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人研究及首届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我国流人研究及首届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共3篇）

篇1：我国流人研究及首届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我国流人研究及首届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兴盛

我国流人研究

我国及世界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产生过流人这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现象。考流人一词产生于先秦时期，当时有两种含义。一种指流亡于乡里以外之人（即汉代出现的流民），另一种指“以罪见流徒”者，即因犯罪而被统治者强制迁徙（流放或贬逐）之人。后来由于流人、流民之含义的分工愈趋明显，至明清时流人基本上已成为称呼流放、贬逐者之专有名词，而流亡于乡里以外之人则被固定地称为流民。基于此，为研究上的方便，我本人数十年的这种研究，采取“以罪见流徙”之说。其实“以罪见流徙”之说并不十分准确，因为这种流人中，固然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但也有大批无罪之人，如宋金战争中，因“靖康之难”而被金军强制迁徙东北的20余万北宋军民，又如被流放新疆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与邓廷桢等皆是。我经过近30年的研究所作出的结论为：流人是由于以惩罚、实边、戍边或掳掠财富为指导思想的统治者认为有罪而被强制迁徒（流放或贬逐）边远之地，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的一种客籍居民。简言之，即由于统治者认为有罪而被流放贬逐之人。至于中国流人则指历代在我国疆域上或我国藩属国领土上（如韩国济州岛）被我国政府所流放、贬逐的各种类型的流人（其中包括日本、朝鲜、安南等国籍之人）而言。

这种流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时代，伴随着战争的产生、人口的掳掠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的产物，并伴随着流刑的产生发展而愈趋制度化。

至于流人史，我认为它是以历代流人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历史分科。也就是研究与阐述流人这一个体或社会群体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历史作用、规律的学科。而中国流人史则是研究、阐述中国流人这一个体与社会群体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规律的学科。

至于流人文化，此前学术界不存在此说。因为此前所有的学者（包括本人）都认为流人至边疆后传播了中原文化。而我本人在1996年中秋节时，由于受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朱鸿林教授邀请我参加其母校香港珠海学院学术会议的来信之启发（来书请我写一篇综述“流人思想文化特点之文字”），于次年4月19日该校盛会上，首次向我国学术界提出了流人文化这一新的名称、概念与命题。

根据本人的研究，我们认为，流人文化是指流人这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也就是指历代流人在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各种关系中所创造与传播的一切知识（精神与物质的）的总和。这种文化是汉民族中原文化与流人队伍中其他民族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汉民族中原文化与边疆固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流人初至边疆时所持的汉民族中原文化在与多种少数民族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后，陆续形成了流人文化。

由于流人队伍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人士的综合体，因此，流人文化则是以汉民族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这就是流人文化的实质。我们如果说流人传播了中原文化，正是从这种意义讲的。但由于流人文化已不是原有的中原文化类型，因此我们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

研究流人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流人文化作为一种新学科，不仅为我国流人学的创建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为边疆（包括黑龙江）历史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填补了边疆历史文化研究的许多空白，从而成为边疆历史文化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由于流人出塞前的事迹是中原内地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流人文化与中原内地文化也有着血肉联系）。流人文化可以为今日边疆新质文化的创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流人文化资源的挖掘、抢救与开发、利用，既可为边疆各地开发旅游新资源，提供文艺创作新素材，还可以提高流人所在地在海内外的知名度。

综上所述，流人史、流人文化之研究及其深化实有必要。但可惜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这种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冷遇，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了大的改变。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流人史的综合整体研究始于谢国桢先生1948年出版之《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我本人就是在谢老启迪、鼓励、支持下，为了弘扬与传承谢老开创的流人史这种新学科，自1980年起就全力以赴地致力于这种研究，撰写并出版了《东北流人史》（1990年），《中国流人史》（1995年）两部流人通史及流人问题理论研究之作《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2000年）。此外有流人传记之作《诗人吴兆骞系列》3册及流人文献之整理、流人诗歌之选注等书，同时还在为构架流人学之框架而奋斗。

目前全国各省政府都出台了建设文化大省的文件与举措，为此都在利用与开发本省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如海南岛以苏东坡遗迹为代表的流人文化早已在大规模的进行开发（只不过打出的旗号为东坡文化而非流人文化），清代初年东北另一重要流人流放地辽宁的尚阳堡（在铁岭附近），当地政府也打出了开发尚阳堡流人文化的旗帜。

总之，在近30年来流人问题研究形势太好的环境里，在本人对流人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理论化研究的基础上，在许多地区侧重对流人文化开发与利用的形势下，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首届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挖掘宣传流人文化研究成果，弘扬黑龙江流域文明，开发利用流人文化，经中央文史馆与黑龙江省政府批准，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在馆员李兴盛研究员30年流人史、流人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于5月26日至28日在哈尔滨市成功地举办了首届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著名学者来新夏教授及林则徐第六世后裔、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林岷女士等40余位学者。另有文汇读书周报、新华社、东北网、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电视台等媒体记者。此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祖武研究员因故未曾莅会，但发来祝贺大会圆满成功的传真，至于已提交论文而未能莅会的学者，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何龄修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李尚英教授、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朱则杰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赵杏根教授等。另外，著名书法家、大连图书馆馆长张本义先生寄来贺诗墨迹，大连电视台主任编辑萧文立先生特请大连画家、书法家绘“鹤千岁图”并书写贺联相赠，以示庆贺。

