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制度

论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制度（共6篇）

篇1：论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制度

论我国的仲裁制度

摘要：自仲裁法颁布以来，我国仲裁制度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在发展，不断完善，使得仲裁在社会中发挥了其作用。但是，虽然我国仲裁制度整体上呈现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在仲裁的代表性、针对性、专业性等方面也出现了一种泛化现象。因此，作者将从仲裁制度中的有关协议仲裁、仲裁程序等方面来说明仲裁的泛化现象。

关键词：仲裁制度；泛化；现象

一、仲裁泛化现象的提出

（一）有关协议仲裁方面的泛化

1.协议仲裁的概述

协议仲裁制度是指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和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制度。协议仲裁制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包括在协议中约定仲裁事项、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地点和指定仲裁员等，使仲裁协议能发挥三个作用：第一，仲裁协议能约束当事人。既然，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成达的，当事人就必须自愿受其约束。在纠纷发生时，就必须将其提交仲裁，如有任何一方不按仲裁协议规定提交仲裁，而向法院起诉，另一方则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第二，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仲裁协议都必须指定仲裁机构，被当事人合法指定的仲裁机构即取得该案件的管辖权，应予以受理。第三，仲裁协议能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2.问题的提出

协议仲裁最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对有关仲裁的一切事项可以自主决定、自主负责，且不受任何不当干涉。但是，有些机构却主要是利用行政力量,以规范合同的名义强制或半强制地要求当事人在合同中加入仲裁条款,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这就泛化了协议仲裁有关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进行仲裁的概念，将以规范合同的的名义强制或半强制地要就当事人在合同中加入仲裁条款的方式，与协议仲裁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条件联系。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机构自身及承担组建工作的政府部门应负主要责任。相当部分的仲裁机构设立本身只是地方政府部门及相关领导出于追求出政绩或其他个人考虑而草率决策的结果,根本没有仔细考虑当地对仲裁服务的需求是否实际存在。机构成立之后则定位模糊,粗放经营,无法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入仲裁员队伍和机构工作人员队伍,也无力为仲裁终端用户提供的高质量的个性化服务。更为糟糕的是个别机构只顾眼前利益,自律意识极其薄弱,根本不能赢得当事人基本的信任。

（二）有关仲裁程序方面的泛化

1.有关仲裁程序的概述

仲裁程序是机构仲裁或临时仲裁在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的参加下,为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依据仲裁法规定的,或者仲裁机构制定的,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在仲裁过程中遵从的一定的程序、方式和步骤作出公断的相互关系。①其具体步骤为：第一、提出仲裁申请。这是仲裁程序开始的首要手续。第二、组织仲裁庭。根据我国仲裁规则定，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各自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指一名仲裁员，并由仲裁委员会主席指定一名仲裁员为首仲裁员，共同组成仲裁庭审理案件；双方当事人亦可在仲裁委员名册共同旨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席指定一名仲裁员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单独审理案件。第三、审理案件。仲裁庭审理案件的形式有两种：

一、是不开庭审理，这种审理一般是经当事人申请，或由仲裁庭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只依据书面文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

二、是开庭审理，这种审理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采取不公开审理，如果双立事人要求公开进行审理时，由仲裁庭作出决定。第四、作出裁决。裁决是仲裁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

2.问题的提出

与诉讼程序相比,仲裁程序具有独立性、非公开性、可选择性、强化当事人主义及非正式性等特点。然而,在我国仲裁程序的立法及其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却呈现出一种非良性的诉讼化倾向，仲裁程序逐渐与诉讼程序相类似，大大降低了其代表性和针对性。特别是法院往往“自由裁量”将“法定程序”或仲裁程序理解为诉讼程序，这种对“法定程序”规定的泛化和对仲裁程序理解的模糊化,从而加大了仲裁诉讼化趋势。

然而，法定程序应该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且不能由当事人协议排除适用的程序。实际上，各国对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仅保持在程序正当性最基本的水平上。从各国立法实践分析，关于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涉及仲裁庭的组成（如仲裁员的任命、撤换与更替，组成人数，仲裁员的资格等）、仲裁程序的进行（如举证、适当通知、时效等）、裁决的作出（如是否附具理由、裁决的形式、裁决的送达等）三个方面。各国法院在考察仲裁程序的合法性时，并不完全基于本国的强制性规定，还要看仲裁庭是否遵守和达到了“基本的最低程序保护”要求。②

反观我国的有关规定，由于对“法定程序”规定的泛化和对仲裁程序理解的模糊化，从而加大了仲裁诉讼化趋势。我国仲裁法第58条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但何谓法定程序？法律没有作出进一步规定。因此，当遇有仲裁法语焉不详的情形出现时，“法定程序”就成为司法监督的杀手锏。

二、对仲裁泛化现象的几点建议

（一）强化仲裁自主性原则

仲裁纠纷解决制度，其根据在于当事人自治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整个仲裁制度的基石和核心，也是仲裁与诉讼最根本的区别。在国际仲裁立法方面，仲裁的自主性得到了极大的尊重。而我国仲裁法对仲裁程序的运作作了严格且繁琐的规定，没有赋予仲裁庭和当事人灵活进行仲裁活动的权利；在仲裁规则的选择上，除贸仲及北京仲裁委等少数仲裁机构外，我国多数仲裁机构没有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的自由，即便允许选择其他仲裁规则，也规定了限制性的条件。这些都需要改革，应既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也允许自由选择仲裁程序法，只要不与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则相冲突即可。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提高人们自主性意识，提高他们对仲裁的认识，这样才能使自主性原则得到具体实施而产生作用。

（二）弱化法院的司法监督，对法定程序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

一个司法监督严格、仲裁诉讼化现象严重的国家，其仲裁制度就很难是完善的，其仲裁服务市场是很难有吸引力的。我国应该对仲裁的司法审查进行改革，将目前的国内裁决和涉外裁决的双轨制审查改称单轨制，司法对仲裁审查应该只审程序不审实体。并且，对于司法程序审查中至关重要的“法定程序”问题一定要作出明确规定，以免成为干扰仲裁自治程序的罪魁祸首。为保证仲裁程序的公正性，法律对仲裁程序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应设置一些限制，但各国对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仅保持在程序正当性最基本要求的水平上。在将仲裁视为私力救济手段予以规范的西方仲裁法中，仲裁程序问题多属当事人自治领域的范围，只要不违背正当程序原则，当事人完全可以决定整个仲裁程序。因此，我国也可以考虑将“法定程序”改为“正当程序”来作为对仲裁的程序审查的标准，确保仲裁的自治理念的贯彻实施。

