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职务侵占罪辩护词（精选6篇）

篇1：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辩护技巧浅谈

一、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的概念及构成

（一）职务侵占罪的概念及构成

1、职务侵占罪的概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刑法的立法意图看，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触犯我国刑事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在实践中，对侵占数额较大的起点，仍是参照1995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条规定：“根据决定（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的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企业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侵占罪。”《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是指行为人以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实施《决定》第十条规定的行为，侵占公司、企业财物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侵占公司、企业财物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该解释第六条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本解释规定的受贿、侵占、挪用的定罪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2、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即职务侵占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等四个要件。（1）职务侵占罪的客体与对象

A、职务侵占罪的客体。犯罪客体是为我国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侵害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公司”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依法设立的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如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外国公司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其他单位”是指公司、企业以外的群众团体、管理公益事业的单位、群众自治性组织，如学校、医院、社团、居（村）委会等。曾有观点认为，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还包括出资者的财产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基于物权而形成的一种法律上的物的支配关系，在积极方面，表现为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消极方面，则表现为独占或排除他人干涉、侵夺和妨害的权利。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依法成立后，依法对各出资者的出资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对外的责任承担上，也是以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依法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承担责任，而出资者仅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对内承担责任。因此，两者的法律地位是不一致的。而且，在犯罪客体的认定上，只能以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为依据。所以，职务侵占罪的客体就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

B、犯罪对象。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本单位即犯罪行为人所在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物。

在法律属性上，“本单位财物”应当解释为不仅指本单位“所有”的财物，而且还指本单位“持有”的财物。其包括：①已经在本单位的占有、管理之下并为本单位所有的财物。②本单位虽尚未占有、支配但属于本单位所有的债权。③本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和契约约定临时管理、使用或运输的他人财物。因为单位人员侵占了这些财产，行为人所在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行为人实质上仍侵犯了本单位的财产所有权。所以，本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和契约约定临时管理、使用或运输的他人财物，属“本单位财物”的范畴。在自然属性上，“本单位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如货币、财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土地使用权等。笔者重点分析无形财产。无形财产是指不具有自然形态，但能为人们提供某种权利并带来收益的财产，如电力、热能、煤气、天然气等。虽然无形财产缺少一般财物的外在特征，我国刑法亦未将无形财产明确纳入职务侵占罪犯罪对象之列，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盗窃的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可见，刑法司法解释已将无形财产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而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犯罪对象都是指财物。因此，无形财产也应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但作为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如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其具有有形的载体，不仅不同于有形财产，也与电力、热能、煤气、天然气等无形物有区别，若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知识产权非法占为己有的，这是出现了法条竞合之情形，基于我国刑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类的行为作了特殊规定，遵循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知识产权不宜作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应按照具体情形以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刑法规定定罪量刑。

（2）职务侵占罪的客观方面职务侵占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因此，构成职务侵占罪在客观方面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A、行为人利用了其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前提条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在本单位职务上所具有的主管、管理或者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主管权”，是指虽然并不具体负责管理、经手本单位的财物，但对本单位财物的调拨、安排、使用等具有决定性的控制、支配权。享有主管本单位财物职权的，一般都是在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如厂长、经理等。“管理权”，是指直接负责、保管、看守、使用、处理本单位的财物而拥有的一定的控制、支配权。这类人员如仓库保管员、会计、出纳人员等。“经手权”，是指本身并不负责对本公司财物的管理，但因为工作需要，对本单位财物有领取、使用、发出或报销等职权。如企业中的工区长、采购员等。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包括利用与职务无关，但因为行为人的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凭其身份便于进出某些单位，轻易接近作案目标等因工作关系而形成的方便条件，此乃利用工作条件之便。立法部门在制定97刑法过程中已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区分开来。刑法修订时将上述决定的第十条中“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修改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表明职务侵占罪不再包括利用劳务上的便利。

B、行为人实施了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首先，如何理解“占为己有”，笔者认为应当解释为不仅指归“自己、本人”非法占有，同时也包含归“其他个人”或“他人”非法占有。如果认为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据为自己占有的行为可以定罪处刑，而归他人非法占有的行为就不能治罪的话，则无异于为职务侵占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C，探讨一下行为人如何实施“占为己有”之行为。联想到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行为特征上在刑法中的表述存在差异，有许多人认为是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在客观行为表现上存在区别的原因。笔者认为，贪污罪条文中非法占有财物的方法列举了“侵吞、窃取、骗取”等，而职务侵占罪条文中只用了“非法占为己有”，只是立法用语的字面的差异（法条用语欠协调），实质上相同。此外，从立法过程可知，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侵占罪是根据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罪演变而来。1995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是指行为人以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占有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由上可知，职务侵占中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可

（3）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行为人不仅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些条件，还要具备在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对“本单位财物”具有相应主管权或经手权或管理权等特定身份才能构成，而且不能是国家工作人员之身份。另外，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单位不构成本罪的主体。在刑法分则第五章所有侵犯财产罪的法律规定中，均没有涉及到单位犯罪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单位不构成本罪的主体。具体来说，该罪主体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三种不同身份的自然人，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这些董事、监事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他们是公司的实际领导者，具有一定的职权，当然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二是上述公司的人员，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之外的经理、部门负责人和其他一般职员和工人。这些经理、部门负责人以及职员也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他们或有特定的职权，或因从事一定的工作，可以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侵占公司的财物而成为本罪的主体，三是上述公司以外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是指集体性质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一般职员和工人，以及国有企业、公司、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等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一般职员和工人。在界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人员”的范围时，笔者认为必须以是否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或者虽未签订合同但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为标准，包括合同工和临时工。当然，仅以提供劳务获取报酬而没有确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不构成该罪主体。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在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不属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即“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在界定非国家工作人身份范围时，笔者认为，应从实质意义上判断。在信仰“罪刑法定”的刑法范畴中，“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截然不同内容的两个概念。二者区别在于各自取得职业资格的法律依据不同：前者是涉及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后者是我国刑法和相关的国家机关组织法。体现的法律关系不同：前者体现《劳动法》和劳动契约确立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关系；后者体现了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或国家权力代表者之间的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关系。行为本质特征不同：前者是从事劳务而非从事公务；后者则是从事公务，具有公共管理性、国家职能性以及强烈法定性。当然，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认定，笔者认为还要把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资格与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是否同该本质特征相结合。如果避开“从事公务”的实质性内容，则违反了主客观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行为人即使依法取得了“从事公务”的资格，也要看其具体行为过程中是否在行使法定的或受委派的或受委托的从事公务之职权，如果从事的并非是公务而是劳务，就不应被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关于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共同侵占单位财物如何定性处理，学术界有多种观点，如“分别定罪说”、“主犯决定说”、“主犯决定说与分别定罪说的折衷说”、“实行犯决定说”、“特殊主体从重说”、“区别对待说”等等。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0次会议通过的、自2000年7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5号）明确了认定依据，即“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4）职务侵占罪的主观方面职务侵占犯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的目的，即行为人妄图取得对本单位财物的占有、处分、收益的权利。包括作为和不作为。间接故意和过失不构成本罪。

