育服务关注的重点对象。从问卷调查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尤其要加强避孕药具使用知识的宣传,如果避孕失败,应如何正确使用紧急避孕药,以减少非意愿妊娠和重复流产的发生。

同时,还要让男伴积极参与进来,促进同伴之间的交流,提高避孕措施的正确使用率。

本次调查中发现流产次数的多少与避孕知识得分高低无关,这说明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不到位,虽然在育龄妇女中大部分已经采取长效节育措施,但城市中流动人口仍然处于寻找适宜避孕方法的探索过程和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之中,在这些避孕服务空白区,若能得到及时而到位的咨询及指导服务,帮助他们转换易于接受和科获得的避孕方法,其中大部分以外妊娠是可以避免的[2]。由于生殖、避孕具有隐秘性,计划生育服务站应该针对人性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在流动人口中开展健康教育,对流动人口实行同服务、同管理,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黄醒华.王临虹.实用妇女保健学[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280.

[2]黄醒华.王临虹.实用妇女保健学[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280.

篇5:留守妇女生存发展情况调查报告

一,基本情况

农村留守妇女的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留守妇女文化程度低.调查中发现,小学以下文化的留守妇女占32.6%,初中文化的占60.4%,高中文化的仅占7%.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接受新知识,新技术能力较弱,没有一技之长,这成为她们留守在家的主要原因之一.3,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大.调查对象中,近52.5%的留守妇女除了要赡养老人,照顾孩子外,还要担负起家庭的各项生产,生活重任.面对烦锁的家务和繁重的农活,她们身心疲惫.有妇女说:“有时上山干活回来,脚都懒得洗,饭也懒得吃,就想好好睡一觉.”

4,留守妇女与丈夫沟通交流少.调查中发现,为了节省开支,长期外的丈夫一年回家次数屈指可数,甚至有的几年都不回家,电话也是少之又少,很多家庭只有遇到子女教育,老人赡养,修建房屋等重大问题时才会与丈夫电话沟通.长期的缺乏感情的交流,36.7%的留守妇女认为长期的远离已经影响

了夫妻间的感情,其中20%的妇女感觉与丈夫的感情明显变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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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留守妇女对小孩培养教育不够.由于留守妇女的年龄偏大,知识层次较低,家务事繁重等原因,36%的留守妇女对孩子培养教育倍感吃力.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2,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造成情感缺失,婚姻呈现危机.由于跟丈夫长期分居,联系较少,造成双方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差距越来越大,夫妻双方的情感也随之发生变化.如璜田乡一妇女说丈夫在外打工,经不起外面的诱惑,有了第三者却又不离婚,对家庭,孩子不管不问,不再承担“养家”义务,把苦难留给她一人承受.三,对策建议

篇6:外来流动人口中妇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近年来,笔者长期生活和工作在甘肃陇南农村基层计划生育战线,与育龄群众交往密切,经常深入农村开展妇女病普查、产术后随访、计划生育手术服务及质量的住户调查,参与关注女孩和帮扶贫困妇女的社会活动,调查研究涉及成县农村贫困妇女儿童群体状况。为进一步了解新形势下农村妇女儿童的生存现状、生产生活条件与需求,我们于2006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通过对相关部门、学校和农村15—60周岁之间的贫困妇女走访座谈以及抽样调查、问卷等形式,采用定量调查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调研方法,调查内容涉及农村妇女儿童的生存现状、趋势和需求等方面。本次调查走访90人,发放有效问卷80份、口头调查10人。

一、调查结果

根据统计数据,全县农业总人口26.06万人,女性人口为13.49万人,占全县农业总人口的51.7。导致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的原因:其一是在社会制度变革、技术条件进步下,因社会身份或竞争能力的差异性而导致的社会性贫困群体,如无业者、无土地农民等;其二是因生理原因或遭受自然灾害致贫的贫困群体,如老、病、伤残、受灾等。调查显示,我县贫困妇女儿童的基本特点以及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偏低。调查显示,具有初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7人,占7.8%,小学文化程度的有26人,占28.9%,文盲53人,占58.8%,绝大多数妇女文化程度低、缺乏技术,观念保守、思想落后。

