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工伤保险（通用7篇）
篇1：开胸验肺工伤保险
在工地上高空坠落钢筋从臀部插入体内60公分。
损伤情况：
1.坐骨穿孔。
2.肠破裂
3.胰受损(部分切除)
4.脾全切除
5.肺穿孔
向我这个情况大概能定个几级工伤~在线等答案~
建筑公司只付了医药费，别的费用不准备承担，可能要打官司~~
急等答案~
[开胸验肺工伤保险]
篇2：本期主题:“开胸验肺”何时休?
2004年8月到2007年10月, 张海超在河南省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
2007年10月份, X胸片显示张海超双肺有阴影;此后经多家医院检查, 诊断其患有尘肺病。
2009年1月, 北京多家医院确诊其为尘肺病。
2009年5月25日,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为“尘肺0+合并肺结核”。
2009年6月22日, 张海超自愿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胸验肺”, 被诊断为“尘肺病Ⅲ期”。
2009年7月15日, 媒体介入报道。
2009年7月23日, 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否认公司有责任。
2009年7月24日, 卫生部督导组介入。
2009年7月27日,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组织专家再次对张海超进行诊断, 最终认定其为Ⅲ期尘肺病。
此后, 相关部门很快认定其为工伤, 张海超也因此得到60多万元赔偿, 其几名工友也在被确认为职业病后, 得到了每人40多万元的赔偿。事件虽然就此告一段落, 但对于此事的争论却一直未能停息。
论坛征稿话题:
一、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
2009年12月5日零时20分, 湖北孝感境内一辆运送黑火药的大货车起火爆炸, 导致4人死亡6人受伤, 事故造成京珠高速公路路面严重损毁, 交通中断, 直至凌晨4时20分才恢复双向通行。
这起事故不仅为我国危险化学品运输敲响了警钟, 同时也应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我国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销售以及运输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但为何类似的事故依然不断发生?是监管的缺失、还是法律法规不健全, 还是某些人为利益而顶风作案, 亦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两节”前后, 烟花爆竹以及危险化学品运输也会成倍增长, 如何避免或减少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请您建言。
二、校园安全
2009年12月7日晚,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发生一起伤亡惨重的校园踩踏事件, 事件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
本起发生在校园的恶性事件, 应该引发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因为学生是一个弱势群体, 他们缺乏自主选择能力。为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 教育、建设等部门责无旁贷。除此之外, 如何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 提高应急自救能力, 也需要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我们不愿惨剧重演。如何才能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我们希望听听您的声音。征稿要求:
篇3：制度无需“开胸验肺”
张海超的“开胸验肺”极端之举，在官方、媒体舆论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聚焦下，迅速演变成震怒全国的公共事件。正是因为有了特别关注，郑州这位普通农民工才柳暗花明，最终被确诊为“尘肺三期”，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处罚。
随着正义结论的姗姗来迟，人们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制度的“开胸验肺”上，提出修改现行法律与卫生部规章中不尽合理部分，以避免让更多的张海超再重复相同的路径；甚至有观点认为，张海超将变为第二个孙志刚，成为职业病制度一次深刻变革的推手。
可是现在，卫生部权威人士面对公众的强烈呼声和愿望，却出乎意料地郑重声明，近期不会对现行有关法规进行修订。尽管这位官员所言可能不得人心，但仔细想想，不把整治的重点放在严厉处罚上，一味地想为制度“开胸”，并非是最优选项。
就目前而言，《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有两项漏洞，成为众人讨伐的靶心：其一，看职业病必须由工作单位提供资料；其二，职业病鉴定要交给一个垄断的机构。前者实质上是要求用人单位“自证有罪”，因此，会导致用人单位想方设法逃脱责任和义务；后者则是一种权力垄断，使得职业病鉴定很难实现公正。倘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确是制度或者说是有缺陷的制度，让张海超的维权之路变得漫长而艰难。
但是，倘若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来龙去脉，就会明白并非全是制度的過错，而是相关责任人的良心和职业道德出了问题，才使制度在执行力上发生严重折扣。在张海超检查出自己患上肺病之前，他工作过的耐火材料厂就已经在体检中得知其“肺部出现阴影，需要复查治疗”的信息，但这条事关生命健康的重要信息一直被隐瞒，这样明目张胆的欺骗很难说是制度因素；至于鉴定机构垄断问题，更不能代表制度之恶，鉴定者一旦为权力和金钱所俘获，即使不是一家职业病鉴定垄断机构，而是多家职业病鉴定机构，其鉴定结果照样也会有失公允和正义。
其实，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如果执行到位的话，张海超的悲惨境遇完全可以避免。譬如，现行《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的，卫生行政部门可视其没有为患者建立档案，并依据法律进行查处；如果未安排职业病病人诊治的，情节严重的企业可以被关闭。试问，倘若监管部门对张海超所工作的企业动用这样的杀手锏，这场悲剧还会发生吗?
