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公司法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上市公司(与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维持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高效、充分、准确的信息披露使证券市场的三大利益主体——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管理者均受益颇多。
第一篇：公司法学论文范文
模拟公司教学法在法学实训中的应用
摘 要：文章从模拟公司教学法的源起及适用条件出发，阐述了将模拟公司教学法引入法学实训的意义，并提出了模拟公司教学法应用于法学实训中的策略。
关键词：模拟公司教学法;法学;实训
模拟公司教学模式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其理论依据来自于教育学中的“行为导向”思想。德国著名学者特拉姆认为行为导向表征的是一种教学模式的基本精神，在其指引下，参与学习的个体能够在评估自身能力、了解客观规律及预判行为结果等方面得到切实的提升。这个参与学习的过程在实质意义上就是一个个体不断发展的过程，参与学习的个体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等方面获得渐进性进步。以行为导向为指引的教学模式通常以案例教学法、主题教学法、角色教学法、模拟教学法等形式展现出来。追根溯源，“模拟公司教学法”就是模拟教学法在专业教学中的具体应用[1]。这种教学方法旨在赋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限，使其在教师的督导之下按照实际的商事活动规则与法律制度“创立”某种公司形态。虽然这种公司并非实际存在于商业社会中的法人主体，但其基本功能与真实的商业公司完全一致，可以采取虚拟化的商事交易与运行方式开展相关活动，只是货物交易与货币交易仅限虚拟形式而已。参与学习的学生可以担任模拟公司的具体职务，扮演其应有的角色[2]。从1984年起，模拟公司教学法被引入国内，在经济类专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推广。目前商务外语、文秘等专业教学也正在尝试开展，而其在法学实训环节的尝试尚付阙如。
二、模拟公司教学法引入法学实训的意义
众所周知，法学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我国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往往强调单向度地传输知识，而忽略对学生实际法务操作能力的培养。此弊端虽久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批判，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切实变革与不断优化我国法学教学模式的任务极其艰巨。尤其是掺杂了高校扩招与就业压力等因素后，问题就更为复杂。此外，时代的变革与社会的进步不断加剧法学教学模式变革的压力，学习环境的开放性逐渐增强，法学理论不断发展变化，信息爆炸的社会环境更使得法学教学模式日益暴露在信息共享化与透明化的层面。如果以课堂教学、知识讲授为核心的传统法学教学模式不能与时俱进，我国法学教育的整体质量提升与可持续发展都将面临严重威胁。
改革的方式之一就是将重视实践技能培养的实训教学方式引入法学教学。模拟法庭教学法、法律诊所实训均属此类。虽然教育者们对“法学实训教学”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实训教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诸多院校没有建立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的条件，很多高校模拟法庭教学效果不明显。一方面是因为实训教学方式与课堂理论教学方式之间过于泾渭分明，“理论课”与“实训课”在内容设计上脱钩严重;另一方面，很多高校的法学专业实训课程流于形式，没有实现预期的教学目的，没有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任务落到实处。而 “毕业实习”作为各法学院校普遍开设的实践课程，是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实践能力培养的必经环节，根据学生所在院校的规定，即将毕业的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入法律相关实务部门、社会机构、企业实习，了解相关法律业务知识，以提升专业操守、职业知识、道德品质等，为将来从事法律工作奠定基础。这种教学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学生在有限的实习期无法真正适应与融入到实习单位的主要业务活动中，许多学生无法参与实习单位的核心业务，其职业素养的提升与实践知识的增长十分有限。甚至很多院校的毕业实习就是应付了之。经过所谓的毕业实习，不少学生还是对相关法律实践常识知之甚少，并未能具备应有的知识水平[3]。
可见，法学实践教学中现有的教学形式，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等方面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困扰，其运行质量和效果不佳。着眼于我国法律专业实践教学的具体情况，不难发现，其遇到了核心作用空心化、实际操作形式化、践行价值虚无化等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很多高校陷入了较为尴尬的境地。而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专业实践教学模式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应为终极目的与核心目的，应切实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教师在更大程度上实施引导与诱导，实现学生与教师的深度互动。