(二)特殊困难、因病致贫群体面大。调查显示,因自身或家人伤、病、亡、痴致贫的妇女有25名,占总人数的27.8%。这些贫困妇女的家庭由于一人或多人常年生病,医药支出费用巨大,而这些家庭本身收入又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经济负担十分沉重,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三)依赖土地为生命线。据统计,90名贫困女性中80%依赖于贫瘠的土地,五六十岁的妇女依然从事着生产劳动。生活来源相对不稳定,仅能糊口而很难发家致富,生活质量随着时代迅速变迁渐趋走低。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单一等特点为她们适应社会需求带来很多困难,她们只能是传统农业线上的劳动力,几乎不能实现人力资源转移。同时她们还要赡养老人,抚育子女,在经济上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

(四)部分贫困妇女存在惰性思想。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有的妇女害怕吃苦、不肯动脑,怨天尤人;有的妇女存在听天由命、得过且过、坐等救济等消极思想;还有少部分中青年妇女不参与劳动,厌恶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好高骛远,又对自己缺乏信心,这种负面思想成为农村不稳定因素之一。

(五)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差。成县2005年县乡计划生育服务所妇女病普查患病率36.97%,其中生殖道感染8295例,占普查已婚育龄妇女的22.59%。近5年共出生婴儿14811人,发生神经管畸型、脑脊膜膨出等出生缺陷21例,出生婴儿缺陷发生率1.42‰。性病年平均发病率为14.4/十万,呈上升趋势。从甘肃省计划生育结合项目成县基线调查数据分析,项目专家委员会通过开展生殖健康咨询、妇女病普查治疗、宣传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出生缺陷干预、寄生虫检查治疗等服务方式,开展妇女病普查2.53万人次,患病0.81万人次,患病率32%。在对店村中心小学、陈院中心小学和马坝小学的427名在校1—3年级学生寄生虫检查中,检出蛔虫卵阳性人数82人,检出鞭虫卵阳性1人。

(六)儿童教育总体形势依然担忧。抽取三个学区调查点综合统计,学龄女童学生小学、初中入学率分别为94.8%、90.1%,从统计指标看趋于上升状态,但此次调查有8%的学生提前辍学,初中未毕业就在家务农或出门打工,尤以15周岁左右的女孩比例最大。在我县一些贫困边远落后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保守、教育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政策支持滞后,使得个别女童无法接受基础教育。

(七)妇女儿童地位、权益有所保障。妇联和社会各界积极开展救助贫困母亲“幸福工程”、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春蕾计划”等。同时,我县妇女健康权也得到了普遍实现,生殖保健、妇幼保健机构职能加强,城镇居民98%和农村居民60%的孕产妇能接受产前检查,全县住院分娩率由2001年的52%上升到2005年的65.1%,产妇、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在家庭领域中,通过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开展,破除了千年封建旧俗,基本实现了自主婚姻、夫妻关系的平等。全县2005年累计二女结扎户2747户,近十年全县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赡养女方老人的家庭840户。我县已为29名农村独女户、二女结扎户家庭子女在2006年高考升学中予以了加分照顾。为39户当年新增二女结扎户落实了一次性3000元的奖励金。为400余名贫困母亲捐赠了母亲水窖。有166户独女、二女户家庭得到了3000-5000元的少生快富项目。在家庭人际关系中,农村妇女的半边天地位得到确立,传统的家庭关系已逐步向平等、民主、和睦的现代家庭关系过渡。社会保障方面,我县在妇女儿童相关权益保护方面也有新举措。譬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一年以来,有600余名产妇住院分娩,并获得了100—200元的医疗

补助。计划生育部门为150余户独女、二女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发放救助金20.1万元。

二、农村妇女儿童的生存现状与形势分析

根据调查,现从以下十个方面对农村妇女生存现状与形势进行分析:

(一)思想观念。与社会和家庭地位相应的是,许多农村妇女亦然信守“三从四德、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等封建观念。调查显示,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一些妇女至今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另外,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在自我的评价上,已婚妇女仍偏向于传统女性形象,表现出吃苦耐劳、心地善良、仁慈友好、做事谨慎等特点;未婚女性表现出有自信心、不甘于现状、敢于追求幸福等特点。

