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论文范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法律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从比较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的关系进行研究是翻译领域的一个新视野。

第一篇：法律文化论文范文

民初的法律广告与法律文化(1912—1926)

[摘要]通过对《申报》刊登的民国初期的三类法律广告进行分析可知，尽管律师的形象受到传统文化中讼师形象的负面影响，但是律师广告却体现了律师对自身形象的积极塑造。法律书籍广告不仅起到了宣传法律的作用，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联系紧密，体现了民众期盼法律救国、国家富强的心态。法政学校的招生广告反映了民众对法律职业态度的转变与当时学习法律的热潮。经由广告这一视角可见，民国初期的法律文化虽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却在社会环境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异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　法律广告　《申报》　法律文化　民国

近年以《申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著述颇为丰富，但将广告纳入法律文化研究范畴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以民国初期《申报》中的法律类广告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如下问题作一探讨：广告中体现了人们对于法律怎样的看法?在当时新旧交替、东西融汇的背景下，法律文化的渐变与冲突在广告中是如何体现的?法律类广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有何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选取的《申报》广告皆为民国初期，即1912至1926年间的法律类广告。这样的断限取舍基于如下考虑：若考察整个民国时期，则资料繁巨，笔者一时力有不逮。且民国初期正是新旧交替的时期，各种社会制度尚在逐步探索成型之中，政局的不稳定状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社会生活更自由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而通过报纸广告对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与文化进行考察，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此外，本文所考察的法律广告并不局限于律师广告和声明，文化广告中有关法律书籍与法政学校的广告也是本文考察的对象，因为这两类广告是我们了解当时法律知识传播与法律教育状况的重要资料。

一、律师广告

律师广告是出现最早、数量最多的法律类广告。1860年前后，外国律师开始在上海执业，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但清政府对于律师制度一直持观望态度，使得受过新式法律教育的国人无法获得执业资格，只能在外国人开办的律所中供职。1912年元月民国刚刚成立，蔡寅等13位律师就发表了致上海都督陈其美的请愿书，希望能够仿效江苏和浙江的做法，在上海成立律师团体(辩护士会)。这次声明可以视为中国律师公开活动的开端，从此有关本国律师的新闻和广告不断出现于各大报纸。1912至1914年是中国律师的起步阶段，大多数律师并不为民众所知。为了招揽业务并提高知名度，律师们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向民众介绍自己的情况，所以这一时期报纸上律师广告的数量很多，且经常连续刊登很长时间，如《大律师孙润宇、沈复、张家镇广告》就在1912年7月连续于《申报》刊登了20天。律师广告的内容大多为业务范围、个人介绍与办公地址、联系方式。兹引几则广告如下：“文超大律师为保护人权起见，特辞青浦地方审判厅推事之职，与徐怀霖、李大钧大律师共设公事务所于上海城内县西街八十七号门牌。如有委托者请来本所与经理员邹莘夫、朱仲篪、赵笛梅、杨鲁齐、余鑫泉接洽可也。”“本律师研究法律有年，前江苏省城开审判厅即蒙程雪楼都督保任省城地方监察厅检查长，嗣因镇江商埠开办地方厅，调任镇口检察厅长。今为阐扬法理、保护人权起见，专为人民办理一切诉讼及非讼事件。如有委托请至上海江西路爱字五十号二层楼上及苏州花街巷十四号内事务所接洽可也。”“本事务所许大律师自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后执浙江官私立各法政校教鞭凡七年，造就政法人才数千辈，光复后兼任浙江第一地方法院长，去年六月辞职，仍膺各校讲座。现为保护人权起见，接照律师章程，在司法部注册，领有证书得在全国各级司法衙门出庭办案。凡有民刑诉讼及订约、公正、和解、仲裁、置产、析产并各种法律行为相委托者，请至后开律师事务所接洽可也。”可以看出，这三则广告的表达思路基本是一致的。先介绍律师的背景，尤其突出自己的学历或留学背景、丰富的学识和经验、曾任官职等等，以给客户留下能力强、可信任的印象。然后介绍业务范围，一般都囊括诉讼和非讼业务，可见当时律师业务是“全盘通吃”的，并未形成明确的分工和专业方向。最后都注明地址和联系方式。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笔者所见的律师广告里，基本都特别强调了开设律师事务所的目的是“保护人权”。笔者认为，广告中所说为了“保护人权”辞去检察官、法官、推事之官职而成为律师的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因为法官、检察官也可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必非做律师不可。做律师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厌倦了官场或者看好律师的发展前景，又或是为了多挣钱。当然，也可以把“保护人权”理解为律师对自身形象的积极塑造，它试图让人们感受到律师的正义感。尽管凸显人权保护是一种策略，但同时也从侧面体现了当时文化的变迁：民众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在逐渐增强。“人权”一词对于20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汇。实际上，和英语中“right”内涵基本对应的“权利”一词是在1895年之后才成为普遍使用的词汇的。尽管西方的权利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而且国人对权利的理解经由传统文化的选择和重构后与西方原本的权利观念存在偏差，但注重个人权利的新价值观念已成为民国初期的一种潮流。律师行业原本就是因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而产生的，因此在民国初期个人价值观念觉醒的时代，律师业得到了中国传统社会所不能提供的生存空间。