法学实训教学的引进和发展已经是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教学的必然趋势，它在培养学生专业素质、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及综合实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我国的法律体系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大陆法系的色彩，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具有较大差异，在立法机制、司法制度、法律文化、教学范式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互相借鉴的空间。
法学实训教学方法在我国尚处于尝试推广阶段，其应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教育者们应不断地摸索、总结适合法学教学的实训形式和方法。模拟公司教学法作为一种从国外引入的新型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方法，是一种让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学习与实践的教学方法。其基本模式是使学习参与者融入高度虚拟化的“公司”活动中，使其担任该“公司”的真实职务，承担相应的工作职责，在高度模拟的商事活动与公司活动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与职业素质。目前模拟公司教学法之所以在经济类专业教学中取得了相当的实效，是因为其解决了现实教育中最大的问题——学校教学和社会需求严重脱节。法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注重实务操作的专业教育，在法学教育正在由过去以法学理论教育为主转向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技巧并重的综合型实务教育的过程中，将模拟公司教学模式引入国内的法学实训教学环节，以不同行业的公司在成立、运作的不同阶段，其法律实务工作内容为切入点，创设模拟公司需要应对的法律问题的仿真环境，为法学专业学生全面接触社会，多层面、多角度地了解法律实务提供了一个优质的仿真平台，使学生能够高效地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有机动态结合，切实提高法律实际应用能力，并在其体验法律职业角色的同时，因时制宜，培育其职业责任感等重要的职业道德素养。
三、模拟公司教学法应用于法学实训的策略
(一)模拟公司教学法在法学实训中应用的前提条件
1.开设相关课程。应用模拟公司教学法对学生开展法学专业能力实训教学时，需要学生已经开设了“民法”、“刑法”、“经济法”、“合同法”等课程，通过这些基础法学原理和法律规定的学习，学生已经初步树立了法律思维，并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学习技能。在此基础上，与公司法律实务直接相关的部门法课程可以与该教学法的应用同时开设，比如“公司法”、“票据法”、“劳动法”、“证券法”、“破产法”等。理论与实训同步进行，学生学习的理论知识及时在公司法务实训中得到检验，他们再回到理论学习中巩固加强。
2.对教师素质能力的要求。首先，应用模拟公司教学法的教师必须认同这种教学方法，熟悉“行为导向”的实训原则，具备较强的教学组织能力。在模拟公司的实训教学中，教师不仅需要选取实训内容，还要结合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合理安排、布置实训任务，师生之间的沟通、互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要远高于常规理论教学。其次，应用模拟公司教学法的教师除了须满足“双师型”教师的要求——具备法学专业教师应有的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法律实务经验外，还应富有公司法务工作的实践经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模拟公司教学法的优势，不仅传授学生公司法务所需的最基本的法律知识、相关理论，而且可以培养学生从事公司法律实务应具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判断、解决公司法律问题的能力。
(二)模拟公司教学法在法学实训中的应用流程
1.调研法律风险。为了让参加模拟公司教学实训的学生尽早树立实务意识进入实训状态，在组建模拟公司前，可先组织学生开展公司法律风险调研。具体操作由实训指导教师将公司成立及运营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分类别列出公司法律风险调查问卷的纲目。将学生分组，分工负责纲目下具体问卷内容的扩充。因为该阶段学生还未系统学习“公司法”，调查问卷的充实完善主要通过文献资料的广泛阅读和系统整理进行。调查问卷内容经数次集合研讨定稿后，印制，布置调研任务。每个学生须完成一定数量的调查问卷，可以通过亲友介绍走访“熟人”公司，更倡导登门造访“陌生”公司，真正获得实务体验。调查问卷返回后，布置学生分纲目完成统计分析，撰写公司法律风险调研报告。此环节的设置有助于学生在“自己”的公司成立之前，便对“别人”的公司成立、运营的法务工作和法律风险形成感性认识，并对之后的模拟公司法务工作有所预见。
2.成立模拟公司。在完成上述与公司法律实务相关的前置课程后，即可开始对学生进行模拟公司法务的实训教学。将模拟公司教学模式移植于法学的实训教学中，从模拟公司的组建环节便开始涉及公司成立的法律实务。在此阶段，学生已经学习的“民法”、“经济法”课程中关于法人、公司的法学理论和知识，让学生对公司 “主体”有基本的了解，同步开设的“商法”(或单独设置的“公司法”)课程，对公司的法学理论、相关法律规定正在进行系统讲授。在此基础上，模拟公司实训教学的指导教师，可以将学生分组，预模拟成立不同行业的公司。小组规模以5—6名成员为宜，便于集合、研讨，成员间高效交流。指导教师结合各组预成立的模拟公司的行业，布置学生进行相应的公司设立准备工作。各组成员须完成公司成立的相关法律法规整理、设立流程的网上办事平台和行政主管部门办事大厅实际调研三方面的分工任务，整合后正式进入模拟公司的设立阶段。模拟公司设立后，组织成员编制公司设立流程、总结注意事项、对相关法律规定展开评价分析。
