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善论文

【摘要】我国于2012年在刑事诉讼领域正式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但是，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作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一项配套制度其构建还处于空白状态。文章将简述缺失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会出现的问题并说明构建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再进一步通过对域外相关制度的比较与借鉴提出关于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若干具体设想。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善论文 篇1：

经济纠纷中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研究

摘要：在对我国当前刑事司法精神鉴定制度的研究中发现，精神病鉴定涉及很多领域的专业知识，目前，精神疾病鉴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识别过程中难以启动，缺乏诉讼权保障机制，以及认定制度改革带來的问题。在坚持威权主义的启动模式的基础上，应当在一些死刑案件中加入强制性启动机制，增加申请启动评估的申诉渠道，完善启动考虑标准，通过社会渠道加强执法能力; 在评估管理系统中，应当废除现有的评估主体，恢复分级系统设置，建立评估人员的访问和培训机制。 所以无论司法改革从实践还是理论方面，我国对于司法精神病的审查研究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加以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以实现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

关键词：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 刑事责任

一、精神疾病鉴定中的问题及其研究

由于精神病鉴定本身在诉讼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使得精神疾病的鉴定和其他方面的鉴定相比更加复杂。对于这个问题上，当事人和评估师之间不仅对于同一种精神现象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鉴定机构和当事人之间权利范围也有一定的争纷。这种权力的纠缠的复杂性问题使得其大大超出了精神病科学的专业领域，成为一种包含各种专业知识的更加复杂性的法律问题，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精神病学鉴定在不同主体认识上的差别

精神病学鉴定是对过去发生的犯罪行为与当时精神状态之间关系的推断。它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其中主观和客观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认识活动主要表现在： 在普通人眼中，只有所谓的癫疯，胡说八道和思维混乱等异常行为才能被视为精神疾病。在精神科医生的视野中，诸如幻觉，妄想和其他外部症状等精神疾病并不明显，也被认为是精神疾病。即使是同样的精神科医生也对同一种精神现象有不同的理解。目前为止，很多精神疾病的诊断还是缺乏精确客观的检验方法，精神现象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的一个领域。很多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也缺乏科学有力的结论。所以我国目前精神病学的发现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其鉴定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二）精神疾病的认证及责任问题

在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时候，根据相关的诉讼制度、精神病认证和评估人在诉讼中的法律作用，一般是由检察机关和举证责任人员来追求其刑事责任。但是具体到实践中后，它还受到获得精神病学鉴定的实际能力的限制。这种问题主要与证明责任的分配相关。如果证明责任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配置，不仅会对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有直接性的影响，而且对于精神病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和司法鉴定的公正性也有直接的影响。由于精神病鉴定它会影响我们作为一个合法公民正常权利的行使，而且还会对我们的名誉和尊严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当权机关有义务保障个人的尊严和人身权利，根据我国对保障公民尊严和人身自由相关宪法性法律规定的具体要求，如果公民在涉嫌犯罪时，只要具备免责事由的相关规定，那么你可以要求你的家人或者你的辩护人提供其非犯罪的或者没有犯罪能力的证据和理由。该规定的优势是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具有减轻案件定罪的功能，更合理的考虑到当事人的量刑问题。

（三）知识背景的跨科学性和启动难得问题

司法精神病学是涉及法律和医学领域的专业性学科。确定是否存在精神疾病不仅需要使用医学知识，并且涉及是否具有识别和控制能力的问题时还需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精神病学鉴定的专业性比较强，而很多法律人士考虑到自己对鉴定结果不具有专业性，很难审查和判断专家的意见。因此，司法人员经常接受评估师的鉴定意见，很少对法律规定的证据能力进行审查。而当法官决定是否启动精神病鉴定时，一旦认可开始，大多数的被告将免除刑事责任，鉴定意见的不一致率极高。很可能会有重鉴定，多重鉴定的现象出现。

二、对于改善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学认定的意见

（一）鉴定主体相关制度的改善意见

1.改善鉴定人准入和鉴定人培训制度。当前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准入制度缺乏详细严格的法律程序和相关的具体规定，对此我认为，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准入制度可参照相关的法律执业资格制定，与我国当前的司法考试相似，国家应创立严格统一的评估师资格制度，考核内容不仅涉及精神病学方面的相关内容，而且还必须与相关的法律知识相挂钩。但凡通过考试的人员在获得相应的资格证后还必须要实践到医院的精神病临床工作或评估机构中去，至少获得两年的实习经验后才允许最后颁发精神病鉴定领域的专业资格。取得专业资格证后，评估师还需要通过评估专家设立的业务评估，组成评选委员会。与目前的公务员考试类似，选拔评估分为笔试和面试。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心理素质、表达能力和面对紧急情况下的应急能力，进一步的评估其实践操控能力。只要通过这些详细的评估标准，才有成为一名合格的评估师的资格。此外还需要评估师在参加自己岗位后的合理时间段内定期的对其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培训和考核，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得评估师不断学习新技术、新的理论和积累更全面的实践经验，增强评估鉴定的质量。