（二）挪用资金罪的概念及构成

1、挪用资金罪的概念，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2、挪用资金罪的构成（1）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资金的使用收益权，对象则是本单位的资金。所谓本单位的资金，是指由单位所有或实际控制使用的一切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财产。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具体地说，它包含以下二种行为：

A、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这是较轻的一种挪用行为。其构成特征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主管、经手本单位资金的便利条件而挪用本单位资金，具用途主要是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使用，但未用于从事不正当的经济活动，而且挪用数额较大，且时间上超过三个月而未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出、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挪用本单位资金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B、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这种行为没有挪用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以及超过三个月是否退还的限制，只要数额较大，且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的就构成犯罪。所谓“营利活动”主要是指进行经商、投资、购买股票或债券等活动。所谓“非法活动”。就是指将挪用来的资金用来进行走私、赌博等活动。这里的“数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是指挪用本单位资金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行为人只要具备上述二种行为中的一种就可以构成本罪，而不需要同时具备。

上述挪用资金行为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具有管埋、经营或者经手财物职责的经埋、厂长、财会人员、购销人员等，利用其具有的管理、调配、使用、经手本单位资金的便利条件，将资金挪作他用。

（3）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三种不同身份的自然人，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二是上述公司的工作人员，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之外的经理、部厂]负责人和其他一般职工。上述的董事、监事和职工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三是上述企业以外的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职工，包括集体性质的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另外在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其他职工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考试大编辑整理

（4）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已在挪用或借贷本单位资金，并且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仍故意为之。转贴于：司法考试_考试大用资金罪，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二、关于马雪职务侵占罪变为挪用资金罪的辩护技巧

（一）马雪案情简介：

2005年10月份，马雪（化名，以下所有人名均为化名）母亲李青丽来我所，称其女因侵占出售电话卡款项一事，被北京市公安局刑拘。李青丽带来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起诉意见书（京公预诉字[2006]22号）内容如下：查明：犯罪嫌疑人马雪利用其在中国某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一部任直销人员身份的便利，伙同犯罪嫌疑人高冰，于2005年5月至9月间，先后从中国某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一部某营业厅库房提取价值365万余元的手机号卡、充值卡，变卖后据为己有，所获赃款大部分已被挥霍„„。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马雪、高冰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涉嫌职务侵占罪。

（二）案件辩护过程和结果

该案件涉案金额高达360余万元，并直接由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由此看来，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罚结果将会很严重。身为辩护律师，我多次会见马雪，积极向办案检察官了解案情，并拟定了律师法律意见书，认为马雪和高冰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而是挪用资金罪。在本案中，马雪与高冰本是男女朋友关系，从5月份到8月份，马雪虽然以直销人员身份，从仓库保管处领取电话卡等共计价值达360余万元的物品，但变卖后的销售款大部分却由高冰掌握，高冰甚至用该笔款项开办了一家公司，其中马雪占49%的股份，高冰占51%的股份，其余部分款项均被高冰挥霍。后来，在马雪的追讨下，高冰开具了一张由自办公司支付的透支支票来付给马雪所在的某联通公司营业一部。马雪所在公司发现该张支票为透支支票，于是就向公安局报了案。作为律师，我认为，马雪向高冰追讨公司欠款，说明马雪有归还公司款项的意图，而不是占为己有。只是由于高冰挥霍无度，并试图以透支支票转账才造成款项无法归还并造成东窗事发，由此可见，马雪的行为并不是职务侵占，而是挪用资金。该法律意见书最终被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所采纳，并在起诉书中以挪用资金罪起诉马雪。起诉书（京西检刑诉字（200）第182-183号）中指出：经依法查明，被告人马雪在中国某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一部任直销员的职务便利，于2005年5月至9月间，先后从该单位库房提取价值360万余元的手机号卡、充值卡，变卖后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和非法活动，被告人马雪于2005年10月10日投案自首，马雪所犯之罪由侵占罪转为较轻的挪用资金罪。

在审判阶段，我所作的辩护词中，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1）被告人马雪没有事前预谋挪用该公司的资金；（2）马雪年公21岁，而高冰已是22岁，并且之前曾被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高冰利用马雪的身份来挪用该公司的资金，但在高冰开出透支支票之前，马雪并不知道高冰已将这些款项挥霍一空，钱具体花费到哪里，马雪也毫不知情，所以高冰应当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3）马雪有投案自首的情节。

经过律师坚持不懈的工作，最后，本案经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2006）西刑初字第344号）如下：高冰因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与前罪未执行的有期徒刑缓刑一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被告人马雪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被告人在上诉期间均不上诉，本案结束。

（三）结合上述马雪挪用资金案例，分析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在辩护过程中应注意如下问题：

1、律师要认真阅读案卷，尽最大可能熟悉案情，并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应严肃详尽，逻辑清晰。

2、注意被告人之间的责任划分，并提出自己合理合法的观点，但在庭审中不宜加剧自己与其他被告人律师的矛盾。如果各律师之间针锋相对，往往使公诉人作壁上观，起不到辩明事实和法律的作用，更会引起有利益冲突被告人的不满，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3、注意寻找对自己所辩护人从轻、减轻、免予处罚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比如在上述马雪案中，我当庭提出马雪在单位的工作表现优秀，没有违纪行为，有酌定从轻情节等。

4、另外，我不赞成由辩护律师径直去取证，应该向司法机关申请，由司法机关取证。

三、祝之根涉嫌挪用资金罪被取保候审后被撤销案案例

（一）祝之根（化名，以下所有人名均为化名）案情简介

祝之根于2006年7月份筹建某必胜伟业石油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一千万元人民币，祝之根任董事长，王纪元任总经理，新入股股东为曾良、袁尚东等九人，九位股东投资金额为二百万元。九位股东资金投入后，该公司召开了投资股东会。2006年11月，新入股股东以总经理王纪元和另一位原始股东投资不到位为由，要求王纪元总经理将侵占公司的一百万元退还公司。该一百万元（九位股东共投资二百万元）被王纪元以开工资、投资开办公司业务等名义花费出去。随后，11月4日，洋浦公安局传唤正在广州出差的祝之根，随之，祝之根被羁押。祝之根的爱人尚平与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后，11月9日，律所指派我做为祝之根的律师介入此案，经过会见和申请，11月17日，祝之根被批准可以取保候审，交纳保证金后，祝之根被释放。2007年4月，该案被撤销。

