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司法鉴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精选8篇）

篇1：司法鉴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司法鉴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对司法鉴定活动的监督管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在司法鉴定活动中有过错行为的，依照本办法追究责任。

第三条 过错责任追究应当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是指经省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并准许执业的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机构和人员。

第五条 过错行为是指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司法鉴定活动中违反执业规定，故意或过失作出不真实或不准确司法鉴定意见的行为。

过错行为由省司法行政机关自行调查取证或委托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取证。

第六条 司法鉴定机构在鉴定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鉴定人少于法定人数的；

（二）受理不属于本机构鉴定业务范围或超越本机构专业技术水平的案件的；

（三）内部工作人员指使或授意司法鉴定人做出不真实或不准确鉴定意见的；

（四）内部工作人员向当事人泄露有关鉴定资料的；

（五）内部工作人员丢失、毁损、隐匿、涂改鉴定材料的；

（六）内部工作人员授意当事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资料的；

（七）其他违反司法鉴定有关规定的情形。

第七条 司法鉴定人在鉴定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故意或过失做出与事实不符的鉴定意见的；

（二）鉴定意见不符合规定标准要求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三）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四）适用标准不当导致鉴定意见错误的；

（五）应进行现场勘察、检验而未进行的；

（六）采集的数据、资料失实，导致鉴定意见明显错误的；

（七）丢失、毁损、隐匿、涂改鉴定材料的；

（八）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

（九）违反有关保密规定的；

（十）其他违反司法鉴定有关规定的情形。

第八条 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由市级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给予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后果严重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可依法建议自治区司法行政机关取消其司法鉴定资格。

第九条 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因过错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返还鉴定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司法鉴定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司法鉴定人追偿。

第十条 司法鉴定人在鉴定活动中有犯罪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追究过错责任人的责任，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一个月内处理完毕；有特殊情况的，经主要负责人批准可延长一个月。

第十二条 对过错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后，应在十日内将处理决定书书面通知其本人及所在机构。

第十三条 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请听证的权利；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篇2：司法鉴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运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使执法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不当，从而使行政处罚错误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了严重后果时要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一条、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和超越法定权限的失职行为。

(二)执法行为无法定依据或超过法定种类、幅度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

(三)各级道路运政管理机构规定的制度、措施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悖的。

(四)错误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条款，造成严重后果的执法行为。

(五)不按照行政执法法定程序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

(六)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检查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

(七)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道路运输经营和其他相关业务，造成执法行为有失公正的行为。

(八)利用职责便利绚私舞弊，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行为。

(十)违反法律规定，阻碍当事人行使申诉、控告、听证、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十二)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其他行为。

第二条、在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中，由于过错责任人，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过失轻微未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工作，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责任追究。

第三条、在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中，因绚私舞弊，索贿受贿，枉法裁决等故意造成的错误；不配合有关调查，阻挠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对检举、揭发、控告的过错知情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年内连续发生多次执法过错的运政执法人员，要从重追究过错行为人的责任。

第四条、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由上级交通运政管理部门直接对过错责任人或建议有关部门对其过错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给予处分。

第五条、对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可作出以下处分，以下各项可单项作出也可合并作出多项处理。

(一)通报批评;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减发或停发津贴、奖金；

(三)吊销行政执法证件，调离运政行政执法工作岗位；

(四)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五)因行政执法过错引起行政赔偿的，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金额。

（六）执法过错责任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篇3：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追究制度考证

一、夏商周的萌芽阶段

从法的出现伊始就随之产生了司法官的追究责任制度,两者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法律的概念在夏朝就已经有着雏形,随着部落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在群居生活中难免会发生财产和资源的分配,纠纷的存在也促使了法律产生。《左传》引《夏书》曰:“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意识是宁可打破常规,也不可错杀无辜。而夏《政典》“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又要求官员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两个看似宽松的规定却代表了我国司法官责任制度的思想基调,即为了法律正义可以适当违背规定和期限办案,目的还是确保法律的公正性。