2.明确刑事责任能力判定的主体。在我国司法鉴定人作为参与人在诉讼中处于中立，对此我国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解决了司法鉴定人角色不确定的问题，这就使得司法鉴定人员在鉴定中可以发挥到更积极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评估人员首先要依据自己本身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对鉴定者进行医学方面的诊断，以此来确认鉴定对象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或者其他相关的精神问题，而专业知识对评估对象进行医学诊断。确定他们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和其他方面的精神障碍。如果诊断结果是鉴定者的确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则评估者有权在犯罪者的刑事责任中做出初步的判断并提供相应的意见，然后将其鉴定意见交由法官，法官在依据相关的精神病鉴定标准做出最后的判决。

（二）启动鉴定机制的改善意见

1.具体化启动因素、设立强制启动机制。在我国当前的案件鉴定程序中，如果检查人员决定是否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程序，首先需要我国有相应的详细完善的法律规定来作为依据，可是我国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一般都是凭借着个人的实践经验来进行。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启动精神病鉴定时应该设置完善的审核标准，在当事人或案件处理机构的确可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鉴定者的确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并且具备相应的证明其可能存在影响其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的相关资料后，便应当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此外，应设立精神病鉴定的强制启动程序。其主要表现在两种情形：其一，如果所触犯的罪行主要是一些极为严重的暴力型犯罪，如动机不明、故意杀人甚至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其二，被起诉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提供家庭或个人精神病史，病历等证据，并确认其属实。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具备了，司法部门就应该对犯罪行为人进行精神鉴定。

2.增加救济机制的设置。目前来说很多精神病人的鉴定程序在启动申请提交之后很容易被拒绝，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只能被动的接受，针对这种问题的存在，这就迫切需要我們建立完善有效的精神病启动救济机制。方便当事人向另一独立机构或更高级别的处理机构提交重新审查申请。在首次启动评估时，应向客户提供救济机会。如果案件处理机关驳回当事人的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案件处理机关应当发布不同意申请的裁决，对于裁定书的拒绝，当事人可以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向上一级检察院或者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3.赋予当事人在鉴定进程中的参与权。如果当事人接受评估，当事人无权在当前的刑事诉讼中有权进行认证，应给予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参与认证程序的权利。当事人有权了解评估工作的主体和过程，并有权检查与评估有关的材料。它有权向评估机构提供与评估有关的材料和信息，并有权向鉴定机关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促进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更加的公开，公正和客观的进行。

（三）对于加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

在涉及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方面，需要注意几点： 首先，在标准化鉴定识别的过程中，鉴定人在收集到委托人提交的涉及案件鉴定资料的同时。鉴定人应该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实践中去寻找与案件有关的鉴定资料，尽可能的去全面开展调查，并对鉴定人员的住住所、工作单位和学校进行调查，以便可以直接有效的获取一手资料，提高鉴定结果的真实性。其次，记得固定和保存比较规范的笔录证据、要求发送的鉴定材料必须包括同时记录审讯和调查的全过程。并尽量提供音频和视频材料，以便在逮捕，犯罪现场识别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取证。帮助鉴定人更直观地掌握被鉴定人的过去心理状态和精神状况; 再次，当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不稳定难以准确的确定其症状时，可以考虑将其送往精神病院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诊断治疗，在这期间鉴定人可以有更方便他条件对鉴定对象的病情进行准确的识别并给出合理有效的鉴定意见。最后，为了使识别过程更加完整和标准化，还可以建立统一的鉴定和评审系统。职责是审核鉴定的操作程序，确保没有违法情况的出现。

（四）审核鉴定意见、改进鉴定程序

1.规范重复鉴定的措施。首先，鉴定的数量应受到合理的限制，任何重复鉴定和多处鉴定都应该从根本上加以规范;其次，合理分配评鉴定的权利，改进鉴定的条件，明确哪些情况可以启动重新鉴定那些情况不可以启动鉴定，此外，对于鉴定系统要有层次的划分、促使鉴定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目前我国司法鉴定系统中基层司法鉴定更加占有优势，因为除了有地域优势可以很方便的第一时间接受鉴定外，还可以亲自参与现场方便快捷的获取一手鉴定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和参考性，收集的鉴定资料也比较完整，以保证了首次鉴定质量的提高，同时也为后续的补充鉴定提供更有力的参照。最后，促使鉴定程序更加公开透明，使法官和当事人可以充分了解到鉴定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细节问题，做到发现问题和及时纠正，达到减少或者避免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的效果。

