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司法制度

贺卫方司法制度（精选6篇）

篇1：贺卫方司法制度

第一周（1）第一讲 司法制度导论

（鼓掌）谢谢各位同学，谢谢各位老师，有这么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我来到了这里，之前呢我一点也不知道，在二月下旬的时候学校的领导突然给我说；“你能不能去石河子教两年书。”因为当时的这位党委副书记跟我们都很熟，也是法学院的前院长吴志潘教授---一个著名的著名的经济法学家、一个宽厚的兄长，现在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是北大第三号人物。他好长时间前就给我说要请我吃饭，一般情况下领导请我吃饭我就有点紧张，（笑）我说别请我吃饭了我要过年要回家没有多少时间和你们一起吃饭了。后来他有点失望，也没有吃成。回来之后他没有找我，我也没有找他。三月下旬的时候，到海拉尔出差，给当地律师讲了一次课，我发现我们的吴书记已经忍无可忍了，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23号回来。他说：回来以后我们马上吃饭。就是不由分说。我很奇怪他有什么事，他说见面再说，见面后他给我摆了鸿门宴，一共就三个人，还有一个是在我们这里的李鸣副校长。他们怎么在一块？怎么邀我过来？（笑）老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我说有什么事，直说吧，后来他说我们想派你到石河子大学去，叫支教，我说：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学院院每年都有老师到这里来，我以有我们的王磊教授等去那里，这是常规，这次该轮到你了。我说：那好，什么时候走？两年的时间，我回去商量商量，我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好奇：到底为什么要派我过来教学，因为这之前一点都没有准备说，并且要这学期尽快走。（笑）然后我回去给家人商量，家人说这到底是什么背景？搞不清楚。我最近老是做的事情没背景，你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比方说，我最近调到浙大没有成功，人家问怎么没有去，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浙大开头说特别欢迎我，北大也同意了，我这边也办了手续了，到了那边说，我们不要你了（笑）。我说为什么，你和你们学校的学校很重要，我们怕调动你的时候会影响两个学校的关系，我们浙大的 发展离不开北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调动一个教授而影响两个学校的关系，你们有一个校长很不高兴，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说哪个校长不高兴？后来我回到北大问哪个校长不高兴？大家说没有校长生气，大家都很开心你走（笑）我就（对浙大）说没有校长生气呀，他们又说我们的工作程序上出现了一些差错，我们这边学校还没有研究，就发出了商调函，所以是我们的工作失误，给您造成的损失我们感到很遗憾，我说遗憾有什么用现在北大同意我来了，你们又不要我了，把我放在中间，我在徐州一带转悠（笑），我说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就不说，反正很神秘。后来校长说你去新疆支教是我们的一个常态，你去那里后，工资仍然由我们的北大发，工作关系不变，户口当然也不动，（笑）我说行，家人也愉快的答应了。那里的各种环境是很好的，我一路欢歌就来了。来这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许多人想来，学校不让他们来，我们的法学院也不知道我要来，吴书记给我说完后，我告诉我们的朱苏力院长：我要走了。他说：你到哪去呀？我说到石河子大学啊，你不知道？他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我来这里北大法学院一点也不知道。我跟朱苏力院长说：我是属于校管的，跟你们院里没有关系（笑）

3月11 号正式起飞。吴校长说，快点去，那边快开学了，机票我来给你订。到了这里发现也没有那么急，到今天才开始上课。（笑）来到后得到了学校的领导政法学院的领导、老师的热情关照，我在我的博客里写了我来了以后的感受，题目叫在石河子安顿下来。这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体、一个人的生活的安顿，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安顿，所以今天（盼了好几天）终于到了课堂，做了一个教师就是要和你们在一起，和大家一起交流，所以你们可以知道我的心里边有多么的喜悦。另外呢，课程不是特别多，今天下午我明天下午的两次课。我特别高兴和这里的同学和老师互动、交流，但是绝是不刚才老师说的大师的如何，（笑）我一听大师就紧张，一听泰斗就发抖。（笑）

有些知识我国内的法学教育已经成熟，比方大家知道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这些已经相对成熟了，知识体系相对完整。教科书也已经 出现了比较公认的书，你们左边的红皮本就是。行政法、刑法都有主流教科书。但是有些课程还在探索书，还没有完全定型，就包括我们的这门课―司法制度导论。对司法制度表现出完整的径途它的时间也不过10－15年。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我国法治建设30周年，有不少媒体、机构都在不断的去回顾过去30年的历史发展，当然我们的法学和法律界也免不了这样的回顾。像朱苏力那样的人有时候会说一些让人扫兴的话，有一次他在参加某一个机构的周年庆典的时候上去说了一句话，让下边吓了一跳，他说：50周年其实没有多少意义，这种年数只不过是对那些对整数崇拜的人有价值（笑）。纪念60年大庆，他不就是一个整数，这有什么意义。但是大家还是要回顾30年法治建设的30年，我在接受一个访谈时说，我认为中国在30年的法治建设中，可能前14－15年是以立法为主导的过程，大规模的立法的过程。

