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韩丹丹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红丹丹也叫映山红，开花的时候漫山遍野，红彤彤一大片甚是好看。郑晓洁说她最喜欢红丹丹，她喜欢红色的花朵。因此她把自己创办的我国第一家助盲公益机构也起名为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为了帮助盲人，郑晓洁可谓心中一团火，温暖千万家。
第一篇：韩丹丹论文范文
与北大学者张丹丹聊聊留守儿童犯罪问题
人物PORTRAIT = P
张丹丹 = Z
P：你是搞经济学的，怎么会关注到留守儿童犯罪这个研究方向？
Z：
我一直研究城乡移民，之前就做过流动人口犯罪的研究，研究资料显示80%的犯罪都是流动人口作案，流动人口是犯罪群体的主体。但是当我在城市层面上寻找城市的犯罪率和城市农民工比重之间的关系时，根据全国1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的样本，却发现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既然农民工比例高并不必然增加犯罪率，为什么统计数据上显示农民工是犯罪的主体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在城市层面上研究是不够的，要落实到个体上，因为犯罪还是个人行为，要细化到这个层面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犯罪。
2013年，我联系了广东一个男子监狱，对其中1200个服刑人员做抽样调查，收集了很多信息，有农民工背景的服刑人员占84%，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犯罪。2014年底开始看数据找因果关系，我们从经济学、犯罪学的文献里面找了很多个可能的原因，一个一个对照数据去看，发现有两个指标特别重要：一个是在老家的性别比越高，也就是男多女少，他犯罪的可能性越大;第二个是，如果16岁之前他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犯罪的可能性大。
P：你说的“16岁之前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犯罪的可能性大”，这个具体数据大概是多少？
Z：
17.3%，似乎并不高，对吧，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在2013年，他们平均年龄在29岁，再往回推13年，在2000年，他们平均16岁，因此他们大多属于2000年之前被留守的那一代人。那个时候留守儿童比重远远低于现在，属于第一波留守儿童，大部分是80后。
P：你研究的形式和过程是怎样的？
Z：
在一对一问卷访谈之外，我们设计了一些经济学的游戏，来测度他们的行为偏好，比如说风险偏好，如果我只是问你“你爱不爱冒险”，你会告诉我一个很主观的答案，但我想要一个客观的行为偏好测度，那就需要设计一个游戏，通过游戏中人的行为并根据一些公式和算法看这个人的风险偏好。还要看他是不是信任别人、可以被信任，以及利他的表现，是不是诚实、愿意竞争等等。
P：结果怎么样？服刑人员在風险偏好上会有特殊表现吗？
Z：
服刑人员风险偏好这个指标，当时为了比照，我还在监狱外做了一个对比组—300个普通农民工样本，监狱里面是相当于犯罪的农民工。对照来看的话，服刑人员表现出了非常奇怪的风险偏好，他们是两个极端的，一部分人是极度的风险厌恶，一部分人是极度的风险偏好，而监狱外是比较正常分布的。也就是说服刑人员比较极端，要么特别不爱冒险，要么特别爱冒险。
P：为什么会这样？
Z：
这个事我还没研究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后来自己想的解释是，服刑人员犯罪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犯罪，就是团伙里面的老大，或者是主导的那个人，他们是极其的风险偏好的;另一种可能是随同犯罪，团伙里被带着的，那些人可能相对是风险厌恶这一类。但还有一种可能是，被抓进去这件事情本身，会导致人有两种极端的表现。所以这个事我说不清楚，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就没有办法给一个逻辑上的结论。
P：你研究中划定留守儿童的标准是什么？
Z：
我划定的留守是极其深度的留守。因为我们在问卷中设计的问题是，“16岁之前，你是不是大部分时间没有跟你的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又追加了一个，“平均有多少年没跟父/母在一起”。最后的结果是平均9年，特别长。所以我探究的这个“留守儿童”是深度的、长期的留守，他们是长期没有得到父亲或母亲关爱的孩子。
