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比较政治学有感

读比较政治学有感（共6篇）

篇1：读比较政治学有感

读《比较政治学》有感

摘要：阿尔蒙德的在《比较政治学》中，指出了政治发展的两个脉络：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主要主张政治的发展实质上就是指政治功能的发展，将结构的分化当做功能的一种发展，进而达到体系、过程和政策功能的完善，最终实现政治的发展。事实上它为现代的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完成政治体系、过程、政策三个层次的结构分化和功能的完善。但阿尔蒙德没有指出究竟如何在政治结构和政治效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由阿尔蒙德在政治学领域创立的这种结构功能主义无疑对中国当今的如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关键词：阿尔蒙德

政治发展

结构——功能主义

国家治理

在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政治发展的一个表现，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就将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完善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中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完善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结构——功能主义：理解

结构功能主义是阿尔蒙德政治研究的理论基础，其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一个政治体系通过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实现的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或变迁。因此，要深刻理解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就必须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内涵进行界定。阿尔蒙德指出：“政治学如果要有效地解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而不论这些社会的文化、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如何，就需要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这里所提到的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具体来说，结构———功能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任何政治体系都必须履行相同的政治功能。阿尔蒙德认为：“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系统功能主要是指，政治系统的维持和适应功能，主要包括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沟通。过程功能，是指政治系统的利益转换功能。政策功能主要是反映政治体系实际作为对环境的影响。这三方面的功能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政治系统的发展。另一方面，所有政治体系为实现自身的功能，都具有相应的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的结构。总体上说，所谓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主张把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所有政治共同体抽象为具有相同结构和功能的政治体系，并以此考察各个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即结构实现功能的情况。

二、结构分化的政治发展理论

阿尔蒙德指出：“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过进一步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时，发展就会来临了。”可见他的政治发展理论包括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两个维度。在这里主要从结构分化的视角来分析其政治发展理论。1.结构分化的含义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就是结构不断适应功能并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实现功能的过程，要达到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功能，就必须进行结构分化，使政治体系不断分化出适合政治发展和政治功能实现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角色，因此，结构分化是所有政治体系实现优化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就阿尔蒙德政治发展理论来看，结构分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新结构和新角色的出现，即政治体系通过结构分化出现新的结构和角色，以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的形态履行政治功能。二是政治角色或结构的自主能力的提高。

三、政治体系（系统）与结构功能主义（如图）

如图所示，政治系统与政治结构的分化及其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系统包括输入、转换、输出、结果的反馈等等环节，政治系统依赖于特定的政治文化而存在，在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有相应的催生出一定的政治需求也就是图中的要求和支持。这种要求和支持的利益表达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结构）进行利益的综合，再传给另一决策部门进行决策的制定。在制定之后，要求下派一些部门执行这一政策，从而形成政治的输出，这种输出在政治文化中又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直接反馈到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各个过程之中）。实质上就是将政治体系与政治结构的动态过程（功能）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

四、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

按照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理论，政治发展主要是指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一种完善。这一点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相当明显。从最原始的家国制管理方式再到奴隶社会的政治管理模式到封建专制统治方式，再到现代的资本主义民主统治方式，政治结构日益复杂化，政治结构（统治机构）的功能更为专业化。它的优势在于对问题的处理更加专业也更为精确，对单一问题的解决更为高效。但也有其固有的缺陷，那就是对于综合性问题的解决（多部门综合解决）效率太低，在成本收益的问题上，边际成本越来越高。用一句话说就是政治结构的复杂化与政治效能如何平衡的一个问题无法解决。

中国的国家治理也存在的这种情况，政治结构的不完善，使得政治处理的非专业化，进一步导致政治结果的不合理性，从而给政治系统以巨大的压力。政治结构的分化，使得一些专业问题的处理更加完善合理，但政治结构过于复杂也会使得政治系统的整体效能进一步降低。所以，现在国家治理的关键就在于在治结构和政治效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篇2：读比较政治学有感

首先，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关于政治学的启迪，尤其是本书的写作非常注重对学生发散性和启发性思维的培养。

因此，本书并不是一本建立在某种国家意志上并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推论和说教式教材，而是一本相对来说比较客观、比较可读、通俗易懂的政治学理论入门丛书。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每章的开头都是以一种类似于朋友之间有趣的对话的形式来带领我们一起走进政治科学的世界，它就像一本有关政治学的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充满着奥秘和趣味！

另外，在每章结尾，作者都会给出一系列发散性、启发性的问题供读者研究、思考。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直接在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的，它的回答依赖于读者独立、自发的思考和主动地求索。

而反观我国的政治学丛书，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马列毛邓，几乎每一部分、每一章、每一节你都可以看到马列主义的经典对白！每一块儿内容都渗透着来自党中央的最高指示！

就好像今天要研究的政治学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早就全部、透彻、根本的研究完了似的！就好像党中央就是政治学，政治学就是党中央，中国政治学者不需要搞研究只需要在党中央屁股后头亦步亦趋、东施效颦就行了！

如此一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理论真是太“伟大”了！因为，我们今天根本不需要费劲研究，只需要就做着照读照念就行了，而不需要再质疑、也不需要再思考了！