(二)婚恋行为。调查显示,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中有95.2%的婚姻属于包办婚姻,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中有66.1%的婚姻属于包办婚姻。90年代后,随着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电视的普及和社会意识的开放,农村妇女婚恋行为由包办婚姻向自主婚姻渐进,妇女择偶的标准把“人品”、“家庭条件”和“一技之长”放在首位,这说明,农村妇女依然追求稳定婚姻。

(三)生产劳动。调查显示,农村妇女因生育和固守土地的牵制,既要干家务、又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另外,受发展劳务经济的影响,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谋生逐年增多,常年在家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致使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劳动分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妇女被家庭、老人、子女所累,担当着家庭内外双重角色。

(四)家庭经济。城镇家庭经济基本实现了理财公开,夫妻平等。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部分农村妇女也产生了改变生存方式的想法,走上了亦农、亦工、亦商的“小农经济”路子。调查显示,农村妇女从事养殖、种植的逐渐增多,此类人群占被调查妇女的15%。这说明,农村部分妇女担当了家庭生活的主要角色,从单纯的农业劳动向生产经营方面转变,妇女在家庭经济的参与上更广泛、更具体,一些家庭出现了“谁挣钱多谁当家”的模式。

(五)知识信息需要。调查显示,农村已婚妇女需要的知识主要是子女教育、致富信息、养殖种植技术、家庭环境美化等方面;未婚女性需要的知识主要是社交礼仪、致富信息、家政服务常识、小店经营、着装理财等方面。已婚妇女偏重于传统角色需求和家庭经济发展,未婚女性则追求自身发展、幸福和时尚。

(六)社会角色意识。调查显示,女性一般不担当家庭户主角色。若有机会,80%的女性不愿意当村委会主任,另有10%的女性愿当村委会主任但存在思想顾虑。原因大都是家里反对、不自信或者怕遭人议论、耻笑。这说明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农村群众文化观念因循守旧、愚昧落后。这样,即使威信高、能力强的女性,即便进入村委,较多也仅是担当计划生育中心户长或从事妇女儿童工作。

(七)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在农村普遍存在,且女性是受害者,逆来顺受是绝大部分农村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处世方式。“丈夫打老婆”现象很多,面对家庭暴力,农村妇女往往选择“回娘家、忍气吞声忍一时过一时乃至破坏家庭财产、自杀”等极端方式。感情完全破裂时也不愿提出离婚,一是怕人嗤笑,二是出于担心子女或者宿命论。

(八)社会和家庭地位。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农村女性仍然不能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参政议政、就业和受教育等权利,农村妇女极容易成为被坑蒙拐骗、性犯罪、家庭暴力等问题的直接受害者。调查显示,重要事务由男性做主居多,妇女仅参与商讨。农村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并没有随着农村妇女生产和经济参与的广泛而发生较大转折。走访中一位妇女谈到,她有一次替母亲调解民事纠纷,对方置之不理,对她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家庭大事主要由丈夫、父亲做决策。在履行计划生育义务方面,丈夫履行微乎其微。

(九)自我保健意识。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妇女没有生殖健康意识,很少洗澡、不做婚前检查、怀孕定期检查,她们认为女人分娩相安无事或者不知道怀孕还得定期做身体检查。有的人知道,但因检查费用高不去检查。由此看来农村妇女健康教育任重道远。

(十)家庭消费。调查显示,子女上学生活费用居农村家庭消费第一位,生产生活用品消费居第二位,农村妇女个人生活俭朴,节衣缩食。

三、对策及建议

和谐社会是一个各得其所、各尽其能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也是人民基本生活有所保障的社会。帮助贫困女性群体走出困境,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与社会其它群体利益协调发展,是正确化解社会各种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根据调查,我们认为,当前帮助农村贫困妇女儿童,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加大扶持救助力度,积极建立农村贫困妇女儿童救助机制