律师积极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也可能来自于对职业形象的担忧。笔者在阅读《申报》时就发现了一些抨击律师的文章：“律师者，例不在熟，讼不在赢，惟利所在……长厚者不足以当律师，惟奸诈可以当律师……绍之幕，苏之讼棍，沪之律师，一也。”在这里，律师是惟利是图且奸诈的，形象与讼棍无异。实际上，当时可能很多人都抱有类似的想法。为了使民众了解律师与讼师的差别，报纸上也刊登一些为律师正名的文章，希望民众知道“律师非讼师也，讼师好弄刀笔，混乱黑白颠倒是非.律师之天职则否。依法保障人权，指导社会纳于法轨。故律师而善十足，助法官耳目之所不及，以法官寡与社会接，律师恒与社会接，民之情伪，法官所不能知者，律师能知之;法官所不易明者，律师易明之。此文明法律所以禁讼师，而认许律师也”。无论律师被视为“维权斗士”还是“现代刀笔”，中国的律师业却逐步发展起来，律师广告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后的前几年，律师广告以宣传开业、招徕客户为主，后来此类型的广告基本被律师代客户发布的启事所取代。这种转变的原因，一是政府加强了对律师广告的监管，禁止“以旧日职衔登报榜门盛自炫鬻”、“形同商贾夸饰市招”的“近于招揽词讼之广告”。二是律师业务逐渐增多，案源趋于稳定。从这些频频出现的律师启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律师们忙于各类法律业务，如律师代表轮船公司清理债务，律师代表个人发表存款单遗失通告，律师代表孀妇发表析产备案声明等等。实际上，这些启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律师达到了宣传的目的，甚至比前文所述的律师广告更有说服力。因为报纸读者通过启事可以了解哪些律师的业务繁

多，以及这些律师经营的具体业务，这比单纯地推销自己更有说服力。

在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同时，外籍律师仍活跃在上海律师界。尽管1912年9月颁布的《律师暂行章程》禁止外籍律师在华界司法机关出庭，换言之，其出庭范围仅局限于租界法庭和会审公廨，报纸上仍不乏他们的广告和启事。法学博士斐斯在其广告中称其“在上海经商多年”，“特为拥护法律、保障人权起见”而注册为律师，出庭范围在“英美按察使署、各国领事署、以及英法会审公堂”，可办“民刑诉讼辩护、沪上华洋绅商交涉、订约转契、经理房产注册等事”。由于出庭范围的限制以及外籍背景，这些外籍律师所代理的业务多数为外国人在华的民刑案件与商业纠纷，如“佑尼干公馆费信淳、赫克孟大律师代表屈臣氏汽水厂悬赏一千元捉拿盗用汽车私运烟土之主谋”，(《申报》1921年10月3日)“甘为露大律师代表檀香山李绿兴家属声明息折遗失声明”(《申报》1921年10月20日)等等。因领事裁判权而衍生的外籍律师与本国律师并存的状况，也是民国初期律师业的一个特殊现象。

二、法律书籍广告

法律书籍的广告，一般由书籍的发行者——书社、编译馆、书局发布。清末民初，上海等地的民营出版业已颇具规模，并早已取代教会和官书局曾经在出版业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从1896至1911年的15年间，一百多家出版机构在上海成立。仅1906年就有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点石斋书局等22家出版机构加入了上海书业商会。数量众多导致了出版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而这种激烈的竞争也必然体现在广告这一营销手段上。如中华书局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与此类似，竞进社在《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出版》广告中，特别强调“每部定价一角半，兹为促进共和起见特从廉出售”。(《申报》1912年10月3日)

书籍的出版深受政治走向与时势环境的影响，这从法律书籍在中国的引入与传播史中可窥得一二。1839年.在广州禁烟的林则徐请美国传教士伯驾以及中国翻译袁德辉翻译了瑞士法学家万忒尔的著作《万国法》中的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的内容正是与禁烟相关的国家间的战争、禁运与封锁。林则徐希望通过翻译来了解国际法的相关规则，并以此为据与英国人谈判。这次翻译活动的成果《各国律例》被学界视为“中国近代引入的第一部法学著作，对中国近代法和法学萌芽起了重要作用”。在之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中，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各类编译馆和出版机构翻译引介了一批以欧美国家公法为主的法学书籍。而从1896到1911年的变法修律时期，法学书籍的翻译重心从欧美转移至东洋，翻译门类也从国际法扩展至法学各个分支，尤以宪政、民商法和刑法类书籍为重。