3.运作公司法务。模拟公司进入运营阶段，指导教师为学生设定公司法务工作人员身份，围绕模拟公司所属行业在运营中遇到的常规法律问题，虚拟学生需要处理的具体公司法律事务。为了保证学生在实训中获得锻炼机会的充分性以及实践能力提高的成效，指导教师将根据具体法律事务的繁简程度，对较为繁复的具体法务，安排小组成员分工协作，较为简单的法务工作，由小组每位成员各自同时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均保证至少有两名成员参与，以便切磋、研讨，完成后共同总结，切实提高公司法务的实际操作能力。
4.创建仿真平台。模拟公司教学法不仅要通过虚拟学生作为公司法务工作人员在相对闭合的空间，预设常规法律事务的处理来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更要激发学生对法律实务工作的兴趣，特别是要力争摆脱“模拟法庭”类实训教学高度既定性的桎梏，这就需要通过创建“模拟公司群”来构筑优质的高度仿真实训平台，这也为指导教师提出了更高的教学组织能力要求。如前所述，在模拟公司实训教学的“成立模拟公司”阶段，已经将学生分组，按行业类别成立相异的模拟公司。在一个优质的高度仿真实训平台上，学生将不仅仅是在各自公司内部处理指导教师虚拟的静态的公司法律事务，比如针对预设的交易制作买卖合同范本、应对虚拟纠纷撰写诉讼文书等。更要在指导教师精心策划的各模拟公司之间虚拟的各种联系中，从法律视角予以审视，有所作为。通过动态的、高度仿真的实务训练，学生持续保持训练热情、投入体会职业角色，并逐步培育其职业责任感，为将来的实际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模拟公司教学法在法学实训中应用的关键
公司法务工作繁难复杂，面临的法律风险在不同行业，公司设立、运营的不同阶段均有差异。而法学实训学时有限，又受前导及同步开设课程的限制，指导教师要根据学生既定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教学进度，搭建优质的高度仿真实训平台——互联的模拟公司群，并在每一个公司设立和运营的诸多繁难法务中进行取舍，合理设计学生的实训方案是模拟公司教学法应用于法学实训取得成效的关键。在法学实训的具体应用中应特别注意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公司实务模拟须与法学理论教学紧密结合。指导教师对学生的知识基础和现行相关理论教学进度的把握尤为重要。实务模拟与相关公司法理论教学同步或者前者稍迟于后者均可。二者同步，学生兴趣最为稳定，但对指导教师理论教授水平要求较高;实务模拟稍迟于理论教学，可起到践行检验理论知识、自查学习效果的作用。实务模拟超越理论教学进度，表面上会呈现出学生求知欲高涨，实际上却是以耗费本就有限的实训时间和指导教师资源，学生因先经历所谓实务得来的“一知半解”而削弱对系统理论教学的专注力为代价。
二是模拟公司教学法在法学专业实训应用过程中应注意阶段性总结、巩固和提升。如前所述，公司成立至运营的各环节法律事务本就繁杂，互联的模拟公司群的实训平台的搭建更将为学生提供充沛的实训机会。如何在实训足量的基础上确保效果优良?指导教师有意识地安排学生进行阶段性研讨、总结，是巩固学生训练效果，切实提升其职业能力的有力举措。学生在实训中的学习和传统理论学习一样受学习规律的支配。兴趣—接触—了解，如果“巩固”环节缺失，接下来便是新知识的兴趣—接触—了解，同时既受知识的遗忘。在数量庞大、高密度的模拟公司法学实训中较常规的理论学习更容易出现这种边学边丢的现象。因此指导教师在实训中强化阶段性举措十分必要。
三是模拟公司教学法在法学专业实训应用中应潜心培育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该方法应用于法学专业实训教学相较于模拟法庭等其他实训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便是该种组织形式容纳学生的高度自我控制机制——每个成员均需要独立完成指导教师布置的某些具体实训任务的同时，在每一个模拟“公司”中，小组成员作为从事公司法务工作的一员，须与其他法务工作者分工配合、协同合作，站在公司的立场审视、分析、解决法律问题，整合工作成果。组员间的沟通交流、互助提高，团体一员的角色体验对培育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大有裨益。让学生在毕业前即有机会体验公司法务人员这一法律工作者角色，必将大大缩短其毕业后进入法律职业的适应期，从而提升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综上，将模拟公司教学法引入法学实训环节的尝试在我国尚付阙如。摸索、尝试其具体应用、分析其教学实效，将为法学实训方法体系的丰富和完善积累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李芝兰，张忠俊.“模拟公司教学法”实证研究[J].科教
文汇，2007，(12).
[2]寇培宇，刘昕.浅析商务模拟公司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
应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7).
[3]周舟.对法学实训及法学实验中心教学模式的思考[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09，(11).
作者：王荣华
第二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经济法学分析