你们很难想像，在1979年之前，中国的法律非常简陋。文革期间美国的一位汉学家Wister Lee,汉名叫李浩，写了一本书《没有法律人的法律》，那本书的封面是田头上中国老百姓在开批斗大会，上边一个坏人在受批斗。人民群众通过开批斗大会的形式来执行法律。我记得小时候，我那里审犯人的时候是由军人来审判的，那时候是军管。咱们石河子是一个传统的军垦的城市，所以军和法治合二为一早就熟悉了，但是当时我们那里的百姓还不熟悉，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手头还有一个判决书，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烟台军分区政法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他们居然可以把一个人判刑15年，就是这样一个军事化的审判。没有法律人，没有丰富的、完整的法律制度，我们的立法极其简陋。1950我们制订了一部规范的宪法性文件，到了1954年我们有一一部宪法，大家知道，后来宪法有一些更替、变迁，毛泽东说：“宪法，每个字我都审过，但是一条我都不认识，我这个人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他跟美国的著名的记者斯诺说的这些话，斯诺汉语的汉语不好，听了后回去用英文发表的文章说：“毛泽东像一个孤独的和尚，一个人打着伞，下雨天一个人在街上走”（笑）。他把毛泽东的话翻译成这样，很难译出汉语的意思。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间，有一部宪法，但是宪法没有多少内容是有多少真实价值的；一部婚姻法，当然婚姻法还是比较有效，规定一夫一妻制，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一夫多妻制的复辟。（笑）两部法律打天下，过去是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现在是两部法律治天下，我们不断的判这个徒刑、那个死刑，还是依法判决，我们的法打哪里？我们连刑法都没有。我们都怎么过来，我想以后大家回过头来研究那段历史，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非常令人怪异。当然我们过得并不愉快，我们过得很痛苦，我们人人自危，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罪与非罪的界限非常模糊，有时候人们相互之间简直可以说是互相提防，夫妻之间都不敢说真话，因为有可以太太会揭发你，一揭发你什么事情都可能会成为严重犯罪。终于那场噩梦过去了，当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处于一个孱弱、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中国，那是打毛泽东去世以后的第二年，开始了逐渐的开放。到了1978年的时候，我们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兄弟是1978年上大学学法律（笑），那个时候，法律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学法律，我的同学中那时有学语言的，在山东大学，后来出了一本山东方言方面的书。上大学，学法律，那时没有多少法律，那我们学什么？

1979年我们终于制订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1985年我们制订了《民法通则》，尽管比起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我们的民法典今人震惊的简陋。（笑）德国民法典可以被称为教授的法律，艰涩难懂，条文复杂，我们国家不少人主张法律一定要大众化，制订的那些法律老百姓看不懂，法官说的话老百姓也听不懂，这算是什么法律？我认为这些人是别有用心，法律有两种，一种是制订给老百姓看的，一种是律师、法官看的，而不是给老百姓看的。

德国民法典是法律科学的结晶，老百姓看不懂，它也没有要求老百姓看懂，老百姓都看懂了那就不叫法律科学，就绝对不会严谨到整体如一的程度。法国民法典的制订过程当然通俗话一些，是拿破仑、拿破仑同学制订的（笑），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高级外行（笑），他主持民法典时，有四大法学家，其中有两个来自习惯法地区，两个来自成文法地区，大家以委员会的形式相互交涉讨论，一共170多次会议，他参与了100次以上，在制订过程中，他总是非常敏锐的把握问题的实质，用最简洁生动的语言制订法律，坚决反对法言法语，只有法律人懂的并不一定是好东西，而要求尽可能的通俗易懂。在制订过程中，大家知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想方设法的限制法官的权利，如果一部法律艰涩难懂，只有法官能懂，那么法典的涵义就会变成法官可以垄断。法国的历史使法国的政治人和大革命时代的许多人都主张法典应当追求更加浅显易懂，能够让老百都看懂，让老百姓每家都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法国民法典。一个农民下地干活回来后可以在烛光下阅读法国民法典，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境界。你们都记得著名作家司汤达，司汤达说，我每天读一段民法典以便改变我的文风（笑）。一部法典能够制订到这个境界我觉得真的是甚是难得的一件事。但是，大家读一下法国民法典，比方说李厚培先生的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你们会发现，即便是这样一本浅显追求的民法典依然是艰涩难懂，即便是对中国的一个法律人如果我们不是法国法专家，不是民法专家，我们读起来可能也会对它的含义不是特别清楚。那么，我们的民法通则，200多条，260几条吧，这部法典当然是很基本的，但是毕竟我们有一这门法，毕竟我们开始了我们运用民法典去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非常不容易制订一门法典。我也曾经参加过民法学家们的一些研讨会，说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你们知道，李鹏前委员长曾经非常激情四射的讲出在他的任内把民法典制订出来，他要作新一代的拿破仑（笑），中国的拿破仑来自制订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时有许多人，包括民法学家们磨刀霍霍，想像着能够成为这部民法典他爹（笑），你想，当时法国的制订民法典的四大法学家不就是民法典之父吗。我们的民法学家也非常乐观，想把我国的民法典拟订出来，但是后来发现制订一部民法典非常艰难。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干脆不去费劲去制订民法典，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海峡两案也有一总用中文书写的民法典，那是中华民国民法典，我们拿过来不就行了！（笑）虽然在台湾适用，但是是我们的法学家在大陆制订、在台湾发展完善的，它是中国的民法学家的智慧的结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一代民法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那部民法典当时当然也是被认为比较简单，当时的一位法学家曾经说：民法典制订出来，你看这部法典，几乎95％的条款是有来历的，其中的90％多是来自德国民法典，其他的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瑞士民法典和商法典，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容易，就是把那些条文组合起来，甚至你可以把一些条文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大家平时都习惯使用双语字典，用惯了双语字典的人有一种误解，就是说任何事情两边都有相对应的词汇可以准确的把它翻译过来，当然在我们直观的字母看来是没有问题的，比如，你有一个脑袋，他也有，你有一个鼻子，他也有一个鼻子，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当一个英国人说：“We have the right to do something”，我们拥有这个“right to do something”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每个人都在说权利，但是我们倒推回去200年、150年，英国人这么说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个right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我曾经对这个词作过考查，我发现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翻译一部瑞士的叫马太而的国际法的著作的片段时，他对right就是翻译不出来，怎么也翻译不出来，“一个人如果想这样做的时候对方不得抱怨”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得有这个right to do something.你就不能抱怨，这样来形容具有权利的这种状态。之所以翻译不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抽象词汇，是不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西方的法律翻译到东方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西方世界有太多的东西过去我们是没有的，这个right我们直到186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传教士叫威廉马汀.丁为良，他也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被遗忘了的校长》，就是说得他。他是京师大学堂的英文总教习，他的名片上印的是“中国皇家学院的校长”（笑）。在那之前美国的一本国际法著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终于想到了一个词汇――用“权利”去翻译“right”。但是，你们也知道，直到今天，这种翻译到底好不好，仍然有争议。我们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是1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认为是这么好的，权利当然有权衡的意思，利是什么？“权必有所争，利必有所夺，争名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权利到底是什么东西，权利没有一样是好东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怎么用权利这两个破字翻译如此神圣的right。（英文里边right，正确，右边，为什么右边正确（笑））英文的具有正义色彩的这种含义在中文里边一点也体现不出来。在英文字典里看这个词的时候有些不对等。语言并不是没有色彩的，每一个字都有它独特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有人们在心目中富于它的文化的想像，这样一种想像会制约我们对一个原生态的另外的一种文化的理解，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如果我们不直接用英语去思维，用德语去思维）用汉语去思维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另外一种文化的想像给破坏掉，或者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想像，我们历史所形成的想像去想像西方的那些东西。