2.强调鉴定意见证据能力审查的意见。为了提高法官对于鉴定人提交资料真实可靠性的审查能力，法官本身就必须具备相应的关于精神病学方面的专业素养，比如对精神病的种类、症状、表现等都由基本的认识，以便更准确的掌握精神病鉴定结果的真实性。此外依据我国专家陪审员制度的相关规定，法官可以在陪审员的帮助下，对鉴定书的真实性方面给予一定的指导意见，避免法官仅仅参考鉴定意见而可能导致错误的判决，从而也从另一方面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最后，法官也需要和司法鉴定机构保持必要的联系，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3.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关于鉴定人的出庭主要有以下几点规定：首先，通过立法规定，司法鉴定人参加法庭质证应该成为控告方举证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如果鉴定人没有正当理由据拒绝出庭作证的，规定其鉴定意见不可以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其次，加强对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范，或者与鉴定人签订一定的委托合同，使其在开庭中依法履行其作证的义务。此外，由于鉴定人在出庭鉴定完毕后可能会遇到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或者鉴定人亲属可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报复加害行为，所以需要制定相关规定来保护鉴定人及其亲属的安全隐患，以此才可以使得鉴定人敢于出庭、勇于出庭鉴定，司法判决才可以进一步顺利的完成。最后，按照相关的司法鉴定管理方面的规定，严格执行违反鉴定机构的纪律处分措施。评估机构还应当规范对鉴定人的内部监督，包括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鉴定人员的一定处罚。如罚款，暂停司法鉴定业务等举措。

精神病学鉴定需要依据专家的一些经验，运用比较有限的决策工具和不完善的精神病学知识来研究复杂多变的精神问题。目标的难度性，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结果的高度主观性都是可以认识到的。作为一项需要同时使用法律和精神病学跨学科知识的专业活动，它不仅要求司法心理学家具备跨学科知识背景。还需要了解司法鉴定人员和法律专业人员的合理定位。但是，目前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在立法程序和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司法鉴定在诉讼中发挥的应有的作用。本文从认识的主体，鉴定启动程序，刑事责任判断，鉴定意见审查和接收等方面分析和探讨了我国司法精神疾病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精神病鉴定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也会相应的影响到其他的环节，破解精神病司法鉴定问题不仅需要全社会各阶层共同的努力、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还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定和财力方面的大力投入，促使我国的司法精神病研究迈向更高的领域。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作者：王树斌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善论文 篇2：

论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构建

【摘要】我国于2012年在刑事诉讼领域正式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但是，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作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一项配套制度其构建还处于空白状态。文章将简述缺失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会出现的问题并说明构建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再进一步通过对域外相关制度的比较与借鉴提出关于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若干具体设想。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是专家辅助人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

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明确规定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是我国正式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这也推动了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研究与发展。近几年，不论是对专家辅助人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还是对专家辅助人在学术上探讨与研究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我国毕竟还处在实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初期，很多问题还没有确切的定论与经验，关于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构建还处于空白阶段。因此笔者在本文试图对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构建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专家辅助人出庭的矛盾局面

从《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的规定中我们可以得知，专家辅助人出庭是对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而鉴定意见是指各行业的专家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所出具的专门性意见。由于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及法官匮乏关于鉴定意见所鉴定的事实的相关知识，鉴定意见往往是案件中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证据，同时法院方面对鉴定意见也具有依赖性。虽然理论上公诉方与被告人一方具有相同的诉讼地位，但是如果没有专家辅助人的参与，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毫无意义，只会使被告人一方处于更加弱势被动的局面。

以上问题可以通过聘请专家辅助人来实现来解决，但是现实并不是这么简单。一方面，由于鉴定意见是一种专门性意见，能够对这种专门性意见提出异议或质疑的人必须要跟该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具有相同或更深专业背景及经验。这样高的门槛必然会使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角色有所交叉，也就是说，在某一起案件中是作为鉴定人参与诉讼的人在另一起案件中可能就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专家辅助人所质疑或提出异议的鉴定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同行业人员甚至可能是统一机构的同事的结果鉴定。鉴于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作为专家辅助人对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的压力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虽然说法律规定诉讼双方都可以聘请专家辅助人，但毕竟公诉人是拥有公权力的强势一方，当被告人一方聘请专家辅助人时，专家辅助人可能碍于检方的势力影响而不愿意出庭对抗公诉方，这无疑成为弱势的被告人一方聘请专家辅助人的一大阻碍。可以说，专家辅助人面临来自检方和同行业人员两方的压力而陷入是否要代表被告人一方出庭的矛盾中。