1、完善特殊困难家庭救助体系。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府在助困、助医、助业、助学、助房和司法援助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咨询服务和救助政策。按照我县实情,坚持低保制度“应保尽保”的原则不动摇,一是实施入学帮扶,对贫困妇女家庭的子女不仅要保障其完成义务教育,在高中、大学的升学上也要给予补助和支持;二是实施就医帮扶,对全县范围内的贫困、孤寡、伤残、痴呆等妇女儿童在患重大疾病时给予医疗补助。坚持并落实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制度、国家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西部地区少生快富扶贫工程、二女户自愿结扎3000元奖励等政策。

2、全社会行动起来关注妇女儿童事业。和谐社会建设为贫困妇女儿童的救助工作带来了机遇。建议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公益团体、群团部门、慈善机构、行政企事业等单位,采取民间、政府、社会救助等方式救助贫困妇女儿童。把贫困妇女儿童救助工作,纳入全县和谐社会建设、小康建设总体规划。

(二)以政策为杠杆,以就业为手段,拓宽以政府帮助为导向的贫困妇女群体致富新途径

1、努力拓宽就业途径。农村信用业发放的小信额贷款等,要优先提供给要求创业的贫困妇女。要本着“以实惟实”的原则,根据贫困女性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各级就业服务中介机构,结合农村妇女富余劳动力转移,为贫困女性提供免费就业信息,拓宽就业渠道。动员组织各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城镇社区服务业为贫困妇女优先提供就业岗位,特别是农村自办企业、公益性岗位要优先吸纳贫困妇女就业。

2、加强技术培训和就业指导。政府要建设妇女培训基地,提供基础性培训服务。以劳务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对中青年妇女进行轮训。同时,大力发展社会培训、指导,通过政策引导,鼓励贫困妇女积极参加就业培训,培养远见卓识,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贫困妇女找到工作岗位。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妇女健康工程,提高农村妇女儿童生命质量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积极防范城乡妇女因各种不可测因素而致贫。政府应逐年增加对农村保障的投入,同步调整农村低保标准,民政部门力争把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群体全部纳入保障范围。计划生育部门应为农村独女户、二女结扎户继续办理家庭养老保险、养老储蓄。

2、加快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2006年全县农村参合率84.6%。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效解决和缓解了农村妇女儿童大病无钱可治的问题。建议政府继续倾斜财政资助比例,对低保家庭、五保户、特困户等绝对贫困人口免费参加合作医疗,由财政统一补贴。同时,进一步完善个人缴费、集体承担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模式,健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

3、积极探索市场化的养老机制。坚持家庭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多渠道广泛筹集资金,创办公益性老年公寓(敬老院)、大学、公园,为失去劳动能力、孤寡、老弱妇女和孤残儿童创造温馨生活环境。同时,实行农村“五保”统筹和低保补助相结合,使农村老年贫困妇女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四)重视妇女发展,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妇女地位

妇女是社会生产的中坚力量,在扶贫帮困工作中要不断发挥妇女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要利用各种有效载体对贫困女性进行教育,帮助贫困女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她们树立自主、自强、有作为的意识。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妇女儿童工作经验,同时,广泛组织开展关注妇女儿童的社会公益活动,引导树立社会性别平等意识。

(五)为贫困少年儿童办实事,解决贫困家庭后顾之忧

篇7:外来流动人口中妇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夏张镇妇联

夏张镇辖六个管区71个行政村,总人口6.3万人,其中妇女人口3.12万人,留守妇女110人。共有儿童5301人,其中留守儿童120人。留守妇女中,31-45岁的75人,45-60岁的35人。按照上级妇联的统一要求,近期对我镇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情况进行了调研,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摸底,我镇有留守妇女110名,其中31-45岁的75名,占总数的68%,45-60岁的35名,占总数的32%,文化程度初中85人,高中及以上25人。丈夫省外务工的25人。全镇共有留守儿童120人,其中小学45人,中学75人,男75人,女45人。

(一)、留守妇女的基本特点;