[摘 要]上市公司(与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维持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高效、充分、准确的信息披露使证券市场的三大利益主体——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管理者均受益颇多。就此，文章介绍了信息披露制度的含义、相关理论和我国的强制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并运用法的经济分析方法对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进行了成本收益的分析，也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经济分析法
信息披露制度，不仅是对投资者的保护，也是对上市公司的保护，更是对资本市场的保护。因此建立一种集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政府监管三位一体的系统性信息披露监管制度，团结这三股力量共同为实现对称的信息披露的目标共同努力。但是，如何了解并掌握这三股力量，便要从其背后所涉及的利益出发，就其根本发现矛盾，解决问题。因此，本文借助了法的经济分析方法，以求抓住问题的结症，对症下药。
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概述
(一)含义
信息披露制度是指证券市场的当事人依据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在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的环节中，向社会公开相关证券信息的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分为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与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自愿性信息披露是指上市公司依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地披露相关会计信息，而没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束缚;强制性信息披露是指上市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与规定，必须以一定方式、在规定时间公开所规定的会计信息。
(二)强制性信息披露相关理论
对于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则有如下理论作为支撑：1.有效资本市场理论：费玛将市场分为弱势有效市场、半强势有效市场和强势有效市场。这三种市场中所披露的信息分别是：历史信息;历史信息与当前信息;历史信息、当前信息与内幕信息。但由于强势有效的市场通过自愿披露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需要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2.市场失灵理论：会计信息被认为是一种公共物品。既然是公共物品便避免不了 “搭便车”的现象，或者说避免“搭便车”成本过高。由于这一现象降低了信息的价值，也就降低了信息披露者的积极性。因此，会计信息资源配置问题需要市场调节以外的力量强制性规范资源的配置，以防市场失灵状况的出现。3.信息披露高成本理论：在自愿披露信息的情况中，有三个原因会造成信息披露的高成本：第一，上市公司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会使得信息披露不完全。第二，会计信息将会是一种稀缺资源，当供求关系处于供小于求时，信息的价格就难免畸高。第三，上市公司如若发布虚假信息，那么信息需求者对信息进行二次辨别，这是资源的重复性浪费。据此可以看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可以督促上市公司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和交易成本。
二、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在这四个层次的法律日渐丰富，已经颇具规模和体系。我国对于信息披露的立法大致分为四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中，主要包括《证券法》、《公司法》以及《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在第二个层次中，主要包括国务院发布的诸多法规;在第三个层次中，主要包括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制度规范;在第四个层次中，主要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的有关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种类：首次信息披露、持续信息披露和上市公司信息预披露。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部分借鉴了美国的经验，但仍有许多不同。例如，在持续性信息披露中，对于定期报告的要求基本相同，但在详细程度上，我国稍逊于美国;就监管制度而言，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相较于我国的证监会有较完整的独立性，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和部门。相反我国的证监会受行政部门的干预较多;此外，不同于美国，我国的证监会不能提起诉讼。虽然强制性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仍有许多不足，但是这种制度却能适应我国国情并迅速发展，其原因在下节中会加以分析。
三、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对于投资者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投资者做出投资决定的重要信息来源。因为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披露的信息需要经过审核，从而信息的来源有较高的稳定性，信息的质量有更高的可信度。投资者通过对披露信息的评估与分析，做出投资决策时，期望获得有质量保证并且足够丰富的信息。这使投资者在对上市公司的运营状况更有把握，以此判断企业效益的良莠，也就对自身的投资更有信心。
