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辩护词范文（精选6篇）
篇1：无罪辩护词范文
辩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护 词
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黄xx妻子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其辩护人。通过庭前阅卷、会见被告人，本辩护人对案情有了充分全面的了解。刚才，又参与了庭审调查，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xx犯有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黄xx不构成诈骗罪。为了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以做出公正的判决，现发表如下意见，请予采纳。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据此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诈骗行为，是构成诈骗罪的关键。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黄xx具有上述目的和行为。
一、被告黄xx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诈骗的行为 2012年4月，被害人罗xx为解救其被关押的丈夫唐xx委托被告人黄xx找关系，并给被告人黄xx12.4万元用于找关系花费。2012年6月唐xx因病被取保候审，被害人罗xx多次找被告人黄xx要求退款。2012年7月，被告人退还被害人罗xx人民币12.4万元。
综上，被告人黄xx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退还了被害人的办事花费。被告人黄xx行为不符合刑法上诈骗罪的认定，不构成犯罪。
二、本案中关键证据录音证据的效力是有瑕疵的，法庭应当予以排除； 我国刑法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有罪判决 的案件，证据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做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能排除其他可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全国法院审判会议上，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原则，强调疑罪必须从无。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第九十二条 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附有提取过程的说明，来源是否合法；
（二）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复制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制作人、原视听资料持有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
（三）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
（四）是否写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
（五）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
（六）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具体到本案，律师注意到：
1、此录音证据是由制作单位“韩家所”，制作人“陆xx”提供，内容只有一张名为“现场录音光盘”和被害人罗xx提供的“录音内容文字展现”，没有公安机关加以查证的提取过程说明，和证明来源合法的材料。录音证据的来源合法性有问题。
2、此录音证据只有一张光盘，明显不是录音的原始载体，原始载体是什么？是否有原始载体？公安机关的证据材料里都没有查证说明。
3、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公安机关更是没有任何查证。
4、录音的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公安机关也没有查明。
综上，该份录音证据，完全违反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该证据除了被害人及其家人的陈述和证人唐xx的传来证据外也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九十四 条法庭应当将该证据予以排除。
三、全案证据材料中缺乏必要的书证、物证和知情人员的证言。这些证据是查清本案事实，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必不可少的证据；
本案中被害人罗xx是否筹集72.36万元，是否交付给被告人是本案关键性事实，被害人罗xx也在第二次笔录中说明(证据卷p34-35)“有一部分钱是自己的，也找我的亲戚朋友借了很多……”“是我到处借的钱。”(证据卷p36)“问：你当时交给黄xx的现金37万元是哪里来的？答：都是找朋友借的”
根据上述被害人陈述可以看出，被害人筹集72.36万元不可能是直接从家里拿的现金，不管当时其从银行取钱或找亲朋好友借钱，一定会有当时的银行流水或借款证明，或者借款人的情况说明、借款人的银行流水、借据等证据。被告人黄xx收到这72.36万元后是否存入银行或交付给其他人的证据，公安机关也没有查实。
本案中，缺乏上述关键性证据，仅靠受害人及其亲属的陈述和其他人的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黄xx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黄xx不构成诈骗罪，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谢亮、杨义律师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篇2：无罪辩护词范文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魏国强本人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第一被告魏国强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职责，承担辩护任务。
签于本案的立案背景和社会反响，经过详细翻阅案卷，认真会见被告以及上次和今天两次参加庭审所掌握的情况，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魏国强犯有非法拘禁罪的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交警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已经做出了结论认为李腊英的死亡与魏国强的行为无关。魏国强不承担任何责任，李腊英的死亡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纠纷不大，就是蛋糕压坏了，去了交警部门，也最多就是一个赔偿蛋糕，并不能直接导致她非跳车不可。她自己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就应该有她自己来承担责任。
二、交通费票据我们当时看了，是私人从内地到新疆的。我们对此提出异议，按当时交通事故处理的话。最多只能是三个人，另外法医解剖费，没有国家正式收据，而是一个没有盖章的证明。我们认为这个证据是没有效的。另外死亡补偿费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精神赔偿/补偿，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三、交通费票据我们当时看了，是私人从内地到新疆的。我们对此提出异议，按当时交通事故处理的话。最多只能是三个人，另外法医解剖费，没有国家正式收据，而是一个没有盖章的证明。我们认为这个证据是没有效的。另外死亡补偿费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精神赔偿/补偿，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四、本案是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虽然我们对一审法院宣判魏国强无罪表示赞赏。但是我们也对他又判决魏国强赔偿对方全部经济损失的70%表示遗憾。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判决，既然他无罪，为什么要他赔偿犯罪造成的物质损失呢，当然其中也包括经济损失。因此我们希望二审法庭在处理民事赔偿部分的时候，充分考虑到魏国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起诉。
综上所述，被告人魏国强仅仅是个公共汽车司机，作为一个总共汽车司机，他可能对法律对各方面东西了解的比较少，他在处理这个案件的主导思想是对的，就是去公安机关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他考虑不了那么多，就是说我是应该停下来等待公安机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当到公安机关去解决问题。他对法律法规上是不了解的。那么从社会处理角度来讲，如果不让被告人想那些遭受侵害或者是因为民事纠纷发生权益损害的当事人实施这种救助的行为，那么无疑会给很多的当事人造成一些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第二个就是说，本案被告人本身他的主观目的还是要去公安机关解决矛盾。他跟通常所说的非法拘禁罪还是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情况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与通常非法拘禁罪犯罪构成不太相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第二项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 罪名不符合，不构成犯罪。本辩护意见暂且到此。谢谢!
此致
篇3：浅析无罪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 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 所谓无罪辩护, 是指在1997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前, 基于“有罪推定”理念, 律师进行无罪辩护必须经过集体研究和司法行政部门的批准, 而且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非常短暂, 短短几天内很难发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搜集的证据的瑕疵, 因此律师进行无罪辩护的胜诉率非常低。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 该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理念, 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虽然不能聘请辩护律师, 但是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这大大提高了律师的工作效率, 有利于律师更有效地为当事人辩护。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 律师在无罪辩护中也日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本文主要从律师角度讨论无罪辩护的相关问题。
二、无罪辩护的概念和法定理由
无罪辩护, 是指辩护律师、被告人聘请的其他辩护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根据事实和法律, 提出证明无罪的材料和意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可以作无罪辩护的法定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如《刑法》第3条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刑法》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这里主要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可以进行无罪辩护;在经济犯罪中, 主要要分清民事经济活动和犯罪行为的区别;另外, 任何一个犯罪都需要满足一定的构成要件, 缺乏任何一个构成要件都不构成犯罪。二是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 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职务行为和被害人承诺等。三是《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据此可知,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律师可以进行无罪辩护, 也即所谓的存疑不定罪。
具体而言:第一类, 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根据犯罪构成要件说, 任何一个犯罪必须具备四到五个构成要件才能构成犯罪, 缺乏任何一个构成要件都不能构成犯罪, 因此律师可以从构成要件学说角度进行无罪辩护。同时, 在诉讼实务中, 经常碰到的是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区分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中, 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调查研究, 才能够做到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问题。如果仅仅运用简单的原则来处理、确认复杂的经济问题, 必然会导致不能客观、正确处理我们遇到的罪与非罪问题。经济纠纷应当依照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纠纷, 如果违反国家其他法律规定, 如行政法, 可以按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如果将本属于经济纠纷的案件当作犯罪处理, 将会给当事人及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难以挽回的损失。常见的罪与非罪问题体现在合同诈骗和合同纠纷、受贿犯罪和正常礼尚往来等情形中。因为很多经济犯罪都不但涉及刑法的问题, 还涉及民商法、金融、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所以要求刑辩律师在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 不仅要精通刑法、刑诉法, 而且要谙熟民法、合同法、税法、金融法等等;不仅要精通法律, 而且要有丰富的办案经验, 广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等等。
第二类是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情形。主要体现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职务行为和被害人承诺等。在很多刑事案件中, 当事人虽然实施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但是由于同时具备违法性阻却事由, 所以不构成犯罪。在刑事辩护中, 出现最多的案例是正当防卫抗辩事由和职务行为抗辩事由。《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 属于正当防卫, 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 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负刑事责任。“据此可知, 在正当防卫和特殊正当防卫的情况下, 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 只有在防卫过当的情形下, 行为人才能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辩护过程中, 应当选择正确的辩护方案, 比如, 笔者一本刑辩案例书中看到, 对于黄某某故意伤害案、雷某某故意伤害案、肖某故意伤害案中, 律师们分别从防卫过当、正当防卫和特殊正当防卫的角度进行辩护。虽然存在争议,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辩护理由。对于职务行为与犯罪的区别, 郝某某抢劫案中辩护律师便采取了职务行为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
第三类是证据不足不定罪。这一辩护理由应该是在无罪辩护中运用得较为广泛的一种理由。这是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在无罪辩护中的体现, 当事实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存在疑问时, 宣告无罪, 这可以由存疑时有利于自由 (In dubio pro libertate) 的格言来表示。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 如果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的证明都不能达到使人们消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理所当然只能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或裁定。所以, 任何一项对罪责事实的合理怀疑均应阻碍该有罪刑事判决。张教授虽然讲的是法官的判案原则, 但同时这也是律师进行无罪辩护的重要手段。在典型案例赵某故意杀人案中, 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但是辩护人经过阅卷及相关调查, 在一审和二审当中都进行了无罪辩护, 一审中法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 二审中检察院自觉理亏, 撤回了抗诉。辩护律师的辩护理由主要有:1) 没有任何有效的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投毒的行为, 只有被告人的供述;2) 本案关键性物证毒药“砷”的来源、去向不明;3) 本案还存在众多一点未予查证落实。
实务中控方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疑罪表现为:1、据以定案的某个或某几个证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 即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 如:刑讯逼供和以威胁, 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2、案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加以证明;3、证据与证据之间或证据自身存在矛盾和疑点, 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 无法排除其他的可能性。疑罪是一种法律上的评价。律师办案应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 对控方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推理, 找出疑点, 切断控方证据的证据链。这样, 控方的指控证据将不再完整, 辩方提出合理的怀疑后, 将导致案件指控证据不足。审判机关应严格依据法定程序所允许的范围和方式, 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分析、判断, 从而探知法律事实。在审判机关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形成有罪确信时, 应当宣告并判定被告人无罪。
