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精选6篇）
篇1：上古汉语
胡伟1，张玉金2(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作者简介：1.胡伟，男，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2.张玉金，男，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考察上古文献中第二人称代词的称数，比较它们的发展变化，我们就会发现：第二人称碟词在殷商时期的卜辞中极少出现，“汝”、“乃”表示单数，“尔”为复数。西周时期，“女(汝)”、“乃”、“尔”、“若”可表示单数和复数，“而”、“戎”为单数。春秋时期，“尔”、“女(汝)”可表示单数和复数，“乃”、“而”只表示单数。战国时期，“女(汝)”、“尔”、“若”可表示单数和复数，“而”、“乃”基本为单数。秦至汉初，“若”、“女(汝)”可表示单数和复数，“而”、“乃”、“尔”只指称单数。西汉中晚期，“汝(女)”、“尔”、“若”、“而”可表示单数和复数，“乃”为单数。
篇2：上古汉语
上古汉语部分来母字在苗瑶语中的对应
上古汉语中“来”母字的构成及其演变一直是汉语史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本文从上古汉语部分“来”母字在苗瑶语中的.对应出发,指出上古汉语的部分“来”母字不但对应于当代苗语三大方言中东部方言的舌面音声母[Z](有的学者为[r])和西部方言的舌面音声母[Z],而且与中部方言的舌根音声母[Z]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并指明这一对应关系在今后汉语史研究中将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作 者：胡晓东 Hu Xiaodong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4刊 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ETHNIC MINOR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3)分类号：H2关键词：上古汉语 “来”母字 苗瑶语 对应
篇3：上古汉语
一、上古汉语名量词的分类
汉语语法家们认为 :上古汉语如甲骨文、金文等从其起源看有三类名量词 :临时量词, 合体量词和个体量词。在数词后重复名词底子 (noun base) 的量词就是临时量词。如“人三人”中的后一个“人”。合体量词是表示整体的。如“乘”表示四马驾一车这一整体。个体量词是和不能分得更小的、代表物体或动物的名词相配合的。如“匹”和“马”相配。
二、上古汉语名量词的特点
上古汉语中, 量词并非不可缺少。一般说来, 临时量词和表示有生命的东西或者天然状态的物体相匹配。“人”“羊”“牛”“田”等等。商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合体量词, 则与表示具有技术性或社会规约性的物体或制品的名词相搭配。如一车四马为“乘”, 一对加工过的玉为“珏”, 两串系在一起的贝 (每串5枚) 为“朋”等等。这些量词的创造就是为了描写那些有技术或社会进步而产生的东西的。个体量词在周朝的铭文才开始出现。如与车相配的“两” (辆) 。上古时代所有表示动物的名词中, “马”是一个特殊词, 与其搭配的量词有两个, 商朝用合体量词“乘”, 到了周代, 又改用个体量词“匹”。因为在那个时代, 马被视为在战争和运输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东西, 因此, 就改为合体量词, 以显示其在国家和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 在这一时期, 个体量词在铭文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如在铭文《小孟鼎》
孚 (俘) 人万三千八十一人, 孚 (俘) 车十两 (辆) , 孚 (俘) [ 马 ] 七十一匹, 孚 (俘) 牛三百五十五牛, 羊廿八羊……[ 弓 ] 一、矢百、贝胄一……
大概共400余字, 可以看出, 铭文从词汇、语法等方面, 巧妙运用各种名量词, 清晰记载了当时的那段历史。
三、上古汉语名量词的区别和运用
在上述铭文《小孟鼎》中的“贝胄一”中, 为什么名词没有预期配合的量词甚至连基本量词也没有呢?