黑龙江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杜家毫、省委统战部部长王涛志，原省政协副主席谭方之、省文史馆馆长王潜、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凤翚等出席了开幕式。杜副省长表示祝贺并致辞，认为“独特的流人文化对推动黑龙江流域的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务院参事石定环代表中央文史馆致辞，指出这次会议“有利于挖掘利用流人文化、建设边疆文化大省和弘扬黑龙江流域历史文明”。

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黑龙江省文史馆能够举办这样的全国性流人文化会议表示敬意，因为这在全国尚属首次。会上共有28名专家发言。与会来宾紧紧围绕李兴盛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流人文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充分展示了近年来流人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会议期间，有的专家还接受了媒体采访。现将这些发言、讲话以及虽未莅会但已提交的论文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一）在对李兴盛贡献的评价方面：对李兴盛学术贡献的评价，涉及到对流人研究的认同与肯定，因此这方面讨论最为热烈，有关论文与讲话也最多，约分两种类型，即对其流人研究的综合评述，对其具体著述的评价。

（1）在综合评述方面，来新夏先生首先高度评价了李兴盛对“虽其学重要”但“若为世所遗忘者”的“晦学”即流人学的研究，认为其“用功之勤，投入之深，求之当世，实不多见”，“其穷年累月从事‘晦学’研究之精神，尤令人钦佩”。其次分析了此项“晦学”研究必需具备的三项条件，即“研究者必须久居边远戍地”，对流人“有亲临其地的切身感受，有一种为不幸者存史的激情冲动”的精神支柱；“研究者必须具备发现挖掘史源、搜检考校史料和公允评论人物的学识底蕴与熟练技能”的物质基础；“研究者必须澹泊自甘，硁硁自守，不急功好利，不艳羡繁华”及“阐幽发微”、还人物以本来，终其生而无怨无悔的史德。然后，谓读其所著《东北流人史》，“见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其《中国流人史》“开创了流人史研究的新体系”。其“挖掘出的流人文化成果，填补了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的空白”。特别是其《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虽为辑录其于流人问题研究中之理论观点，实则寓构筑流人学框架之深意„„从此兴盛之于流人学之研究，有史、有论、有专门著述、有文献汇编，足称完成架构专学之规模。”基于此，表示“真诚地期待流人学不久将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表上堂堂正正地占有一席之地。流人学之跫然足音，殆已日近一日。兴盛其勉旃!”李尚英教授认为李兴盛之流人研究已“建立了一个科学而又系统的流人学的理论、体系、文献”，从而圆了其“建立流人学这一专学”之梦。所谓流人学理论是指：(一)对流人、流人史、流人文化、中国流人在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等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探索和铨释；(二)将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扩展成流寓史与流寓文化，并进行了理论探讨；(三)将流人文化、流寓文化与旅游文化相结合，增加旅游文化，尤其是边疆旅游文化的历史底蕴与新内涵。所谓流人学的体系指：“它是由流人学的通史体系和流人学的文化体系所组成”。所谓流人学文献是指：其文献大体可分五类，即历史类、地理类、政治法律类、文学类、近人今人著述类。萧文立先生十万言的大著《李兴盛学案》一书，全方位、多层次地深入、系统分析评介了李兴盛之治学在五个方面的成就或特点，这就是：学域（指简要学履、疆域特质、声誉影响）、学绩（著述目录、流人创获、龙江拓荒）、学德（学在勤慎、学为世用、学如其人）、学品（学派创立、学识通达、学力邃密）、学术（治学方法、著述体例、文章修养）、学囿（来日未央、白璧微瑕、呼吁研究）。基于此，誉之为“流人学巨擘”。结尾部分还建议李兴盛“再贾余勇，补充扩展，提炼升华”，撰写一部新著《中国流人学概论》。其《概论》之拟目为绪论、总论、分论各三题。绪论为流人学、流人史、流人文化、流人研究概况、流人学研究方法五项；总论为流刑考、流人考、流地考三项；分论为制度研究、流地研究、流人研究三项。可见，此拟议中的设计方案，对于流人学的创建与完善，实有裨益。赵杏根教授认为李兴盛之流人研究“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流人研究体系”，可以分成文献、流人个案研究、群体流人研究、“流人史”研究、理论研究五个层次，且有文史交融特点。朱则杰教授认为李兴盛“以研究中国流人文化著称于世，成果累累，著述等身„„不仅对整个学术界，即对我个人，也有过很多的启发”，因此将自己“近年论文中征引兴盛先生著述的若干片断辑为一束，以略见一斑，并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谈及李兴盛的流人文化研究时，西南大学何宗美教授说：“如果重写文学史、思想史，流人文化都应该涉及。流人文化不是地域的，而是全国的”。新疆大学周轩教授认为“流人文化研究，有利于边疆开发，有利于法制研究、文化研究、旅游研究。”并说：“在地方文献及流人的研究方面，著名学者李兴盛先生可谓翘楚„„为中国流放研究的领军人物。”黑龙江省社科院梁玉多副研究员从创建流人史流人文化，乃至流人学这一新学科、为发展黑龙江省旅游事业、为黑龙江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出版三个方面，论证了李兴盛已做出的突出贡献。黑龙江日报编辑杨铭同志也提供了对李兴盛详细采访的报道，其内重点评介了李兴盛的流人文化研究成果等业绩。而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李随安除谈及李兴盛的学术贡献外，还谈到其“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工作，勤勤恳恳，不求名，不求利，不炒作，不张扬”的治学精神。他写道：“回首过去的峥嵘岁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永不疲倦的探索者的身影：五赴京城，三下江南；万里奔波，满身风尘；盘桓于废墟之上，考辨于黄卷之中；青灯照壁，冷雨敲窗；书稿满案，须发渐白„„”云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孙国志先生在谈到李兴盛学术贡献时指出：“首先，兴盛先生在严重缺少科研经费，开始时得不到学界认同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惨淡经营，积数十年不懈努力，创立了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这一新学科„„其次，兴盛先生将单一的流人文化研究进一步扩展成包括流人文化在内的流寓文化研究，同时将流人文化、流寓文化研究与旅游文化相结合，使流人文化研究转化成为旅游业服务的应用研究”。