我们制订民法通则以后，一系列的合同法也在那个时代制订出来，是为了大力的发展经济。1989年，就是20年前，我国制定了《行政诉讼法》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它第一次在这个国家宣告了当人民对政府的行政行国提出异议时可以获得法律平台对政府挑战。我们的王庆友老师就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研究如何挑战我们的政府。由于这一部法律，也提出来了一个非常要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法院在政府间中立，如果法院本身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跟政府穿一条腿的裤子，就和小沈阳那样的裤子（笑）我们就没有办法想像我们在法庭诉讼时就和进入老虎口一样，是没有办法胜利而归的。所以问题马上就推演到一种我们要求必须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于政府的控制，独立于民意影响的司法制度，过去我们谈到司法独立的时候，司法制度是独立于权利的控制，比方说政党、比方说行政、立法，我们现在看也要关注独立于民意，网络上一片喊打的时候是否有一个法院能够经得起网络的压力而坚持法律的规范而判决案件，而不像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所主张的那样，一个人应当不应当判死刑应该看三个因素，一法律的规定，二治安的形式，三人民群众的感觉。（笑）我看了他的这话，我都觉得自己的脖子冷飕飕的，因为我提出的一些见解人民群众的反应很不好，恨不得把我杀了（笑）。有的时候我们的立法为中心的法律建设过程取得了重大成就。

后来人们就开始关注法律是不是能够兑现，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制度保障能使法律与现实生活全二为一，能够在我们的民众在法院诉讼时保证法院能按法律规定办事，而不是按其他因素行事。“官司一进门，双方都托人”因为否则你就很麻烦，“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愁法治不健全”（笑）。我们制订的法律我们司法部一直在进行普法，让老百姓有法律意识，所有这些规范现在看起来落不到实处。宪法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信仰自由等，我发现这几个方面基本上都实现不了。比方说，我想去办个报纸，我有钱，不差钱（笑），不让我办，一切报纸都党办的，你想办电台，更没有门！你想安个锅都不让你安（笑）。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富，很敏感、很麻烦，信仰基督教的老百姓如何公开的获得他们的教堂或公开的开展活动，比如如何在书店里买到圣经，我们在书店里是买不到圣经的，为什么不允许公开出版发售圣经呢？你怎么解释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去年北京奥运会时说开放三个场地允许老百姓游行示威，但是要到公安部门批准，最后一次都没有人去游，不是没有人提出过申请，总共143次申请，有138起得到了其他途径的解决，有5起不符合法律。我如果是当权者的话，安排自己人游一次，也好说呀，那就说，看，有人游了吧？！现在就简直是开国际玩笑。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北大）是一个光荣的游行示威团体，（笑）。学生经常申请，他们不批，学生反复申请，后来他们批准了，他们说你们往北走，北大往北是农村（笑）。法律规范能不能兑现在现实中，我们有时候要看在案件的判决中，是按照怎样的规则判的。案件就是一个窗口，是一个非常好的显示器，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按照法律来办事。

大家想一想在过去的十多年，也就说，我们法治时代进入案例时代的10多年里边，我们多么关注在学院里边发生事情，在法院里发生的事情他的价值绝对不仅仅及于打官司的双方当事人，而且还及于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潜在的当事人，如果法院这样解释法律规范，这样的做出判决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遵循规范的界限，但是这些案件告诉我们什么。首先，告诉我们这个国家许多事情存在严重问题，经常出现重大的冤假错案。你们都知道三年多以前有一个人经常在河南作案的河北人，他在河南强奸杀害三名妇女，最后被抓获归案，然后河南警方侦讯他的时候，他说：对对，这三个都是我杀的，不过我还杀了一个人你们不知道，十年前我在河北还强奸杀害了一个妇女。河南警方于是马上通告河北省警方，河北省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十年前的那个人已经抓获归案，已经枪毙了，犯罪人供认不讳，所以死刑立即执行了。于是把这个人带到河北现场指认，他就带着当时公安人员把十年前的案发经过全说了出来，与公安笔录一样。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两个人同时在这里作案。河南省报纸和南方周未都进行了报道。在屈辱中活了十年的那个被冤枉的人的妈妈看到了消息时，跑到儿子低矮的坟头上哭喊着说：“妈妈知道你不是一个坏孩子，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现在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啊。”

篇2：贺卫方司法制度

贺卫方按：这是我在北大法学院教授“比较司法制度”课程时为学生开的一个书目，此次在石河子大学讲授“司法制度导论”，也把该书目作为选修本科的同学的参考书目。置顶一下，以便同学们按图索骥，选择阅读。

-------比较法一般

1.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高鸿钧、米健、贺卫方合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3。

2.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3.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1998。4.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

