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罪者辩护

为有罪者辩护（共7篇）

篇1：为有罪者辩护

为动物罪犯辩护作文

在瑞士，一名法官郑重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你——金龟子，和人类一样，也是神的创造物……但你们加害于人类，巧取我们的财务，毁坏我们的田园，夺取我们的劳动果实……我陈述了你们的罪状，祈求神的慈悲。”

这不是诗歌，也不是祈祷，而是在长达两年的庭审后，法官在1479 年对金龟子们作出的判决：“离开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到其他地方生活去吧!如果你们继续逞强，我将诅咒。”

法官的判决毫不含糊，执行的人们也很认真——固然他们拿金龟子没办法，但在几十年后法国一桩“甲虫啃食葡萄园”案例中，特别审理委员会可是仔细为被“流放”的甲虫找了一片土地肥沃的栖居地。

这是一段被遗忘、却比现代人所以为的更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公元824 年起，直到18 世纪中叶，在欧洲，动物与人被置于同一种道德标准下接受判决，甚至会被关在同一处监狱。

“正如一个统治者未经审判就对人类进行惩罚是‘无法容忍的暴政’一样，在尚未给一个动物听审的机会之前，就寻求上帝惩罚它们，是完全不正当的。”16 世纪初著名的法学家巴塞洛缪·沙斯尼曾在一本昆虫禁令指导手册中阐述过这样的观点。

他也因此站上过法庭，为一个城市的老鼠当了回辩护律师。

1510 年，法国小镇欧坦的农民状告破坏大麦的老鼠，在被告缺席、一再不上庭的情况下，沙斯尼站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依据古老的法律习惯，被告人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法庭，而老鼠们面对的是多么漫长而又艰难的旅途啊!它们的死敌——那从不疲倦的大猫，分布在这城市里的每个街口和小巷里……原告和法官都傻眼了，法庭心服口服地宣布等等被告，下次再审。

并不是所有判决都会这么不了了之。1379 年9 月，法国一所修道院的修士写信向勃艮第公爵求助：有个可怜人死在了修道院养的三头猪蹄下。问题是，法官认为，现场围观的两群猪，虽然并没直接导致受害者死亡，却在案发现场“嚎叫”，并且对凶手的行为“作壁上观”，这充分表明了这群猪认可了凶案的发生，因此它们也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修士简直要哭了：好不容易养大的一窝猪，一下子说没就没了?

还好，公爵闻知此事，赦免了这群围观的猪。

15 年后，另一头法国猪就没那么幸运了：它胆大妄为地吃了教堂里的圣饼，被毫不留情地判处绞刑。

写下这段往事时，美国《连线》杂志的专栏作家马特·西蒙一点也没给欧洲的前辈们留面子。在他看来，这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是“可耻”、“非理性”且“野蛮”的：把最低等的`虫类都拉进司法系统，并且按照人类“劣迹”的标准去残酷地对待动物。

“我们把自己降低到了与动物一样丧失理性的程度。”他写道。

是啊，动物知道多少，能够按照对人类的道德要求去对待吗?

不过，哪怕在那样蒙昧的岁月中，人们的真诚思考，也未必全无意义。

1500 年在奥地利提洛尔，当法院审理一起状告鼹鼠“挖地洞、破坏植物”的案件时，鼹鼠的辩护人不失时机地指出，鼹鼠在打洞的同时也吃毛毛虫蛹，有助庄稼生长。

最后鼹鼠还是被放逐了，但法官同时也制定了保护措施：需保证鼹鼠在迁徙过程中不受猫狗攻击，并且鼠群中的“孕妇”和幼鼠可以暂缓两周离开。所以，有国内学者感叹：要是“除四害”的时候麻雀也有个辩护人，也许后来就没环境失衡的悲剧了。

而曾经的“昆虫代言专业户”沙斯尼，在为老鼠辩护的30 年后，自己也成为了普罗旺斯上诉法院的院长。当该法院下判决要处决一群拒绝出庭的异教徒之际，他收到了地方代表的请愿：如果连拒绝上庭的老鼠都有机会，是不是更应该给人类一个相同的待遇?