（二）结合上述祝之根案例，分析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尤为重要。

1、律师必须以无罪推定的原则看待侦查机关所查证的结果，但在与侦查人员交换意见时，应避免双方观点的直接对抗，否则，会导致侦查人员的不配合，延误时间的同时，对涉案犯罪嫌疑人也会有不利影响。

2、如果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律师应实施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取保候审。

象上述案例中，祝之根与王纪元的情况不同：祝之根至多是挪用资金，而王纪元却构成了职务侵占；另外，受害人的直接矛头只是针对王纪元，而并不是祝之根。身为律师，我审时度势，及时采取措施，提出祝之根愿意退回挪用的资金，并向侦查机关申请先不要报批捕祝之根。而接下来的形势也充分证明了该观点和措施及时得当。

3、在侦查阶段，律师要敢于拿出正确的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附后）

四、关于关宝毅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罪的辩护注意要点

（一）关宝毅（化名，以下所有人名均为化名）案情简介： 沈河区人民检察院下达的起诉书称：被告人关宝毅，为辽宁某装饰装修公司总经理，于2005年12月23日，利用职务之便，虚构事实，以辽宁某装饰装修公司还他人欠款为名，从其单位提走三十万元人民币，占为己有，并将此款用于个人消费；于2006年3月29日，以辽宁某装饰装修公司向河卫工程招标公司借款名义，在河卫工程招标公司提走现金二十万元，至2007年10月11日才将此款归还，挪用本单位资金二十万元达一年半时间；于2006年12月31日至2007年1月19日期间，将沈阳某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给辽宁某装饰装修公司四百万元人民币工程款挪用，其中一百万元占为己有，后用于还其个人借款，另三百万元借给他人用于经营活动。

（二）本案律师辩护要点

我做为关宝毅案审判阶段的律师，介入该案的辩护工作，经过阅读卷宗，了解案情后，我决定为关宝毅作无罪辩护，并提出自己的辩护意见。一审第一庭后，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回起诉，重新侦查。之后再次开庭，关宝毅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现本案正在上诉期间。我的观点和意见详见法律意见书和辩护词（附件后附）。

结合本案，我以为，律师在辩护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律师是否能够取证？律师在取证程序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司法实践中，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事件屡有发生，也使得很多刑事辩护高手纷纷失手，甚至被琅珰入狱。因此，律师们在刑事辩护的取证工作中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为当事人做好辩护工作的前提条件。在我们邦道律师事务所有明文规定：刑事案件中的辩护人取证，只限于客观证据，其他一律不得擅自取证，如有需要则向起诉机关或审判机关提出取证申请，由他们进行取证；对于证人证言类的证据，一概申请由司法机关去调取。另外，律所还建议律师不要擅自与证人接触，否则，一旦证人证言有所改变，律师的嫌疑也就最大。（后附我所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取证申请书）

2、律师们应该牢记律师在与公、检、法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情况。律师的权力产生于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委托，而公、检、法的权力产生于国家的赋予。在身处弱势的情况下，作为刑事辩护律师，要善于在辩护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在关宝毅案件中，关宝毅的哥哥取得了一个三十万元欠款已被借款人收到的证据材料，关宝毅的哥哥和法官都让律师来提交该证据材料，我当即予以拒绝，原因有三点：其一，该证据材料非律师取得，律师没有义务举证；其二，既然法院已认可该证据，法院应当直接调取；其三，我们已经向检法部门提出了取证申请书，应当由检法机关去取证。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检察院抓住这个借款人前后两种不同的说法在法庭上详尽追究调查，由于该证据与律师无关，检察院无法就此再做文章，只能作罢。

3、律师必须充分了解案情事实，拿出详尽的法律意见书和辩护词。还拿关宝毅案来举例，其法律意见书和辩护词就比较详细。

五、关于古军是贪污还是职务侵占、是有罪还是无罪的案例分析

（一）古军（化名，以下所有人员均为化名）案情简介

被告人古军，中国网通集团天津公司线路维护中心某站站长，因盗窃罪于2008年3月18日被捕。被告人薛新，是该中心某站职工。天津某区法院下达的起诉中说：被告人古军、薛新密谋盗窃市政府广场地下通信电缆，2008年1月3日，被告人薛新伙同王回（已被另案处理）携带作案工具，将市政府广场地下天津专用通信局铺设的专线备用电缆盗割四千余米，后被警方查获，该被盗专用通信电缆价值人民币十一万余元。

法院认为，古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薛新共同盗窃国有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本案正在一审期间。

（二）古军不构成贪污罪的法律分析

我接受委托后，担任古军的辩护律师，首先从贪污罪构成的主体资格上分析，从卷中找出了古军与网通集团签订的《聘用合同》，随即向检察院和法院提出了古军不具有贪污罪的主体资格的意见，认为古军虽然是网通集团的职工，但却不具有管理国有资产的职权，因此，古军构不成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也没有进行盗窃行为，所以古军不构成犯罪。

开庭后，检察院主动撤回了起诉，就网通集团的职工是否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资格再进行查证。目前，该案还在审理中。虽然现在还无结果，但律师已经就主体资格上把握了侵占罪和贪污罪的不同，从而争取到了辩护的主动权。

篇2：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青岛周海滨律师

一、职务犯罪罪名漫谈

职务犯罪，是指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的犯罪，本文不在于概念定位，所以粗略的讲，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则其涉及的职务犯罪包括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渎职罪等；如果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则其涉及的罪名包括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等。同样是利用职务侵占单位财产，国家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职务侵占罪；同样是收受他人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同样是挪用资金，国家工作人员构成挪用公款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挪用资金罪，其它不再列举，在上述犯罪中，刑法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刑罚是重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

二、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

职务犯罪很多发生在经济建设领域，与常见的其它经济犯罪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有别于常见的一般犯罪（暴力犯罪、侵财犯罪等）现初步总结如下：

1、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比例要高于普通犯罪。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职务犯罪不像杀人放火那样严重（这种观念也存在在很多办案人员的观念里），另外，职务犯罪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往往要好于普通犯罪的嫌疑人，所以也更担心进入看守所，对于取保候审也更加看重。

2、职务犯罪案件更容易成为“关系案”。

如上所述，正是因为职务犯罪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一般要高于普通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所以一旦案发，不少犯罪嫌疑人就考虑到了找关系，有的恨不能找到公安部。