（2）在对李兴盛具体著述评价方面：来新夏教授誉其《中国流人史》“是对流人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各区域的完整论述，开创了流人史研究的新体系”。清史专家，辽宁社科院张玉兴研究员认为《中国流人史》是“独开风气”，“不同凡响的史学力作”，具有“独创体系，独领风骚”（指作者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章法谨严，内容丰富”（指本书有总有分，有开有合，或议或叙，议叙交织写法）、“文史兼具、文彩纷呈”（指该书读之绝无枯燥呆板之感，有很强吸引力）、“立足社会，竭尽史责”（指该书具明显社会功能，反映作者社会责任感）诸特点。“本书成就是巨大的、惊人的，是值得学术界骄傲的突出表现”。黑龙江省文史馆田忠侠教授认为我国“于流刑之得失，流人之历史作用，却一向缺乏研究与总结，因而，也就向来无学，无史。往者，只有零篇散帙，断简残编，不足为学”，而《中国流人史》，却“于中国历代史籍四大体裁：纪传体断代史、编年体通史、记事本末体断代史、典志体通史之外，另辟蹊径，别树一帜，建流人之学，开中国历代流人之专史，创史学领域之流人新学派，故可称之为“新学新史新流派”。至于对李兴盛《东北流人史》之评价，清史专家何龄修研究员认为它“构成了东北流人通史的完整体系”，“这样规模的中国东北地区流人通史，就现在所知，在国内外都是首创”。它又具有“行文准确、流畅、生动”及“史料丰富、翔实、可靠”诸特点。《东北流人史》写得这样枝叶繁茂、色彩斑斓，首先是兴盛同志积十余年努力发掘史料的结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龚江红认为此书“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准与浓郁地方特色的史学开拓之作”。齐齐哈尔市社科院研究员王延华介绍了“《东北流人史》对该市流人文化研究、传播的作用与影响”。哈尔滨师大历史学院副教授邓天红认为李兴盛主编之《黑龙江流寓文化与旅游文化丛书》是“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兼备”，“还具有很高的人文精神价值”之作，具有“探求史学研究发展的新途径”之价值。李兴盛流人研究始于对清初著名诗人吴兆骞的个案研究，著有《边塞诗人吴兆骞》、《诗人吴兆骞系列》等书。西北师大文学院张兵教授认为这“近百万字的吴兆骞系列研究，成为吴兆骞研究集大成者”。其特色为“体大思精：古代作家作品系统研究的典范；文史互证：传统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以点带面：开拓流人史与流人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总之，各位学者对李兴盛流人研究的各种评述，都认为已开拓了流人史、流人文化的新体系，构筑了流人学的框架，流人问题的研究实有必要。