三、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的选择
美国的审判制度中, 既存在事实审, 也存在法律审, 先由陪审团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然后由法官决定量刑。这就决定了律师在辩护时也是相应地将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分开的。但是我国的审判制度并没有事实辩和法律辩这两个程序, 定罪和量刑在同一程序当中进行, 因此, 一旦律师选择了无罪辩护, 而法院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那么在定罪量刑时可能会忽视对于从轻情节的考量, 对于被告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在实务中, 很多律师都是既作无罪辩护, 同时又对被告人所具有的从轻情节进行阐述。另外, 在共同犯罪的情形下, 让主犯辩护人作罪轻辩护, 第二辩护人作无罪辩护, 这样就能很好的协调各个被告人之间的罪刑关系。笔者认为, 在辩护方案的选择方面, 由于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在实质上是相冲突的, 律师应当侧重进行无罪辩护, 然后假设即使法官不采纳自己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具有的从轻情节。
四、尊重委托人或者被告人的意见
律师在进行辩护的时候, 经常遇到与委托人或者被告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 主要表现为: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 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 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这主要是基于二者认识的不一致, 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有的律师认为自己作为辩护律师有着独立的辩护权, 不受被告人或委托人意见的影响, 因此坚持自己的辩护意见, 导致了委托人或者被告人的不满。应该说, 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诚然,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具有独立的辩护地位, 但是, 辩护律师的辩护权来自被告人或者其亲属的委托, 为了更好地为被委托人服务, 辩护律师必须善处理好与被委托人的关系, 在二者观点产生分歧的时候, 应当尽量说服被告人听取自己的意见。
具体而言, 辩护律师为被告人辩护, 应当征询被告意见, 或将律师的辩护思路与被告沟通商量, 达成共识;律师在开庭前, 应拟出辩护词初稿或重要辩护观点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见, 在法庭调查质证后对辩护词作重大改变的, 应再次叫被告确认后方可呈送法院。也就是说, 律师在进行辩护的各个阶段, 都要与被告人和委托人进行良好的沟通, 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辩护更加顺畅, 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刑事诉讼较之其他两个诉讼更具有高风险性、高难度性和高对抗性。无罪辩护则是刑事诉讼中的重中之重。无罪辩护, 尤其是成功的无罪辩护, 对于众多专心致力于刑辩业务的律师而言, 是一座令人高山仰止, 心向往之的亮丽巅峰。本文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无罪辩护的规定处罚, 讨论了无罪辩护的法定理由, 主要包括不构成犯罪的清形、违法性阻却事由和证据不足不定罪三大法定理由, 这三大理由构成了律师进行无罪辩护的支柱, 同时, 结合刑事诉讼实务, 笔者探讨了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的关系问题和如何处理与被告人或者委托人观点分歧的问题。本文是通过对上述无罪辩护基本问题的探讨, 明晰对于无罪辩护应当注意的问题。当然, 笔者的观点还很不成熟, 请老师批评指正。
摘要：本文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无罪辩护的规定处罚, 讨论了无罪辩护的法定理由, 主要包括不构成犯罪的清形、违法性阻却事由和证据不足不定罪三大法定理由, 这三大理由构成了律师进行无罪辩护的支柱, 同时, 结合刑事诉讼实务, 笔者探讨了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的关系问题和如何处理与被告人或者委托人观点分歧的问题。
关键词：无罪辩护,法定理由,量刑辩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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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史上最牛的无罪辩护
原来，这份报告曝光的是一段宫闱秘史：成帝原本有两个儿子，一为宫人曹氏所生，一为许美人所生，但四五年前，这两个尚在襁褓中的皇子在赵昭仪的蛊惑下，先后被成帝秘密处死。不仅如此，后宫凡有妃嫔怀孕的，赵昭仪也总是想方设法使其堕胎。成帝无子，全拜此女所赐。
赵昭仪原名赵合德，她让成帝神魂颠倒，两人整日如胶似漆，双宿双飞。可某日清晨，成帝起床，正穿着裤子，突然间一命呜呼。一时“民间欢哗，成归罪赵昭仪”，赵合德百口莫辩，只能自杀。
如今事过境迁，解光翻出这一旧案来，矛头直指赵合德之姐——太后赵飞燕及整个赵家。他认为赵合德犯下的是“倾乱圣朝，亲灭继嗣”的大罪，可如今赵家不少人仍享有高官厚禄，令天下人寒心，所以应对他们的罪行加以彻查、严惩。解光的建议得到了朝臣们的一致支持，于是哀帝下令将已封侯的几个赵家人废为平民，家属全部远徙边郡。
然而风波并未就此停息，因为解光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此案还有一个凶手——汉成帝。他不但参与了谋杀亲子的行动，更令人发指的是，许美人之子极可能就是被他亲手掐死的。解光揭露真相的勇气值得钦佩，但他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真相已将哀帝乃至整个皇室置于尴尬的境地。哀帝是成帝钦定的继承人，如果成帝被搞臭了，他又成了什么呢？可是此案铁证如山，面对朝野一片非议之声，哀帝也只能徒唤奈何。
这时，朝议郎耿育打破了这一困局。他上了一封奏书，为成帝做无罪辩护，大意是：先帝因为两个儿子年龄幼小，怕将来主少母壮，会对国家不利，况且先帝深知陛下贤明，一心想把帝位传给陛下，所以他才选择了大义灭亲，这正说明陛下的登基是天命所归。可是先帝的这番苦心却被某些愚昧的臣子肆意曲解，实在令人深感痛心！
成帝杀害亲生儿子，是为了把帝位传给侄子？耿育这话说出来，怕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事实上，公元前8年，成帝才动了传位给侄儿的心思。况且成帝44岁时暴亡，杀子时不过40岁左右。他一直身强体健，何以预见自己很快会挂掉，而使国家落在“少主”手里呢？成帝残杀二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色迷心窍、丧失人性，可是到了耿育笔下，这却成了“远见之明”“忧国之意”，实在是恶心到家了。
然而，耿育这番倒人胃口的谬论，既保住了皇室的面子，也巧妙维护了哀帝的权威。因此，哀帝欣然接受了他的“真相”。赵家那几头替罪羊被赶到边郡后，这一大案就此尘埃落定。两年后，解光获罪，被发配到边郡去了。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这一大案的是非曲直，史家大都三缄其口。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很喜欢以“臣光日”的方式，褒贬一下古人言行。可是，对于耿育这样漏洞百出、大可痛批的奏书，他却只是原文抄录，自己不置一词。直到两百年后，后人注解《资治通鉴》时才加上了一句简评，称“耿育之言是也。春秋为尊者讳，义正如此”。好一个“为尊者讳”！历史上像汉成帝这样的“尊者”层出不穷，这四个字可谓居功甚伟。
在漫长的等级社会中，从来不乏耿育一类“识大体”的人，当真相不利于所谓的“尊者”时，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勇敢地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指黑为白，混淆视听，掩盖真相。耿育为成帝做的无罪辩护，堪称其中的巅峰之作。
篇5：无罪辩护词范文
曾杰：广强律师事务所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编者按：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是选择性罪名，是指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在骗取贷款罪案件中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唯有从金融犯罪辩护专业角度入手，关注行为人是否具有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是否采用欺骗手段，是否提供虚假担保和虚构会计资料，是否骗取银行信贷资金，银行是否受损，相关机构是否属于国家规定的金融机构等，竭尽全力寻找有利于当事人的辩护点。因此律师对相关书证、物证和供述的仔细考察、比对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此类案件中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其工作量无疑是巨大而艰难的，但此种精细化辩护态度逐渐成为当前刑事辩护之潮流所向，被告人、相关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会因为刑事律师的专业、“较真”态度而受益。编者精选截至目前刑事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之辩护词数篇，其中既有名家之大作，也有名气暂时虽不大，但体现严谨态度、值得同行传播、借鉴之佳作。望共同品读，造就雄“辩”之才，为传播精细化办案理念贡献一己之力。
2017年10月05日编定。
目录：
韩冰、董艳国：吕×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6年10月13日）
杨承富、王发旭：蔡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骗取贷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信用卡诈骗罪、挪用资金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5年8月7日）
谢建宏：某市赵先营被控骗取贷款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3年7月30日）
吴之成：曾某某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3年5月31日）
周阿求：华鼎创富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3年4月16日）
陈有西、江庆：曾勇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2年3月26日）杨航远：张春来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1年11月17日）
吕×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吕×亲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韩冰律师、董艳国律师作为其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
庭审前，我们查阅本案所有卷宗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参加了庭前会议，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解封非涉案财产、申请调取证据及通知相关人员到庭作证等。参加了法庭调查，庭审举证质证，询问出庭证人等。
辩护人认为，本案指控存在两方面的重大问题：
第一、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程序问题，包括全部电子数据、全部书证的收集未依法进行，不能做为定案依据，同时存在众多的程序性违法； 第二、存在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实体问题，包括从保理业务、虚构事实、受骗对象、因果关系以及行为性质等几个方面，可以说明如果真有骗取贷款的也不是被告人吕×。
第一部分本案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程序问题
起诉指控的事实用一句通俗的话可以概括为：给银行贷款文件有虚假的，拿到贷款了，贷款没还上，就是骗取贷。这样简单的逻辑关系或许可以成立，但关键需要的是证据。任何案件认定事实依靠的就是证据，法律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采信均有明确的规定；证据应具有“三性”，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
所谓“三性”，即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首先是客观真实性，是指证据必须能证明案件真实的、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作用于人的感官而被留在人的记忆中的，或作用于环境、物品引起物件的变化而留下的痕迹，或由文字或某种符号记载下来，或成为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等。客观真实性是诉讼证据的最基本的特征和要求。其次是关联性，是指作为证据的事实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必须是与案件所要查明的事实存在逻辑上的联系。如果作为证据的事实与待证事实没有联系，不论其是否真实，也不能作为证明争议事实的证据。第三是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由法定机关、法定人员按照法定程序调查、收集和审查。不按法定程序提供、调查、收集的证据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证据的合法性还包括证据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对某些法律规定了特定形式的，不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同样不能成立。
我们之所以要重温这些最基本的证据理论，就是因为本案侦查所取得的绝大部分都无法称为证据，只能说是卷宗材料；检察机关未尽依法审查之责，依据这些卷宗材料指控被告人吕×骗取贷款。对此，我们就非常有必要按照法律规定对证据“三性”的基本要求，说明这些卷宗材料在审判中应当作为不能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瑕疵证据。
一、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
证据的合法性和瑕疵问题都是案件审理必须重点查清的，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不是无理取闹，提出证据瑕疵也不是纠缠细枝末节。案件审理应当坚决摈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错误思维。加之本案存在的诸多程序违法，足以构成“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程序问题。
支撑本案指控最基础的主要涉及电子数据、书证两大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当中，对辩护人提出的这些电子数据、书证在收集、固定，与证明指控事实关系等各个方面的质证意见，无一能够做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反驳。充分说明这些卷宗材料属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公诉方以此作为支持指控的依据，导致张冠李戴，以偏概全。
（一）关于言词证据的排除问题
在本案庭前会议上，辩护人提出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调取证据清单，对于涉及被告人吕×供述笔录，虽没有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提出申请（鉴于会见沟通时被告人对侦查机关心有余悸），只提出了供述笔录存在的需法庭关注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公诉方认真加以对待。
但在第一次庭审时（2016年6月22日），公诉方针对被告人吕×的所谓“翻供”，宣读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笔录；对此，辩护人提出了七十一次提讯、只有十份供述笔录（见附件1），特别指出看守所将吕×送医院检查、确诊其身患重病，侦查人员仍然在其乘坐轮椅情况下进行了六十一次讯问（最长时间从早8时至晚20时），却没做任何笔录，辩护人就此申请对被告人吕×的供述笔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后来经长时间休庭、侦查人员以种种理由不出庭接受质证且不出具任何书面说明，造成法庭审理的拖延，经征得被告人同意而撤销该项申请。
在此辩护人需要指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虽属于被告人（包括辩护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条的规定，法庭对非法证据排除也是一项义务[1]。因此，对于被告人吕×供述笔录能否作为合法取得的证据使用，合议庭应予严肃认真考虑。
（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其他规则
《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包括言词证据、物证和书证等两大类，并且对每类证据排除的不同条件做了具体的规定。但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只要不是法律规定例举的情形就不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事实上，在司法实践当中，非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多种多样；因此，从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角度，还有其它应当适用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1、证据存疑排除规则
就被告人吕×第一次供述笔录举例,《拘留证》（侦一卷P7）显示，吕×于2015年3月27日15:30被拘留（吕×签字），17时被LYG市看守所收押（由看守所警员刘××签字接收入所），同日16:30-17:50的讯问笔录（侦二卷P79）记载讯问地点为LYG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该笔录时间段内，17时之前或许在经侦大队，但17时之后一定在看守所内，吕×不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点。这是显而易见的矛盾，应当由侦查人员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而现在公诉机关未举证证明。这就是存疑证据应予排除的。
2、证据证明力排除规则