篇4：开胸验肺工伤保险
本文将在建构利益表达理论框架的基础上, 通过对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分析, 探讨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路径的选择。
一、利益表达的理论模式
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衡量利益表达的有效性有两个维度:一是“组织性”, 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在研究中国政治问题时提出“突出组织”的观点, 他认为在考察中国利益表达问题时, 可以“表达”的组织化程度作为考虑的标准, 以区分“有组织表达”和“无组织表达”两种类型。“无组织表达”的主体主要是个人或少数人, 其特征是没有什么机会与可能支持同样要求的其他人相联系和交流, 了解这些要求的公众通常相当有限。其利益表达方式除了个人接触、参与基层自治组织的代表会议外, 主要是不合作或抵制行为甚至是暴力活动或其他极端行为。“有组织表达”的主体是来自各地各组织的个人所组成的团体, 如社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 它们“具有与其成员和较广大的公众进行交流的手段”[3]。
二是“结构性”, 它涉及到利益表达与政治系统的关系, 主要指在现存的正式、公开、制度化的程序和专门机构的架构里, 特定的政治利益表达内容及方式是否能为政治系统的既定结构所接纳, 转化为政策议题并形成相应的政策。如果政治系统具备这样的结构与制度条件, 利益表达就是“有结构”的表达, 否则就是“无结构”的表达[4]。
从理论上看, “有结构”的表达不仅指在制度框架内表达, 而且制度保证了政治系统有相应反应机制, 它通常会降低表达主体的表达成本和系统的接受成本;而“无结构的”表达则因为缺乏既定的接受机制, 表达主体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表达途径, 表达的后果也具有不可预测性, 从而大大增加了利益表达的成本及政治风险, 其表达有效性自然也比较低, 政治系统本身也将因缺少接受结构而无法对利益表达作出响应, 从而增加了系统自身的风险[5]。
依据“组织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 可以把利益表达分为四种类型:
(1) “有组织、有结构”表达———指具有相同或相近利益需求的个体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 即以社会“有机团结”的方式, 整合利益和要求并进行集体表达;而政治系统有对应的结构接受其表达, 如国家立法机关的表达渠道。
(2) “无组织、有结构”表达———指个人或少数人所进行的个体化表达, 但政治系统对这类表达却有相应的接收机制, 如信访制度、市长热线、书记信箱、官员接待日制度、官方设立的电话投诉、网站投诉栏目等。
(3) “有组织、无结构”表达———指具有相同或相近利益需求的人群结合成组织, 集体表达其利益要求, 如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声音;然而在政治系统中却没有对应的结构接收这样的利益表达, 因此这种类型的表达通常很难在政策形成中得到体现, 其表达的有效性相当低。
(4) “无组织、无结构”表达———指表达主体缺乏组织性 (属个体表达) 或组织程度较低 (在群体表达的情况下) , 相应地, 其表达内容也缺乏有效整合;同时, 不存在正式、制度化的接收结构。由于既无“组织化”的优势, 也缺乏“结构性”的安排, 这类表达的成本相对较高, 表达的有效性极不稳定, 如自残等个人极端行为。
二、艰难的利益申诉之路:张海涛“开胸验肺”事件[6]
张海超是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村民。2004年6月, 他到新密市曲梁乡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下称振东公司) 上班, 该厂以生产硅砖、耐火材料为主。2007年8月, 张海超的身体开始出现胸闷、咳嗽、多痰等不适症状。2007年10月, 张海超到医院检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怀疑是职业病——尘肺, 并询问张海超, 是否从事过和粉尘相关的工作, 张海超这才意识到在振东公司工作时, 车间里的粉尘很大, 防护措施仅仅是戴一个口罩。2007年, 振东公司为600多名职工做过体检, 拍过胸片。张海超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 工作人员对他说, 你的肺在2007年体检时就发现异常, 为什么不来复查?张海超到振东公司询问, 才知道单位私自扣下了复查通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看了张海超从防疫站借出的胸片后, 建议赶快去北京确诊。张海超拿着片子先后到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煤炭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6家医院确诊, 专家们认定他患的是职业病——尘肺。
按照现行的职业病防治办法, 职业病必须由属地职业病防治所或有职业病鉴定资质的医疗机构来认定。由于振东公司不给开证明, 张海超无法进行鉴定只好上访。在新密市委书记的“干预”下, 张海超现在的单位———郑州市中岳塑化有限公司出具相关申请职业病鉴定的手续。2009年5月25日,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出具了诊断证明, 鉴定结果是“无尘肺0期 (医学观察) 合并肺结核”。职业病尘肺被鉴定成“肺结核”, 张海超提出复议申请, 工作人员提醒张海超说, 重新鉴定可以, 但郑州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不可能否定和更改自己先前的结论。
尽管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职业病的诊断结果在法律上不被认可, 但其具有的医学权威性和科学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开胸, 肯定能百分之百明确诊断。为了证明自己患的是职业病“尘肺”而非“肺结核”, 张海超决定“开胸验肺”。2009年6月22日, 张海超走进了手术室。胸部一打开, 医生就发现了他肺上的大量粉尘, 肉眼可见。张海超患的就是职业病尘肺。