5.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格罗斯菲尔德：《比较法的力量和弱点》（孙世彦、姚建宗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7.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司法研究一般

8.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9.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Russell, Peter and David M.O’Brien(ed.),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the Age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1.11.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2.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

英美司法

1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上卷），商务1988年。14.程汉大、李培锋：《英国司法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5.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群众出版社1984。16.Baum, Lawrence, American Courts, 4th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1998.17.考克斯：《法院与宪法》（田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波斯纳：《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9.爱德华兹：《爱德华兹集》（美国法官裁判文书自选集之一，傅郁林等译评），法律出版社2003。

20.麦克洛斯基：《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孙雯、胡晓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欧洲大陆司法（除下述几种外，参见比较法一般中所列书中的相关章节）21.隆波里等：《意大利法概要》（薛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2.Kommers, Donald,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司法过程与法律推理

23.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24.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26.列维：《法律推理引论》（庄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8.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系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律职业

29.黑德勒姆：《律师会馆》（张芝梅译），上海三联2006。

30.Abel, Richard, American Lawy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31.克罗曼：《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周战超、石新中译），法律出版社2002。32.考夫曼：《卡多佐》（张守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

中国研究

33.《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

34.汪辉祖：《佐治药言/学治臆说》，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5.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35plus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36.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中华书局1992。37.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8.徐忠明：《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39.徐忠明：《包公故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0.徐忠明：《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

篇3：浅议司法公正和司法制度改革

一、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

关心司法公正, 评价司法公正与否, 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在现代社会的审判中, 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是什么呢?人们是如何评价司法公正?笔者认为, 评价司法是否公正, 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 一是法律标准, 二是社会标准。

(一) 法律标准是指人民法院的裁

判, 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 违法的裁判一定是不公正的裁判。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 即裁判适用的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规范。适用实体法律是否公正, 必须只能根据裁判结果做出判断。人民法院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幅度内做出的裁判, 就是公正的。适用法律程序是否公正, 则只能以适用程序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 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做出判断。只要没有违反实体法, 而且程序正当, 就是司法公正。

(二) 社会标准是指舆论、广大人

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裁判的态度, 是赞同还是反对。在社会群体对人民法院司法公正进行的评议中, 往往采用的是这一标准。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 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 必须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 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 做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 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在有些情况下需要我们客观的去分析。

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司法公正, 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 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达到该宪法原则所设定的目的, 公正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

现阶段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有:

(一) 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

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到以行政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司法传统的制约, 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干预, 而司法机关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行事。从内部结构看, 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 (院长) 、副检察长 (副院长) 、处 (科、庭) 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 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凡是能和办案的检察官、法官的上级挂上钩的人都可以对检察审判结果产生影响, 独立审判制度受到严峻挑战。法院机关行政化的另一个特征是按照法律规定, 法院的上下级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监督, 也仅仅是审级范畴上的监督。但是, 目前的状况却是上级法院是下级法院的领导机构, 评比、考核、听取汇报, 所有“上级机关”所具备的权力几乎都有。下级法院有什么疑难案件, 也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殊不知, 这实际上已经违反了组织法和程序法, 影响了司法公正。

(二) 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

从1949年以来, 我国法院的设置就与行政机关一样, 实行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法院, 每一级法院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 受同级人大的监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这种设置使法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在地方与地方的冲突之间, 地方与中央冲突之间, 当地党委不可避免的指挥属下的法院为本地“服务”或者“保驾护航”, 这就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即使没有上述冲突, 当地的党委也会从本地利益出发, 指挥法院如何审理案件, 如何“为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 其背后就隐藏着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因素。再谈独立审判, 只能流于形式, 司法公正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三、改变现状的应对措施

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 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 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 司法公正作为目标与价值所在, 从制度上加以保障, 使之不断完善起来的工作不能停顿。

(一) 建立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

在我国, 司法和司法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必须明确司法权是有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另外一种国家权力, 它必须独立于行政权。司法的任务既然是定纷止争, 那么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必然保持社会的中立身份。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 其公诉权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内涵, 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同样不具备司法权应有的本质, 因而, 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只能是法院的法官行使的审判权。这种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必然要以国家强权作为后盾。

改变现行审判体制, 确保法官独立。司法独立, 其核心是法官独立, 法院即使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 而法官不能独立于外界, 不能独立于其同行和上司, 就失去了人们的社会期待司法独立的初衷, 丧失了司法独立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也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 没有任何别的上司。”我国的《法官法》也作出了法官独立审判的规定。因为只有法官的真正独立, 才有可能确保司法公正。

(二) 全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道德素质低下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道德水准低下危及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人们的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法治程度。现阶段社会中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腐败和不公, 而这些腐败和不公既未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 也未受到法律固有的制裁, 人们必然逐渐动摇心中对道德的崇尚和对法律的仰。在道德水准低下的社会里, 人们崇尚的必然不是道德和法律, 崇尚的只会是权力、关系和权钱交易。它不仅危及和破坏着诉讼程序和实体公正, 更严重危及和破坏着司法秩序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毫无疑问, 道德水准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 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能提升法官的素质, 提升司法公正的程度。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司法公正的载体, 法官独立审判的司法权制度和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支撑点, 三者兼备, 相辅相成, 才能真正构架起司法公正的天平。

四、结语

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 在任何国家, 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们自己的事情, 维护司法公正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 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更需要维护司法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

摘要：伴随着司法现代化建设中改革的实践, 司法公正的价值观念已深深根植于广大法律工作者和人民的心中, 然而怎样才算司法公正如何引导人们包括司法工作者用理性的标准评价司法公正等问题, 需要我们继续加以重视和研究。