无论官办还是民间编译馆，其翻译与传播外国法律书籍的活动都蕴含着这样一个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了解西方的国际法，才能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和思维方式来处理外交问题，才能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法律依据。而学习外国的宪政制度、刑法制度、民商法制度才能促进国内的法律变革，才能从西方模式中寻求可以为我所用的元素。这种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实用主义心态一直影响着法律书籍的传播，神州编译社1912年发布的一则教科书广告是这样介绍的：“民国成立，百废待举。苟无完善书籍，何足以言效法?而资研究，惟我国近有新书率由东籍，重译既无佳本，且失真意，本社慨之，爰集专门学者专译欧美名著，兼编共和国民必备之书。现已组织就绪，兹将第一次编译各书录告海内。”(《申报》1912年7月23日)此则广告不仅通过文字突出这些书籍是国民的必读书，还配以插画：一艘乘风破浪的轮船承载着地球，地球上写着四个大字“灌输文明”。这一切都试图给广告的受众传输一种国家正向着富强、文明发展的积极氛围，以及国民为国家复兴必须提高自身修养与素质的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法律书籍已经不仅是单纯地翻译外国著作，还由留洋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编写。如此则广告中的《国际法教科书》就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士、伟省大学国际法硕士朱公钊撰写。

除法律教科书外，各出版社还十分关注现行法律。尤其对新颁布的法律甚至尚未颁行的法律草案，各出版社更是想方设法最早出版，赢得先机。如中华书局刊登的广告《中华民国法令第八十九号刑法草案》特别强调了“此为司法部新拟交参议院者，与外间将前清诸刑律改头换面冒充民国刑律者有别，凡民国官吏议员皆常研究”。(《申报》1912年7月14日)竞进社在广告《公民必携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中，首先说明了国会组织法与公民切身利益的关系，即“民国肇兴，人人有选举总统之权责，而司其枢纽者，厥惟国会”，然后强调本出版社通过特别渠道得到原版并于第一时间印刷：“今者国会将召集矣，其组织法及两院议员选举法，本月十号始经总统公布，本社特嘱京友，觅到参议院咨国务院原稿，亟行付印，以饷全国四万万之公民。”(《申报》1912年8月14日)

随着立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各部门法律逐渐充实完善，各出版社出版的法律书籍种类也日益增多.从最初的法律单行本发展为法律丛书。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从而在广告上的投入也有所增加.广告的篇幅扩大，内容介绍更为详细。兹引三则广告如下：

本馆(商务印书馆)出版政法各书，有自行编辑撰著者，有译自英法文及日本文者，凡本国现

行法令暨解释及其他法律、政治、宪法、议会、地方自治、经济财政、统计、国际法、辞典各门无

不完备计共出书一百二十种。各书内容均详载图书画报。诸君子如欲披览。函索即寄。

今选举已毕，国会及各省议会即日成立，宪法以下一切法制正待讨论，诚法治国人民前途最为

注重之际，而本馆出版之各政法书，皆足为诸君子研究参考之资料，且尤注意于时势之需要。以故

一书出版瞬即售罄。诸君子宜速购取幸毋交臂失之。(《谨告研究政法诸君》，《申报》1913年1月

20日)

细目二十二种：法学通论、宪法、民法总则、民法物权、民法债权、民法亲族、民法相继、商

法总则、商法会社、商法行为、商法海商、商法手形、商法保险、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刑法总

论、刑法各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财政学、行政法。

(一)学说之充富：法律学说愈新愈精，是书均述近今法学大家之学说，各科精义，无不搜罗：

法律科门，无不悉备。

(二)批阅之便利：是书分类列表，标以表数，依数披览，手续即以。

(三)现今之适用：学生考试，法官厅断，律师出庭，均为极适用之品。

(四)装订之精美：校对详细，绝无误点，用极美丽之洋装，银椽金字悦目雅观。

是书为现任金山检察长、法学士叶庆褆君在日本明治大学之杰作，盖日本诸法学家其宣布心得

之处不在讲义而在口述。叶君留东五载将诸大家在讲堂之演句随笔记录，并参入诸法学书之要点.

积久而成三巨册内容，则分纲契绪、详注解释，开卷批阅、朗若列眉。(《法律精华参政必需之

书》，《申报》1913年1月25日)

