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公司法律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眼提要？演我国自1994年引入小额贷款后，小额贷款公司迅速发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也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通过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概述，探讨相关的监管制度，进而尝试阐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壮大的方向。
第一篇：公司法律论文范文
公司法律形态演进的动力机制
摘要：公司形态源于经济生活实践，经法律理性选择后成为公司法律形态，并在接受商业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修正与完善。因受到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制约，公司法律形态的变迁蕴含着不以参与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同时，因受到成本因素的影响，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表现为一个能动更新的过程。除了以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主导性推动力量外，公司法律形态的演变还要受到政治、宗教、传统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公司法律形态股份公司商事组织
公司法律形态是关于公司作为社会关系主体之存在形态的问题，不仅涉及公司对外的责任形式，而且涉及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为了尽可能地协调平衡组织成员各有侧重的利益需求，公司法不言自明的首要功能就是为商业企业提供具备公司核心特征的法律形态，通过塑造普遍适用与方便使用的公司形式，帮助企业家轻松自如地借助公司组织媒介开展交易活动。①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争相围绕公司法律形态进行公司法的现代化改革。例如，法国于1994年创设简化股份有限公司（SAS），并经1999年修改后允许设立一人简化股份有限公司（SASU）。②日本于2005年制定统一的《公司法》，将原来分散在《日本商法典》、《日本有限公司法》以及一些特别法中的公司法律规范整合到一起，增加合同公司类型，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导，扩大经营者的权限，旨在为公司提供更多的自主空间。③英国于2006年对公司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质性修改，秉持优先考虑小公司的理念，为公司的设立和运营提供多方面的便捷，体现出适应公司未来变化的灵活性。④德国于2008年10月颁布修正案对《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作出重大改革，引入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特殊形态的经营者公司（UG），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同时加强运营过程监督的方式，为投资者提供更具灵活性的公司组织形式。⑤我国也于2013年底修改《公司法》，取消普通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显然，各国的改革措施皆有不同，缘何改革如此进行以及下一轮改革如何推进，其重要性不亚于了解现实的改革内容。
美国政治学家皮尔逊指出，我们转向对历史的考察是因为社会生活随着时间展开，实际的社会过程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维度。社会科学与历史的最佳结合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方法论的，而是理论的。⑥公司法律形态的历史演进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其中蕴含着错综复杂的过渡衔接和轮回循环关系，无法原原本本地重现。通过解读历史可以概括性地总结基本理论规律，以为当下的改革提供原因解释，并为将来的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一、商业实践与法律制度的矛盾运动
公司自产生之初就以一定的形态存在，只不过是依事实存在，而非依法律存在。早在中世纪后期，商人们的自由实践已经创造出包括行会组织、家族企业、康曼达、索塞特等类似于公司的合伙组织，但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人制度的欠缺。由于法律并未对各种商业组织进行统一规范，商业组织虽然拥有自己的商号，并借此独立从事经营，但无法获得法律赋予的独立人格，只能依事实而存在。伴随着工业和贸易的发展，尤其是自发现新大陆和开辟新航线之后，远距离贸易获得迅速发展，形成以安特卫普、里昂和塞维利亚为中心的胚胎性的世界市场，荷兰、英国相继成为欧洲工业生产和贸易的中心。⑦商事组织稳定性的需求逐渐增强，合伙组织不再适合于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于是商人们在索塞特的基础上创造出无限公司。⑧鉴于当时法律制度尤其是法人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实践中存在的公司形态需要借助法律的确认以获得独立的存在价值，故而法律制度开始塑造公司法律形态。1673年法国颁布的《陆上商事条例》对无限公司进行确认，使其成为最早的公司法律形态，一直沿用至今。⑨
同样，股份公司法律形态地位的获得也基本遵循由商业实践到法律制度的运动模式。如果仅从资本联合的角度来讲，早在15世纪初就有关于股份公司的萌芽。在15—16世纪，意大利出现股份制银行，如15世纪初在热那亚成立的圣乔治银行（St. Giorgio）和16世纪末在米兰成立的安布罗秀斯银行（Ambrosius），这种银行的资本被分为若干等份，银行家可以转让所持股份。再如，英国1560年创立的皇家采矿公司也是股份公司形态，由英国一些知名人士认股，并吸收了部分德国资本。⑩当时的股份公司是一种较为新奇的形态，便于在远距离贸易、采矿和冶金、重要革新项目和金融业务方面管理资本，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公司。该类公司股东大多承担无限责任，从责任形式上讲只能算是无限公司或两合公司，不是为现代所熟悉的股份有限公司。尽管原始的股份公司形式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以及中欧的矿区已经出现，但贸易路线的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远距离商业企业和殖民地企业才真正促进股份公司的诞生。B11关于股份公司真正产生的客观标志，一般认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B12均具有典型意义。B13虽然这些特许股份公司带有较为明显的行政性，但强大的示范效应以及组织形态的相对优势促使股份公司于17世纪后期开始迅猛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青睐，适用领域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对外贸易到银行业、保险业、制造业等其他行业。B14鉴于规范的需要，1807年《法国商法典》最早对股份公司形态进行了立法确认，此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相继涉及股份公司的立法。
有限责任公司产生最晚，情况也略有特殊。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不同类型的公司组织，实践中既存的公司法律形态或多或少都无法满足中小投资者的客观需求，为了迅速有效地解決问题，法学界与经济学界首先从理论上然后从立法上创设了有限责任公司，德国率先于1892年颁布《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加以确认。所以，有限责任公司没有经过自由商业实践创造的过程，而是经由人为设计直接进入法律确认阶段。法律制度的安排不仅使公司拥有区别于其他企业形态的独立身份，而且使公司不同法律形态相互之间具有区别于彼此的独立存在价值。
法律对公司形态加以确认是一个制度发现的过程，必然滞后于实践创造公司形态的过程，因而经法律确认的公司形态能否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尚需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换言之，法律制度对公司法律形态的安排以商业实践为基础，当市场主体的客观需求发生变化进而促使商业实践形式发生变化时，产生于旧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公司法律形态可能无法继续存在或者没有必要存在，应当及时予以变更或废止。就这一角度来讲，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是一个更新换代的升级过程。