“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七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辩护人向法庭提出了十余人出庭作证的申请，这些人包括，一类是侦查机关制作过询问笔录，但证言与其它卷宗材料不一致，不能相互印证的；尤其姜×、邹××、程×等办理贷款过程参与度高，对认定案件事实认定非常重要的证人（在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之前，侦查机关居然没有对姜×进行取证）；另一类是侦查机关没有取证，但对于认定案件事实性质至关重要的，主要涉及提供过桥资金的公司或个人，说明姜×明知XG公司、OB公司经营情况和还款能力，却组织过桥资金并制作银行内部虚假的批准文件。但姜×却证明过桥资金只是为被告人吕×介绍的，是吕×自己联系的；事实上，这些提供过桥资金的公司或个人，没有一个吕×认识的，也没有一个是吕×联系的。但对此项申请，合议庭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而不予批准。辩护人认为，查明该项事实直接关系到本案性质的认定（其后详述）。
3、程序违法排除规则
“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在勘验、检查、搜查过程中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笔录或者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大量的电子数据、书证调取存在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予排除（存在的具体问题其后详述）。
4、附条件的瑕疵证据排除规则
4.1“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对物证、书证的来源、收集程序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依据程序违法排除规则和附条件的瑕疵证据排除规则，本案全部电子数据、书证均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存在的具体问题其后详述）。
4.2“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本案全部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均没有侦查人员的签名，同时也没有补正或合理解释，也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公诉人反驳质证意见，认为在格式笔录首部填写姓名就是签名，辩护人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讯问笔录上所列项目，应当按照规定填写齐全。侦查人员、翻译人员应当在讯问笔录上签名。”据此规定，“填写”和“签名”显然不是一回事。对笔录签名不仅是一个在笔录当中的位置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笔录内容取得的真实性、合法性的一种确认方式。如果按照公诉人的理解，让犯罪嫌疑人、证人在笔录首部签名，那岂不是以下的内容可以随意由侦查人员书写了？ 综上，辩护人从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几个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本案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个主要问题。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有些问题可能司空见惯，但不是存在就是合理的，更不是存在就是合法的。只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侦查、收集调取证据，才能符合最基本的程序公正的要求。
二、关于本案电子数据所存在的问题
由于本案起诉指控依赖于大量的电子数据、书证，所以，非常有必要专门就涉及该方面的问题分别说明具体的辩护理由。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八类证据，电子数据属于其中第（八）项。对于电子数据作为证据，《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以及在本案审理期间刚刚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年9月20日，以下简称“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都对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审查判断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等诸多方面做了具体的规定。综合本案电子数据收集、调取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具体理由如下：
（一）电子数据的范围
“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一条对电子数据规定了定义和范围，即“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电子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电子文件：„„
（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四）文档、图片、音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当中所有的银行贷款文档资料、电子邮件、第三方提供的查询电子文档打印件等均属于电子数据，其调取、固定等必须符合作为证据使用的要求。
（二）本案电子数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1、收集不符合客观、全面的规定
1.1“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二条规定了收集、提取及审查判断的原则，即“侦查机关应当遵守法定程序，遵循有关技术标准，全面、客观、及时地收集、提取电子数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围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审查判断电子数据。”本案侦查机关收集与指控事实相关的两笔贷款电子数据，银行作为发案单位理应积极配合；银行贷款档案应为系统性存储文件，侦查机关要做到全面、客观收集并不难。然而公诉方举示的该类电子数据的打印件，却存在大量的页码不连贯、顺序颠倒、序号颠倒、附件不全、手工改写添加、文件重复、文件类别混乱等等不一而足（见附件统计表2[1-5]）。这些现象说明，要么是银行文档保存不全、不规范，要么就是人为进行挑拣，甚至都无法证明完整的一项贷款过程。而公诉人在法庭上多次强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又说不出哪些材料是证明哪些事实的，所以在法庭举证时，干脆将所有电子数据卷宗一起端出来给被告人查阅、质证。
1.2辩护人申请调取银行客户经理刘×、程×与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岳××、邹××的往来电子邮件，得到法院许可，调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查清银行工作人员为起诉指控的两项贷款提供了哪些文件，指导制作了哪些虚假的或不符合规范的文件。但侦查机关既不到双方邮箱服务商的服务器调取，也不在LYG当地LY支行调取，而是舍近求远跑到北京向岳××、邹××调取；搞不懂这是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还是搜查（不是该二人主动向侦查机关提供的）。公诉方在法庭上补充举示的，是侦查机关从该二人自用的电脑、已经清理过的邮箱当中提取的很少一部分打印件。该二人证言显示，银行办理贷款的客户经理刘×、程×直接或间接通过邹××向被告单位财务人员岳××发送了大量贷款所需的空白文件（或可直接打印盖章的文件）。侦查机关如果全面、客观收集这些电子数据，即使不到邮箱服务商处调取，至少也应该从银行、被告单位两方面调取进行比对。
2、收集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规定
2.1“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二部分“电子数据的收集与提取”第七条规定：“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这应该说是收集和提取电子数据基本的程序要求。但本案所有银行电子数据收集、提取，均没有任何符合该项规定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任何一份电子数据打印件有侦查人员签名，也没有显示“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的，更没有说明侦查人员是按照什么“相关技术标准”提取的。
2.2“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无法扣押原始存储介质的，可以提取电子数据，但应当在笔录中注明不能扣押原始存储介质的原因、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或者电子数据的来源等情况，并计算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
（一）原始存储介质不便封存的；
（二）提取计算机内存数据、网络传输数据等不是存储在存储介质上的电子数据的；”本案所有的银行贷款电子数据档案，没有说明这些存档文件的原始存储介质在何处，这些电子数据是从哪个存储介质提取的。
3、调取不符合法定手续的规定
“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调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调取证据通知书，注明需要调取电子数据的相关信息，通知电子数据持有人、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有关部门执行。”在本案卷宗材料中未见一张《调取证据通知书》，同时，也未依据该规定第十四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笔录，记录案由、对象、内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并附电子数据清单，注明类别、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验值等，由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无法签名或者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有条件的，应当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但本案当中所有电子数据的调取过程，既未有见证人的任何记载，也没有调取过程的任何记录；除了在银行电子数据打印件上有“江苏银行LYG分行风险合规部”印章之外，没有提取时间、地点、方法等任何记录，也没有侦查人员、提供人签字。
（三）对本案电子数据审查判断
1、“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四部分规定了对“电子数据的审查与判断”，在第二十二条的审查要求中，“对电子数据是否真实，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在原始存储介质无法封存、不便移动时，有无说明原因，并注明收集、提取过程及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或者电子数据的来源等情况；
（二）电子数据是否具有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特殊标识；
（三）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是否可以重现；
（四）电子数据如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的，是否附有说明；
（五）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证。”依据该项规定，本案侦查机关提取的所有电子数据显然都不符合。
2、该规定第二十三条对完整性审查规定为，“对电子数据是否完整，应当根据保护电子数据完整性的相应方法进行验证：
（一）审查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封存状态；
（二）审查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查看录像；
（三）比对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
（四）与备份的电子数据进行比较；
（五）审查冻结后的访问操作日志；
（六）其他方法。”本案侦查机关所做的电子数据调取根本不符合完整性审查的最基本要求。
3、该规定第二十四条对合法性审查的要求是，“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合法，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二）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附有笔录、清单，并经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没有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是否注明原因；对电子数据的类别、文件格式等是否注明清楚；
（三）是否依照有关规定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是否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
（四）电子数据检查是否将电子数据存储介质通过写保护设备接入到检查设备；有条件的，是否制作电子数据备份，并对备份进行检查；无法制作备份且无法使用写保护设备的，是否附有录像。”本案侦查机关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完全不符合该项合法性的要求。
综上，辩护人依法指出本案电子数据方面存在的上述极其严重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法庭应该严格依据“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进行审查，即“电子数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或者无法确定真伪的；
（二）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影响电子数据真实性的；
（三）其他无法保证电子数据真实性的情形。”据此，对于本案当中所存在的不符合法律规定、影响法庭客观、公正查明案件事实的所有电子数据均应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三、关于本案书证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本案绝大部分书证都是复印件，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发案单位LYG分行银行提供的，第二部分被告单位财务岳××提供的，第三部分从其它第三方调取的。辩护人必须指出，本案所有书证均不符合法律基本规定的要求。
（一）不符合客观全面收集的要求 “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六十九条，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的内容第（五）项规定，“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否全面收集。”全面，就是既要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也要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而不能人为进行筛选。然而，本案侦查机关对于大量的过桥资金相关事实根本不进行调查取证，从银行调取也只有CD公司提供过桥资金的进账单，没有其它公司或个人的进账单。其它卷宗材料显示，这些过桥资金要么通过XG公司、OB公司归还，要么通过其它渠道归还。对于银行账户的查询，也只是与被告人吕×相关联的XG公司、OB公司、DZ公司等，而对于提供过桥资金公司即个人账户未见查询，对于提供过桥资金获利的情况不进行调查，若属于骗取贷款赃款的话，未见查封、扣押、冻结等任何措施。
（二）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
“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六十九条，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内容第（一）项规定，“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与原物、原件相符，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和签名；”本案当中所有书证的收集均不符合这些最基本的要求。要么只有盖章无人签字，要么盖章与落款单位名称不一致；而且所有书证均不符合“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和签名”的基本要求。
（三）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九十五条二款，认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辩护人认为，本案书证所存在的问题的确“可能严重司法公正”。本案作为以大量电子数据、书证支持指控的案件，较之言词证据而言，电子数据、书证取得的客观、合法性应当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的贷款资料，LY支行均没有给XG公司、OB公司原件或者复印件，这些文件是否被删除、修改不得而知，侦查机关也没有核对原件与复印件的任何记载；甚至吕×都有在空白文件上签字、盖章的情形；加之再以银行组织的过桥资金还贷、银行受托支付自行变更等，对这些贷款相关原件真实性的审查则愈发重要。而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不能证明其收集的客观、合法性，显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见附件3）。
四、本案存在的其它程序问题
本案程序问题可谓俯拾即是，从受案到立案，从侦查到补充侦查，难以找到没有程序违法、程序瑕疵或符合法律要求的。
（一）关于立案侦查
1、“公（经）受案字[2015]99号《受案登记表》”显示的接报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晚17:41分，记载2015年3月11日就接获报案，但整个卷宗材料中未见案件受理登记，也没有报案材料；接报民警为霍×、尹×，报案人为欧×，没有该报案人身份记载，没有接案笔录。接报地点为LYG××区××南路90号（经查为交警队所在地）。
2、《受案登记表》的受案人为LYG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一大队，受案民警金×、魏×（就是后来本案的侦查人员），受案意见一栏为“尚不能确定此案件是否立案和管辖，建议初查”，受案审批也是“初查”。然而，就在当日又有“公（经）立字[2015]82号”LYG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只有六个多小时，侦查机关居然就完成了从初查到立案的过程。
3、既然3月26日才决定初查，卷一P64材料却显示，2015年3月3日16:28:26侦查机关就已经对XG公司、OB公司调取工商档案，还取得了税务机关作废发票的说明文件。也就是说，在报案人报案之前（3月11日），侦查机关未办理初查法律手续就已经开始侦查了。