（二）流人史流人文化的专题或个案研究：与会学者的论文，还有的论文对我国流人作了专题或个案研究。专题研究以东北流人案例居多数。其中吉林社科院研究员杨旸等人之《明代谪寓东北流人与流人的历史作用》一文，详细论述了明代东北流人谪戍的缘由、状况与类别、悲惨生活以及体现在经济、军事、文化与民族方面的五大作用。黑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刘晓东论述了清初宁古塔流人对渤海上京城遗址的调查与著录情况，从而体现了流人在东北考古方面的贡献。牡丹江师院刁丽伟教授专门论述了清代东北流人中文化流人对东北地域文化开发的贡献。黑龙江省宁安市政协主席关治平撰文论述了清代宁古塔地区流人与流民的状况及其留下的“丰厚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在专题研究中，也有以新疆流人为对象者，这就是周轩教授之论文。周轩通过流人关于西域史地的诗作、流人所修的西域方志、流人关于西域史地的著作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新疆流人在西域史地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表示渴望与海内外学者共同深化新疆流人之研究，还拟撰写新疆地区流人通史。此外，还有一份专门论述清代流徙制度之论文，这就是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王云红博士之《清初流徙东北考》，内分流徙东北原因探析、流徙东北政策的形成、流徙的发展及流放地点的变化三部分。在具体流人个案研究中，涉及到新疆流人林则徐，东北流人吴兆骞、吕留良后裔与张缙彦。林则徐是“被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遭到清廷当权者诬陷、排挤，而被贬斥流放”。林岷女士之论文，论述了林则徐流放新疆时“泪洒冰天，血沃塞土”的不幸遭遇及开发边疆的光辉业绩，还有其“爱国恤民思想”。这种业绩与思想主要是通过承办阿齐乌口水利工程、勘丈南疆十城屯田地亩、大力推广坎儿井、促进民族和睦团结的“回屯”政策、筹边塞设防以加强防俄、与当地官民和谐共事等六个方面阐述体现的。然后通过今日国内六座林则徐纪念馆、数十尊徐公塑像，英、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塑造的林公塑像、命名的林公广场、林公路等事实的介绍，点明了林则徐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最后点明正是千千万万的流人“创造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又一朵璀璨夺目的‘流人文化’”。诗人吴兆骞是清初著名的江南才子，在23年流放黑龙江的生涯中，创作了大量以边塞风光、民族生活风俗，尤其是大量的以抗俄斗争为题材的诗歌，影响深远。何宗美教授认为“清初东北流人文学是特殊文人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创作的具有特殊生活体验与生命感受的特殊文学。吴兆骞不仅是清初东北流人及流人文学的突出代表，在当时还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即‘吴兆骞现象’”。所谓“吴兆骞现象”就是吴兆骞“因其角色及其经历的特殊而成为清初文学的一个创作点，即围绕他的命运及事迹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种现象的“经典意义可归纳为时代意义、伦理意义和生命意义三个方面，体现了身、家、国相统一的重要特点”。吉林大学文学院马大勇博士向大会提供了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苑传》所写的《吴兆骞传·资料长编·事迹考异》一文。其辨吴兆骞与顾贞观交恶事，认为“在无可靠文献否定此事之前，亦不必急忙判定其不足信”。黑龙江日报社高级编辑曾一智之文，记述2003年赴宁安市采访吕留良流放在宁古塔的后裔及考辨新发现的雍正年间吕懿正（吕留良二子吕时中之三子）遗墨事，有功于流人后裔之研究。牡丹江市文联副主席徐景辉之文评介了清初宁古塔流人张缙彦早期山水田园、隐世、酬唱三类诗作。

（三）流人文化的开发与利用研究：来新夏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相信黑龙江省可以利用流人文化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促进边疆文化大省的建设。”这已包含流人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林岷女士谈到研究流人文化的意义也认为：“黑龙江自然条件好，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等自然景观丰富，比较而言，人文景观较为缺乏。树无根不深，一个地区要发展，也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做根基，丰富人文景观内涵十分重要，而流人文化恰恰在此方面提供了良好资源。”这也是强调流人文化开发与利用的价值。牡丹江市文化局副局长秦学之文重点是谈宁古塔流人文化开发与利用问题，目的是为将流人文化打造成牡丹江市的历史文化名片。其文指出流人文化是丰富的文艺创作资源，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资源，并进一步谈及这种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构想：一为发掘与研究工作，二为宣传与推介工作。其拟开发旅游文化资源的设想完全采纳李兴盛之论述。如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在流放宁古塔囚禁之地建立景点，立郑成功有关诗碑，为方拱乾、吴兆骞、张缙彦建宁古塔三贤纪念馆等。此外，王延华表示齐齐哈尔也将开发流人文化资源。

（四）流人问题比较研究：与会学者之论文还出现了两篇中外流放比较研究之作，颇富新意，这就是著名俄罗斯语言文学专家、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教授李锡胤与省社科院李随安之论文。二者尽管都是中俄流人比较研究，但前者重点评介俄国十二月党人流放伊尔库茨克的情况，后者侧重介绍沙俄流放时西伯利亚的各种类型流人（包括著名文学家）。关于中俄流放之异同，此二文侧重介绍了相同点，如两国流放历史均很悠久，都具有相应流放法规，及实施流刑之相应机构、管理制度等。流放地均为荒寒僻远之地，流人成份均很复杂，双方流人文化产物（如著述等）均很丰富等。这二份论文，为我国流人史、流人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类似论著出现，如中英、中澳、中美、中朝等流人比较研究之作也会陆续问世。