务工收入仍是留守妇女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80%以上的留守妇女认 为丈夫外出打工后,家庭经济状况有很大变化,照顾家人成为留守主要原因。留守妇女对家庭和丈夫的满意度比较高。在调查中可以看 出,留守妇女虽然独自在家承担着照顾老人小孩和从事家务 劳动的责任,但是她们对当前家里的状况是比较满意的。80%以上的妇女认为跟家里老人相处十分融洽,对丈夫的家庭责任心很满意。农村留守妇女在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起了 很大的作用,虽然在农村收入较高人群中,大多数外出务工丈夫的绝对收入高于妻子,但如果把留守家 乡妻子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以及抚育孩子和赡养老人所付出 的劳动价值化的话,妇女为家庭所作出的贡献与男子比较,应该评价为平分秋色,甚至更胜一筹。

(二)留守儿童的基本特点

基本生活有保障。父母外出务工,带给留守儿童经济上的 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调查中,90 %以上的孩子 有零花钱。可见,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在物质上的需求已在较大程度上 得到满足。自理能力较强。长期与父母分离的现状,使留守儿童不得 不学会自立自理,能够较为独立地生活和照顾自己,已经成 为留守儿童的明显特征。留守儿童不仅要照顾自己,有 些还要照顾年迈或有病的祖辈,在家里负担着主要责任,心 理和身体上的压力过早地压到了他们稚嫩的肩膀上。能够理解父母打工的行为。当“留守”在农村社会成为一 种普遍的现象,加上学校教育的引导和社会舆论的影响,留 守儿童们大多数都能够理解父母外出务工的行为,而且在精 神上给予了父母一定的支持。孩子表示对外出的父 母很满意,有90%的留守儿童明白父母为什么打工,认为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是为了给他们

二、存在的问题:

(一)丈夫长期外出打工,留守妇女承担着家庭中的 生产劳动、教育孩子、照料老人等责任,忍受着与丈夫长年 两地分居的孤寂,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压力。留守 妇女问题主要存在于五个方面: 第一,劳动强度大。第二,精神负担重。一是独自面对责任的压力大。二是 牵挂丈夫的忧心大。三是 夫妻情感交流的影响大。第三,卫生保健差。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重荷,留守妇女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 放在农业生产上,放在赡养老人、教育 子女上,无暇或无经 济能力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加之文化素质偏低,缺乏自我 保健意识,这个群体普遍存在卫生保健较差的现象。第四,致富能力弱。留守妇女感到生产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科学知识和生产 技能,由于家庭的牵绊,她们不能外出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挣钱,在家也只能从 事传统农业,收入较低,劳动强度大。第五,维权意识有待提高。少数留守妇女对于国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政 策了解较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道维权,也 不知道怎么维权。

(二)务工带来的经济上的宽裕使农村留守儿童对物质的 需求已经不再重要,心理问题、安全问题等正悄然成为农村 留守儿童问题中的难点。一是亲情严重缺失。幸福的家应该是能和父母在一起,让自己感受被关心的滋味。二是人格性格发展出现障碍。留守儿童由于没有父母的正 确教育引导,加上有些孩子总认为自己是留守儿童而显得自 卑,有事不爱与人交流,因为缺乏保护而总觉得别人会欺负 他,一点小事就会计较当真,与人交流时充满警惕甚至是敌 意,在自我保护上容易出现过激行为。三是漠视亲情友情。亲情的缺失,导致了情感上的冷漠。

留守儿童往往在现实中朋友显得比较少,有事喜欢闷在心 里。其次,留守儿童安全缺乏必要的保障。未成年人对于环境适应能力较差、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对 于留守儿童,监护人和学校肩负着主要安全责任。但学校面对的是未成年人 群体,不是哪一个两个孩子,不可能事无巨细。这种状况造 成学校、家庭之间存在留守儿童安全管理衔接上的“真空”。第三,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成为盲区。留守儿童的 家庭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监护人的能力问题。缺乏科学的 家庭教育知识,往往只满足孩子物质、生活上的需求,甚至 娇生惯养、放任自流,缺少道德上的教育引导。二是家长的 价值取向问题。很多务工族因长期在外,偶尔打 电话联系大多只过问孩子的学习情况,而对孩子的行为习惯、伦理道德、法制教育关注较少,致使孩子好逸恶劳、奢 侈浪费、摆阔气,产生“拜金主义” 等思想。