（三）扩大仲裁员选择范围

仲裁员的专职化、法官化和律师化是仲裁程序不能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具体操作程序的人员进行革新。仲裁的灵活性和自治性允许仲裁员经双方当事人授权，在认为适用严格的法律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结果的情况下，不依据严格的法律规则，而依公平合理原则解决纠纷，也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而以上诉讼领域的人员作为仲裁员的惯性思维却使其跳不出诉讼的程序模式，导致仲裁程序的不能独立。因此，在仲裁员队伍中灌输自治和灵活的理念无疑是重要的环节。而扩大仲裁员的选择范围，少选甚至不选有法官或律师甚至行政官员等职业经验的人员作为仲裁员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注释：

①万可佳.试论仲裁程序[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6)

②肖永平著:《肖永平论冲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参考文献：

[1]江必新主编：《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2]姜明安主编：《行政程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3]王振清主编：《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年版

[4]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 2007 年版

篇2：论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制度

论文 关键词:仲裁 民族文化 尚和心态 论文摘要:仲裁作为一种 法律 调解制度，从西方植入我国只有短暂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却为仲裁在我国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 理学 为基础，阐述了 中国 国情下民族文化与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论文 关键词:仲裁 民族文化 尚和心态 论文摘要:仲裁作为一种 法律 调解制度，从西方植入我国只有短暂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却为仲裁在我国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 理学 为基础，阐述了 中国 国情下民族文化与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仲裁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该法律制度的产生、推行、应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文化效应，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别。法律制度的 发展，始终与该环境下的社会 经济 形态和文化形态相关联，是特定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传人我国大约才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单从制度来讲，仲裁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推行带有很强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特有心理，却为仲裁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提供了深厚而滋润的土壤。

一、特定社会 历史 铸造的中国人尚和心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型社会。农耕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不动的，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够长久稳定在居住地而有较少流动。只有在 自然 灾害或战乱时，人们才会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土地。正如费孝通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稳定的生存空间中，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熟人社会又必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在群体规范的压力之下，每个人都遵循着以和为贵的社会规则，这为中国人民的尚和心态的养成制造一个了良好的温床。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完全依赖着气候的变化，旱灾水灾的整治以及因时令限制而导致的高强度劳动，这些都是个人或少数人无法完成的，所以必须依靠多个人的齐心协力来共同完成。同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强化了人们的农本思想，轻视财富利益，并把安贫乐道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这种经济背景还使中国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态，使得中国人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尚和”作为平衡人我关系和群我关系的根本准则。

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很早便确定了一个人的观念，由人的观念中分出己与群。但己与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全属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大道，即人相处之道。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社会重于个人，提倡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和谐的社会取向成为中国人社会生存与适应的基本方式。“尚和”心态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而影响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处世之道。

二、中国人尚和心态的文化思想根源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历史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儒、释、道三家，同时它们对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自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儒家、道家、佛教三家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经过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彼此转化，融合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中国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一直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

在动荡的东周时代，诸子百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和的概念。推崇中庸思维的儒家将“和”字赋予了“和谐”、“谦和”、“和睦”等一系列具有中庸色彩的涵义。和，是处理人际关系及一切事物的最佳准则，也是人行动自律的内在原则。孔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于将个体视为一个成就圣贤积极主动的自我，因此儒家强调，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不断地自我修养以完成“自我”的超越与转化。自我修养的主要功夫在于“自制”，在于压制自我的欲念，以遵守外在的礼制和规范。而悟守规则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则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存在，营造了平和的社会环境，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了统治。

如果说儒家带有自上而下的 政治 色彩，那么作为儒家补结构的道家，则以自然为依归，崇尚“无为、不争”，“至虚、守静”，“寡欲、知足”及“安时而顺处”以达到精神自由的超越境界。让长期处在“克己复礼为仁”的心理紧张和裹足在社会关系和责任中不自由的中国人，获得一个消解内在冲突和紧张的处方。如果说儒家思想的文化要求产生了中国人的内在紧张，那么道家思想就是提供了每一个中国人可以继续忍下去的心理空间，透过它的“不争 哲学 ”而有了一个可以保持内在平衡的心理场。“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意思就是说，和是万物的本质与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道家强调出世、适意的人生观扩展了中国人的心理空间，其“正言若反”的朴素辩证法则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人谦忍、尚和的能力。

佛教的人生哲学则经由苦、集、灭、道四谛的精细论证，来说明人生是苦的判断，进而强调通过抑制自我、排除我欲，达到无我的状态，以进人涅架的解脱境界。佛教所宣扬的忍辱哲学，让中国人更能无条件地忍受他人诸般恶行，其心性学说，对极力主张禁欲的理学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更是佛教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影响。

篇3：试论我国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

关键词：仲裁委员会,法律地位,非营利机构,民间性

一、仲裁机构的概念及范围

仲裁机构是指有权根据仲裁协议受理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并依法进行公正裁决的机构。关于仲裁机构的概念问题学者们并无太多争论, 意见比较统一。但是对于仲裁机构的范围问题, 学者们见仁见智, 各抒己见。具体来说, 主要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观点:从广义上来说, 有学者认为“仲裁机构包括仲裁委员会、仲裁协会以及仲裁庭”[1], 也有学者认为“仲裁机构是指仲裁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办事机构和仲裁庭三者统一的整体”[2];从狭义上来说, “仲裁机构仅指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3]。所以本文在讨论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时, 首先需要对仲裁机构的范围进行界定。笔者认为, 对于仲裁机构的范围界定不宜过宽, 不应把问题扩大化, 所以不能把仲裁庭、仲裁协会以及仲裁委员会这三种不同性质的机构放在一起, 而应区分对待。同时, 对于仲裁委员会及其下设办事机构, 本文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两者是同一个主体, 没有必要详细区分。综上, 本文所讨论的仲裁机构主要是指常设性的仲裁委员会, 它不负责对某一仲裁案件的审理, 主要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 保障机构的正常运行。

