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答案

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答案（精选4篇）

篇1：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答案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和艺术化人生的具体表现。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壬》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而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

篇2：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答案

1. A “指的是个人的品德和节操方面”有误。第二段开头说：陶渊明所说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

2. C(A “鄙视出仕”有误。第二段第三行说：陶渊明“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B“一以贯之地将贫富问题置之度外” 有误。第二段第四行说：陶渊明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D“这样做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有误。第四段第四行说：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

3. B “只有站在艺术的高度……”有误。文中说的“艺术”不是文学上的“艺术”，而是人生的“艺术”，这种“艺术”以“超俗的眼光”才能看到。 B项偷换了概念。

篇3：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答案

一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而黑暗的时代, 那样的时代一切固有的秩序都被打破了, 使得个体存在被突显出来。这种突显又是带有浓重的乱世悲剧色彩的, “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 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 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1]正是这种悲剧形式的“人的觉醒”深深制约着魏晋社会思潮的基调, 也决定了魏晋各种社会思潮所关注的重点不是宇宙的本源秩序、自然的客观规律, 而是关注和探索如何在这纷乱变动的人世中为人处事。诞生其中的“魏晋风流”自然而然的继承着这种人的自觉的精神, 与生死主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追溯起来, “魏晋风流”中的生死主题在东汉末就已发端, “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2]“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中大量出现了古墓, 白杨一类让人想起生死的灰色意象, 《古诗十九首》中的迁逝之悲之所以有惊心动魄之效, 不仅仅在于作品主体对时光流逝的体验之深, 还在于他们是在价值失衡后所表达的孤苦无依和生命之痛。而且确确实实是他们亲身经历的, 较之理性认识上的泛泛而谈, 这种生命体验无疑要深刻得多, 也要感人得多, 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的感叹中直抒胸臆, 感叹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构成了生死主题的基调。表面看来如此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却是对人生、生命、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魏晋的士大夫们确实厌弃了世界, 但却并未厌弃生命。他们厌弃世界正是由于对生命无比的热爱和珍视, 那是一个不利于生命扼杀生命的时代, 所以热爱和珍视生命的魏晋士大夫们自然要厌弃它, 所以魏晋名士们纵情山水、高蹈隐逸、率性旷达, 但无论他们旷达依然超脱不了死亡带来的忧惧和哀伤, 正如李泽厚所说“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 内心却更强烈的执着人生, 非常痛苦, 这就构成了魏晋风流内在的深刻的一面。”[3]因为对死亡的无比忧惧所折射出来的是对生命的强烈执着所以魏晋时代对人生、生死的悲叹并不使人彻底灰心丧气, 反而具有一种积极的情感, 催人奋发, 教人进取。在生命的绝境中唱出生命赞歌的最强音。

二

考察两汉的社会背景我们会发现, 当整个社会处于上升时期, 或者说, 当士人对社会存有信心和建功立业的信念时, 整个社会氛围时乐观的, 感伤只是短暂的个体的, 再加上两汉时期阴阳灾异, 神仙方术,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非理性思潮使感伤之潮无立足之地, 个体的存在价值也被群体价值所掩盖。无论是东汉前期还是中期士人们的生命情绪很安定, 即使面对死亡时依然很平静。李固等人从容就义, 正是由于心中有“义”的存在, 这个士人群体的价值准则再他们看来已经超越了生命本身。从东汉中期开始士人夹杂于宦官和外戚之间自命清流, 以生命捍卫正义和理想。一次次的失败伴着次次的鲜血, 却并没有换来社会的走向辉煌, 到东汉后期几乎整个社会都已经意识到东汉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于是, 再巨大的失落感中, 大多数士人不再关心社会的前途, 而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处境, 当社会中坚---士人集团的大群体精神逐渐淡化后, 走向自我必然是唯一的选择, 而一旦走向自我深处。对感性生命本身就会有刻骨铭心的体验。

因为心底对死亡怀着深深的恐惧, 所以文学中常常掩饰不住这类悲情。“以至于言悲成了文学的一个传统, 悲迁之感和感乱伤离已不再新鲜, 但却随着个体体验的丰富进一步深化了”[4]对生死的思考给魏晋士人带来了深深的孤独感, 魏晋人的孤独, 除了不被人理解的孤独, 更多的变现为人再宇宙时空中的渺小感, 最为典型的便是阮籍, 刘师培再《中国中古文学史》中说:“西晋之士, 其以嗣宗为法者, 非法其文, 唯法其行”但他的孤独无人能仿, 最能代表他旷古絶今意识的便是《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孤鸿号野外, 群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而对于陶渊明, 罗宗强先生则说”从他的诗文中, 可以清楚的感受到有一种深藏的孤独感, 一种虽然不张扬但却隐约然而执着存在的孤独感”[5]

三

对生与死的感叹在魏晋文学中得道了更为集中、深刻的表现, 生死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影响了魏晋文学的感情基和调抒情主题, 以及诗人对诗歌意象的选择。