3、职务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将面临更多的职业风险。这种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些委托人热衷于关系，这有可能会“连累”律师，律师应该遵守职业纪律避免风险。

2（2）委托人往往期望值很高，有些是老板或官员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提的要求就是案件在公安阶段、检察院阶段就止步。律师不要对该类问题进行承诺。

（3）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本来就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口供存在的变数也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千万不要引导其改变口供或串供。要好做好会谈记录。

三、职务犯罪案件案件事实及证据有其固有的特点

以贪污罪和受贿罪两类比较典型的职务犯罪案件为例进行分析：

（一）关于贪污罪

贪污罪的案件事实一般有如下特点：

1、贪污罪多产生在“交”和“拿”两个环节，在“交”这个环节，犯罪手段主要体现在该交而少交或不交；在“拿”这个环节又可分为“硬拿”和“巧拿”。“硬拿”无需多讲，而“巧拿”则五花八门。国家财产，实际上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以实物的形式存在；一是以财务科目的形式存在。这两种存在是对应的、吻合的。而对于贪污来说，必然要动用实物，实物一动用，财务科目往往要有反映。3 所以犯罪分子要么隐瞒国家财物实物变动的事实，要么要研究如何在财务科目上蒙混过关。

2、举例来分析犯罪分子隐瞒国家财物实物变动的事实，比如说将国家所有的房产转移至个人。为了隐瞒事实，犯罪分子往往是秘密进行，采取私刻公章的形式来办理转移手续。

3、再来分析犯罪分子如何在财务上蒙混过关。比如支出现金，从常理来讲，支出现金要么是履行合同、要么是正常业务支出。于是犯罪分子就要么制造假合同，要么就以不相干发票冲抵现金支出。

4、形象点分析，贪污罪是把国家的钱转移到个人的腰包里，国家的钱没了，必然出现一个漏洞，出现漏洞，必然要补漏洞。而这种补是非常规的，必然会留下许多破绽。所以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5、还有一种贪污手段要特别注意，就是通过增设中间环节，而该中间环节的加入者完全由贪污者所控制，这样使国家财产多支出，从而肥了个人腰包。

但狐狸再狡猾，也难以逃脱猎人的捕获。

（二）关于受贿罪

受贿罪案件事实的特征非常明显，那就是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因为考虑到案发的可能性，行贿者和受贿者往往都非常谨慎，为了资金交接不留下痕迹，往往都是采用现金交付；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往往是行贿者受贿者单线接触；为了避免收受金额巨大带来的风险，有时采取化整为零、多次给付、变相给付的方法。

在大部分的受贿罪案件中，往往是先抓住了行贿者，行贿者为了求得宽大处理，进而供述出了受贿者；而作为受贿者，往往是心存侥幸心理，认为只有行贿者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定罪。这就产生了受贿者案件中案证据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办案机关会特别重视受贿者的口供；第二个特点是受贿罪中的书证、物证的取得较为困难。

但是受贿者的心存侥幸心理，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正是因为心存侥幸，所以实践中，受贿罪自首的比例要低于其它犯罪，而自首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正是因为心存侥幸，有些受贿者往往是百般抵赖，从而无法获得认罪态度较好的认定，而认罪态度也是量刑的重要决定因素。

聪明，有时反被聪明误呀！四、一些辩护成功的职务犯罪案件讨

1、由五年有期徒刑改判为缓刑的“受贿罪”案件

该案一审被告人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收取他人财物行为被认定为受贿罪，并判刑五年。

二审时，我们接受委托，在会见被告人时，我们得到了案卷中没有的重要信息：被告人虽然在国有单位工作，但该国有单位已经承包给个人，该个人又雇佣了被告人。根据该重要信息，我们获取了初步线索，然后向法院提交了司法调查申请，法院经过调查认可了律师的辩护意见。

该案最终被告人被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罪名也该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并最终改判为缓刑。

律师结语：法律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2、一起受贿案件从轻处罚的案例

被告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私自收受他人钱财，被认定为受贿罪。律师经过分析证据，认为罪名没有问题，但是经过多次阅卷之后，律师发现了证据中的矛盾，被告人与行贿人同时称：“前两次行贿时，是被告人给行贿人送完支票后，行贿人进行的行贿”，但律师阅卷后且经过初步调查，落实了被告人不可能给行贿人送支票，因为不存在支票往来的事实。

看吧，案件中的证据自相矛盾了。其实出现矛盾在受贿类案件中是常见的，因为受贿罪的认定，往往是依赖被告人与行贿者 6 的口供一致，但是，就是这一致的供述，有可能与客观事实相矛盾。

法院最终在量刑时留了余地。

律师结语：证据的严谨，是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律师对证据的钻研，除了为当事人服务，也是在推动法制的进程。

3、一起由盗窃罪改为职务侵占罪的案例

被告人在港口工作，与港口外的其他人勾结，窃取港口内仓库产品。该案在公安、检察院阶段一直被认定为盗窃罪。律师经过认真分析，集中了卷宗中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经过综合整理，律师认为，该案虽然为港口内员工与外人内外勾结，不论以外为主，还是以内为主，犯罪实现方式确实是利用港口内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才得以实现，因此该案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最终该案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而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要远远低于盗窃罪的量刑。

律师结语：有些案件，在依据事实的基础上，律师更愿意其成为职务犯罪案件，就如同本案的盗窃罪变为职务侵占罪。

五、律师结语

我们希望职务犯罪不再发生，但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必然存在，那就考虑如何惩处，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其出发点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更为长远的是，以其辩护促使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更加严谨、有些案件律师成功辩护了，但是办案机关会引以为戒，更好的进行以后的案件侦办。让我们共同促进法制的建设。

篇3：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一、主要举措

1. 认真组织对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的学习研讨。东湖区院将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予以推进。组织反贪、渎检、公诉、侦监、监所、 案件管理等部门对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进行学习研讨, 分别召开了专题调研会议、座谈会和研讨班, 分析研判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可能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

2. 加强配合, 实现各部门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的有效衔接。一是本院反贪、渎检、公诉、侦监、监所、案件管理等部门分别就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给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带来的影响和应对策略作了研究, 并出台《东湖区院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实施意见》, 为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奠定了基础。二是与法院、司法局联合召开“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座谈会”, 就新刑事诉讼中进一步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并联合下发了《关于检法司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座谈会纪要》, 就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提出了具体措施, 进一步维护司法公正。