以股份两合公司为例，它产生于18世纪末期，是两合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结合形态。当时，法国实践部门出于规避股份有限公司繁琐程序要求的目的创造该种公司，并且最早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为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但股份两合公司并未获得长久发展，实践中很少被采用，除了法国、德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有规定外，已基本被廢止。在我国，股份两合公司也有同样的命运，从中华民国时期1914年的《公司条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股份两合公司一直作为主要的公司法律形态存在，但1993年我国第一部《公司法》未将其纳入法律调整范畴，就此终结股份两合公司的法律形态生涯。B15再如合股公司，英国于1720年通过《泡沫法案》，禁止在未经国会或国王授权的情况下，成立像公司实体那样的联合体，并使其份额可转移和让渡。B16为了规避该法案，英国商人于17世纪末叶利用既存普通法形式之合伙和信托创造出新型公司形态，即兼具有限责任、集中管理、股票自由转让、无期限存在等特点的合股公司，并且迫使议会于1884年通过《合股公司法》对此加以认可。B17但合股公司毕竟是一个过渡性的公司法律形态，只因当时商业实践的需要而存在，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最终被新的公司法律形态之股份有限公司所替代。这些典型事例清晰地表明，公司法律形态需要接受商业实践的检验，不能通过检验的公司法律形态将失去法律制度的认可，重新变为事实上的公司形态。
在商业实践层面，公司形态就像市场中的金融产品一样，具有无限创新的可能性。市场主体对利益的持续追求加上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促使新型商业实践形式不断涌现，但并非所有源于自由商业实践的公司形态都能获得法律的认可，只有那些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并且存在规制必要的公司形态，才能上升为制度层面的公司法律形态。因此，法律制度对公司形态的认可是建立在理性选择基础之上的能动行为，不是只要产生即予以确认的纯粹被动行为。从依事实存在之公司到依法律存在之公司的过程是商业实践到法律制度的正向运动，显示出商业实践对于法律制度的巨大推动作用和纠正作用。在公司形态获得法律认可成为制度类型之后，对既定的公司法律形态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理论上的优越性，而是现实解决利益冲突的有效性。不同的公司法律形态只有适应性强弱的差别，没有绝对优劣的问题，能够被长期采用的公司法律形态往往体现一种均衡状态。这是一个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的不断试错过程，应当在自由商业实践中对制度类型进行评判。也就是说，来源于商业实践的公司法律形态需要回到商业实践接受检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既定公司类型将得以保留。与正向运动相对，公司法律形态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是法律制度回到商业实践的反向运动，彰显了与时俱进品格之于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正是在商业实践与法律制度的矛盾运动中，公司法律形态不断自我修正、自我完善。
二、客观必然与主观能动的有机结合
公司法律形态的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息和成本两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作用，进而表现出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市场主体的理性是有限的，获得完全信息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而且现实生活中的市场主体搜集和处理信息往往会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因此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其导致结果不确定，即市场主体的行为结果可能出现偏离的情况，没有完全按照预定的轨迹发生，甚至与最初的目的相反。也就是说，市场主体根据各自占有的信息设计意欲创造的公司形态，但因相互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最终产生的公司形态偏离预设的模式。而立法者在选择确认市场主体创造的公司形态时，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加之受到个人偏好、主观意识形态等偶然因素的影响，被认可的公司法律形态可能已经远远偏离市场主体最初的设想。因此，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蕴含着一种客观必然性，不以参与者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作为在经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商业组织形式，公司具有通过联合资源实现交易内部化的优势，这可以使公司较之其他组织形式更能降低成本。市场主体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倾向于选择公司组织并不断创新其形态，以满足不同投资方式和投资收益的主观需求。质言之，市场主体选择公司组织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而选择公司组织之某一具体形态同样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因为不同的市场主体在资源占有方面必然存在结构上和数量上的差异，以占有资源为前提的投资行为也就随之具有不同的方式，所以不同的市场主体对公司形态的具体架构有着不同的要求，但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则是共同的目标。为此，市场主体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意图创造符合自身投资需求的公司形态，并迫使法律制度对其加以认可，进而上升为公司法律形态。可见，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又有赖于参与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体现为一个应变推进的过程。
公司法律形态演进的历史实践表明，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并非各自独立发生作用，而是通过有机结合共同推进公司法律形态的演变。我们可以援用制度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来进行解释。B18制度经济学家将达尔文进化原理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从发生学的角度把复杂系统的演化当作一个“累积因果”的过程，认为一切组织的演化必然涉及三个机制的共同作用，即承袭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B19该种制度进化理论同样适合于解释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过程。
其一，承袭机制。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总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始终存在，就像生物遗传过程中的基因一样。制度是对已经发生之进程的总结提炼，其蕴含着诸如传统、习惯、意识等以往社会的保守因素，之后发展演变出来的制度将承袭这些因素，以体现相对的稳定性。B20在这种承袭机制的作用下，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必然存在不以参与者意志为转移的延续因素，无论新型公司法律形态如何进行具体制度设计，其毫无疑问将保留此前相关公司法律形态的核心要素。即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存在一些具有遗传性的准则，促使各种具体法律形态在保有差异性的基础上始终符合公司之质的要求。借助延续性的承袭模式，公司法律形态的演变推进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在质的层面上具有排除主观因素的客观规律性。如德国于2008年创设的经营者公司，越过传统有限责任公司要求通过一个最低资金投入证明计划严肃性之门槛，仅在形式上要求至少投入1欧元作为注册资本。B21但其从根本上保留了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之质的要素，遵循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般规定，包括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不得对外公开募集资本等。