这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本来好好的马列主义，这么一搞反倒降低了它的可信度。我不得不说：尽管我信仰唯物主义，但是对于这种国家机器的宣传模式，我却非常反感！

而且，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教科书不是教科书，而更像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宣传册或者一本马列主义大辞典，这也不仅仅是指政治学，也包括相关的社会科学教科书。通篇都是枯燥、乏味、单调的论述，真是让人作呕！

甚至，我敢百分百打赌：就是马克思在世也得被中国的教科书活活气死。

因为，我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原以为这一定又是一本同样枯燥、乏味、抽象的理论性著作。读后才发现我错了，《资本论》绝不是一本抽象的、索然无味的纯理论著作，而是一本人类精神的经典！

书中，马克思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和缜密的思维彻底的、完全的征服了我！我当时读完就一声感叹：

我靠！这那里是一堆字？这那里是一本书？这分明就是一本闪耀着金子般光芒的散文诗！这分明就是一本蕴含着无限真理的论文集！真是让我如痴如醉的、发自内心的喜欢！

尤其是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至今依然清晰的铭记：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还有，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他的评价：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哎，这是一种多么洒脱、多么执着、多么坚定的性格！我非常喜欢，非常钦佩、也非常敬仰！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这样一种血肉、这样一种性格、这样一种精神！也唯有这样一种特征才能使他发现人类的真理，作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向马克思表示最真切的致意！同时，也向中国教科书表示最悲哀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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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中国学者的真实翻译水平！

这是本文要探讨的另一个话题。坦诚的说，这本书我刚开始并没有读懂，后来反复读终于搞明白了原因，之所以读不懂主要受以下三条因素影响：

一、对西方哲学、宗教、历史、文化的了解不够，而书中又大量的涵盖这些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解的困难。

二、对政治学学科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某些概念的理解不够透彻，也在相当程度上使我步入了某些误区。

三、这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某些中国政治学者的英文翻译水平太滥了，实在不敢恭维！真不知道这帮英语都是怎么学的，翻译的文章简直狗屁不是，请允许我于此处纠正一二：

例1：

原文：“由于政府和政党十分明显的转入到有关体育和艺术的决策活动，故排除政治的论点只不过是一种掩盖政治目的，赢得支持的一种企图。”

何批：这段文字纯属狗屁不通，一看就知道翻译者过于追求直译，懒得意译和思考，并忽视了中文的表达习惯和思维逻辑，我是这么给他纠正的：

修改版：政府和政党企图将明显的决策活动引入到体育和艺术领域，以便于掩盖其政治目的，并赢得公众支持。

例2：

原文：“南非政府通常利用„把政治排除在体育之外‟的论点来尽力诱导外国运动员破坏国际上对这个国家的杯葛，以使其建立在种族歧视之上的政治合法化。”

何批：这又是一段狗屁不同，嘛也不是的屁话。我是这么纠正的：

修改版：为了使南非政府建立在歧视之上的政治合法化，政府通常会抛出要“把政治排除在体育之外”的观点来获得外国运动员的支持，并避免来自国际上的批评。

例3：

原文：“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弊端展开的公开讨论极具扩张。然而，难道我们可以说1985年之前的苏联存在着诸如政治活动之类的事？我们可能说被认可的政治活动出现了。在决策过程中的确发生了争论和讨论。党和政府官员醉心于其中的活动，不论其受到何种约束，都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那些我们称之为政治家参与的活动具有相似性。”

何批：我都懒得评论这段话了，一看就知道翻译者没有好好翻译，糊弄事呢。此段不是缺主语，要么就是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或者转折词使用不当，胡说一通。什么东西啊，翻译者太不负责任了吧。如果您没读懂，这很正常，我当初也没读懂，要想知道原作者真正的意思，请看我的何批纠正版：

修改版：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社会上产生了很多关于苏联政治问题和社会弊端的公开辩论。可是，我们能否根据这点就下结论：1985年以前的苏联就已经存在着这些政治活动呢？或许我们可以说那种被认可的政治活动出现了，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这些政治活动也的确引起了争论。当时，苏联党和政府的官员们醉心于这些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辩论活动，而且，不论这种活动受到何种约束，它都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活动（即我们称之为政治参与的活动）具有相似性。

以上三段话只是举个例子，类似于这样的屁话整本书几乎到处都是，我都懒得改了，与其费半天劲自己找主语，自己重新修改，还不如直接买英文版看得了！

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深圳大学的那些所谓的教授们翻译水平实在太低，真不敢恭维，上面三个例子就是其中一个翻译者黄卫平翻译的，什么玩意啊，我写了一个打油诗，好好嘲讽嘲讽他，就冲这个，深圳大学这样的滥学校也不值得去。

评黄卫平老师的英文翻译水平

何军

有个专家黄卫平

翻译文章有水平

大段大段读不懂

一看原文识原形

哈哈，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把《政治学导论》的课后题都想一下，然后就开始背第二遍和第三遍英语单词吧。努力！加油！

P.S.开心网的网管们，如果你们又认为我写的东西和当局唱反调，我不反对你们把它和谐掉，同时，我也不反对给与你们最无情的鄙视！

只是希望你们在和谐前通知我一下，最起码告诉我一下缘由，请不要无缘无故的移走或删除掉别人的东西，要知道，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洛克所说：