临时量词和合体量词的功能是有区别的。临时量词是前面名词底子的重复, 看不出它在语义上有什么作用。相反, 合体量词的出现, 却是与合体量词结合的名词结构的数量精确化的需要。这一精确化功能构成了区分合体量词和临时量词的一个标准。因为后者在数量名词结构中并没有什么语义上的补充。而合体量词就相当于名词词语, 有特定的语义功能。
既然临时量词的产生并非出于语义的需要, 它的原始功能到底是什么呢?从对上面铭文《小孟鼎》引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对于出自一人之手的长铭中, 往往会包含有量词运用的多种情况。在数目表达方面求其独特的技巧 :当一个数目有相当长的一系列汉字表达时, 后面总接有量词。反之, 如果用以表达数目的汉字较少, 尤其是在只有“一”“百”这样的单音节词时, 后面可以加量词, 也可以不加量词。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没有量词出现, 也不意味着这些名词 (如 :“矢” ) 不可能有量词与之搭配。若有需要, 可以随时加上一个临时量词。为了记忆的需要, 如“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中, 重提名词底子, 产生了最初的临时量词。而实际上, 临时量词就是现代量词的原型 (prototype) 。这和英语中对某些名词的重复在功能上是十分相似的。如 :在“A boy, extremely lazy, not used to work hard and reluctant to attendclasses where a lot of home work were assigned, that boy, came out top in the exam”中的“that boy”。
四、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语用功能
尽管三类量词在语义方面有某些区别, 然而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它们都有潜在的前指替代作用, 只是对先行名词底子的替代, 有时, 是明示的 (如临时量词) 有时是暗含的 (如集体两次和个体量词) 它们的前指替代价值 (anaphoric value) 来自于它们在数量名词结构中所占的位置。由此可以将临时量词视为以替代特征为标记的词素。合体量词则可以看作僭取了临时量词的位置, 从而也成了具有替代特征的、有专指功能的语素。鉴于合体量词的功能主要属于语义方面的, 其支配临时量词运用的记忆制约 (即发出某些音节所需要的一段时间) , 对合体量词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 在金文中可以看到, 一些合体量词和与和它们相配的名词底子之间往往只有一个单音节的数词。如 :“玉二珏”, “锡贝十朋”中, 合体量词就赋予量词一个专指的特征。随着合体量词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 把其修辞和词汇特征融合为单一语素, 加强了量词的表达功能。再如 :金文的某些上下文中, 不管前面表达名词的数字是多少, 临时量词“人”均被“夫”所替代。如 :“人五夫”, “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久夫”这种替代语义的迁移是微小的, 但对上古名量词的发展极为重要。这种替代同样也适合个体量词。如与马相配的“匹”, “匹”除了原有的作为个体量词的价值之外, 没有其他特别的意思。但人们忽视了“匹”不作量词时的意义。“匹”的“匹配”之意, 金文时代以后的古汉语里经常使用。在《诗经》中, 人们还把一对鸳鸯称为“匹鸟”。汉语中大部分的虚词都来源于实词。它们在获得其功能意义之前都有其语义价值。“匹配”的意思就是它的原始意义。在长期的语言运用过程中, 该词虚化成了量词, 意义发生了迁移。这和英语中的某些短语极其相似如 (a carriage and a pair双马套车 ) 。
随着量词在语义功能上的专指特性逐步加强, 临时量词被个体量词所取代, 到了周朝末期临时量词慢慢淡出了量词的范畴。
对上古汉语名量词的研究还仅限于对其表象特征的研究, 研究的内容还相当有限, 只有深入研究上古汉语和英语翻译中词语之间的相互关系, 才能将中国的优秀的古代典籍原汁原味的介绍给西方。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文化。
摘要：汉英翻译中如何将中国古汉语准确地翻译成英语非常不容易。而如何将古汉语中的名量词翻译成英语更加困难。本文拟就古汉语名量词的分类、特点、区别、语用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 以期对当今的汉英翻译有某种借鉴意义。
关键词：上古汉语名量词,分类,特点,区别,语用功能
参考文献
[1]宋镇豪.试论殷代的纪时制度 (上) [J]《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
[2]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
篇4：上古汉语定语后置结构分析
关键词：上古汉语；原始汉藏语；话题型语言；中心语-定语；语序变化；语义结构
摘要：“中心语+定语”是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该语序的形成有其语义上的机制，即遵循“大名+小名”的“整体+部分”的语义表达需要。“整体+部分”的语义组合结构是原始汉藏语的一种遗存。同时，“中心语+定语”的语序，可能与上古汉语属于话题型语言存在关系。而“定语+中心语”的语序变化可能受到“定语+之+中心语”结构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H043；H1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1-0064-06
Study on the Postpositive Attribute in Archaic Chinese
GAO Tao， ZHOU Junxun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Key words： Archaic Chinese； ProtoSinoTibetan language； topicprominence； headattribute； development of word order； semantic construction
Abstract： The modifiedmodifier is the basic word order in Archaic Chinese. It was formed by the mechanism of semantic construction in Archaic Chinese. The word order of modifiedmodifi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mantic construction that express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entiretysection is one of the remains from the primitive SinoTibetan. On the other hand，the word order of modifiedmodifier may be caused by the characteristic of topic of Archaic Chinese. However， the change to the word order of modifiermodified may be affect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attributive之head”.