“开胸验肺”事件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张海超接受采访时说, 可以继续让权威部门来鉴定病情, 如果有需要, 他甚至愿意第二次开胸。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持续讨论, 促使政府部门对此事纷纷表态。7月15日, 全国总工会派来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均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组织联合调查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7月15日当天, 张海超得到可以复诊而且复诊时不需企业提供证明的通知。7月24日, 卫生部派出督导组赶赴河南, 督导该事件尽快解决。郑州市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为组长, 由安监、卫生等部门组成的张海超事件处理小组。7月26日, 在卫生部专家的督导之下,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再次组织省、市专家对张海超职业病问题进行了会诊, 明确诊断为“尘肺病Ⅲ期”。
三、讨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路径选择
张海超起初选择无组织的结构性表达, 即要求原工作单位开具职业病检测证明材料, 再拿着这些材料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尘肺病鉴定。出乎张海超的意料, 原单位不愿出具证明供张海超做职业病鉴定, 经过多次上访, 终于特批不用原单位的证明也可以做职业病鉴定。但是在几家具有国家权威的综合性医院作出“张海超患有尘肺病”结论的同时, 职防所依然坚持“肺结核”的诊断意见。由于制度设计上职防所的结论具有政策所赋予的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 张海超要么忍气吞声, 接受“肺结核”的诊断, 既拿不到职业病的赔偿, 又治不好真正所患的“尘肺病”, 只能坐以待毙;要么奋起抗争, 或许还有求生的希望, 只是所付出的代价或许相当高昂。
迫不得已, 张海超选择极端的无组织非结构方式———“开胸验肺”, 以证明自己所患的就是“尘肺病”, 而非“肺结核”。这种极端且近乎残忍的做法,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使得张海超的诉求“被”推进到有组织非结构的方式。媒体的传播效应使得张海超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压力下, 相关政府部门和组织的介入, 让张海超的诉求进入到有组织有结构的表达路径上, 问题终获解决。
整个事件的利益表达路径选择经历了无组织有结构表达—无组织非结构表达—有组织非结构表达—有组织有结构表达四个阶段, 整个过程对张海超而言, 有主动也有被动, 但都充瞒着坎坷和曲折。
张海超要做的就是证明自己是尘肺病患者, 然后获取应有的补偿,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经过层层曲折之后, 最后采取了“开胸验肺”的自杀式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尘肺病。
相对于强势群体, 以农民、农民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作为改革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利益受损者, 处于社会空间的边缘地带, 他们不仅在经济和政治利益方面处于实际的劣势地位, 而且在利益表达能力和机会方面处于更加严重的权利贫困状态[7]。在现有体制导致这些群体内部的自组织性较低, 从而无法使其成为具有足够的与体制进行对话资格的独立主体, 而且法律和其他表达渠道也存在种种体制障碍的情况下, 把新闻媒介推到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最前沿。但由于利益表达主体与高度组织化的结构性表达渠道的社会距离较远, 因此, 媒介这种具有中介性的非结构化表达渠道就承载了过多的压力和职责。
首先, 弱势群体就自身所处的境况而言, 长期被社会置于边缘化的境地。一旦遇到风险性事件和涉及自己利益的问题, 很难寻找一种有力的表达渠道。这就需要媒介将其利益诉求传达给社会各阶层, 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同情。
其次, 由于现有媒介格局的普遍性, 尤其是互联网公共表达平台的日益发展, 媒体报道的事件很容易从一点扩散为全面覆盖的焦点议题, 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并促成实际政策效应的产生。
最后, 大众媒介实际上扮演着一个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公共空间的角色。“所谓公共空间,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就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空间, 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自由言论, 不受国家干涉。即政治权利以外, 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 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8]媒介在传播过程中, 为利益诉求者提供一个可以交流的空间, 寻求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措施[9]。
弱势群体在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前提下通过极端行动引起社会媒体、广大民众以及政府的广泛关注, 并以此来扩充弱势群体自身话语权及舆论地位, 以弱势群体主体地位来审视之, 这无疑不是一股能够增加其博弈资本的强大社会力量。媒介对社会主体利益的表达尽管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特征, 但由于其自身内在的体制困境, 亦无法形成体制内部的有效表达, 在形成政策决策和利益平衡机制方面的实际效用是严重不足的[10]。而且, 进行无组织非结构性的利益表达的主体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才有可能引起舆论的关注。悖论在于, 利益表达主体要引起关注从而达到利益诉求的目的, 就必须要冒着更大的风险来采取这种行动。但这种压力的实现必须以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为前提。由于无法获得制度化的表达渠道, 此类行为只能依赖于大众媒介的介入, 但这种非制度化的介入程度及其作用显然是有限的。
由于媒介作为社会制度的独立性相对缺失, 其效用的发挥也只有依赖于政治制度内部的上游权力主体的重视, 才能引发实际的政策效用。在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中, 媒介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促成最后的纠正效果, 实质上并不是媒介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 而是在媒体的报道引发了大规模的国内外舆论, 引起了政府和相关领导的关注之后, 才得以实现的。显然, 这种体制内部的组织化的结构性利益表达行动才是问题真正获得解决的决定性环节。
四、结论