二、理论界有关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观点

我国《仲裁法》对于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仅规定了“仲裁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 没有正面回答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是什么的问题。正是由于法律的模糊性规定, 才为各地仲裁委员会的组建提供了可操作性空间。比如大多数地方参考《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的通知》中“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的规定”的条文, 直接将仲裁机构定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 而北京市仲裁委员会则是仲裁机构民间组织论的积极推崇者, 认为仲裁机构法人定位应坚持民间化。[4目前理论界主要有如下四种观点:

(一) “事业单位法人说”

持该种观点的理由之一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的通知》规定仲裁委员会在设置初期, 政府“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的规定, 解决其编制、经费、用房等”, 说明仲裁机构应参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许多仲裁机构把“参照”变成了“按照”, 认为仲裁机构就是事业单位。理由之二是根据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事业单位是指为了社会公益目的, 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而依法设立的从事社会公共服务活动的组织。仲裁机构的特点符合事业单位应具有的性质, 应定位为事业单位。在我国, 仲裁机构是由国家政府部门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 并由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的;仲裁不以营利为目的;仲裁服务带有鲜明的社会公益性。所以仲裁机构的上述特点符合事业单位应具有的性质特征, 仲裁机构应采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

(二) “社会团体法人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将仲裁机构界定为社会团体法人, 有以下优势: (1) 仲裁委员会将实实在在的与行政机关脱离暧昧关系, 行政机关对仲裁机构“扶上马, 送一程”也就送到这里为止, 而仲裁的本质属性———民间性也在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得到最完整的体现。 (2) 市场的需求是最终决定仲裁机构生存的唯一尺度。因为仲裁机构的服务没有区域限制, 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将使仲裁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 迫使那些能够适用市场的国内仲裁机构在国际仲裁市场上也能分得一席之地。同时“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也让一些没有竞争力的仲裁机构退出市场, 避免浪费社会资源。 (3) 仲裁机构社会团体法人的定位也让有志于参与仲裁市场的民间力量加入进来, 如行业协会。只要行业协会符合仲裁法规定的设立仲裁机构的条件, 就可以设立独立的行业仲裁机构。[5]

(三) “民间组织说”

宋连斌教授等学者认为, 仲裁机构的性质属于民间组织, 但在实践中我国的仲裁机构与民间组织却相去甚远, 仲裁机构民间化之争为中国所独有。仲裁机构作为一种民间组织, 却不能“民间化”的制度困境在于我国民间组织立法的缺失。尽管有“结社自由”的宪法保障, 但我国民间组织立法仍存在“法律缺位”、“效力过低”等诸多问题。仲裁机构法律上的民间组织地位之解决路径包括对仲裁法、民间组织法和民法的修改和完善。但制度本身又不能完全解决仲裁机构民间化回归的问题, 这要依靠理念、文化和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民间组织”并不必然仅仅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类型, 现行法规体系也只是将民间组织作为这两类组织的共同上位概念。无论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还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民间组织”都需要存有一种开放性, 以利于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间组织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 丰富其内涵或扩展其外延。

(四) “非营利机构说”

持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仲裁机构从本质上而言是民间性组织, 然而我国仲裁机构的行政色彩依然很浓厚。一方面, 政府的介入和干涉困扰和阻碍了仲裁机构的发展, 使其丧失了独立性, 另一方面, 仲裁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 缺乏自我建设和发展的能力。因此将仲裁机构明确为非营利法人, 不仅可解决其法律地位不明确所带来的困惑, 而且能更好地实现仲裁机构的职能, 消除仲裁机构行政化所带来的弊病。

三、对我国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探讨

(一) 仲裁机构不应是事业单位法人

笔者认为, 认定仲裁机构是“事业单位法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一,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的通知》规定:仲裁委员会在设置初期, 政府“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的规定, 解决其编制、经费、用房等”, 说明仲裁机构应参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既然是“参照”, 就说明仲裁机构并不是事业单位, 否则, 就是“按照”了。而且“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的规定”并不是对仲裁机构进行管理, 而是解决仲裁机构的困难, 属于参照办理。第二, 仲裁机构登记设立的依据不是《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而是《仲裁委员会登记暂行办法》, 同时仲裁机构登记后获得的不是《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而是《仲裁委员会登记证书》。第三, 根据《仲裁委员会登记暂行办法》, 仲裁委员会的登记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 而不是《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所规定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二) 仲裁机构不宜定位为“社会团体法人”

仲裁机构是“社会团体法人”的结论源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法人分类。该种分类方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与国外的“公、私法人”不同, 但是却存在严重的缺陷。我国社会团体法人采取登记设立主义, 但实质上是严格的实质审查, 这样不利于仲裁机构独立健康的发展。另外, 社会团体法人在我国的发展一直趋于弱势, 并不存在足够的成功经验而使仲裁机构摆脱行政司法部门在其设立初期的控制力量而独立生长, 难以保证在今后的发展中, 彻底杜绝行政力量的侵蚀。所以, 笔者不赞成“社会团体法人”说, 这并不能对仲裁机构进行有效定位。

(三) 仲裁机构也不宜定位为“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的概念大致等同于“非营利机构”, 都是指政府与市场之外的那部分公共领域, 只不过“民间组织”的概念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述, 如公益法人或者非营利法人等。笔者认为, 不论是定位为“民间组织”还是“非营利机构”, 其实学者们都是在试图还原仲裁机构的本性———民间性。但是, 民间组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 也不是一个规范的用语, 加之我国民间组织立法仍存在“法律缺位”、“效力过低”等诸多问题,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牵涉到对仲裁法、民间组织法和民法的修改和完善, 任务繁重。所以, 目前也不宜将仲裁机构界定为“民间组织”。

(四) 仲裁机构应定位为“非营利机构”

笔者比较赞成将仲裁机构定位为非营利机构。关于“社会团体法人”和“民间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存在, 但是并不完善, 有许多亟待修改的地方, 而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法规的修改和完善, 又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所以笔者认为, 将仲裁机构界定为非营利机构, 借助于研究非营利机构的契机, 进一步深化仲裁机构机制体制的改革, 不仅能实现仲裁机构的民间化, 而且阻力会小很多。随着中央构建和谐社会执政理念的提出, 学术界对非营利机构的研究渐趋升温, 非营利机构在国外的成功的运作模式可以为我国所借鉴。所以我们将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界定为非营利机构, 不仅有利于加快仲裁机构民间化的进程, 扫除制度性的障碍, 也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促进社会和谐。

四、我国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的发展方向———非营利机构

国际上很多知名的仲裁机构, 如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中国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 都是非营利机构的管理模式。