3. 细化措施, 在检察工作中切实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一是做好律师阅卷接待工作。由案件管理部门配备专门的阅卷室, 指定专人负责接待职务犯罪案件的律师阅卷, 保障律师依法查阅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并已装订成卷宗的全部侦查案卷, 并且保障在工作时间内, 律师阅卷时间不受限制。二是规范听取律师意见规定。案件管理部门在收到职务案件律师的委托书、法律援助公函之日起三日内, 向其发出《听取意见通知书》, 并安排检察人员在律师接待室接待律师, 听取律师意见。对受委托律师提出侦查部门收集、调取其无法收集、调取的证据的, 安排检察人员及时收集、调取;对重新收集、调取的证据情况, 及时向律师反馈。听取律师意见、审查复核律师提供证据材料的工作情况, 要在相关报告中专门说明。

4. 苦练内功, 提高检察干警的业务能力。一是加大培训的针对性, 不断提高检察业务水平。对全体检察干警开展实务培训;采用案例研究、专题研讨、情景模拟等适合检察工作特点的方法, 开展“岗位练兵、岗位成才”活动。公诉部门针对庭审中遇到的问题, 制定了《职务犯罪庭审问题处置方法指南》; 反贪部门编写了办理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件的取证要求。自侦部门积极开展案件讲评制度, 一案一讲评, 积极总结经验教训, 提升侦查突破能力。二是加强自身执法监督, 不断强化职业道德建设。深入开展检务督察, 并建立“隔离墙”制度, 规范检察人员在办案中与律师的交往行为。对于应律师的要求违反规定帮助调查收集证据、提供案件咨询意见、隐瞒涂改证据材料、托关系、 打招呼或打听案情、通风报信、泄露检察机关内部审查、讨论意见等八种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三是加强规范化建设, 不断提升办案工作质量。刑检部门与自侦部门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对重大疑难案件的适时介入和捕前协商工作。反贪部门认真落实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 既提高了侦查活动的透明度, 也有效避免了指供、诱供等违法现象。刑检部门深入开展检察法律文书改革, 加强检察法律文书的说理性和感染力, 提高庭审效果。

二、存在问题

1. 对新刑事诉讼法认识尚不统一。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东湖区院制定了一系列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实施意见和工作规范, 并已经在实践中执行, 但部分检察人员对新刑事诉讼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法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如有极少部分检察人员把律师权利的扩张当作对检察办案的限制, 因此对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有消极抵触情绪。

2. 法律规定对“辩护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委托手续时间”界定不明确。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辩护人接受委托后, 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该规定明确了律师的告知义务, 但没有明确具体告知的时间和不及时告知产生的后果。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不告知或者迟延告知, 既严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操守, 同时也给办案带来很大的被动。一是给诉前听取辩护人意见等控辩交流工作带来被动, 律师的不及时告知行为, 使检察人员无法得知已经有辩护律师的事实, 听取辩护人意见的刑诉法规定“形同虚设”。二是容易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进行法律援助工作冲突。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不及时告知, 公诉人做出“没有辩护律师”的误判, 从而根据《刑诉法》规定进行了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的不必要工作, 也给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三是无法对辩护人的资格进行及时审查, 出现违法执业行为难以纠正。

3. 检察机关讯问与律师会见产生时间冲突。一是由于职务案件检察机关从侦查到决定逮捕、审查起诉需要多次讯问犯罪嫌疑人, 难以保障律师及时会见; 二是该市看守所集中设置, 讯问和会见场所有限, 在押人员过多, 在律师会见和公检法讯问较为集中的情况下, 可能导致律师会见要求无法保证; 三是律师反复会见犯罪嫌疑人, 造成检察机关讯问时间和效果难以保障。如有时侦查人员提审一次, 律师就会见一次, 导致侦查方处于比较公开的状态, 讯问时间无法保证;四是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何种情况下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尚未明文规定, 实践操作较难。

4. 决定逮捕过程中听取律师意见和律师提供调查材料如何处理规定不明。一是由于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决定逮捕实行两级院审查, 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提审等多项工作, 对于在决定批捕阶段检察机关承办人提取律师提出意见存在实践困难; 二是决定批捕阶段有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供调查材料, 检察机关如何处理、对待无操作细则。

5. 看守所对辩护律师所持《授权委托书》的真伪难以辨别, 亟待解决。看守所反映对律师持有的《授权委托书》有时真假难以鉴别, 存在部分律师拿空白《委托书》当场填写后要求会见的情形。根据修订后的《刑诉法》第33条规定, 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是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实践中, 由于看守所与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接触甚少甚至于没有接触, 无法核实委托人的身份, 进而在现实中确实存在无法确定《委托书》真假的问题, 影响了律师会见权正确行使。

6. 律师阅卷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有的律师要求检察机关准许其律师助理代其独立阅卷, 实践中认识不一。二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阅卷的次数没有限制, 律师针对相同的案卷反复阅卷, 影响承办人对案件的审查。实践中有的律师为了追求材料的全面而复印整本案卷材料,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并耗费检察人员大量时间。

三、若干建议

1. 牢固树立法治理念。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丰富律师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 对检察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实施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对此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一方面, 律师权利的扩大, 是加强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护、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 符合刑事诉讼控辩均衡的发展趋势, 应当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抵触; 另一方面, 律师工作和检察工作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不是单纯对立的关系。比如在追求公正和保障人权方面目的是统一的。在法律援助、刑罚执行监督等方面, 律师的参与还有助于检察工作的开展。刑事诉讼和法律监督工作中有律师的参与和制约, 能促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水平的提高, 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实现司法公正。

2. 切实保障律师权利。一是确保律师会见权利。合理解决律师会见与讯问之间的时间冲突, 及时安排律师会见。对律师在检察机关讯问过程中提出会见要求的, 检察机关应当向其告知讯问的大致时间, 且不应无故拖延讯问时间阻碍律师会见; 如果检察人员前往讯问时恰逢律师会见, 可以与律师协商, 协商不成可由羁押场所安排, 但不能要求律师停止会见。二是认真对待律师意见。应当规范听取律师意见工作, 接见律师应当统一安排, 在指定场所由检察人员参与接见。对在决定批捕期间向检察机关提供调查材料的, 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审查, 并随案流转。三是建立律师申诉机制。对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认为检察机关未予及时安排其阅卷或者有其他侵犯其权利行为的, 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 由上级检察机关对应部门进行复查。上级检察机关对律师的申诉应当尽快进行审查, 对下级检察机关确有侵犯律师执业正当权利行为的, 应及时予以纠正。