在当代中国社会, 弱势群体处在孤立的个体或少数人聚合的分散状态, 缺乏正式的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的组织, 其利益难于得以表达或难于充分表达, 诉求的微弱和无力难以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 致使自身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从张海超事件中, 可以看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路径选择大体上构成了这样的运作机制:弱势群体由于利益表达渠道和表达能力的有限性, 往往无法采取有组织的结构性表达方式, 而现有的上访制度等表达渠道虽然是体制内的结构性方式, 但却由于只是接收信息, 无法形成常规性的决策和执行机制, 具有高度的非组织性特征, 因此, 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很低。这样, 弱势群体往往被迫采取极端的无组织的非结构性个体行动, 来引起体制内表达渠道的关注, 尤其是作为有组织的非结构性表达渠道的新闻媒体的注意, 以及组织化、结构化程度最高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关注。
目前, 中国社会的体制架构所具有的高度垄断化的政治权力特征, 使得大量的社会主体, 尤其是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弱势群体只能采取体制外的非结构化利益表达方式。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常常处于绝对的弱势, 常常成为某些政策或利益博弈的牺牲品[11]。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促进了不同利益主体的觉醒, 但现有制度安排却无法将大多数利益表达纳入体制化渠道。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中大量的“无结构”特性恰恰印证了此特征, 也是中国政治缺乏民主或民主不足的重要表现。
显然, 要避免类似张海超“开胸验肺”极端利益表达事件的再次发生, 就必须在政治体制创新方面做些努力。弱势群体只有在“结构性”的制度或体制内有效地、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他们的诉求在体制内得到解决,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摘要：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 而且在利益表达能力和机会方面处于更加严重的权利贫困状态。其利益难于表达或难于充分表达、诉求的微弱和无力难以影响政治决策, 致使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在分析运用“利益表达”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对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研究, 试图为理解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路径的选择提供一个认知框架。
关键词：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路径
参考文献
[1]朱江华.当代中国公民利益表达缺失的现状及路径创新[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9) .
[2]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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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闾小波.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75.
[5]冯繁.当代中国政治利益表达的方式及其特征[J].当代中国研究, 2007, (4) .
[6]网易:张海潮“开胸验肺”事件的前前后后, 2009年9月8日。http://blog.163.com/cdy513124@126/blog/static/2504800820098228355994/.
[7]洪朝辉.论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J].当代中国研究, 2007, (4) .
[8]张诗蒂.构建公共领域:民生新闻价值新取向[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9, 1 (165) .
[9]邹鸣.浅谈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 中国社会学网, 2009年11月17日.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jgyfc/t20090915_23406.htm
[10]黄典林:新闻媒介与转型期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山西“黑砖窑”事件为例, 2009年7月24日[EB/OL]http://www.studa.net/xinwen/090724/17101172.html
篇5：开胸验肺真相
编者按 连线张海超,他的声音有些嘶哑,有气无力,和他断断续续的通话中,终于知道他做出开胸验肺这一决定是如此的艰难和无奈。
开胸那一天,
我自己爬上了手术台
我不后悔,真的!虽然我的身体遭受了摧残,但我为这次有意义的举动感到欣慰。
大家可能都看到报道了,开胸那一天,我是自己爬上手术台的,护士要用担架抬我上去,我拒绝了。
其实,当时我的内心是脆弱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胸腔。当我躺下准备做手术的时候,我的思绪像潮水般汹涌不停:我这次会醒来吗?如果我死后,会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我的父母、妻子为我付出了那么多,还有我那乖巧的女儿,我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想着这些问题,我心里酸酸的,当时好想大哭一场,但转念一想,走到现在这一步,想这些也没用了,于是铁了心,就给麻醉师说:“麻烦您转告主刀大夫,把我开了胸之后,要注意我那肺上到底是啥。”很快,麻醉药起作用了,我不知不觉睡去。
5个多小时后,我醒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还活着!当我看到身边的妻子,护士和自己身上缠着的绷带,还有疼痛的伤口,才相信自己的确还活着!我忙给护士说,我要见医生。给我做手术的一名医生赶来告诉我:“我们已经看了,你那就是尘肺。”
那一瞬间,我觉得刀口似乎不疼了,甚至庆幸这一刀挨得值。要知道,这是近两年时间里,我始终等待的答案啊!