P：没有父亲“或”母亲？
Z：
对，我有单独只做父亲不在，和只做母亲不在的(调研)。
P：结果差异大吗？
Z：
差异还是挺大的，父亲不在的话，对儿子影响更大。因为我调研的是男子监狱，父亲的确对孩子影响更大，母亲不在的话，可能是孩子没有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而导致犯罪，也就是说如果我控制了教育之后，母亲不在没关系，但是父亲不在，非常重要。
P：为什么父亲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Z：
国际文献上是这么说的，男性成年之后的不法行为主要是父亲的影响。但具体也没有一个更好的解释，我猜测如果父亲不在的话，可能没有一个威慑的东西。
P：听说你还对部分服刑人员做了深度访谈？
Z：
对，其实一般经济学家是不做访谈的，就是看大数据，但是我当时怎么都摸不着那个脉，到底留守儿童为什么会犯罪?我就想去聊一聊。然后就从我这1200个服刑人员的样本里找了一些符合条件的，比如16岁之前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的，找不同的犯罪类型，找了七八个人，做了一些比较深度的访谈，每个大概都聊了3个小时，最后素材挺多的。
P：访谈过程中有什么发现吗？他们留守经历的差异性和共性如何？
Z：
每个人都不一样，差别好大。当然也有共性的东西，很多都是初一、初二就不怎么好好学习了，流落到社会上。但是他们有跟小混混在一起的，有自己玩六合彩的，有跟着父母出去打工的，什么样的都有。
P：在犯罪类型上存在明显差异吗？
Z：
犯罪类型上真没差别，只影响他犯不犯罪，但是跟犯什么罪没关系。本来以为会不会有太多暴力犯罪，但实际上并没有显著差异，每一种犯罪类型都差不多，吸毒、经济犯罪等等，不过我们确实发现有留守背景的男孩子更可能参与赌博。
P：严重程度也没有具体的影响？
Z：
没有影响。
P：留守儿童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成长阶段情感的缺失，在你的访谈中，他们有没有聊到自己小时候情感的主要出口在哪里？
Z：
人是社会性的，都需要被关爱，你心里话总得有人说吧。那么他们可能就是跟周围的小伙伴和家里面的老人说，也会偶尔跟父母打打电话。
其实我更关心的东西是他有留守的经历后，为什么会犯罪?我觉得他们在情感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小男孩的表现是，他无法接受爷爷得癌症去世这个事。他是常年留守，很怨父母，跟他爷爷关系最好。那孩子特别聪明，初中就玩六合彩，赌出来了一栋房子。他买这房子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回来，最后他爸妈一直在珠海、深圳跑运输，没回去。其实他是那种特别有担当的人，后来他去了珠海一个传销公司，做到一个特别顶层的位置，有房有车，年薪很高，有女朋友，特别稳定。
结果在他一切都挺好的时候，爷爷突然得癌症了，他就倾其所有回到老家给爷爷治病，治了半年，钱也花得差不多了，爷爷也去世了，他整个人就特别消沉。他在情感上完全是依附于爷爷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理解不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不行了，一蹶不振。后来他为了东山再起，跟一个团伙合作抢银行，帮人开车，从一个省开到另一个省，结果就被抓，判了十几年。我总觉得这跟他留守的经历，以及亲情的缺失很有关系。
P：情感太缺失了。
Z：
特别缺失，好像总得要弥补什么似的。就像另外一个男孩，他找了很多女朋友，最后也是因为有个新女友带他进了一个建筑公司，后因诈骗入狱，跟这个女人有点关系，最后栽在这件事情上。我的一个体会是，他们犯罪的背后都有情感原因，再一个他们确实离开学校比较早，一般初一、初二就很不认真学习了。
P：九年义务教育都没完成？
Z：
对，都没完成，或者说他也许初三毕业了，但初中后面那两年基本上不怎么上学，晃晃荡荡，家里对他的控制也比较弱。他们的情感依附性都比较强，一旦这个东西被打断，就会有一些影响。
P：他们具体的学习水平怎么样？
Z：
监狱里的认知测试结果特别差，比监狱外平均水平要差很多。一般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差不多是初中，服刑人员这边文盲特别多，有些岁数大的不认字，有研究表明认知能力差犯罪的可能性更高。
P：留守儿童家庭的收入水平怎么样？
Z：