这是在黑暗年代里的一丝光亮。因为这一句话，沙斯尼劝说国王无限期延缓裁决，整个小镇的居民暂时得到了保全。

篇2：为有罪者辩护

为此，我替狼感到不公，我认为其实狼也是有很多优点的。不信?那下面就让我来为你举些例子吧。

狼也懂得亲情。

一个刚出生的小女孩被她的父母扔在了树林里，母狼把它当做亲生女儿来抚养。一日，女孩失踪了，母狼发了疯地去寻找。后来不幸在沙漠中迷路了，看到一个骨瘦如材的女孩，很饿的母狼扑向女孩，当它正要向女孩下口时，它看到了女孩脖子间的胎记，那胎记正是它养育多年的那个女孩的胎记。母狼拥住女孩，潸然泪下。

狼也懂得感恩。

有一个探险家在雪地里被很多狼围住，他很是害怕，便把车上的所有食物都扔给狼。狼们叼着食物走了。之后那个探险家的车陷在了雪地里，怎么也开不出来，这时，之前的那些狼帮助他把车推了出来。

篇3：我要为“最后”辩护

上小学时, 每次外出游玩, 我发现班长总是最后一个上车, 嘴里还要嘟囔着数人数。我很不理解地说:“快上车吧, 别唠唠叨叨的!”班长憨厚地笑道:“那我们把你落这儿, 行吗?”

上中学时, 我发现班主任每天要在同学们走后再回到教室看一遍, 顺手关好没关紧的门窗, 锁好门后才走, 因此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

在我们身边, 有许多人在默默地做着与“第一”同样不可缺少的“最后”。他们默默地把自己排在后面, 把好处、方便不经意地留给他人, 他们的奉献给别人带来便利和温暖, 也让他们自身孕育出常人所没有的品质, 那是一种重“实”轻“名”的品质。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 在“最后”角落里忙碌的人们不被人注意, 也没有什么名利, 只有孤独的忍耐, 寂寞的沉静, 太过呆傻。但是他们却比别人多出了一份对责任的深情, 他们宁愿守着无语的承诺来自勉。试问, 如果没有他们像蜡烛一样地燃烧, 哪来社会的进步与光明?我认为, 他们非但不傻, 反而展现了人类最美的情感、最高的智慧。

由此看来, “最后”也是一种境界, 一种奉献的美。其实, 人类历史舞台的背后, 总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者”, 虽然他们不是台上引人注目的闪亮星,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 就不会有舞台的绚烂。

篇4：为拖延症者辩护

好吧，这就是拖延症。不到deadline，总认为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来，然后装作对那些事情视而不见。

有人说，拖延是一种疾病。它浪费时间，造成工作学习效率低下，阻碍了个人的成功。有病，那就得治吧。豆瓣上有个“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成员人数超过10万，他们称呼自己的小组成员为拖友，他们称与拖延症相抗争的过程为战拖。如何战胜拖延症？《终结拖延症》、《万恶的拖延症》、《拖延心理学》、《战胜拖拉》、《战拖有术》……等等心理书籍各出奇招，还有“战拖学园”等论坛与你一起实战。但是对有严重拖延症的人来说，其提供的战术实在是收效甚微，而且那种沮丧和罪恶感会令人愈加不安。《万恶的拖延症》作者约瑟夫·费拉里给出一个结论：目前还没有有效根治拖延症的方法。

当拖延症者们沉浸在懊悔中而不能自拔时，资深拖延症者、美国哲学家约翰·佩里来为拖延症者们辩护了。这位拖着学生的论文不改、教科书的订单不填，而跑去海边跳绳子的白胡子老人，凭借“结构化拖延法”获得2011年的搞笑诺贝尔文学奖。他告诉你，拖拖拉拉不是罪，拖延症者并不是一事无成、效率低下的窝囊废，他们只是在逃避那些本该做的事情，可是又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其他事情。