（二）被告人经济状况对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影响

鉴定人的聘请往往是由公安司法机关指定或者双方当事人协商决定，所以一般不存在因为经济状况而无法聘请鉴定人的情况。相反，专家辅助人是由双方当事人各自聘请的，虽然是否能出庭是由法院决定，但是聘请的费用完全由单方支付，实际上就是增加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成本。专家辅助人制度中一个最大的缺陷是有可能因为当事人所具有的经济基础不同而导致的司法不公。被告人一方与公诉方的权利强弱有明显的差别，经济状况也有所不同。在被告人请律师都很勉强或者被告人已经是在通过法律援助制度请律师的情况下，他就很难再负担聘请专家辅助人的费用。适用专家辅助人制度本身是为了使案件中涉及的鉴定意见更加有说服力、公信力，也能使被告人一方有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为自己争取脱罪减刑的机会。但是，如果因为经济状况请不起专家辅助人，那么公诉方强势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甚至使被告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局面。如果让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我国能够发展下去，必须解决一些当事人可能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请不起专家辅助人的问题，否则的话，专家辅助人制度只能成为有钱者的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就会打破司法的公平性。

二、构建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一）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是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必经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专家辅助人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设计，该制度的构建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由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逐步转变。但是一项制度的有效运行并不是孤立的，必须借助于其他相关制度和运行规则的支持与配合。构建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之所以十分重要，就是因为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就是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一个必经阶段，同时，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也是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

我国现在专家辅助人在法庭审判中应用的比较少，对于专家辅助人的理解都是正面的，有很多报道称某地法院第一次引入了专家辅助人，专家辅助人并在法庭上出具专业意见，等等。也就是说，在新刑诉法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之后的几年中，我国各地的法院还在逐渐尝试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甚至还有很多法院还没有涉及到有专家辅助人参与的案件。虽然学界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研究专家辅助人制度，但是从我国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和真正应用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时间来看，我国仍然处于介绍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时期，还没有在实践中认识到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缺陷。

从专家辅助人在实际的案例表现的情况来看，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价值，甚至有人给予专家辅助人能够揭露真相的高度评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制度在适用的过程中有优势必然也就存在着缺陷，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缺陷还没有显露出来就不去完善它。在有专家辅助人参与的现有案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有一方当事人提出他想请专家辅助人但未果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在专家辅助人制度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我们应该尽早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来应对专家辅助人这一制度因其自身的性质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构建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二）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是司法公正的保障

如前文所述，被告人经济状况对他是否聘请专家辅助人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如果说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那么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构建才能使专家辅助人制度真正实现其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

在刑事诉讼中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增加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成本，而在刑事诉讼中，又有很大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犯罪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窘迫，因此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聘请专家辅助人为自己提供帮助。有学者提出：“对于无力委托专家辅助人的被告人，国家应该为其免费提供专家辅助人，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选任专家辅助人是控辩双方的权利，特别是对于被告方而言，本身在诉讼中就是出于一种弱市的地位，国家有义务保证弱势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受到平等的对待，对于确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专家辅助人的被告人应当建立类似于法律援助的制度，由国家为其提供免费的专家辅助人。”

例如封开案，在死者是某派出所所长的情况下，鉴定人员和同为公安系统的侦查人员参与了勘验、检查和鉴定过程，很难让人信服作为该案最核心证据之一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是否是完全公正、客观的作出的，此时专家辅助人在案件中的作用就至关重要。当事人在试图聘请专家辅助人出庭时，却遭遇到专家辅助人的拒绝。在本案中，专家辅助人之所以不同意出庭，最重要的原因是被告人家属经济困难，无力支付专家辅助人出庭所需费用。尽管最后经过重重困难还是聘请到了专家辅助人出具意见，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被告人真的请不到专家辅助人，不管是因为经济情况还是其他原因，那么就会出现控辩双方不平等的情况。若我们在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同时却无法在法庭上保证控辩双方的地位平衡，那就更加不用提司法公正了。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使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势在必行。