关键词：现代司法理念,司法公正,司法改革

参考文献

[1]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0年12月第1版。

[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0年。

[3]《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人民法院报, 2003年10月。

[4]李勤模:《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 中国法院网, 2004年4月。

篇4：“读书种子”贺卫方

10多年前，我在写《文学中国的秘密》时，就听说贺卫方先生是文学中人。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经济学家中，不仅厉以宁写诗，吴敬琏、茅于轼也写很好的随笔，此外汪丁丁、周其仁等几位先生的经济学文章都能体现出很高的文学修养；哲学伦理学领域里，何怀宏、周国平的散文有着广大的读者……而在法学领域，贺卫方的文字言短情长，有着浓厚的文学表达。

后来读老贺的文章，我常常会想，现代社会的知识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吧。在文学领域，我们总习惯地称道一个人的文章或练达、或老辣、或圆融，作家们也多追求这种境界，但事实上，对遭遇精神危机的当代人来说，讲述我们所确知的，见证我们所看见的，才应该是基本要求。从周有光老人到贺卫方先生等几代学人，在文学家们缺席时，充当了守望者的角色，更恪尽了先知的使命。他们不仅有作家的情怀，更有理有据有法地提供了愿景和路线图。

在知识界，老贺并不以“读书种子”出名。但看他的文章，可知他内心之富丽。我们曾把专业书读得多的人称为“读书种子”，有人读了几本书就得到人们的尊宠，他们也不免恃宠而骄，甚至信口开河……这样的现象在知识界层出不穷。仅我所记忆，当年的“读书种子”今天多已变异，或者“侯门一入深似海”，或者在市场上叫卖，或者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因此，我最近在检讨这一现象时，不免感慨，真正的“读书种子”绝非专业之才，而是学识渊博，并因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而畏天悯人。可惜，这样的“读书种子”不多。老贺倒是当之无愧。

在刚出版的文集《逍遥法外》中，老贺从历史到现实，从身边事到天下事，从法学典故到人文心怀，信手所至，逍遥法外，古道热肠，涉笔成趣。他如此写道：“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而在很多人眼中，老贺自己正是一位斗士：法学专业毕业后就留在高校，却对引经据典的学术文章兴味索然，写下一系列直面中国司法现状的文章；他曾先后辞北大，为浙大所辞，远走新疆支教，辗转回京，又再聘北大；2011年4月，在重庆一片红火之际，他写下《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等等。他的言行每每成为公共事件，可见其起落之大。

我跟老贺交往不多，但每次简短的沟通都让人愉快。有网友戏称我：“一身的反骨都在‘温良恭俭让’里。”这话其实更适用于老贺。他温和、亲切、待人如春风拂面，又一表人才。此等人物，放在魏晋，绝对是《世说新语》里的谈资。

就是在当下，关于老贺的谈论也极多。最早听说他善饮，可惜我错过了很多跟他的聚会，仅有的几次也没尽兴，只是看他对敬酒的人来者不拒，甚至主动出击。他的口才一流。我一直抱怨造化不公，给人笔才口才时总是留一手，难得遇到两者都好的人。前几天听老贺的演讲，以及会上、会下的即席谈论，真是让人俯首帖耳。

老贺送书，扉页上一手行楷写得挥洒灵动，把字拍下来放到朋友圈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法学是老贺的专长，即使他“逍遥法外”，相信他也自成规矩，觉圆而行方。

篇5：贺卫方司法制度

按：本文发表在今天《南方周末》的“大参考”版。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删节，是所谓“洁本”。按照惯例，这里发表的是完整本，也恢复了原题（南周版的题目是“司法改革的难题与出路”）。一些观点仍然是尝试性的，期待各位朋友尤其是“民主化”一派的朋友再作切磋。贺卫方 2008-9-18 ——————————————————————————————

摸起石头过旧河

199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题为“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的研讨会。跟那段时间举行的许多有关司法改革的研讨会一样，法学所的会议上也是洋溢着一派乐观的情绪。一年多之前，中共十五大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高调正式提出司法改革的命题：“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学术界以及司法界对此都颇为兴奋，以极大的热情为改革出谋划策。不过，在那次会议上，我个人对于司法改革的前景却没有表达乐观的看法，其中的原因，一是对于司法改革究竟朝向怎样的方向尚缺乏基本共识，二是，在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约束条件下，司法改革能够走多远自己没有把握。我的发言用了一首题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诗作为结束：

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

庙堂新招频频闪，摸起石头过旧河。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将近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今天，司法改革大致上处在一种犹豫彷徨的状态。十多年来，司法界甚至人大出台了很多的改革举措，但是，由于对于改革的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等方面缺乏共识，不少措施相互冲突和抵消，并没有产生“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效果。改革的持续没有提升司法的地位，人们看到的反而是司法权的愈发边缘化。技术思路的改良也由于大框架本身的阻却而难以在整体上推进社会正义的实现，曾经响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也逐渐变成一种若隐若现的微弱回声。司法公正的话语曾经让国民对司法界充满期望，但是一些承诺实际上是法律界所难以独立实现的。在许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司法屈从于外部权力，律师的辩护权受到种种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导致案件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抑有进者，有关司法腐败的报道频频出现，更动摇了国民本来就不甚坚定的法治信念，不少人转而呼唤回归到某种人治。“摸起石头过旧河”，此之谓也。

回归大众司法？

去年11月，针对可能沉冤十馀载的聂树斌案件，何兵教授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之所以冤案频仍，根源就在于法官对于司法权的垄断和人民参与司法的缺乏。他指出：

这些年司法改革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司法改革在部分学者的错误引导下，在法官群体的有意推动下，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人民失去了对司法权的最终控制。司法职业化努力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想象的廉洁、公正的司法，相反，一个维护自身利益胜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群体正在形成。为此，本案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打破法官群体对司法权的垄断，通过各种秩序化的民主手段，实行人民对司法权的有效控制。（2007年11月3日《南方都市报》）

