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比较论文

［摘要］中西方的法律文化存在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异。本文以影片《刮痧》为例，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认为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法的认知、正义程序、人治与法治等方面，并从法律社会学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剖析了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根源：不同的民族传统及社会历史发展历程和阶段，孕育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的文化隔离机制，也必然导致法律文化的多样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法律文化比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法律文化比较论文 篇1：

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

摘要：法律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不同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其不同的产生方式，同样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法律文化有其固有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及价值判断。但作为思想意识的一种他们之间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本文注重从中西方的法律文化比较，来获得一些值得借鉴的意义。

关键字：法律文化中西方异同

“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这句话用在法律文化上意味着，只有研究中外法律制度的异同，方能正确地理解本国的法律。而在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的比较中探寻二者之间在产生，价值等方面的差异，对于更好地促进21纪的法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一、地理因素决定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异同

中国与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中国法律比较封闭，西方法律比较开放。西方法律的源头无疑是希腊，希腊处于半岛之上，古希腊位于欧亚非三洲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有利于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使这里相对从事农业的人更容易摆脱对土地和人身的依附关系。而海上贸易又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因此，在希波战争以后，商品经济进一步冲淡了人们的血缘观念，推动了城邦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以契约为基础的自然理性思想的形成。在各种观念激烈碰撞的过程中，先进的观念被继承下来，落后的观念被扬弃，法律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开放的状态，比较容易吸收外来的东西。

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从地理环境上讲，北边是戈壁与草原，东边是大海，西边是高山，使中国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虽然也经历了朝代更替、战乱中兴，但从秦朝开始，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就没有改变过。这种与外界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就造成了与海洋民族不同的、特有的心理与观念，我们的法律文化有很强的稳定性与历史延续性，很不容易吸收外来的东西，不像西方社会有较大的开放性。同时农耕生活促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形成，农耕文明具有一种稳定性，人们世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离开土地便无法生存，这种自然经济的自足性，也抑制了人们的流动欲望。使人们安于一辈子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缺少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缺乏一种开放式的包容的心理，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封闭状态①。

二、“人”在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差异

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道德，能以敬重之心孝敬父母，能知礼尚义，重仁崇德，因而人能够不同于普通的禽兽而居于万物之首。孔子曾经指出，一般人谈孝，以为只是赡养而已，但狗和马也都能做到，人只有懂得孝敬长辈、尊敬他人，才能和动物相区分，“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指出了：“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乎?”“无侧陷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告子上》)这些特性都是人生而有之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即是人天赋的秉性。在这种观念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此要求个人达到一种完善的境界，这就奠定了中国法律文化中注重伦理道德，注重个人自律的基调②。

在西方文化中，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并不像中国文化那样重人伦色彩，而更多的是带有一种理性成分。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最先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教义，由此开始了西方人类对自身的反思。柏拉图则在他的《理想国》中认为，人是由灵魂与肉体组成，人的灵魂具有理性、意志、情欲3个组成部分，最理想的人类由3个等级组成。。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性，柏拉图对人的认识虽然没能脱离神定论，但他也强调理性、意志、情欲对人的等级的决定因素，尤其对理性对于人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肯定。至古罗马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已经与神相分离，“自然人”的法律概念出现，强调人应对自己的理性行为负责。重视理性、重视个人思维能力，使西方文化重视对个人多样性的分析，重视对人的理性、意志、情欲的警惕与关注，由此形成了西方法律文化中重法律理性、重个人主义的传统，并奠定了注重对人的监督与制约的基调③。

三、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法律文化异同

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思维方式的差异，归根结蒂，它又表现为不同逻辑特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西方法律文化带有较强的逻辑分析特征，而中国的法律文化具有强烈的非逻辑特征。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西方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逻辑分析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这成了西方法律的一种传统，它表现在西方法律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首先，从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进程看，西方法学的各个流派都十分重视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而其中尤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逻辑在法律中的作用最为重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把某些特定的法律制度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并主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该法律制度中提取一些基本的观念、概念和特点，进行比较，以确定一些共同的因素，再从这些基本因素演绎出系统的法律理论。再次，逻辑在西方法律文化中的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司法领域。其中最重要作用主要的体现就是西方学者对“法律推理”问题的重视④。

