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文化建设探讨法律论文

[关键词]近十五年；张君劢思想；综述张君劢(1887—1969)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政治和学术、教育上都有不凡的建树。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宪政文化建设探讨法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宪政文化建设探讨法律论文 篇1：

中西法院文化比较

摘 要：当前法律的主要作用是解决现实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思想指导各地法院的工作，一味地追求结果可能会使法院工作失去指导其行为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此时强调法院文化建设尤为重要。本文将以法院文化的研究价值为切入点，通过对我国法院文化建设发展的梳理和对西方法院文化的研究，旨在探讨西方法院文化发展经验对我国法院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院文化；中西对比；研究价值；借鉴意义

一、法院文化的研究价值

法院工作在日常生活之中以实践为主要内容，法院工作可以总结为是在错综复杂的案件中寻找解决纠纷的方式方法，是法官在繁多的法律条文中找寻可适用法律的方式方法。在如此与生活密切联系的法院活动中，我们应当寻找一种支配我们做事方法的理论依据，这种思想是指导法律人处理法律事务的理论标尺，是指引法院活动前进方向的指挥杆。这种理论依据就应该是我们在过往的法院工作过程中所形成的拥有传承性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法院活动的意识形态总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院文化。

法律是“舶来品”。然而这种“物种”怎样在中国存在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用，是我们法院在司法过程中最该研究的根本问题。然而在政法传统和当今转型社会的影响下，中国恐怕必须以工具论的角度来看待法律。法律的首要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秩序，至于自由、公正、和平等对法律价值的归纳是对彼岸理想法的形容以及不乐观的可以说是对现实法律强加的美名。作为治理工具的法律来说，这是有效美化其外在使人们产生信仰之情的有利方法。最现实和最有价值的法律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移植而来的法律面对我国本土习惯的对抗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然而面对各种复杂问题的到来，基层司法实践中为了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而演化出了多种式样的应变解决机制。多种解决问题的式样可能会逐渐模糊司法的本质但又概括地惯用司法之名。所以面对我国基层社会的熔炉，相应的具体司法工作应该具有体现其本质的坚定性，建设这种司法过程本质坚定性的理论基础需要法院文化予以支撑。

二、我国法院文化的发展

法院文化并非能够快速形成，我国首先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法院文化发展之初跟随精神文明的建设的脚步逐步成为专门的使法院工作者引以为重的专门事业所经历的过程是漫长的。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转变是具有价值并具有进步意义的。法院文化在新时期的法院实践活动之中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笔者将我国法院文化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1996年到2001年：法院文化启蒙时期

从1996年起，我国由最高人民法院发起司法审判改革活动，其中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要内容，转变法院事务活动的总体思路，建设良好有序的司法过程，强健高素质法官队伍建设。紧随其后的1997年，我党的十五大召开，强调加强与经济政治相协调的文化建设，法院文化得到明确，和发展的前一阶段则为我国推动文化建设过程。由此将法院审判改革活动和文化建设相联系则造就了我国法院文化启蒙思想的初始阶段，但当时还只有少数人的研究眼光放在了法院文化的研究上。至2000年，我国针对法院文化的研究和文章层出不穷，其中大多以明确法院文化内涵、法院文化形式及法院文化机构建设为主要内容。法院文化由此可以看作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这一阶段的法院文化建设，从一开始的不被关注到逐渐引起学界学者的重视，是我国法院文化建设的启蒙时期。

（二）从2002年到2004年：法院文化发展过渡时期

自2002年开始我国开始注重法官队伍的建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出台，首次明确了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的目标。法官毋庸置疑是司法过程中的主要角色，也对推动法律前进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法官的专业化、职业化要求不仅仅是从专业上、技术上而言，我们应该看到起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法院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之后的法院建设活动中，各地法院出现了层出不穷的法院文化建设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法官文化建设、审判文化建设、法院文化建设等方面。

在此期间，虽然我国各地出现各种法院文化的活动，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将此种活动明确为是法院文化建设，也没有普遍认可的明确的法院文化内涵的界定，此种局面可以被形容为是百家争鸣但无一正统的情况。所以此阶段被归结为是法院文化建设的过渡阶段。

（三）2005年至今：推动法院文化建设的新时期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以文章的形式对各地举行的法院建设活动予以肯定，这是我国法院文化建设历史性的转折点。由此各地法院的法院文化建设活动有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加强了其建设动力。随着2005年9月第一次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法院文化建设的主要建设、具体实施方案以及法院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都逐渐明朗起来。法院文化常会被人们加以意识上的、抽象的形容词。对法院文化的探讨容易陷入假大空的思维定式。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法院建设活动中，各地法院以法院文化为指导，将行动付诸于各种实践当中，诸如对法律符号象征的研究、法院图书馆建设、法官队伍高素质要求等，旨在运用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法院文化的建设，由此完全打消我们的疑虑。