本社所编之中华六法全书除民律草案、新刑律、商律、法院编制法等。正书六种，外复增入民

国现行各种法规三十种，总其细目则有五十余种，发行以来久为各界所称许。至于内容之究备，印

刷之精良，校对之详细，定价之低廉，尤非翻版影射者所可比拟。现在甲种再版，乙种五版，均将

出书。本社以外间翻刻此书暗将内中理由案语热议删除，讹误尤多，购者不察，往往受欺。特再发

售半价各五百份以便各界订购.额满截止……

甲种凡政治家、司法家、法政法律学校教员学员、政党党员、各学校均适用。乙种凡文官、法

官考试、律师、商界、旅行携带、全国公民国民均适用。(《增订中华六法全书三十六种　甲乙种

大字本再版袖珍本五版预定半价》，《申报》1913年2月16日)从这三则广告可知，第一，这些广告都十分明确地突出目标读者，如“谨告研究政法诸君”，“学生考试，法官厅断，律师出庭”，“凡文官、法官考试、律师、商界、旅行携带、全国公民国民均适用”。根据出版社对购买人群的设定，我们可得知当时阅读法律书籍最主要的群体是法律业内人士，如法官、律师、法学学者以及学习法律的学生。此外，一些较为通俗的法律书籍和法规汇编也为普通国民所购买。普通民众阅读法律书籍，一是了解法律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护权利、规避风险;二是受到当时爱国、民主思想的影响，认为国民应该参与国政进而决定国家的前途，而了解法律，尤其是宪政类法律。是一名关心国政的公民必有的素质。第二，这些广告都着重介绍了书籍的质量、编排与紧俏程度。广告中一再强调书籍的印刷质量，从“尤为翻版影射者不可比拟，本社以外间翻刻此书暗将内中理由案语热议删除，讹误尤多，购者不察，往往受欺”等语句中，我们可以推知当时民众对法律书籍的需求旺盛，否则也不会出现翻刻牟利的现象。“一书出版瞬即售罄，诸君子宜速购取幸毋交臂失之”，“特再发售半价各五百份以便各界订购，额满截止”，这些广告语都试图说明商品的销售情况十分紧俏，购买者甚众。虽然商家必然在广告中对商品有所美化润色以招徕顾客，但这些书籍不断再版的事实还是从侧面印证了法律书籍的畅销情况。第三，广告还起到了介绍法律、宣传法律之功效。各出版社求新求快的销售策略使得民众可以从广告中知悉最近的立法动态。如上文所引，广告中还介绍了法律的分支部门，甚至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如“法律分为两种，一实体法，一手续法，刑事以刑律为实体法，刑事诉讼律为手续法”。(《申报》1912年7月11日)第四，正如上文已提到的，这些广告语都突出了法律与国家政治的密切关系，如“诚法治国人民前途最为注重之际”，“尤注意于时势之需要”等语，这种广告方式一方面迎合了民众爱国的心态和参政的希望，另一方面也再次强化了法律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

三、法政学校广告

从1912年开始，各大报纸上公立与私立学校的招生广告日益增多。这些学校基本覆盖了各阶段和各种类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职业专门学校、夜校、各类女子专门学校、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专门学校、夜校、女子学校和大学涉及的专业面相当广阔，包括水产、农业、金融、簿记、医学、法政等等。这些刊登广告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新创设的学校，且这些学校多为私立学校。频繁出现的广告反映了民国初期办学风气盛行的特殊现象。针对私立学校之创立无章可循的状况，教育部于1912年11月颁布了《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随后又于1913年1月16日颁布《私立大学规程》，希望藉此规制私立学校的创设、保障私立学校的办学质量，但在实际运作中严格遵守规则的学校很少。在这些私立学校里，法政专门学校是最为热门的学校，开设数量也较其他类别的学校为多。法政学校并非民国的新兴产物，清朝末年在沈家本和伍廷芳的积极推动下，京师和各省纷纷兴办法政学堂，其中京师法律学堂最为著名。1911年，清朝政府准许私人设立法政学堂，于是很快就出现了浙江宁波法政学堂、集湖法政学堂等法律学校。民国成立后，各类法政学校鳞次栉比地涌现。仅在1912年8月就有中华法政大学、民国法律学校和江苏私立共和法律学校三家法政学校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广告。

法政学校的繁荣景象向我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清末民初的人们对于法律与法律职业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在传统中国社会，专门修习法律者很少。一方面因为科举取仕才是人生正途，即使是最专业的刑部官员也必须首先通过科举考试的选拔才能获得任用资格。另一方面因为中国自古重礼轻刑。并不提倡专门学习法律，甚至对学习法律的人存有偏见。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官方往往给民间以法律谋生者冠上“讼棍”之名，认为讼师皆挑词架讼、颠倒黑白，为历朝历代所打击禁止。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刑名幕友或讼师等有法律相关的职业易遭天谴的观念，清朝名幕汪辉祖最初打算学幕时，嫡母和生母苦苦相劝，原因即是“惧其不祥”。但是这一传统观念在清末变法修律的过程中渐渐改变。战败和赔款让朝野上下认识到本国科技与政治上的不足，欲改变落后状况就必须学习国外的先进科技与各种法政制度。清朝政府派出很多留学生到日本和欧美留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法政为专业的。这些修习法律的留学生回国后大都在政府机关及司法系统担任要职。对法律救国的整体期望以及法学毕业生的职场坦途使得“社会上一般人士以前蔑视刑名师爷的观念，遂一变而有重视法家的心理;国内的法政学校也因时代的需要，好像春笋怒发一般的增添起来”，“法政学校一时上市，大有人满为患。一般人对于法律的态度大反从前鄙视的眼光，而承认法律是支配社会的重要工具，同时承认法律任务是社会的任务，法律事业是公益事业，法律教育是训练社会服务人才之教育。”这种心态上的转变，虽然使法律教育颇受重视，却也导致了重视过度的效果。纷纷开办法律学校的现象本身就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而在民国元年中国本土法律教育理念与方向尚不成熟之时，这些学校的教学模式与办学思想也不完善、不清晰，这从《江苏私立共和法律学校招生广告》中也可看出端倪：“本校呈请江苏都督咨部立案，先办完全、速成二科。完全科三年毕业，速成科年半毕业。与同种类之公立学校一律效用。现报名定于阳历八月二十一号至三十一号止。开学定于阳历九月十一号。”(《申报》1912年8月24日)从广告中我们得知该法律学校的学制分为完全科与速成科两种，完全科三年毕业，速成科仅一年半就可毕业。这种情况并非某一问学校的做法，中华法政大学也在其招生广告中写明招收专门部法律科学生和法律讲习科学生，而法律讲习科是与速成科相类似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学习一年半就毕业的学生能学到多少法律知识?能否成为一名初具资格的法律人而从事法律实务呢?恐怕相当勉强。就算是三年毕业的学生，是否能胜任法律工作都很难讲，因为这些匆匆创立的法律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存在很多弊端。孙晓楼先生曾在其著作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地法律学校的教务长曾说法律学校的学生.只要能懂得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几种主要科目就行了，至于国际私法、行政法、犯罪学等课程是不需要学的，学了只能分心。很多法律学校认为只要学几门主要的法律课程就可毕业.完全忽视了对学生法律思维和法律道德的培养，包括理论法学在内的主要课程严重缺失。从这种学校毕