篇3：读比较政治学有感

家庭关系由家庭模式决定。美中家庭的模式是不同的。美国家庭模式的主要是核心家庭。中国现代家庭主要模式是大家庭。中国老人与移民美国子女一般组成是大家庭。中美主流家庭模式的不同导致中国老人与移民美国子女之间的冲突。主要冲突原因如下:

一、美中老人在经济上的不同地位。

美国老人第一有社会保险金, 第二有雇主提供的退休金。另外, 对于穷老人, 美国福利规定, 如果老人65岁以后没有退休金, 每月可以向联邦政府领取700到800美金不等的养老金, 医疗免费。如果你的银行存款不高于2000美金, 你可以申请老人公寓, 月房费大约在200多美金。在美国, 中国老人大多无社会保险金, 无雇主提供的退休金。经济基础决定家族地位。“老人们在美国要想过得好就必须独立, 经济上和生活上都要独立, 走出家门又是一片天。”60岁的侯君梅说。其实, 即使是不能或不愿打工的老人, 依靠美国政府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的福利也可以做到自立, 当然前提是拿到绿卡。按有关标准, 有绿卡的中国老人大部分都可以享受这些福利。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政府公寓, 每月只收几十美金的低房租。老人们还可以申请免费医疗和每月四五百美元的粮食补助。对中国老人讲, 这已经足够支撑起衣食无忧的独立生活。否则, 经济上不能独立会造成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恶化。

二、美中老人在家庭上的不同地位

许多美国人治家都讲自由。自由的观念存在于美国的家庭中。子女把父母当成同辈人。夫妻彼此分担家务。青年一般可以自由择业和选择结婚的对象。美国老人与子女是平等的, 美国家族是非家长制的。中国父系社会中老年人是一家之主, 具有绝对权力。由于父系家族制的解体, 老一代失落了在家庭中的权力:第一, 年轻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超过老一代。第二, 年轻人在经济上能很快地独立, 收入甚至于超过老一代, 因而在经济上老年人失去了传统的支柱地位。第三, 现代文明是属于“年轻人的文明”, 年轻一代能很快地掌握现代化的生产、生活、娱乐能力, 现代生活中出现的“文化反哺”现象。家庭话语权已经从老一辈转移到年轻一代, 然而传统社会中长幼辈分有严格的伦理等级, 程朱理学甚至提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而现代社会生活中, 子女不听取父母、长辈的意见, 不尊重长辈甚至于指责长辈的事时有发生, 因此成为他们不孝的理由。例如从农村老年人对家庭主要事务决定权的调查来看, 子女婚嫁、子女择业决定权是最能体现家庭权力关系的两种主要事务, 从调查来看, 农村老年人当前拥有这二者决定权的仅占46.51%和25.15%, 相对于以前老人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地位, 农村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已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三、美中文化上的差异

美国的现代家庭已转型为更广义的文化实体, 是个多元化的文化实体。人们在文化生活中寻找各种娱乐, 而不是一个宗教和教育机构。美国家庭成员的主要义务不是促使家庭成为一个社会或经济组织, 也不是给家庭带来荣耀。从家庭对社会和家庭成员所起的作用来看, 中国现代家庭的功效有4个方面:经济作用、生育作用、扶养和赡养作用、教育作用。现代社会第三产业的发展, 家庭的部分作用发生外移, 如经济作用中的生产作用、教育作用、赡养作用已经部分地转移到社会, 由社会的专门组织如学校和养老院等机构来承担, 然而家庭的感情作用等却在日益减弱。中国儒家文化对“孝”的解释是“子承老也”, 通过“子承老”实现家族生命的延续。光宗耀祖是最高成就。而现代人对本体生命价值的认识是注重现在的自我价值实现, 现在的自我生活是否得到满足。何况, 西风东侵, 现代“年轻人认为, 现代意义上的尽孝是属于过时的要求。社会资源已经向老年人倾斜, 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 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他们作为纳税人, 向社会尽了义务, 是否还要在家庭中尽义务?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年人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 甚至导致下岗, 并影响其子女的教育成长。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影响到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意愿。尽管现实生活中家庭代际关系仍然是传统的亲子两代的角色身份, 但是子代对亲代的赡养更多的是由于父母的角色身份而尽的义务, 而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出于“尚齿”、“尊老”的尽孝观和以家族生命为本的伦理价值观。体现在的代际关系是向有所疏离的平等互惠的契约化方向发展。

经济、家庭、文化的不同是核心社会组织不同的根基造成的。中国社会构造的根基在家庭, 西方社会的根基在个人,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而重家庭生活, 借伦理而组织社会, 消融了个人和团体的对立, 因而被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人重集团生活而轻家庭生活, 靠法律来统摄个人, 凝聚社会, 从而确立了个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 因而被称为“个人本位”的社会。