(一) 非营利机构的内涵

NPO, 非营利组织或非牟利机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是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 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 从艺术、慈善、教育、政治、宗教、学术、环保等等。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并不是为了产生利益, 这一点通常被视为这类组织的主要特性。然而, 某些专家认为将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区分开来的最主要差异是:非营利组织受到法律或道德约束, 不能将盈余分配给拥有者或股东。因此, 当今社会中, 非营利机构有时亦称为第三部门 (the third sector) , 与政府部门 (第一部门) 和私人营利部门 (第二部门) , 形成三种影响社会的主要力量。

(二) 我国仲裁机构定位为非营利机构的合理性

1. 非营利机构理论能够解释政府的财政支持

非营利机构的建构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我国政府对仲裁机构的前期投入。非营利机构提供的服务通常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 代替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不可证约的公共服务, 因此政府会给予他们一部分财政支持。比如说, 在美国, 非营利组织大多也是民间的, 相当一部分是从事社会服务业, 政府在财政上是支持的, 这些机构在公共服务方面与政府是伙伴关系。所以, 借鉴国外的理论和做法, 将我国的仲裁机构界定为非营利机构是可行的。在我国, 仲裁机构为社会的纠纷解决提供了另一种分流渠道, 为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了另一层保障, 究其服务性质而言, 确属公共服务范围内。政府的财政支持也可以看作是对公共服务行业提供协助。

2. 非营利机构理论能够深化仲裁机构的改革

非营利机构理论为仲裁机构不能归入任何一种法人类型提供了新的路径, 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改革方案。非营利机构的定位既符合我国仲裁机构“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 又能实现与国际上的仲裁机构相接轨。非营利机构理论已经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科研机构脱钩改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医疗机构区分为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 一些基础性研究领域的科研院所被确定为非营利机构, 根据其公益性程度由国家财政负担经费。相信非营利机构理论也能对仲裁机构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把仲裁机构作为非营利机构来认识和改制对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袁忠民.我国仲裁机构演变的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2005.5

[2]郑金波.中国仲裁机构定位研究[J].仲裁研究, 2010, (3) :81.

[3]林建文, 黄伟民.我国仲裁机构性质浅析[J].商事仲裁法律报告, 2005, 1:84-85

[4]王红松.仲裁机构应定位为民间组织[J].理论前沿, 2008, (20) :37

篇4：浅析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

摘 要 仲裁员责任制度是保障仲裁公正性的关键。我国目前有关仲裁员责任的法律规定定位模糊，简单粗略，缺乏可操作性，“枉法仲裁罪”也存在司法过度干预仲裁之嫌，很难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保障仲裁活动。为了使仲裁员责任制度在仲裁活动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我们要进一步探讨仲裁员责任制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重新审视现行立法对仲裁员责任规制的合理性，并结合世界各国通行的仲裁员责任理论，对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进行思考，以期对其进行完善，更好地服务于整个仲裁活动。

关键词 仲裁员责任 责任论 豁免论 有限豁免论 完善

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仲裁因其自身独有的公正性和高效性而备受民商事活动当事人的喜爱。仲裁员是仲裁制度的灵魂，在仲裁活动中拥有一裁终局的权力，决定着仲裁的结果和仲裁当事人的成败，拥有权力便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因此，为保障仲裁的质量，法律在赋予仲裁员大量权力的同时，也应当重视仲裁员义务的规范，并通过建立仲裁员责任制度来救济当事人在仲裁活动过程中因仲裁员不履行或不当履行义务而受到的损害。

一、仲裁员责任制度概述

（一）仲裁员责任的含义和内容

仲裁员的责任，是指仲裁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因存在法律规定的过错行为而对当事人或社会所承担的责任①。根据上述概念的界定，仲裁员责任的产生应当具备两个前提：首先，仲裁员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或行为规范的规定；其次，违反法律或行为规范的行为应该属于仲裁员的职务行为，即行使仲裁权力进行仲裁活动的行为。只有在这两个前提存在的情况下，仲裁员才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仲裁具有契约性和司法性双重性质，其在契约性基础上包含司法性因素。因此，仲裁员的责任包括三种形式，即当事人施加的责任（或称契约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②。通常，人们对于道德责任没有什么争议，由于其缺乏强制力，作用有限，因此本文不作过多讨论，而当事人对仲裁员施加的责任或者与仲裁员就责任问题达成的契约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法律责任上，受到国家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故而本文所讨论的仲裁员责任，就是指仲裁员在其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因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或者违反其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这里所说的法律责任通常就是指民事责任。

（二）仲裁员责任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仲裁员责任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仲裁员是在仲裁案件中主持仲裁活动并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裁决的人，对仲裁案件的进程和仲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享有法律赋予的一裁终局的权力，如果不受到有效的制约，该权力就有被滥用的可能。由于我国目前的仲裁员选任体系不够完善，仲裁员素质良莠不齐，实践中存在仲裁员故意不披露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接受当事人贿赂、无故拖延仲裁程序，导致仲裁程序延期不决等现象，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严重地损伤了当事人对仲裁公正和效率的信任，降低了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争议的积极性，长期下去必然会阻碍仲裁业的发展。

而我们所讨论的仲裁员责任制度，直接针对仲裁员的不当行为，追究其相应的民事责任，严重的甚至要追究其刑事責任。一方面可以对仲裁员起到警示作用，促使其勤勉尽职，客观公正地审理案件，对其仲裁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为当事人提供一种直接的救济机制，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仲裁员不当行为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仲裁员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会对仲裁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是仲裁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对于仲裁员的责任要求不能过于严格。过于严格的责任制度可能引发仲裁员和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当事人对仲裁员的不信任，甚至滋生当事人恶意将仲裁员牵扯进繁琐冗长的司法程序当中的现象，致使仲裁员与当事人双方对立，有损仲裁员参与仲裁的热情，不利于仲裁发展。另外，过于严格的责任制度也将导致司法较多地介入仲裁，干预仲裁活动，不利于仲裁的独立发展，容易造成仲裁诉讼化的倾向。虽然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应当通过一定的司法途径进行追究，但从仲裁的独立发展方面考虑，司法应当尽可能少的介入仲裁活动中，否则，以司法的强势地位，很可能使仲裁变成它的附庸，丧失独立发展的空间。因此，应尽量减少司法介入仲裁的机会，避免过于严格的仲裁员责任制度③。