业的学生仅仅是对法律一知半解的工匠，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法律人。笔者所见的《中华法政大学校外讲义》广告更能说明某些法政学校是目光短浅、不负责任的：“本大学自九月初开办后，来学者日益繁多，兹为普及法律智识起见，仿照东西各国校外课章程，发行校外讲义。以阳历十月十号为第一册发行.现已出版。嗣后每月发行二册，均敦聘专门学者担任编纂，定期三学年毕业，每学期纳费十二元”(《申报》1912年12月2日)初读此广告，笔者以为只是发行讲义的广告，但细细阅读却发现这其实还是一则招生广告，只不过招收的是不用到校学习、仅通过自学校外讲义就可以毕业的学生。这颇有些“买讲义、送文凭”的味道。

通过比较私立法政学校与其他公立专门学校的招生广告，笔者还发现私立法政学校的入学考试似乎相当容易。一般公立学校在招生广告中都会写明报考资格和考试科目，如“入学资格：中学毕业或与中学毕业有同等程度，年龄在十六岁以上廿五岁以下者。入学试验科目：国文(述言论说)、英文(翻译文法)、数学代数(平面几何)、化学物理”。公立的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也在其招生广告中写明“应考资格须中学毕业与同等程度者。考试科目(一)国文(二)英文(三)历史(四)地理(五)算学”。而私立法政学校的招生广告并不要求报考资格和考试科目，只写“在校试验，随到随考”。有些学校还可有条件地免考：“具本大学章程第十六条一、二、三、四项资格者可免考入学。”从中可以看出.与公立学校相比，这些私立法政学校的入学条件相对较低，并没有严格限制人学资格。据民国时的法学家、法律教育家燕树棠分析，法政学校的学生普遍在中学时学习成绩一般，有很多学生是因为法政学校对入学资格要求不严才投考的。

时人对于法政学校的种种做法颇有置疑，笔者所见的一篇文章就对某法政学校招收一年速成科学生的做法提出批评：“修业于中学三年者，或与修业三年程度相等者，就能入法政学校，再修业一年，就叫做‘专门人才’，就可以‘实行参政，以应社会的需要’?”作者还指出这是“用力少而获利多”的行为，不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就参政是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的政治主权不负责任的表现。1913年11月22日，教育部通知各省酌量停办私立法政学校或者改办司法讲习所：“乃近者县邑之区，纷纷设立法政专门学校，无论合格学生不易招集，即相当教员亦所难求。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而无专门之实，创办者视为营业之市场，就学者籍作猎官之途径，弊端百出，殊堪殷忧。”(《教育杂志》第5卷10号)至此，民国初年兴办私立法政学校的风潮暂告一段落，大多数法政学校逐渐被淘汰或者转变办学方式。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司法院特许私立法政学校设立规程》，对私立法政学校的设立和资质作出详细规定，创设法政学校事宜从此有章可循、走上正轨。

四、结语

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按照自己的路径发展。清朝末年，战争中的惨败使得国人猛然意识到本国科技与国力的落后，进而思考本国政治制度的不足，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变革。在这场基于民族立场的现代追求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相遇碰撞、此消彼长。以西方与东洋为蓝本的法律制度被引入中国，原有的律例被“六法”所取代，一整套仿效西方模式的司法系统建立起来。这一时期剧烈的变革震动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法律文化变迁是笔者最为关注的。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法律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基于变法救国的心态以及法律职业地位提高的事实，原本冷门的法律渐成趋之若鹜的热门专业，法政学校风行一时;尽管对讼师的不良印象影响着律师的形象塑造，但民众对律师的需求越来越强，渐渐认识到律师的价值;法律书籍的畅销也证明了人们对于法律的重视程度。广告不仅被动地呈现了当时人们的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律师广告营造律师的形象，让民众了解律师的工作;法律书籍广告引导民众通过学习法律成为关心国家政治和前途的公民。当然，法律文化是相当复杂广博的议题，相形之下巴掌大小的报纸广告实为单薄的载体。例如，民国时的人们一直十分关注司法主权的收回，律师们也为促成此事不断努力，但这些信息大都包含在新闻与评论中，律师广告却无法传达。这是本文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笔者以为，无论哪种材料都有其本身的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材料来研究问题。由于清末民初年代尚不久远，流传下来的资料十分丰富，如何结合恰当的研究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甄别、取舍、分析，进而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法律文化，是我们在今后应当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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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田涛，李祝环.清末翻译外国法学书籍评述[J].中外法学，2000，(3).