一、引言（一）問题的引出
定语后置是指一个结构从语法上分析是“中心语+定语”的一类语言现象，如：
（1）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战国策·齐策》）
此例中的“诸民+当偿者”从语法结构上分析是“中心语+定语”。吕叔湘认为因为加语太长，放在端语之前不方便，所以将加语移到端语之后〔1〕。
关于上古汉语“定语后置”的研究成果已很多。但是，古汉语中存在的此类“定语后置”现象到底是语法上的结构，还是修辞上的语言运用？学界存在不少争议。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彻底否定、全盘认可、区分具体的“定语后置”情况。
彻底否定者认为，古汉语中的这些“定语后置”现象是语用上的问题，归属于古汉语的广义修辞范围，如袁文鹏、许仰民〔2〕，史冬梅〔3〕等认为，“定语后置”这种句法形式是不存在的，被一些学者看作“定语后置”的例句，可以通过句法结构分析证明其当属不同的结构形式。定语后置是为了强调原来作修饰语的部分而把它们移到名词后，以突出修辞的作用。
全盘认可者认为这些“定语后置”现象是上古汉语语法结构的表现，如张清常、王锳认为定语后置在古汉语中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4～5〕。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具体的“定语后置”情况，他们认为，有些“定语后置”属于上古汉语语法结构本身的问题，有些“定语后置”则是修辞上的问题。张桁断言：“古汉语中除了数量结构作定语可以后置外，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后置定语。”〔6〕孟蓬生则认为，除了“大名冠小名”的语序之外，“定语后置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一种有待证实的推论”〔7〕。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期高韬上古汉语定语后置结构分析诚如学界所认识到的，上古汉语的定语与中心语的语序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这些现象是复杂的。本文尝试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
（二）三个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三个方面需要提起注意：
首先，“定语后置”不是“定语后移”，而是说在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定语”出现在“中心语”之后，即“中心语+定语”语序。“定语后置”属于语法结构，“定语后移”属于修辞上的语用。
其次，“大名+小名”现象是不是能对应“中心语+定语”？
最后，“草芥”类中的“草”和“芥”是“语素”，不是“词”，能否用来说明“中心语+定语”这个现象？
二、上古汉语的定语后置现象分类为了尽量保持语料的合理性，本文只讨论西汉以前（含西汉）的语料。本文将按照有标记和无标记两大类对上古汉语的“定语后置”进行分类描写。
（一）无标记类
1.“名词+形容词”类
（2）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尚书·舜典》）
（3）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
例（2）中的“月正”就是“正月”；训诂学里一般将例（3）中的“风烈”理解为为了避免与前面的“迅雷”语序相同而采用的用字错综，也有学者将它理解为一种定语后置。
2.“名词+数词”类
此类结构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名词+数（量）词”的语序。如：
（4）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5）公子地有白马四。（《左传·定公十年》）
（6）吏二缚一人诣王。（《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7）负服矢五十箇。（《荀子·议兵》）
例（4）～例（6）是“名+数”结构，例（7）是“名+数量”结构。
3.“大名+小名”类
此类结构是学者讨论最多、共识也最多的一类，张清常〔4〕、裘锡圭〔8〕、孟蓬生〔7〕等都有详细讨论。此类结构可细分为以下几类，如：
1）国名：句须、句绎
2）地名：丘商、丘雷、丘皇、城父、城棣、城颖、城濮
3）人名
①君主名：帝尧、帝舜、帝鸿、帝丁、后稷、后羿、后夔、后缗、后杼
②庙号：王亥、王恒、王季、侯屯、侯喜、侯虎、祖甲、祖乙、祖丁、妣甲、妣丙、父甲、父庚、母丙、母己、兄乙、兄丁、子丁、子庚
③臣工名：亚雀、师贮、师般、师旷、小臣妥、小臣啬、史颂、史佚、寺人披
④普通人名：女蜗、女歧、子渔、子雍、妇好、母犬
⑤神名：神天愚、神耕父、神耆童、神陆吾、神荼
⑥姓氏：公刘
4）星名：星鸟、星火、星虚、星昴
5）动物名：虫螟、虫蝗、虫蛇、虫蚁、鱼鲔、鸟乌、鸟雀、乌鸦、兽鹿、禽鹿、羔羊
6）植物名：草芥、草莱、草菅、草茅、草且、草蒯、树杞、树桑、树檀、树檖、树桃
7）水土名：水潦、土涂、河漳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一般也归入“大名+小名”类。但它们其实应该是“中心语+修饰语”结构，按照其“中心语”的语义可分为：
8）表方位：中林、中国、中原、中谷、中露、中心、中唐、中道、中门
9）表时间：夜半-半夜、春分、秋分、中秋
10）表领属：苞桑、苞稂、苞棘、苞棣
11）表性状：周行、周道，桑柔、嵩高，子都、子充
12）表排行：子仲
13）表程度：夏至、冬至
仔细分析，以上类别8～13与“大名+小名”类实际上是存在差异的。综合分析目前学界讨论的“大名+小名”形式，应该存在三类：
A.类别1～3可以分析为“同位语”的“大名+小名”，内涵相等。
B.类别4～7可以说是介于“大名+小名”与“中心语+修饰语”之间，因为这类“大名”与“小名”之间的内涵不等。
C.类别8～13是“中心語+修饰语”。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三类统一称为“定语后置”结构。但是，可以作为一个连续统：
A>B=A/C>C
注意：这里有一个问题，即A与C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各自独立还是有渊源关系？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
（二）带标记类
1.带有后置标记“者”
吕叔湘认为古代汉语“者”可用于“把加语移在端语之后的手段”〔1〕。本文将此类结构从语义上分为“同位等同结构”和“限定结构”两类。
第一类：同位等同结构。从语义上看，这类结构表达的是等同关系，在句法上应属同位，可以称之为“同位等同结构”。根据“者”字结构中的成分的复杂度，可以分为“名词+谓词性结构+者”（例8～11）和“名词+复杂结构+者”（例12～13）两类。如：
（8）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左传·昭公二十年》）
（9）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荀子·正论》）