由于对生死的关注和抒发, 再诗歌意象上诗人们很容易对那些灰色的低调的物象感兴趣。诗歌意象是诗歌主体经过主观情感选择后于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物象, 可以是自然景物也可以是社会人事, 还可以是典故故事。阮籍《咏怀诗》的“反覆凌乱”绝不仅仅是“忧生之嗟”可以涵盖尽的, 阮诗中的迁逝之悲或明或暗, 但他以沉痛的生命体验将其演绎得如泣如诉, 令人不忍卒读。生命是无常的, 人无法逃脱生死大限, 再有为的时代里人们尚可发奋作为, 以弥补人生短暂之感, 如今却只能无可奈何的任凭时光的流逝, 让生命无意义的消耗。

读魏晋人的诗, 感到最深刻动人的, 就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暂的思考与情感。魏晋诗歌尚未能创造出唐诗宋词那样完美的抒情意象和抒情境界, 它的抒情大多是直抒胸臆的的表达, 木质无文, 而创作主体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他们所抒之情直白却不流于肤浅, 能准确恰当的表现出敏感的心灵面对生死时那一份震撼人心的颤动。使得生与死以最接近原质的方式直白的表达出来, 有一种令人不可回避的正面冲击力和震撼力, 逼人正视、催人深思。“天地无终极, 人命若朝露”“人生处一世, 去若朝露稀”“人生若尘露, 天道邈悠悠”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风格发挥道了极致, 其感情之真切力度之大直至今日依然能唤起人们强烈的共鸣。

时光短暂的感叹变相的表达了对生的执着和对死的忧惧。生命总是体现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 在某种意义上说, 时间就等于生命, 对时光短暂的哀叹就是对生命短暂的哀叹, 对死的恐惧和关注使得他们对时间的流逝格外敏感。“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所遇的都不是故物可见时间流逝之快, 这与桓温“木犹如此, 人何以堪”的感叹意思是相同的。正如郭伯恭所说的“ (建安) 诗人所写的, 不管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或耳闻目见的社会现象, 总之, 经过他们的眼底透视之后, 他们的心上立刻就来了一层爱上的重压。自身的遭际是悲哀的, 自身外的人生现象也是悲哀的;这样, 人生的本质, 也就不得不被诗人们认作悲哀的结晶了。他们的悲观的人生观的造成, 就是基于此点”[6]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确实隐晦之至, 但从中可以清楚的读到与当时残酷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密切联系的人生感叹和人生哀伤。“繁华由憔悴, 堂上生荆棘”“但恐须臾间, 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别看他呢么放浪潇洒, 其实他内心的冲突痛苦是异常深沉的, “一为黄雀哀, 涕下谁能禁”;“谁云玉石同, 泪下不可禁”便是一再出现在他笔下的诗句。把残酷政治迫害和社会黑暗人生短促的痛楚哀伤曲折而强烈的抒发出来出来, 大概从来没有人像阮籍写得这样深沉美丽。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魏文学流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内容。应该说, 不是建安七子, 不是三操, 不是何晏、王弼, 不是刘琨、郭璞, 不是二王、颜、谢, 而是阮籍才真正代表了魏晋风流的最高代表。

四

在魏晋时期神仙传说的创作中, 有一个明显的趋势, 即魏晋神话比前代更加接近现实生活。神仙形象不断“人化”, 仙境也不断“人间化”而且仙话中的许多因素也明显代有超越生死和时间的因素, 从生死主题的角度可以说这是出于在艺术创作中超越生死大限实现长生不死、肉身不坏这一当时普遍流行的追求。“在神仙信仰的话语体系中进行叙事的‘仙话’, 实质上是一种以宗教幻想的形式来表达古代中国人对生死终极问题的独特思考”[7]“古代中国人在神仙信仰的基础上建构气超越生死大限、长生不死的仙境灵界, 来表达对现实生命、人生价值的执着。”[8]魏晋时期的神仙信仰集中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生死这一终极问题的独特思考:期盼以“生”的无限延长即个体生命的“不死”来拒绝“死亡”的到来。“神仙信仰的核心意义就是:珍视现实人生, 宝爱现实生命”。[9]

摘要：魏晋文学中有关生命的诗文大多具有深沉的感情色彩, 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表面的悲观颓废是对生命的强烈执着和对死亡的无比忧惧;表面的贪图享乐、及时行乐其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人生的极力追求。同时生命问题对于士人的心灵尤有影响, 进而与文学关系甚大。本文试图从魏晋文士的生命观以及对生死的思考入手, 探讨他们在对生死的思考和感叹中高杨着的生命意识及其文学表述, 以此阐述生死主题这一大背景大主题对魏晋文士文学的制约和影响。以求从这个较高的层面对魏晋文学进行把握。

关键词：生死主题,魏晋文学,制约影响,阮籍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82页

[2]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64页。以下诗歌皆引自此处, 不再另注。

[3]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93页

[4]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37页

[5]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浙江:浙江任命出版社.1991年版.350页

[6]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民国丛书本..66页

篇4：陶渊明与魏晋风流

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关系，向来为历代学者所论，见解不尽一致。可谓是见仁见智。一般认为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然而，作为宣扬魏晋风流的代表性故事集《世说新语》却只字未提陶渊明。对于以上见解，都有各自的理由。但在我看来，陶渊明与魏晋风流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本文想就此问题作一论析。