三、关于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若干具体设想

（一）借鉴域外相关制度的成功经验

我国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司法实务方面的应用还不够广泛，在此基础上谈论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过于空洞，因此笔者想先通过对域外较为成熟的相关制度的研究，来探讨一下有什么值得借鉴与参考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英美的专家证人制度。专家证人制度是英美法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指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由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聘请或由法庭指定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某些需要专门知识才能确定或澄清的证据或案件事实提供意见，从而使法官和陪审团得以清楚地理解和认识证据以及案件事实的本质，并进而作出正确的判断的证人。一般来说，在英美法系国家聘请专家证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各自聘请。《加拿大证据法》中就有规定，如果当事人根据法律或惯例意欲让专家提供意见的可以至多聘请5个专家证人参与审判。但是这种聘请方式有个明显的缺陷就是会使诉讼费用大大增加，就拿最早适用专家证人制度的英国来说，从专家证人制度开始实行开始，聘请专家证人的费用就在逐年增长。应该说，高昂的费用并不是专家证人存在的初衷，但是当事人为了赢得诉讼，在客观上促进了专家证人费用的飞速上涨，专家证人对于老百姓来讲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奢侈品。另外一种方式是由法庭提供指定的专家来提供意见，虽然法律条文没有明确的说明由法庭提供专家的适用条件，但是这种方式的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在澳大利亚，法庭为了使专家的意见更加中立和客观往往采用这种方式让专家证人参与程序。专家证人制度虽然与我国的专家辅助人制度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这种聘请专家证人的方式于我国是有借鉴意义的。

其次，让我们看一下意大利的技术顾问制度。该制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与英美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有些类似。简单来说，意大利的技术顾问是由控辩双方聘请的，服务于公诉人与当事人，站在各自的立场对于案件中某些技术性证据进行审查并提供建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在决定进行鉴定后，公诉人和当事人有权任命自己的技术顾问，各方任命的技术顾问数目不得超过鉴定人的数目。在国家司法救助法规定的情况和条件下，当事人有权获得由国家公费提供的技术顾问的协助。”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在意大利，聘请技术顾问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控辩双方各自聘请，另外一种，也就是在某些国家司法救助法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技术顾问是可以由国家公费聘请的。可见，聘请技术顾问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国家有义务保证无力聘请技术顾问的当事人得到免费的技术顾问服务。

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也可以效仿专家证人制度和技术顾问制度在专家辅助人的聘请方式上进行改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首先，肯定控辩双方都有在对鉴定意见有意见或有异议的时候提出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权利。在法庭不同意双方聘请的专家辅助人出庭，又认为专家辅助人出庭确有必要，可以依职权由法庭指定的专家来提供意见，而聘请专家辅助人所需的费用先由法院垫付，待案件结束后由败诉方承担。若是法庭同意双方聘请专家辅助人并出庭质证，而当事人一方由于种种原因在聘请专家辅助人的过程上遇到困难并且符合相关的条件，则当事人有权申请由国家提供专家辅助人援助，经过审查后符合特定的条件应当为当事人提供援助。也有学者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专家辅助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委托专家辅助人援助机构为其指派专家辅助人。当然，这些程序必须是建立在存在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运作，因此我国需要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来配合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发展。

（二）关于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具体设想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刑事诉讼法》第34条关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关于如何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笔者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域外相关制度并参考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第一，应该限定能够申请专家辅助人援助的对象及适用的案件范围。考虑到我国的经济情况与政府所能够支持的财力，并不是所有的案件中的当事人都能够申请专家辅助人援助。笔者认为，目前适用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条件原则上应该是“公诉案件”和“经济上确实没有能力聘请专家辅助人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公诉案件的犯罪性质与危害程度较于自诉案件往往会更加恶劣，刑罚往往也比较重，在申请专家辅助人援助时应该优先于自诉案件。另外，笔者认为需要对“经济上确实没有能力聘请专家辅助人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必要的限定。如果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已经是通过法律援助制度才聘请律师的，可以判定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确实是经济困难。如果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自费聘请律师，再提出申请专家辅助人援助，可以由法院决定是否允许。

第二，要明确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实施主体。理论上，任何专家辅助人都应该纳入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实施主体，但是鉴于专家辅助人来自各行各业，术业都有所专攻，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协会，因此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专家辅助人名单供需要援助的人进行选择。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主张，法律援助机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专家辅助人援助，或者被指定的辩护人认为需要专家辅助人对该案的鉴定意见出庭质证时，法律援助机构应该在司法行政部门注册登记的鉴定人名册中，指定具有鉴定人资格的鉴定人担任援助的专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专家辅助人援助。侦查机关应明确告知被追诉人，其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专家辅助人介入案件。也有学者建议，为了减少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成本，可以以法律援助制度为蓝本，建立地方专家辅助人协会，将有资格的各行各业的专家进行登记备案，呼吁各行各业的专家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使其成为一种行业规则。当然，如果在案件审理的地区或者法院曾经有处理过相类似案件的专家辅助人，也可以由法院直接指定或者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并经法官同意后来援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第三，要明确申请专家辅助人援助的申请方式和程序。笔者认为，申请最好以书面申请方式为主，可以在有管辖权的司法行政部门设置专门的申请表格由当事人进行填写或者在网上提供表格下载，当事人填写后以邮件、信件的方式或者当面交予有管辖权的司法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在收到当事人的申请后，经过一定程序的审核，在限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并通知当事人。在司法行政部门同意申请后，当事人可以请法律援助机构或法院指定具有鉴定人资格的鉴定人担任援助的专家。