[16]参见徐忠明，杜金.清代司法官员知识结构的考察[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5).

[17]汪辉祖.佐治药言[A].官箴书集成(第五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7.

[18]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三联书店，1983.

[19]孙晓楼.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0]中华法政大学招生广告[N].申报，1912-08-04.

[21]江苏省立专门医学学校招生[N].申报，1912-12-08.

[22]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招生通告[N].申报，1912-12-24.

[23]民国法律学校开学试验期通告[N].申报，1912-08-05.

[24]中华法政大学招生广告[N].申报，1912-08-26.

[25]吴高举.对于《北京女子法政学校招生简章》的批评[J].批评(第7期).

作者：董陆璐

第二篇：法律文化比较与法律翻译

摘 要：从比较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的关系进行研究是翻译领域的一个新视野。本文从法律文化的概念及分类入手，着重探讨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功能对应物”与法律翻译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中西法律文化的“重叠对应”、“零对应”和“间接对应”对法律翻译的影响，最后呼吁更多人加入这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法律;法律文化;“功能对应物”

[文献标识码]A

Key words: law, legal culture, functional equivalents

在法学界，对比较法学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比较法律文化的领域，而将比较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联系起来还是翻译界刚刚兴起的“话题”。

1. 法律文化

1.1 法律文化的概念

比较法学——对于世界上不同法律体系的比较——提供了一种学术事业的范例，它为不同国家法律体系之间的比较建立了一种明晰的概念性框架。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法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美国学者弗里德曼(Friedman)就对法律文化进行了广博的理论探讨，他的研究大多数呈现出了一种多样化特征：法律文化指“针对于法律体系的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态度和行为模式”(奈尔肯，2003: 51-52);法律文化也可以是“与作为整体的文化有机相关的习俗本身”;法律文化一般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普通文化的组成部分——习俗、观念、行为与思维模式——它们以特定的方式改变社会力量，使其服从或者背离法律”。(埃尔曼，2002: 51-53)

弗里德曼对法律文化得出的一个总体结论是：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最大用处在于，它强调了包容当代国家法律制度的社会本体所具有的极度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文化可以被理解为由种种重叠交错的文化构成的具有广泛多样性的文化样态：有一些相对而言是地方性的(local)，还有一些则更具普遍性(universal)。

1.2 法律文化的分类

对于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弗里德曼曾说，“人们可以在许多抽象的层面上谈论法律文化”。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一种法律文化;法律文化能够描述“某一整体法律体系的潜在特征——其主流观念、品味与风格”;每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都有它自己的法律文化，而且没有任何两个是完全相同的。例如，在美国，法律文化就可以区分为：富人与穷人的，黑人、白人或亚裔人的，蓝领工人或白领职员的，男人、女人与儿童的等等。美国法律文化并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文化：“有法律保守主义者、法律自由主义者，以及它们的各种各样的变种和亚种。在各个具体群体的内部，法律文化包含了特定的态度，无论如何，这种态度都倾向于前后一致、彼此照应，形成种种具有相关态度的集合。”(奈尔肯，2003: 56-57)

法律文化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宏观上来说，可以分为五大类：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普通法系(又称英美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又称阿拉伯法系)和中国法系(又称中华法系)。这五大法系不是截然隔离而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正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才使得法律翻译成为可能。

2.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与法律翻译

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国家间或者民族间的法律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阵列”(a dizzying array of cultures)。(奈尔肯，2003: 59)这种法律文化的多元观念使得翻译工作更加纷繁复杂。一个好的法律翻译工作者不仅要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的法律文化，还要洞悉各种法律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如在翻译“beneficial interest”一词时，虽然完全明白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但却不清楚它后面的法律理念：根据法律，财产拥有权有“legal ownership”和“beneficial ownership”两个层次之分，也就是说，如果物主只是“legal owner”而不是“beneficial owner”，他就是个有名无实的物主，反之，他就是有实无名的物主，所以把“beneficial interest”译成“实益权益”就能很好地反映这个法律概念。

从比较法律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不同法律文化中的各种术语、概念、意识等之所以能够进行比较、分析和沟通，在于人们可以从中找到相互间的“功能对应物”(functional equivalents)。(Ehrman, 1976: 34)世界各国的文化是相通的，因而不同国家间的法律文化也不是对立的，在法律文化之间，差异是存在着的，但总有一些文化的东西或多或少能找到“功能对应物”，这给法律翻译带来了可操作性。因此，就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对应关系而言，结合法律翻译，可把法律文化翻译中的“功能对应物”概括为三种：“重叠对应”、“零对应”和“间接对应”。