留守儿童有一个特点，手里有点钱。虽然情感上缺失，但他们比农村其他的小伙伴们更有钱，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好多人都去玩游戏啊，去台球厅啊，有好多朋友，都是在那种花钱的环境里结交的。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相当于农村的“富二代”，但又没人管，又是男孩，在十几岁的时候荷尔蒙会让他们很想要干点啥。
P：隐患蛮大的。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把父母弄回去么？
Z：
一个是弄回去，但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会尊重一般的经济规律，认为移民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人都是往高处走的。那如果说大人要进城的话，他们当然应该把孩子带进来，当然这里面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了。城市要怎么容纳这么多人，怎么提供更多服务的同时又不损害当地人的感受，这就需要有很强的管理水平。但从现阶段来看，并不容易做到。
P：那保证了父母陪伴的话，会降低这类留守儿童的犯罪率吗？
Z：
我的研究至少是证明，如果父母陪伴孩子成长的话，犯罪率应该会下降。
P：留守儿童成为父母之后，自己的留守经历会带来哪些影响？
Z：
我们访谈到有一个人，说着说着就落泪了，他是留守儿童，现在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被抓进来也变成留守儿童了，他心里特别难受，他觉得自己的孩子正在经历他小时候要经历的一切。
P：2015年你又做了女子监狱的调研，可以讲讲两者之间的差异吗？
Z：
我们发现性别差异也是挺显著的。但是因为这部分有一个技术问题没有处理干净，所以现在不能确定是不是最后的结果。女性那边感觉留守经历与教育不足高度相关从而影响犯罪，给定同样的教育程度，留守對犯罪的影响就变弱了。但男的这边，就算把个体间教育的差异控制住，父母不在身边，留守本身导致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P：女性犯罪群体的特征呢？
Z：
女性犯罪就跟情感关系特别大，女性三分之二是涉毒案，携带毒品，教唆吸毒，还有毒品交易、贩毒，折腾出钱来再接着去吸，“以贩养吸”。我们访谈的这600多名女性服刑人员当中，吸毒的原因多数是男朋友吸，自己跟着吸，之前要么经历过离婚，要么分手了，都有不好的感情经历，而且大多是被自己的伴侣带着吸的。
P：女性留守儿童会因为自己对情感的需求更强烈而更容易犯罪吗？
Z：
我没办法得出结论，这可能是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局限。我必须能够测度才能看，不能测度的东西就算觉得再重要也看不了。
P：你们这个研究的社会公共价值还是蛮大的。
Z：
留守儿童的确已经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了。今年8月发生的滴滴顺风车事件就是这样，一开始大家关注的是滴滴处理的不当，后来就变成扒这个司机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犯罪。我们的研究就是把这里面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给挖出来。
我们做这个研究绝对不是说留守儿童一定会犯罪，只是说这个群体相对于没有留守经历的犯罪可能性会增加，我们不能歧视有留守经历的孩子，比如说招工时留守儿童被歧视，这可能导致他们更容易犯罪。我们现在就是想如何帮助他们以后能走上一个更好的，更正规的道路。
作者：姚胤米
第二篇：红丹丹：和盲人一起看世界
红丹丹也叫映山红，开花的时候漫山遍野，红彤彤一大片甚是好看。郑晓洁说她最喜欢红丹丹，她喜欢红色的花朵。因此她把自己创办的我国第一家助盲公益机构也起名为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为了帮助盲人，郑晓洁可谓心中一团火，温暖千万家。
今年7月初的一个上午，本刊记者来到了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红丹丹教育文化中心和心目影院就坐落在这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像每周六一样，心目影院正在给盲人朋友播放电影《廊桥遗梦》。记者现场看到大约有二三十位盲人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听着主讲人给他们讲电影。心目影院的墙上贴着崔永元、王小丫、欧阳夏丹、和晶、曹一楠等著名主持人的照片，这些“名嘴”都曾义务来这里为盲人讲过电影。
电影放映之后，记者来到办公室，郑晓洁向记者讲述了她创办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近10年的酸甜苦辣。