中美不同家庭观导致了美国八十岁的老太太在生日时渴望收到女儿的探视或者一件礼物, 然而是一张贺卡和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而中国发生了“美丽谎言瞒爹妈田世国捐肾救母”。这说明美国的老年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的确是幸福的, 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 如亲情、友情方面却是成问题的。美国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 主张个人自由, 强调个人人格, 要求不伤害、不侵犯他人尊严和利益, 不干预别人的生活和隐私, 也不影响别人的安宁, 对老人和小孩都同等看待。父母送给儿女东西, 儿子须说:“谢谢”, 反之一样。儿女18岁后便离开父母家庭而独立谋生 (上大学也尽力勤工俭学) , 不必承担奉养父母的责任。父母也不可管儿女的生活与前途, 兄弟姐妹间没有相互应尽之责。美国人不重视如我们中国人所看重的亲情、友情、乡情及邻里关系。邻里之间相距咫尺, 鸡犬之声相闻, 多是老死不相往来。这正是美国人个人主义的本质体现, 也是美国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体现。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然而, 亲情却退化了。但是, 美国老年人最大的失落与痛苦是衰老, 无助, 从而造成生活上与精神上的极大孤独和寂寞。这一点, 远不如中国老年人幸福。据美国《侨报》报道, 中国老人幸福感强, 还是美国华裔老人幸福感强?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美国华裔老人虽然面临文化差异、孤单等问题, 但精神状态要比中国老人好。根据一项对中国老人和美国华裔老人的最新对比研究, 虽然美国华裔老人普遍面临文化差异、孤单, 但他们的幸福感要强于中国的老人。这项研究是由西弗吉尼亚大学医学系老年中心教授吴蓓和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齐铱等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他们分别在2000年和2003年对在波士顿居住的华裔老人和上海的老人进行了调查。受访的这177名波士顿华裔老人和428名上海老人在年龄和性别组成上都相当。教授齐铱说, 美国的华人子女也有“孝道”观念, 知道对父母负有责任, 知道关心父母, 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有没有做到, 或是做到什么程度, 并没有一个明确指标。但是, 由于有美国的保障, 中国的亲情, 华裔老人比起中国老人和美国老人有优势。

可是, 华裔老人有时不能适应文化差异、孤单。解决美国华裔老人普遍面临文化差异、孤单主要是强调孝的传统与现代措施。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 “百善孝为先”。孝是道德的首要内容和其他一切道德的基础和出发点。孔子说“无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在今天, 弘扬中国传统道德中孝的合理因素, 人利于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有得协调现代人际关系、促进年轻一代的道德修养。“立身行道, 扬名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等等依然正确。认识之后是行动。对于移民美国的子女来讲, 行孝主要表现为 (1) 理解父母。 (2) 尊敬父母。 (3) 帮助父母。 (4) 回报父母。

参考文献

[1]论语[M].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P32

[2]许志刚.礼对周代贵族情感的制约作用 (A) .选自《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 9 9 0年3月第1版P53

[3]张玲, 康风琴, 编.大学、中庸[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P43

篇4：政治文化与比较政治学

只有在“文革”结束后，沉睡了近三十年的政治学才破土而出，步入了学术的殿堂，走上了科学的正轨。

作为例证之一，就是我刚读过的一部书稿《比较政治分析》。这本书是这些年来国内第一部有关比较政治学的专著，作者也恰是近几年来在政治学界崛起的第一批年轻学者之一。仅这件事本身，也有某种历史象征意义。本书综合现代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围绕相互联系的十个方面的主题集中论述了当代比较政治学，这十方面即：政治时代(分析当今时代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它作为一个政治化的时代的特征)，政治国家(国家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功能)，政治形式(对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因的纵横两向度的比较)，政治过程(当代政治活动的动态分析)，政治决策(决策的形成机制和执行过程)，政治文化(比较不同社会形态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及其对政治体系的影响)，政治思维(人类对政治根本价值的思考)，政治发展(对前景的估价)，政治世界(国际社会的政治关系)，政治科学(政治学的沿革、趋向及社会作用)。相信大多数读者都将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开启思索的阀门。

通读全书，不难体会到作者从政治体系的主体及其生态环境的二元运动这一主导观念和独特视角出发，对纷繁杂多的政治现象的艰苦思考，并感受到其力图捕捉新的时代脉搏的可贵探索。

作为一位勤奋的学者，作者阅读了大量资料，并在长期教学科研的实践中独立运思，融会贯通，这就为本书的信息量和知识性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视为对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各种成果便览，提供了某种当代政治分析的各家学说大要。虽略嫌简略，仍不失其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作者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框架，从中不难时时窥见作者的创意。虽然如作者言，本书是一种宏观研究，然其中仍有些微观信息，值得细细品味。

理智化而非情绪化，现实化而非理想化，条分缕析而非浪漫想象，加之阐述清晰流畅，不乏生动之笔，这些都增加了本书的可信性和可读性，值得推荐。

我不想全面而精细地估价此书，这也不是我这短短的书评所能胜任的，这里仅仅把注意力汇聚于如下三点：

1.政治文化与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

2.对政治思维的思维

3.利益集团的合法化和政治体系的法治化

一

在政治文化这一章中，作者从政治信仰，感情偏好，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等各个文化角度考察了各不同的社会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分析颇为细致周到。