4、根据前述《受案登记表》记载，2015年3月26日侦查人员晚上建议初查，马上又办理了《立案决定书》，但卷宗中未见立案、拘留等呈批手续；更诡异的是，当天晚上仅隔了不到四个小时、开着银行提供的车辆疾驰七百余公里、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在北京首都机场由两受案人金×、魏×就抓获了被告人吕×。抓获之后不是连夜赶回LYG，也没有在北京当地借押，而是住在机场附近的宾馆。次日才从北京驾车返回LYG，直至下午15:30才对被告人吕×办理拘留手续（卷一P5《抓获经过》、P6《发破案经过》）。这不是突发的现案，LYG公安人员就敢没任何手续在首都机场抓人？！以上情况，要么说明《受案登记表》所记载的情况是不真实的，要么是立案未履行合法的手续，要么抓人的时候没有拘留手续（甚至没有拘传、传唤手续）。侦查机关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侦查机关的办案点就设在发案单位办公楼内，使用的是发案单位交通工具，侦查机关实际上就是利用公权力为发案单位追债，就是在办私案。在他们看来，法律手续不过只是形式而已。
（二）关于调查取证
1、侦查机关从2015年3月26日立案，到3月27日对被告人吕×拘留，至4月24日改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再到8月6日提请批准逮捕，从卷宗材料当中看不出这个过程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活动。从提请批准逮捕（共三卷，525页）与移送审查起诉材料相对照（前三卷，549页），除了对BL公司人员调查之外（7月30日），其它包括9月6日对岳××、刘××等相关证人调查、查封与案件无关的房产（9月9日）等都是在批捕之后进行的。我们不知道525页三卷的报捕材料都有什么，但比对之后，从页码到材料顺序等，都看得出来进行了人为的调整。哪些材料被抽掉了，哪些材料报捕之前根本没有，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依据的材料都有哪些？
2、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从初查开始，到立案之后的侦查及批准逮捕之后的继续侦查，都应该通过卷宗材料记载和反映。虽然报捕与起诉的证据要求有所不同，但随着侦查工作的持续进行，应当获取更多的证据而不是相反。本案侦查所反映的情况却是除了大量的提讯之外，并没有更多收集的证据。对被告人吕×提讯了七十一次，有讯问笔录十份；监视居住期间既没有提讯记录也没有讯问笔录。侦查机关为什么这么做呢？答案就是：根本没有进行其它侦查工作，“提讯”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被告人吕×提供通讯条件便利，联系外界帮忙还款。卷宗材料显示，从4月10日至7月10日一共归还了620万元（其中500万元是被告人女儿抵押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如果是骗取贷款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只能按照贷款资金的流向，采取查询、冻结等法律允许的措施去追赃。现在620万元直接归还到贷款账户，而没有按照赃款移送的程序办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受案、立案、强制措施以及其后不合法地调取证据等等发生的原因，这些都说明了侦查机关从一开始就是利用羁押被告人为银行追债，先拘留再监视居住，最后在追债无望的情况下才匆匆报捕。所以这就印证了，为什么从案件初查、立案及批捕之后继续侦查，到审查起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再到审判阶段的两次补充侦查，侦查机关始终就拿不出像样儿证据的原因，说明他们不是在依法调查取证，只是抓了人没追回钱就不能放，继续拿材料凑数而已。
（三）未依法告知被告人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侦查机关于2016年3月14日对刘××签字笔迹做出鉴定，但没有依法将鉴定意见告知被告人吕×，当然也就不存在告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诉讼权利。事实上，直到9月法院审理阶段，公诉机关以补充侦查为由，才将该项鉴定意见提交。如果说侦查机关是违法的，公诉机关是又一次违法。这实质上就是在剥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辩护人从电子数据、书证以及程序方面所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问题，说明本案侦查活动从何开始、如何开始的，都颇为混乱，其后侦查活动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就不难得出结论，本案侦查机关并不是依法进行侦查，只是在为银行相关人员开脱责任，在利用公权力为银行服务。
第二部分本案存在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实体问题
本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宽泛的欺骗概念来解释特定行为发生原因的错误指控，即认为有被告人实施的虚假行为，该虚假行为就是骗取贷款的结果。除了前一部分所述的程序问题之外，我们有必要单独就本案实体问题展开辩论。为了说明问题的便利，我们可以从保理业务的概念入手来进行。
一、关于保理业务
国内保理业务，也叫应收账款融资，就是公司将应收款项通过银行审核后，转让给银行提前获得资金的业务。根据不同的类型可分为买断型保理业务和回购型保理业务，本案属于回购型保理业务。保理业务银行的审核重点是债务人的还款能力。为了更好解决本案的实体问题，我们有必要说明买断型保理业务与回购型保理业务的一些简单的区别。
（一）买断型保理业务对相关应收账款承担全部或部分买方商业信用风险，是指买方不能履行付款责任时，银行也必须按其确认的保理额度向卖方支付全额保理款项。回购型保理不承担买方商业信用风险，约定在应收账款债权不能如期足额回收时，由卖方负责等额回购或置换，银行保留对卖方的追索权。两种保理业务均适用于有流动资金需求、基于真实贸易背景而产生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只是作为买方承担风险的方式有所不同。
（二）申请办理回购型保理业务应具备的主要条件为：
1、买卖双方均为独立法人，经营规范，财务制度健全，现金流充足，卖方有较强的回购和偿债能力；
2、企业运行良好，产品销售渠道畅通且销售量稳定增长；
3、履约能力及履约记录良好，没有不良融资记录；
4、必要情况下可要求卖方提供其他担保等。
本案涉及的回购型保理业务，显然也是LY支行对XG公司、OB公司综合情况判断之后同意采取的融资方式。那么就有必要从银行及银行相关人员办理保理业务过程中的行为来分析本案的性质。
二、关于虚构事实
骗取行为是欺诈类犯罪所共有的特征。刑法一般理论而言，“骗取”与“诈骗”的客观特征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即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于错误的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对权益作出处分。因此先要看有无欺骗的对象，再看有无受骗的事实。也就是说，即使存在欺骗行为，但没有使对象陷入错误认识，就不存在欺骗；反之，对象虽有错误认识，但没有基于错误认识而做出处分，也不能成立欺骗。
具体到本案，如若成立骗取贷款，其基本逻辑结构应为，被告单位、被告人吕×实施了欺骗行为，使LY支行和/或相关工作人员陷于错误认识，因错误认识向被告单位发放贷款，使LY支行造成重大损失。
那么，这样的逻辑结构是否成立。当然不能。我们可以借用一个控制系统概念来解释，就是没有形成闭环。这种闭环在本案的语境下应该理解为，只是由于被告单位、被告人吕×实施了欺骗行为，才使得银行做出错误的处分决定。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起诉指控的虚假材料都包括哪些：一是财务报表，二是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是应收账款做质押。我们需要先说这三方面文件是不是虚假，再说是不是这些虚假使银行陷于错误认识，最终看是不是由于这些虚假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处分决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的问题，就是跟被告人吕×有什么关系。
（一）虚假的财务报表如何形成的
1、公诉方始终没有明确财务报表的虚假到底指什么？是财务报表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还是与税务机关报表不符。对此，我们没有看到公诉方提供第三方诸如司法会计鉴定等方面的证据，以说明财务报表虚假的情况。虚假的成分有多大，是足以影响银行对企业真实情况的判断，还是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些公诉方都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只是一句话：财务报表虚假。
2、在公诉方的卷宗材料当中所看到的是零散的、不符合书证要求的复印件，当然还看到更多的是邹××、岳××等人提供的、银行工作人员指导被告单位的财务人员按要求“制作”报表的证言。之所以说是“制作”，是因为这种指导已经非常具体，银行的客户经理通过电子邮件或其它方式，直接与财务人员沟通或通过邹××转达，包括资产负债率不能高于多少、流动资金总量不能少于多少等等。如果借用岳××的话说，就是银行需要报表“漂亮”。这个漂亮的意思当然不是“天生丽质”，而是经过“整容”的。
3、如果说这些财务报表是虚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吕×要求做的，相反有证据证明是银行帮助“制作”的。岳××多次证言，所能证实的并未受到被告人吕×的指使，而是开始通过邹××转告银行方面的指示，后来就是银行客户经理直接对其进行指导。在现实当中这种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的，但不能因为普遍，就不区分虚假的由来，不能就此做出银行人员当然免责的法律评价，也就不能成为将这种行为的结果概由被告人承担的理由。因此，公诉方指控财务报表虚假，是被告人的行为显然于法无据。
（二）虚假增值税发票是如何形成的
公诉方指控增值税发票为虚假，但是否可以据此认定这是骗取贷款的手段呢？并不能。
1、这些发票作为贷款文件的组成部分，在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就向银行提供，显然要求所谓真实贸易背景不过是银行的一种说辞而已。作为回购型保理业务的特点之一，就是交易借助银行融资来完成。XG公司、OB公司作为银行对应的债务的卖方，如此大额的交易，如果自有资金可以完成，就无需采取保理融资了。
2、对被告单位的交易对手XD公司和BL公司，由LYG分行和LY支行共同做了核保，当然只不过是走一个核保的形式（LY支行原副行长丁××出庭作证可以证实），因为LY支行尤其是行长姜×非常清楚，贷款之后的资金流向何方。所以，只能说涉及的增值税发票在银行来说只是一个形式的要求，与程×证言所证明的对文件审核只是形式的道理是同样的。
3、本案卷宗材料显示，涉及增值税发票只是发生在邹××与银行之间，与吕×无涉；虽然邹××证言是受被告人吕×指使，但从发票开具过程、使用到作废的整个环节，除了邹××自证之外，没有其它对吕×不利的证据支持。邹××证言称，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后，他给被告人吕×打电话问银行要增值税发票怎么办，显然，是邹××将开具发票与签订借款合同时间倒置了。从侦三卷的材料看，虽然“增值税发票清单”列表文件没有显示时间，但2014年8月8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附件已经列明，增值税发票作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之前已经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清单附件；也就是说，那些根本没有吕×签字的、只是加盖公司印章和吕×手章的所有合同。这些无意中暴露出来，这些增值税发票都是邹××背着吕×配合LY支行运作贷款所为。这些贷款的多少跟吕×无关，并不是吕×使用贷款，而是银行行长姜×在使用。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这些增值税发票虚假，要承担责任的也不应该是被告人吕×。
（三）虚假应收账款质押是如何形成的
应收账款质押作为保理业务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银行需要把握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当然回购型保理业务本身就是银行规避风险的方式），对此，被告单位的交易对手XD公司和BL公司提供了银行认可的材料。
1、LY支行对于在该行开户、并有四、五千万元存款的XD公司公司核保，XD公司公司总经理刘××向银行核保人员（丁××在法庭作证说是“审核”）证明与XG公司的交易真实，只是银行人员没有实地查验货物，也没有审核XD公司公司的财务账目；事后刘××又当着银行人员的面（2014年10月22日在北京裕龙大酒店）签订了应收账款《征询函》，认可与XG公司有六千余万元的应付款。至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特定）》刘××签字和公章的真假，属于本案并未查清的事实。公诉方出具的对刘××签字笔迹的鉴定意见，也只能说明与刘××签字不一致，但这个结论也不能反过来证明被告人吕×作假；至少可能存在：一是刘××许可别人代其签字，二是XG公司方面有人假冒刘××签字，三是银行方面有人仿冒其签字，四是刘××本人故意改变签字方式。因为，不符合逻辑的一点就是，刘××当着银行人员的面都确认的，为什么背着银行又不承认呢？所以，如果应收账款质押是虚假的，没有证据证明吕×指使作假。
2、对于应收账款质押是否虚假，LY支行在向LYG分行报送的《最高额抵（质）押项下财产查询承诺》、《质押物查询承诺》以及《授信业务质押核保书》等相关文件上，均由客户经理和行长姜×共同签字确认。也就是说，LY支行已经向LYG分行承诺查询是真实的，抵（质）押物是存在的。这难道是吕×骗银行吗？显然不是，是LY支行在欺骗LYG分行。LY支行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过桥资金是LY支行行长姜×组织的，新贷下不来，他无法偿还过桥资金。所以，对于应收账款对应的抵押物是否真实存在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这些新贷必须如期返还给提供过桥资金的公司和个人，也包括姜×控制的CD公司。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这些新贷只能用于偿还过桥资金，方法就是，银行办理的是受托支付，主动权掌握在银行手中。正如姜×证言所述，“银行放的是受托支付资金，先放到贷款人贷款账户上，这是银行控制的，然后打到其贷款资料中交易对手账户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姜×只说了一半，所谓“打到贷款资料中交易对手的账户上”，也还是要还到过桥资金的账户上，因为银行手里还掌握着《支付审核意见表（变更）》（见附件4）。
3、还要特别指出的一点，通过对第三卷贷款文件的统计，共有主要文件68份（不包括附件文件），其中吕×签字只有5份，姜×签字的17份，其它均是XG公司公章和吕×手章，或LY支行/XG公司盖章、吕×/姜×手章，而没有签字人。这说明了至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些文件无需吕×同意，LY支行跟邹××就可以搞定了；但侦查机关对此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现有材料直接反映的，就是王××在银行办理OB公司签署文件的过程，就是在邹××参与下，跟LY支行的客户经理程×在银行办公室一起做的。这些并非吕×指使。二是签署这些文件所需要的印章，没有一个掌握在吕×手中，要么是邹××掌握，要么是王××掌握。所以，从这些文件签署过程来看都只是一种形式，都是银行或者准确地说根据姜×的需要签订。举一例说明，OB公司5152帐户1000万贷款的流向：OB公司5152账户19:40分→XG公司1087账户—19:42分→CD公司—19:45分→OB公司2127账户；19:40分至19:45分，五分钟内的三入三出；此时不是银行对外营业时间，这些转帐只有银行内部操作才能完成（侦七卷）。
4、应收账款质押是不是虚假的其实不重要，因为贷款的真实用途就是偿还过桥资金。在签订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第一条第16款明确规定了“应收账款回购”，这个条款无疑是银行方面的保底条款，是风险控制条款；规定了“应收账款回购：也称应收账款反转让，是指出现本合同约定的情形时，甲方有义务按照约定的回购价款无条件向乙方回购其已经转让给乙方（应为甲方）的应收账款，在甲方对乙方的回购义务履行完毕后，乙方将已受让的应收账款转回给甲方”。就是说，XG公司虽然将应收账款转让给LY支行，但如果LY支行不能顺利实现时，XG公司还要回购该项应收账款；再进一步说，就是LY支行代XG公司向XD公司支付了货款，当XD公司违约时XG公司还要承担回购义务。这一条款的锁定，当然可以让姜×有恃无恐了，通俗地说，反正任何条件下风险都不是银行承担的。即使一分钱没有给到XG公司，还款的责任也还是在XG公司。
事实上，本案当中的虚假材料远不止公诉方指控这三项（财务报表、增值税发票和应收账款）；若没有2014年7月10日LY支行报送、7月14日LYG分行批准的《再次用信审查审批表》，及其后从启用授信到办理贷款的一系列虚假文件，加之银行系统内部对贷款资金的操控，仅凭那三份文件是不可能完成贷款的。所以从实质上讲，XG公司所虚构的事实，是银行为完成贷款最无关紧要的，若没有银行内部为返还过桥资金的操作，根本无法形成闭环。
三、关于受骗对象
有欺骗必须有受骗这一基本的逻辑结构已如前述，在此，我们就需要来解决本案当中何人受骗、受了谁的骗的问题。
（一）LY支行是否受骗
LY支行支出了七千余万元贷款没有收回，这是事实。但这是因为受被告人吕×的欺骗吗？当然不是。我们之所以一再提到过桥资金，就是因为本案卷宗材料显示，指控的七千余万元当中的五千余万元直接或间接偿还了姜×组织的过桥资金。公诉人认为，姜×是个人行为，不代表银行。辩护人认为，如果姜×为XG公司从其它银行或金融机构借贷而解决过桥资金，当然是个人行为；但本案作为行长的姜×，解决的过桥资金是偿还被告单位在该银行的前项贷款，新贷也是由银行内部操作直接或间接还给提供过桥资金的公司（或个人）了。这怎么能说是姜×的个人行为呢？行长作为LY支行代表人（或负责人），在贷款业务中具有管理和决策权，其意志显然代表和反映的是LY支行的意志，而不是其个人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是否受骗，当然要看姜×是否受骗，受了谁的骗。虽然按照其证词，受了吕×和刘××的骗，是受了吕×和李××的骗，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
1、OB公司贷款3500万元是还旧贷新，从行长姜×签署同意给LYG分行报送的《授信启用/发放申请表》来看，OB公司运营正常，虽然分行风控人员做了明确的风险提示，但姜×依然组织了偿还前项贷款的全部过桥资金。在向LYG分行报送了各项虚假的审批手续之后，这些贷款如期都归还了过桥资金的提供者。
2、虽然被告单位与LY支行办理了一系列贷款手续所要签署的文件，但这些文件背后意味着什么姜×也是心知肚明的。这些新贷款的唯一流向只有一个，就是偿还过桥资金，绝不可能用于贷款申请文件的项目。所以，那些财务报表、增值税发票、应收账款转让等，不过都是名义而已。
3、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吕×签字的都是围绕授信有关的文件，而贷款文件的签署则只是使用吕×的手章。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真正涉及贷款和放款的文件，既不需要吕×签署，也不需要给被告单位，甚至吕×都不知情。只要银行以该两公司名义拿下贷款就是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说LY支行受骗，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LY支行工作人员是否受骗
在本案指控的两项贷款当中，银行的客户经理等是具体工作人员，在办理被告单位的贷款过程中，这些工作人员有谁受骗吗？当然没有。
1、客户经理刘×、程×都指导被告单位制作银行所需要的文件；程×只因没有看到李××签字（OB公司交易对手BL公司副总经理），就自行决定由王××到LY支行来当面盖章、签字；在《授信业务质押核保书》在“核查结论”一栏自行写下“现场核保，面签面盖”；而且连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应收账款受让通知书》等都在同一时间完成。这是受骗吗？