由感动到实践
郑晓洁说自己和残疾人结缘源自24年前的一次邂逅。那时候她在航天部工作，在完成工作和照料家庭之余，她每周还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心理学自学考试的进修，一次她在进修学校的楼梯上看到奇怪的一幕，一个女孩子坐在楼梯上，用双手撑住身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挪着上楼。郑晓洁了解到，原来这个女孩双腿瘫痪，但每周都坚持自己坐轮椅前来学校，由于当时的学校没有无障碍通道，最后的10多级台阶，女孩只能用这种方式将自己挪进教室。女孩的坚强打动了郑晓洁，她帮着女孩上楼进入教室，并和女孩成为了朋友，后来还一起拿到了自考毕业证书。正是这次邂逅，让郑晓洁感到了残疾人的不易与坚强，从此她走进了残疾人的世界。
红丹丹的成立要回溯至2000年。当时从事电视节目发行的郑晓洁，与丈夫王伟力共同创办了电视节目《生命在线》，以纪录片的方式讲述残疾人的故事。
电视节目需要大量投资，就当《生命在线》即将启动的时候，投资方却不愿意掏钱了。这让郑晓洁陷入两难，坚持还是放弃，她选择了前者，毅然动用家里30万的拆迁款启动了节目，并在全国范围征集节目主题曲和报道线索。
拍摄过程中，残障人渴望被社会理解与接受的强烈愿望，让节目组成员深受触动。2003年底，节目开播后在观众中得到了肯定。但主创们在筹措制作费用时却屡屡受挫，他们也由此深刻感受到社会对于残疾人的关注与支持尚且远远不足。
于是，郑晓洁、王伟力决定另辟蹊径，离开以宣传倡导为职责的传媒行业，转投残障服务一线领域。
郑晓洁的丈夫王伟力今年54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熟悉他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大伟”。大伟曾下海经商多年，2003年7月，就在大伟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他和爱人一起成立了这家纯公益性质的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致力于社区残疾人综合能力发展和文化创新。
作为一家民间非营利机构，红丹丹致力于用音声解说技术为视障群体提供无障碍文化服务，并倡导社会为视障群体创建融合性支持环境。
盲人与其它残障类型的不同在于视觉障碍。许多后天致盲的视障者，也将在数年之后失去视觉记忆，他们说“连做梦都没有图像”。针对这种内心的“盲态”，红丹丹通过大量的实践找到了解决视障者基本需求的手段——“视觉讲述”，即通过语言描述传递视觉信息，包括讲电影、触摸模型、舞台讲述、随行讲述等。
为了解盲人的世界和想法，郑晓洁经常闭着双眼，由丈夫搀扶着走上大街，一走便是四五站路，然后两人再互换角色。睁开眼睛后，两人更深入地了解了盲人对未知世界的渴望。
源自心灵的沟通
从2005年7月至今，红丹丹每周六上午都会举办“心目影院”活动，为盲人免费放映一场电影。经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担任电影讲述人，用生动、丰富和准确的语言解说电影场景，为盲人传递视觉信息，不仅帮他们看懂一部电影，更让他们通过电影了解社会，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他们正确的社会行为模式信息。
由于有了“心目影院”，这个小院每个周六的上午都格外热闹。
现在，“心目影院”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观众，他们甚至不惜乘车两三个小时从丰台、房山、顺义等远郊区赶来。其中一位盲人属于后天失明，曾经因为难以接受现实而多年闭门不出，甚至不许家人看电视、看电影。“心目影院”却让她走出了家门，在志愿者的讲述里欣赏电影。她也因此对家人更为宽容，更好地融入了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杨林山来自北京东城区，今年40多岁，他属于全盲，他说：“讲电影就等于给了我们一双眼睛。”来自北京丰台区的杨文英今年60多岁，也属于全盲。她说：“听听讲电影的过程，就好像摸到了这个世界。”
作为红丹丹的常规活动之一，“心目影院”有上千人次志愿者参与讲电影活动，迄今为止已开展现场讲述300多次，上万人次盲人朋友到现场听讲电影。
“心目影院”并没有先进的视听设备，一台电视、一部DVD播放机、外加一个扩音器，大伟的工作就是用这些简单的设备把丰富多彩的电影世界讲述给盲人听。
2006年，红丹丹在拜耳(中国)有限公司的资助下，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开办了广播版《心目影院》，为盲人听众提供影视欣赏服务。随后《心目影院》陆续在中国文艺之声、中国之声、青岛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多个地方电台播出。