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除了上述四大类型以外，还有的学者提出一些建议。如孙国志先生认为，尽管李兴盛及其他许多流人文化专家为流人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已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目前这种究状况仍不容乐观。如研究缺乏后备人才与资金，研究地域也较狭小，因此建议：应尽快成立全国性或黑龙江省内的相应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以加强学术交流；至少在黑龙江省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设立相关专业或研究基地，招收硕士等研究生，以免使流人文化研究成为绝学；设立流人文化出版基地，设法出版相关著述等。另外，黑龙江省文史馆馆员丁广惠教授在《黑龙江历史文化的断层与流人传统文化的填补》文中，驳斥了“黑龙江有万年历史，哈尔滨有千年文脉”的论点，指出“黑龙江只有一个个距今上千上万年的个别文化，却没有一个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文化源流”。现在蓬勃发展的黑龙江文化是中原文化，“是在黑龙江出现最后一个文化（指清初满族大举入关后的满族文化）断层后„„中原文化填补了黑龙江文化的空白”。而完成中原文化这一填补空白作用的是流人，从而揭示了流人文化的历史作用。但丁先生所谓的流人包括流犯、闯关东的流民、在黑龙江任职的流宦三者，而李兴盛研究中的流人专指由于统治者认为有罪而被强制迁徙者（流民、流宦及其文化另列入流寓者及流寓文化中）。

原省政协副主席、原省委统战部部长谭方之主持此次会议并作了总结讲话。他肯定了这次会议成果，认为“达到了预期目的，大家交流了经验、拓宽了思路、开阔了眼界、明确了方向，对今后深入挖掘流人文化的内涵、探索边疆文化大省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指导作用„„研讨会虽然结束，但是友谊与合作，会随着流人文化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通过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流人文化研究一定会云兴霞蔚、蒸蒸日上。我相信明天的成果更丰硕，明天的成就更辉煌，从而为弘扬黑龙江流域历史文明、推动边疆文化大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总之，通过这次会议，大家对李兴盛30年的流人问题研究一致给予肯定与高度评价，实质就是肯定了流人史、流人文化，乃至流人学研究的价值与作用；一些专题与个案研究之作，开发利用或中外比较之作，也都是这种肯定的反映。而过去学术界对流人问题没有给予应有重视，是不公允的，必须纠正的。这次会议为历代流人问题研究开发个头，会将流人文化的研究、宣传、利用与开发推向一个高峰。

（作者系黑龙江省文史馆馆员）

附注：本文已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办之《中华文史网》刊发。

篇2：我国流人研究及首届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大会开幕式上,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殷杰教授向与会专家汇报了基地成立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与基地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 展现了基地十年来的建设成果, 明确了基地未来要围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 从各门具体科学的哲学入手来展开攻关。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把目前为止关于语境论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 分析不同学者所认识的语境论之间的异同, 剖析语境论与语境的本质内涵, 研究语境论作为科学哲学研究纲领的基本内容, 为下一步把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推向深入、推向国际舞台奠定基础。

一语境论与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

在科学哲学中提倡语境论研究, 首先需要回答语境论是如何进入科学哲学、它在哪些科学哲学理论与趋向中有所体现、如何研究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等问题, 山西大学郭贵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清华大学吴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江怡教授的报告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回答。

作为国内最早基于语境论视角开展科学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 郭贵春教授十几年来对语境论的思考与研究取得了深入系统的成果。他在题为“语境论的魅力及其历史意义”的报告中指出, 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是伴随着解决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解决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自然出现的。当前科学哲学研究需要主导性的方法论平台, 而语境论科学哲学研究就是要构建一个横断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平台, 提供一种富有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解方式。关于语境论科学哲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应在科学哲学边界内和方法论意义上展开, 同时应明确语境的四种特征, 即语境具有实在性;包含多重世界;渗透了多种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视角;有助于包容各种科学哲学派别。语境论的方法需要厘清语境的边界, 其核心在于语义分析方法的综合化和整体化, 同时必须以形式化和模型化作为支撑。最后, 郭教授强调语境论的分析方法在科学哲学中不是唯一的, 不具有任何特权, 但是它是到目前为止最优的、最有前途的方法。

刘大椿教授在“另类科学哲学与语境论”的报告中指出, 正统的科学哲学立足于科学的文本分析, 而科学哲学研究在文本分析之外, 还要考虑历史分析和实践分析。语境论纲领对于科学哲学的意义在于强调语境和文本一样, 都是不可缺少、必须考虑并予以关注的。语境提供了对科学文本及其历史、背景和实践分析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科学文本不仅仅是符号, 还有意义, 意义的确定需要上下文的辅助。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应当考虑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建构性等问题。语境论的研究要避免走向泛语境论。

吴彤教授在“科学实践哲学与语境主义”的报告中, 论证了科学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语境主义的, 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与语境主义高度一致, 语境解释的不可祛除性是科学实践哲学的特征。他指出:不存在普遍性知识, 一切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 表征层面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是有条件的, 是置于具体语境中的;科学知识的索引性也是语境主义的表现, 科学活动、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都与语境有关联, 没有非语境的东西, 也不可能祛除语境性;科学知识表面上看似是去语境化的, 本质上是地方性的, 暗含着语境主义立场。

江怡教授的报告“语境与意义”, 论述了何为语境、如何理解语境与如何建构语境论。他认为, 首先, 语境是确定意义的限度、范围和条件, 与发生相互联系的条件有所区别, 强调所讨论的对象对于人所具有特定的意义。其次, 在语境的理解上, 语境是与意义、真值、结构与解释相关联的概念, 具有文本、用法、意向与社会四个层次, 谈论语境是要给出语境的说明以使句子的表达为真, 把语境理解为结构。最后, 构造语境论要完成对概念的语义分析, 对知识的情景分析, 对背景的文化、历史的考察。