然而,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绝情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给了我当头一棒……事情是这样的——
手术过了一周,我给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打电话说:“你们误诊了”, 电话那头,职防所的工作人员冷冷地说:“你开刀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质”。这个要命的回答让我心头一紧,两眼一黑,当场晕倒。家人焦急的等待我醒来后,我们没有说一句话,都默默的流着泪,觉得这世道太黑太黑,我甚至想到了死……
是啊,从我开始维权的第一天起,我就经历着这无边的黑暗!
常梦见有人挥着斧头追赶我,我病情不断加重
其实早在2007年,我就感觉身体老是不舒服,经常莫名其妙的咳嗽、感到胸闷,晚上睡觉感到胸部好像有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时以为是感冒,之后也一直当作感冒进行治疗。那段期间,我经常做着一个奇怪的梦:一个满腮胡须的汉子挥着雪亮的斧头追赶我,说要割下我的心下酒,并说剖开我的胸后,病也就好了……
10月份,我的病情加重了。于是来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拍胸片检查,显示双肺有阴影,但不能确诊病情。我立即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随后到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胸科医院等省会各大医院就诊,几家医院都告诉我患上了“尘肺”,后来又到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煤炭总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几家医院检查,结论都是“尘肺”!
我彻底蒙了!“尘肺”可是一种难治的职业病啊——同村的张喜才曾和我一起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2006年9月,张喜才被诊断为尘肺2期,过了不到半年就死掉了。
我从2004年8月到2007年10月起就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车间里有很多粉尘。被医院诊断为“尘肺”后,我就怀疑是在公司打工期间得的这个病。
我从北京回来后,了解到这种病必须得去具备职业病检查资格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就诊才行,去了后,才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比噩梦还让人害怕……
不几天,我就去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申请职业病诊断,对方说按规定需要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职业史证明书、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多份材料,我找到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他们根本就不提供。
后来公司一见到我就说:“你啥时在这干过活儿啦,我都不认识你。”再后来干脆闭门不见。
无奈之下,我只有上访,因去的次数太多,信访办的人看见我,大老远就把玻璃门关了。到后来,直等找到新密市的市委书记才有了转机。
市委书记都撼不动企业与职能部门,我彻底绝望了
信访办不接待我,我想到了找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先后接访了我3次, 最终给我说:“你也别纠缠了,也别要材料了,单位不会给你出。我先给你走后门,你先去诊断吧。”于是,我如愿去职防所完成了诊断。
但职防所的诊断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还特意建议我“进行肺结核诊治”。
我当时就觉得,职防所是故意做出的错误结论。
但我不能坐以待毙,于是认真阅读了《职业病防治法》,知道可以通过申请鉴定对职防所的诊断作出评判。职防所的几名工作人员却都劝我放弃鉴定。其中一个人说,想推翻我们那个结论,你是不好办的。我这才发现,鉴定委员会与职防所在同一栋楼里。
此时,我彻底绝望了!连市委书记给有关部门打招呼都撼不动企业与职能部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何况我一个区区民工?我顿时感觉一个巨大的黑幕笼罩在我头上,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能为力!但我才28岁啊!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在企业的粉尘屠刀之下,就是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于是,我想到了那个奇怪的梦:一个满腮胡须的汉子挥着雪亮的斧头追赶我,说要割下我的心下酒……这不是一种暗示吗?我何不来个开胸验肺!那样,看职防所还有什么话可说!?不容我有更多的思考空间,我别无选择,我已经迫不得已——为了自己的正当权益,为了自己不像其他工友一样不明不白的死去,为了那些正在受害的兄弟姐妹们,我做出了这个惨烈的决定。
于是,我来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强烈要求开胸验肺,医生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我仍然坚持,最后,我爬上了手术台……
后来,我开胸验肺的事被媒体广泛关注,连卫生部都惊动了,卫生部还专门派人来安慰我,并给我做出III尘肺的鉴定,现在,由于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没有给我缴纳工伤保险费用,无法获得工伤保险基金的赔付,我还得和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官司,获得我应该得到的赔付……
现在看来,我当初的开胸验肺是值得的,那些该处罚的人已经处罚了,我的问题也正在解决过程中。事实证明,阴云永远遮不住太阳,如果天空老是阴云密布,这世界不就完了?