不仅法院内部重视法院文化的建设，学界学者也将研究目光放在了法院文化建设的研究之上。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将法院文化建设再打一剂理论强心针，针对法院文化的研究和文章层出不穷，学者大多以明确法院文化内涵、法院文化形式及法院文化机构建设为主要内容。这使得法院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又更加地丰腴起来。

三、西方法院文化概览

西方法院在其工作的具体过程中也有政治因素的干扰，但其司法的被动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人民群众将司法过程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群众法律意识的体现。司法的被动地位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必要条件，也是其与主动行政的主要区别之一。司法保有其被动地位，不仅能够很好地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官先入为主而做出不公正判决。

在法官队伍建设方面，重视法官素质培养，突出法官神圣地位。法官作为直接面对和处理法律问题的重要角色，赋予其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可以找法和造法的必要前提条件。①这使法官造法过程保有其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国家在法官培训的问题上，侧重点各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大多是律师，职业化程度高、法律知识丰富，因此这些国家的法官在任职后的培训就主要侧重于提高司法技能。澳大利亚的多数法院，法官或治安法官提高专业能力通过自发组织的各种委员会来完成。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大部分是来自法学院的法学专业毕业生，要进行司法实践技能传授，就需要通过对年轻法官的培训实现。

在西方审判制度方面，西方当事人确定自己权利的地方便是法院，也就是判断当事人在纠纷或者矛盾中谁是正确的。对法院来说，审理和判决是它的重要活动，其他的功能或者作用则是辅助性的活动。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法律权利被证实，从而得到实现，当某个人生命其有选举权的时候，就是说明他的该项权利被侵犯，并且希望通过法院判决来恢复他的这项权利，一个正常拥有选举权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这项权利。当然，这项权利是否最终存在，也是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因此在西方，审判就是对权利的肯定或者否定。

四、西方法院文化对我国法院文化发展的借鉴价值

（一）有限责任政府宪政思想指导司法活动

西方国家的法律，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的地域环境、习惯、宗教、政治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使之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受不同的传统法律文化影响，造就了中西方所重视的利益群体的单位有所不同。我国古代强调以家庭组成最基本的管理群体，由群体本位发展为当今的集体利益本位。在家庭这个管理组织之中，家长为管理者而家庭成员要服从家长的管理。由此我国的行政司法方面强调管理者的作用。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突出个人利益的保护，他们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这也就是其为何司法具有被动地位的原因之一。人们不需要司法主动的干预，而将司法作为解决法律纠纷的有效途径。

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范围，突出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自治能力，这是宪政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政府和公司一样，不可能负无限的责任。在此环境之下，那么司法的地位应该趋于被动。在经历了“送法下乡”等一系列法治宣传工作之后，我们应将司法的触角收回，等待人民大众对法律的接受和运用。对法院来说，审理和判决是它的重要活动，其他的功能或者作用则是辅助性的活动。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法律权利被证实，从而得到实现，当某个人生命具有选举权的时候，就是说明他的该项权利被侵犯，并且希望通过法院判决来恢复他的这项权利，一个正常拥有选举权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这项权利。当然，这项权利是否最终存在，也是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因此在西方，审判就是对权利的肯定或者否定，司法权力即体现于此，并非要靠类似于行政权力的地方性扩张手段。

（二）西方法院文化指引法官队伍建设

在西方国家，法官具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法官作为直接面对和处理法律问题的重要角色，赋予其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可以找法和造法的必要前提条件。这体现了法官在立法过程中，推动法律前进的重要作用。西方许多法律法规的原型都是出自法官所执笔的判决建议书，因此法官的专业性和职业性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法官并非像西方法官那样有造法的权力，其地位也没有西方法官如此神圣。但是在处理基层法律事物时，法官以达到解决纠纷为最终目的，逐渐模糊了其增强法官专业性的意识。司法者不断追求和谐与平衡的境界。中国司法的平衡，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比如社会风俗习惯、人情等），司法官作出适当性处理使之符合现实理性的需要。由此，灵活性的调解与严格规则裁判的结合是我国审判活动的特色。虽然基层法官的角色偏离有其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培养可以运用各种手段来落实司法判决的八面玲珑的法官绝非我国法治建设的本意。②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中，法律旨在纠纷的解决以维护社会秩序，那么法律完善和发展的突破口还是在基层法院法官审理的各种案件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之中。如果要落实司法判决还要动用其他因素来促成，这就是我国法律为何如此孱弱的主要原因，这也体现了我国法官应该强调其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原因所在。

要加强中国的法官职业化，目前中国的法学院相对理论和实践而言，往往更擅长理论性的知识而缺少后者。所以预备法官培训就弥补了这一缺点。预备法官培训是不少于一年的重视岗位规范、职业道德和事务的培训。中国的法官培训，采取的是中国特色的填压式培训，全部采用授课式，集体培训的同一期的法官都接受同一个老师或者相同内容的教育，培训后能学到什么、悟出什么全部是自己的事。而在西方培训采取的是集体讨论的方式，相互交流思想，发现更多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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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商务印书馆，2010.