其二，变异机制。制度的产生往往滞后于实践的进程，新的实践可能创造出新的条件，使得制度在完成整个承袭过程后已经事实上发生变异。换句话说，制度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地自我复制过程，也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我复制，变异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根源则在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B22人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断地实践创新，形成变异的诱导性条件，制度变异就如同锁链一环扣一环般持续进行。与此相同，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也受到变异因素的影响，表现为能动更新的过程。起初，市场主体通过综合考虑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决定对公司形态进行个别设计，倘若该种公司形态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那么将被广泛模仿采用，进而被全社会有意识地加以运用，最终上升到法律层面形成制度化的公司法律形态。伴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这个过程一次又一次重演，公司法律形态也随之发生更新。由此可见，公司法律形态最初源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实践，其后的更新也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实践活动，因而人为因素的影响是公司法律形态变异的根本动力。这种变异取决于人的主观因素，包括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高、理性的选择等，是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结果。例如，为了满足小规模投资经营的需要，提升公司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法国于1994年创设简化股份有限公司。该类公司在多个方面体现出对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适应性改造，包括可以不设股东会和董事会；公司资本不需要一次性全部缴足；公司有权发行债券，且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流通。B23
其三，选择机制。通过承袭机制和变异机制的共同作用，制度在保留遗传因素同时添加变异因素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由于遗传因素和变异因素存在质和量的差异，两者综合作用必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是故制度的发展将朝着不同的方向行进。然而，无论承袭与变异的配比作用如何，各种不同的制度都会受到选择机制的影响，也即接受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的检验，以决定其适应性。事实上，制度与环境是相伴相生的，变化了的环境要求在检验制度适应性的过程中实际已经对制度发生作用，从而带来新的制度模式。按照这一逻辑，公司法律形态在遗传性和变异性的共同影响下演变出不同的具体类型，这些类型能否长期存在于社会中，则需要借助选择机制进行判别。如果公司法律形态之某一具体类型无法达到选择机制所要求的适应性程度，那么该种形态就需要进行修正或更新，不达标者可能最终被法律所抛弃。在此机制运作过程中，变化了的环境条件不是单纯地对公司法律形态进行选择，而是在选择的同时对其施加影响，通过注入新的思想促成新的行为方式，有意无意地推动着公司法律形态的发展进程。如日本于2005年制定统一《公司法》时，考虑到实践中的公司大多是中小企业，且采取的是股份公司中股份转让受限制的公司形式，而这类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在法律地位上没有本质区别，立法内容几乎完全一样，没有并存的必要，故废止了有限责任公司形态。B24
概而言之，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是一个以过程为导向的动态平衡。承袭机制之延续作用使公司法律形态具有稳定性，而变异机制之促进作用使公司法律形态具有革新性，因此，这两者的综合作用本质上是稳定性与革新性相互较量达致平衡的过程。但是，平衡形成后并非驻足于某一时间点停滞不前，而是在选择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地被打破，又不断地被重新建立，处于移动平衡的状态。正是因为这种演化路径，公司法律形态演进的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在三个机制的共时作用下形成有机结合。客观必然是主观能动的基础，而主观能动则是对客观必然的克服。公司法律形态演进的客观必然性使市场主体得以形成稳定的预期，能够规范、持续地实施公司行为，为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现实基础。倘若离开客观必然之稳定预期，市场主体天生的好奇心将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可能成为促进公司法律形态革新的动力。与此相对，公司法律形态演进的主观能动性则是克服客观必然性中保守因素之障碍的有力武器。市场主体利用既定公司制度提供的稳定预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尝试设计新型公司形态以排除不利因素影响，经无数次地试错后作出理性选择，从而促成公司形态的创新。不仅如此，立法者也凭借主观能动性对实践中存在的公司形态进行审慎考察，在此基础上有选择地加以法律确认，甚至从理论上直接设计公司形态并通过法律固定，以满足市场主体的实践需要。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合力作用
公司法律形态从产生到发展直至占据主导地位，绝非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偶然现象，而是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并逐步发展到更高级阶段之市场经济的产物。早在古罗马时期，个体之间的联合形式就已经存在，表现为各种不同目的的社团，并且根据罗马法关于团体人格的理论获得独立于成员的主体资格。B25但是，罗马时期始终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虽然商品经济在罗马社会已初露端倪，但并不是以生产经营和商品交换作为基础，而是罗马帝国版图扩充的需要，商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受到对外战争的制约，与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B26为了助力大规模的长期对外战争，罗马的贵族组成各种商业社团，为罗马大军制作盾牌与刀剑，较低阶层的商人和工匠也联手成立同业公会，并向政府取得许可，成为征服行动的商业力量。而且，罗马的城市几乎都是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来的，往往成为国家进行新一轮征战的军事据点，没有促进城市繁荣所必需的商业网络，因此发展十分缓慢。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经济社会生活愈发原始化，作为商业交易主要参与者的城市资产阶级的需求不断缩减，而由国家提供俸禄的特权阶级又客观上没有消费的需要，导致贸易交往进一步萎缩。B27可见，在整个罗马时期，自然经济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经济社会中的商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孕育公司形态的经济摇篮。B28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在几个世纪里都处于分裂和战乱之中，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遏制，商业贸易的基本要素销声匿迹，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的教会拥有极大的权力，不仅控制着巨额的财产，而且掌握着政府的全部事物，对社会从世俗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双重支配。在教会看来，商人不可能取悦于上帝，商业是一种有悖于道德观念的行为，因而禁止教士和普通人通过放贷获取利息。B29直到11世纪，随着西欧市场的扩张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自然经济的藩篱被打破，商业开始复苏，新兴城市逐步建立。与罗马社会的城市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为基础，是贸易交往的中心。