无独有偶，近来的一些信息也显示官方有意强化“司法的平民化”，以此纠正“职业化”带来的弊端。某省高级法院甚至发文在全省法院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城市广场、田间地头又再现法庭审判，据说旁听的人民普遍称赞云云。但是，如今司法权威不彰、误判连连的原因果真是因为司法改革“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所致么？司法的高度职业化一定意味者“与人民渐行渐远”么？那些貌似新招实则故伎的举措能够推进司法的公正性么？我认为，这样的判断完全是药不对症，甚至是所谓“杀头以治斜眼”。中国的司法之所以无从履行运送正义的使命，不是因为它的职业化，恰好是因为它的非职业化。

什么是司法职业化

也许首先我们需要正本清源，讨论一下所谓司法职业化的含义。在我看来，司法职业化的含义无非是强调在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专业化，其基本内容已经在近年来的相关讨论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这里不妨作些简要归纳。第一，职业化要求司法官员选任上的专业化要求，也就是要提升法律职业的门槛，让司法权的核心部分操纵在具有专业教育和历练的人士的手中。这种选任标准的前提是认定法律是一门专业化的知识，只有专业化的训练才能让执掌司法权柄者的思维和行为受到特殊的知识的约束和指导，才能够形成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司法决策的平衡和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有着相当的成就的，2001年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司法职业化的第二个内容正是要求司法决策遵循法律和法律解释的规范，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中的恣意成分。在这些年的改革中，这样的要求被概括为“司法判决必须说理”。所谓说理指的是法理，是专业性的道理。虽然在某些时候法理与一般人生道理具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它显然要具有法律的职业特性。用英国伟大的法官柯克（Edward Coke）的说法，法官所运用者不是与生俱来的智慧，而必须经过后天的人工训练才能运用的理性。如何保持同样的案件同等的对待是司法过程最核心的考量。单纯出于一种爱民之心，忽略规则的前后联贯，没有严谨的法律推理，所谓法治最终也只是一句空话。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司法人员需要遵循特殊的法律解释规范，例如合同条款如何解释，名誉权的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如何平衡，鲁迅肖像是否需要征得其后人同意方能使用，在自动提款机上用自己的银行卡取出超出取款人指令的金钱是否应被界定为盗窃，凡此种种，都需要在司法界形成统一的解释，从而约束法官的裁量权。

司法权的行使方式构成司法职业化的第三个要素。由于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尤其是公民或法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予以解决，因此司法的行为是否能够得到利益对立的当事人的认可就成为至为关键的事项。消极乃是中立的前提。在过去十多年的司法改革中，法学界以及法院愈来愈强调司法权要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对于当事人没有提起的事项不得作出裁决，要尽可能地让当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证据，法官不可以过分主动地行使权力，只能坐堂问案，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判决变成一种当事人之间竞争的产物，这样在客观上也减轻了司法决策者所承受的压力。

第四项内容是司法管理制度的职业化，也就是要在人与人以及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上把法院与行政机构区分开来。司法权的行使中，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每个法官独立地裁判案件，因为正是法官面对着发生争议的当事人，一切证据以及法律论辩都是在法官面前呈现，也就必然要由法官直接作出判断，当然在行使这种独立的权力的同时，法官也需要明确地承担决策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行政强势以及官本位的传统，我们对于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架构究竟如何安排缺乏必要的探索和具体的制度设置，以至于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没有独立的保障，院长以及其他具有行政官职的人士对于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审判委员会可以直接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以至于司法决策的责任也完全弥散化了。试想，如果聂树斌案件就是由石家庄中级法院合议庭的那几位署名法官独立裁判，发生误判法官无从推卸责任，冤杀的概率一定会大大减少。此外，法院内部又叠床架屋地设置了多达十二级的法官等级，使得法官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弱化。这无疑是与职业化要求相反对的。

司法职业化的第五项内容是司法职业伦理的确立。所谓职业伦理，便是一种职业在社会中何以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职业伦理不是宽泛的道德准则，它包含着法官之间、法官与律师和检察官之间、法律人与相关当事人之间以及法律职业与社会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尤其是怎样避免利益冲突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例如，一般人对于司法或诉讼享有评论上的自由，但是法官对于无论是其本人或他人正在审理案件发表言论却应当受到限制。法官必须在庭审内外保持庄严、公正和耐心，时刻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法官对于律师、检察官以及证人都需要表现出专业的尊重、礼貌与公正。法官不得参加任何足以引起民众对其公正性发生怀疑的组织和活动。凡此种种，这类职业伦理是否完备地确立，是否在司法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体现，是判断一国司法职业化程度的重要尺度。进而言之，我们的司法之所以受到许多诟病，根源之一正是职业伦理建设上的匮乏和混乱。

司法独立

即使有上述职业化的努力，如果一国的司法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那么期望司法权能够公正地行使也是徒劳的。这种独立性要体现在机构设置和决策过程两个层面。机构设置上的独立就是司法权要掌握在与立法和行政相分离的专门化的司法机关手中，非司法机关的权力不得染指判决的过程。与此同时，司法独立要求法官决策中严格运用法律本身的条文和知识，细致地作出法律推理，也就是说，要体现法律思维上的独立性。如果说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需要通过严格维护司法机构本身不受制于其他权力的话，那么决策的独立性更侧重于法院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通过严格的选任程序确保司法决策的品质。

今天的司法最大的弊端之一，也许就是人们完全无从预测法院在判断一个案件时会遵循怎样的准则，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求法官依法办案时，什么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却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了。除了法官腐败等因素外，让案件判断出现如此不确定的原因就是法官无法摆脱来自法院内外的权力的影响。正式一些的红头文件，非正式的电话、条子，都足以让司法偏离法律的轨道。某些重大案件，政法委事先协调，提前定调，使得庭审过程完全变成走过场。近年来，各地公安部门首长政治地位提升，许多地方都是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局长，或者公安局局长位居党委常委，而法院院长或检察院检察长在党内位置却日趋边缘化，导致宪法所规定的“一府两院”体制、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和检察权的设计无从正常运行。例如，刑事案件，许多冤案的发生都是因为在审判环节上法院只能接受而不能否定公安部门的结论。司法界形象的说法是，“公安局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听上去法院好像很省心，但是问题在于，公安做什么，你也只能吃什么。