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来看，基于上文介绍的有效资本市场学说判断，我国拥有的绝不是强势有效的资本市场。也就是说，证券价格不能反映所有信息，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通过内幕信息获利的现象。为了更好地整治和避免此类现象过多出现，避免资本市场陷入混乱，强制信息披露模式就显示出了存在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对于这种信息披露模式，投资者必然会付出一定的成本，比如交易费用的相对提高等等。但是相较于通过较为完整真实的上市公司的会计、审计信息获取的收益来说，成本的付出相对较小。所以当投资者是理性的时候，在成本小于收益时，会倾向于强制性披露这种模式。
(二)对于上市公司的成本收益分析
如果信息披露越及时越完整越可信，便越吸引忠实的投资者。这就又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会带动我国的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向着更好更快的方面发展。相反，如果信息披露过于自由并缺乏应有的规制，那么，以上文分析，在我国这种不适宜自愿披露的国情下，不但会制造过高的信息披露成本，还会导致披露的信息不及时不可靠。作为信息使用者的投资者就会失去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信赖，导致过度的谨慎投资，从而减少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注入。并且，我国强制性信息披露也有利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其有利于股东表决权的有效行使。这种信息披露制度，充分保护了股东的知情权，这也是防止因管理层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损害股东利益的有效方法。
另一方面，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一系列的中介机构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大多数的中介机构所存在的市场中，多数并不是卖方市场。使用与更换中介机构的成本并不高，但是通过中介机构制造虚假信息欺骗市场，从而谋到的利益却畸高。那么，作为一个理智人的上市公司所会做的将不会是恪守道德、诚实披露。退一步说，我国的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平、职业道德、发展规模与行业规治，相较于敢于运用自愿信息披露模式的国家来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所以为了引导上市公司更好发展，实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成本还是大于收益的。
(三)对于政府管理的成本收益分析
对于强制性信息披露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政府所付出的资金成本暂且不论，但就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的管理上，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更为便利和有效率。政府组织和管理着市场，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自愿性信息披露并不能保证信息的质量与数量达到信息使用者的要求，甚至，对于用这种形式披露的信息需要政府的二次审核与规制，以方便投资者甄别。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在所实行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方便了政府的管理，减少了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重复工作，是政府成本，甚至社会成本的节约与降低。
亚当·斯密曾说过，只要给公民追求自利的自由，市场机制就会自动调节资源配置。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要是想在资本市场发挥准确、高效的作用，就必须要求有准确、对称的信息披露。恰恰这一点，在我国需要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予以引导和配合才能达到。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也就是信息的披露所带来的收益并不能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独享，会有“搭便车”的现象存在，导致信息披露缺乏动力造成外部性。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是外部性的结果。在此可以看出，政府的管理甚至会影响到资本市场最终的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正是决定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所以，这样看来，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中政府的高效管理的优势就更为突出。
基于上文所述，我国实行强制性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收益大于成本的，是值得施行的。但由于这种制度仍有不足之处，我国要顺应证券市场的趋势，对这种制度积极进行改进。最重要的就是平衡投资者、上市公司和监管者三方的利益，不断进行帕累托改进，以期达到帕累托最优，或趋近帕累托最优。