城市的聚合效应不仅刺激对周边地区原料和工业品的需求，而且为市区内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提供便捷和优势。随着城市逐步获得自治地位，城市工商业者也开始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独立的工商业阶层得以崛起。工商业不再处于农业的附属地位，反而带动农产品作为交换对象进入整个商品流通系统。B30工商企业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把原來互相隔绝的区域在经济上联系起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制度也陆续建立。正是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行会组织、家族企业、康曼达、索塞特等公司雏形开始出现，为此后公司的成型奠定基础。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畴，贸易逐渐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和西北欧，更广泛的市场得以建立。为了适应市场板块的扩张，新的交通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包括公路、运河网络、蒸汽船、运货帆船等等，不仅连接了分割的市场，而且改变了物流方式，为商业经营的规模化创造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欧洲还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商业中心，通过建立较完备的信息发布制度和标准化的交易方式，大大降低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国际市场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技术结构在此期间有了较大的发展，从手工劳动到机械化大生产，一系列技术进步使资本主义经济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由此导致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这意味着适宜组合在单个商业组织内部的劳动力和资本量都大幅度增长，需要一种适合大型企业稳定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B31面对经济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原本具有临时性的合伙关系已经不能满足规模化稳定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作为一种新型企业形态应运而生，成为迅速集中资本的有效手段。如英国的规制公司，B32就是在中世纪行会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资本共同经营组织形式，其通过皇家颁发的特许状取得法人资格，将成员财产聚集到一起为共同利益开展经营活动，并由此衍生出了合股公司。合股公司“以共同资本进行贸易，各股员对于贸易上的一般利润或损失，都按其股份比例分摊”。B33
不仅如此，在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经营风险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法律形态不断创新，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到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无不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在经历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后，资源的种类、数量以及流通速度都发生质的飞跃，水陆空运输实现全方位的发展，分工和专业化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这些变化促使市场加速扩大。作为先决条件，市场容量的大小将决定商业组织的规模，进而决定一定时期商业组织的具体特征。因此，市场在现代社會的进一步扩大，从客观上导致公司法律形态表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既有的公司法律形态在内部制度安排上发生变化，例如资本量的增大，股权结构的分散化、董事会地位的提高等；另一方面，新型公司法律形态不断涌现，例如一人公司、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日本的合同公司等。
经济基础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其他上层建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政治因素首先在公司法律形态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主要依靠政府来施加，公司形态能否得到政府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其相应的法律地位，这在特许公司时代尤为明显。自16世纪开始，特许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兴起，成为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商业组织，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被特许公司拿来取名号，如东印度公司、莫斯科公司、非洲公司、哈德逊海湾公司、维吉尼亚公司等。B34这些公司从资本形式上讲属于股份公司，但因其设立必须经特许，故而称为特许公司。特许公司由国王或议会颁发特许状设立，并在特许状中规定其具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形式以及存续期间等事项，通常赋予特定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在17世纪初期，特许公司是政府实施殖民活动的必然选择，此时的特许公司实质上是政府严格控制的代理机构，承担相当一部分行政职能，在殖民地设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B35在特许规则的约束下，虽然特许公司仍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受到政府在设立、运营等方面的过度干预，导致其成立及维系完全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而非以法律制度为依靠。因此，作为特许公司的股份公司缺乏自由经营的核心要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司法律形态。一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贸易自由主义的兴起，特许公司才逐渐丧失特权，转变为依公司法登记的普通公司，公司设立从特许主义走向核准主义和准则主义。此时的公司与政府发生分离，不再是政府意志的体现，也不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从而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政府的让步使股份公司得以依照法律设立和运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法律形态。通过特许公司这一典型事例不难发现，政府干预程度适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公司法律形态的整体发展进程。
不仅如此，公司法律形态之具体内部结构也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以股权结构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为例，在欧洲许多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利益主体的民主与平等，这会使公司管理中的代理成本增加。由于股权越分散，代理成本就越高，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导致股权分散的公司价值降低。为了有效避免公司价值降低，在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较强的欧洲国家，公司股权通常较为集中，反之则较为分散。B36再如德国公司中的职工共同决策制度，起因于德国政治家试图减少频发的劳工运动，构筑一道良好和谐的劳资关系网，实质上是职工获取的带有妥协性质的政治胜利。B37而在我国，政治因素对公司内部结构的影响更加突出。我国早期的国有企业在治理方面表现出独特性：一是治理主体单一化，国家政权机构及其代表直接控制经营国有资产，政企不分；二是治理客体简单化，国有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也不存在代理人的激励约束问题；三是治理机制集中化，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是企业治理的依据，没有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区别。B38可见，改革之前的国有企业采用行政化的治理模式，是政府实施计划的工具，而非市场意义上的商业组织。在启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之后，政府开始从“集权”走向“放权”，对企业进行让利的同时强化物质激励，使得改革后的国有公司获得较大的经营自主权。B391993年《公司法》将国有独资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之特殊类型进行专门规定，但是，其中大部分规定都旨在保证政府对国有独资公司的间接控制，如公司章程由有关部门制定或批准；公司不设股东会，重要事项由有关部门决定；有关部门负责监督公司的国有资产；资产转让需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等。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国有独资公司作为公司法律形态之一种被纳入公司法调整范围，但其本质上依然肩负政府“代言人”的职责。实践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不限于公司法律形态的某一方面，而是切实地涉及公司法律形态的整个发展进程，有时表现为直接的管理和控制，有时则表现为间接的干预和调整。