3. 完善相关机制, 保障诉讼效果。一是加强案件管理, 掌握案件动态。案件管理中心通过监所检察部门和监管场所多方了解律师介入案件的情况, 并在案件流转过程中将律师介入动态及时反馈给案件承办部门, 以利于案件承办人及时掌握最新情况, 提高办案效率。二是加强检察机关和看守所工作沟通机制。针对看守所反馈的《委托书》真假难鉴、辩护人资格难以审查等问题, 在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与看守所应当加强沟通, 注重配合形成合力, 在保障律师执业权的基础上, 强化对其执业活动的监督。三是加强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的提前介入和引导取证工作。加强对非言词证据的调取, 全面收集和固定有关外围证据, 将现行的“由供到证”改变为“由证到供”, 掌握案件主动权。四是与人民法院健全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要求律师在开庭前及时向检察机关开示证据, 避免律师在开庭时搞证据突袭。五是加强保密措施, 有效固定证据。在侦查取证特别是询问证人时, 应当明确向其阐明如实陈述的义务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 同时依法保障其合法权利, 可签订保密协议, 防止证人在律师会见后改变证言或陈述, 影响诉讼进行。

4. 多措并举, 不断加强能力建设。一是加大培训力度。注重业务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前瞻性, 建立分类、分岗、严格规范的业务培训体系, 着力提高检察人员讯问突破、出庭公诉、法律文书写作、证据分析运用、法律政策研究等方面的能力和综合素质。要结合各条线的工作特点, 采用案例研究、专题研讨、情景模拟等适合检察工作特点的方法, 坚持开展岗位练兵、岗位成才活动, 多层次培养检察人才。二是丰富办案手段。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手段目前还受到很大限制, 与新刑事诉讼法扩大律师权利不相匹配, 这也是导致目前自侦案件“口供至上”、“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重要原因。 要积极提出立法建议, 从法律上明确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可以依法使用有关侦查措施, 如电子侦听监控、秘密拍照录像、秘密跟踪监视、技术侦查和诱惑侦查等, 进一步丰富侦查手段[2]。三是提高侦讯能力。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 选择适当的接触时机和讯问地点, 以较为明显和易于暴露的事实情节, 或案犯防守的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 注重通过加强笔录制作等方式固定证据, 防止证据发生变化, 并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 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

5. 强化律师执业监督。当前我国律师素质良莠不齐, 不能排除部分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违反新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规定, 不择手段谋取利益的情况, 对此检察机关在检察工作中应当加强监督。一是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及时”告知的确切时间。参照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有关告知义务的规定及释法实践, 建议告知的“及时”时间设定为3个工作日内。对于故意迟延告知的后果, 可参照《律师法》有关规定, 由办案机关向律师所在的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纠正建议。二是对律师会见证人和犯罪嫌疑人后证据发生反常变化的, 要及时查清律师是否有非法要求相关诉讼参与人改变言辞证据, 或者引导有关人员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的行为, 对触犯刑法的, 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是对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不适当言论, 或者与被告人、证人互使眼色、引诱暗示, 要及时提醒法庭予以制止; 四是加强会见环节的检察监督。要监督看守所把好律师会见关, 加强对律师会见室的现场管理, 防止律师为在押人员传递违规物品、信息; 五是对律师执业过程中容易发生的倾向性问题, 要及时向律师协会或者司法局等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 正确引导律师执业。

参考文献

[1]冯卫平、张太保.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律师辩护权利的影响[DB/OL].淮南律师网, 2013-1-6.

篇4：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关键词：新刑诉法；职务犯罪侦查；辩护律师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一大亮点就是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使律师作为刑事诉讼参与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有了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侦查阶段的控辩平衡。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特别是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变化，使侦查机关凭借空间隔离、信息阻断、时间独占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开展外围取证的优势不复存在，侦查形势趋于公开化、透明化、复杂化。这一系列新的变化，势必给反贪部门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严峻的现实挑战，必将对我国现今职务犯罪侦查阶段控辩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贪部门要正确对待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辩护权，利用此次契机积极应变，消除不利影响，拓展侦查思路，确保反贪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一、更新侦查理念，树立科学的侦查价值观

侦查理念是侦查行为的灵魂,它引导、支配和决定着侦查活动,决定着侦查行为及侦查效果。对于侦查人员来说，尽管查明事实真相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但却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而采取任何手段。就司法的尊严及其应当得到的尊重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不可为了寻找证据而采用任何有损于文明之基本价值的手段。①刑事诉讼对事实的探求不仅要受到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且要受到人类必须尊重的其他价值的牵制，即真实的发现必须在体现多种法律价值的程序法的约束之下。②具体到侦查不仅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也包含着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选择和实现过程。③它不仅要考虑客观事实真相是什么的问题。也要回答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不公平、非正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诚信，什么是不诚信等问题。④因此，侦查并非一种与价值无涉的纯技术性活动，而是一种有鲜明的价值色彩，追求并实现公平、正义等价值理想的法律活动。

对于律师来讲，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司法人权的重要法律武器，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法律装置。⑤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首个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是在侦查阶段形成的，如果侦查阶段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后面的程序再公正，都无法弥补。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刑事诉讼，对于实现法律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都意义重大。

综上，侦查人员与律师所追求的都是法律的公平正义这个共同目标。作为侦查机关应该正确对待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消除其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更全面地掌握和收集证据，拓展侦查思路，确保反贪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初查工作，实现办案重心前移

初查是立案的前提，能否正确作出立案侦查决定并顺利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关键取决于初查工作是否扎实到位。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可自由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需批准，不限次数，不被监听。将工作重点前移到初查，既是反贪侦查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从供到证”的落后侦查模式到“由证到供”的现代侦查模式的关键。加强初查工作首先要做好线索的评估和预判，包括成案价值和深挖价值，可能涉及的人员和单位，以及案件整体的证据框架及各个证据链条。对应当收集和能够收集到的证据要成竹在胸，尤其要重点关注客观证据和可能流失、损毁的证据的收集。其次，要按照全面、细致、准确的标准，有效运用查询、询问、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手段，收集涉案人的背景信息、财产情况，尽可能查清有关的犯罪事实及调取案件外围的大部分证据，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把一切妨碍侦查活动的消极不利因素在案件立案前全部得以消除和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应对辩护律师的介入和犯罪嫌疑人、证人可能出现的证据反复问题，在立案后的侦查活动中占据主动地位。最后，要注意对初查措施和策略的研究和运用。如采取“以账查事、以事找人、以人查案”的“三查”法,采取“找准支点，以案掩案”的“迂回突破”法等,大胆灵活运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证据和其他涉案信息；加强秘密初查，注意隐蔽侦查人员身份、初查的意图和手段，防止因初查失误给办案工作造成被动；对有价值但时机不成熟的线索，要坚持放长经营，准确把握立案时机，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三、提高侦查效率，占据查案工作主动