总之，仲裁员责任制度的目的在于督促仲裁员认真履行职责，防止其滥用仲裁权。为保障仲裁质量，确实有必要设立并完善仲裁员责任制度。同时，仲裁员行使的权力来源于法律和当事人的双重授权，体现了国家法律和当事人两方面的意志，因而法律应当为仲裁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独立自治的发展空间，不应规定过于严格的仲裁员责任，以免阻碍仲裁制度的独立发展。

二、仲裁员责任理论及各国立法考察

仲裁员责任制度的出发点是仲裁的性质，仲裁的性质是整个仲裁制度的基础。仲裁自身契约性和司法性并存的特点，使得各国对仲裁性质和仲裁员身份的认识不同，导致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仲裁员责任问题的处理上也存在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仲裁员责任论、仲裁员责任豁免论以及仲裁员责任有限豁免论。

（一）仲裁员责任论

仲裁员责任论主张仲裁员应当为其在履行职务时的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种理论主要来源于仲裁性质契约论，该理论认为，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契约确立的，仲裁员由仲裁当事人或代仲裁当事人委任来提供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服务并收取报酬，当事人与仲裁员之间产生契约关系。该契约的条款可以规定于提交协议、相关仲裁规则、审理范围书或委任条款之中④。该理论之下，仲裁员接受当事人的指定，提供专业知识为其解决争议，并在作出仲裁裁决后接受报酬。如果当事人不给付报酬，仲裁员可以依法向当事人提出请求；如果仲裁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有懈怠行为或者有侵害当事人利益的不当行为，当事人可依照合同诉请仲裁员赔偿。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取上述理论，认为仲裁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不给予其责任豁免权。《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584条规定：如果仲裁员不及时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在接受任命时所承担的职责，则要对由于他的错误拒绝或迟延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同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对仲裁员责任作出了类似的明文规定，也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等）虽然没有在法律上作出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被普遍认为仲裁员原则上要对其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不享有民事责任豁免权。

（二）仲裁员责任豁免论

仲裁员责任豁免论在英美法系国家比较盛行，主要内容是仲裁员履行仲裁职责的行为免于民事责任的追究，仲裁员对仲裁过程中因其过失或其他情况而导致的不当行为及给当事人带来的损失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仲裁性质司法权论，仲裁性质司法权论认为，仲裁的权限和效力是执行地国法的一种让与，仲裁员作出裁决、仲裁协议的效力以及仲裁员的权力和裁决的执行，其权威完全来源于执行地国的法律，国家具有控制和管理发生在其管辖领域内的所有仲裁的权力⑤。虽然仲裁源于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仲裁协议，但是仲裁的实体和程序规则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要受到仲裁地国法的控制，当事人和仲裁员的自主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仲裁员的地位类似于法官，是以“准法官”的身份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判，仲裁员行使的是司法或者说是准司法的职能。因此应当将给予法官的司法豁免权扩及到仲裁员，免除仲裁员的不当职务行为导致的民事责任。

仲裁员责任豁免论从保护仲裁独立发展和仲裁员独立行使职权的角度出发，给予仲裁自治最大的宽容和信任，尽可能地避免了司法介入仲裁的机会，为仲裁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环境，体现了国家对仲裁的高效、便捷优势的绝对保证和对仲裁活动的高度支持和鼓励。美国是给予仲裁员责任豁免最典型的国家，仲裁员在其义务范围内提出的诉讼，享受最大程度的豁免。

（三）仲裁员有限责任豁免论

有限的责任豁免论是上述两种观点的折衷主张，它是在批判和调和前两者之间的对立，取长补短，适应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仲裁员仅在一定的范围内享有民事责任的豁免，如果仲裁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错导致未能履行其接受指定时当事人所赋予的职责，则必须为其不当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仲裁员故意的不法行为一般包括欺诈、索贿、收受贿赂等；重大过错主要包括：（1）程序上的过错行为，如仲裁员在处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时，未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予以披露、申请回避；仲裁员未能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裁决等。（2）契约上的过错行为，如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无正当理由退出仲裁，违反了其在接受指定时对当事人所产生的契约责任；仲裁员违反保密义务，泄露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商业信誉等等。有不少国家已经在仲裁实践中采取这种做法，英国最新的《仲裁法》中虽明确授予仲裁员以豁免权，但也排除了其出于“恶意”作为或不作为的情况⑥。在德国，仲裁员不因其过失而对行使职务中的违约或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但有关程序错误的责任不在免责范围中。

仲裁员责任论和仲裁员责任豁免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保障仲裁活动的公正有效，只是二者的着眼点不同：仲裁员责任论强调仲裁员必须谨慎勤勉地履行职务，减少滥用职权的可能性，而仲裁员责任豁免论的价值是保证仲裁员不受当事人的不当影响和司法的过分干预，以确保仲裁活动的独立性。二者并非绝对对立，过于强调某一方面都会造成仲裁活动的局限性。而与此同时，学者提出的有限责任豁免论，在合理的制度支撑下，既可以保证仲裁员和仲裁活动的独立性，又能确保仲裁员尽到谨慎、勤勉义务，减少仲裁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维护仲裁当事人的权益，是仲裁良性发展的制度基础，有利于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是符合仲裁发展方向的理论。

三、完善我国仲裁员责任法律制度的思考

系统、完备的仲裁员责任制度是保证仲裁员公正、独立行使职责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仲裁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确立仲裁员民事责任制度。相关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虽然列出了仲裁员承担责任的几种情形，但是对于具体的责任形式规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无法在仲裁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这些都需要我们对此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期望对仲裁员责任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一）我国关于仲裁员责任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对仲裁员责任的规定主要是由《仲裁法》和《刑法》修正案六构成的。《仲裁法》第38条规定：“仲裁员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第34条第四项）或者在仲裁案件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第58条第六项），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其除名。”我们知道，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⑦。那么，此处仲裁员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性质是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中的一种，还是这几种责任兼而有之呢？《仲裁法》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根据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一般认为，此处的“法律责任”是指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规定，在刑法第399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99条之一：“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我国仲裁员的枉法裁决行为可能构成枉法仲裁犯罪，也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虽然“枉法仲裁罪”的犯罪主体仅仅笼统地称为“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但可以肯定仲裁员是包括其中的。