除了政治因素以外，宗教、传统文化等因素也对公司法律形态的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作用。自古以来，商人一直处于社会的较低阶层，士农工商的社会位阶深入人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商业活动只是利用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实现资产在不同主体之间转移的过程，并不会像农业和工业那样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基于这种认识，欧洲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直接反对商业活动，认为商业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会使人民的道德遭到腐化。在以此宗教思想为唯一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公司作为商人掠夺财富的组织方式，不可能有存在的余地。到了11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对商业的看法有所不同，认为以高尚信念为基础的合法贸易与以贪婪为基础的非法贸易不同，纯粹自私自利的商业活动应当禁止，但满足合法需求的商业活动应当允许，并且鼓励商人组成行会以维持贸易的道德标准。B40此后，16世纪欧洲兴起的新教运动成为商业获得重新定位的契机，在新教伦理中，只要是正当的从商行为都具有与其他活动完全等同的价值。通过这一改造，商业活动的营利行为不再与宗教教义相冲突，甚至与其出现协调一致的趋势，积累财富的行为可以增加“上帝的荣耀”，被视为直接体现上帝意愿的合法事业。B41而且，新教关于勤勉、诚信等伦理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广泛发展。正是因为这种宗教伦理观念，复加17世纪普遍流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给予商业贸易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使得商人拥有众多领域的投资选择权，为公司组织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养料。这些宗教因素的影响，足以解释为什么公司法律形态直到15、16世纪才开始普遍发展。除此之外，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还受到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早在11世纪左右就具有领先于西方的经济实力，但未能最先发展出公司这一有效的商业组织形式，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的缺陷；而我国公司法律形态整体上呈现强制性变迁的特点，同样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保守的文化传统。再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崇尚经验主义，公司法律形态往往以实用为目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逻辑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公司法律形态的架构需要契合严密的理论体系，具有相对固定性。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公司法律形态的影响因素并非全部都起到促进发展的作用，反而有相当一部分影响因素成为发展的障碍，或者说在某一特定时期阻碍了公司法律形态的发展。虽然历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不足以对现今社会造成困扰，但如果一些存有偏差的意识物化为制度之后，将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确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合力作用之动力机制正常有序运转，对于公司法律形态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相生，市场经济是培育公司形态的温床，因而公司法律形态的制度安排应当符合市场经济实践的需要，满足市场主体营利的需求，这是经济作为首要影响因素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公司作为社会中的“人”，不可能不受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否恰当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慎重对待，较为理想的做法是将其控制在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以为公司法律形态的多样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结语
公司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体，必然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法律形态的演变无疑受到经济、法律、政治、宗教、传统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具有无限能量的动力机制。一方面，自由商业实践创造不同的公司形态，通过法律制度有选择地确认，进而形成不同的公司法律形态。另一方面，公司法律形态在产生之后，并非必然具有永久性，需要不断接受商业实践的检验，倘若无法适应现实或不再为社会所需，将被法律所废止。在商业实践与法律制度的矛盾运动中，公司法律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有些停留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有些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公司的核心要素必然得以延续，并通过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断添加新要素，抑或重新组合已有要素，从而获得多样化的发展。
在“法无禁止即自由”理念的指导下，我国新一轮的公司法改革已于2013年底通过注册资本制度的颠覆性修改拉开了华丽的序幕。如何进行公司法的顶层制度设计，不仅关涉我国公司法的未来走向，而且影响到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对他国制度的辐射作用。为了实现公司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愿景，进而助力于实现中国法治梦想，作為顶层设计的公司法律形态的改革必须追寻制度价值和设计上的世界共识，亦即以现代市场经济实践为依托，尊重历史规律，在不偏离公司特质的范畴内进行形态调整与创新。同时，结构性的改革也必须契合传统文化和观念上的国家个性，综合考虑上层建筑的影响因素，使公司法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Key words：corporate legal formsstock companyCommercial organization
作者：赵吟
第二篇：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制度研究
？眼提 要？演 我国自1994年引入小额贷款后，小额贷款公司迅速发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也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通过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概述，探讨相关的监管制度，进而尝试阐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壮大的方向。