四、分析构建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可行性

专家辅助人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进一步的完善对我国刑事诉讼方面的发展与成熟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作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配套制度，其构建对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尚未建立，但在构建之前有必要分析一下该制度的可行性。

从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资金来源来看，原则上，在制度建立初期是由政府来出资，这可以使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支持其发展。等这项制度得到广泛应用与宣传后，可以像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受到社会的捐赠和公益事业的支持，当然也会有一部分来自本行业人员的义务办案。

从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实施主体的来源来看，如上文所述，由于对专家辅助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协会，也没有规定具体的准入机制，所以目前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实施主体可以暂定为在司法行政部门注册登记的鉴定人名册中的鉴定人。这种选择无论是对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实施主体的专业性还是科学性都有较大的保证。相关人员比如大学教授、医生、各行业的专家等如果愿意帮助当事人进行专家辅助人援助的，也可以在经过法院同意后作为专家辅助人参与案件。当然，在专家辅助人管理机制成熟后，可以直接从专家辅助人名册中选择人员进行援助。

从市场的需求看，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刑事诉讼领域的确立意味着我国开始重视专家辅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在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应用专家辅助人制度而使专家辅助人参与到庭审中去。专家辅助人制度应用的范围越广，出现的情况就会越复杂，在专家辅助人得到宣传和发展的同时，会逐渐显现出需要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的需求。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作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其中一项配套制度，其建立和应用必然会推进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从依法治国政策的实施看，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的构建是对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一种完善，有利于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成。我国近几年来，各类法律制度快速发展，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符合依法治国的政策，值得国家的大力支持。

五、结语

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在司法鉴定制度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域外诉讼中相关经验，建立起的与鉴定人制度相关的一项制度。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是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一项配套制度，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是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必经阶段和必然要求。建立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可以弥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缺陷，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本文还结合了域外相关制度的经验，从三个方面谈论了关于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具体设想，并分析了该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可行性。笔者想补充的一点是，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应是一项独立的制度，不能将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同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概而论。不论是从制度的性质，实施主体，功能还是管理方法来看，两者都有明显的不同，所以不能简单地借鉴法律援助制度而要建立一项适应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现状与未来发展的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当然，构建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还处于设想阶段，具体建立的过程中会有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构建专家辅助人援助制度是专家辅助人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胡荻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善论文 篇3：

筑牢错案预防的堤坝

【摘要】近年来，关于错案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对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其中不乏有很多案件是基于鉴定意见的认定而做出的判决。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反思，鉴定意见的真伪与对错应当如何判断。如何防止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进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1]。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鉴定的理念相对落后，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亦不完善，只有在宏观层面上确保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及专业性，在中间层面上增加鉴定程序的对抗性，在微观层面注重鉴定人职业道德、专业技能及语言表达的综合培育，才能真正使鉴定人出庭质证的规则得到有效的施行，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本文拟提出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 威廉·肯尼迪强奸案 错案预防 司法鉴定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鉴定作为客观基础上又带有主观判断的证据属性已经被充分认识，从而由“鉴定结论”变更为“鉴定意见”。特别在刑事案件中，其客观性高于普通言辞证据效力的证据属性，使得其在断案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于鉴定人出庭质证做出了明确的规定[2]。一时间，社会各界呼吁鉴定人出庭质证的声音不绝于耳。但笔者认为，任何一项制度要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就不能脱离于现实的发展环境。规定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本意是帮助法官正确判断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实现鉴定意见的法律价值，从而促进审判公正，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一、威廉·肯尼迪强奸案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展开正式的论述之前，笔者拟通过一起真实的案例，分析案例中的专家证人出庭质证带给我们的启示，这就是著名的威廉·肯尼迪强奸案。这起案件之所以“著名”，媒体人高度关注是因为涉案人是肯尼迪家族的成员，而法律人更加关注的是其中出庭质证的专家证人成为了案件最终定性的关键性因素，这是一起鉴定意见防止错案发生的典型案件。