四、我国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如下三个问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中介机构的独立性。本文针对前两点提出了改革建议。第一，增加上市公司不披露信息的成本。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的细化程度远没有行业自律规范等效力较低的法规中详尽。因此在我国较高的法律法规中，应更为细致的规定具体信息披露问题的惩戒措施和相关责任承担。第二，建立良好的奖励机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的相关立法也可以鼓励上市公司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这样不但能避免信息披露造成上市公司过大的收益损失，又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宏观调控效果的实现。
综上所述，我国的强制性上司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能够在市场中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是顺应现阶段证券市场发展的产物。虽然强制性披露增加了信息披露的成本，但是这种制度的运用还是收益大于成本的，因此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如果对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做一个大胆地预测的话，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向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为主、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相结合的趋势发展。但如何使这两种制度相结合，这两种制度结合的“度”又在哪里，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作者简介]路遥(1990—)，女，天津人，天津工业大学经济法研究生。
作者：路遥
第三篇：领域法学：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摘要：法教义学者和社科法学者们都意识到传统的知识和方法已经无法指导不断涌现的新的法学学科研究了，但双方并没有关注到制约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部门法学所形成的壁垒。研究方法的争论只是表面现象，而背后的部门利益才是根本问题所在。在这个法学困局之下，财税法学者首次提出了新的法学研究范式——领域法学。
关键词：法教义学；社科法学；领域法学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7.02.010
改革开放三十八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学研究也迎来了春天。当年的冷门学科今天俨然已经成为社会中的显学。法学研究也经历了跑马占地，再到今天学科众多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在三十多年的法学研究中，有两大方法论占有显赫的地位。一个是法教义学，另一个是社科法学。法教义学主要是民法和刑法等传统部门法学科，而社科法学则主要是以法理学界为代表。两方学者均声称自己是未来法学研究的主流。苏力声称“大约30年后，法教义学的研究——有别于教学，很可能不再能进入中国顶尖高校法学院顶尖学者的视野，相关的研究会转移到二流或三流法学院中去。”[1]而法教义学学者则认为：“如果法学研究不能确立或者至少是理解法教义学的视角，中国未来的法治很难让人有乐观的期待”。[2]两方学者近年来均发表了不少文章进行论战，对未来法学研究流派和格局之形成有重大影响。所以，作为既非法理学科，又非传统部门法学的学科，有必要对此两者进行认真审视，以便找到符合学科特点的研究道路。
一、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由来
作为研究方法而言，法教义学目前有几种比较权威的定义。正如诺依曼所说，“法教义学要以对一国现行实在法秩序保持确定的信奉为基本前提，这也是所谓的‘教义’的核心要义所在。”[3]（P17）王泽鉴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而不加怀疑的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体系化与解释工作的规范科学”。[4]（P11）但是今天的法教义学已经融合了德国学者的观点，不仅局限于传统的以法条解释为核心，而是升级为法律解释学，将自己的领域不断扩展，甚至到了公共政策等无边界的领域。如果有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介绍什么是法教义学，还是苏力的理解比较明了：“主要关涉制定法的司法解释，但除了制定法、判例外，也包括个别部门法学者长期奉行的学说，如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这是以规范和教义为中心的研究”。[1]
社科法学则在十余年来异军突起，现在俨然已经与法教义学成分庭抗礼之势。用苏力本人的话来说，“社科法学是针对一切与法律有关的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也集中关注专业领域的问题（内在视角），同时注意利用其他可获得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包括常识（外在视角）”。[1]如用孙少石的话来描述则更加形象：“这些青年一代结合他们自身的生活经验，杂糅其他学者的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有他们自己特色，但内在理路却又一气相贯的旁支，如侯猛的司法制度，陈柏峰的乡村问题，王启梁的边疆治理、法人类学研究，尤陈俊的新法律史，桑本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甚至还有触及自然科学的，如李学尧的法律与认知科学。”[5]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社科法学在法学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其影响从传统的法理学者不断向其他部门法学者扩展。
