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花献佛历史典故（通用3篇）
篇1：借花献佛历史典故
[成语拼音]：jiè huā xiàn fó
[成语解释]：比喻用别人的东西做人情。
[典故出处]：《过去现在因果经》一：“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请寄二花以献于佛。”
篇2：浅析《孟子》中的历史典故
一、历史典故的内容
《孟子》中提到的历史典故一般来说有三种:人物、事件、制度。
(一) 人物。
《孟子》中所提及的人物众多, 有统治者, 如文王、尧、舜、禹, 有名臣, 如伊尹、傅说、管仲、周公;有先贤, 如孔子及其弟子;有著名的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 如伯夷、柳下惠、羿等。孟子往往用历史人物的语言、事迹、品行作为论据阐述自己的观点。
首先, 孟子用古代贤君的事迹, 来向当权统治者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孟子提及的统治者很多, 其中舜提到97次, 尧58次, 文王35次, 禹30次。孟子多次提到统治者, 这与他试图说服的对象为统治者有关, 而且也与他主张施行仁政思想有关。从提到古代贤君的次数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孟子对明君圣贤是极其推重的, 这也是他主张“仁政”思想的反映。孟子试图以古代贤君为楷模, 以他们的业绩为榜样来阐明自己的“仁政”观点。如《孟子·梁惠王下》所述, 孟子在向齐宣王讲述如何实行王政时, 提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 仕者世禄, 关市讥而不征, 泽梁无禁, 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 老而无夫曰寡, 老而无子曰独, 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 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用文王治岐的方略, 来启示齐宣王该如何为政。当王说到“寡人好货”, 孟子便举出“昔者公刘好货”的例子, 当王又说到“寡人好色”, 孟子又举出“太王好色”, 用公刘和太王“好货”和“好色”却施仁政的例子, 来启示齐宣王该如何治理国家。《孟子·梁惠王上》:“贤者而后乐此, 不贤者虽有此, 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 经之营之, 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经始勿亟, 庶民子来。王在灵囿, 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 白鸟鹤鹤。王在灵沼, 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 而民欢乐之, 谓其台曰灵台, 谓其沼曰灵沼, 乐其有麋鹿鱼龟。古之人与民偕乐, 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 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 虽有台池鸟兽, 岂能独乐哉?”这里孟子举了正反两个例子, 文王用百姓之力造台筑池, 而百姓却很高兴, 因为文王与民同乐。而夏桀作为反面统治者的形象出现, 他的残暴使百姓怨恨, 百姓不得不发出“时日害丧, 予及女偕亡”的呼声。
其次, 孟子也试图以古代圣贤人物的优良品德来说明礼义、人生修养等方面的道理。
《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 三过其门而不入, 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 居于陋巷, 一箪食, 一瓢饮;人不堪其忧, 颜子不改其乐, 孔子贤之。”这里孟子强调先贤的品德, 为了说明人应该具有的修养品性。再如《尽心下》:孟子曰:“圣人, 百世之师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 顽夫廉, 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 薄夫敦, 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 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亲炙之者乎?”伯夷、柳下惠都是孟子推崇的人物, 他们的品行, 可以让“顽夫廉, 懦夫有立志”, 可以让“薄夫敦, 鄙夫宽”。这也体现了孟子本人所倡导的人格目标。
(二) 事件。