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不发达，因此导致逻辑在整个法律文化中没有地位。具体表现为中国人强调法律的情感因素，强调立法和司法都应当合乎“人情”。我们常常将“情、理、法”三字放在一起，并列使用，似乎是强调它们同等重要。诚然，这三者对于人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法律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角度看，它们的排序应当是“理、法、情”，西方在处理三者关系时正是合乎这一次序。但是，中国人实际上是将“情”排在首位的。这在法律领域就表现为“情大于理，情大于法”，这种“倒置”现象表现在法律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立法方面，中国人特别强调合人情，顺人心。显然指的是大众的道德心理倾向和心理需求。“情”影响中国法律文化之深还可从中国古代现实的立法中看出一斑。中国古代立法时经常通过改变刑罚的方式来考虑“情”。如，历代的刑法典，包括《宋刑统》都确立了对某些特定犯罪的处罚标准，但是这些处罚又可以根据“情”有所改变。强调立法要合乎情，这种影响根深蒂固。在司法领域，中国古人更特别强调情感艺术，强调在千差万别的具体案件中实现人情和大众道德⑤。

四、道德与法律关系在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异同

中国与西方法律文化中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既有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点。首先，西方自然法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西方实证法学派的思想与中国法家思想有较多的暗合。自然法是以人的自然权利、人文精神、自由平等为内容组成的思想体系。斯多噶学派把“自然”置于他们思想体系的核心。自然不仅是人与世界的“自然”，而且也指和谐有序的秩序。人的理性是自然的一部分，按照理性的生活，就是自然的生活．自然法因而就是理性法，它构成了现实法和正义的基础。自然法虽然是两方的法理学的术语．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自然法是西方的专利品．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也存在着丰富的自然法思想。孔子就曾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孟子认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即“恻隐之心”，“恭敬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类共有之理性．这是人所固有的。此外．老子的道也是一种最纯朴的自然法理论。他所指的“道”就是自然规律．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去生活。同样．西方实证主义主张的法律与道德相分离的思想与我国古代法家所提倡的“一断于法”的思想不谋而合⑥。其次，西方法律文化中在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更多强调的是法律的道德性，如富勒的《论法律的道德性》，而中国法律文化中在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更多强调的是人的道德．尤其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如“仁政”。总之，在中西整个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总体上以法律为核心，盛行法治主义。而古代中国总体上以道德为核心，盛行德治主义。虽然自然法学派在谈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有别于实证主义法学派，但他们并没有撇开法律去谈道德。而我国古代在整个历史发展中。法律很少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出礼人刑”的思想就反映了只有在道德调整难以维持社会秩序时，才运用法律手段⑦。

总结

正如，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律同语言一样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任何时代记录下的民族或民众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始终在变化着的文化演化过程的静态表象。离开了民族文化和历史，我们将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文化。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和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当然，法律文化的民族性可以进一步本土化为地方性知识，构成人类法律文化丰富多元的依据。所以，在进行制度性法律文化的变革时，还必须同时关注观念性法律文化的进步和提升，逐步从人的认知系统进人隋感系统，再到价值系统，使人们从内心产生对制度的认同并自觉地适应新制度规范的社会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明，珠徐实．从历史源头看中西法律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J]．兰州大学学报2003，(7)．

[2] 王海涛 ，徐振增．论中西法律文化中的人格差异[J]．衡水学院学报20053，(6)．

[3] 中国“人”与西方“人”——中西法律文化差异解读中西法律文化异．http://www.cqvip.com

[4] 陈锐．从逻辑学的视角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J]．现代法学，2003，(6)．

[5]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39．

[6] 孙利，滕晓飞．中西自然法思想的比较[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7)．

[7] 刘星．法律是什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张振宇

法律文化比较论文 篇2：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

［摘要］中西方的法律文化存在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异。本文以影片《刮痧》为例，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认为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法的认知、正义程序、人治与法治等方面，并从法律社会学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剖析了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根源：不同的民族传统及社会历史发展历程和阶段，孕育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的文化隔离机制，也必然导致法律文化的多样性。

［关键词］《刮痧》；法律文化，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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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影片《刮痧》的剧情很简单，许大同与妻子简宁赴美八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老父亲的到来更为这个家庭平添了几分喜悦。这一切都使许大同感到他的“美国梦”正在实现，但随后的一件意外却使他从梦中惊醒，5岁的儿子丹尼斯因为肚子疼，在家的许父便用中国民间流传的刮痧疗法给丹尼斯治病，但孩子背上的道道红痕竟成了许大同虐待孩子的证据。以儿童福利局为代表的国家法律以无孔不入的覆盖面和猝不及防的速度进入了许大同一家的生活中，将丹尼斯以“免受虐待”之名与许大同夫妇隔离开来。在听证会上，中西文化的差异使许大同百口莫辩，最终失去了对儿子的监护权……随之而来的是朋友反目、送父回国、带子逃亡、夫妻分居，接踵而来的厄运将许大同抛入深渊。最终由于许大同的朋友通过自身亲历了解了刮痧是一种治疗方法，并在法庭上通过此证据为其作证，才使得这个故事有了完满结局。