商在沿用了夏部分规定的基础上稍加变动,到西周时期,已经有专门的制度和规定来约束法官的责任,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就诞生于西周,这里对司法系统中需要法官主管判断量刑的内容进行了阐释,要求司法官谨慎使用五刑,也强调柔克、刚克和正直作为司法官这种特殊官职的德行。并在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中产生了著名的五过之疵。五过之疵出于《尚书·吕刑》“无罚服,正于五过”,也就是说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参与的司法官为主的司法人员必须遵守“其罪惟均,其审克之”的原则,禁止出现巡视枉法以及出入人罪的五种犯罪情况,如果犯了这些罪状,那么将与犯人同罪处置。结合《尚书?吕刑》记载,五过分别为:惟官,即与犯罪曾有过同僚关系;惟反,威逼利诱致使罪犯翻供或者隐瞒实情;惟内,与罪犯有亲属关系;惟货,行贿受贿贪赃枉法;惟来,与罪犯有勾结往来。五过的核心是结合犯罪程度的不同和司法官罪责联系起来,有着较为严重的连做思想和报应心理,但是为了提高司法的威严,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也奠定了古代司法官的责任原则,即不仅自我严格遵守法律,同时也不得与犯罪有所往来,并引导亲属守法守纪,维护司法公正。

到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迁都到罗邑,东周开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开始了频繁的战争,春秋争霸开始。这一阶段各个诸侯国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更加重视司法建设,而司法官责任制度也愈演愈烈。例如《史记·循吏列传》中就有记载,晋国司法官李离因下属错判导致他人非命,按律当死,晋文公爱惜人才为其开脱,但遭到李离的拒绝,最终自刎而死。可见早期的司法官责任制度的严厉以及深入人心,同时也受到司法官的认可,以身殉法,虽愚,当忠烈之心叫人动容。

二、秦汉至隋的发展阶段

法家是以法律为治理核心的重要思想学派,思想的源头起源于夏商,经过管仲、商鞅、乐毅等人的大力发展形成一个学派,并在韩非的总结和归纳下逐渐的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学说。而秦朝则商鞅、韩非和李斯等法家思想的坚定实践的朝代。这一阶段法官责任追究更加的严格,秦简《语书》记载:“凡良吏明法律令而恶吏不明法令,不知事,不廉洁”,对枉法者必须严惩并追究责任。秦对于司法官责任制度的贡献在于首次将司法官的心理态度引入到责任区分中,开始用主管心理判断衡量司法责任,并被后世认可。

汉继承了秦制,但在刑罚上有所增减。以“故纵”代替“纵囚”,以“故不直”代替“不直”,至汉武帝时,阶级矛盾被激化,故加强了司法镇压。原有的连坐思想也在量刑上有所下降,故入人罪者的刑罚比纵出之罪者有更低的刑罚。《汉书·昭帝纪》中记载,李种因为纵死罪被弃市。到汉宣帝时,本应“劾十人罪不直”判罚结果是“免”,仅获得罢黜官职的刑罚,可见司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显示出了一定的“人性化”。在汉代凡是违反办案程序的

司法官员但凡是没有得到预先请示的,或者没有按照帝王旨意办事的,均给予严重惩罚。汉代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贪赃枉法者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汉文帝时,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司法官追究制度的重型,以弃市代替笞刑,若官员以威严、武力或曲法受人财务,给予死刑处置。

魏晋至隋司法官责任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断狱律》可见一斑。凡司法官员失黩罪囚者,给予罚金四两的惩罚。《郭舒传》曾记载,郭舒开始但任领军校尉(的官职),因擅自释放司马彪受到牵连,下廷尉论罪,世人大多认为他很仗义。量刑减轻,民众认知有所提升,但仍显示了责任追究的基本思想。