三、对策 及建议:

(一)抓住机遇,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各项惠农政策。加快 城乡一体化建设,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农 村经济。一是积极引进居家就 业。党委政府应加大对外界信息的吸纳力度,多方寻找 合作伙伴,努力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联系一些例如加 工、编织等适合居家从事生产的产品订单,使农村留守妇女 能够就近挣钱,有效减轻她们的劳动强度。二是出台有利于 农村创业的政策。增设农民创业贷款项目,放宽限制,减化 贷款手续,为农民自主创业提供资金支持。相关职能部门、群团组织要用好用活政策项目,财政部门、金融机构要按照 政策规定给予全力配合,使对农村自主创业的资金支持能落 到实处,收到实效。

(二)充分发挥村级妇女组织在留守妇女、留守儿童 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妇联组织能否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服 好务,重点是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配齐配强农村妇代会主 任则是抓好基层工作的关键,抓住农村两委换届契机,确保 妇代会主任在村级组织换届中 100%进“两委”,争取政策,合理提高村妇代会主任政治和经济待遇,真正做到农村妇女 工作的组 织覆盖、工作覆盖和凝聚力覆盖,把农村妇女组织 建设成为“坚强阵地、温暖之家”。

(三)建立农村妇女健康保健长效机制。财政、卫生、计生、妇联等部门要整合项 目经费,把农村妇女免费健康普查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多措 并举,确保农村妇女能够至少每两年接受一次免费的健康普 查。同时,加大对农村妇女的健康知识宣传,经常性组织健康知 识讲座,特别是加强对一些健康常识、妇 科保健知识的教育,有效提升农村妇女的健康意识,使她们 能够主动关注健康、关爱自我。

(四)强化留守妇女维权意识。加强对留守妇女维权知识 培训,加大《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力度,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较为专业的心理疏 导和法律指导。

(五)加大对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第一,淡化“留守儿 童”观念。学校要多开展各类交流互动活动,由政府 各个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 参与,构建一个有利于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大环境。第二,加大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 题的调研和针对性举措。避免关爱留守儿童工作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六)充分发挥学校在留守儿童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七)引导农村家长强化家庭教育责任和义务。一是强化 农村家长的责任意识。二是利用农忙或 者春节务工人员集中返乡的黄金时节,由村委会联合乡镇、村学校召开留守儿童家长会,三是学校要与 留守儿童家长建立联系平台。与留守儿童家长、监护人互留 电话,经常交换意见。二是利用农忙或 者春节务工人员集中返乡的黄金时节,由村委会联合乡镇、村学校召开留守儿童家长会,(八)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加大对农村文化设施投入,广泛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加大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 德教育,加大对传统美德的宣扬,对农村家庭教育、农村创 业发展、农村敬老爱亲方面的优秀典型,要大张旗鼓地进行 宣传,引导农村社会群体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努力营 造有利于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生存的和谐健康的社会氛围

篇8:外来流动人口中妇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的选择方法为整群随机抽样法, 抽取洪山区青菱街所辖区内13个行政村、2个大市场、1个工业园, 整群抽取18~49岁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纳入标准: (1) 年龄18~49岁已婚育龄妇女; (2) 在武汉市居住>3个月的非本市户籍的流动人口妇女; (3) 本次研究期间在本辖区生活或工作的妇女; (4) 自愿参加本次研究者。排除标准: (1) 年龄>49岁或者<18岁未婚妇女; (2) 具有武汉市户籍妇女; (3) 调查时流动已婚育龄妇女正处于行经期或产期; (4) 拒绝参加本次研究者。本研究整体抽样4 000例, 除去不符合要求问卷98份后, 保留有效样本3 902例, 有效率97.55%, 符合统计学要求, 有效人群与剔除样本人群在一般人口学特征上的无明显差异。

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生殖健康相关问卷调查、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查。问卷内容包括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的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月经史、性生活史、避孕史、婚育史、居住环境、家庭收入、生殖健康的KAP以及对RTI卫生保健服务需求等一系列问题。临床妇检、阴道分泌物显微镜检查和宫颈刮片检查。实验室检查以阴道分泌物和宫颈分泌物微生物检测为主。主要对细菌性阴道病、淋球菌和衣原体、滴虫、念珠菌等进行检查。