《孟子》书中出现的事件有两种, 一种是历史事件, 比如汤征葛国之事, 是夏朝末年发生的一起重要事件, 它是汤接下来进行“十一征”灭夏战争的开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是孟子客观上对史料作了补充, 具有史学价值, 而且也有宣传自己理论的目的。另一种是君臣之间的故事。这是孟子通过提及一些贤君名臣的历史故事, 阐明自己的理论主张。《梁惠王下》载:齐宣王向孟子问询“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向齐宣王举了齐景公与晏子谈论君臣同乐的故事。孟子以此故事向齐宣王宣扬了自己的民本思想。
(三) 制度。
古代好的仁政之举, 包括贤君所制定的典章制度, 应为后世之借鉴, 孟子并借此说明仁政的重要。如《孟子·梁惠王下》中提到文王治岐, “耕者九一, 仕者世禄, 关市讥而不征, 泽梁无禁, 罪人不孥。”又如《滕文公上》提到赋役制度和商周井田制:“夏后氏五十而贡, 殷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亩而彻, 其实皆十一也。”又说“方里而井, 井九百亩, 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 同养公田, 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之后又提到“设为庠序为学校以教之。庠者, 养也;校者, 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庠。”这些都是孟子对历史制度的追述。
二、运用历史典故的原因
(一) 时代原因。
孟子所处的时代, 诸侯割据, 群雄争霸。统治者搜罗人才, 致使养士之风盛行。纵横之家辈出, 各持一家之言, 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派持据论理, 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观点, 为了让自己的主张为统治者所取, 他们非常注重论辩的技巧。孟子受时代风潮的影响, 也必然会穷其所能, 积极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从儒家立场出发, 为达到宣传自己的理论、驳斥其他学派的观点、说服统治者采用自己的政治主张的目的, 采用多种论辩方式, 如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讲究立论与驳论, 运用比喻、比较、寓言等, 将历史典故引为论据, 也是非常重要和运用得很多的一种方式。
(二) 传统原因。
中国有史官文化传统, 这种传统的史学文化也影响了孟子, 他常将历史上的人物、事件, 作为他的论据, 借以宣扬自己的观点。“以史为鉴”也是中国重要的文化传统。自西周初年起, 以史为鉴的思想就开始出现,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 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尚书·召诰》) 。《诗经》中也有类似诗句。孟子也在议论中引用《诗经·大雅·荡》的诗句:“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 (离娄上) 。这说明史官文化和以史为鉴的传统对孟子有很大影响。
(三) 自身原因。
天子失威, 官学流散, 致使官家保存的文献资料流布民间, 这使得民间“士”这一阶层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孟子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 尤其有很好的史学根底, 熟悉历史, 通晓掌故, 这使他能够纯熟地运用历史典故。
(四) 论辩对象原因。
与孟子论辩的对象大多是各国的君主。而孟子撷取的历史人物也多是古代君主, 如文王、舜、尧、禹、商纣等等。他们的事迹具有劝诫当代君主的作用, 好的君主可以成为当代君主的榜样, 所谓昏聘的君主也能够给当代君主以警诫。
(五) 论辩目的原因。
孟子是要宣传“仁政”思想, 这需要统治者来实施, 而古代君主的仁义之举, 正可以拿来作为劝诫统治者的榜样。而孟子所认为的古代好的政策, 也正是希望统治者实施的。所以运用历史典故来劝说统治者, 与孟子宣扬的观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有很大关系。
三、运用历史典故的意义及作用
作为论辩的手段, 使说理形象化。《孟子》中的历史典故首先是作为一种论证方法出现的。孟子是个雄辩家, 《孟子》一书长于论辩, 而用历史典故作为论据, 用以说服对方, 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孟子为了阐明自己主张, 宣扬自己的学说, 屡屡应用历史人物的事迹、语言、品行和历史故事来说明道理, 使论辩有理有据, 形象生动, 具有强烈的说服力。
(二) 史料价值。
《孟子》书中出现历史典故, 除了作为论据, 还有历史记录的作用。而有一些历史典故也并不是作为论据出现的。不管是否为论据, 它们有一个共同作用, 就是记录了历史。孟子具有丰厚的史学修养, 《孟子》书中出现的历史, 可以作为历史典籍的补充, 或弥补史料之不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三) 表达了孟子的政治与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及人生修养。