佩里希望拖延症者们不要从心理上对抗拖延，而是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做事习惯，并聪明地利用它。他建议拖延症者把想要完成的事按重要性列个清单，把看起来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排在最前头，把其他值得一做的事情列在后面，完成了后面所列的事情，就能避免忽略前面的事情。借助于这种排列得当的任务结构，拖延人士就能变成高效人士。佩里是个幽默的哲学家，在他的任务清单上，会有“关掉闹钟、起床、去浴室、别回来躺下、下楼、煮咖啡”等琐屑小事。把这些小事做完了，他认为可以得到某种成就感，尽管很微小。

“后天能做的事儿，就别赶着明天做了。”马可·吐温吐出一句至理名言。所以，拖延症者们，还是赶紧洗洗睡吧。

篇5：为疯子们辩护

我从未将他看作一个“怪人”或者说“疯子”。我觉得他正常极了——他符合我心目中的一类艺术家的形象。尼采曾言，在任何哲学中，真正无可辩驳的东西都是“个人的”东西，并认为“透过三件逸闻，就能够了解一个人的基本面貌”。我对Z的了解，正是基于他的三五件逸闻之上。比如他常年混迹于社会主流之外，不事产业，蔑视家庭义务、伦理道德;他长年流浪在北京、拉萨、重庆的山上，流连于下等妓馆，动辄买醉;他不偷、不抢、不抽，靠卖唱、朋友接济和为死人做道场混饭吃……

这样一个人，肯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人。但他是一个诗人，诗歌是他的宗教。他不仅在生活里冒险，也在诗歌中冒险，他从道德和艺术的双重叛逆中获取活力。诗歌宗教的心理补偿机制真是太强大了，“一个在诗歌上富有的人可以是一个乞丐”（帕斯语），这成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也坚定了他放浪形骸的风格。

无疑，他是处于“底层”的，他的日历上只写着“现在”“目前”“今天”“此刻”，他的酒和性经常性地处于匮乏状态，干了上顿没下顿。他粗俗，鲁莽，敏感，羞怯，从来不会干出“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之类的雅事。

他也会习惯性地考虑自己的进身之阶、改变之途，无时或已的焦虑于焉而起，但这只会让他更焦虑、更抓狂。因此，他的诗也是不纯净的，里面有愤怒、迷惘、混沌……他在自己的混沌状态里是无法认清自己的“底层”宿命的。他不知道，在这样一个以占有物为衡量标准的时代，选择做一个诗人本身，都显得那么疯狂，一种奢侈的冒险。而社会的“底层”，正是疯子们的天然居所。

物，只要是有形的，都可以拿来换钱，但诗歌恰是“无形”的，因而也是“无价”的。用帕斯的话来说，诗歌也是“事物”，但是很轻很轻，它是用语言做成的，像空气。“它是思想又是形式，是声响又是寂静。”但说这些有用吗？诗歌在闪光，诗人在挨饿。雨果说“巴黎是一个概念”，对诗人来说，“诗歌”何尝不是一个概念？为一个概念而献身，这是多么的疯狂。

一位日本人曾调查了782位著名艺术人物，其中精神极端失常者占83%，健康者仅占6.5%。在艺术的世界里，疯狂是个好东西。一个时代如果太过正常，就失去了自身的魅力、活力和创造力。太过正常意味着有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在整体性地控制着大多数人的生活。

想当年，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们充斥着酒鬼、海盗、性变态、冒险者，波德莱尔的堕落天使、阿波利奈尔的都市流浪汉、兰波与魏尔伦的性与梅毒……那真是一群疯子，一群尼采所称的“患病动物”。这种姿态宣告了对主流社会一切公认的神圣事物的强烈蔑视 ——你们认为是有意义的事，其实是一钱不值;你们过着人模狗样的生活，却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诗！

Z君的疯狂生涯依然在继续。为这样的疯子辩护，是多么的困难。“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但我真的羡慕他这样的生活吗？诚实地回答：不羡慕。我只是缺乏他的勇气。他在生活上肯定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就像一段墓志铭。