三、唐朝的定型时期

《唐律疏议》(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是中世纪最为杰出的法典之一,其内容承前启后,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和立法结果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开创了历史和法律相结合的先河,后来也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古代法典中的楷模,甚至其书法也备受推崇。在这部伟大的法典中自然也有司法官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而司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唐朝定型,唐后的各个朝代尽管有所增减,但是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和进展,所以称唐朝为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定型时期。

关于司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也非常详细。《唐律》的出现使得唐朝是我国古代司法系统最为完备和成熟的朝代,在唐朝也出现了一个针对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典型案例,即“同职工作”制度。这种制度是针对于司法内部导致的冤案错案的典型处理方式,也在唐朝发展的淋漓尽致。所谓同职连坐,就是参与办案的所有司法官员均要对判决结果负责,并签字作证,一旦案件出现了问题那么要求签字官员均负责任。而在唐代,这种制度在现代的基础上更加的严密。在中国古代,审判出现问题一般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五过”,而唐朝对于“五过”的处理是怎样的呢?《唐律》有详细的记载,凡是出现端倪的案件,主典为一等,判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长官为一等,也就是说连带着这四级的官员都要受到牵连。足可见在唐代对于司法内部的工作控制之严厉,一旦出现了工作失职的问题,那么从上到下各级的官员都要受到应有的处罚,这个“公坐”也就代表着“公罪”,也就是说相关的司法官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问题导致的公务差错,而并不是因为巡视舞弊或者贪赃枉法所造成的,有点类似于我国刑法中出现的职务过失罪。除此之外,唐朝还对司法官员因为徇私枉法导致的罪责进行了细分,因此罚不当罪,这罪责也是不吻合“出入人罪”的问题,而司法官的审判错误也被分为了两类。即将有罪或者重罪的人判定为请罪,而将没有罪或者请罪的潘伟重罪。这种出入人罪的思想萌芽起源于秦朝,尽管在各朝各代叫法不同,但是大致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唐朝,如果司法官员因故意而不是失职导致的出入人罪,则依律处刑,因过失导致出入人罪的,也应受到处罚但是罪责会有所降低。这种规定最终的目的还是来降低错案和冤案的发生,最直接的目的还是保障司法系统的公正,针对司法中工作人员可能存在的问题记性分析。

四、宋元明清的成熟时期

经过了历朝历代的发展,司法官的问责制度在唐后并无太大改动,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司法官员责任制度的成熟和完善。由于沿袭了大部分唐朝的律历,在宋朝法律还算比较宽舒,司法官断狱出现问题追究责任的时候,比较重视其失入而失出。宋太祖期间,金州防御史仇超等人按照连坐制度应该被处以死刑,但是仅罢免了官职,流放到了海南岛。宋太祖时,凡是因为断狱出现了问题的,判罚比较严重即罢官也不能替代罪责。宋仁宗时,对于案件的审理法官和议者必须共同签字,当判刑出现失误,要求每个人都有责任。显示出了宋朝对于官员本身失职的重视。到了元,由于司法官员导致了出入人罪还没有行刑的,要求按照判例的罪责减一等,如人全罪则要求以全罪定论。如果没有处理完全,但仍然“减等论”,元和唐一样同样区分“失入”和“失出”的罪责区分,失出的罪责显示是要低于失入的。到了明清时期,司法官员的责任制度相比于唐朝来说有所加重,比较有特点的是,在明清时期将判决冤案的责任和笔录和判决书书写的责任进行了区分。明朝的法律相对来说也是较为严厉的,一般由主审司法官来拟定判决书,不能由书吏和同僚代写,违反规定的人杖八十,如果因失职导致文案丢失的,罪加一等,如果因失导致出入罪的,给予重罚。在明孝宗的时候,因为审录措错误导致误判和错判时,以出入罪定论。

中国古代司法官员的责任制度历经各朝代的变迁,经过了传承和发扬并不断的充实,形成了严格、完善和体系化的古代司法官员问责制度,也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对于司法系统内部工作失职的严肃态度。尽管连坐的思想有些过于严厉,但也显示出了古代司法制度的特色,但是司法官员责任制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也是我国坚决走依法治国道路的重要参考。