2.1 中西法律文化的“重叠对应”及翻译

“重叠对应”即中西法律文化间的“功能对应物”呈交叉状态，也就是说，其中只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相重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翻译工作者多费一些笔墨，展开一定的“上下文”，否则翻译出来的东西会让人看了“一头雾水”。比如“法治”与“人治”的概念及译法。放眼中外思想文化的历史，凡是提倡“人治”的思想家往往坚持人性是善的，凡是提倡“法治”的思想家往往坚持人性是恶的。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一种人生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求善”的哲学，伦理道德的色彩非常鲜明，儒家所推崇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政治或道德政治。所以传统的中国社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法治”。而西方思想家多主张“性恶论”，提倡“法治”。西方的“人治”与中国的“人治”有所不同，前者追求的是正义和平等，而后者追求的是道德人格、富民利民及对宗教制度的维护。西方的“法治”强调的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和限制行政权利，而中国法家的“法治”则强调法律的工具价值，把法律视为皇帝的“治民之具”。但西方的“人治”与中国的“人治”也有相通的地方，中西思想家往往以人性论作为其治国方略的理论根据，都注重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认为法律应合乎基本的道德原则，否则就是“恶法”，一般都推崇合乎“中庸之道”的法律与政治，反对实行极端化的政策与法律。(崔永东，2004: 42-46)所以说，在中西方人的眼里，“法治”与“人治”虽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在某些方面也是相通的。外国人在翻译中国的“法治”与“人治”也煞费苦心，为了慎重起见，会“炮制”专用名词来替代。美国的《时代周刊》曾有汉语fazhi和renzhi两次亮相：

The move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China’s campaign to formalize the country’s legal code and replace renzhi, the rule of men, with fazhi, the rule of law. (Time, December 19, 1988, P.40)

在法律翻译中，这种跨法律文化的“功能研究”(functional approach)(Zweigert & Kotz, 1977)看起来似乎“务虚”，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看似“务虚”的“功能研究”能够给予具体的翻译技巧以“理念援助”(rational support)，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境里，更准确、恰当地处理相关概念的翻译。(林巍，2006: 61)

2.2 中西法律文化翻译的“零对应”及翻译

中西法律文化虽是相通的，但由于不同的历史、制度、思想等各方面的原因，中西法律文化难免又各具特色，各有各的不同，这使得西方法律文化的内涵在中国法律文化里常有缺项，找不到相互间的“功能对应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零对应”。

在西方法律传统中，学者、法律专家对于法律概念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而在中国，这种影响和作用则主要来自政治方面。西方思想家往往把司法独立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而中国思想家却没有提出这样的思想;西方思想家往往把“正义”作为最高的司法标准，而中国思想家往往把“无刑”作为最高的司法标准;中国儒家的司法理论具有很强的宗法等级意识，而西方的司法理论则把平等作为司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崔永东，2004: 47-48)在这种法律文化的背景之下，由于没有翻译中的参照物，常会引起理解和翻译中的困难。如西方的“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三权分立”(system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into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division)、“权责平衡”(parity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还有“陪审团”(jury)、“弹劾制”(system of impeachment)等等。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还有一个常常容易出错的地方，那就是繁琐的法律条文及审判词中的大量渲染、描述与议论，这些都需要在翻译中做多方面的相应调整，甚至要采用某些文学翻译的手法来“协助”。

2.3 中西法律文化的“间接对应”及翻译

在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比翻译中，除了上面提到的“重叠对应”和“零对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间接对应”。“间接对应”是指在具体的中西法律翻译实践中，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未必完全吻合，但相似值(approximate equivalence)是存在的。

比如对“权利”的认识。人们通常认为“权利”概念最初源于西方，西方人把“权利”分为三个层次：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法律权利(legal rights)和道德权利(moral rights)。其中自然权利就是所谓的“天赋人权说”;法律权利是一个社会的法律所赋予的人的权利，法律权利同时又制约着人的行为;道德权利是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与社会的规范准则相一致，他就会拥有这种权利，而对其违法，就会受到公众舆论而不是法律的制裁。在中国的法律文化里，也能找到与上述“权利”概念相对应的价值观：第一层，为“合理”，即是否与万物的本质、天道、理性等相一致;第二层，为“合法”即是否与社会的法律、规范相符合;第三层，为“合情”，即是否与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等相协调(林巍，2006：60)。

在中国的法律文化里，也能找到与上述“权利”概念相对应的价值观：第一层，为“合理”，即是否与万物的本质、天道、理性等相一致;第二层，为“合法”即是否与社会的法律、规范相符合;第三层，为“合情”，即是否与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等相协调。(林巍，2006: 60)

再比如对“法制”一词的理解与翻译。“法制”就其狭义而言等于“法律制度”，而就其广义而言就大于“法律制度”，所以，把“法制”一律不分青红皂白译成“legal system”是不恰当的。广义的“法制”大致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所以译成“legality”比较合适。(陈忠诚，1992: 5-6)所以要翻译中国的“法制”，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西方人对中国“法制”的曲解。

3. 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存在着必然、密切的联系，只有在充分了解中西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并把法律翻译与法律文化结合起来，才能翻译出更好的作品。而且，把法律翻译与比较法律文化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还刚刚起步，因此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来进行广泛的探讨。

参考文献

Ehrmen, Henry W. Comparative Legal Cultures[M]. Prentice Hall, Inc., 1976: 34.

D·奈尔肯.比较法律文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51-52，56-57，59.

埃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比较法律文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51-53.

陈忠诚.法窗译话[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5-6.

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2-46，47-48.

林巍.比较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J].中国翻译，2006(3)：60，61.