诊断方法:诊断时严格遵照《妇产科学》 (第七版) 及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ICD-9) 中关于生殖道感染诊断和分类标准进行[1]。

结果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被调查者94.6%来自农村, 其中本省91.2%, 平均年龄 (32.5±8.1) 岁, 40岁以下占73.55%;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以初中及初中以下为主 (89.88%) , 其中文盲或半文盲424例。流动育龄妇女的职业以小商贩、个体工商业和服务人员为主, 分别为47.13%、29.04%和19.06%, 来流入地居住时间1年以上541例, 半年以内1 280例。流动妇女初潮年龄 (13.25±1.72) 岁, 中位数13.6岁。

生殖道感染现状: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患有2种或2种以上的RTI患者40.1%, 其中慢性宫颈炎患病率最高2 333例 (59.8%) , 其他4种依次为细菌性阴道病433例 (17.9%) 、霉菌性阴道炎128例 (5.3%) 、盆腔炎102例 (4.2%) 以及滴虫性阴道炎51例 (2.1%) 。患RTI的2 419例自诉在过去半年内出现过生殖道感染症状1 932例 (79.9%) , 自诉生殖道感染症状出现率和生殖道感染疾病患病率呈相关性。在不同避孕方式中RTI患病人群间有显著差异, 以采用避孕套、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为最低。

知识、态度、行为及生殖道感染防治需求:流动已婚育龄妇女对RTI相关知识问卷以满分100分计算, 本辖区内流动已婚育龄妇女对RTI知识知晓率相当欠缺, RTI相关知识不足与患病率呈正相关, 见表1。

流动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防治需求调查, 见表2。

对流动已婚育龄妇女过去6个月出现RTI症状的处理态度调查, 见表3。

讨论

此次调查研究显示, 武汉青菱地区流动已婚妇女RTI患病率高达62%, 虽绝大多数来自农村, RTI患病率仍高于武汉市远城区某些农村育龄妇女[2], 甚至高于咸宁市流动育龄妇女患病率[3], 可能与流动妇女生活不稳定, 居住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有关;而与咸宁相比, 作为省会城市的武汉, 人口流动性更为复杂, 生活成本及社会竞争压力更大, 且青菱街社区地处城郊交界处, 拆迁到处可见, 流动妇女生活起居亦更不稳定。因此, 加强此辖区内流动育龄妇女生殖道疾病的防治尤为重要。

在调查流动已婚育龄妇女中, RTI的患病率高, RTI相关的知识不足与患病率密切相关, 与经济条件及多种社会因素相关, 求医意识不强, 诊治率较低。社区医疗机构, 需加强卫生健康知识宣教, 提高健康意识。加强普查力度, 查治结合。完善流动人口妇女网络信息化管理, 动态追踪。提高社区妇女卫生服务提供人员的队伍建设, 提升服务能力, 便于流动人口的疾患解决在“社区”。同时, 呼吁政府部门制定相关医疗保障政策, 早日实现医保、新农合异地通用, 使流动女性享受到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医疗服务, 做到有病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 可减低RTI发病率, 提高流动人口妇女的生活质量, 大力推进流动人口公共卫生均等化的进程。

注:*主要是亲戚、邻居等。

摘要:目的:调查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 (RTI) 现状、相关知识及求医行为, 探讨有效的社区健康服务干预对策。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调查3 902例, 采用统一方法进行问卷调查、临床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在被调查人群中, RTI的患病率高, 相关知识知晓率低, 求医意识不强, 经济条件受限。结论:针对目前现状, 应制定综合性干预对策, 促进流动人口妇女健康水平。

关键词:生殖道感染,已婚育龄妇女,流动人口,干预对策

参考文献

[1]乐杰.妇产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236-246.

[2]张静, 倪泽敏.2005-2007年武汉市远城区农村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状况及其干预措施[J].中国妇幼保健, 2011, 26 (2) :170-171.