摘要：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起源于西周秦汉时期,于唐宋成型,于明清完备,有着悠久的历史。各朝各代的法官责任制度各有特色,且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可以说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刑事诉讼发展简史。而这中间也有着很多妙趣横生的故事,大到王侯将相,小到市井小民,为此本文从历史的脉络梳理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结合史料中的经典判例对其进行考证,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责任制度提供历史借鉴。

篇4：司法鉴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一、过错的内涵

确定公证处或公证员是否存在过错，首先要探讨过错的内涵问题。目前比较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过错是“违反社会准则的行为意志状态”。可见过错是一个主、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每有一个客观的过错行为，一般应同时具备一个主观的过错心理。从主观角度来划分，过错常被区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故意是对结果的放任或者追求心理，过失则进一步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

此外，传统民法认为过失还可以区分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体现了这种划分，《公证法》中也遵循了这种划分。

二、过错的认定

在过错的认定过程中，经历了由主观逐渐转向客观的发展过程。过错一开始被认为是“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欠缺”，对过错的判断即是通过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来确定其主观心理状态是否有欠缺。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理论使过错的证明变得日益困难，证明过错的标准逐渐趋于客观化，即“不再探究特定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而是统一采纳某种基于社会生活共同需要而提出的客观标准”。

与以上发展变化相适应地，有学者认为，与刑法中的有关理论不同，“民事责任的功能不但在于督促当事人合法而为，还在于损害或风险的合理分配”，因此在民事法律中主观意识方面的过错考虑应当退居其次，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多数成员所接受的一般性行为标准的确立。

另外，在过错的认定中，还应当注意到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是对过错划分了不同的程度。而在故意的过错程度下，主观自由意志所起的作用相比过失的情形显然更应该着重考量，因此有学者认为民法中的故意要求行为人了解其行为的违法性。

三、过错与侵权责任的认定

在侵权责任法体系中，过错不仅是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之一，过错的程度与侵权责任的认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过错的程度影响到侵权责任比例的确定，另一方面过错的程度会影响对过错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认为，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因果关系的成立更加具有显然性。

四、我国公证损害赔偿责任中公证员过错的认定

尽管《公证法》没有直接涉及公证员过错的认定问题，但是目前的有关规定其实已经为这种认定提供了一些明确、统一的标准。现将主要的关键性规定列举如下：

《公证法》第二十三条

公证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

（七）毁损、篡改公证文书或者公证档案；

（八）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公证法》第二十七条

公证机构受理公证申请后，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公证法》第二十八条

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应当……分别审查下列事项：

当事人的身份、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利；

（三）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充分；

（四）申请公证的事项是否真实、合法。

结合前面关于侵权行为法中过错内涵及认定的相关理论，作者认为，前述《公证法》中第二十三条对公证员禁为事项的规定，可以作为认定公证员是否存在故意过错的主要认定标准；《公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关于公证员在公证程序中的要求可以作为认定公证员是否存在过失过错的主要认定标准。理由如下：

一是对禁为事项，公证员充分地知悉其违法性。根据《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我国要担任公证员，必须在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前提下，在公证机构实习二年以上或者具有三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并在公证机构实习一年以上且经考核合格方可胜任。这样的行业准入限制保证了公证员是熟悉其行业行为规则的专业群体，所以一旦其违反了法律确定的禁为事项，应当认定为故意较为合适。

二是现行法律制度关于公证程序的规定并不存在导致公证错误的缺漏。在我国《公证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司法部专门制定了《公证程序规则》，对公证员办理公证活动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包括公证申请的受理、应当审查的事项、可以采用的审查方式、应当向当事人告知的事项等，已经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谨慎公证人”的形象。