？眼关键词？演 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发展方向
？眼作者简介？演孙海斌（1988—），女，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现为华东交通大学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穴江西南昌 330000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个法律领域中的“新生儿”，自2005年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试点，接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尽管只是部门规章，但对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壮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物存在必有其根据，小额贷款公司的产生与发展不得不说是社会的需求，是顺应时势而产生的。
一、小额贷款公司概述
孟加拉国著名经济学家穆罕穆德·尤努斯教授通过小额贷款实验创立了小额贷款。1994年，小额贷款被引入我国；2005年，小额贷款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等五个省区以试点的方式展开。因为其满足了我国中小企业与民间资本投融资需求，降低了民间金融的风险等优点，迅速的发展壮大。
营利性是公司的基本属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为“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小额贷款公司首先应该是具有盈利性质的公司。另外，《指导意见》也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的是“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而贷款业务不论额度大小，都属于金融业务，所以不论小额贷款公司所经手的业务多么小（况且，我认为实践中，应该也不会很小），都会对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小额贷款公司没有取得金融许可证，不能吸收存款，却经营贷款业务；对外经营依靠的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在法律上其称不上金融机构。综上，小额贷款公司应该是以公司为主兼具金融机构特性的营利性组织。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度
小额贷款公司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兼具金融机构特性的营利性组织，同样会诱发金融风险。
？穴一？雪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度的实践
尽管《指导意见》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中有与《公司法》相同的规定，即：“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需符合法定人数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有2——200名发起人。”但是，《指导意见》接着指出？押“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一千万元，而且要求所有注册资本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并一次性足额缴纳。”显然和《公司法》相比，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和注册资本采用了从严的规制原则。
国家之所以对小额贷款公司采用从严的规制原则，首先，主要是由于风险大小和监管程度总是应该成正比的，风险越大，相应的监管力度就应该越严格。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款不存款的，那么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就主要是公司注册时的资金等，即资金相对固定，增长渠道少，增长速度慢，因此容易导致小额贷款公司剑走偏锋，造成不安。其次，正是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比较固定，所以，随着其放贷额度的累积增加，其就会给人“坐吃山空”的嫌疑。因此，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准入高门槛，类似于增加“山”的基数，使其能维持较长时间，而不至于很快面临被“挖空”的质疑，拖延时间，以使其经营的利益能尽量弥补并使公司维持下去。
（二）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的质疑
我们不能无视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风险，但是从现存的有关法律制度看，显然是高估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而过分严格的进行了监管。
首先，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也许并没有相关人士想象的那般如“洪水猛兽”。据上可知，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要求是只贷款不存款，也就是说，小额贷款公司没有吸收公众的储蓄，相反，它是用自有资金向公众发放贷款，那么，即使当它经营困难，难以维持而倒闭时，对社会影响的辐射面也不会很大，因为公众手中持有的资金甚至都没有减少。这正是小额贷款公司与金融机构最大的区别，金融机构不仅发放贷款，更重要的业务还是吸收存款，相较之下，显而易见，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
其次，通过提高准入门槛来降低风险有因噎废食的感觉。另外，通过提高门槛并不能有效的降低风险，因为哪怕要求的注册资本再高，它的效力都是有限的，因为注册资本是固定的。关键在于促使原始注册资本提高效率，有良好的资金流动机制，而不在于仅从约束注册资本多寡开始。另外，一个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一般只在特定的，不大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并且贷款数额不大，对象多为农民或者中小企业，“无论哪种机构贷款，对农户进行信用评级，完善农户的信用记录都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农村是个‘熟人社会’，只要做好信用登记，同时采用联保、互保的方式，小额贷款的风险是可控的。”这也说明了其潜在的风险也不会如想象中的大。
事物存在都有其两面性，我们应该权衡利弊，最大限度的发挥有利性，而不是因畏惧弊端而限制利益，因此“小额信贷组织由于不吸收公众存款，受信贷风险影响最大的就是组织本身，不会引发诸如挤兑等公众事件，所以在市场准人方面，可以相对宽松一些。”
（三）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的拙见
如前所述，小额信贷公司首先是公司，而后兼有贷款这一项金融业务，那么，我们在承认小额信贷公司的设立条件应当比一般公司严格的同时，更应承认，作为一类特殊公司的小额信贷公司的建立基础是市场，因此理应受到市场规范与制约，通过市场规律淘汰或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政府就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准入和日常经营等活动进行适度监管足矣。
首先，明确外部监管。凡是权力，就可能被滥用，无约束的权力只会越来越来膨胀。因此，相关法律在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的同时，也应该对此种监管权进行必要的，明确的限制，以便于小额贷款公司合法良好的发展。例如，应该明确规定监管主体——多头管理不仅容易造成责任推诿，还可能会增加小额贷款公司不必要的负担；明确监管内容——界定权力触角的范围，防止权力滥用等。
其次，加强内部监管。“近水楼台先得月”，内部监管比外部监管更能尽早发现风险，甚至可以从根本上遏制风险的产生，况且主动监管比被监管显然会更有成效，所以，加强内部监管就显的尤为重要。例如，制定严格的业务流程，岗位之间要严格控制、互相制约，减少操作风险；在贷款前，重点审查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经营业务的合法合规性，以及贷款后时刻关注借款人的偿还能力的大小，减少资金无法回笼的风险等。
三、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方向
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其仍有不小的发展空间。