综合上述法律的规定我们发现，在我国，并没有规定仲裁员在仲裁活动中因不当仲裁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而是直接将其上升至刑事责任，这是其他国家鲜见的，这种规定与仲裁活动的契约性及司法权性的双重性质格格不入，不仅大大打击了仲裁员参与仲裁的热情，也严重损害了仲裁发展的独立性，是不可取的。

（二）對完善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的思考

1．明确仲裁员民事责任制度，扩大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

首先，针对现行规定中法律责任性质不明的问题，根据前文所述，应当明确确立仲裁员有限责任豁免论作为我国仲裁员民事责任制度的基本理论。在《仲裁法》中明确规定仲裁员对于其履行职责的行为，除非出于故意或重大过错并给当事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否则不承担民事责任。

其次，应当扩大仲裁员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现行《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范围过于狭窄、用词不精，因此，应当扩大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增加仲裁员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重大故意情形，如包括仲裁员因无正当理由辞职、违反保密义务、违反披露或回避义务、无故拖延仲裁程序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等，同时，扩充仲裁员因重大过失而导致仲裁裁决被撤销或不予执行情形下的民事责任。

2．确定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增加可操作性

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方式没有明确规定，所以缺乏可操作性，难以指导仲裁实践。为了完善仲裁员责任制度，必须明确规定仲裁员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笔者认为仲裁员的民事责任应当主要以损害赔偿的形式承担，仲裁员须赔偿其因过错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当然，赔偿的数额应有一定的限制，因为赔偿责任主要是补偿性质的。因此损害赔偿责任可以采取部分或者全部退还当事人支付的仲裁酬金加上同期银行利息，以及赔偿当事人的为此多支付的交通费、误工费等直接损失的形式⑧。这样既方便实施，又能达到民事责任承担的目的。

3．结合我国仲裁制度现状，完善仲裁员刑事责任制度

尽管规定仲裁员刑事责任是将司法领域的法律责任直接扩大到仲裁领域，有通过司法活动干预独立灵活的仲裁活动之嫌，但是针对我国仲裁制度发展的现状，确实有用刑事责任规范仲裁员行为的必要。我国从仲裁员的选聘到仲裁员的培训、管理均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仲裁员素质良莠不齐，在仲裁中容易受到各方面影响，难免出现失公允的裁决，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仲裁的严肃性。通过刑事立法追究仲裁员的严重违法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确保其公正裁决的作用，解决仲裁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符合我国目前仲裁发展的现实需要的。

关于仲裁员的刑事责任，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枉法仲裁罪，但是在具体适用上仍十分模糊，按照《刑法》规定，仲裁员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即构成该罪，该立法规定犯罪主体模糊不清，法律规定主观性太强，不便于操作，立法用语模糊不清。所以，再行修改时，应当严格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修改枉法仲裁罪或对其作出详细的司法解释，明确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及主观方面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对仲裁员刑事责任制度进行完善。

四、结论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滥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仲裁员在仲裁案件中主持仲裁程序并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裁决，对仲裁案件的进程和仲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为防止仲裁员滥用权力，建立仲裁员责任制度势在必行，同时，基于仲裁解决民商事争议的独立性和高效性特点，在完善仲裁员责任制度时一定要保证仲裁相对独立发展的空间，避免司法过度干预仲裁活动。虽然目前我国法律关于仲裁员责任的规定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加以完善，但我们相信随着仲裁业的不断发展及立法的不断进步，完善仲裁员责任制度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

注释：

①詹礼愿著.中国内地与中国港澳台地区仲裁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60.

②黄进、宋连斌、徐前权著.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8.

③郭楠.论仲裁员的权力和责任.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④[英]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林一飞,宋连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7.

⑤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34-35.

⑥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29条第1款:"仲裁员不对其在履行或试图履行其职权过程中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承担责任,除非该作为或不作为表明其违反了诚信原则。"

⑦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57.

⑧尹灿.论仲裁员责任.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参考文献：

[1]詹礼愿.中国内地与中国港澳台地区仲裁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黄进,宋连斌,徐前权.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英]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等.林一飞,宋连斌译.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

[5]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尹灿.论仲裁员责任.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7]郭楠.论仲裁员的权力和责任.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8]黄雅屏.浅析仲裁员之责任制度.仲裁研究.

[9]李继霞.关于仲裁员法律责任制度的若干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09(6).

[10]黄志勇.仲裁员的民事赔偿责任之比较研究.行政与法.2005(3).

篇5：论我国仲裁制度的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颁布，结束了我国没有仲裁法典的时代，确立了仲裁法律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仲裁法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仲裁的本质特征，符合仲裁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仲裁法所确立的若干原则和制度与国际仲裁制度相符，表明了我国仲裁制度在与国际仲裁制度接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确立及其体现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上合同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目前各国在处理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普遍采用的.主要原则。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合同当事人有权协议选择解决争议的法律。这项原则的适用，有利于稳定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及时有效地解决争议，因而为多数国家所采纳，并在仲裁法中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样把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从而使我国涉外仲裁直接受该原则的影响，并将其贯穿于仲裁的全过程，使涉外仲裁与国际仲裁制度基本一致。但是，我国国内仲裁情况则不同，由于受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当事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纠纷过多受国家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使当事人意思自治无法在仲裁制度中得到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在我国实践中的执行，为我国仲裁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民商法律制度包括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国《仲裁法》将“意思自治”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并在其相应内容中得到全面体现。

第一，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必须出于双方自愿并以书面表示。这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约定将未来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的，则应当在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仲裁问题未达成协议而在纠纷发生后双方约定将其提交仲裁的，则应签订独立的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第二，仲裁地点和仲裁机构，均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涉外仲裁首先遇到的就是仲裁地点的选择，按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仲裁地点包括本国、被诉国和第三国，当事人只能从中择一；国内仲裁的当事人则应约定国内某个具体的地点。无论涉外仲裁还是国内仲裁，当事人均应在仲裁地点确定后选择具体的仲裁机构，并将地名和机构全称列入仲裁协议。

第三，仲裁事项，由双方约定。仲裁事项是指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内的一切商事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按照《仲裁法》的规定，仲裁事项可以理解为除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行政争议和刑事事件以外的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至于具体仲裁事项，由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机构无权仲裁。

第四，仲裁员由当事人选定或委托指定。当事人不但可以选择或委托指定仲裁员，还可以约定由三名或由一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即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一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则必须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