作者：邢驰鸿

第三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律基础课程的影响

[摘　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从古至今的人们，现阶段的法律基础教学也深受其影响。当前，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法律基础课程被寄予更多的关注，望作为传统社会治理思想之一的传统法律文化能为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法律基础课程；无讼法律文化；法律工具主义；德主刑辅；法律信仰

前言

1987年，根据国家教委的要求，普通高等院校设立了“法律基础”课程。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合二为一，成为一门新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从此，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不再是单一的法学教育，而是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的培育。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学生的法律意识虽然普遍提高，但是学生仍深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望作为传统社会治理思想之一的传统法律文化能为法律基础教育教学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形成

中国法律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内容博大精深。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择其重点，加以论述。

(一)无讼法律文化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诉讼被认为是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方式。“无讼”是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且“无讼即德”。无讼法律文化根植于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长幼尊卑的家族式的等级结构强调“权”、“术”的专制集权思想，强调以“仁”、“孝”治世。就连力主“以法治国”的法家，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所谓没有纷争和诉讼的“刑措”的境界。孔予明确提出了无讼的主张，他郑重宣布：“听讼”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孔子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

(二)工具主义法律文化

在古代中国，历朝法典编纂的特色之一就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体现出泛刑事主义的特点。对民众而言，法就是刑，人们谈法色变，无不视诉讼和与官府打交道为畏途。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广大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所以，法律只是统治者驭民的一种工具和暴力手段。

(三)德主刑辅

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既具有普遍大法和纲纪性质，又具有人伦道德属性，具有安定社会秩序，矫正人性的功用。董仲舒强调德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了“阳德阴刑”的理论。东汉时，刘向提出“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的主张。到了唐代，唐太宗则明确地提出了“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治国方略。于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治理国家应该“德主刑辅”(《唐律疏议·序》)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影响

(一)消极影响

1.以道德代替法律，学生维权意识淡薄

自古以来，德治是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这种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必须导致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这样的文化仍然影响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在不少学生中体现为“法律无用论”的思想。不论在学校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学生中运用法律手段维权的寥寥无几。

2.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使学生对法的价值产生质疑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虽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中国民众心目中仍然难以形成。这样的法律文化直接导致学生对法律价值的质疑。

3.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意识的养成，削弱本课程的作用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需要法律并实际感知到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在现代社会，法律工具主义仍被一些执法部门奉为法宝，“运动式”执法现象仍屡见不鲜。受其影响，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学生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从而直接影响法律基础教育的开展和实施。

(二)积极影响

1.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对社会的综合治理，填补法律基础教育的空白

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出发，传统中国社会设计了独具特色的“礼法结合”的模式，强调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儒家思想认为，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萌。在“依法治国”的大旗下，一些人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端转到了“法律万能主义”的另一端。对此，沈宗灵教授曾有过深刻的论述，“法治的局限性问题，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1)法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2)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3)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相矛盾；(4)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由此。“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合二为一就有了历史文化基础。

2.有利于学生对法律的服从，社会规范的遵守，增强学生遵章守规的意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道德教化为主要内容，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以无讼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和为贵”的法律心态。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以触犯法律为耻，遵守社会现有的道德行为规范。因此，遵章守规是每一个社会人的基本准则。法律基础课程传递给学生的基本思想正是与中国民众传统的法律文化相契合。

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调解模式，要求建立和谐社会的的思想符合本课程的核心价值观。

现代社会中，诉讼的激增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而诉讼中迟延、高成本等固有的弊端降低了司法在民众心中的威信。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体现在我国官制中，从周代开始就设有调人之职，“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对缓和社会矛盾和对抗、消除滥讼现象、减少人际交往及社会诸种交易行为的成本、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学习法律基础课程的目的不是教育学生每遭遇权利侵害，必诉诸于法律，而是在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同时，要求学生树立诚信观、平等观，引导学生合法、高效的处理问题。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可见，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至少从形式上契合了法律基础教学的内容和主线。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本课程教学中的摒弃和

运用

(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也包含着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的鉴别，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应巧妙合理的运用到教学当中去。

(二)古为今用，将传统法律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其不合时宜的部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如此，才能使学生真正的从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中走出来，学好本门课程。

1.增强学生的用法意识，树立学生的法律信仰。

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虽然当代中国民众的用法意识比过去要强得多，但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权利意识仍较淡薄，有时仍羞于言利。“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激不起对法的需求、渴望和崇拜，就不能保持法律的至高地位”。因此，在日常教学中要不断强化学生的权利观念。在德育教育的同时，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学生剖析权利义务产生的原因、存在状况和权利被侵害、义务被违反的后果，一方面要教育学生尊重公民的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

2.充分培养学生的平等观念。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在法律基础教学的过程中，首先仍然要求学生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学生们增强独立意识。自主处理自己的事情。其次在教学中创造平等、竞争、合作的教学环境，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学生勇于表达，敢于自我推荐，通过外部环境外在的来逐渐改变学生的传统思维方式。

3.将法律文化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2005年合并为一门课程，正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教育领域的一种体现，更是“以德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虽然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为道德的作用远大于法律，但是“以德治国”并不意味着德治要取代法治。在教学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部分应在独立教学之后进行联系、融合，要求学生在掌握法律内容之后，从道德角度进行反思，从而实现事前调控的良好状态。

作者：张 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