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体现了这一区分。在该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公证处是否过错这个问题时列举了7条标准。其中第1条标准是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第5条是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或者不真实。对比这两条规定，结果都有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不真实，但在认定时却有考量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中是否尽到充分审查、合适义务的区别。比较合理的理解是，最高人民法院将第1条中的情形认为是公证处故意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所以无需判断其是否尽到了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

具体到本问题的讨论，这即涉及到对公证处及其公证员在根据《公证法》第二十八条相关规定对当事人的身份、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利、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合法、充分性等事项进行审查时，是否尽到了充分审查、核实义务的认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公证机构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因此这个认定对公证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至关重要。

对此，作者认为，既然我国法律中有关于公证员要对当事人的身份和提供材料进行真实、合法审查的明确要求，那么如果公证员的行为导致其没有符合上述要求，就可以认为其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应当认为存在过错。而不应该在法律的明确规定之外再讨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这很像是在法律标准之外另外又设立一个标准来判断公证处是否符合了法律标准的要求。作者以为这是不必要的，而且会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不利于我国公证事业的发展，主要原因如下：

公证赔偿责任制度确立的直接目的是保证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客观、公正办理公证，根本目的是推进我国公证制度预防性、专业性等功能属性的实现，使公证机构依法行使好法律所赋予其的公证职能。一方面，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合理推理，即正是因为公证机构的公权力性质和公证员的专业性等特点，从而使当事人对公证事项的证明力有高度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在其从事民事活动、作出行为选择和努力降低行事风险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否认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追溯公证制度的历史，正是这种信任促进了公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对这种信任予以保护是在捍卫公证制度存在的基石；另一方面，从社会现状来看，公证员是通过了行业准入门槛、具有特定专业知识的人，是受过特别培训、认同特定行业行事标准的人才群体。因此对于公证员的行为要求，应当是针对公证员群体而非社会一般人，对这些行为要求应当给予充分注意的应当是公证员而不是公证当事人。对当事人来讲，他们在社会活动中能够合理预期的公务员的行为标准就是作出真实、合法的公证，社会应当保护这种合理预期。

但是，在没有出现错证的情况下，如果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失，在公证员满足了相关规定的行为标准、要求，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时，作者认为是不能认为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存在过错的。这种情形在实践中多表现为当事人因为一些原因无法行使公证书中所确认的权利。因为我国的公证员并没有提供法律咨询的义务，所以在其尽到了要求的告知义务以后，作者认为其是不存在过错的。

篇5：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进一步规范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行为，不断提高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水平，根据行政执法工作总体要求，制定本制度。

一、过错责任的范围

1、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裁定撤销或变更的具体行政行为。

2、经上述行政机关、复议机关撤销或变更的具体行政行为。

3、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过错：

⑴违反审批、处理权限，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⑵违反规定应当立案受理而不予立案受理的；

⑶出于不法目的、擅自进行海洋与渔业检查、处理或超越职权查处案件造成不良影响及后果的；

⑷为包庇违法单位或个人，利用职务之便隐匿或销毁违法证据、更改案卷文书、不如实反映调查询问笔录的；

⑸办案人员不如实报告案情，或领导人员把关不严，致使案件定性不准的；

⑹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

⑺擅自变更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处罚决定，不执行上级机关做出的复议决定的；

⑻私自侵吞吐或占用罚没款的；

⑼对违法单位或个人的处罚或对单位或个人的依法征收不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违反规定随意减免罚没款或征收标准的；

⑽不如实检查，案件处理不当，给国家、企业和个人造成损失的；

⑾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索贿受贿，妨碍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的；

⑿其他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的。

二、过错责任划分

1、执法过错责任由执法过错人承担。二人以上共同导致执法过错的，依其责任大小分别承担责任；

2、职能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审批人或办主任办公会改变，造成过错的，由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批人或办主任办公会承担改变部分的责任；

3、应当经过审批而未经审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过错的，由直接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

4、经审批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案件，造成过错的，由审批人或审批部门承担主要责任；