如所周知，一个政治体系(一般指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其政治形式直接与此体系的政治文化水准相关，即，这个体系的组成者的普遍的政治信仰，感情偏好，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直接制约它的制度形态。这也就是通常所谓，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往往从根本上决定了该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和实际的统治方式，极而言之，从根本上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形式的国家。这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适应的。不可想象，对当代美国国民有可能实施希特勒式的或康熙式的政体和统治方式，也很难想象，对康熙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或对现在黑非洲最贫困、落后国家的人民，有可能移植英国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要而言之，政治文化是政治形式(制度)的深层结构，而政治文化作为整体文化的一个方面，又与该社会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概览整个世界历史，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所说的政治文化，主要指政治体系内的特定政治行为模式、信仰系统和每个个人政治倾向的模式等，基本上属于政治的主观意识领域，包含认识性成份、情感性成份、价值性成份和理想性成份，并且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性。

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如何，与之相应的政治形式也就如何；反过来，某种政治统治形式、制度在长期的运行中，也会逐步塑造国民的某种文化素质，同化其政治形式下的文化形态。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和顽固性，因此，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和困难，因而，就基本方面而言，是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制约了政治形式，而政治形式总的来说只是文化这一深层结构的外化而已。于是，我们看到逻辑结论是，不存在统一的对所有文化体系都适合的政治制度模式。

这是第一步结论。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有没有对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统一模式呢？很明显，由于一种文化必须与一种特定的人类共同体相适应才称得上好的文化，既然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类共同体，既然不存在绝对超越的参照系，因此，也就没有抽象意义上的绝对的最好文化，正如作者指出，“政治时代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不能绝对地说哪一种文化形态比另一种文化形态优越多少。”(《比较政治分析》第172页，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

倘如此，我们似乎将落入某种彻底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形式的相对主义，也落入了某种完全被动地顺应政治现实的犬儒主义，从而放弃了对社会进化的追求。

作者并未屈从于这种犬儒主义。

根本的原因在于当代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我们共处于“全球村”的时代。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海洋中，完全与世隔绝的政治体系孤岛已不复存在，在这种状况下，“西方各个民族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东西方政治文化相互交叉，当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相互并存，都是政治时代的基本趋势。……现代通讯、交通建立了世界性社区，文化传递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事，狭隘的民族主义，血亲关系、家族感都将化为陈迹，一种新的博大的世界主义精神正在诞生。”(第173页—174页)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在这样的大规模空间接触的世界性过程中，在这种博大的世界主义精神下，文化选择和文化逐步统一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增强了。虽然，人人都看到了文化多样化的事实，并且也都确认它的价值；但人们更清楚，文化的交融和某种趋同化、部份政治形式的变革，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变革的动力，在纵向，来自历史的经济和精神运动的驱迫；在横向，也源于现代各开放的政治体系的大规模空间接触的推动。事实上，它是多元并存的各种文化竞争而必然导致的逻辑后果。以我国为例，作为我国现行政治文化中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并非来自我国本土，而是产生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西方，这就是一个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例证。而鲁迅等五四先驱们所进行的根治国民劣根性，及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卓绝努力，正是为最终变革黑暗政治形式的极有远见的着眼点。他们正是利用文化交融的历史契机，进行着东西交融的文化综合，从而使中国在全球性的文化(生存)竞争中免于被淘汰的命运。五四先驱业已清醒地认识到，对文化传统和对国民素质的改造才是根本的改造；而只有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的根本变迁，才有可能使政治形式、政治制度真正稳定而不可逆转地从根本上变迁，从而避免换汤不换药的历史丑剧，进而真正彻底地变革业已过时的黑暗政治现实。

综合上述，可知，作者通过详尽分析所获的两点结论是有说服力的：首先，不存在某种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框架和政治形式；其次，我们也不能因循被动地单纯去适应生态一文化环境，无论是对政治形式或政治文化，人类都有权利也有可能去变革它。须知，以宏观历史的眼光鸟瞰，文化与政治形式二者都曾经历过并在继续经历着演变。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之前和之后，英国的状况就很不相同。事实是，英国人民找到了与他们的文化形态能更好配合运行的政治形式(体系)。这就表明，客观的标准仍是存在的。

二

本书探讨了政治哲学的某些根本问题，特别是在“政治思维”和“政治国家”两部份中，尤为集中。

一旦进入这一历史悠久的主题领域，我们立即发现有显眼的两极：个人与社会。而在政治时代，这两极实质是：个人与国家。这里着重讨论后者。正如作者所说：“人与社会的主题始终是人类政治思维的主要对象。”(第226页)“当代人类思维对政治的探究，更加依赖人与社会的主题框架。”(第196页)这里的核心在于：两极之中，什么是首要的、第一的或根本的？也即是说：政治哲学的终极实体何在？

仔细考察的结论是：即使在欧洲的同一文化传统中，对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的。最主要的，是存在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个体主义和国家主义。

虽然康德曾宣称“人是目的”，但他并不代表大部份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政治哲学家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人们发现，德国传统，尤其是黑格尔之后的德国传统，一直是国家主义的大本营。他们的根本观念是：国家是政治哲学的终极实体和根本目标。国家并不是单个个人的总和，它的目的也并非是为每个个人的利益服务的。它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化身。在这个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民族共同体中，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争取个人的权利和幸福是卑鄙的和不道德的。