影片主要围绕以许大同是否构成对儿子的虐待行为为争议焦点的案件来展开。案件的被告是在美国只待了不到10 年的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而控方律师则是地地道道、血液里浸满了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美国人。根据影片中案件经历的整个过程来看，反映出来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法律价值观念典型地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体系，当事人之间内心冲突的根源和对抗方式的不同，恰好反映了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

二、中西方在法律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

（一）对法的认知上的差异

在法的观念上，中国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等立法指导思想，形成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律为主的法规体系。在法律意识方面，认为法律的渊源在皇帝，皇帝口含天宪，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治吏等。因此，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而西方对法的认识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的国家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所以，尽管这种法不能不因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一方，也不能不因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力而具有镇压的职能，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

（二）对程序正义认识的差异

程序正义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上找不到影子。我国古代诸法合体，诉讼法律极不发达，程序正义无从谈起。直到近些年来，程序正义的观念才被引入我国法律文化之中。在我国司法的演进过程中，过于注重实体正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的作用及其自身价值，重实体轻程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造成了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从而影响了结果实现实质的正义。西方法律文化不同于中国法律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体现了西方的程序正义理念。它注重达到目的或者产生正当结果的过程、手段和方式。

（三）法治与人治的差异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法体现的完全是儒家的人治思想。儒家人治思想主张圣人之治，保持司法的神秘性，断案决狱依靠的不是客观规则，而是断案人的主观意志。它强调执法者的人格力量、品质、智慧，这成为审理案件的决定因素。西方法律文化中，法是后发制人的，并且毫无偏袒地衡量诉讼双方提出的证据，哪一方的证据充分就胜诉，哪一方的证据不足就败诉，然后用国家强制力加以处罚。法的基本法职能是裁断而不是发现。

（四）传统思想的差异

亲属伦理方面，在中国法律史中有关于“亲亲相为隐”的内容，即亲属问有互相隐瞒罪行而免于或从轻处罚的权利。而西方文化是以单个人为个体，强调个人的权利，天赋人权，一切权利与义务是社会赋予的。

价值原则方面，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把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是家族的扩大形态，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体的所有行为都必须以家族集体的利益为最高准则。在这种价值原则的指导下，忽视个体利益和个人权利价值，通过限制个体利益的方法来维护特定的社会整体秩序的家族集体本位观念成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而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法律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个人权利本位。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公民，即法律上的自然人，这种自然人有法律人格，不同的自然人在法律上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三、造成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社会根源

法是社会的制度形式，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联系。在全部社会现象中，与法的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相关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刮痧》这部电影反映出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诸多差异，进一步揭示了法存在于社会之中、受各种社会现象的制约，同时也能动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和基本方式。

（一） 政治差异

中国传统的圣人政治和西方的契约政治来自不同的文化渊源， 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系。在古代中国， 圣人的高高在上和常人的匍匐无知形成了对比， 由此也产生了漠视常人权利的政治文化。而西方契约政治的传统来自西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 其结果是形成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体系。

在历史上，古代中国最多只存在过较为朴实的“民本”或“人本”思想，从来没有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民主思想出现。即使是在清官明君的时代，“为民做主”成为历代官员的使命，而百姓的地位也没有突显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的命运掌握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手中，百姓的愿望就集中在希望王侯们代代清明当中。这样的文化体系，体现的是集权向心的特点，个体的权利被抹煞。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早在古希腊的城邦制时期就已经实现了“直接民主制”，政府官员及其首脑都是由城邦公民选举及抽签产生的。统治者的统治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 方为合法的统治， 方为合法的权力。社会契约思想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存在。自由平等的个体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契约思想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没有的思想。

（二） 经济差异

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本质上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种不同经济形式的演进，是经济类型的演变在人自身发展上的反映。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是人类的农业文明时期，与典型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是工业文明时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隶属于农业文明文化模式，西方法律文化隶属于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正是文化模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治与西方法治的分殊。