事实上是，绝大部分疯子都让人忍无可忍，他们贫穷、羞涩，而又自大、黑暗，这也是疯子们动辄得咎、被逐出正常生活轨道的原因所在。更让人恼火的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是一些伪装的疯子——疯狂成为一种博取利益的表演。而真正的疯子，往往无视被规训的危险，甚至无视世俗的利益。疯子眼中无利益，甚至无利害，他们只是不顾一切地创造、破坏与探寻，他们无所谓成功与失败，是一群天真的“罪犯”。

篇6：为繁荣辩护

想起这个悲惨故事的原因是我看到封面故事中引用的宋卫平的那句话，“我心里难免有一种愤怒，谁让你们把这个行业和市场弄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不满意。”这个行业乍看起来确实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如果只是看眼下的困境，宋卫平的感觉无可厚非，但放在这个漫长的房地产繁荣周期里，宋卫平的丹·罗伯森式悲观是不足取的，我们收获的依旧大于失去的。尽管这个市场中几乎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不满意”，但我们会发现正是在这期间，中国市场诞生了万科这家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这家以“为中产阶级建房子”为宗旨的地产公司的成功意味着更多的中国普通人的住房质量因此而得到提升；同样在这个时间段内还有SOHO中国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地产最昂贵的地方，例如北京CBD地区，它提供的廉价公寓和商住楼为小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宋卫平所创办的绿城当然也受益于这个漫长的房地产繁荣周期……

同样在2002年，迈克尔·刘易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名为《为经济繁荣辩护》的文章，他说，“如果投机商们将高科技股票的价格抬高到一个可笑的高度，结果就是：会出现很多受过技术训练、创业欲望更强的年轻人；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更高，一定还会产生很多有趣的商业想法，这些想法在此时是超前的，但是有一天很可能就是与时代一致的。在这一例子中，还有这样一个结果：会出现数百万英里长的多余的光学纤维。这有一点浪费，因为我们现在还不需要，但是它们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很快有一天我们就会需要了。”短短几年过去之后，我们的确看到那些“没用”的光纤使我们得以享受如今高速数据传输的互联网，我们也看到当年泡沫经济的代表性人物杰夫·贝索斯正在成为新一代的企业家偶像，甚至当年因为鼓吹泡沫经济而被指责的美林证券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也成功创办了互联网商业媒体Business Insider，这是一家标志性的新媒体公司。

如同我们在封面故事中看到的那样，房地产业现在正在遭遇一个困难和调整的时期，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的是积极和信心，更需要珍惜生机和繁荣—这也是我选择用迈克尔·刘易斯的标题来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他说，“有生机的市场激发人的勇气，勇气是个美丽的东西。”如同商业作家乔治·安德斯所说：“允许你成为杰夫·贝索斯的个性特征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外力抑制。”这些都拜繁荣所赐。

篇7：我要为“最后”辩护

上小学时，每次外出游玩，我发现班长总是最后一个上车，嘴里还要嘟囔着数人数。我很不理解地说：“快上车吧，别唠唠叨叨的!”班长憨厚地笑道：“那我们把你落这儿，行吗?”

上中学时，我发现班主任每天要在同学们走后再回到教室看一遍，顺手关好没关紧的门窗，锁好门后才走，因此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

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在默默地做着与“第一”同样不可缺少的“最后”。他们默默地把自己排在后面，把好处、方便不经意地留给他人，他们的奉献给别人带来便利和温暖，也让他们自身孕育出常人所没有的品质，那是一种重“实”轻“名”的品质。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在“最后”角落里忙碌的人们不被人注意，也没有什么名利，只有孤独的忍耐，寂寞的沉静，太过呆傻。但是他们却比别人多出了一份对责任的深情，他们宁愿守着无语的承诺来自勉。试问，如果没有他们像蜡烛一样地燃烧，哪来社会的进步与光明?我认为，他们非但不傻，反而展现了人类最美的情感、最高的智慧。

由此看来，“最后”也是一种境界，一种奉献的美。其实，人类历史舞台的背后，总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者”，虽然他们不是台上引人注目的闪亮星，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舞台的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