正是在这种不独立的体制下，法院和检察院就只能迎合外部权力的需要，尤其是遵从同级党政的指令，成为地方利益的守护者。某些涉及到地方企业利益的案件，法院一味地袒护本地当事人。行政诉讼方面，百姓起诉本地政府，每每让法院如坐针毡，因为判决政府败诉是法院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官员的腐败行为，没有党委的认可，检察院难以主动出击，多年来不断反腐，但是腐败却愈演愈烈，检察权的不独立正是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司法权的这种诸侯化使得地方主要官员一手遮天，中央无法有效地获取各地信息，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原因所导致的民怨难以得到公正处理，于是导致上访特别是到北京的控诉者连绵不绝，为了维护政府形象所进行的驱赶又招致人们对于中央的抱怨和失望，在那种道路奔走、权门呼号的过程中，民怨不断积累和加剧，社会必然处在干柴近烈火的危险边缘。

虽然缺少定量的分析，但根据自己近二十年的观察，我们太多的案件之所以处理不公，之所以引发不断地上访，或者说从整体上看司法之所以难以回应国民对于正义的渴望，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职业化程度低下，更多的原因则是司法不独立，法律之外的权力左右着司法，“凭云升降，随风飘零”，完全无从知晓它所依据的规范究竟是什么。所以，通过改革，有效地改变司法权的地方化实在是一件时不我待的大事情。

民主化与职业化

在我们这样的共和体制下，国家权力应当以民主的逻辑建构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自从古希腊以来，民主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向，难以作出简单的判断。这里提出几个关键问题，以为进一步讨论的线索。

首先，民主化与职业化是否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司法职业化强调的当然是一种精英化的制度建设思路，但是，真正的精英化所追求的方向却是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政治层面上的民主解决的是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安排以及政治权力分配的标准和方式。可以说，随着现代化的展开，政治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已经成为紧密关联、唇齿相依的关系了。但是，关系紧密并不意味着可以相互取代，例如，我们无法想象案件的处理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加以解决。前面我们对职业化含义的讨论已经表明，职业化解决的主要是限制司法恣意、确保司法公正，它与民主化所指向的并非同一目标。一个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使二者并行不悖、相生相济，而坏的制度下却是不共戴天、相害相斥。

其次，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实际上，如果说有司法民主化这件事情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法院所适用的规范是民主机构所制定的；司法界严格地依据体现民意的立法判决案件正是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的最要紧的体现。相反，如果让法院在法律之外，再求诸一时一地或者一案中的民意，让法官超越法律去判断怎样的判决更符合人民利益，那么不仅仅使得案件的判决存在着无可名状的任意性，而且宪法和法律作为通过民主过程提炼民意所形成的最高规范就变成可有可无的空文。遵从立法之外，民意机构还必须对于司法机关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类监督体现在人事任免、处理对于司法官员的控告以及确保司法独立不受其他权力损害等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意机构对司法的监督也必须遵循立法、依据严格的程序进行。民主在司法领域的第三个展现层次便是民众通过陪审或参审的方式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运行。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民众参与司法带来的未必是增进法治和自由的效果。例如，一些非英语地区引进陪审团制度的结果往往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陪审团不但没有像在英语地方那样作为“民主的学校”和“自由的堡垒”，反而成为专制权力的守护制度。大革命后法国引进陪审团的效果正是如此。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政治决策或者立法尚没有真正实现民主的情况下，在司法领域推进所谓的“民主”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民主的初衷之一就是要限制那种专横和恣意的权力。在前民主时代，能够对于这种专制权力加以限制的力量有三个，一是足以与世俗君主相抗衡的宗教权威，一是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妥协，另一个就是法律职业所形成一种对于国家权力进行规范化塑造的力量，当这种专业化群体在立法和司法两个领域逐渐取代此前的恣意权力之后作用尤为显著。以英国为例，那里的出庭律师垄断了法官任命的来源，并且逐渐地把王权完全排斥于法院之外，甚至开始在人民与王权、人民与政府之间充当中立的裁判者，正是法律职业推进社会转型的典型体现。这种转型的动力并非民主意识的发育，而是人们对于司法职业化表现的信赖。反过来说，任何专制权力都难以容忍一种职业化的权力所必然带来的限制。所以，如果没有政治层面上的民主，没有对司法独立的体制性的保障，司法过程中的所谓“民主”设置往往反而成为专制权力翦除任何对其施加约束之力量的重要打手。历史地看，法律职业化的前提不是民主，相反，一个独立和高度职业化的司法界却可以成为民主不沦落为多少人暴政的前提条件。

这样，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就顺理成章地呈现出来，那就是，职业化的司法对民主体制所可能产生的某些弊端的抑制作用。在今天这样的民主号角高扬的时代，说民主制度存在弊端可能招致激烈的抨击。不过，平心而论，没有哪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民主制度由于把政治的基础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因而使得政府决策必须体现和尊重民意。这是民主的好处，但同时也是民主的缺陷。因为民意往往是变动不居的，它会受到信息的控制，报纸上的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就会燃起公众的万丈怒火。例如，文革时亿万民众都相信刘少奇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内奸、工贼”，后来平反后才知道他是那样的无辜。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甚至出现所谓“标题党”，因为人们没有耐心在网络上看长篇大论、条分缕析，于是网络媒体以及作者一味地在标题上做文章，形象而煽情的标题之下，人们的跟帖就激情四射地跟着标题走，舆论状态跟真实的民意之间就不免脱节。