（10）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史记·刺客列传》）
（11）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史记·秦始皇本纪》）
（12）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史记·刺客列传》）
（13）求人〔可使报秦者〕。（《史记·廉颇列传》）
第二类：限定结构。从语义上看，这类结构表达的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句法上分析，此类结构应属限定结构。如：
（14）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吕氏春秋·察今》）
（15）王之臣〔有讬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孟子·梁惠王下》）
这种结构可能是在战国后期兴起的，起初用于某种固定的格式，如：
（16）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庄子·列御寇》）
（17）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8）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战国策·齐策》）
（19）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史记·平原君列传》）
新兴的这种结构打破了原有结构的“整体+部分”的语义结构关系，使句法上的同位结构逐步演变为限定结构。
2.带有标记“之”
春秋时代，产生了带标记“之”的定语后置结构，并且与已有的“者”字结构结合，出现了有标记“者”的“……之……者”结构。到战国时，由于“……之……者”结构的定型使用，又出现了删除标记“者”的“……之……”结构。从语义上分析，有标记“者”的“……之……者”符合“整体+部分”的语义关系，而无标记“者”的“……之……”结构只是修饰关系。
第一类：“名词+之+谓词性结构+者”类
（20）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21）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卫灵公》）
（22）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23）鸟兽之害人者消。（《孟子·滕文公下》）
（24）人之救火死者，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韩非子·内储说上》）
这里“之”后的“者”字结构的语义不是补充说明前面的人或事物，而是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人或事物，所以仍然符合“整体+部分”的要求。
第二类：“名词+之+动词/形容词性短语”类。
（25）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荀子·勸学》）
（26）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楚辞·涉江》）
“名词+之+谓词性结构+者”类和“名词+之+动词/形容词性短语”类存在区别：语义上，前者具有“整体+部分”的语义关系，后者只有修饰性关系；结构上，前者还存在过渡的“者”，而后者已经不存在表示复指的“者”。
三、结论综合上面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心语+定语”是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其在语义上遵循“大名+小名”的“整体+部分”的语义表达需要，它是原始汉藏语的一种遗留，可能与上古汉语是话题型语言存在关系。而“定语+中心语”的变化可能是受到“定语+之+中心语”结构的影响。
（一）“中心语+定语”是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
1.理由一：最优处理原则
上古汉语中存在“定语+中心语”和“中心语+定语”两种语序。这两种语序早在甲骨文中就存在，如：
（27）a.羌十人用。（乙，2124）
b.用六羌。（前3.23.5）
“羌十人”和“六羌”这两种语序中，一定有一个是变异的语序。由于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定语+中心语”语序，如果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也是“定语+中心语”的话，就说明这种语序从古到今一直没有变化，即“定语+中心语”语序在处理上本身已经是最优的了，因此“中心语+定语”语序就不可能存在。既然上古汉语中大量存在“中心语+定语”的语序，这就说明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不是“定语+中心语”，而是“中心语+定语”。只有在基本语序是“中心语+定语”的基础上，由于某种因素导致“定语+中心语”语序的产生，并使“定语+中心语”语序成为最优处理的语序，才能形成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定语+中心语”的局面。
2.理由二：亲属语言的证据
俞敏指出：“原始汉语跟藏语都保留汉藏母语的特点：止词在前，动字在后；中心词在前，修饰语在后。汉人入中土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词序演变颠倒过来了。”〔9〕
绵虒羌语：公鸡jiku母鸡jimia
萝卜寨羌语：jy31q55 jy31miɑ55
龙溪羌语：y31ku55y31mia55
绵虒羌语的“jiku”是“鸡公”、“jimia”是“鸡母”是成系统的，因为：
jiku、jimia→jite、jipu
但是，汉语的却不成系统，因为：
公鸡、母鸡→鸡鸡、鸡窝
因此，从这个角度假设，汉语的“公鸡”、“母鸡”当是由“鸡公”、“鸡母”的形式演变过来的〔10〕。
3.词法的残存：词法中的“中心语+定语”化石成分
罗自群认为：“‘整体+部分的构词方式是汉语名词双音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构词途径，它是汉语自身所固有的，不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10〕在现代汉语中，还存在不少这类“整体+部分”的构词方式，如“树干、树身、树皮、树枝、树叶、树根、麦穗、麦莛、麦秸”〔10〕，“车把、车帮、车钩、车轴、车座、车门、车胎、车头、车厢、眼球、眼眶、眼窝、眼角、眼睑、眼皮”〔10〕，“猫熊、豹猫、蚕蚁、虾米、脸蛋、脸盘儿、脑袋、脑瓜儿、脑瓜子、脑袋瓜儿、脑袋瓜子、下江、外行（行家之外）”〔10〕等。可见，从古到今，汉语都存在“大名+小名”的各种词语。根据“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11〕的论断，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汉语中残存的这些中心语素位于定语素前面的构词方式是上古汉语中心语置于定语前的句法手段逐渐化石化的结果，即由过去的句法演变为现代汉语中的一种词法。