二、两者之异同、优势和缺陷
尽管社科法学已经异军突起，但是法教义学者们并非日薄西山。下面将对两大学派的异同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
首先，法教义学者们以传统的民法、刑法学者为主。而社科法学尽管经过了十多年发展，仍然以法理学者为主。十多年前，法理学者就宣称法条主义者没有前景，但是今天法条主义者们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挖掘了新的学术资源，与德国法接轨，仍然牢牢占据着学术的主流地位。尽管今天中国的法律体系构建中，不断引入英美法的内容，但是以德国法为主导的学术思想仍然牢牢占据着法治意识形态的主流。中国的法律体系仍然以大陆法为主体，短期内看不出有任何变化的迹象。法教义学者们占据着绝大多数学术资源，以成文法来解决现实纠纷的思想仍然占据着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
其次，社科法学严格意义来讲，并非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法学学科中来。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确精妙，但是法教义学者们以实定法的解释者自居，不论何时，仍有其存在之价值。
再次，法教义学虽然掌握了最多的学术人马和学术资源，但是按照部门来进行法律部门划分的确已经无法适应法学学科自身不断发展的需要。法律本身是经济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有新的法学学科在产生，按照研究对象进行学科划分来确定学术资源和发展空间，的确已经不合时宜。社科法学虽然没有颠覆法教义学的主导地位，但的确由法理学者们向传统部门法学者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跑马占地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个学科需要自己的学术空间。可以说，之所以社科法学由法理学者们产生，正是市场机制倒逼的结果。法理学者们最有危机感，他们很难与市场经济亲密拥抱，所以必须在学术市场上随时保持一种危机感。最关注司法改革的是法理学者，对社会事件最关注的往往是法理学者，最关注研究方法的也是法理学者。
某种意义上，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论战是法学研究的一场危机。当法学学者们还在各种毕业生致辞上为法治春天而自豪时，法学专业毕业生已经成为史上最难就业的专业。①这实际上是一个隐喻，即法学理論与法律实践的严重脱节。法学是一个实践科学，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文科学。
三、领域法学：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两方论战之际，财税法学者提出了“领域法学”的概念。在新兴的法律学科中，包括金融法、财税法、知识产权法、互联网法，体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学科中，财税法学者首次提出了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实际上法教义学者和社科法学者们都意识到，传统的知识已经无法去指导不断涌现的新的法学学科研究了。但是法教义学者们和社科法学者们都停留在对研究法学的争论上，而没有关注到制约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部门法学所形成的壁垒。研究方法的争论只是表面现象，而背后的部门利益才是根本问题所在。部门法学者之所以要以法教义学方式捍卫自身学科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实质是因为他已经占据了重要的领域，不希望别的研究者们进入到此领域，所以要构建专业槽。而法理学者们之所以打着社科法学的旗号，表面上是研究方法的论战，其实质还是因为法理学本身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学术资源，他们必须到别的学科挖掘学术资源。双方其实心知肚明，却又义正言辞。
正是在这个困局之下，财税法学者提出：“领域法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融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交叉性、开放性……但又在方法论上突出体现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鲜明特征，是新兴交叉领域‘诸法合一’研究的有机结合，与部门法学同构而又互补。”[6]说到底，每个学科都希望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直到如今，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等传统学科的争论仍未有彻底终结，多少新学科为自身的独立性耗费大量资源去论证。可以说，领域法学的提出正当其时。改革是问题倒逼的。如果一定要说“领域法学”理论是一门“找位置”的学问的话，“领域法学”不仅仅是为财税法学找到了最为适合的位置，也不仅仅是为所有法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找到了适当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为整个法学在这个“法律现象领域化”或者说“法律问题综合化”、“社会问题跨领域化”的时代找到了自己最为适合的位置。[7]