正如黑格尔所说：“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法哲学》第254页)他进而宣称：“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同前书，第258页)，国家“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同前书，第259页)

这种彻底的国家至上主义实质上是主张，存在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比每个个人的生活高出千百倍，这就是某种神秘的国家生活、整体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的唯一最高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上述最高的总体生活而牺牲自己，个人只是总体的工具。而战争，就是这种国家英雄主义的极至，也就是贬低个体的人生观所能达到的顶点。

这种德国政治思维传统的理论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和斯宾格勒，实践代表人物就是军国主义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党魁希特勒。

与之相对立的传统是英国式的政治思维方式：个体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根本点上，它与前者针锋相对。它的终极实体是个人。个人才是最高的目的，个人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个人价值、个人尊严、个人独立、个人自由，它们至高无上。但为保障各自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互相达成协议，订立契约(法律)，各自让与部分权利组成国家，这就承担了与权利相应的义务。这些个人作为社会的主人，委托一部份人进行管理，国家从根本上是被看作一种公共职能机构，官员则是社会成员的公仆。国家只是工具，是为每个个人服务的，它根据法律，保障每个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和自由。国家公职人员可由社会成员通过经常的法律程序撤换。这种政治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强调个人作为自己目标的最后判断者，个人在法律范围内有自由选择和行动的权利，争取个人的权利和幸福是理所当然和无可非议的。在国家关系上，提倡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这些，就是英国传统的基本点。

这一传统的理论代表人物是英国人洛克、穆勒、罗素、培罗德·拉斯基，法国人狄骥以及德国人康德，而它在实践上的代表人物则可举出美国政治家林肯和英国政治家邱吉尔。

这两种传统导致的社会形态的对比是鲜明的。依德国国家主义传统看法，权力是属于整体的，社会恰象一个金字塔，每个人都有一定地位，或者命令别人，或者服从别人，从总体上看，二次大战之前，近代德意志民族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于命令与服从的权力等级的区分上面，而近现代英国(及与英国类似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奠立在财产的多寡和贫富的差别之上。换言之，前者是个兵营化的政治共同体，后者则是商业化的政治共同体。

以国家为最高目标的哲学，施行的结果使国家遭受无穷尽的浩劫；以个体为根本目标的政治哲学，虽然导致了国家的繁荣，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这种繁荣是不稳定的，现有的稳定是相对的。但这种历史的逻辑还是引人深思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人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兵营化”的政治体系正逐步向“商业化”的政治体系转化，德国传统正向英国传统靠拢，西德与日本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当今，“‘反国家主义’正风行一时”(第50页)(当然，这里所反对的“国家主义”与本文前述的国家主义有所不同，本文所指的国家主义，实质上是国家至上主义。但二者仍有某种精神相通处)。由这里，我们也看到历史运动的某种难以避免的进程。

论及此，我不由想起斯宾格勒曾下过的判断，他认为：“西方三个最后的国家所企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有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英国)、平等(法国)和共有(德国)。”这三个口号在政治实践上最典型、最集中的代表就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德国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

当我们研究西方的政治体制时，除了看到它们的共性以外，对比这三者间的区别及其后果是意味深长的。

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探讨，过去国内学术界还未仔细深入地进行过，而本书特别强调政治思维中“人与社会”这个永恒的主题，我想，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三

与个体主义的政治哲学相关的另一点，就是确认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

本书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实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社会上并不存在普遍一致的社会价值，更多的只是利益集团和个人的价值观念。”(第150页)

事实上，本书所阐述的团体决策和搏奕理论的精髓和依据，都奠立于利益集团的划分之上，这绝非偶然。

作为现实主义者，只能面对这种现实，而不是掩盖这一现实，更不能否定这一现实。重要的是，政治体系应以上述事实为出发点和根据，确立某种公平的规则，使各利益集团通过种种合法的途径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诚如作者所说：

“政治体系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各利益集团的竞争规则，平衡各相互冲突的利益，制定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均是利益集团经过一个竞争过程后达到的均衡。均衡取决于政治共同体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变化，公共政策也随之而变。”(第151页)

这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事实上，政治体系的基本构成形式也应以上述事实为依归。这就是说，可以把上述思想更彻底地推到逻辑终点：把利益的概念扩展，把政策的地位升格。这里利益的概念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及其它内容，使公共政策的地位上升到根本法律的地位，这里的法律就是政治体系的最根本的“竞争规则”，它以如下原则为基础，

(1)承认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

(2)承认各不同集团有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3)法律是调节各集团利益的最高的公开的准则，各利益集团只被允许在法律范围内竞争

(4)除法律外，不存在高于或超越于各利益集团之上的“总体利益集团”或个人，不存在全知全能的高于法律的绝对最高权力实体或个人

(5)制定与修改法律的立法机构是经由公正选举而授权的。选举是有规则的和公开的。法治社会的法律，是事先公开宣布的一般原则——竞赛规则(不针对特定集团与个人)，它使利益集团或个人能预见国家机器运转的规则，预先知道自身在某种条件下能做的事不能做的事；在法律面前，各利益集团和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以合法手段争取自身的利益，进行公平竞争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公开化和规范化。公开化才有可能有舆论和各对立利益集团的监督，规范化才对各集团和个人公正合理，利于社会稳定。从而使各成员各得其所，各获其益，相互竞争，动态平衡。