（二）“大名+小名”的语序可能与上古汉语是话题型语言存在关系
不少学者认为，“者”字结构作后置定语应是较后起的现象。如王锳认为“者”字结构作后置定语的例证均在秦汉以后，所以，推测认为这种句法结构的产生可能是受上古汉语名词作定语后置的影响〔5〕。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首先，带有后置标记“者”的结构从语义上看具有两种基本语义，即“同位等同”和“整体+部分”，这种语义与无标记的“大名+小名”的语义几乎是平行的。因此，与其说这些“者”字结构是后置的，或者“定语后移”的，还不如说是“大名+小名”的形式扩充。
其次，无标记的“名+数量”结构其实也是同位语结构，与“大名+小名”结构具有相同的功能，蒲立本即认为以下情况是“表示数目和量的词可以跟在名词后面做其同位语”〔12〕：
（28）丧车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29）马三匹。（《左传·庄公十八年》）
最后，从春秋后期产生的带有标记“者”的“……之……者”结构，在句法上兼有“同位等同结构”和“限定结构”两类。
但王锳认为“者”字结构作后置定语的例证均在秦汉以后存在问题〔5〕。下面的句子从语义上分析是“整体+部分”，但属于限定结构，说明这种结构在汉语中很早就产生了。
（30）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左传·僖公十七年》）
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本文认为应该是话题吸引原则造成的，因为前面的“多内宠”中的“内宠”吸引“内嬖”提升，成为下一句“内嬖〔如夫人者〕六人”的话题，然后用一个“者”字结构复指。
下面的句子更能说明这种话题吸引原则，如：
（31）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
（32）上i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i坐当死者五百余人。（《史记·汲黯列传》）
“群臣吏民”和“贾人与市者”都作为话题放在定语所在的分句前面作为话题成分。如果不采用话题结构，在例（31）中，“群臣吏民”就会再次出现在后面的两个分句中（即出现在例子中的位置）；例（32）“坐当死者五百余人”的主语是前面分句中的“上”（如同指下标i所示），如果不将“贾人与市者”吸引到话题结构位置，后一个分句就变成了“坐当死者贾人与市者五百余人”，其主语就会被理解为“浑邪”，采用话题结构将“坐当死者贾人与市者”中的中心语“贾人与市者”前置，就将前面的“及浑邪至”的话题强行转换，避免了将“坐当死者”的主语理解为“浑邪”的问题。
此外，在上古汉语中，这种话题提升的句法处理原则在某种情况下是一种强势的句法手段，即：只考虑话题提升后在语义上是否符合“整体+部分”，而不考虑提升后的语义关系是否一致。如：
（33）国之贫约孤寡者，私与之粟。（《左传·昭公十年》）
（34）匕入者三寸。（《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此两例是何乐士提出的〔13〕，当“名”与“动（形）者”之间的语义关系不一样时，不能说是“定语后置”的例子。因为“贫约孤寡者”属“国”所有，但他们不是同类，不能说“*贫约孤寡之国”；“匕入者”也不好理解为“*入者匕”。
显然，何乐士是从“语义还原”原则来考虑的〔13〕。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语义映射、发生转类的视角去观察这个问题，此时，“国”不再是指处所“城中”，而转指“住在城中的人”，与“贫约孤寡者”形成“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心语“匕”显然是“整体”—“部分”的语义映射，发生了转类。
（三）关于“中心语+定语”的发展
孟蓬生将“中心语+定语”这种语序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1）夏以前是“大名冠小名”語序一统天下的时期；（2）商周两代是“大名冠小名”与“小名冠大名”语序并存的时期；（3）秦汉两代是“大名冠小名”语序消亡的时期〔7〕。本文认为，这个演变的过程是复杂的，目前还没有详细的讨论，暂时很难做出判断。不过，春秋时至少是出现了两种语序并存的现象。
我们先来看看关于带标记的“者”的结构的变化。在战国时，“者”就可以用为“之”〔14〕。下面例（35）和（36）中的“者”就用为“之”：
（35）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所能乎！（《庄子·庚桑楚》）
（36）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史记·陈丞相世家》）
这种“定语+者+中心语”的结构可能受到“定语+之+中心语”结构的影响，其变化的时间大概在春秋与战国之间。
而一些“中心词+‘者字”结构的语序，在后来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受到重成分原则的制约，如：
（37）a.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左传·僖公十七年》）
b.*齐侯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内嬖六人。
这种情况，Hawkins认为与“重成分原则”（heavy constituent principle）有关，因为重成分的定语会后移〔15〕。
在这个变化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语序的层级结构差异性，如下面的“女好”和“好女”是语序相反的两个结构：
（38）巫行视小家〔女好〕者。……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史记·滑稽列传补》）
在同一篇文章中，使用了两个语序完全相反的结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跨语言的证据表明：从句具有层级性，在语言变化过程中，从句更倾向于保持传统的语序，即：上一层结构容易发生变化，而底层结构容易保留〔15～17〕。在“巫行视小家女好者”这句中，“小家女好”位于宾语的位置，而在“其人家有好女者”句中，“小家有好女”是位于主语的位置，其层级明显高于“小家女好”的层级，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西汉，“女好”的语序在从句的高层级中已经演变为“好女”（“定语+中心语”）的语序，而在从句的底层级中仍然保持上古汉语的“女好”（“中心语+定语”）的语序。
总之，本文认为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应该是“中心语+定语”。这种名词位于修饰语之前的语序在语义上遵循“整体+部分”的语义表达需要，在篇章结构上可能是话题与说明的关系，这种结构可能与上古汉语是话题型语言存在关系。“中心语+定语”是如何演变为“定语+中心语”的，还值得深入分析。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定语+中心语”的变化可能是受到“定语+之+中心语”结构的影响。