2、《授信启用/发放申请表》显示（侦三卷P158），申请“授信批准敞口额度4500万元”，这个表是办理单笔贷款时填写使用，LY支行为“业务发起机构”，注明“本表填写日期为授信条件落实（合同签订）后，放款前任一天（含当日）”，业务经办、业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程×、丁××（副行长）、姜×（行长）依次签字了。但“本次授信敞口额度”却为空白，意思就是说，该项贷款金额多少没填写。这又是谁在骗谁呢？如果被告人吕×在欺骗，至少也应该知道骗多少吧？如果说银行受骗，也应该知道被骗多少吧？
综上，公诉方依靠这些漏洞百出的卷宗材料提出指控，依靠这些材料说银行受被告单位、被告人吕×欺骗了，居然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四、因果关系
本案公诉方指控被告单位提供虚假材料是“因”，银行被骗是“果”。我们知道，刑法因果关系，是为了确定危害社会的结果是由谁的行为造成的，为结果责任的认定提供客观基础。“刑法因果关系并不关注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否符合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注重的是在具体案件中，当某一特定的危害结果发生时，到底有哪些人的行为或事件对结果的发生起了作用，起了多大的作用，行为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等。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实际上是一门经验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更多依赖的是社会经验法则，而不是抽象的理性思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规则》魏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通过以上从程序和实体几方面的问题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实际上，我们已经对本案的因果关系有些比较明确的认识，至少可以得出，如果本案构成骗取贷款罪，欺骗行为与被骗结果的因果关系与起诉指控是完全不同的。
（一）何“因”成“果”
本案在解决了谁虚构事实、谁欺骗了谁的基本问题之后，同时也就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公诉方所指控的虚假财务报表、增值税发票、应收账款质押等等并不是本案的“因”。对于专业从事银行业务的姜×来说，被告单位的经营状况是否符合贷款的条件，其判断绝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偏差；也就是说这个“因”形成不了这个“果”。那么，什么才是本案的“果”发生的“因”，通过审理不难得出结论，真正的“因”不过是姜×不能让XG公司、OB公司前项贷款产生逾期，为完成贷款的同时再完成存款业务，而利用被告单位的虚假文件，与客户经理刘×、程×等人配合制作了一系列虚假的或利用银行内部管理权限完成的贷款业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借被告单位名义完成该项贷款业务的“因”；所以XG公司、OB公司在这个“因”与所谓骗取贷款之间“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从这个“果”寻其“因”的话，不能得出被告单位、被告人吕×骗取贷款的结论。
（二）一“因”一“果”
在本案涉及的回购型保理业务中，借款人与银行之间是一种平等民事主体的交易行为，当事人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作出的处分，并不是必须刑法做出评价和干预的。即使造成了损害结果，也并不必然得出骗取贷款的结论，其完全可以依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的约定，要求被告单位回购其债权。在民法领域也有合同欺诈，银行没有也不应该有高于对方当事人的优势地位，尽管刑法规定了骗取贷款罪，但银行与其工作人员都未受骗的情况下，刑法的因果关系显然不成立。说到底，本案所涉事实至少说明了一点，LY支行同意授信贷款并最终放贷，不是仅凭相信一个财务报表、一份购销合同的，LY支行在所有审贷环节所表现的高速决策（都是一天内完成所有放款必须的手续），甚至连实地核保环节也是自欺欺人，怎么还不了贷款就成了被告人吕×一个人行为的结果了呢？
在司法实践中涉及骗取贷款案件，大多可能表现为银行工作人员未按操作规程办事，未能尽职尽责等等，对此一般按照失职处理。但一般情况并不代表普遍，更不能作为处理此类案件的标准化模式。上述问题，我们从社会经验角度来分析，如果说银行还是失职的话，那不知道什么才叫故意了。什么才是刑法的因果关系。
五、行为性质
公诉方起诉指控被告人吕×作为XG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OB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本案骗取贷款承担责任。就案卷材料显示的情况看，对这种对行为性质的认识过于表面化了。
（一）贷款是主体究竟是谁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这个问题并未从跟不上查清。如果仅从银行贷款档案显示的文件看，贷款主体就是XG公司、OB公司，但实际上确切地说，应该是以该两公司名义所做的贷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这个问题。
1、民营企业贷款难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但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形，所有贷款手续的办理几乎都是一天完成，客户经理不到现场，就写上“实地查验、面签面盖”；没有核实质押物，就向上级银行出具查询承诺、《授信业务质押核保书》（三卷55页）、《授信启用/发放申请表》（三卷56页）；在全国钢铁、焦炭等物资市场全面低迷情况下，却向上级银行提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江苏银行再次用信审查审批表》（2015年7月10日，但在此之前却在组织过桥资金偿还前项贷款，制造提前还款的假象）。LY支行这样做是为了XG公司、OB公司的经营急需吗？当然不是，是在利用其名义解决收贷、存款再放款等一系列自己的经营业绩；当然，在此过程中，就需要该公司配合提供贷款材料。这是吕×故意要骗取贷款吗？显然不是。所谓故意犯罪，就是推动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内心起因；吕×的内心起因是什么，是为了帮助银行完成他们的业绩致自己于巨大风险之中吗？
2、本案另一个不同寻常，就是在整个贷款办理过程中，被告人吕×居然根本不用积极斡旋银行，无需给银行领导任何好处，银行上下就积极运作，大多时候只需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一切文件就一时之间全部搞定（附件5）。在本案当中这当然不是效率问题，而是对象问题，也就是说，这不是被告单位在办理贷款。所以完全不必吕×大费周章，有印章，有邹××等人的具体配合就够了。所以，姜×证言称吕×个人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等一系列担保文件（实际上并没让吕×签署），卷宗材料真实反映了这个过程。
（二）贷款的用途究竟是什么
1、从贷款流向来看（侦六卷P1），反映了过桥资金为XG公司还贷与再贷偿还过桥资金的整个过程。这些都是姜×一手操作的，所以姜×证言说没想到吕×跟刘××一起骗他，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是姜×自己在骗自己。作为保理业务考察的重点有二：一是贷款主体的经营状况，二是交易背景的真实。侦查机关对起诉指控两项的前项贷款情况进行调查（侦五卷），虽然与指控事实无关联，但从另一角度恰恰说明，从前项贷款已经反映出XG公司、OB公司正常还款已经出现问题，银行却再次启用授信额度4500万，对应的《购销合同》与《销售合同》约定也不是分期支付，却将其拆分为几笔支付，很显然，银行就不是在执行保理合同，就不是按贷款用途在使用。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LYG分行和LY支行共同到被告单位交易对手两公司考察，却连实物帐、财务帐都不查阅。作为LY支行行长的姜×知道贷款的真实用途就是偿还过桥资金，所以，贷款主体经营状况、贸易背景是否真实，根本不是考虑的内容，只是需要的一个名义而已。
2、与此事实相关的，公诉方虽没有指控私刻XD公司、BL公司印章及假冒签字，但在卷宗材料当中却有刘××、李××的相关证言。那么，这些印章究竟谁做的，刘××、李××的签字究竟谁签的，这些文件又是谁送到LY支行的。这些关键性细节都没有相关的材料。对于吕×而言，能不能续贷并不是积极追求的，对于公司的经营状况，续贷不仅要产生新的债务和利息（已经累计向银行支付了2087万利息）；不续贷，至多就是民事责任，为续贷而作假则是刑事责任。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吕×指使他人作假，这也就是吕×坚持说不知道骗取贷款的事情，很多贷款文件都是案发之后通过警方才第一次见到。在此，辩护人要向合议庭强调的是，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贷款，为什么签署的所有文件不给借款人？谁有权决定不给，具体办理贷款的工作人员恐怕没这个权力吧？答案应该是唯一的，就是LY支行行长姜×。那么，不给贷款文件目的之一，就是该两公司不能拿这些文件向银行主张贷款权利，因为银行没有按照文件所载的贷款用途办理。所有的委托支付，无论绕多大的圈子，都是邹××拿着印章配合银行办理。跟所谓的贷款用途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还能说这是被告人吕×以被告单位名义在骗取贷款吗？显然不能，这是LY支行以被告单位名义自己在骗自己，在骗上级单位LYG分行。
（三）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认定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吕×作为XG公司、OB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此，我们要说，实际经营者也罢，实际控制人也罢，前提必须是实施了指控的犯罪事实，在该项事实成立的前提下，才有查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必要。在本案查明该项事实的过程中，重点首先在邹××等人是否受吕×的指使作假。
篇6：无罪辩护词范文
年)》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黄佳博 陈彩宜
编者按：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诽谤罪，是指散布捏造的事实，足以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两者侵害的法益都是他人的名誉权，同时还都是抽象危险犯，且都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鉴于两者具有较多相似之处，笔者通过公开途径整理两罪名的无罪辩护词，并将其合为一处，以供对比学习。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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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被指控侮辱罪一案之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本案第一被告陈文生的辩护人，我认为，公安机关对本案进行立案侦查和检察机关对本案提起公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关于刑事案件分工负责的管辖规定，且指控陈文生犯侮辱罪，罪名不能成立，对此，我为被告人陈文生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能予以充分重视。
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其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违法法律规定，属严重的程序违法 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规定，侮辱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根据该法第98条的规定，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根据第18条的规定，此类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由人民法院管辖、直接受理。被害人本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控告的，才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属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没有亲自向法院提出控告的，不能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自诉案件主要分为二大类，一类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包括侮辱罪，共有五种罪名;一类是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共有八种罪名。第一类五种罪名只能自诉，不能公诉，即被害人亲自告诉，该权利属于私权。向谁告诉呢?只能向人民法院告诉!如果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告知其向人民法院告诉，如果此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还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撤消案件。当然，对于第一类告诉罪，如果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况，则转化为公诉罪，应当提起公诉，否则不能作为公诉案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告诉罪转化为公诉罪的条件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起诉书认定本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并以此为由提起公诉，我认为，起诉书认定本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没有事实根据，是错误的，不符合立法原意。从刑事审判实践结合《刑法》第257条第二款和第260条第二款的规定，所谓“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是指犯侮辱罪导致被害人精神失常、重伤或者不堪侮辱自杀死亡的，或者是在公共场所公然侮辱他人，引起诸如交通堵塞，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本案没有发生被害人精神失常、重伤或者死亡的后果。至于公诉人提出的本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三条理由：
一、本案发生在单位内部;
二、十几名职工在场围观;
三、被害人在上班，单位秩序遭到破坏。我认为，公诉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单位内部并非公共场所，即使十多名职工围观，也根本不会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且上峰水库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并且《刑法》规定的对“危害社会秩序”强调的是“严重”。起诉书认定本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是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混同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必定是犯罪行为，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却不一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相混淆。
综上所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不能作为公诉案件，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包括对被告人刑事拘留和逮捕，以及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违反法律规定，是以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权，混淆了自诉程序和公诉程序。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是绝不能容许以牺牲“有法必依”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为代价，去执行所谓的“违法必究”，以一个违法行为去追究另一个违法行为，这是违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
二、起诉书指控陈文生犯侮辱罪，罪名不能成立
1、如上所述，根据《刑法》第24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三款关于自诉案件管辖的规定，公安机关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其超越法定管辖权限进行立案侦查是违法的，所取得的侦查证据属无效证据，应予排除，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2、退一步讲，即使公诉人向法庭所举的这些证据没有存在上述所说的程序违法问题，那么这些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陈文生犯侮辱罪。
根据《刑法》第246条的规定，侮辱罪是指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低、损害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其犯罪构成为，客观上行为人必须具有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主观上必须是直接故意，故意的内容为贬低、损害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间接故意则不构成本罪。依上述侮辱罪之构成要件，我认为，起诉书对陈文生的指控不能成立：
第一、陈文生没有与曾凡坑、杨添喜犯侮辱罪的共同故意。
根据曾凡坑、杨添喜的供述和陈文生、曾凡坑的手机通话记录等证据，现作一概括分析，杨添喜在案卷74页的供述称，“这一趟只是大家客套话讲一些，没有再讲些什么，但我想他(陈文生)请我上去，目的就是如果出现什么事情请我去帮忙制止而已”，很明显，陈文生或者曾凡坑根本没有要求杨添喜教训被害人，而是因为在闲谈中谈及“6·30”职工发难一事，杨添喜自己猜测认为陈文生要求他今后若有事请他去帮忙制止而已。至于起诉书认定的杨添喜当场表示若有事将叫一些人来教训，对此，杨添喜的口供笔录中，以及庭审中，没有只言片语的供述，故该认定没有证据证明。再退一步讲，依起诉书认定，暗示“帮忙”表示“教训”“授意”均不能证明在7月22日案发之前，陈文生与曾凡坑、杨添喜具有侮辱他人的共同犯罪故意。案发当晚，即7月22日晚10时后，根据曾凡坑和杨添喜的一致供述，曾凡坑第一次向杨添喜打电话，仅告知杨添喜“我这里有人闹事”，杨添喜答说“好，我上去看看”，通话时间17秒，通话内容仅此而已。陈文生拨打杨添喜家里电话(仅此一次)通话时间21秒，据杨添喜供述，通话内容也仅限于告知“我这里有人闹事”。曾凡坑第二次向杨添喜打手机问其“你有上来吗”，杨添喜答说“到二级电站”，并问曾凡坑“要不要创他一下”，曾凡坑回答说：“不要，他在上班，去认识一下就好”，意思是叫杨添喜去向被害人口头警告一下“不要惹事”，可见，如果说陈文生授意曾凡坑告知杨添喜，那么该授意的内容也仅为警告被害人，即曾凡坑对杨添喜所说的“不要，他在上班，去认识一下就好”(见案卷50页、55-56页、59页、65-66页，庭审供述也与此一致)，即使是起诉书认定的授意内容为“教训”，那也不能据此认定陈文生有侮辱被害人的故意。本案中，杨添喜让被害人下跪前即有警告、教训、殴打的故意，但下跪爬行的侮辱则是临时起意，对此，杨添喜的口供笔录“他可能是怕我们再打，就对我们说：‘我去向领导跪认错好吗’”(见案卷第76页)，和庭审供述基本一致，同案人黄进德供述称 “同时听到蔡燕勇说：‘不要再打我，我去向领导认错’”、“走到管理处大门处，这时我们几人都叫燕勇跪下去，这是由于燕勇有跟我们说，‘我在这里跪着去向领导认错’，我们才叫燕勇跪下去”，两同案人的供述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可见侮辱的故意是杨添喜及其同案人的临时起意。即使杨添喜有打手机问陈文生和陈文生站在二楼观看喊话，但陈文生没有回答杨添喜，不能•据此认定陈文生有共同侮辱故意，至于陈文生站在二楼观看喊话(陈文生否认有看到被害人下跪)，那是侮辱行为已成既成事实，同样不能据此认定陈文生有侮辱故意。