过去我们不敢承认利益的不同，有时矛盾被掩盖而酿成大动荡乃至文革式的浩劫。这个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鉴于此，可以说，承认各不同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使之纳入法律运行的范围，使政治竞争公开化、规范化、合法化，这是健全法治社会的必由途径。本书使这一主题进入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应当说，在国内具有开风气之先之功。

篇5：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兰因小舍

我始终觉得，对像我这种读书不勤的人来说，与一本书的相遇很需要缘分，就像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尽管粗略知道钱穆先生其人，但却是前不久才接触他的著述。而每每凭借这一点浅缘，却能领略往者光辉厚重的思想，于我真是平凡生活中一大乐事。虽常觉相见恨晚，但更多是“毕竟没错过的”喜悦而知足。

这本书很薄，是钱穆先生将其在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所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整理而成，择汉、唐、宋、明、清略举大纲，陈述历史上传统制度的机理和演变。本是闲闲地翻看，越看越入神，态度也愈发郑重。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将自秦至清的政治传统用“封建专制”四字一笔带过，是如此轻率取巧，粗暴斩断传统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智果，实则这“故纸堆”中有于今很多领域都可以借鉴的大智慧。二是感佩于钱穆先生平心客观的历史态度，讲史条理性极佳，文字不锋芒，却让人觉得从容大气，诚恳宽厚。虽非学术专著，但也叫人如灌醍醐。

历代政治制度，这一题目已极宏大，又与文化、人事相连结，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本书单就制度，从四方面限定在一个范围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觉得是相对谨慎合理的，有其内在结构机理。一是政府的组织，也即政府职能分配的角度，二是考试与选举，政府与社会连结流动的角度，三是赋税制度，财政经济的给养角度，四是国防和兵役制度，军事的保障角度。四个角度不是单独割裂，而是互有连接影响，用连系的角度看待问题。

（一）政府的组织

自秦至清，一共同特点是都有皇帝，若因此即判定其专制黑暗，未免武断，因一制度的由来和形成，都是要结合其国情来讲。如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市民集合至广场民主公选领袖，有其现实的可行性。而中国立国规模大，小农经济发展早，散布全国，当时要来推行民选制度几乎不可能，况且民众是否真能有效操纵政权，民意多大程度上切实还另当别论。

就中央政府来讲，历来有皇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因自大一统局面开始，皇室便和政府是分开的。从历代相权的演化过程，我们也能看出皇权地位逐渐提高，相权逐渐衰落的局面：汉制宰相作为政府领袖，掌握政府实权；唐宰相由领袖制变为委员制，分而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已分割相权互为制衡；宋撤门下尚书，仅留中书在内廷，军事财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则中书亦废，六部分头而治，形成多头政府；至清军机建立，六部仅作执行机关，无权对下直接发命。这也与上述皇权世袭相关，皇权世袭宰相却非世袭，皇权地位尊严不断升，政府的权不断降。这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问题，制衡越来越薄弱。

就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讲，自汉代官级扁平，转换灵活，至清中央在地方层层下派官员，不许地方有真正权柄，则是中央日益集权，地方政权逐渐衰落。这从某一程度是好的，由四分五裂至统一集中，有一凝固的中央，利于政令集中高效，保障执行。然而极而复衰，地方政权衰微也带来地方发展滞缓无持续性，不利于长远。

（二）考试与选举

自汉以来，除皇权世袭为制度正统外，政府里便无世袭制，可以说，历代政府是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原旨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自汉举孝廉，至唐将进士之门扩大打开，凭事实讲，其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也是科举内在精神。一项制度能延续存在几千年，必有其生命力，但运行越久，也像机器年久折耗一般，有其积弊。一方面，形成重文求仕的社会风气，加之传统政治“节制资本”的政策，引导民间才智竟求政治发展，抑制工商资本发展，造成政治上的臃肿病。另一方面，进士及第即可入仕途，人人有入仕的希望和机会（虽不论这机会大小与公平），再加上刻意地重农抑商，逐渐形成一平铺的社会，无法形成有力的团体组织，这于中央加强统治自是好事，但却使得社会没有力量，长久下来不利于推动社会的总体发展。

（三）赋税制度

财政经济是政治制度得以存立和延续的养料，自是有其重要地位。中国自来是农业社会，土地制度又可以说是经济制度的根基，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连。汉井田制已废，对土地采取自由买卖，轻徭薄赋却未能平均地权，无法抑制土地兼并之风，贫者无立锥，使减轻租税政策失去功效。汉扩大版图需财政支持，由此衍生出“盐铁官营”的政策。唐由租庸调到两税制演变，虽方便了征收，但一任农田自由转移，失却为民置产的精神，亦造成重复征收随地摊派现象，致使贫者愈穷。宋明清以下也基本沿袭两税，政府多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本源问题放弃了。土地制度的变迁改革本书未多加涉及，感觉也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四）国防和兵役制度