本文曾在中国修辞学会2015年年会暨“修辞创造与汉语发展演进”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宣读，并得到许清云、邵永海、曹炜和洪爽等与会学者的建议和指教。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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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上古汉语
序——从《春秋》谈开去《族天下》不是我第一本出版的书，却是我用力最勤的一本。中国史书，是以纪传为主的，重人而不重事，往往记录一件事情，只关注当事人之言论功绩品行，所谓立言立功立德是也，至于事情的过程如何，却不是很放在心上。这点上，和西洋人之史学传统可谓是大异其趣了。看西洋的古史，你可能很难了解一个人，但是对于他所处理的事，则可谓是事无巨细，像描述亚历山大远征，每一场战役之准备动员地点行军路线，莫不详备。写《族天下》的最大难题也在于这里了。中国先秦文献本来就少，涉及到上古时代，更是零散。我的努力呢，便是将各种零散文献中，寻找出事件的逻辑，形成一连贯的“行动”。比如禅让之谜，我便认为这并不是尧之品德有多么高尚，而是出于天灾（大洪水）人祸（内战）之下，不得不寻找一个人当替罪羊的结果。帝尧的下台，和帝舜的上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和现代民选政府有一点点接近。但真的是公天下吗？未必。写这本书，简直是破案，比如共工氏之怒触不周山是怎么一回事，又比如围绕鲧氏之死，整个黄帝王朝内部各大派系的政治恶斗。要说清楚这些，由在四千年之后的我来说明，由于文献之匮乏，几乎成了不可能之任务。目前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一个困境，就是各大学者，都有各自的门厅院落，至为封闭。这诚然有小径通幽之美，然而门外汉往往很难系统的把握中国之上古史。我的目的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将这些封闭的门厅院落，统统开放，形成一个巍巍的大建筑群。这本书勉强提出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新说，希望出版的时候，读者不要太在意，因为这些，不过是本人的一家之言，并非定论。本人也并非专家学者，只是努力的想让中国上古时代之历史不再被笼罩在神话的巨大阴影之下。然，本书所涉及到的领域太多，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等等，每个课题一深入下去，都是无边的资料海洋。个人之精力有限，说实在话，这本书至少应该由十几个专家共同执笔才能完美，只是他们不乐意干这些无趣的苦力活罢了。谈完了这本书的内容，也顺便说一说本书的写法。这其实是至为无关的话题，然而我知道读者们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必然会对作者本人多所非难，因此提前的写下了这些求饶的文字。中国人很喜欢谈论上古三皇五帝时代，谈论尧舜禹之禅让，认为那个时代是道德最美好的时代，是中国人最淳朴的童年。在这点上，先秦诸子基本不论是儒法道墨，各家都共同认可的。即便是严苛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认为——上古时代的人民淳朴又厚道，现在的老百姓啊，非常狡猾而且虚伪。[1]这种印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是大大的加强了西晋时代的隐士陶渊明就说——悠远的上古时代多么美好，那时候人民刚刚出现在大地上，他们傲然自足，性情最淳朴，最本真了。[2]唐代的唐玄宗甚至将上古风俗道德之美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上古时代的民风是那么淳朴，所以根本就没有道德这一说。因为大家凭着自己淳朴之心、本真之情行事，也就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了。[3]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想看完《族天下》这本书的读者，大体会认同一点，古代人和现代人也没啥两样，有理想有梦想，也有欲望也有野心。那时道德观念还没有稳定成型，所以老百姓一野蛮起来，是完全可以人食人的。基本上高层的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野心，打击其对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完全不受后世政治伦理之束缚。而国家之最高领袖，为了拓展势力范围、争夺生存空间，更是恶战连绵，至为残酷。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后世之中国人、包括当代之中国人往往认为我们的祖先非常善良淳朴，那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尧舜禹都是美德的典范？道理很简单，从上古时代到西周王朝时代，历史都有官方专职之史官记载，这些史官秉承的传统就是曲笔。何谓曲笔，要谈论这个问题，就得提到一本书，这本书也是曲笔传统之终结者。它就是《春秋》。相传《春秋》一书为孔子所撰写，他认为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改动一字一句。弟子们听受《春秋》时，孔子说：“后代了解我的凭这部《春秋》，而怪罪我的也凭这部《春秋》。”[4]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他自己也是心中有鬼啊。因为他撰写《春秋》，虽然没有现身说法，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却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孔子的这一发明，有个专业名词，叫做春秋笔法，简称曲笔。在谈这个话题之前，这里，我们先得确定一点——孔子到底知道不知道真相。《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的肚子肯定有一本明白账的。这从孔子写作春秋为什么选择从鲁隐公开始，到鲁哀公时代结束，便是了然了——《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时代开始记载呢？因为在此之前，祖先的事情都是传闻，所见到的是不同的说法，所听到是不同的说法，所传所闻也是不同的说法。春秋又为什么会在鲁哀公十四年结束呢？至此就已经很详细完整了。[5]按照现代人的观点，《春秋》简直就是大毒草了。孔子明明知道历史真相，还以这么恶搞的态度撰写史书，让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很头疼的。大家为了知道《春秋》到底是写什么的，在那个时代，到底都发生的那些事情。又先后出了不少注解的书。最终，又衍生出了三个权威的版本，那就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照理，有了这三家的共同努力，春秋时代的历史真相应该是明明白白了吧。