5、由于案件承办人汇报事实有误，弄虚作假，隐瞒真相等造成审批人或办主任办公会决策失误，由案件承办人负主要责任；

6、办主任办公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主持人依多数人意见形成决议。造成过错的，由参加会议人员集体负责；

7、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造成过错的，复议机关承担改变部分的主要责任。

三、过错责任追究方式

过错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区别对待、教育与

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篇6：安监局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为了监督本局各职能部门和公务人员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过错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局公务人员由于主观故意或过失，违法行政,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依据本制度追究责任。

第三条对过错责任的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过错责任追究工作由局纪检监察部门具体负责，处理由局长室研究决定。

第四条本局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其过错责任：

（一）对安全生产案件不调查核实，导致处理决定与事实严重不实，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对申领有关证书的单位或个人不及时发放证书，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违反工作程序和工作权限，擅自立案、撤案的；

（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第六章第七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五）其他需要追究过错责任的行为。

第五条过错责任由过错行为人承担，二人以上共同导致过错，依其责任大小分别承担。

第六条对行政过错责任人，视情节给予如下处理：

（一）批评教育、责令检查；

（二）扣发目标管理奖金；

（三）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四）免职、取消执法资格；

（五）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各项，可以单处，也可并处。

第七条在对过错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过错责任人的陈述、申辩。过错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局纪检监察部门提出申辩申请，局纪检监察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辩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组织复核，并由局长室研究作出复核决定。复核期间，不停止执行原处理决定。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不适用本款规定。

第八条被追究过错责任人员，在年度公务员考核中，取消其参加本年度优秀公务员及其他先进个人以上奖励的评选资格。被给予本制度的第六条

（三）、（四）、（五）项处理的人员当年应定为“不称职”。

第九条本制度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相抵触的，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篇7：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为严格执行教育法律、法规，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促进教育管理人员依法发行职责，保证管理法律、法规全面正确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教育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过错是指教育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故意或过失实施违反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或运用法律、法规、规章不准确，使国家、单位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行为。

第三条本制度适用于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发生的教育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追究。

第四条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行政执法责任制领导小组负责区教委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过错责任追究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惩处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处理教育行政执法过错行为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第六条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视为行政执法过错：

（一）未按法律法规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在政策、管理及组织入学方面有过错行为。

（二）未按法律法规规定履行教师法，在教师管理、招聘、待遇、使用、调动、进修、评职称等方面未尽职责。

（三）未按规定的权限、标准、程序做好民办教育机构办学登记、年审及管理。

（四）在招生、收费方面没有依法管理，出现乱招生、乱收费现象。

（五）未按法律法规规定加强学生品行，安全管理而造成学生误入歧途及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六）未按规定和事实处理师生的错误，造成当事人权益受到侵犯。

（七）未按拟订的制度履行职责造成当事人有一定损失的。

（八）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七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我委各执法部门及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对违反失职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申诉、控告，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不得抵制和打击、报复。

第八条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按以下规定认定过错责任人：

（一）由于干部渎职、失职而造成的错误，事实清楚、确凿，其具体人承担过错责任。

（二）由于干部的主观过错导致工作失误而造成的错误行政行为，该具体人为行政过错责任人。

（三）由于批准人的主观过错造成的错误行政行为，批准人为过错责任人。

（四）经集体讨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错误行政行为，主持人或决策人为过错主要责任人。

第九条对区教委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视情节给予下列处理：

（一）批评教育，限时改正；

（二）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

（三）调离原岗位；

（四）行政处分；

（五）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因行政执法过错造成行政赔偿的，过错责任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须给予行政处分的按人事管理权限办事。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轻或免予追究：

（一）发生行政执法过错后主动认错并及时纠正，未发生严重后果的；

（二）行政执法过错轻微，未发生危害后果的。第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应从重追究：