如何纠正民主的这种偏颇？按照卓越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的说法，法律职业者就会成为“能够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平衡民主的惟一力量。”他这样描述美国的情况：

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律人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律人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暴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上册，商务版，页309。董译本把法文jurist译作“法学家”，我觉得译为“法律人”更合原意，遂改之）

也许不应把托克维尔误会成民主的反对派，实际上在170多年前他就明确断言民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他也对于陪审团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的价值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他还是理性地分析了民主本身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他给出了矫治弊端的药方。问题在于，这药方对于中国是否适用？

法治的罗马城

如前所述，关于过去近20年司法改革的估价以及今后应该选择的路径，法学界和司法界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或许用陷入困境或者“摸起石头过旧河”来描述目前的状况略嫌夸大，但是现在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困惑，因为某些举措明显地是在把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改头换面地复活出来。这也是必须进行严肃而理性讨论的原因所在。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引进西方制度，建设自己的现代法治，只有百年时光。与我们悠久的专制统治历史对比，这是一个太短的时间刻度。文章开始时我曾说自己不甚乐观，但是那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的观察。长远地看，法治已经是中国的不归路。百年来我们反反复复，艰苦摸索，应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合理的路径已经逐渐展现在国人的眼前。当然，要真正实现法治，还需要筚路蓝缕，需要经历某些曲折，需要百折不挠的长久努力。西方谚语谓“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罗马城的建设恐怕更要费尽移山心力呢。

何兵教授的伪问题 王利平

贺卫方按：福建省委党校法学部的王利平教授很关注眼下的司法改革讨论，昨天他传来了这篇与何兵教授的商榷文章，并同意在博唠阁里发表。这里谨表达对他的谢意。————————————————————————

针对贺卫方教授的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走司法职业化路线的主张，以及张千帆教授的“司法大众化是个伪命题”的看法，何兵教授写就大作《司法民主化是个伪命题吗？》，读罢该文，谈点感想。

1、张千帆教授写就《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一文，主要基于以下担忧：权力借助民意操纵司法，权力以“人民”的名义削弱司法的中立性、独立性和职业水准，最终导致司法沦为权力的附庸。因此，他提出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目的是让人们看清当前司法大众化的本质所在。“三个至上”就有借助“人民”的名义操纵司法的嫌疑。

2、历史经验启示，司法只有独立，才能抵御权力的任意干预，而司法要独立，首先要实现职业化。1608年英国普通诉讼法院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抵制国王詹姆斯一世审理案件的事件便揭示这一道理，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柯克对詹姆斯一世说：“不错，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从此，英国的司法便为了职业法律家所垄断。目前，我国司法改革在体制上难有突破的情况下，司法改革走司法职业化路线是一较为现实的选择。强调司法职业化，有利于铸就司法独立品格，防止司法沦为政治的附庸。

3、无论是贺卫方教授的司法职业化主张，还是张千帆教授的“司法大众化是个伪命题”的看法，他们都没有反对司法民主化，何兵教授认为他们的主张或看法是反对司法民主化，是一个伪问题，其实贺卫方教授和张千帆教授是在不同的层面强调同一个道理，即如何实现司法独立。何兵教授应该不会反对司法独立吧？！如果何兵教授反对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化又有何意义呢？岂不又重回司法广场化时代？就民主化而言，我认为当前更应该强调司法改革过程中的民间参与，打破国家垄断司法改革的现状。

感谢何兵教授提出了一个伪问题，试错是人类接近真理的最佳途径，我们期待司法改革的百家争鸣。

篇6：贺卫方个人简介

经历：1978年─1982年，西南政法学院学生；

1982年─1985年，北京政法学院（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1985年─1995年，中国政法大学任教；

1995年─2008年，北京大学任教；

2007年底，获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2008年底，居北京家中；

2009年3月，在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

2011年1月，回到北京大学继续任教。轶事：19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大家对中国法官制度的思考。

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与另外几位教授上书，建议启动宪法规定的“特别调查委员会”。

北京大学一塌糊涂BBS遭封，贺卫方致信许智宏校长，表示异议。

他参与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草案里，各级法院的名称没有前冠人民二字。

2005年6月23日公开声明暂停招收硕士生，被认为是对现行招生体制的质疑。

2005年12月25日就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剽窃事件发表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严厉声讨学术腐败。

2007年2月其讲述章诒和著作的贴子（发表在新浪博客上）被无故删去，贺与三位人士发表抗议声明。

2007年底，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邀请时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加入光华法学院，以期共同实现教授治校的理想。2008年7月，《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了贺卫方将辞去北大教职南下浙大。11月，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称，辞去北大教职的贺被浙大拒收，“正处于无单位生存的尴尬境地”。几日后，贺卫方在博客里委婉向外界表示自己没有去浙大，仍然居住在北京。2008年12月1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表示贺卫方已回北大任职。

2009年3月贺卫方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据贺本人表示，预计将会在石河子大学任教两年。

2011年1月回归北京大学。

2011年4月，贺卫方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就当时重庆的“唱红打黑”发表了个人看法。并告诫王立军，没有独立司法就没人是安全的。

2013年3月，贺卫方、张思之、吴思等人参加德国伯尔基金会的辩论时，贺卫方指出：“中国可能出现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那样的领导人，追求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内心的美好价值，一开始他们可能偷偷做，外界看不大出来，等到出头，大家才发现社会早就变了。”

2008年不平凡的一年，十大国内新闻纪实：

一、我国南方大部地区遭受罕见雨雪冰冻灾害

二、全国两会选举产生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

三、拉萨发生“３·１４”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 四、四川汶川发生８．０级特大地震

五、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 六、三鹿奶粉事件引起社会对食品安全高度关注

七、中国人首次实现太空漫步

八、国家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保持经济增长

九、海峡两岸基本实现直接“三通”（通邮、通商、通航）

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隆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