篇9:外来流动人口中妇女生存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在一起”的梦想

“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小孩子没有带在身边,特别想孩子的时候,我只能打电话给孩子,每次孩子说‘妈妈我想你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当天的报告发布会上,身为母亲的流动工人胡雪秀介绍了自己身为一个母亲,却不能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无奈。

这也是许多流动工人的无奈。中国目前有6100万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因为身处大城市和工业区无法照顾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与家人分离导致父母认为自己不称职,他们感到焦虑,与孩子的关系变得疏远。报告显示,留守儿童家长“经常内疚,觉得对不起孩子”的感受最为强烈,各个年龄段占比均在60%以上。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评价父母不合格的首要原因也是“父母不在身边”;其次是“在一起时间少,没有什么感情”。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在城市或工业区奋力拼搏的身为父母的流动工人仍怀揣梦想:希望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希望子女接受完善良好的教育,希望和其他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福利……

“尽管每天上班累死累活的,下班后还要洗衣服洗澡、照顾孩子写作业……哪怕到晚上10点,也要看着孩子把作业做完才睡,但是能跟孩子在一起心里还是美美的。”流动工人江水莲说。也正因为抱有“在一起”的美好希望,流动工人更希望得到来自外界的支持和帮助。

调查显示,流动工人最希望获得的支持包括帮助他们协调子女入学(72%),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64%),给予住房补贴(54%)。工作时间方面流动工人父母希望得到的照顾具体体现在: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在孩子生病或者有急事的时候允许请假。还有许多父母希望企业设立企业内部幼儿托管中心、课外辅导中心等。

让“梦想”变现实的多方努力

企业的支持。流动工人的幸福梦想与自己所在的企业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企业对流动工人父母给予的支持力度决定了流动工人的幸福程度。与此同时,工人的幸福与否也与企业的持续运营有着密切关系。报告显示,在受访的家长中,有40%的家长因为考虑到孩子而辞职,9%的家长经常这样做。这直接导致企业难以留住熟练且稳定的工作人员。

流动工人父母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企业的关注。当天发布的报告显示,受访企业中大多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这些行动归纳起来包括:1)关注女性流动工人,例如开设哺乳室,开办家庭教育讲座,重点开展妇幼知识保健讲座及健康培训等。2)提供各项福利和援助。例如,提供返乡探望补助、开展心理与情感咨询服务、协助员工享受当地公共服务、提供夫妻房服务、允许员工工作时间打紧急电话等。3)针对有子女流动工人的特别政策,如为有子女员工提供假期照顾、开展社区托管服务、开办厂内幼儿园和开展社区儿童公益项目等。

相关专家表示,企业的上述行动无疑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此议题上尚有巨大提升空间。企业未来应改进企业社会责任规划,加强与供应商的政策,制定支持家庭的政策。其次,改进信息分享渠道,帮助流动工人了解与户口、教育、社保和现有社区服务相关的政策和信息。第三,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及探亲假,让流动工人有时间关心孩子的教育和其他基本需求。最后,企业应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工作机构的合作。

政府的支持。企业并不能解决流动工人的全部问题,一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例如,流动工人面临的子女平等教育的机会、家庭廉租房和社保待遇等问题需要政府相关机构的支持。

报告显示,在这一方面,重庆地区采取了一些创新措施,包括公租房政策向进城务工无住房人员开放,只要收入符合标准,通过摇号,流动工人就有可能在城市里住上环境优美价格低廉的房子。而在重庆新开发的工业园,园区一般都会提供环境较好的配套宿舍给企业,从而改善企业员工的住房条件。

社会组织的支持。“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所有企业都要去办个幼儿园,办个托管中心,术各有所长,不要忘了有大量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有能力(去帮助流动工人),”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说。

该中心在帮助流动工人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除了参与流动工人父母这一研究调研外,该机构还开展了“农民工春节返乡状况访谈调研”、“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调研”等调研活动。这些调研活动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数据。

北京市协作者除了进行调研外,还为来自企业、高校、打工者、社区家长、流动儿童等不同领域志愿者搭建参与平台,协调多方力量为流动儿童和其家长提供服务。事实上像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这样的社会组织在帮助流动工人这一问题上,的确可以弥补企业和政府的不足,“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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