（一）因以权谋私、索贿、受贿而发生行政执法过错的；

（二）因主观臆断、玩忽职守或故意发生的行政执法过错的；

（三）因行政执法过错造成严重后果的。

篇8：宋代司法官吏渎职犯罪与责任追究

一、诉讼受理中的渎职

宋代民风“好讼”, 陆游曾作诗云:“讼氓满庭闹如市, 吏牍围坐高于城”[1]卷18。如此多的诉讼活动, 在诉讼受理中官吏的渎职失职犯罪也在所难免。诉讼受理过程中的渎职犯罪主要分为应受理而未受理、官不躬亲和官吏妄自受理三种。

1. 应受理而未受理。

《宋刑统》规定:“应合为受推, 抑而不受者, 笞五十, 三条加一等, 十条杖九十”[2]卷24。刑统刑罚仅限于笞、杖, 但是实际执行却往往加重惩罚。如宋真宗咸平五年 (1002) 五月癸丑, 开封府一妇人被醉人殴伤, 诣有司申冤, “不听”, 后妇人投水而死, “上闻其事, 大怒, 由知府以下悉遭罢黜”[3]卷52。宋神宗熙宁八年, “傅尧俞知徐州日, 因不受李逢谋逆状, 法寺当绞, 以失减及去官会赦, 特黜之”[3]卷265。宋哲宗元祐四年 (1089) 八月, 刘淑知苏州与提刑莫君陈不受理章惇强买昆山民田事, 而被降职。哲宗朝所用编敕:“巡检、县尉应承告强盗而故不申, 徒二年。”[3]卷431

宋代对于民事诉讼受理时间有明确的规定, 即“务限”:“所有论竞田宅、婚姻、债务之类, 取十月一日以后, 许官司受理, 至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 三月三十日以前断遣完毕。如未必, 具停滞刑狱事由闻奏”[2]卷13。即受理民事诉讼时间为每年十月一日至次年的正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日之前必须结案。这样做是为了不耽误农事, 因为“一夫在囚, 举室废业”[4]卷一。但是如若发生重大的水旱灾害, 官司必须受理, 如若不受理, 便是严重的渎职, 要受到重罚。如宋哲宗元祐五年 (1090) 十一月壬申, 殿中侍御史芩象言:“秀洲嘉兴县民数千诣县诉水灾, 知县王歧与主簿王佤不为收接”, 百姓为此喧闹, 致蹈杀47人, 激起民变, 知县与主簿均被罢职。宋哲宗绍圣四年 (1097) 十二月癸卯, 御史中丞邢恕言:“开封府东明县主簿何夷权知县事, 人户限内, 陈诉旱伤, 不为受理, 致诣本台陈词。遭御史弹劾, 乞赐冲替”[3]卷493, 只是由于权臣章敦的庇护, 违法官吏未受到惩处。

2. 官不躬亲。

宋代虽然规定长官要亲自审理狱案,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高宗绍兴二十五年 (1155) 六月二十六日, 刑部员外郎张峰说:“郡县长吏间有连日不出公厅, 至有辩讼终事而不识长官面者”[5]职官47之300, 他们往往“令狱吏自行审问, 但视成款金署, 便为一定, 甚至有狱囚不得一见知县之面者”[6]治狱篇。