编辑 刘 辉
hh690802@sina.com
张海超开胸验肺大事记
2004年9月:张海超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工作,直到2007年10月他因病辞职。
2007年10月:张海超感觉咳嗽、胸闷,此后经多家医院检查,诊断其患有尘肺病。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拒绝为其出具工作证明以供鉴定职业病。张海超多次上访,才被特批到职防所进行鉴定。
2009年5月25日: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为“无尘肺0+期合并肺结核”。
2009年6月22日:张海超主动要求“开胸验肺”。
2009年7月24日:卫生部督导组介入。
2009年7月26日: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再次诊断,确诊张海超为尘肺三期。
2009年7月28日:郑州市委对市职业病防治所给予通报批评,停止所长李磊工作。新密市委对新密市卫生局给予通报批评,免去耿爱萍新密市卫生局副局长职务,责成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振东公司。
篇6：开胸验肺第一人托孤记
2012年12月28日，记者在广东佛山找到昔日开胸验肺第一人张海超，他正准备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
尽管人看上去比想象的要精神许多，但冬天的阳光衬着黄色皮夹克，把他消瘦的脸又加剧了几分苍白。他时不时会低低咳嗽几声，在2012年新拍的胸片上，肺脏上满是迷雾般的阴影，这些阴影每年都在扩张，吞噬他的生命。
张海超本来沉寂了。但24天前，因被取消低保和新农合医保，他突然出现在网上并发表博文《我的“幸福”生活》。但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他写在博文最后的话：我想为女儿寻找合适的养父母。
他起初并没想到要托孤。尘肺病的后遗症让他免疫力极低。稍微受寒便会引发感冒和并发症，为此他买了辆小排量汽车、一台空调。因为打尘肺官司出了名，很多人找到他，想求他帮忙维权。帮人，就要上网，就需要电脑。但在低保政策里，购买电脑属于高档消费，电脑一买，他之前申请到的低保和新农合医保就被取消了。
张海超第一反应是不服，他总是习惯把事情往最坏的地方想。怎么会这么巧？他想，会不会是被人阴了？
于是花了十个小时在电脑前憋出了那个帖子，但写到半夜，他因自己讲述的凄惨模样联想到另外一件事：作为尘肺病晚期患者，寿命最多还有四年，女儿琪琪如今才6岁，四年后谁来照顾她？
孩子的爷爷？老父亲一只眼睛几乎瞎掉；
孩子的奶奶？老母亲刚切除胆囊；
孩子的姑姑？姑姑先天脊裂，连照顾自己都成问题。
当年拿到赔偿后，他有给父母买保险，但孩子没有，怎么办？
筹备的炒作与破碎的中国梦
“当年你不是拿到了60万元的赔偿吗？这么快就没了？而且孩子的妈妈，难道就不管女儿？”有人在后面留言质疑他此举是炒作。
追溯事情的整个过程，也的确不能逃脱炒作的嫌疑。
河南新密县刘老寨的老家人都知道张海超能帮人维权，
“他是个能人。”和他对话的人，都无法看出他是个病入膏肓的农民。说话很有条理，冷静克制，更像白领；但他具备了中国农民的狡黠，多年来与政府、各路无良企业打交道，有自己的一套城府和计算。
这次求助，本该发生在2012年10月。那时母亲重病住院，他查到自己还有低保，但月底的时候就没有了。10月，相熟的《南方周末》报社记者去了他家采访，写出了报道，但没发表——当时在开十八大，公众的注意力容易转移，“就没有充分发酵的时间”。
两个月的等待很值。2012年末，他和整个职业病群体再次成了舆论焦点，只是这次，他不是维权成功的悲情英雄，而是生活的失败者，被迫向社会求助。
其实在2009年，他就是个失败者了。在那之前，他和妻子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恋爱了两年才结婚（这在同乡中算爱情马拉松），夫妻俩感情很好，从不吵架；两人家务一起做，他做饭，妻子洗碗；他们只要了琪琪一个孩子，没打算生二胎。琪琪两岁时，他就把女儿接到郑州上双语幼儿园。两口子每月收入有四五千元，在当时算不错；他们设想过未来有房有车的生活，相信只要辛勤劳动一切都有可能，为此他还去学了驾照，“我不像别人以为的，拿到了赔偿后，钱烧的才学的。”
但一场病把一切都毁了。肺癌还能治，尘肺只有死。在此之前，世界上活得最久的尘肺病人在发病后活了七年。虽然有了数量可观的赔偿金，但作为一个失去了劳动力的男人，他成了家里的“拖累”：干不了重活，闻不了油烟味，一闻就撕心裂肺地咳嗽；天气一冷就会感冒，2009年整个冬天他都是在医院过的。
所有正常人的奋斗都和他无关，“我没什么人生规划，我的身体在那，过一天是一天。”
跟着我，越来越绝望
没有了女主人的家，显得有些凌乱。和妻子离婚以后，父母一直生病，他没心思，也没精力收拾家里。尘肺病人的离婚率很高，但张海超原以为自己是例外。
他记得那些温馨的画面，那时维权没进展，他不能闻油烟味，为了照顾他，妻子包揽了做饭的家务；她学会怎么找静脉血管，从村里卫生所买来便宜药水，给他输液；刚开完胸时，伤口感染，他躺在床上输液，她在旁边陪着他，同时带孩子玩，到点的时候，就倒水喂他吃药。
如今他也不认为两人是钱上的摩擦离的婚。2009年秋天，维权刚成功，北京有电视台请他做节目，他顺便去同仁堂开中药，药费每月三千元，“她很支持。”他认为双方走不下去，是因为焦虑和妻子的品质，“跟着我，越来越绝望，她承受不了。”
他记得2009年年底，有记者来家里访问，妻子道：“我觉得以后的生活没有希望了。”他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她要看他走向死亡，他理解她的压力，但无法化解那时只有26岁的她的绝望。