第二、三被告人之间也没有共同犯罪行为。共同犯罪行为是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所谓共同犯罪行为，是指每个共同犯罪人基于共同犯罪故意，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共同实施、完成犯罪行为。陈文生既没有与另两被告有侮辱被害人的共同犯罪故意，也没有与杨添喜等人一起实施共同犯罪行为。本案中，侮辱行为纯粹是由杨添喜及其同伙实施完成，陈文生没有共同犯罪行为。
《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里特别强调共同故意，而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均为共同犯罪的构成案件，不能把没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的陈文生作为犯罪人加以追究。
综上所述，侮辱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由人民法院管辖、直接受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其越权管辖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其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属程序违法，且被告人陈文生也根本没有犯指控的罪行。鉴此，我请求法庭建议检察机关撤回对本案的起诉，或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裁定终止本案审理，或者宣告被告人陈文生无罪。
我希望法庭对本案的审理只依据事实和法律，不受任何其他因素诸如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报道、被告人的职务级别、来自有关部门的过问等等的干扰和影响，依法独立公正地审判。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充分考虑和采纳。
辩护人：福建新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 励平
二OO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赵某被控侮辱罪一案之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某玉的委托，由我担任其辩护人。依据《律师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依法提出被告人无罪或者最轻的意见和材料。受理本案后，本律师会见了当事人，查阅了案卷，如果说对这起案件的总体印象，那就是这场由公安机关调动不同部门、大量警力一手侦办出来的“刑事自诉”案件，恰似一场看似热闹、实则经不起推敲的“抗日神剧”——本土本乡的死者，从零九年直至一一年多达两年的时间里，既然每次都被厮打辱骂，“每次回来都是身上衣服很乱”，弄的哭哭啼啼、痛不欲生，甚至还冒着被“大门口养了好几条狗”撕咬的危险，居然隔三差五、一往无前的送上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被告人家门，而且每次都能找到等候在此的被告人夫妇，从而百折不挠的“任人侮辱”。在这一幕场景的背后，无非被告人夫妇“谁盖的房子是谁的”这一朴实不过的想法，却变成了控告人家族“我们现在要这块地就得搬出去”，这一不容异说的旨意。本案争议的，诚然是控告方曾经荒废、后来面临升值的土地，也是被告人夫妇耗费半生积蓄、苦心经营十载的家园。在法制的社会里，既然做不到友好协商，那就依法诉讼而已。控告方一边打着民事官司，一边“隔三差五”的跑到对方当事人家中，无偿索要这方宅院，那么，被告人夫妇究竟犯了多大罪?就在本案悲剧发生前不久，贵市两级法院做出的民事裁定书，已经驳回了控告方历时两年的起诉，凭什么就让被告人夫妇为对方的败诉承担责任?也许双方难免发生口角，但守卫着自己家园的被告人夫妇，怎么就变成了恶意侵害、侮辱他人人格权利的罪人?法律的思维不应被侮辱，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每个人都会一不留神沦为犯罪分子，与现代刑法的谦抑原则和人权保护精神南辕北辙。这一幕场景，不希望出现在物华天宝的曹州大地上。
回顾这场民间纠纷，已经导致双方当事人一个家破、一个人亡，已经离着民间纠纷的解决之道愈走愈远。如果再冒然采用刑事镇压的手段，只能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本案辩护，无非是希望双方当事人和有关部门三思而后行。
第一，本案系刑事自诉案件，派出所及刑事侦查部门大规模调动警力侦查取证，程序明显违法、相关证据不能成立。
本案系刑事自诉案件，乃无可争议的事实。但翻阅本案卷宗，全部是公安机关主动、违法、精心调取的证据。李某云于2011年6月23日死亡，当地公安机关已经出警调查并做出尸检报告，明确本案不属于刑事案件。时隔数日，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便有选择性的将被告人夫妇的房屋单独拆毁，被告人夫妇从此被强行赶出了赵堂社区。至此，控告方通过这种两败俱伤的方式，已经收回了土地。用当地办事处的话说，此后被告人夫妇非法信访不断，给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于是时隔三年之后，一方面郭某梅以“宅基地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为由提起所谓“自诉”;另一方面，当地公安机关密集调动派出所、刑警队、治保会的力量，展来了一些列的 “侦查措施”。
今年7月16日下午，在所谓郭某梅来派出所反应问题的同时，分别来自派出所和刑警队的7名警员几乎同时对郭某梅、治保会主任和控告人的亲属提取所谓证词，甚至利用职权调取了被告人夫妇的户籍信息，组织控告人的亲属赵某超进行辨认。次日，派出所和刑警队的4名警员又联合专程进入社区继续侦查取证，直至7月18 日，侦查活动方告结束。无论是依据《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本案没有作为刑事或者行政案件依法受理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无权采取侦查取证措施，更不得启动如此庞大的侦查方案，服务于当事人的自诉活动。由此取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要求。最重要的是，在法制社会之中，不得公然通过公共权力的违法运作，将公民陷入牢狱之灾。
第二，本案是因控告方在正当民事诉讼程序之外，企图无偿收回被告人夫妇住宅引起的民间纠纷，被告人没有破坏他人人格的直接故意和主观目的。侮辱罪的犯罪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名誉，其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积极追求破坏他人名誉的危害后果，属于刑法上的目的犯。这种主观上的心理态度，是构成该罪的主要社会危害性之一。本案中，被告人夫妇的目的仅仅是维护自己出钱建设的成果，其主观认识仅仅是“我们盖的房子你说走就要走啊”。被告人夫妇在此建房、居住已达十年之久，这一事实是公开的、和平的，对于同在此地生活的控告方而言，这一建设过程也是明知的，而且还在明知状态下收取地租多年。生活中民间纠纷不可避免，但即便发生争议，被告人夫妇同样享有生活安宁的权利和住宅不被侵犯的权利。在控告方提起民事诉讼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被告人夫妇积极应诉，从未到控告方家中骚扰闹事。相反，本土本乡、人多势众的控告方，对他人的家园“隔三差五”不期而至，而且像自己家一样非要进门，是不是也存在不妥之处?在这一矛盾过程也许会发生口角，但被告人夫妇的目的和行为，只是守护着自己的家，而不是主动、故意去破坏李某云的人格和名誉。死者为大，就李某云的行为是否合法暂且不论，但要求被告人夫妇一味忍辱含垢、温文尔雅，始终做到“让他们搬走也不吭声”，恐怕不近人情。法谚有云：“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强人所难的刑法将是可怕的暴政。第三，李某云的死亡是在贵院依法裁定其败诉后发生的，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实施了以“暴力或其他方法”侵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更无所谓“情节严重”。
在公安机关违法调取的证据中，所谓证人要么是李某云未出五服的亲属，要么是治保会的干部，至少也是“从小就居住在赵堂社区”的乡里乡亲，或者干脆是控告人自己作为当事人的陈述。在面临拆迁的过程中，对于普通农民而言，给他们带来的将是前所未有的、令人眩目的丰厚利益。这层利害关系不言而喻，也是本案发生、发展的真正主线。自古以来，犯“三人市虎”的低级错误并不难，但找上几个人就轻而易举的陷人牢狱之灾，则公民的人权与自由将无复保障，甚至“指鹿为马”的悲剧，不难以法律的名义上演。这些人先是用大量的篇幅对被告人夫妇进行了抽象的指控，发表了大量倾向性意见而非具体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第1项、第3项及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这些证据均不具备可采性。
考察这些人声称亲自看到的事实，无论是2011年4月份李某云组织大批家族成员驱赶被告人夫妇，还是“2011年6月20号左右的一天上午”，事件都发生在贵院民事裁定书生效不久。两年官司打成这个结果，这才是李某云“气的哆嗦”的根本原因。在李某云组织大批家族成员驱逐被告人夫妇的过程中，身为堂兄弟的赵某起指控程某林“我们刚到地方，曹县的那个女的就从门里出来撕扯李某云的衣服”，程某林俨然是一个性格暴躁、彪悍的泼妇;而同为堂兄弟的赵文超却承认“我们去的人很多，这对夫妇也没敢动手”，同一过程，却是两种色彩迥异的版本。去了这么些人，去讲的道理竟然是“不是他们地方该挪走就挪走”，没有商量的余地;而被告人夫妇的“根本不讲理”，是“就说他们已经盖上房子了，如果让他们搬走，必须给七八万元钱”。在赵某忠的笔录里，“2011年6月20号左右的一天上午”，在赵某忠言明其治保会干部的身份后，被告人夫妇便开门令其入内，程某林也只是“用手推李某云一下”，而“中间隔了五户人家”的赵某义，却“看到这两口子从门口往外推李某云，李某云的头发被拽的一缕一缕的”，两个版本同样南辕北辙。在这一过程中，被告人夫妇所谓“侮辱的很厉害”的犯罪实施行为，是指责李某云“我们盖的房子你说走就要走啊„„你们不给钱我们就是不搬走”。至于被告人夫妇在口角中使用的语言，无非大半个世纪之前鲁迅先生笔下的“国骂”，至于对李某云家人智力水平提出的斥责，诚然缺乏礼貌，但主要是双方处理矛盾不当造成的，属于普通百姓的文化素养问题。如果群众在矛盾激化过程中表现的教养不足、使用国骂，甚至一句斥责他人智力的话便可以换来牢狱之灾，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将是漏网的犯罪分子。
因此，综合控告方的所谓证据，在关键问题上相互矛盾、南辕北辙，与李某云的死亡真正有因果关系的，恐怕是其对待民事诉讼活动及其结果的态度。至少作为一种怀疑，具有显然易见的合理性。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本案指控显然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条件。
第四，没有必要证据证明赵某新无诉讼行为能力，郭某梅不具备所谓法定代理人资格，本案起诉不具备合法主体。
关于赵某新的行为能力，贵院民事审判庭已经做出了审理，裁定无法认定其不具备行为能力，二审法院亦维持了该裁定。那么，医院病历不能推翻生效裁定，不能作为公民行为能力的法律文书使用。我们注意到，在现有自诉状中，甚至没有赵某新、郭某梅的亲笔签字，无法证实赵某新的意思表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项、第六项及《民法通则》第十七条之规定，郭某梅既非死者李某云的近亲属，也非赵某新的监护人。同案不能异判，只能径行驳回本案自诉。总之，侮辱罪是一个以故意侵害他人人格权利为目的、以客观上情节严重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只有行为人具备了这种主观恶性，其行为之恶劣超出了社会容忍的底线，例如公然强制扒光受害人的衣物、让被害人与尸体当众实施猥亵，或与之相当的罪恶行径，才能达到构成本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人有喜怒哀乐之情”，并非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忍辱含垢，是对公民高度文化素养的追求，而非普通百姓对社会担负的法律义务。在我国社会之中，如果一张嘴几句国骂、一抬手几下推搡便沦为犯罪分子，侮辱罪将成为将整个社会纳入刑罚恐怖之中的的口袋罪。就在本案审理期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刚刚颁布，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加强对“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刑事案件无小事，现在被告人夫妇已经身陷囹圄，请求法庭查明事实，明确宣告被告人夫妇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慎重考虑。
辩护人：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
胡春雨 2014年11月4日
xx被控诽谤罪一案之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的委托并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出庭参加今天的诉讼，首先，本辩护人对我的当事人，也就是今天的被告，因其不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时，通过对本案的了解和今天的庭审调查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有关证据的关联性
诽谤罪是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的客观方面包括两种行为，一是捏造、二是散布，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所谓散布，就是在社会公开的扩散。如不在社会公开扩散，则不能达到败坏他人名誉的程度。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说，证明诽谤罪的证据既能证明行为人具有捏造虚构事实的行为，又能证明其具有散布这些捏造的虚构事实的行为。原告出示证据中，多数为被告书写的信件和被告的通话记录。这些信件多数是被告写给原告本人的，通话记录没有通话内容并且是打给原告本人的。这些信件、电话虽然对原告的安宁造成了干扰，但侵犯的只是原告的民事权利，因其未向社会扩散，不能起到败坏原告名誉的作用，所以不能成为证明被告犯有诽谤罪的证据。至于被告写给保卫科长成某的信和车间副主任先某的信属于一个员工对自己怀疑的情况向领导进行反映的行为，也不应当视为向社会扩散。所以，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虽然卷帙浩繁，近百页之多，能证实被告具有诽谤行为的只有被告在同一天内扔在食堂的五份具有诽谤内容的纸条和书写在墙壁上的诽谤性文字。这些信件与电话记录虽然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但因其内容越趣味低下，语言污秽不堪，往往使人们形成同情原告，愤恨被告行为的心理。使这些客观上不具有证据能力的信件和电话记录，成为人们心理上，或者说主观上欲确认被告犯罪的心理动因，所以容易模糊人们认识问题的视线，造成确认被告犯罪标准的偏离和误导。设想如果公安机关的卷宗里没有这些不具关联性的信件，只有五份带有诽谤内容的纸条和书写在墙壁上的诽谤性文字，人们对被告是否构成犯罪，或者犯罪情节是否严重可能作出有别于目前的判断。因此，请法庭在排除与本案不具关联性的信件和电话记录的影响下正确认识被告的犯罪及其情节。
二、关于被告精神状况与实施违法行为的关系
刚才在法庭上，本辩护人出示了市总医院关于被告患抑郁症的诊断书。这两份证据证实了原告患有心理疾病并且被总医院这一具有较高医疗资质的医疗单位诊断为心理疾病这一事实。联系被告本人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家人对其一年来的行为怪异的介绍，充分说明这份证据具有真实性。被告是教师出身，并曾为一所农场学校的校长。来本市后曾任绿色集团办公室主任。但在绿色集团与原五环公司分立后，被告又回到原单位重新安排，并且从一个上万人大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成为一个几百人小单位的保管员。因此，被告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落差。往日的辉煌不在，今天的地位低下，且工资低微，岗位不稳定，致使其心理自卑，情绪低落，思维混乱，行为异常。抑郁症，是以情绪异常低落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心理疾患，精神萎靡、思想封闭、并伴有妄想、幻觉等精神病症状。被告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并在大企业曾担任过较重要的职务，竞作出此种不可思议的行为且损害对象又是曾与自家关系较好的人，就是这种心理疾病影响的结果。所以被告的违法行为与其自身的精神状况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请法庭对被告定罪量刑时对上述情况酌情予以考虑。
三、被告具有其他酌定的从轻情节
一是被告的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了自己所犯罪行;二是有悔罪表现。在羁押期间，本辩护人去会见被告时，被告对自己的行为深感痛悔，并请求自己的家人能对原告进行安抚。被告的家人根据被告的要求，亲自到原告的家中表示赔礼道歉，并送去现金表示予以补偿;三是被告此前没有前科劣迹。
四、关于本案结案方式的建议
本案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某些诽谤案件所以定为自诉案件，一是被告的行为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二是诽谤罪在刑法学分类属于轻罪，其危害社会的程度较小;三是诽谤案件大多发生在邻居同事之间，在多数场合可以经受害人的谅解，通过调解得以结案。
本案的原告与被告属于同一企业，且属于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本身是一对矛盾体，因此，处理好领导和职工的关系，搞好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保证企业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一自身目标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四条规定：“企业必须坚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某些大中型企业将职工的违法犯罪记录作为评价企业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对职工加强思想教育，使其遵纪守法，避免犯罪，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是企业及其领导人的重要职责和义务。因此本辩护人希望两位原告能站在有利和谐社会的高度，从维护企业形象的角度，以居高临下的风度和虚怀若谷，不计前嫌的大度，在谅解被告不法行为的基础上，通过调解，了解此案。如果能调解结案，一是两位原告的损害能通过物质形式予以一定的补偿;二是被告毕竟是本厂的职工，有过与两位原告共同工作的经历，且本人已认罪服法，调解结案使其获得一个洗心革面，重新作人的机会;三是被告本人虽然罪行可恶，但被告家中毕竟还有年事已高的老母，有正在中学读书的孩子，有曾经与原告关系密切的妻子，如果原告能高姿态的处理这一案件，可以免除由于被告的非法行为给家庭造成的不幸;四是调解结案同样可以达到教育被告本人和警示他人的目的;五是调解结案，两位原告的威信不但不因被告的行为受到贬损却因其宽容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六是调解结案有利于维护企业的形象，有利于社会和谐。因此调解结案能起到教育被告本人、惠及被告全家、突显原告人格魅力、化解干群矛盾、提升企业形象，有利社会和谐的作用，作为被告的辩护人希望在法庭的主持下，原告、被告双方能达成一致意见，调解结案。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