自古以来，农业生产一直是中华民族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稳定、内向、封闭的生产方式导致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人从属于自然，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必然导致对群体的依赖关系。所以就个体而言，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主，依附性的活动关系又必然形成依附性的文化意识。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群体本位的伦理文化就始终左右着意识形态的发展。这种群体本位的群体文化完全泯灭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即人的自由本性。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传统的根源。而且，在农业文明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人们生活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中，往往靠伦理、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调整人们的日常行为，对于国家制定的维护君权统治的法律却没有亲近感，更无自觉的应用意识，不可能产生出信法、尚法和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而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商品经济传统，平等主体的权利型、契约型交往，需要统一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同时也孕育了现代法治的观念。西方的工业文明更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主体。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的本性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在社会关系上也日益独立自主，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和人与群体的分化。人的自由本性得以充分发挥，使人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释放了出来，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西方法治观念是在个体与整体充分分化后又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体与整体的合一产生的一致性在于对个体自由的充分肯定。

（三）文化差异

文化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综合现象，法是这种综合现象的一部分。法的存在及活动既受到文化的影响，又对文化产生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四、结语

由此可见，不同的民族传统及社会历史发展历程和阶段，孕育了不同的法律文化。特定群体中的人们在遇到纠纷时，是决定运用法律机制，还是决定运用法律外的其他社会机制，如社团组织、村落、家庭、宗教等，归根结底是由法律文化来决定。法律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纠纷问题的性质归属。该纠纷是属于法律问题，还是属于道德、宗教、政治的问题，还是其他领域的问题。这涉及到该纠纷解决的方式、途径和机制。从表面上看，纠纷性质的划分问题是由立法规制的，实质上却是法律文化的结果。通过《刮痧》可以看出，法律的产生与社会关系密切，不同社会背景造就不同的法律制度，法律没有能力创造社会文化中没有的东西，它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相联系。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必然产生法律的多元性，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对异文化的无知或文化差异必定会导致法律的冲突。并且，文化差异导致的法律冲突，能否和平、圆满地解决，关键在于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理解。认识这一点对于生活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的人们至关重要，人们需要学会认识和理解异文化，否则这个世界的冲突只会越来越多。

［参考文献］

［1］郑成良.论法律文化的结构和要素［J］.社会学研究，1989，（2）.

［2］刘学灵.论法律文化［J］.社会学研究，1988，（1）.

［3］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4］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陈福胜.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源［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

［7］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8］张金鉴.中国法制史概要［M］.上海：正中书局，1973.

作者：左宇思

法律文化比较论文 篇3：

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之我见

摘 要 初读梁先生的书，只一看标题便觉得无味，其实现在想来，真的不是说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在题目上更旗易帜式的做做文章可以解决的。这本充满其对东西文化独到见解的著作，实乃是梁先生睿智的大成。读过，笔者不能说完全同意这其中的观点，但留下的感悟和思考确实发人深思。笔者以一个矛盾作为切入点，对梁先生有关中西方文化的论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继而立足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特点，从法理观念和价值取向两个角度进行了剖析。力求从此书中汲取营养，收获启发。

关键词 比较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西方法律文化

一、选题的初衷

通览目录及内容看到，全书都在围绕对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探讨。梁先生提出了“人生三路向说”，即人类的生活样法多数是以下三条路径，包括西方式路径、中国式路径和印度式路径，并将文化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归结于“意欲方向”的不同。由“三路向”为起点，进而辐射到对三种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三方文化的多角度对比和分析。而在对“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这一问题进行的论述中，梁先生明确指出“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便是对印度式路径及印度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景判了死刑，因此，笔者在选题时抛开印度文化不谈，仅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探究。

二、问题的出处——一个矛盾

梁先生在对“西方化的面目”和“东方化的面目”的比较分析中认为：“第一项，西方化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中国是没有的，不及的；第二项，西方化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中国是没有的；第三项，西方化社会生活方衙面的德谟克拉西，中国又是没有的。”由此，他从以上三个方面说明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存在着极大地消极面目，仍居比较落后，说明二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进而，梁先生指出，他反对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原因在于“如果人类文化可以看做一条路线”而西方人走在了中国人的前面这一观点，他断言：“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界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心精神’产生”，即中西方文化的发展线路是互相平行的，根本不会有交叉点，从根本上说是无法调和适中的。梁先生的论断突出了“文化”作为一种个体的特殊性或彼此间毫无共性而言，中西文化各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在其之后，他在对中国文化的“直觉”和西方文化的“理智”两种态度分析比较时，明确宣布“现在的世界直觉将代理智而兴”，未来世界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也体现出梁先生在对待文化上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

但是，梁先生在对未来世界的文化进行分析时认为，我们现在应持的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对待西方文化，我们要“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对待中国文化，则是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暂且把这一观点对错与否搁置一边，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尽管梁先生一再否认“世界未来文化是融合了东西两方文化而产生的”，但他的这一结论明显承认允许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同时保留和并存，说的更准确一点是在中国文化这条发展线路上，允许改变的西方文化态度最终保留下来。