侦查效率的高低既是公平正义的要求，同时也是案件成功与否的关键。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律师的调查取证与反贪部门的取证工作可同步进行，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迫于嫌疑人家属的压力或在律师的暗示下，可能出现证人躲避作证、拒不作证或者一个证人作出既证实犯罪又否定犯罪两份自相矛盾的证言，甚至在作证后出现证言反复或者作伪证，这对侦查工作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发案规律正从单一化向多元化演变。群腐现象严重，窝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已经成为目前反贪部门最有效的办案方法。窝串案、案中案顺利查办的关键就是涉案线索、涉案信息的保密。但是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显然会打破以往涉案线索、涉案信息由反贪部门独享的封闭局面。律师很可能会比侦查人员先行接触涉案相关人，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订立攻守同盟，从而惊动同案嫌疑人，重要证人等，导致案件保密期限缩短，打乱反贪部门的整体部署，以致深挖工作无法开展，增加检察机关揭露、证实和打击犯罪的难度。所以，要彻底转变侦查神秘化的观念，坚决摈弃车轮、人海战术，在扎实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整合侦查资源，集中优势兵力，实现快侦快结，不给对方以可乘之机，始终占据查案工作的主动权。可积极尝试“三同时”战略，即同时传讯、同时搜查、同时取证。对被调查对象进行审讯突破的同时，另行组织侦查人员对该案的证据进行收集、固定，同时对被调查对象的住所和办公地进行搜查，并对可能行贿的证人进行调查取证，做到以供促证、以证促供，在极短时间内将案件基本固定，大大减少了避供、拒供、串供的风险。

四、强化证据意识，保障侦查成果落实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基石，侦查工作主要围绕证据而展开。修改后刑诉法一方面对证据制度作了全面完善，对侦查取证、证明犯罪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律师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看到所有案卷材料，包括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给起诉部门的证据材料，与起诉部门对立而又平等地对同一案卷材料进行审查。一方面，收集证据的视野要开阔，种类要齐全，内容要客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依赖口供突破案件的传统办案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今后的侦查中要更加重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的收集，对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进一步熟悉、掌握，进而确保面对复杂局面时侦查手段的多样性。必须把侦查的主要精力从获取口供转移到全面收集证据上来，实现从“由供到证、以证促供”向“以证促供、证供互动”的转变。另一方面，固定证据的方法要多样，手段要科学，证明力要稳定。要善于运用同步录音录像，对关键证人询问时，在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尽量进行同步录音录像，防止证人改变证言；在录像的同时还可以采取让犯罪嫌疑人自书供词和证人自书证言的方法，进一步补强证据。

五、结语

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本次是第二次修改，从修正案草案来看，本次修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50%，应当是一次“大修”。⑥从某种程度上说，刑事诉讼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和法治建设的标尺。刑事诉讼法30多年的变迁，印证了中国法治理念的文明演进，记录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坚实步履。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法治不可能超越现实国情、超越发展阶段而独立存在。我国的司法制度只能立足于我国当前的法治水平。事实上，每一次修法都不会是某项法律制度的终点，而只是一次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不能奢求制度的完美，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追求完善。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许还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不完美正是我国当前现实的真实反映，只有正视这种不完美，我们才有提升的空间、发展的动力。

注释：

①（法）卡斯东·斯特法尼著，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孙长永.《刑事诉讼证据与程序》.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

③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④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⑤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释义与点评》.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

⑥《法制日报》.社论头版：刑诉法修改.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

作者简介：

刘君亮，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副处长；

焦森磊，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书记员。

篇5：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唐某，男，汉族，从事武汉某大型酒店销售职业，家住武汉市下城区。在某酒店担任销售一职期间，在销售酒店会员卡的过程中，酒店声称唐某从中赚取回扣，并向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报案，公安局于2012年4月24日将涉嫌职务侵占罪的唐某刑事拘留，羁押于都武汉市某看守所。

2011年1月，唐某销售5张会员卡，按合同向客人收取了14万，然后交给公司12万。但有个细节，客人是团购，唐某把事情向总经理彭某汇报，因中间人需要回扣，其中两万定金交由唐某掌握，公司发票出的14万，税金从胡某手上的2万元中缴纳。

2011年7、8月份，酒店总经理有一张公司卡需要转让，当时想以15万转让（正规渠道20万），后来唐某以18万转让给武汉某企业，其中三万被认为是职务侵占。

二 法律服务效果

唐某因职务侵占被刑事拘留后，感到很委屈，他认为自己的销售行为都得到了领导的批示，自己的所得都是公司对自己销售业绩的奖励。武汉著名刑事辩护律师肖小勇接案后，在唐某家属的配合下，找到了领导批示、委托书等证明唐某无罪的关键证据，结合相关法律，向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成功为唐某申请了取保候审，唐某重获自由，家属感动落泪，唐某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三 申请取保意见要点肖律师找到了某酒店总经理彭某给酒店市场部的批示。待批示的内

容为A公司和酒店“双方对外统一价格为每张价格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整，为其会员出具14万的发票，合同价格为14万，中间的2万元差价为A公司所得，A公司支付2万元的发票税……以上报告是否可行，请领导批示！”公司总经理彭某批示：“同意”。可见公司职员唐某的销售行为得到了公司领导的批准，其中的差额也非为唐某所得，唐某不构成职务侵占。转让总经理彭某的公司卡一事，有总经理彭某的委托书，最多只能算是个人之间经济纠纷，不构成职务侵占。

篇6：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苗继元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修改后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进行了完善，基本实现和律师法的衔接。相关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必将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通过改善现有的侦查工作机制，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找到一条应对之路。

论文关键词 修改后刑诉法 职务犯罪 辩护权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和代理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强化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些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和保障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法治进步的成果，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规定也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修改情况简述

仅就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而言，与1996年刑诉法相比，修改后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辩护人”介入时间提前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条规定，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进一步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会见程序改变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安排，这项规定为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

（三）律师权利扩大

修改后刑诉法第37第4款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项规定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将不再有权派员在场，也不能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进行不必要的批准和限制。此外，修正后刑诉法第37条第1款取消了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阶段限制，即律师在侦查阶段除可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之外，还可与其进行通信，这也是律师权利的一项重要扩充。