辩护人：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
赵全禄
2008年6月27日
范某等被判诽谤罪一案之
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法官：
本辩护人受范某某家属的委托，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为上诉人范女士被判诽谤罪一案出庭辩护。
一、无论扣上诬告陷害罪，还是扣上诽谤罪，都颠覆了两罪的立法初衷和法律构成，更是对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
上诉人范某某的代书并对严晓玲之死诉告无门的事实之所以形成基本信赖，完全是基于林秀英、林爱德俩人的陈述。为了慎重起见，范某某还特地核实原始材料并强调要真实可靠，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指使或暗示林秀英、林爱德捏造事实的行为。定稿的文章是经过林秀英最后确认，文章提及的所有姓名及事实都由林秀英提供，即便存在某些记录笔误，根本没有诽谤的主观故意。而且，上诉人范某某不认识任何一个受害人，更与聂志雄等人没有过节，也不存在收受钱财、受人请托而提起犯意的情形，所以也不具有诽谤犯罪动机。
(1)一审判决认为例举“网文一”有八条虚构事实、纯属捏造，并认定系范女士杜撰，是罔顾事实的。林秀英于2009年 7月9日12时11分至2009年7月9日15时11分所做的询问笔录内容就足以证明：“她拿出一份写好的关于我女儿死亡事件的材料简单给我们看了一下，她对我们说：“‘事情是这样的吗?’。我们说：‘是这样的’”。开庭前辩方提供的《证据清单之二》，证据3，4(见侦查卷)佐证了上述事实。可见，范某某的代书行为与诽谤罪风牛马不相及。
二审公诉人举证称：范某某那篇文章是经过多次修改之后才发到网上去的，并以记录在案的QQ、gmail邮箱的文章保存时间作为判断依据。既然互联网发稿时间、编辑时间、发帖时间是特定的，不能更改，并已查清，为什么还将别人(编辑)自行采访添加的“重要提示”内容强行扣到上诉人身上?(2)一审判决认定网文二有三条虚构事实，也认为纯属范女士捏造杜撰显然违背事实。辩方之所以庭前申请，并反复强调应让林秀英、林斯购、林爱德出庭质证，就在于认定网文二所依据的受害人证言是立足于林秀英不在家。经调查了解，当天林秀英不是不在家，而是看到来了许多车辆和人员，她躲到房后去了，由林爱德、林斯购出面应对。她听到了双方的对话实况，便将情况电话告知范女士，范女士发稿后，几小时就被马尾警方抓走。就这么几小时，居然就造成了邱吉谓、陈继魁人格尊严和名誉受贬损，严重损害了警方执法公信力，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安定稳定，这几名证人居然摇身一变成“受害人”。
林秀英电告范某某，关于闽清县政法书记、公安局副局长邱吉谓、陈继魁等10余人到林秀英家中恐吓一节，林秀英也从不否定。可是马尾公安、马尾检察院、一审法院始终没有向被恐吓的林秀英及家人调查核实，却偏听偏信邱吉谓、陈继魁等一面之词，想当然的在判决书中认定：范某某“杜撰了邱吉谓、陈继魁等10余人到林秀英家中恐吓、辱骂的具体情节”。由于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突袭式审判”径自改变罪名判处范某某等三网民构成诽谤罪，客观上导致指控近九个月的一审上诉人自辩和律师辩护无的放矢，丧失了对诽谤罪名的辩护。
二、本案以诽谤罪进行公诉，且罪名随心所欲变更，违背立法精神，只有严格依法限制诽谤罪公诉才能整治“官员网络恐惧症”
本案审理经历了涉密不许律师会见——非涉密允许律师会见;从治安拘留——刑事拘留;从涉嫌诽谤罪拘留——涉嫌诬告陷害逮捕——诽谤罪定罪量刑;从自诉(无人自诉)——公诉——自诉(无人自诉)的全过程。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可见，诽谤罪的公诉必须符合两个“严重”的要素，其一要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其二要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所谓情节严重，一般司法实践中都限定在诽谤他人致其精神失常或导致被害人自杀的等极个别的情形。
一审法院是这样评判两个“严重”的：三被告人指责基层行政、司法部门人员违法办案。不仅造成多名被害人个人的人格、名誉严重受损，被害人家庭的声誉、精神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还包括医院在内的多家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扰乱了互联网正常的管理秩序、对当地基层组织、行政机关、司法部门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严重损害，从而认定本案三被告人行为及其后果属于情节严重”。
鉴于最高人民法院未对刑法典第246条第2款的“但书”————“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进行司法解释。本辩护人试图通过负责诽谤公诉案件管辖的公安部发布的有关通知以及刑法学者的学理解释中寻求对诽谤案进行公诉的合理边界。
2008年前后，重庆彭水、辽宁西丰、山西稷山等众多诽谤案屡屡见诸报端。2009年4月3日，公安部作为诽谤公诉主管部门特地发布了《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该《通知》首先指出：对诽谤案件的公诉“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了公安机关形象和执法公信力”。而且该《通知》还非常明智的指出：“部分群众对一些社会消极现象发牢骚、吐怨气，甚至发表一些偏激言论，在所难免。如果将群众的批评、牢骚以及一些偏激言论视作侮辱、诽谤，使用刑罚或治安处罚的方式解决，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可能激化矛盾，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借机攻击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该《通知》还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做了严格的规定：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侮辱、诽谤行为，应当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以侮辱罪、诽谤罪立案侦查，作为公诉案件办理：(一)因侮辱、诽谤行为导致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二)因侮辱、诽谤外交使节、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人员，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三)因侮辱、诽谤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其他情形。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与彭新林两位刑法学者在2009年第5期《法学评论》上发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如何确定——对刑法典第246条第2款但书规定的理解》。该文指出：诽谤地方党政领导人一般不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范围的确定，不能局限于仅从后果、对象的角度进行解释。何谓本条但书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通说的见解认为，主要是指侮辱、诽谤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侮辱、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交代表，严重损害国家形象或者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等。在我们看来，刑法典第246条第2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应当作严格解释，对于诽谤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案件，除非发生由于侮辱、诽谤行为致使该地方党政领导
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等严重后果，否则就不宜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而对一般的诽谤犯罪行为不宜动用公诉权力进行刑事追究。综上，对于诽谤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案件，除非发生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等严重后果，否则也不宜适用刑法典第246条第2款的但书规定。
本案所谓的被害人陈继魁(闽清县政法委副书记)、涂义铿(闽清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吉谓(闽清县公安局副局长)和聂志雄等均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损害结果(如精神失常、自杀)，更没有因为这篇文章导致社会秩序严重损害，如引发群体性事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辩方在一审时就指出我们对网络的管理还在“摸石头过河”(2010年6月18日全国四百多名纪委书记培训班的课程之一就是如何用好互联网)，不能苛求老百姓对纷纭复杂的境内外网站分清敌我友、左中右，如有“差错”就扣上“境外敌对网站的勾联人”大帽子。这同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2010.6.8)精神相悖。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据实，乘“两高三部”发布两大刑事证据《规定》的东风，不屈从任何压力，独立审判!
综上，本辩护人认为范某某无罪，应当庭释放。
此致
2011年4月18日
xx被控诽谤罪一案之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新疆正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的委托并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出庭参加今天的诉讼，通过对本案的了解和今天的庭审调查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根据刑法第246条的规定：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某种事实，损坏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的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对象是特定的人。客观方面表现为，捏造并散布某种事实，损坏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
本案自诉人以被告书写的题为“中国当代和珅---刘某”文章里描述的“一直与他有染的一位女科长，多次被他老婆捉奸把那女子从家中赶出过，为了方便，把她调到州宾馆任总经理以便于他们开房鬼混寻鱼水之欢。”称是被告在诽谤自诉人，以此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实属无稽之谈，就此就连基本的民事侵权都谈不上，何来刑事犯罪。
一、从文章的内容里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自诉人，而且从该段句子里，也无法反映出文章描述的人就是自诉人。是自诉人自己多疑，无端猜测，自认为是自己。诽谤罪诽谤的对象的必须针对特定对象，或者描述的人物形象众人一看无需推定就直观知道是谁，不是某人站出来说该描述就是本人，这个人就是她自己，将自己对号入座，这绝不是被告人的意思。自诉人更不能把任何轻微民事事件无端放大都当成犯罪来处理。
二、文章里就此短短一句话，此话无论描述及散布的是谁，最多也只不过是名誉上受到轻微损害，但绝对构不成犯罪，否则颠覆了诽谤罪的立法初衷和法律构成，更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2009年4月3日，公安部特地发布了《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该《通知》首先明智指出：“部分群众对一些社会消极现象发牢骚、吐怨气，甚至发表一些偏激言论，在所难免。如果将群众的批评、牢骚以及一些偏激言论视作侮辱、诽谤，使用刑罚或治安处罚的方式解决，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可能激化矛盾，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借机攻击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2010年8月最高检的相关负责人强调：“办理诽谤案件要严格审查把关。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被告人的整个文章里描述内容也只不过发发牢骚，有的地方使用了一些过激言语，连治安处罚都谈不上更扯不到刑事犯罪。
三、该篇文章不是被告发布到博客上的。本案被告人虽然书写了题为“中国当代和珅---刘某”文章，主观上没有故意将该文章发布到网站上，至于该文章是如何被发布到他人的博客空间里，被告人也莫名其妙，直到组织上找到被告时，被告才想起当时写有该篇文章，当组织上问道是不是被告人发的被告当时也蒙了，因为不熟悉网络就说是自己发的，其实被告写好只是存在自己邮箱，以为就是发布，所以在相关部门陈述时也就说是自己发的。后来自诉人称文章内容写的是她等，被告觉得写此文章的确不对，就给自诉人赔礼道歉。
四、文章虽发布到网上，但影响范围有限，对自诉人更没有影响。该文章被发布到网上很短时间就被删除，网站被关闭，影响的范围有限。从自诉人提供的百度搜索引擎搜索结果显示只有8个与该篇文章相似而已，而且博客发布者的博客空间被浏览的次数只有几次，这几次我们都不排除是博主自己浏览的，虽发布但没有人查看，跟没发是一样的。不要错误地认为任何文章一旦发布到网上就传播很广，影响很坏，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的博客空间甚至一年也没有几个人浏览，游客寥寥无几，文章根本就没有人看，不具有公然性，从何谈影响。该文章被发布也只是发布在某个人的空间里，文章并没有成为新闻载体出现在新闻网页首页。自诉人也没有向法庭出具经过公证处公证过的该篇文章不同的IP地址点击率达到几十万次，也没有向法庭出具是在谁的什么地方发布的，该空间是否就属于被告的，是被告注册的并将文章粘贴上去的等。
五、自诉人的要求追究被告诽谤罪没有任何证据足以充分证明。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是指：(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三要件缺一不可。难道本案就凭自诉人陈述或纪检监察部门对被告人的处理决定就认为证据充分、确实了?纪检监察部门的处理决定不是行政处罚决定，是单位内部的处理决定，他不得作为司法机关当做刑事案件处理的依据。再说自诉人出具的其他证据也没有相关部门的鉴定，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刑事诉讼遵循无罪推定原则，证据要充分确实地证明被告的犯罪事实，如果仅为一种可能性则不能据此定案。
六、构成诽谤罪必须情节严重。本案被发布的文章没有给自诉人造成严重后果。诽谤罪所指诽谤他人的行为必须属于情节严重的才能构成本罪。如虽有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但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则不能以诽谤罪论处。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多次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诽谤他人致其精神失常或导致被害人自杀的等等情况。本案被告人即没有多次捏造事实散布诽谤自诉人，其行为更没有导致自诉人自杀或精神失常等，所以不具有情节严重性，不符合诽谤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综上所述，被告人书写的文章该段话内容没有明确针对自诉人，而且也没有给自诉人造成法律上的严重后果，而且自诉人指控被告人构成诽谤罪证据不充分、确实，被告人不构成诽谤罪。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
此致
阿图什市人民法院
辩护人：新疆正嘉律师事务所
胡志翔
2012年4月10日
白某被控诽谤罪一案之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我们接受本案被告白某某的委托，受神木县法律顾问处的指派，担任被告白某某的辩护人。在接受本案辩护任务之前，我们就对本案情况略有所闻，知道案件影响大，涉及面广，特别知道了本案的被害人是县委书记，我们思想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确有一些畏难情绪。针对这种思想状况，我县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顾问处的领导同志组织我们重新学习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暂行条例》的有关内容，严肃地指出，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这不是为哪个人争有理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大事，我们律师应该打消一切顾虑，理直气壮地为被告进行辩护，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和鼓励，促使我们接受了本案辩护任务，得以今天出席法庭履行自己的职责。
开庭前，我们首先阅读了绥德县人民检察院诉字第22号起诉书，在查阅全案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走访调查，逐项核实了起诉书对被告白某某犯有诽谤事实的指控。辩护人首先应当向法庭表示的是：被告白某某身为国家干部，违背宪法规定，采取张贴“小字报”的方法攻击、侮辱他人，是严重违反我国刑法的违法行为，其行为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我国刑法同时规定，行为的违法性，仅仅是犯罪所必须具有的一个特征，仅有这种违法特征的存在，不足以说明这种行为就是犯罪，更不能以此而代替各个具体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辩护人现遵循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令，提出下列辩护意见，请法庭考虑。