案件发生在1991年，当时威廉·肯尼迪在酒吧结识了一位29岁的单身母亲帕特西娅，二人相谈甚欢，他们一起离开酒吧，回到别墅的海边，牵手散步并热吻。接下来的故事，按照被害人帕特西娅的控诉，他们两个在沙滩散步结束回到别墅的后院时，威廉将她推倒在水泥地上，她奋力挣脱后，威廉穷追不舍，最后把她按倒在草地上实施了强暴。检方以威廉涉嫌强奸罪向法院起诉，并出示了两人发生性行为的相关证据。但是威廉本人始终辩称：他们在散步一会儿后，就把浴巾铺在沙滩上，开始做爱，后来帕特西娅陪威廉回家，但一进入房间就开始情绪失控，指责他刚才强暴了她，其实自己并没有强暴的行为。[3]

这确实是一起棘手的案件，因为强奸案大多凭借被害人的口述和事后回忆，缺乏直接目击者，有些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关系暧昧，半推半就和恶意强暴之间界限模糊。辩方最后委托了著名的美籍华裔刑事证据鉴定专家李昌钰博士进行鉴定工作。李博士在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工作之后，在庭审时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开庭时李博士先是介绍了自己专业背景，随后向法庭阐述了“微量物质转换定律”，也就是两个物体接触过，必定会留下微量物质转换的痕迹。接下来拿出了自己根据搜集的证据而做出的鉴定——在案发的水泥地、草地上摩擦过的白手帕以及被害人衣服的痕迹照片。高倍显微镜下放大的痕迹照片清晰显示手帕上有明显的摩擦痕迹和纤维破损，但被害人帕特西娅的衣服、内裤、胸罩的高倍放大照片却没有任何的破损纤维和草地痕迹。因此，李昌钰认为这表示他们既没有在草地上待过，也没有在水泥地上挣扎过，帕特西娅的陈述是不成立的。在听完了李昌钰的上述阐述之后，所有的陪审员都认为帕特西娅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一致裁定肯尼迪的强奸罪不成立。

从诉讼过程看来，是李昌钰作为专家证人的出庭作证对这起强奸案件的最终判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如果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会发现这起案件能够充分的采纳鉴定意见，最终获得无罪判决离不开这样的几个关键性的要素：即鉴定机构的专业中立；鉴定人员的地位独立；鉴定启动的平等对抗；鉴定表述的通俗易懂。

第一，鉴定机构专业中立。李昌钰所在的鉴定机构是完全中立的。在美国，无论是政府投资设立还是私立的法科学实验室，与各司法机关包括警察局在内都不存在隶属关系，而是以委托关系的形式为司法服务。

第二，鉴定人员地位独立。鉴定人作为专家证人的地位是绝对中立的。李昌钰即使接受的是辩方委托，亦只能依据事实作证，所有人不能左右，否则就涉嫌伪证。同时鉴定人员形成的报告，律师和肯家都不能更改。

第三，鉴定启动平等对抗。控辩双方均可寻找专家证人对相关物证、痕迹等进行鉴定，并分别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提出鉴定意见，最终提供给陪审团。

第四，鉴定表述通俗易懂。李昌钰本人不仅具有高超的鉴定技术水平，而且拥有丰富的应诉经验和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将艰深的鉴定原理讲解的深入浅出，使所有旁听人员都容易理解。

上述的四个因素在我国当前的司法鉴定体制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缺失或不足。

二、刑事司法鉴定当前存在的问题

刑事司法鉴定，是指在刑事案件办理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刑事司法机关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做出判断结论（意见）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1]刑事司法鉴定之所以重要，在于对于专门性的结论作出后，直接影响到罪责认定。

而其之所以特殊，在于其分析、判断的过程必须根据鉴定人员的专业知识做出主观判断，在日常的鉴定意见中，常见不排除可能或者按比例给出结论的做法。因此，如何保证其结论的客观公正尤其重要。这就要求鉴定活动不掺杂任何当事人的意志或者利害关系，仅对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负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中立的社会地位和中立的价值取向，否则难免会处处受到主管者或其他相关部门的干预、左右，客观公正只能是一句空话。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机构行政色彩浓厚，地位难中立。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机构普遍行政管理色彩浓厚，这种机构的附属性，必然造成鉴定结论的趋利性。例如，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一般都愿意在自己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者在能够对意见施加影响的机构进行鉴定，甚至排斥其他部门的鉴定结论。这样侦查机构自侦自鉴、检察机关自诉自鉴，不是依据案件涉及的学科专业而是依据鉴定机构隶属关系的做法，不仅使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专业性受到质疑，而且执法机关的公正形象也会受到损害。