山西大学魏屹东教授在报告中提出, 科学哲学中几乎所有流派都有语境论的论断, 其发展经历了逻辑语境论、历史语境论、文化语境论和实践语境论, 这些流派都对科学文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语境论不会导致泛语境, 语境论者反对把语境论推向绝对化;语境论具有相对性特征, 但不是相对主义。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的“local”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语境相关性, 索引性也是语境性, 这两个特征都是语境分析的例证。基于此, 语境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 由于其具有横断性, 因而适用于各种学科。

二语境论与科学哲学的具体问题

语境论的科学哲学也体现在方法论层面, 即应用语境分析方法处理科学哲学中的具体问题。会议第二项重点议题就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与南开大学任晓明教授共同的研究成果“语境论与计算机科学哲学”认为, 计算机科学中语境论的兴起从计算机科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来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计算机科学家使用的是“机器发现程序”和启发式的助发现方法, 这种方法是语境依赖、语境限制和语境敏感的。计算机科学的范式、方法论、程序与算法等都离不开语境, 语境化、情景化将是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山西大学董佳蓉博士在“人工智能语境论范式研究”报告中明确了提出人工智能语境论范式。她指出, 在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三种主导范式即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难以适应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 提出语境论范式是必要的, 而人工智能自身的发展也表现了语境论的趋向。以表征和计算为研究基础的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取决于对不确定和非结构化的语境问题的处理能力, 人工智能发展遇到的瓶颈都是围绕语境问题展开的, 而语境范式的提出为表征与计算提供了整体论视角, 使二者走向融合, 实现优势互补, 有助于解决人工智能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在语境论的探源上, 洛阳师范学院刘高岑教授和青岛大学杜建国副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建设性意义”和“语境论与哲学的诠释转向”的报告。刘教授重新审视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实质和意义, 指出无论是图尔敏和汉森, 还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 虽不是自觉的语境论者, 也从未明确地提出语境论, 但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揭示了科学的语境论本质。以语境论为基础的新的科学哲学, 是当代科学哲学演变路径的逻辑必然, 也是其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杜建国论证了语境论的诠释学源渊, 从诠释学发展的语言转向来分析诠释学与语境论的关联。他认为, 诠释总是意向性的, 总指向某个意向对象;解释总是从某一特殊视角出发, 并总是语境限定的。从诠释学实践视角来看, 语境由探寻事件的问题决定, 包括言外语境、言内语境和意向语境, 蕴含了丰富的整体主义思想。

语境论上升到本体论层次, 对处理具体科学哲学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山西大学程瑞副教授在“时空语境实在论”报告中提出并论证了时空语境实在论观点。她认为, 目前时空实在论在论证体系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境, 需要寻找一种可以在科学发展中合理理解时空实在性的方法论策略, 时空语境实在论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由时空的形而上学预设引导的物理学语境的本体论性是时空语境实在论的本体论基础, 时空语境实在论对时空实在的理解通过语义分析来实现, 语义分析成为时空实在的判定标准。语义分析的心理意向性可解决认识的一致性难题, 时空实在理解的进步性体现于再语境化的过程中。时空语境实在论超越了对时空本体的断言, 可以为时空提供一种更好的认识论解释和方法论的统一。山西大学康仕慧副教授在“语境论与当代数学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提出并论证了一种语境论的数学哲学研究范式。主要内容包括:语境论作为一种哲学范式的出现是哲学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作为世界观的语境论、语境实在论和语境论的科学哲学从不同层面揭示出当代哲学的发展要求重视语境、关注实践, 哲学离开了语境就会失去其分析批判的能力;当前规范的、描述的、自然主义的数学哲学范式都有各自无法克服的困境, 而语境论的数学哲学范式以数学实践为基础, 在具体语境中对数学实践进行说明, 将语境论作为其背景信念, 运用语境分析方法, 可能解决传统的数学实在论难题, 并能够开拓新的问题域。

在科学观方面, 南京大学蔡仲教授在报告“科技知识的地方性与全球性”中, 指出了全球化趋势下走向语境科学观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即西方科学改造地方科学, 而地方科学也渗入了西方科学。在知识观方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娜副教授和山西大学尤洋博士分别作了题为“语境主义知识观”与“认识语境与知识的客观性”的报告。王娜在知识论从对知识普遍性信念的诉求走向消解的基础上, 明确语境是讨论知识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 语境主义知识观与实践解释学关联。尤洋就语境论中的知识归因及语境论与知识的客观性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指出认识语境并不是认识相对主义, 使用语境论进行认识论研究不会产生知识的相对性。