前后对比，这样一个矛盾所在不言而喻。笔者认为，中西方文化历来各存利弊，在具体方面都有各自适用的环境。世界的趋势是和而大同，完全抛开其他文化而重民族、轻世界的民族狭隘主义要不得，重世界、轻民族的民族虚无主义也要不得。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因地制宜，各取所需。

三、中西方法律文化之比较

（一）从法理观念角度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效法自然”与西方法律文化之“征服自然”

中西方法律文化都发迹于对自然的态度和认知，但这两种文化却对自然却有着属于自己的不同的视野：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效法自然”为基本法理观念，即以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作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法则。其内容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天人合一”。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政治法律理论，它认为人类是大自然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不能把二者割裂开对待而使之成为对立面，二者是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第二是“自然即直觉”，即自然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建立在血缘宗亲制和礼制下的伦理 “直觉”，它强调效法自然就是要运用“直觉”来效法伦理，即用心直观体悟宗法伦理。梁先生书中说道：“孔子和孔子所承受的古化都是教人作一种凭直觉的生活，而以调理直觉为之先。”这种运用“直觉”看待自然的方式更着重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自然。直观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做出洞察、识别、理解和整体判断的思维过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便是以一种充溢伦理精神的道德体验来达到对客观外物的认同和判断。

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西方人则更着重强调“征服自然”，以延续和增进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与中国的“效法自然”有很大的区别。具体来说，它同样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严格区分“自然法”和“人法”，它认为人虽然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自人类出现以后，就与自然分为两极，因此他们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主体。“人法”尽管要符合“自然法”的精神实质，但因“人法”主张人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自然本性，理应作为法的根源。第二，“自然即理性”，即认识事物的客观本质与规律就是自然。梁先生认为“西洋人近世理智的活动太盛太强”、“西洋人所作的生活以理智为其唯一重要的工具”。在西方哲人看来，只有思辨理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因此，从古希腊时代起，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的手段， 并把“分析学”或“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所以，西方所称的“自然法”实质上就是在人类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指定的法则。

然而梁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直觉”和西方法律文化的“理智”（即理性）的关系，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其实凭借直觉的生活是极高明的，“要理智大发达之后才能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文化应是“那极高的文化”。既如此，梁先生又感叹中华文化“结果只成了这非高非低混沌难辨的生活、文化”，他分析认为，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在于西方人是在直觉的指导下“又加以理智的区划”，类似孔子的中国圣人在理智已发达的基础上破了我执，只剩下直觉指导

下的自己；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既不如西方人“明且强”，又不能像圣人一样无分别执，没走好圣人的路。

（二）从价值取向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和谐”与西方文化之“正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礼法结合，即形成了一个“德主刑辅，教化为先”的治国模式。“礼治”占据了上风和儒家在与法家的论战中取得主动进而成为封建社会法律的内在精神的主导者有关。封建传统社会的家国一体化，为和睦的处理争讼的方式和追求“无讼”（引申为没有犯罪而不需要法律）的平和提供了适于发展的环境，加之中国人一直处在对自然和谐有序的秩序的探索和追求中，因此“和谐”也就成为了传统中国固有的自然观，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在“德主刑辅”模式和“无讼”目标的指引下，对争讼的处理多以调解为主。

较之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对“和谐”的崇尚，贯穿于西方法律文化始终的却是对“正义”的追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自己对“正义”的理解：“正义是一种阐述人类正确品行的道德原则，直观的表现为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所”。亚里士多德则继承和发展了“正义”的概念，将正义与法律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法律的实际作用在于促成所有人都能履行正义和美德的永久性制度。西塞罗说：“法是正义与非正义事物之间的界限，是自然与一切最原始的和最古老的事物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它与自然地标准相符并构成了对邪恶予以惩罚，对善良予以捍卫和保障的那些人类法”。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正义作为一种抽象存在，是无法实现自我实现的，它作为一种精神推动力，需要一定的实质载体，最终西方社会将这一角色赋予给法律，由法律来对正义的核心——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以规避对自由肆无忌惮的滥用而产生的麻烦。由此，正义和法律便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很多西方法学家都以正义作为评价法律优劣的尺度，凸显了正义在西方法律文化中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长沙：岳麓书社，2012（1）.

[2]于广跃.中西文化差异的起点——“心”“脑”之别[J].金田，2014（10）.

[3]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275.

[4]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Z].北京大学出版社，78.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作者：冯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