结果又如何，三家各有各的说法，彼此打架，这架一打就是几千年啊，到现在学者专家还为春秋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争执不休。照理，孔子这么个搞法，这么的恶搞历史，加大了历史研究者的工作难度，而且最终使得有些历史真相永远再无揭晓之日，是注定要站到被唾弃的位置上。然而奇怪的是，恰恰相反，注解春秋之三家都对孔子给予深切的同情之理解。《春秋左氏传》的作者左丘明就认为——《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真正的贤者，谁能够编写？[6]《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则认为——澄清纷纷扰扰之乱世，让所有在乱世被颠覆的传统价值观念都得到保存和还原，啊，世界上没有一本书比《春秋》之撰写更接近这一伟大的原则了。[7]《春秋谷梁传》的作者谷梁子则认为（《春秋》这本书啊，撰写的指导原则）——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8]他说的言简意赅，解释起来却很麻烦，这里就只解释一下“为尊者讳耻”这一句，以见大概。何为尊者，就是最高的国家领导人。何为讳耻，就是最高的国家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里的目的，自然指的是维护国家的稳定、政权的稳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往往要超越政治之善恶伦理观念。有时候简直伤天害理、坏事做绝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春秋》的作者即便明知真相，也要对尊者予以深切的同情之理解，讳而不书了。是名“讳耻”。任何时代的史学者都比普通民众更了解一点——尊者也是人，也有人的种种弱点和隐私，是不是一定要把弱点和隐私宣扬出去，告诉民众呢？哦，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个大坏蛋，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即便是现代社会民权张扬，这种为尊者讳的做法，在各国也是屡见不鲜的。以民主人权自豪的美国人也不例外，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多病，以病夫之躯治国，为了保持国家稳定，这一消息一直被严密控制，仅仅只有少数人知道。而在中国之上古中古时代，以君主一人而驭万民，精力有限。而偏偏中国人之拓展生存空间的能力又很强，从上古到西周，已经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纳入了势力范围。要统治的疆土是如此之辽阔，更显然非一人所能全知明察。是以要保持国家之稳定，君主不惟要在人民心中仅仅是为尊者，而且还须是至尊。尊到近乎神明的地步，这样才能享有近乎神灵之超级威信，让民众不敢起任何挑战之心，目的自然是为了震慑国民，稳固威权体制。要而言之，曲笔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告诉本国之民众——本国之历史伦理，乃是一部向善的伦理。本国之开国君主，都是集人间一切美德于一身，至为完美，不容怀疑。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独有的问题么，也不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谈起自己的祖先，谈起遥远的上古时代，笔触口吻都是一样的。曲笔，从这个角度而言，并不是坏事。上古时代曲笔之史官，论起本意，乃是为现世之政治服务，因此为尊者讳实为理所必然。然而，原其本心，则上古时代曲笔之史官之理想，乃是为后世规划一套向善之政治伦理。这套政治伦理一旦被捏造出来，遂成为后世之规矩准绳，使得后继治国之君主不得不时时警惕。是以，中国之政治才可以从最初级的原始野蛮状态向高级的理想文明社会演进。上面这段话太学术了。可能多数的读者很难接受，也很难理解。这里就用日常生活的一个小例子作为类比——多数有孩子的父母，教育起自己刚刚长大的孩子，总是要告诉孩子，世界很美好，人和人之间都是善良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说谎。这些父母不知道人世间的险恶，不知道成年人的世界，不依赖谎言无法维持吗？当然都是知道。那么他们这样做，不等于害自己的孩子吗？非也非也。千万不要说谎，这句话，在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传递下来了。是的，现实世界并不美好，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险恶、黑暗、不公平，困难重重。如果在那样的条件下去坚持真，那等于是选择了自杀。然而，一代人又一代人也坚信，未来的生活会更美好，人与人会更真诚，所以他们要将这真的种子、在自己的孩子上面发芽，让后世子孙最终能生活在善的世界里头。对于孩子来说，长大之后，吃了苦头了，吃了千万不能说谎的苦头，便明白父母之所为，诚然是最大的谎言。轮到孩子为人父母了，他们是不是就去告诉孩子这世界的真相？显然也不是。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一直到今天。人心要向善，善是人类最高最终极的价值，为了这善，不妨暂时先委屈了真。《春秋》时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然而，乐观如孔子，并不绝望。他还是坚信，在政治领域里头，善的伦理是有价值，有着最高的价值，这价值甚至超越了真。所以他所撰写的《春秋》必然是一部善的历史，而非真的历史。他并非不知道真对于历史的重要性，但是，期望善的种子在后世之中国发芽的意念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最终《春秋》成了一本观念的历史，一本纯粹的意识形态之书。孔子作的是无用功吗？当然不是，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中国的任何一部官方正史都离不开他的影响力的笼罩之下——多么神奇啊。一本曲笔的历史书，一本难以辨明真相的历史书，却让后世的任何一个中国史学家必须取法。以直笔著称于世的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宣称《春秋》的意义重大，是任何有志于撰写信史的史学家的指针——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9]，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君不象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象臣就会被诛杀，父不象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象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10]如何理解这一事实呢？很多人可能要说了，历史一定要真实，就是要给出真相。其实便是在今天，历史之真相从来也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虽然我深深地了解——现代人大多喜欢历史，阅读历史的时候，喜欢求真，他们就像动漫的柯南一样，在阅读历史类的书籍的时候，心中往往有个很小的声音在呐喊：真相只有一个。