第五，仲裁是否开庭与公开进行，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仲裁庭应当开庭但不公开进行，但是，如果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应采纳当事人的意见并根据仲裁申请、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裁决。如果当事人协议仲裁公开进行的，仲裁得公开进行，但审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则除外。

第六，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和自愿调解。既然仲裁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那么，在申请仲裁后，当事人也就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只要当事人自愿，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裁决书是否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但当事人协议不愿将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在裁决书上写明的，可以不写。

上述各项内容均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充分体现。当然，这项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与在合同制度的适用一样，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仲裁制度上，当事人可以自愿

篇6：论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制度

作者：硕博网文章来源：中华硕博网点击数：更新时间：2008-5-3

中华硕博网(http://)全球500所高校指定报名中心--浅析我国企业经济性裁员法律制度

一、我国企业经济性裁员制度的立法现状

企业经济性裁员，是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为改善生产经营状况而辞退成批人员。企业经济性裁员制度在本质上属于劳动合同的无过错性单方预告解除。企业经济性裁员制度是劳动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也是破产法中和解制度与重整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5年颁布的《劳动法》第27条规定，在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提前30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

劳动部《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劳部发［1994］447号）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确需裁减人员，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1）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提供有关生产经营状况的资料；

（2）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被裁减人员名单、裁减时间及实施步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的被裁减人员的经济补偿办法；

（3）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

（4）向当地（企业工商登记机关的同级）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以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意见，并听取劳动行政部门意见；

（5）由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办理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有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并出具裁减人员证明书。

这些立法从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对企业的经济性裁员行为作出规范，规定了经济性裁员的实质性条件、程序性条件、禁止性条件以及对被裁减人员的保护等。

二、我国企业经济性裁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1、我国企业经济性裁员的实质性要件立法比较原则

我国《劳动法》将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两种情况作为企业经济性裁员的法定许可条件。但这两个条件的规定是比较抽象的、含糊的、不具有操作性。[1]

对于第一个条件，我们似乎可以根据《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破产界限来认定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整顿的情形。但是我国关于破产界限的规定是颇存争议的。我国《破产法》第3条规定：“企业因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可依法宣告破产。”这样的规定使破产原因多元化和复杂化，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什么是经营管理不善？其与严重亏损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什么是严重亏损以及其严重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是困境企业在适用破产法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这种破产原因多元化的结构增加了用人单位、劳动者、甚至法院认定困境企业的困难。我国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19章扩大了破产法适用的范围，规定企业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或债务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这一规定虽然去掉了《破产法》中规定的“管理不善”，但“严重亏损”仍然是限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条件，在实践中与破产法的规定并没有实质性差别。这样的规定在实际中造成了对困境企业认定的困难，给经济性裁员制度实施的前提造成了认识的不一。

对于经济性裁员的第二个条件，我国目前立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的规定，而只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并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严重企业标准的模糊的规定。这种规定势必要求政府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根据各企业的不同情况制定企业财务、生产、销售、利润等方面的各种标准，然后据此来判断各企业是否符合经济裁员的条件。由于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各地政府制定的裁员标准就会彼此不同，这样无疑会造成操作上的困难。如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北京市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规定裁减人员的一个条件是企业连续三年经营性亏损且亏损额逐年增加、资不抵债、80%的职工停工待业、连续6个月无力按最低生活费标准支付劳动者的生活费用。[2]这样的规定使得强调政府对企业经济性裁员实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又将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引入企业的微观管理之中，让政府又界入企业的内部事务之中，回到了原来政企不分的的老路上。

另外，我国劳动立法在被裁人员的标准上没有在正面对用人单位提出要求，仅仅在《劳动法》第29条和《企业经济性裁员的规定》第5条规定了几种不得裁减的人员。但由于劳动者个体的差异，有些特殊的劳动者需要特殊的保护，将他们纳入裁员的对象将有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国经济性裁员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并没有考虑劳动者的差异，如劳动者的年龄、收入、工作期限、身体状况、对用人单位的贡献等特殊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工会对经济性裁员的干预不力

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裁减人员必须提前30日向工会和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而并非必须得到工会或职工的事前“同意”，而且也没有对工会和职工的“建议权”提供必要的保障。如果工会或全体职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是否会影响或阻却用人单位的裁员活动呢？劳动法没有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笔者认为，如果工会或全体职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对用人单位的裁员活动不具有影响力或阻却力，那么我国《劳动法》第27

条和《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第 14条规定的征求或听取意见的程序就形同虚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在实践中，工会更多是站在用人单位一边，使该条规定完全流于形式。

3、对被裁减人员的就业保护不力劳动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就业权是劳动权的基本内容，也是生存权的表现形式。一个完整的经济性裁员制度不应只包括裁员制度本身，还应包括对被裁减人员的善后保护制度。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性裁员制度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劳动者被用人单位裁员之后，立法应对劳动者的就业权予以充分的保护。我国目前被国有企业优化的富余人员，从总体上讲一般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技能单一，并且女职工占较大比例。这些职工的再就业相对而言比较困难。《劳动法》第29条和《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第5条虽然对企业经济性裁员行为设立了禁止性的条款，已对这些特殊群体就业予以特别保护，但仍不完善。因此，对被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裁减的失业人员，尤其是再就业能力较差以及特殊地区的人员还应实施就业保护政策，尽量扩大再就业的比重。

上一页[1] [2]

经济性裁员制度之重构及工会的作用(2)

姜颖

2006年07月04日10:54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2006年07月04日10:53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经济性裁员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国劳动法赋予了用人单位在一定条件下的经济性裁

员权，这一做法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企业平等竞争的需要，对于实现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通过减少富余人员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有积极的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劳动法的规定不

同程度地暴露了一些问题，使这一制度没有有效地在实践中发挥其作用。因此，完善经济性裁员制度，特别是充分发挥工会在这一制度中的作用显得格外迫切。

一、立法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1．裁员的许可性条件不明。《劳动法》规定了两个许可性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用人单位濒于破产

处于法定整顿期间，这一条件比较明确；第二个条件是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对“严重困难”

立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中规定达到当地规定的严重困难企业标

准，可以看做一个标准，但这种规定仍然模糊不清。而是否具备许可性条件是经济性裁员的关键。

2．程序的法律效力不明。法律规定了裁减人员的程序，其中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征求工

会或全体职工的意见，是体现裁员民主、公正的重要内容。但法律中的表述，诸如用人单位应当“征求”

和“听取”意见，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等，均表明用人单位拥有实质的决定权，工会具有的只是一