首先，增加只贷不存的包含范围。衡量普通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之一是其财务的可持续性，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具有盈利性质的公司，也应当具有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同时，也应该享有和其他公司一样的部分权利。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模仿普通公司那样，通过发行债券，转投资等方式增加获得流动资金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加以扶持，是小额贷款公司更加需要的，而不是“杞人忧天”，妨碍其良好的发展势头。
其次，小额贷款公司最好的发展趋势是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联合发展。商业银行具有正规化的金融操作和管理经验，充足的资金来源。而小额贷款公司则更靠近中小企业和农户，资本应用方式更灵活。两者合作后，可以取其精华，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扩大资金来源的途径，有效解决资金匮乏的问题；还可借鉴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机制。同时，通过相互联合，能够有效减少营业中可能造成的风险。
四、结语
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正处于一个上升发展时期，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有效地解决了小户、散户融资困难的问题，可以更好的维持与促进农户以及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对经济发展繁荣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风险与利益并存，加之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在发展探索的阶段，因此，进行合理适度的引导与监管就显的非常重要，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好大喜功。通过适度合理的法律监管，为小额贷款公司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才是最重要的。
？眼参考文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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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责任编辑：程文燕？演
作者：孙海斌
第三篇：公司法律风险与审计收费的研究
近五年来，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纠纷增加，我国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也有增加趋势。中小板上市约束条件并没有主板多。本文以中小板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接到监管函的次数方面验证分析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接到监管函的次数越多，会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也相应就越多。
证券监督部门是审计行业的监督者。假设审计失败，审计师将会被行政处罚或吊销执业资格，更加严重的可能导致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难以为继。比如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倒闭事件。2012年以来，小部分企业出现了经营窘困，资金紧张、甚至违规现象的层出不穷，不可避免的导致企业之间的纠纷，从而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法律诉讼风险呈现突破式增长。对比可见，选择在中小板上市，与在主板对比限制性条件少很多，那么，在经济下滑的压力之下，审计收费和法律风险的关系在中小板企业中是如何呢？目前的文献并没有过多地研究中小板的審计收费和法律风险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以中小板视角为基础研究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和法律风险之间的关系。
一、相关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审计费用与相关影响因素
审计收费指的是注册会计师在提供审计服务后，向被审计单位收取的付出的成本费用。简而言之就是提供审计服务，然后得到的成正比的酬劳；上市公司作为被服务的对象，审计费用就是为了购买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服务的费用。学者Simunic（1980）研究指出十个影响美国市场审计收费的因素，据此建立了一个审计收费定价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首先列出十个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以及几百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情况，然后进行系统的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最影响审计收费的是上市公司的规模以及总资产情况。
段春明（2003）以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样本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和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审计费用和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数量、委托客户的资产规模、非审计服务、事务所规模和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二）法律风险与审计费用
审计费用代表着审计服务的价格，是客户和审计师之间的桥梁，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赖以生存的支柱。
Simunic的研究结果指出法律环境会影响事务的审计收费，审计收费会依据其受到诉讼风险可能性进行调整。而上市公司要求支付的风险溢价是与其法律风险成正比，这是Dye（1993）基于保险理论角度出发研究的。也有学者指出审计师的审计费用与国家法律环境状况成正向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在日常运营中，因未按照相关会计政策、法规的规定进行政策选择、信息披露，从而接到证监会的监管函，继而给公司在经济和声誉方面造成损害。如果上市公司的业务难度大，会计师事务所会选择让人数更多以及更优质的会计师提供审计服务，这样才能提高审计意见的准确性，所以，会计师事务所就会提高他们所收的审计费用；法律风险也会因上市公司接到证监会的监管函的次数而变大，这会不利公司的形象、损害公司的声誉和融资能力，加大会计师的诉讼风险。对于较高风险的业务，事务所只能选择提高费用来降低损失。
基于此，本文提出下面假设：
H：上市公司审计费用与法律风险正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现有文献大多集中研究主板上市公司，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更好研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且保证时效性，本文以2016年中小板所有上市公司为基础，所选样本公司的规模相当，本文剔除了以下样本：1.金融业的上市公司，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公司；2.数据不全的公司。全部数据来自巨潮资讯和网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 解释变量
本文在解释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时设计了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的解释变量，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一般是用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表示的，该指数能很好地反映法律风险16种指标，本文选择其中上市公司接收到监管部门的监管函的次数这一指标作为替代变量，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采用上市公司收到监管函的次数来量化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