（四）明确规定三类案件可以限制律师会见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项规定从正面赋予侦查机关限制律师会见权力的同时，其实从反面也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即只要不是上述三类案件，或者侦查机关没有事先通知看守所，律师即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上述四方面的完善与转变，被理论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可以有效改变现阶段刑事案件“会见难”“辩护难”等基本问题，对于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但就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因为现阶段的侦查工作特点，这些转变却给今后的侦查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二、辩护制度的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侦查手段较为单一，案件突破严重依赖口供，侦查工作缺乏现代技侦手段等特点，具体体现为：职务犯罪查办以“秘密性”为原则；职务犯罪查办依赖口供；职务犯罪侦查依赖强制措施的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缺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状是适应原有刑诉法而形成的办案模式而产生的，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为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一）口供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贪污、受贿案件具有其证明方面的特殊性，主观犯罪构成的证明往往决定了案件的定性。礼尚往来、借贷关系、公务消费、小金库等均可以成为逃避刑事处的关键理由。由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则成为能否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出现在侦查阶段给审讯工作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必然会增多，拒供、翻供、串供现象将频发。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律师之间由于权力和权利的“此消彼长”导致的“博弈”将更激烈，获取口供难度将更加困难。

（二）证据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毁证。而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辩护权利，使得律师可以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如何准备供述，并将获悉的案件情况带出，对关键案件证据进行掩饰或销毁。这对于一直以来都以口供获取证据的办案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取和固定案件证据材料的巨大冲击。

（三）可能导致案情或其他案件线索的泄露和流失

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得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控制难度将增大。可能带来的具体问题包括：（1）律师可能将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阅卷获悉的信息提供给证人或被调查人；（2）在共同犯罪或彼此关联的窝案、串案中。律师将获悉的其他共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提供给与这一供述或辩解存在利害关系的某个共犯或者其他关联人，从而使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形成原本不存在的共同认识与表述；（3）在正在侦查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获悉尚未办理的其他案件的信息，而有意无意地提供给相关联的人。

（四）拓展线索，深挖串案的难度加大

线索深挖和扩大是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小案发展成大案，使单个案件发展成窝案、串案。线索深挖有时需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乘胜追击获取更多的线索资料。而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让口供和证人证言变化的风险加大，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从而给侦查中深挖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辩护制度修改带来的挑战

作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刑诉法的修正，从观念上转变侦查思路和侦查理念，努力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侦查策略和手段上的转变，强化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一）侦查观念要转变

1.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影响办案的观念。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作用的提高，从表面上确实对案件的办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从本质上看，也是我国是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正确处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一步。辩护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是刑事诉讼法建立控辩审三方架构的结果，是与公诉人、侦查人员承担不同职责的刑事诉讼过程的一分子，他享有的权利应当与公诉人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建立于律师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才能将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2.转变“保险立案”观念，树立“风险立案”理念。实践中，由于贪污贿赂案件查办对象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了保险起见，检察机关一般是在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后才决定立案侦查，而对于尚未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一般也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尽快拿到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介入时间和手段的修改，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必将更加难以办理，其间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会更大。这就要求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摒弃“保险办案”的理念，树立“风险立案”的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加大办案力度，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

3.从“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变为“初查侦查并重”全面收集证据。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流程来看，由于侦查措施较少，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初查上，侦查阶段则多为履行立案、拘留、逮捕等形式程序，形成了“大初查、小侦查”的格局。刑诉法修订后，查办职务犯罪虽然有了一些冲击，但在侦查手段上也有了完善和补充，初查和侦查之间的关系必将由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向初查侦查并重且为全面收集证据。

（二）侦查策略、手段要转变

1.要进一步提高审讯水平，加强预审突破能力。首先，在审讯前要做足准备工作。修改后刑诉法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能轻易接触被调查人，反之一旦接触就要做足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预审人员对审讯对象的自然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嫌疑人的个性和特性形成判断，结合已掌握的证据，形成充足的预判。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导致不可控因素增多，因此在做审讯预案时要争取穷尽所有可能，做到周密部署，没有遗漏。其次，审讯过程要注意证据的合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给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宽松和自由。因此，在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更为注意证据的出示环节和时机，打破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甚至可以选择在律师会见后再出示证据，出其不意的打乱嫌疑人心理防线，从而突破案件。

再次，审讯过程要高度关注。实际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比以往更为关注审讯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把握嫌疑人的细微变化，根据讯问变化调整讯问策略，追问到底。最重要的是摒弃以往那种长期作战、拘留逮捕后再获取有罪供述的心理，力争在第一次讯问时就达成讯问目的，成功立案。

最后，审讯中要更要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和使用。辩护制度的修改对第一次审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案子能否获取有罪供述都依赖于第一次讯问的成败。这样，我们在讯问中就要更加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在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将政策攻心、情感催化，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循序渐进、顺藤摸瓜，抓住关键、重点突破等讯问谋略巧妙结合运用，力争迅速打开局面，为今后的立案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2.立案后加强证据收集工作，迅速强化固定证据。刑诉法的修改完善要求职务犯罪侦查

部门查办案件必须在“快”上下功夫，做到整合侦查资源，集中力量作战，提高办案效率。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巩固侦查成果。对于即将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提前打好“预防针”，告知其违反法律妨害司法的严重后果。而对于已经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进行突审，巩固原有供述，防止翻供。此外，还应加强侦捕、侦诉配合，随时掌握案件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3.充分运用技术侦查手段，逐步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从实际办案需要来看，笔者认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技术侦查手段是测谎技术和通讯监听技术。职务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较高，反侦查能力较强，一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交代问题，使用测谎技术可及时获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伪，对顺利开展侦查工作极为有利。实践中由于测谎仪器较为经济，且操作极便，因而应当广泛推广使用。此外，职务犯罪中利用通讯技术作案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因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通讯监听技术就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动性，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被监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

4.充分利用监视居住这样强制措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幅度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大的。从内容上看，此次修改涉及到监视居住的条件、场所、方式、检察机关监督等多项内容，从性质上看，监视居住被界定为一种介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是羁押的一项替代性措施。实践中一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或者需要继续侦查调取主要犯罪证据，这样就无法对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为防止律师提前介入可能导致的一些不良情况的发生，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可以尝试运用监视居住这一手段。这样既可以将逮捕后的侦查时间两个月转为监视居住后的六个月侦查时间，又可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接触从而串供、毁证。

5.合理利用法律条文，让法律规定为办案所用。刑诉法的修改也不仅仅是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约束和限制，其中也规定了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的规定，顺应了侦查办案的实际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案件办理提供了便利条件。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在学习运用新《刑事诉讼法》的同时，要深入研究法律规定，争取在合法办案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法律条文，为办案提供便利，最大程度上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6.加强律师队伍的监督管理，实现由“对立到合作”的转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应加强与律师协会的协作、沟通，进一步要求律师协会约束其会员的行为，规范律师合理行使会见权。可以尝试对于辩护律师给予书面提示，在会见前告知其享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对于不应采取的行为给予提醒，使辩护律师能够自觉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相应的，自侦部门应对行使律师行使辩护权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保障律师能够有效与犯罪嫌疑人沟通，促进案件的顺利查办。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