郡县长官, “文书讼牒, 多令青吏传押”。因为县级司法审判“狱贵初情, 初情厉害实在县狱”[5]刑法3之870, 而县狱“官司曲直, 皆出彼 (吏人) 之手”[7]卷1。尤其是吏人素无常禄, 唯以受赇为生[8]卷120, “吏逼求贿赂, 视多寡为曲直, 非法拷打, 何罪不招”, “因缘请托, 无所不至。乡民留滞, 动经旬月”[5]职官47之30。如宋孝宗乾道九年 (1173) 臣僚上章称:“窃见外郡大辟翻异, 邻州邻路差官别勘, 多至去七八次, 远至八九年, 未尝不因县狱初勘失实”[5]刑法3之570, 所以县审不实会影响司法审判正常秩序。中央司法审判中也有类似情况, “颇闻台中鞠狱, 御史多不躬亲, 垂帘雍容, 以自尊大, 鞠按之任, 委在青吏”[9]卷199。长官不躬亲狱讼, “责成案于管吏而长吏不以为意, 付捶楚于狱卒而狱官漫不知情”[10]卷2, 使“吏受默得以自肆”[11]乙集卷14。如临安府“每日词讼, 十有七八并判送二厢, 逐厢公吏, 拘情曲法, 非理追人, 并不系公行遣”[12]职官一七·都厢。胥吏为饱诛求, “一味根连株逮, 以致岁月淹延, 狱户充斥”。如吴雨严在饶州任上, 因滞狱情况严重, 于是力行决狱, 致饶州两狱岁首狱空, 这本是“感召和气”的好事, 不料“推吏等人, 非其所乐闻。只愿狱户充斥, 可以骗乞。反怒当职不合疏决, 使独秆一清”[4]卷11。虽然有些名臣如真德秀认识到“一夫在囚, 举室废业, 图圈之苦, 度日如岁, 其可淹久乎”[4]卷1, 但更多的“诸州大狱, 长吏不亲决, 胥吏旁缘为奸, 逮捕证佐, 滋蔓逾年而狱未具”[9]刑法一。正是由于长官不躬亲狱讼, 一切受成吏手, 给宋代司法带来了无穷灾祸。

3. 官吏妄自受理。

宋代法律虽明确规定官司受理诉讼权限, 但官吏妄自受理诉讼的情况仍十分普遍。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由于官吏自身素质不高, 视人命财产如同儿戏;另一方面由于官吏贪污受贿, 满足一己私欲而造成。如宋宁宗嘉定十一年 (1218) 十月三十日臣僚言:“监司惟以泛受白词为风采。故珥笔之吏, 凡有词讼今日经某司判曰‘云云’, 明日经某司则又判曰‘云云’, 甲可乙否, 彼是此非, 遂致州县之间无所适从, 日迁月延, 终不予决。”监司如此, 县级官府违法受理更是司空见惯。如《清明集》记载:“知县到任以来, 略无善政, 大辟刑名公事, 件件不理, 但有纵吏受财, 贪声载路。如本县受词, 必须官纸, 必卖两券, 受词必须传押, 亦须定价, 如不依此, 并送南房, 甚至有宣教纸墨钱, 县主坯粉钱。贪谬无状, 一至于此。知县不满所欲, 又将词人扯毁衣冠, 褥拔头发, 将民词八十余纸判送南房, 当厅烧毁。”[4]卷二如宋宁宗庆元四年 (1198) 五月二十四日, 温州通判林叔秀因“凌蔑郡守、兜揽民词、擅自判押”[5]职官74之3等罪被放罢。

宋代法律规定未经长官审阅签押的起诉状称为“白状”, 凡“非长官而受白状, 非所司而取草款, 俱为违法”[4]卷十二, 但巡尉妄自受理白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县司所断, 悉由簿尉”[4]卷十二, 造成了“奸民告事, 旁缘骗乞, 皆由巡检受白词, 纵吏受财所致”的黑暗现实。正如《清明集》所载:“巡检武夫不奉朝廷法令, 不遵台府约束, 与吏为市, 公然受词, 每遇有状, 不顾事理之是非, 不察情辞之真伪, 动辄受理, 差寨兵三两辈下乡追扰。健卒所主, 鸡犬一空, 逮其敢乞厌足, 意从但己”[4]卷十三。到南宋的时候, “县尉受词, 弓手骚扰”[4]附录二已经成为县级司法的最大危害。

宋代不允许越级诉讼, 如擅自受理越诉案件, 则要受到惩处, 如《宋刑统》规定:“诸越诉及受者, 各笞四十。”[2]378如天圣三年 (1025) 九月, 洛苑使、知石州高继昇因受理延州茭村族军主李都哷等诉讼, 法当追一官勒停, “上特宽之”, 降为洛苑副使, 仍知石州。[3]2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