2010年春节后，妻子变了。他希望吃好点，提升体质，妻子反感，“你是在自暴自弃，是对我们不负责，以后钱花完了，你人也没了，我和女儿怎么办？”
为了养病，他带女儿回了老家，妻子独自在郑州上班，两人每周聚两三天。2010年夏天后，妻子开始不接他电话，迷恋上网，和网友打电话，一打就好几个小时。有次夜里，孩子睡了，张海超找东西找不到，打电话问妻子，结果12点打一次，3点多打一次，妻子电话始终占线。
两家长辈商量后，建议他去郑州开超市，好家庭团聚。开超市要好身板，张海超冬天出门进货，感冒导致气胸并发症，2010年冬天他又是在医院过的，花了二万多元。无奈之下他只好转让超市。也因这次感冒，他痛定思痛，买了辆车。
男人最后的尊严
出院后，两人感情还是没变好，妻子常因一点小事就发火，也没耐心管孩子。他在老家的房子买电脑，拉上网线，买之前妻子没反对，买回来了她暴怒：“你怎么就不征求我的同意呢？”“之前有跟你说过。”“你就跟我说了，我当时有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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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纠结不胜枚举，渐渐的，他也疲惫了。2011年10月，他去杭州帮人维权，回来后，发现妻子的东西都没了——她趁家里没人，搬回了娘家。妻子没主动提离婚，但不和他联系，也不看孩子。张海超知道，她不提是怕别人背后说她，2012年初他主动提出：“不能过，就离婚吧。”
妻子希望剩余的赔偿款能分一半给她，他拒绝了，“这是个人人身伤害赔偿款，是我的医药费和生活费，给了你，我怎么活？”妻子放弃了，但还是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他家的青砖门槛是两家正式决裂的地方，那次岳母来张家，站在门口为抚养权的事分说，女儿在一旁玩，张海超说：“看孩子自己的意思吧”，女儿好久没看到妈妈，开心地说：“我要爸爸”，岳母失望离去。
孩子的选择伤了妻子的心，她赌气表示：不给抚养权就不付抚养费。他脾气也上来了，应允了她的要求。2012年7月，两人离婚，商定女儿归他，妻子在他生前死后均不再抚养女儿，也不用承担任何费用。
一系列纠葛耗尽了两人最后一点情意。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她现在还不到三十岁，不愿陪他到最后，他能理解，但无法接受，“我对她有怨恨。”他的手机里还存着跟前妻最后沟通的短信，他不准备公开，但想等女儿长大后给她看——婚姻失败，责任不在他。走到这步，他仍认为“没有尘肺，我爱人不会变成这样，我们家会很好”。
女儿是软肋
去佛山前，张海超特地去了趟学校看女儿，女儿带他去教室，路过一道缓坡，他喘不上气，停下来歇了会，女儿不得不停住步子等他；他咳嗽，女儿过来给他拍背，问他要不要喝水。如今，女儿是他唯一的牵挂。他很少呆在女儿身边，2012年4月，幼儿园发了两张教育主题的电影票，要家长带孩子看，女儿一直等他，
“爸爸，就咱们没去，别人都去了。”最终父女俩仍没成行。
女儿很懂事，会做家务，会疼人。每天起床后会自己收拾床铺，叠被子，连他的一块。记者来他家采访，她礼貌地提醒对方不要抽烟。
张海超想让她适应将来的分离，故意问她：“给你找个干爸爸、干妈妈怎么样？”女儿沉默，她知道父母婚姻有问题，2011年时，她还问妈妈怎么不回家，现在已经不问了。
女儿上幼儿园时，有次举办亲子活动，父亲带孩子跑步，女儿很想拿名次，但张海超只能在场外看着。他时日无多，因此珍惜和女儿每个相聚时间。他不希望女儿输在起跑线上，送她上的是县城最好的私立学校，周一和周五他会接送女儿上下学；他还给女儿报了周末的语言班和舞蹈兴趣班，一学期要四五千元。
看完女儿后，他又去见了宿管阿姨，他要托她照顾女儿，他辗转托人才找到这个老师。对方孩子上大学，在家没什么事才答应的，“一个周末一百多块钱，她也落不了多少钱，城乡公交、吃饭、玩都要钱，她还能帮着孩子辅导作业。”
当初的离婚协议有情绪的成分，但一切已不可挽回。公告出来后，很多人打电话给他，还有从美国、加拿大打来的。佛山有位熟人特着急，“咱们现在就开车去河南，把琪琪接过来吧。”但他犹疑，“我希望观察几年，孩子寒暑假时去对方家里生活一下，看双方是否适合。”他的谨慎伤了对方的心，“他们怕孩子大了养不亲，我也着急，时间长了，谁还答理你呢，但我不是人贩子，不能草率。”
前妻已完全放弃女儿，公告发出一周后，前妻发短信问他，以后还能否探视女儿。他回复说，你永远都是琪琪的母亲，探视权谁也剥夺不了。但面对记者，他的眼神和语气都有些焦灼迷离，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用哪种方式安排女儿。
张海超，2004年6月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先后从事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作。3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提供相关资料，郑州职业病防治所诊断其为肺结核。2009年6月，他在郑大一附院“开胸验肺”。在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下，郑州市政府特事特办，2009年9月16日，其获得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各项赔偿共计615000元，并上了低保。
篇7：对“开胸验肺”事件的哲学反思
2004年8月到2007年10月,张海超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
2007年10月份,X胸片显示张海超双肺有阴影;此后经多家医院检查,诊断其患有尘肺病。
2009年1月,北京多家医院确诊其为尘肺病。