在把语境分析具体应用于物理学哲学方面, 苏州大学李继堂副教授与山西大学赵丹博士分别作了题为“规范理论基础的语境分析”与“量子测量的理论语境”的报告。李继堂用“语境论理论观”来分析规范理论, 论证了语境论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优越性。赵丹在其报告中也给出了类似的例子。她认为, 在分析量子测量中理论与实验的关系时, 引入理论语境概念、区分原理性语境与经验性语境等不同层次, 能够清晰呈现斯特恩-盖拉赫实验中不同理论语境所发挥的作用, 展现理论对于测量的制约作用、生成作用与解释作用和测量对于理论的检验功能与再语境化功能。

语境分析同样在生物学哲学与科学史的案例分析中卓有成效。山西大学赵斌博士在“进化的语境分析”的报告从“同源”概念入手分析了进化解释的语境依赖, 认为在进化论体系内, 表征依赖于其所使用概念的语境;进化的表征是具有多重语境的;进化论中的理论综合实际上是再概念化和概念结构重组的过程。山东大学张昱博士在题为“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语境论”的报告中, 从进化概念的历史分析、燃素说与电子转移理论的分析, 到对倍比定律与查伽夫法则的分析, 得到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语境论为不同科学理论的对话创造了可能性。

三语境论与科学哲学的发展

在明确了语境论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与语境分析方法在科学哲学中的应用之后, 需要进一步探讨语境论之于科学哲学学科建设及其未来发展的意义。围绕这一议题, 东北大学朱春燕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和上海社科院成素梅研究员分别发表了他们的观点。

朱春燕教授在“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特征”的报告中指出, 语境论对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从工程与人文技术哲学的两极对立走向相互整合;从抽象走向具体, 从感性具体到抽象, 再到理性具体, 技术的意义应该是在语境中存在的;从单一性走向系统性, 技术的要素包括属于情境要素的技能与属于实在要素的实体与知识;从一枝独秀走向异彩纷呈, 即从侧重人文主义批判走向多种理论并存。技术哲学未来将关注技术情境的具体化与系统化, 在本体层面展开关于技术情境的本体论、认识论的界定。

肖显静教授在“理想主义科学修辞的祛语境化与再语境化”报告中, 通过科学史的考察, 指出近代革命之后科学修辞的趋向在于追求理想主义的科学观, 这是通过祛语境化策略完成的;而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论等对科学的进一步理解, 需要对祛语境化进行语境的重建, 即再语境化。随着科学的发展, 科学呈现出新的特征, 科学修辞和科学语境的哲学研究应该基于科学, 进行反思, 还原科学, 展现趋势, 为科学研究作指导。

成素梅教授在“语境认识论纲要”的报告中, 认为科学哲学研究要立足科学的前沿发展讨论哲学问题, 语境论科学哲学要运用语境分析法, 从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内在论与外在论、主观论与客观论之间的中间道路达到对科学的理解, 其中语境认识论是核心。语境认识论要在语境的基础上阐述认知问题, 在研究获得技能性知识的基础上形成过程认识论或实践认识论, 讨论知识的内化与判断问题;意义只能在行动中表达, 语境是讨论问题的基底;科学进步是从前语境到语境确立、语境扩张、语境转换到新语境的过程。

四总结与共识

篇3：我国流人研究及首届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侯水平研究员主持。会议共收到省内外专家学者提交的112篇学术论文，围绕着“责任与良知”、“重建与振兴”两大主题展开探讨，在理论探索、应用及对策研究方面均有丰硕成果，多方探求了灾后重建的新模式与新路径，力求以切实的学术努力推进灾难学的学科化与系统化。研讨会在学术建构方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注重探讨灾区经济重建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坚持科学发展观，将灾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城乡、产业结构优化结合起来进行通盘考虑。

灾后重建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强调了产业调整、产业优化及可持续性发展对灾后重建的重要性。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杨继瑞教授认为，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经济、社会与自然规律，统筹城乡，以科学规划为前提，以优先解决民生问题为基点，将灾后重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蒋永穆教授主张，应抑制灾区水电产业的狂热和无序开发，树立新型资源观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曾武佳博士认为，应以“生态文明”作为灾后重建的核心理念，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完善生态环境的自身调节系统，避免因盲目开发造成的生态衰退甚至枯竭。把生态环境纳入灾后重建总体规划之中。科学恢复自然保护区。专家们认为，灾后的产业重建绝非原有产业的简单恢复，必然会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政策和就业需要，支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应通过“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农村扶贫、建立生态补偿以及开发生态资源”等四大措施来改善灾区的生态环境。具体做法可考虑：1．尽快恢复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重建野生动物栖息地。2．发展多功能立体林业，稳定生态环境基础。3．提升基础建设的生态含量，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尽量少占林地、草地。专家们认为，灾后重建应全国一盘棋，以城乡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体统筹推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提高综合效益，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从社会、法律层面探讨灾后重建的难点、热点问题，寻求应对策略与理论突破。探讨基层党组织建设、党与国家的形象重塑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对灾后重建的政治意义。