相比于中国历史的曲笔传统，另一传统“直笔”同样也历史悠久的。这一种传统是现代人比较认同的——历史就是为了记载真相，史官就应该秉笔直书。这里还要强调一下，现代人比较认同的，并不一定就是对。因为我们是现代人，永远无法替古人生活，替古人应对他们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并不能以我们现代的观念强加在古人的头上。并进而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直笔。事实上，追随《春秋》而出世的《春秋左氏传》就是直书的代表作品，举凡春秋不忍言不能言的历史，在这本书里头几乎一无所隐了——它撰写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揭示《春秋》一书中所有隐藏的谜题。这两本书如此的互为表里，以至于很早就有人断言——《春秋》和《春秋左氏传》的关系，就是一件衣服的里面和外面，彼此互相辅助得以取得成功。如果只看了《春秋》，却没有读到《春秋左氏传》，就算是一个再牛逼的人，关起门来研究再长的时间，也不会知道《春秋》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11]《春秋左氏传》的真，是真到了让后人震撼的地步，以至于几千年之后的毛泽东读这本书，都要说他是一部相砍书。就是这本直笔无隐的相砍书，把《春秋》曲笔所隐藏的残酷无情冷血的宫廷阴谋、弑君惨案一桩桩一件件的展示出来了。这样一部真的历史会告诉读者什么——权力的斗争总是丑陋，是要流血的。不仅是流别人的血，也流自己的血。不仅仅是流有罪的人的血，而且更多的无辜的人在流血。看完这本书的人，特别是有志于从政的人，恐怕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无非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地方是政治了。阅读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得出这样的结论么？难道为了真，就置善于死地么？这个问题，请原谅作者本人作为一个刚刚开始研究历史的业余学者，无力回答。只是，研究这一段蒙蒙昧昧的上古史，所根据又是曲笔传统所余留下来的上古文献资料，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只有一个——历史有善的历史，有真的历史。我对自己，对读者的期许也是双重——在找到真的同时，也找到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本书的读者会是谁。照理，最有资格，最能用的上这本书的，是胡锦涛、温家宝之流的人物。毕竟这套书说白了，写的都是帝王将相。写他们如何把国治好了，写他们又如何亡了国。只有身处于最高位的国家领导人，才能从这本书中，领会到比较出他们目前的处境，并力图找到一条让国家稳定、老百姓喜乐的道路。这，当然也是中国史书的一个传统，那就是资治通鉴。然而，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五千年来中国最美好的时代——民权时代。在今天这个民权时代，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结合各种各样的机遇，坐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胡锦涛早年也不过是一个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而已。温家宝早年也不过是一个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党委常委、副队长而已。我对我的读者有所期望，期望有一天，我能写一本，善即是真，真即是善的历史。或者即便不是今天，即便不是我，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作者能做到这一点。这当然是一个再迂腐不过的观念，只是这观念毕竟我们已经前仆后继的传承了五千年了。坚信他吧。司马迁曾经这样坚信过。王威现在也坚信。[1] “古之民朴而厚，今之民巧以伪。”——《商君书·开塞》 [2]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陶渊明集·劝农》
[3]上古淳朴，德用不彰，无德可称，故云不德。——《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
[4]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5]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春秋公羊传》
[6]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左传》
[7]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春秋公羊传》 [8]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春秋谷梁传》
[9] 根据今人统计，整个春秋时代，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共二百五十五年间的记录进行整理，共发现四十一起弑君事件，外加《左传》追记的两起，共四十三起弑君事件。至于亡国五十二这一数据也不靠谱，春秋时期，见诸经传的大小诸侯国凡一百二十八个（亦有说一百七十余个），到了战国时代，基本上被战国七雄吞并殆尽，因此肯定亡国的不止五十二个。[10]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太史公自序》
篇6：一上古诗文诵读
1.《江南》（汉乐府）9月10日家长签名：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敕勒歌》（北朝民歌）9月17日家长签名：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3．《咏鹅》（唐骆宾王）9月24日家长签名：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风》（唐李峤）10月2日家长签名：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5．《咏柳》（唐贺知章）10月8日家长签名：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6．《凉州词》（唐王之涣）10月15日家长签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7.《登鹳雀楼》（唐王之涣）10月22日家长签名：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8．《春晓》（唐孟浩然）10月29日家长签名：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9.《相思》（唐 王维）11月05日家长签名：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