孟子主张行“仁政”, 其内容是“省刑罚, 薄税敛”。为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他所引用的历史典故中, 出现的多是明君、贤臣, 是利君利民的政策制度。孟子一生最为赞赏孔子。孔子生于乱世而热心救世, 奔走天下。孟子几乎也走了与孔子相同的道路。同时, 孟子认为磨难和失败对人是一种考验, 顺利和成功也更是一种考验, “大丈夫”面临这些考验, 要“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并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养途径与方法。孟子的这种人格理想和对人生修养的注重, 也在他所引用的历史典故中有充分体现。他多次提到孔子及其弟子, 以及历史上有贤名的人, 以他们的事例作为人生理想的规范, 以他们作为楷模启示人们所要达到的目标。
就此我们可以看出, 在《孟子》书中屡屡出现历史典故, 既表现了孟子丰厚的史学修养, 又有作为论据支持论辩, 宣扬自己政治主张, 推行人生理想与人格规范等多重作用。它形成了孟子散文的一大特点。对后人的散文创作也有着重要影响。
摘要：《孟子》中出现大量历史典故, 可分为人物、事件、制度三类。之所以会有大量历史典故出现, 既有时代与传统的原因, 又与孟子自身的修养与论辩目的及对象有关。这些历史典故既是孟子论辩的手段, 又具有史料价值, 同时又表达了孟子的政治与哲学思想, 充分支撑了孟子的政治观点与理论主张, 使孟子的论辩更加形象化和更有说服力。
关键词：《孟子》,孟子,历史典故
参考文献
[1]杨伯峻, 《孟子译注》[M], 中华书局, 2005
[2]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篇3：借花献佛式慈善
台大经济学教授熊秉元，与张五常、黄有光、林行止合称“四侠”，不仅文笔和讲授处处透着经济学的睿智，就连日常行为也深合经济学之理路。
熊教授在台大开课，选课学生众多，为保证上课质量，须控制学生人数，遂以拍卖听课权方式遴选学生。学生出国或就业，多有求推荐信于教授者，教授明码标价，“售卖”推荐信。不过教授并不将所获私藏腰包，而是转交学生指定之慈善基金。于是乎学生出钱，教授出力，在传递知识与推荐的同时，也为慈善尽力。学生因为有付出，所以选择更慎重，学习也更努力；教授因为排除掉多余的负累和干扰，可以提升教学和推荐的质量。不仅如此，因为双方都认为是在行善，还可获得内心的满足。慈善事业嫁接其中，显然比纯粹的街头募捐要有效。如此一举多得，一时传为佳话，据说多有教授效仿。
再说数年前教授到香港客座，误食超市过期之奶酪而致腹泻数日，既费医疗又费精神。经与超市交涉，超市却只赔偿一听新奶酪，至于医疗、误工乃至精神损害，全未提及。教授有心索赔，却多有迟疑。尤其是精神损失这类带有惩罚性之赔偿，如果学“麦当劳老太太”一杯热咖啡索赔千万美元之事，不免予人“狮子大开口”、“因祸得福”之口实。不过教授思量，若言明作为慈善捐款，不仅陪审团可能乐见其成，被告方可能也相对容易转圜。得此一念，教授虽然并未真正索赔，但字里行间明显透着欣欣然。
教授乃经济学之权威，于细微之处萃取真知，随意铺陈即是佳作一篇，于我等经济学之门外汉，既有醍醐灌顶之理论撞击，又有会心一笑之智识收获。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中争论已久也，学界固有通过惩罚性赔偿惩前毖后之意，但又顾虑受害者“因祸得福”之不公平甚至引发恶性诉讼潮，因此迟迟未能有突破。如果依循熊教授之方案，则可两全其美，岂不美哉。然而站在程序法之角度，教授之分析仍有值得斟酌之处。
设若教授真对超市提起索赔，而且包含巨额之精神损害赔偿，并自始至终言明自己不取一分，全额捐助慈善，这一诉讼主张似乎完全不应提交法庭。理由在于，一旦陪审团（或法官）获悉教授之行善意图，可能难保中立，对于事实和证据不详加审查，反而只是顺水推舟，促成这桩多赢之“美事”。
毕竟，世人多有怜悯之心，力所能及之下常思行善积德。如若能借审判之便，慷他人之慨，将惩罚性赔偿变成慈善捐款，估计不少人都乐意为之甚至趋之若鹜。如此一来，裁判者无非是利用被告之钱财，满足自己慈善之意愿。与收费写推荐信或授课的教授不同，裁判者甚至无需付出（工资或津贴另有安排）；最关键的是，教授之事系“两情相悦”，并无强迫之因素；裁判者却系借司法之权威，将惩罚性赔偿——实际是慈善捐款——强加于被告。因此在本质上，裁判者无非是在“做自己的法官”，修司法之栈道，度慈善之陈仓。此等司法，显然并非公正之司法，亦非你我之所愿。故而在程序上，需要严格排除原告的捐助意图对裁判者的影响，不得让此信息以任何方式及于裁判者。
司法裁判之特质之一在于就事论事，禁止法官考虑过多因素。典型例子即为品格证据之禁止，避免将诉讼变成对当事人之道德审判。其背后之道理，无非认为法官乃普通之人，在不牵涉切身利益之时，常有惩恶扬善之思，甚至因此蒙蔽对事实的审查。实际上，不管是“慷他人之慨”捐助慈善，或是以品格证据裁判当事人，法官都是在寻求一种内心的满足，因而本质上是在寻求私利。“任何人都不能担任自己的法官”，程序正义的第一要素即在于此。如此看来，熊教授也许可以和超市私下协商以慈善捐助代替精神损害赔偿，但若要诉至法庭，却最好装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