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郭丹充分肯定了灾区基层党组织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巨大推动作用，认为应加大对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投入力度，从物质、心理、致富能力、队伍建设、党员干部综合素质提升等方面进行帮扶，同时，应大力推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县祥与四川省社科院管理学所柯健从国家形象的战略重塑上探讨了抗震救灾这一历史大事件的政治学意义。会议对5·12地震中民间救助活动的特点和策略，民间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困境与发展给予了特别关注。专家们认为灾后重建人口再分布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地关系重新调整，必须科学布局生产力功能，规划空间秩序，实施人口合理再分布。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郭正模、李晓梅针对四川省灾后重建的就业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会的法学专家们对涉灾侵权法律问题，灾后重建中的劳动法律问题，涉灾物权法律问题，政府救助、社会救助与灾民自助关系问题，涉灾程序法律问题，灾后重建中的政府责任问题等，做了理论与应用的多方面研究。来自灾区的法律工作者对重大自然灾害下违背市场管理制度经营行为做了定性研究，如彭州市检察院的林琳、欧新铁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的措施建议。法学所的夏良田研究员则就如何完善我国灾害应对的相关法律制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法理分析。

(三)本次研讨会注重从精神文化的层面探讨灾区民众人生信念和精神家园的重建问题；关注新闻传媒在抗震救灾中的应对策略、社会使命与道德责任，关注心理救助对灾区民众的价值与意义，关注灾区文化产业的恢复重建及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教授朱双一通过对台湾有关汶川地震诗文作品的评析，论述了震灾诗文中的民族精神和两岸情缘。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苏宁研究员以中国道教界为5·12地震举办的追荐超度大法会为个案，分析了宗教仪式与灾难修复之间意义上的联系，认为道教法会等宗教仪式以通过对精神深处奥秘的揭示，对超验物的象征作用，可在精神层面上完成某种拯救，与重建家园的精神力量合为一体。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支宇则探讨了灾难写作的危机与如何拓展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问题，认为如借助于西方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启示来突破中国文学写作观的束缚，并完成从灾难写作到命运书写的蜕变，将会拥有真正不朽的灾难文学作品。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李芝兰对地震区域内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及抢救保护的难点提出了相应对策。四川省社科院的赵志立研究员探讨了抗震救灾与文化产业的恢复重建问题，强调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

与会学者对抗震救灾显示出的民族精神、人性光芒及精神力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灾后重建工程的宝贵精神财富与思想支撑。四川省社科院毛研所杨先农研究员阐释了抗震救灾精神的集体主义意蕴。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周治滨教授提出，积极促进公民意识的发育成长，对灾区的恢复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山东省社科院张华、王志东、王蕊等学者研究了“国际爱心文化工程”的建设问题，分析了爱心文化的中西思想渊源。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王苹研究员则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成都灾后重建不可或缺的思想保证。对于新闻媒体如何应对突发性灾难事件，如何处理灾难报导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等等，也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热点。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传播所研究员张立伟从发展新闻学的角度，探讨以科学发展观统率灾后重建报道。朱勇钢探讨了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的舆情监报与群体性事件预防的相关问题及应对策略。关于主流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伦理原则，如何科学地分析与控制谣言，也是会议探讨的热点。

(四)本次研讨会首次提出了“灾难学”的学科建构问题，一些学者尝试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对灾难预测、灾难防治、灾难善后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李明泉研究员首次提出建立“灾难学”的学术思路。他认为，建立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灾难应急管理及恢复重建规律的“灾难学”学科，

已成为十分迫切的科学研究任务。它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明泉辨析了“灾害学”与“灾难学”的不同学科内涵，从“灾难学”的学科性质、“灾难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等方面，系统阐释了有关“灾难学”学科建设的总体设想与规划。四川省崇州市委党校的李昊就灾难政治学的学科建构进行了大胆探索，提出了相应的建构理论、原则与路径。

四川省地震局的朱建钢、黎大虎、赖敏等人对国内外地震保险进行了定量比较性研究，并对强震台网的烈度速报与损失快速评估进行了数据分析与研究。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赵永涛等人对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灾后生态恢复重建所做的对策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李永祥对泥石流搬迁带来的困境进行的研究，绵阳市中心医院刘云兵、王羽、宁红，紧密结合5·12救治实际，对地震灾区应急救助科学机制的分析研究，均试图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期对灾难事件有更加全面、理性、深入的剖析。这些尝试，对于“灾难学”的学科建构均具有借鉴与启发意义。

(五)本次研讨会具有开放、广阔的学术视野，特别注重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吸取世界各地应对大地震的经验教训，为汶川地震的灾后恢复重建提供更加优化的应对方案。

在本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马晓河研究员做了题为《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学术报告，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毕吉耀研究员做了题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的学术报告，赋予了本次研讨会以极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及全球化视角。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连玉明、朱颖慧等学者不仅从灾后建设的全局出发研究了重建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工作重点和战略重点，还对百年来世界各地历次大地震做了全面统计，总结了日本、美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德国、伊朗等国家灾后恢复重建的经验。专家们认为，日本“阪神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经验与教训，欧盟山区发展援助政策，为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了参考案例。

此次学术研讨会历时两天，于5月12日完满结束。会议期间，主办方创造性地嵌入了以“拯救与新生”为题的诗歌朗诵会，推出了“北川禹羌文化抢救与保护图片展”，彰显了本次研讨会对于生命、人性、文化的强烈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