养育政府靠经济，保卫政府靠武力。如前所说中国社会崇尚文治，以文统武，但历代大多对军事这一块亦重视亦注意限制军队权力，尤其唐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以后。汉全农皆兵，分为卫戍，属民众对国家担负的义务。唐全兵皆农，府兵自给，武官立功，以功名奖励无实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中央文臣兼地方事，军权则集中中央，募兵制与长期防御政策不匹配，导致冗兵冗吏，加重财政负担。明卫所制度重归唐制，军队自给，但承平太久，军队制度亦有松懈衰落。清朝由于满族民族特性以及部族政权的巩固需要，初期军事力量较强盛，然也有和明同样的问题，国运隆盛，承平太久，有的八旗子弟一辈子不打仗，优渥特权自然会滋生松懈偏废。这个话题又是好大，强军事、定军心，在当代也是个重要议题吧。这块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不能强加议论。

篇6：读《政治经济学概论》有感

萨伊(1767-1832)于 1803年发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而后于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精义》是该书的缩写本。该书在欧洲有着不可质疑的地位，斯图亚特、李嘉图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整本书都围绕一条主线展开，即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也是他的副题。因此，我们可以说，整本书的思路、结构一目了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第一篇《财富的生产》主要围绕为进行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各种生产要素展开论述生产领域的问题。此外，还论述了商品流通，对外贸易和货币等问题。第二篇《财富的分配》中，萨伊认为分配的对象是价值，因而他首先说明价值、收入的来源和价格的变动。然后指出分配是怎样进行，并分别阐释同生产三要素相对应的三种收入：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第三篇《财富的消费》中，提到了个人消费并重点探讨了公共消费。在进行各部分的研究中，他遵循了严格的归纳推理的方法，全面分析复杂的财富现象，从而提出了他的关于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理论。

本人着重阅读了该书的第二篇和第三篇。

在第二篇中，本人对萨伊的以下观点印象比较深

刻。

第一，萨伊在分析财富的分配时提出，在一般情况下，“最大的利润并不是得自最贵重物品或最不必需物品，而是得自最普通的最不可缺少物品”（P362）、“懂得真正利益的个人和国家，总是喜欢从事商人叫做日常物品的生产”（P364），对我们当今的政府和政策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第二，萨伊根据生产的三要素把收入分为三种收入，充分体现了他科学严格的推理。在简单劳工的收入变动中，萨伊认为粗笨或简单劳动价格的最小变动被看做是严重灾难是合理的。因为，对于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超越财富和超越才能的阶级，利润率的缩小不过使他们节省一些费用，或至多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侵蚀已经掌握的资本。但对全部收入只够维持生存的人，工资的下降如果对劳工本身不是致命的打击，至少对他家庭的部分成员是致命打击。该观点与我们政府关注低层收入者的生活状况不谋而合。萨伊主张政府必须在尽可能不干扰人类事物自然发展的范围内，或在尽可能不妨碍各人自由来往的范围内，保护劳工阶级的利益，对于今天我们一直关心的政府职能转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争取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

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

第三，萨伊在产品对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的影响时，提出除鼓励生产外，什么也不能永久地增加人口，除侵害生产来源外，什么也不能永久地减少人口。地震、瘟疫等临时性灾难所造成的最大祸害，并不是人口的损失，而是它给人类所带来的苦难。这引发了我们对我国今年所发生的地震、暴风雪等一系列自然灾害思考。

第三篇中萨伊在课税上的见解非常深刻，而本人对他在公共教育费用上的观点也深有感触。

萨伊认为，首先从两个问题作为切入点，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一，公众的利益，在于增进或促进许多种类的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这些种类当中，很多是个人有兴趣研究的，因而无须由公众负担教育费用；第二，初级科学（读书、写字、算术等）与理论科学，即最低级知识与最高级知识，不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必须由目的在于照顾公众利益的政府当局给予支持；第三，萨伊认为，唯一不容许以公费传授的科学，乃是伦理科学。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不可否认，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了教育与人才的重要性，我们国家也不例外。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对农民工子女的关

注，高等教育的重视等都体现了国家对公共教育费用上的支持。但是目前也有很多的争议，比如，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的低满意度，低的人均教育投资，以及大学是否应该扩招，费用是不是太高，研究生教育应该自费还是公费等等一系列的疑问很难得到明确的答案。本人认为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点，我们必须要解决好教育上的一系列问题才能从意识上也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与我们的经济相匹配的精神强国。

另外，读完这本书后本人还有以下几点收获： 首先，萨伊在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严格的逻辑推理研究方法对我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有莫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正是凭借对社会上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的深刻剖析成就了萨伊，作为一名经济学学习者，我们也应该凭借一颗火热的心和冷静的头脑，关注身边的民众，关注当今社会的经济热点，对社会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三，我们应该学习前人的治学态度，虚心学习前人观点，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敢于提出与前人不一致的见解，而不是仅仅阅读完就盲目的跟随前人，即使自己有疑问，即批判性地继承前人观点。同时，在学习过程中，要乐于讨论，了解他人观点来丰富自己的见解，做到求同存异，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