种请求权。而如果用人单位不经过向工会征求和听取意见的程序，裁员是否因违反程序而无效？

3．被裁减人员的标准不明。在裁员中哪些职工可以被裁减，先裁减哪些职工是裁员中相当敏感的问题，涉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但《劳动法》和原劳动部的规定均未对此问题作出规定，使得被裁减

人员的标准完全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上，且容易发生被滥用的情况。

现实中，用人单位运用经济性裁员的手段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很少发生，但企业减人的现象确实屡见不鲜。这项制度已被一些企业用“下岗”或“内部退养”所代替。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比较

复杂，既有体制、观念上的问题，也有立法上的不足。劳动法对经济性裁员规定的条件只能是企业经

营发生严重困难，但对严重困难规定不明，且裁员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并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这

些都促使企业竞相采取规避的手段。

二、经济性裁员制度之重构及工会的作用

我国现行关于经济性裁员的规定在裁员的条件、裁员的程序、裁员的标准、工会的参与以及法律

责任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以致这项制度在应用时受到较大的局限。笔者以为，立法应当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

1．适当放宽裁员的条件

从各国的立法例子看，运用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立法方式规定裁员的理由和条件，既能体现法律的确定性，又能适应市场不断变化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从实践看，这样规定并没有导致裁员的滥用，相反，实体条件的放宽和程序上的严格规范相得益彰，使企业的发展和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了兼顾和平衡。因此，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我国对经济性裁员的条件应当适当放宽，以概括和列举两

种方式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裁员的情形，即概括规定用人单位确实出于经营需要，同时列举可以裁员的具体情形，除我国已规定的两种情形外，应加入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形，以保证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实现。

2．具体规范裁员的程序，加强工会参与的力度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证。我国现行裁员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笼统、不具体，缺乏操作

性，对于违反程序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如时限规定的不具体，包括用人单位在什么期限内征求工

会意见，工会何时提出意见，用人单位在多长时间内给予答复，用人单位何时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劳动行政部门何时提出意见，用人单位何时通知劳动者等均不明确。操作性不强，包括用人单位以何种形式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是口头还是书面；用人单位对工会或全体职工的意见以什么方式

反馈和答复；如何听取劳动行政部门的意见等。工会的参与和监督难以落实，在用人单位裁减人员时，工会应当发挥监督用人单位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得十分笼统，也没有相应的法

律后果的规定，使得工会参与和监督的程序形同虚设。

笔者认为，裁员程序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说明情况。用人单位应提前30天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提交书面的裁员报告和裁员方案，说明裁员的理由、裁减的范围及人数、裁减人员的标准、裁员的时间安排、裁减人员的经济补偿等事项；（2）避免裁员的磋商。用人单位和工会（未建立工会的要由全体职工选举出职工代表）应在一周内就避免裁员、减少裁减人数和降低裁员后果进行磋商，并形成书面记录；（3）咨询意见。工会（或职工代表）应当在收到裁员报告的10日内向用人单位提出书面意见，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工会（或职工代表）的意见对裁员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并将结果在收到意见的10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工会（或职工代表）；（4）报告劳动部门。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将裁员方案报告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并附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工会或全体职工也可将其意见单独报告给劳动行政部门；（5）面谈通知。在报告劳动行政部门15日后，用人单位可以与被裁减人员面谈，说明裁员的情况，解答职工的问题，听取职工的意见。在面谈7日后，向被裁减人员发出通知书，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并出具裁减人员证明。

违反上述程序规定的，裁员无效，用人单位应当赔偿劳动者的经济损失。为保障工会在经济性裁减人员问题上的建议权的实现,我们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工会以诉讼权利并对用人单位课以法定义务。

3．被裁减人员的标准

我国《劳动法》和《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对企业裁减人员，应以什么原则和标准进行没有规定，只是规定了不得解除和裁减的人员。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裁员标准，一则可以防止企业经营者的“人治”因素，规范他们的行为；二来可以体现社会的公平，对社会弱者以及需要特别保护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尽可能实现社会公平。我认为，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年的集体协商中向工会报告岗位情况，共同制定培训计划和裁员标准。没有建立集体协商制度的，用人单位在裁减人员时应就裁员的范围和标准征求工会或职工代表的意见，并向全体职工公开，以避免用人单位利用裁员进行打击报复等不公正的行为。裁员的标准应以对劳动者的考核为主，生产技能和考核成绩高的可优先留用；相同水平、成绩的，应结合工龄、年龄和家庭负担综合考虑，工龄长、年龄大和家庭负担较重的职工可优先被留用，以保护这些弱者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

4．保障被裁减人员的权利特别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

被裁减人员的权利包括：工龄达三年以上的职工，用人单位应当为其在被裁减前提供转岗机会和接受培训；在被裁减前有知情权和向用人单位的申诉权，如向用人单位说明自己的情况和不愿被裁减的理由；依法获得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为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和转移社会保险手续，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的，可登记申领失业救济金。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行政部门提供被裁减人员名单，为其提供再就业的培训和免费介绍就业；用人单位从裁减人员之日起6个月内需要新招人员的，必须优先从本单位被裁减人员中录用，并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录用人员的数量、时间、条件以及优先录用的情况。被裁减人员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有权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工会应当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1】 【2】

经济性裁员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国劳动法赋予了用人单位在一定条件下的经济性裁员权，这一做法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企业平等竞争的需要，对于实现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通过减少富余人员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有积极的作用。我国现行关于经济性裁员的规定在裁员的条件、裁员的程序、裁员的标准、工会的参与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以致这项制度在应用时受到较大的局限。

1．适当放宽裁员的条件

我国对经济性裁员的条件应当适当放宽，以概括和列举两种方式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裁员的情形，即概括规定用人单位确实出于经营需要，同时列举可以裁员的具体情形，除我国已规定的两种情形外，应加入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形，以保证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实现。

2．具体规范裁员的程序，加强工会参与的力度

工会的参与和监督难以落实，在用人单位裁减人员时，工会应当发挥监督用人单位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得十分笼统，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使得工会参与和监督的程序形同虚设。为保障工会在经济性裁减人员问题上的建议权的实现,我们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工会以诉讼权利并对用人单位课以法定义务。

3．被裁减人员的标准

对企业裁减人员，应以什么原则和标准进行没有规定，只是规定了不得解除和裁减的人员。

4．保障被裁减人员的权利特别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