2.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是被解释变量，这便是指对于审计费用而言的自然对数，研究分析影响审计费用的有关条件是用审计收费模型来体现的。
3. 控制变量
借鉴前人研究的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根据重要性程度，选取以下因素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我们用对上市公司期末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来量化，规模大的上市公司，自然而然审计及经济业务更加复杂与繁琐，所以审议业务也随着加重，审计范围覆盖的更加广阔，直接导致审计费用的提高。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本文用是否是前十大会计师事务为衡量指标。我国拥有审计资格的会计事务所有上千家，简单的把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分为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与非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如果为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上市公司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由资产负债率体现，短期偿债能力由流动比率表示。
盈余管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情况用存货期末资产总额和应收账款期末资产总额这两个指标来加以反映，随着指标的提高，表明公司审计业务范围越大，事务所审计成本也将随之提高，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也将增长。
审计意见类型，分两类： 标准审计意见以及非标准审计意见，当为非标准审计意见时，记为1，否则记为0。
盈利情况，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由资产报酬率体现。
（三）研究模型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例证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和审计费用的相关性，模型如下：
LnFee=β0+β1Litig+β2Big10+β3Lnopi+β4Size+β5Arr+β6Invrr+β7Lev+β8Crr+β9Roa
当中，β0是常数项，β1是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β2-β11是控制变量的解释系数。
被解释变量：LnFee是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用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解释变量：Litig指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用上市公司收到的监管函次数来替代
控制变量。
Roa资产报酬率：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Arr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
InVrr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
Crr流动比率：期末流动负债/期末总资产。
Lev资产负债率：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Lopinion审计意见类型。拿公司年报中的审计意见类型来进行表示，分两类： 标准审计意见以及非标准审计意见。当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表示非标准意见时，该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
Size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期末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来表示
三、实证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法是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对模型中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分析得来的，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623，其余大部分相关系数都小于0.8。一般情况，当相关系数大于1，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从表1可以看出，变量之间基本上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对下面的回归分析不会产生严重影响。
（二）多元回归结果
表2是假设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知调整后的R方为0.338，表明该模型中自变量解释了因变量总变化的33.9%，该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从表2看出会计师事务所在制定审计费用时会对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进行考虑。
控制变量Roa资产报酬率对因变量影响的显著性0.682、Arr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对因变量影响的显著性为0.348、InVrr存貨占总资产的比重对因变量影响的显著性0.987、Crr流动比率期末流动负债/期末总资产0.486、Lev资产负债率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0.364，在本研究中均不显著。Lopinion审计意见类型对因变量影响的显著性0.046，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上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审计单位的审计意见是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收取费用时考察的一个标准。Big10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选取是否为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衡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显著性0.091，在10%的水平上正显著，非前十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远远低于前十大的审计收费，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溢价的取得也更加容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结论、建议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研究基体是 2016年中小板是否接到证监会监管函的上市公司。考察中小板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和审计收费间关系，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接到监管函的次数越多（法律风险越大），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越高。
建议：1.中小板上市公司要增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制定完善的政策、制度并营造互相监督企业文化，全体员工要提高法律风险意识，及时学习新的法律法规，做到尽职尽责。2.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各个环节考虑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要充分评估上市公司的风险，制定合理的审计计划，并执行合理的审计程序，力求把风险降到最低。
未来研究可以以上市公司的其他风险指标作为替代变量衡量其法律风险，选用面板数据结果的一般性可能会增强。
参考文献：
[1]李伟.不确定性环境下会计稳健性对审计收费、审计意见的影响[J].审计研究，2016（01）.
[2]王旭，朱燕.基于PLS结构方程的中小企业审计费用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商务财会，2015（01）.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作者：王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