四、领域法学的主要特征
首先，领域法学秉持实定法规范和实定法秩序的实用主义研究立场，主张打破部门法桎梏，以问题意识为关怀起点，以经验研究为理论来源，综合借鉴与运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成熟方法进行研究。[6]在这一点，领域法学并不与传统的法教义学发生冲突。领域法学并非对于法教义学的颠覆。社科法学对于法教义学的冲击，主要是一种研究方法的颠覆。在社科法学者看来，法教义学代表了一种法学界的保守势力，是墨守成规的把持者。正因为法教义学的强大势力使得青年学者必须找到新的出路。某种意义上讲，社科法学是在别的学科找到利器来对法教义学进行颠覆。如孙少石所言：“一个语词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层面，将不只有交流沟通的功能，它会类似于标签，还存在着与权力意志如影随形的诸如甄别、分类、促人“站队”的功能……使用者未必自觉、但也势必带入这样的利害关切。”[5]相反，领域法学则是兼容性的。他以实定法的秩序为前提，并不冲击法教义学本身的领地，只是代表着包括财税法学、知识产权法、网络法等新兴法学学科自身学术研究拓展的需求。这是一种立体共赢的思路，并非以挑战者姿态出现。
其次，领域法学呈现开放性和立体性。传统的部门法体系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来进行学科划分，具体表现为法学内部二级学科的相对封闭。各个学科之间相对比较封闭，各个学科的学者之间很少交流，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进行研究，缺乏开放的心态。“规范法学研究者把本来属于一个整体的法学研究予以肢解，使得宪法、刑法、民事、行政法和诉讼法的研究相互隔离……‘一亩三分地’……对于超出自己学科领域的法律问题，既没有解释的能力，也没有研究的兴趣。”即便是向法教义学发起挑战的社科法学，并没有走出这条老路，仍然是重复他人昨天的故事，只不过是试图以新的圈子代替旧的圈子。如此的挑战很难让人信服。而领域法学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进行学术门派划分，不以某个学科化分界线，每个学科、每个学者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自由进行交流。在领域法学的理念之下，每个学科，不论是传统的部门法学科，还是法理学科，或者新兴的如财税法、知识产权法等学科，都不仅可在自己的领域安身立命，不用担心别的新的范式的挑战，而且可以与其他领域的学科、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并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互相之间也不用发生冲突。
再次，领域法学以问题为中心。法教义学最大的特点在于追求法学学科自身的圆满性，试图找到一种法学学科自身存在的理由，所以其所有的研究立足于法律文本的解释，最多扩展到司法判决对法律解释的影响，并对公共政策适当的予以考虑。但不论如何，法教义学的根本其实就是规范法学，也就是以规范和应然为价值取向的法律科学。其核心是价值导向的。而社科法学则以研究范式为导向，追求价值无涉，追求法律背后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其实质是以社会和实然为取向的社会科学。但是中国的社科法学与国外那些其他学科出身研究法学的学者还有一个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社科法学学者多数是野路子出身，本身对于社会学、经济学等研究工具的运用并不熟悉，所以往往沦为一些常识的论证。“一些社科法学研究经常将一些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并运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既有理论。或许，这种研究足以论证规范法学是存在缺陷的，也是无法解决中国法律问题的。但是，这种零零散散的研究，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成体系的理论呢？”[8]所以，研究方法固然重要，围绕问题为中心，才是法学研究更应该关注的重点。法学研究不论运用哪种方法，目的都是法学法律条文背后真实的规律，提出对中国法律实践富有解释力的法学理论。
参考文献
[1]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中的社科法学[J].法商研究，2014，（5）.
[2]张翔.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J].法学研究，2012，（6）.
[3]（德）乌尔弗里德·诺依曼.法律教义学在德国法文化中意义法哲学与法社会论丛（第5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王澤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孙少石.知识生产的另一种可能———对社科法学的述评[J].交大法学，2016，（1）.
[6]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J].政法论丛，2016，（5）.
[7]梁文永.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部门法学到领域法学[J].财税法学动态，2016，（61）.
[8]陈瑞华.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J].中外法学，2015，（1）.
作者简介
张学博，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研究方向：财税法、经济法学和法律经济学。
李玉云，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民族宗教。
责任编辑 李冬梅
作者：张学博 李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