一、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还是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绥德县人民检察院以绥检诉字第22号起诉书对被告白某某诽谤一案提起公诉，法庭宣布依法开庭审理，检察长和检察员又代表国家公诉机关出庭支持公诉，这是否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它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本条第二款规定：“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其它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对被告白某某是否构成诽谤罪我们暂且不论，而绥德县人民检察院以诽谤罪对本案提起公诉本身就违反了这一规定。所谓“告诉的才处理，”是指由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提出控告才能受理的案件，即受害人向人民法院直接告发，人民法院才可受理。《刑法》这样规定的立法意义，在于他把“告诉“做为一种诉讼权利赋予了案件的被害人，让案件被害人直接行使“告诉”这种权利。我们知道，权利的行使，无任何强制性，权利人愿意行使就能够行使，权利人不愿意行使，不仅法律允许，同时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无权包办、代替他行使，是否“告诉”做为诉讼权利，其行使规范无疑应符合上述特征。被害人愿意“告诉”法律允许，被害人不愿意“告诉”法律同样允许，任何人不能以任何方式代替被害人行使这种权利。本案被害人李某某同志，从本案发生至今日开庭，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司法出告发，而且多次向组织及被告白某某表示，他的目的是澄清问题，不是在于处理个人，李某某同志是这样说的，客观上也是这样做的，至此，全案材料无被害人向我司法机关“告诉”的片纸内容，李某某同志做为一个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在受到攻击、侮辱后，能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提出“告诉”，愿意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消除对立情绪，确是具有广阔胸怀和崇高思想境界的表现，对此辩护人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绥德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起公诉，是对本案被害人“告诉”权利的剥夺，是违反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起诉。那么，绥德县人民检察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依照哪一条法律对本案提起公诉的呢?诚然，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在规定犯有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的同时，也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人民检察院如果以此作为对本案提起公诉的法律依据，同样是对我国刑事立法的误解和司法实践的违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对恶毒攻击、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是否构成犯罪的处理意见》中明确指出，立法时正是考虑到被诽谤的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存在本人不便告诉的情况，所以对诽谤罪特别加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一限定。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处理意见清楚表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的立法意义在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受到侮辱、诽谤不便告诉时，由人民检察院进行告诉，而不是人民检察院在任何被害人被诽谤时，想提起公诉就提起公诉。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被害人不便告诉和无法告诉，是指被害人受到强制、威吓、失去人身自由而不敢告诉等情况，显然，本案实际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除外”的立法意义和司法实践均不能相符，因而，公诉机关以本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提起公诉，同样没有法律依据。
绥德县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以公安机关对本案侦查终结，移送起诉而提起公诉，不符合本案实际，从而失去了提起公诉的程序基础。在全案材料中，没有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表，这就说明，本案的侦查不是由公安机关进行的，事实也是，本案的是由纪检委、政法办、人事局等单位抽调多人组成的专案组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庄严指出：“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我们虽然不能因此而指责查处被告白某某“小字报”的专案组是脱离了党和群众的监督，但用专案机构代替公安机关行使刑事案件的侦查权，无疑是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批准逮捕和检察(包括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其他任何单位、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专案组违反了这一规定，以至出现了侦查人员提供证言后不迥避(见卷一72页，卷二36、37、38页陈光清证言)，收集证据用召开座谈会形式进行的混乱局面。辩护人认为，这种代替公安机关行使刑事案件侦查权，违反收集证据程序的活动，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绥德县人民检察院本身负有法律监督的职责，而在本案中未履行自己的职责，相反则将专案组行使侦查权和收集的材料作为提起公诉的法律依据和证据，无疑绥德县检察院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以此作为提起公诉的程序基础，更是严重违法的。
绥德县人民法院违背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放弃了刑事诉讼法中公、检、法机关相互制约的原则、明知本案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由自己直接受理，却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不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劝其撤回起诉或裁定驳回起诉，而且在开庭前辩护人多次提出这一意见时，仍然无视法律、一意孤行，直到今天还宣布是依法开庭审理，请问，尊敬的法庭今天开庭依照的是哪一条法律?难道刑事诉讼法中还有同第十三条、第四十八条矛盾的内容吗?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在直接受害人没有告诉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以公诉案件提交法庭审理，既不符合立法解释，也不符合司法实践，法庭今天开庭审理，同样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放弃公、检、法机关的制约作用，纯属是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剥夺，是违法的起诉和审理，因此，建议法庭要求绥德县人民检察院撤回绥检诉字第22号起诉书，变公诉案件国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严肃性。
二、对被告是“监视居住”，还是违法限制人身自由?
绥德县公安局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对被告白某某作出了“监视居住”的决定，辩护人认为因侦查案件的需要，对被告采取强制措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强制措施的采取，决不能超越强制措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强制措施的采取，决不能超越强制措施本身的范畴，否则就是违法。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就是强制被告人不得擅自离开指定区域，并可以对其行动进行监视的一种强制措施。绥德县公安局对被告白某某进行监视居住时，开始指定的区域是县委机关，后来又更换到武装部(但区域改变没有记载)，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今年四月一日，在没有改变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将被告押入绥德县公安局看守所，完全限制了人身自由，至今已五个多月。我们知道，看守所是羁押人犯的地方，只有对人犯采取了逮捕、拘留、收容审查等强制措施时，方可在此羁押。在此羁押后，即意味着人犯丧失了人身自由。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监视居住的区域决不能包括看守所在内，否则，即超越了监视居住固有的强制程度，无疑就成为变相的羁押。联系被告人在给排水公司工作期间，县人事局付局长霍世银同志亲自向白某某交待，根据县委有关领导人的指示，今后你请一天假也要到人事局去请，你单位无权批准。由此看来，对被告人采取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在看守所内实行监视居住的离奇措施也决非偶然，辩护人在此不禁要问，是谁公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非法限制被告人身自由?是谁赋予了他这么大的权力，而置国家法律于脑后?所有这些都与“依法办事”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极不相容，因而，辩护人要求迅速让被告人离开看守所，为其另行指定居住区域，对其实行合法的监视居住，在未改变强制措施之前，不得对被告人变相羁押，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否则，被告及其辩护人有权提出抗议。
三、是构成诽谤内容，还是一般性的侮辱言词?
起诉书指控被告白某某诽谤绥德县委书记李某某同志是“三种人”、“灵魂深处真肮脏”，是“投机分子”、“削尖脑袋往上爬”、“善于走官场”等，不容否认，这些均是被告白某某在“小字报”中书写的内容，但这是捏造事实的诽谤内容，还是一般性的侮辱言词，必须严格加以划清。我国刑法理论认为，侮辱、诽谤同属于破坏他人名誉、人格的犯罪，诽谤本身就可以包括在侮辱之中，而侮辱却并不具有诽谤特有的内涵。那么，什么是诽谤?什么是侮辱?二者之间区别的特征是什么?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的审判发文噌对此做了一段深刻而生动的解释，他说：“诽谤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把某些事实归罪于某人的谩骂。侮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谴责某种缺陷和一般的侮辱性言词。如果我说：‘你偷了一把银匙子’，那末照刑法典的理解，我就是对你进行诽谤。如果我说‘你是一个小人、你有偷窃的习惯’，那我就是侮辱了你。“(见《马克思恩克格斯全集第6卷第271页》。根据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精辟论述论述和形象举例，不难看出，起诉书中所指控的上述内容，均是谴责被害人某种缺陷和一般的侮辱性言词，而不属于把某种事实归罪于被害人的谩骂，因而不能成为诽谤内容。被告白某某采用我国《刑法》所禁止的”小字报“方法，用侮辱性言词损害他人名誉，无疑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被告白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侮辱罪?同样不能离开《刑法》这条准绳去认定。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五规定，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何为情节严重?根据立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共有三种情况：(一)手段特别恶劣，如当众以粪便泼人身体或强令被害人吃粪便等;(二)后果严重的，如被害人神经受到刺激而成精神病的，或不堪侮辱而自杀的;(三)侮辱外宾。被告白某某书写“小字报”侮辱他人仅此一次，有幸对被害人没有造成精神病或引起自杀等严重后果，对照刑法上述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白某某的行为没有构成侮辱罪。对其违法行为，应该令其具结悔过。甚至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以犯罪对其处罚，不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
四、是被告“小字报”上原有的内容，还是检察院起诉书失实的指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本案起诉书是否遵照了上述规定呢?指控被告白某某诽谤绥德县委书记李某某同志“在任职期间提拔‘三种人’、突击提干”。被告白某某所书写的“小字报”中有这样的内容吗?(请审判长宣读“小字报“”全文)，从“小字报”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没有一句李某某“在任职期间提拔‘三种人’，突击提干”的字样，那么起诉书是依据什么事实，对被告人就以所谓的诽谤内容提起公诉的呢?联系专案组在案卷材料中收集了榆林地委组织部的证明，证明李某某不是“三种人”，没有提拔“三种人”，搞突击提干的事实，对李进行了诽谤。辩护人在这里要提出，我们收集证据依照的应该是什么?是根据犯罪事实收集证据，还是依靠证据来制造犯罪事实。显然，起诉书对这一所谓诽谤事实的认定，是违背事实真相的认定，无疑已成为失实的指控。它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精神，更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辩护人要求公诉机关对此失实的指控，当庭予以更正。
五、是凭空捏造的诽谤事实，还是轻信他人言论而进行的违法活动?
起诉书指控被告白某某在“小字报”中诽谤绥德县委书记李某某打过现任榆林地委书记任国义的耳光，经任国义同志作证，证明李某某在文革期间没有打过他，这样看来，似乎这一事实是被告白某某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因而构成诽谤罪也就无疑了。其实不然，认真分析这一诽谤事实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这一情节的形成并不是被告白某某自己捏造的，这不仅从这一情节本身事出有因可以得到证实，并且更能从为被告提供这一情节的刘生宽证言中得到证实。(请审判长宣读刘生宽证言，见卷一17页)，刘生宽证言所反映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他知道李某某在文革期间不仅打过任国义，而且还打过刘朝功，但没有向被告白某某提供;(二)他曾向被告白某某亲自书写了两封信，让白去找温治盛、惠国华了解李某某在定边的情况。联系任国义同志在证言中的证实，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见过李某某(见卷一74页)，曹继儒证言也证实，李某某在批判任国义的大会上发过言(见卷一33页)，由此可以初步认定，李某某在文革期间参加过批判任国义的大会，也发过言，至于是否打过任国义，辩护人原则上相信现有证据的真实性，即使这一情节成为虚假的事实，那么，其捏造、传播的责任也不在被告白某某，而在于刘生宽，虽然刘生宽在接下来两次证言中逐渐对案件的实质问题进行了迥避，一味想洗清自己，始终否认他曾向被告白某某提供李某某打任国义的情况，但从提取到刘生宽写给温治盛、惠国华的两封亲笔信可以充分否定刘生宽证言中的这些内容(请审判长宣读刘生宽给温治盛、惠国华的信，见卷二34、35页)，这两封信均是刘生宽介绍被告白某某去了解李某某在定边情况的信件。那么，这是刘生宽自己没有提供的情况，借此推诿的举动吗?显然不是的。这一点，在他给温治盛的信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刘在信中指责“李某某小子欺人太盛，欺党太盛，有党性的同志不能容忍这类野心家横行”，并且要温“将所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告诉维雄同志”，同时在两封信中均提到“要保密”。通过两封信的内容，不难看出刘生宽和被告白某某谈话的中心，如果刘生宽没有向被告提供任何情况，为什么会亲笔书写介绍信让被告向其他人了解情况?如果刘生宽没有向被告介绍李某某在文革中的情况，为什么在亲笔信中对李某某的谴责会如此激烈?可见，刘生宽为被告写介绍信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这个基础就是提供了他知道的李某某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其中应当包括李某某在文革期间曾打任国义、打刘朝功的内容。不然的话，这两封信就无从写起，不合情理。更应该向法庭提出的是，被告白某某书写“小字报”是在和刘生宽谈话不久便实施的(谈话33、5、22，书写83、6、15)，如果是被告白某某凭空捏造，无中生有制造了这一事实，那么，为什么会偏偏在和刘生宽谈话后突然捏造出来呢?又为什么捏造的事实、情节和刘宽所知道的竟是完全一样?所有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可以证实，所谓“李某某在文革期间打过任国义耳光”的事实，不是被告白某某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是刘生宽为其提供的。
被告白某某出于个人目的，轻信他人提供的材料，又采用了《刑法》所禁止的“小字报”方法，进行扩散，其行为同样是违法的，但同诽谤罪所要求的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虚假事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被告白某某的行为不具有构成诽谤罪的客观要件，故不能认定是犯罪。一旦应用刑法方法去处罚被告的这种违法行为，无疑是违法的。
综合上述事实，辩护人认为，本案所起诉的部分事实在认定上是错误的，指控严重失实，加之审理程序违法，因此，倒置本案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线，造成本案提起公诉本身的错误。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人仅就上述五个问题，讲了和绥德县检察院第22号起诉书有根本不同的一些意见，在公诉人作出明确的答辩之后，辩护人将本着弄清事实的原则，依法再行反驳。
此致
辩护人：神木县法律顾问处
武广韬
刘亚平
2012年12月15日
张某被控诽谤罪一案之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接受被告人张晓辉的委托，北京万博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参加诉讼。根据法庭已经查明的事实和有待查明的事实，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希望能够得到采纳。
一、自诉人不能自证清白。
纵观本案，从目前自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首先自诉人不能自证清白，证明自己没有干过被告人揭露那些事，正如辩护人在质证阶段所讲，其所提供的许多证据存在严重瑕疵。比如，为了证明张晓辉揭露的自诉人包庇劳教所干警利用职权奸污女劳教人员一事子虚乌有，却以公安机关没有接到报案作为证据。请想一想，如果有人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了，张晓辉还有没有必要进行网上举报?比如自诉人所提供的几个证人，他们不但和自诉人或者被告人存在利害关系，有些人干脆就是上一次自诉被告人的原告，这种证据缺少客观性，建议法庭不要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