自2009年起，红丹丹获得了日本盲人图书馆提供的Daisy图书制作技术方面的全面培训，建立了由红丹丹工作人员和核心志愿者组成的技术小组，同时，读书录音的志愿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之中。截至目前，已参与其中的志愿者已超过300人，制作Daisy图书100多部，6000多人次的盲人读者享受了这里的有声图书阅读服务。
“为盲人多读一本好书”，郑晓洁呼吁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读书录音。她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满足盲人个性化读书需求的盲人图书馆，使得盲人的阅读像健全人一样便捷、丰富，让他们从书中获得更多信息。”
红丹丹推出的触摸——指尖上的世界项目的主要内容是让盲人触摸实物模型，接触平时罕有机会摸到的物品，感知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红丹丹已经建立了一支近百人的讲解服务志愿者队伍，在2009和2010年的卢浮宫雕塑触觉展览中，为盲人参观者提供专业的视觉讲述服务。
2008年，红丹丹与著名话剧导演林兆华合作，邀请12位盲人演出话剧《盲人》。首次登上舞台的盲人演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对于许多视障人士而言，文化活动为个人的存在带来尊严，使他们不会完全流离于社会生活之外。
2010年，红丹丹成立了心目戏剧工作坊，推动盲人戏剧。许多盲人在倾听与声音表达方面能力突出，考虑到这一特点，心目戏剧工作坊还定期举办剧本朗读活动，让盲人演员和听众一起感受台词的节奏，捕捉人物的内心。
2011年8月14日，朝阳9个剧场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表演者，他们坐在舞台中央，一字排开，每个人脸上都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没有太多的舞台装饰，没有华丽的灯光渲染，在古琴和古筝的伴奏下，表演者们用情朗诵着一篇篇古典诗词名篇，他们的声调、音色堪比最专业的主持人……朗诵结束了，在一段短暂的沉寂后，现场爆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观众们钦佩的不仅是表演者的技巧，更有他们统一的身份——盲人。
回归社会的尝试
自红丹丹成立之日起，为了拓宽盲人的生存技能，增加盲人就业的机会，红丹丹开始对盲人学员进行专业系统的广播技能培训和综合职业素质培训。经过培训，7位盲人学员通过了国家语委普通话一级甲等测试。
2004年5月17日，由盲人集体参与制作的广播节目《心目看世界》开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栏目中播出。《心目看世界》播出一年多，多家地方广播电台纷纷邀请红丹丹提供盲人制作的广播节目，并为他们培训合格的盲人广播主持人。
“此项目于2008年10月结束。我们共培训盲人学员20多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盲人学员通过自建声音工作室或被电话广播公司录用，实现就业。” 郑晓洁说。
红丹丹和郑晓洁的工作受到了盲人的欢迎，却得不到社会和家庭的理解。为了支持机构的运作，郑晓洁前往一些企业的基金会募款时，会被质疑利用残疾人赚钱。为了交房租，郑晓洁和大伟用光了过去所有积蓄，还背负了10多万的债务，为了维持红丹丹的运作，他们甚至砸了儿子的储蓄罐，以至于朋友一看到郑晓洁的电话就以为是来借钱的而不敢接听，连她的母亲都直骂她是败家子。
面对重重困难，郑晓洁仍然选择了坚持。现在郑晓洁一家三口都住在妹妹郑铮的房子里，她说他们一家人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吃有住就成。“只要我饿不死，就会一直干下去。”郑晓洁经常这么说，而一些社会爱心人士知道郑晓洁的故事后，也加入红丹丹团队做义工。
2006年国际盲人节，红丹丹带着盲人们爬上了长城，又在解放军歌剧院给上百名盲人朋友讲了电影，而郑晓洁的母亲也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女儿所做的一切，第二天一早郑晓洁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在电话里哭了，她说：“人这一辈子能做这么件事，值了。”
作者：张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