2009年5月25日,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为“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
2009年6月,张海超主动爬上手术台“开胸验肺”。
2009年7月15日,媒体介入报道。
2009年7月23日,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否认公司有责任。
2009年7月24日,卫生部督导组介入。
2009年7月27日,确诊张海超为三期尘肺病。河南省新密市劳动局认定为工伤,张海超已开始申请伤残鉴定。
2009年7月28日,河南省卫生厅追究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新密市卫生防疫站等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郑州市委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
2009年8月1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涉及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公司相关责任人员被处分,相关部门对该公司罚款25万元。
2009年8月13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被河南省卫生厅通报批评,并立案调查。原因是此前该院诊断出张海超“尘肺合并感染”。但该院在不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情况下进行职业病诊断,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
2009年8月13日,张海超被郑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三级伤残。
2009年8月14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获得职业病诊断机构资质。
二、哲学反思
1. 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事物运动是有规律的,要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北京多家医院已确诊张海超为尘肺病。但他工作过的企业却无视这一事实,推卸责任;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甚至误诊。所幸,经媒体报道后,上级有关部门能实事求是,认定他为工伤,并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了严肃处理。
2.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处于因果联系的链条之中,因果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时,既要看到它的产生是有客观原因的,又要看到它还会引起一定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明确认识的方向,提高人们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正确的价值观能使人们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价值观则会把人的活动引向歧途,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一些企业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注重环境的治理,不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结果只能是以牺牲人民的健康为代价,“开胸验肺”事件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3.唯物辩证法认为: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利用规律。张海超面对遭受的侵害,不等不靠,勇敢地挑战权威,“以身验法”,为农民工兄弟讨回了公道,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提高了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责任意识和劳动者的职业病防治意识,充分调动了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让社会和群众关心、支持和监督职业病防治工作。
4.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开胸验肺”事件的发生,根源在于一些官员脱离了群众,是对人的生命的极端漠视。
“邻里失火,自查炉灶”,事故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实践中,我们不妨把别人身上存在的问题,时常与自己进行一下对号入座,认真防治类似的隐患和苗头,变事后处理为预先分析。只有变被动整治为主动管理,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才能把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故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