2.人员准入制度混乱，专业存疑问。鉴定意见的科学性、真实性和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鉴定人的专业资格、鉴定过程和判断能力。[2]因此“专业性”应当是鉴定人员的必备要素。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鉴定人规定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除开回避制度外没有其他限定，更加没有“鉴定人资格”的明确提法[3]。法的滞后和体制的原因，造成我国司法鉴定人“政出多门、人出各方、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处境得不到有效的改善[4]。2005年颁布的《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虽然对鉴定人的准入条件做了“相关专业”、“相关职称”等的表述，但过于笼统、含糊，造成实际操作中弹性空间过大，鉴定人素质水平良莠不齐，鉴定意见的权威性、科学性自然也难以得到保障。

鉴定人员专业性不足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意见形成的过程中鉴定人对于不同意见、相关疑问的解答不足，多数依据数量意见而非意见依据做判断，导致意见的科学性备受质疑。最近中国首席女法医王雪梅就是因为认为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某起案件鉴定意见“荒谬、不负责任”，而宣布退出中国法医学会，震惊社会。[5]

3.程序启动长期垄断，对抗显不足。根据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不仅享有鉴定程序启动的决定权，而且还是实施鉴定活动的主体，当事人对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启动鉴定程序没有任何的异议权，也没有任何的事中救济渠道。在侦查程序中，当事人即使认为需要鉴定也无权申请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仅存在事后的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权，而这种申请权实际当中并没有要求其他机关审查或要求有关部门裁判的效用[6]。从近年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审判的情况来看，被告人、辩护律师向法院提出的“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请求，大都遭到了拒绝，比如云南马加爵案、陕西邱兴华案等等。这在程序权力结构上具有明显的配置偏向性，与现代对抗式的庭审精神严重不符。

4.出庭应诉能力欠缺，水平待提高。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出庭的比率非常之低，可以说，绝大部分的鉴定人都没有出庭应诉的经验。一方面在思想上，很多鉴定人对鉴定的认识还停留在“鉴定结论”的阶段，认为只要做出了鉴定，自己的工作就全部结束了，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自己做出的一种“意见证据”，如果有需要应该向其他人阐释自己做出此种意见的理由；另一方面，如何将艰深的专业鉴定过程用深入浅出又不失专业的语言进行表述或回答问题，使不熟悉专业领域的法官和其他人员听懂，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加需要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而我国当前在鉴定人准入时没有相应的要求，之后也缺乏相关的培训。

三、进一步完善刑事司法鉴定的建议

1.依据学科专业，建立中立的鉴定机构

2005年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第七条作出了明确规定，撤销了人民法院内部的鉴定机构，迈出了鉴定机构中立性的重要一步。但公安和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仍然保留至今，建议应当将其独立出去，脱离与政府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从而彻底的排除各种行政、人为因素的干扰。

此外，应当借鉴国外在机构选择上主要考虑案件涉及学科的专业性程度的做法，依据不同的学科专业建立相应的鉴定机构，提高鉴定意见本身的专业性，从其产生之初最大程度上防止错误的产生。

2.强调鉴定分析，构建科学的文书结构

程序不公正，实体公正就无从谈起。不说明鉴定意见的理由，当事人必将对鉴定意见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建立刑事司法鉴定说理机制，着重鉴定过程分析，一方面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杜绝凭经验、凭感觉草率决定的现象，使鉴定人做出的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充分的论证和缜密的思考基础上，使司法鉴定工作有充分的正当的理由，从源头上尽可能确保鉴定意见的正确性；另一方面，由于司法鉴定本身具有的高度的专业性，公众对鉴定专家的行为缺乏了解，注重鉴定分析说理能够使鉴定结论理由明确化，从而保障对整个鉴定过程的监督。

3.兼顾平等对抗，塑造公正的启动机制

鉴定本身是一种科学的证据调查活动，其利用不应当对当事人有所限制或将当事人拒绝于利用科学技术的门外。侦查、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启动鉴定程序或利用自己的鉴定机构，辩方却不能，这种差别待遇实质上是法律在鉴定方面对当事人的一种歧视[1]。

应从平等的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中立理念出发，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同等的鉴定程序启动权，只要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符合程序性要件，就应当接受鉴定申请。

4.普及科普说理，提升有效的出庭效果

鉴定人员平时应注重“两种训练”。一是语言文字训练。鉴定人不仅懂鉴定，还要能写会说，特别是出庭作证的鉴定人不但能够出具科学、可靠的鉴定意见，更应该具备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鉴定结论论证过程的能力，才能让鉴定意见为案件事实的认定提供有力的证明。二是口头表达训练。对于科学术语要做通俗解释，防止用只有内行甚至自己才懂的言辞。答疑时，对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要贪多求全或做多种解释，避免言多失误，授人以柄，甚至前后矛盾，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

作者：赵景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