一、魏晋风流的内涵

魏晋时期特有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魏晋名士。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竹林七贤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乐广，一直到江都领袖王导、谢安，再至顾恺之、陶渊明。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无限追崇的典范。在这群人的身上，既展现出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独具魅力的个人风采，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这就是为后人所称道的魏晋风流。

二、魏晋风流的特征

（一）任诞放达，任性率真

张三夕说：“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风度，确切的说，是一种文人的反常风度，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反常。”魏晋名士高自标持，旷达奔放，他们蔑视礼法，率性任诞。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表现出了任性率真率性而为的品格。陶渊明就是典型代表。如：陶渊明与慧远交往时的一段佳话：“时慧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既然来了，而且是已经答应别人饮酒，但又不声不响的离去。从这个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任性率真的一面。

（二）淡泊宦情，冥于自然

魏晋时期风流名士的重要特点，则是他们厌弃仕途，淡泊宦情。从这一方面，追求于自然，冥于自然。这并不是一般的隐逸一途，而是较为认真地心宁于躁竞，性冥于自然的一途。代表人物有嵇康、陶渊明。

陶渊明一生有过五次入仕经历，这些和嵇康有些不同。毕竟他曾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少年壮心。但也可以看出陶渊明一生都在追求冥于自然的生活。他一生的主要追求，不是在政治上，而是淡泊宦情，注重节操。他有过种种不如意，有过苦闷，不幸，但更多的是归于淳朴、宁静。他向往的是富有人间情味的田园自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愤然辞官归隐。陶渊明向往自然，返归自然，他把自然淳朴的人间亲情和山川田园的大自然融为一体。

三、陶渊明的魏晋风流情结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浔阳柴桑人。曾祖陶侃为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与王导同列，因出身寒门，而被世族讥为“小人”。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陶逸做过安城太守。陶渊明二十九岁时入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不久即辞职归里。三十七岁时居家躬耕。此后一直生活在庐山脚下农村，再也没有重返仕途。

陶渊明生活在那个晋宋易代的时期，乱篡相继，他不但难以实现政治理想，而且也极易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他选择了逃禄归耕、退居田园。

魏晋风流作为一种美学风范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在魏晋众多的名士中，陶渊明最具有代表性，他追求人格的独立、浑然无欲的境界、生活的艺术化，这种追求实际上是他率真本性的自然流露，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最能体现出魏晋风度的核心价值。正如李泽厚曾称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最高代表”，在他的身上无处不体现着魏晋风流的典型特征。具体的表现在他的思想、行为和诗文创作这几个方面。

（一）信仰之风度：玄学影响下的陶渊明

魏晋末玄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努力构建玄学人生观，将依顺自然、返归自然作为人生原则和理想境界，而把蔑弃礼法，顺应自然作为达到这种理想境界的唯一途径。玄学的盛行对魏晋士人可谓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思想解放。正是在玄学之风的影响下，魏晋风流也随之兴起。

陶渊明的思想是复杂的，向来为论者争论不一。陶渊明虽然没有魏晋风流行事的狂颠之举，但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这与魏晋风流并无区别。在归隐躬耕之间，在退居田园之间，他达到了精神上与自然合一，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

（二）行为之风度：任性率真，保持人格独立，追求理想自我的陶渊明

生活中，为人行事上，陶渊明身上表现出了颇具代表性的魏晋风流士人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任性率真，率性而为。这首先表现在他与人交往中。典型的事例：陶渊明与慧远交往时的一段佳话：“时慧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既然来了，而且是已经答应别人饮酒，但又不声不响的离去。不得不说陶渊明这种行为颇有魏晋风流士人的率性而为的风格。

其二，保持人格独立，追求理想自我。最能体现在他的仕途生涯中，如在《晋书.陶潜传》中的记载的典型事例；“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读完这段文字，我们第一次感觉到陶渊明身上颇有魏晋风流士人的率性而为的品格。

（三）诗文之风度：率真自然，尽显风流韵味的陶渊明

陶渊明的诗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平淡自然。然而就是这平淡自然，最能显示出风流韵味。他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这样描述自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可见陶渊明借诗文自娱自乐，在赏景著文和饮酒赋诗之中，尽展其独特的风流。

首先，从陶渊明的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人生，对生活，对生命所表现的率真豁达。《五柳先生传》是他的自画像，《桃花源记》则表现了他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归去来兮辞》是他向世界宣布归隐的宣言书，文章大篇描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其次，从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会到那种淡泊宦情，冥于自然的精神追求。这是一种境界。陶渊明的诗，所描写的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和他的日常生活以及田园自然。如草屋、方宅、村落、炊烟；深巷中的狗吠、桑树颠的鸡鸣；堂前村的清阴，园蔬的余滋；带月荷锄归的田作等等。虽然朴实，却透露着别样的自然风流之韵。如“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