②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孙国军）

作者：胡伟腊

宪政文化建设探讨法律论文 篇2：

近十五年来中国内地张君劢思想研究综述

[关键词]近十五年；张君劢思想；综述

张君劢(1887—1969)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政治和学术、教育上都有不凡的建树。在政治上，他组建或参与组建了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社会党，二次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参与宪政运动；在学术上，他曾挑起了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科玄论战”，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研究、起草宪法的专家，首先翻译了《苏维埃宪法》、《魏玛宪法》；在教育上，他先后创办了国立政治大学、学海学院、中华民族书院。1949年后，他在印度、新加坡等地演讲，在美国定居，1969年逝世。

对张君劢思想的研究，由于政治原因，自建国后到80年代之前。祖国大陆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主要集中在台湾。但是，自1993年《张君劢集》出版至今，张君劢日益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张君劢思想研究》、《张君劢评传》、《张君劢传》、《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等系列书相继出版，发表的论文也有一二百篇之多，研究领域广泛，成果突出，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拟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综述，以推动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一、张君劢思想研究中的主要方面

1　张君劢的哲学思想研究。20世纪20年代，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向留学生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提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的论点，之后，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一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受德国哲学家倭伊铿、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张君劢提出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故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长期以来，人们对论战中张君劢唯心主义的评价并不是一棍子打死。如今，大多数学者在评判张君劢玄学思想时持一种客观、全面的态度。例如，柴文华认为，张君劢对科学的局限以及工具化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打破了科学万能的神话，为人的意义世界的存在进行了辩护。然而，他忽视了科学与人的统一性问题，尽管人的精神世界有自身的独特性，有科学所无法涉足的神秘性，但人类世界有着自身的秩序、规则，人的许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

就哲学思想体系看，张君劢的思想渊源十分复杂，早年曾信仰柏格森与倭伊铿的生命意志哲学，以后又转向康德、黑格尔，晚年则十分推崇阳明心学。他自称自己的哲学是“唯实的唯心主义”，即以唯心论为本，兼采唯实论之长，因为他认为，科学与哲学分属不同的层次，故他在哲学层次上采唯心论，而在科学层次上则兼采唯实论。徐锦贤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认为，张君劢贯通了康德哲学与中国的儒学，形成以唯心主义为主干，兼采实在论之长的哲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形成中国儒家、德国哲学和英国政治三方面的融通会合。

2　张君劢政治思想研究。面对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张君劢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拳拳爱国心，积极寻求救国建国之路。他曾留学日本、德国，并与梁启超等人游历欧洲，深受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调和杂糅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试图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的“第三条路”。学者们对张君劢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整体定位，如成庆、丁三青等是从自由主义角度界定了他的思想。而许纪霖认为，张君劢既是自由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即是一个自由民族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具有民主政治内容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不过，张君劢所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印有中国儒家深刻的特征，从他对个人、社群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对公德与私德的理解以及精英主义的态度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在全球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潮中，现代中国所留下的这一传统，显然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可以说，这种界定更为准确、深刻、全面。

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丁三青认为，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先后经历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再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变化过程。翁贺凯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张君劢1930年提出“国家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的主张，尽管对于“国家计划”的强调令张君劢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较之常态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所偏离，但是在基本的政治、经济和伦理内涵上，张君劢仍能维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格局，较其五四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虽有所变化，但并不构成一种本质的转变。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张君劢一以贯之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相比而言，翁贺凯对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把握得更准些。

其次，民主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政治理念和制度选择，张君劢同样也被民主政治所吸引。那么，到底什么是民主?他提出了区别民主与非民主的标准，即民主政治的三条原则：人权之尊重与否；被治者之同意与否；政府之负责与否。并对苏联的一党统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行了抨击。20世纪30年代，鉴于西欧议会民主制的弊端以及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按照权力与自由相平衡的原则，他提出了较具特色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对英美式民主进行了“修正”，旨在建立一个统一、廉洁、高效的政府。陈先初认为，他精心设计“第三种”政治方案，是力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由与权力的平衡问题，同时通过加强政府的权力以适应民族主义的需要。然而在现有体制内，张的目的不仅无法达到。相反，其偏于一端的权力主义倾向极有可能成为论证现存政权的借口。结果是，民族主义无法实现，民主、自由则在其“修正的民主政治”与“计划经济”之中面临着消解的危险。无疑，这种看法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张君劢颇具代表性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之弊。

政党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载体。张君劢以“以理想之政党改造中国”的满腔热情从事实际政党活动，并对中国条件下的政党制度、政党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性思考。他认为，现代各国政党的任务有三项：施行政治教育；团结一部分群众，有效组织投票；参加立法与行政机关。由于中国国民素质不高，张君劢不赞成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而是主张政党先充当国民政治教育机关，专心于国民政治教育，为政党政治创造条件。陈先初评价道，从本质上看，张君劢努力的基本方向，仍然是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政党，这决定了他的政党观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理论突破。

第三，张君劢曾著《国宪议》和《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阐述他的宪政思想，并且两次参与起草宪法，身体力行地致力于宪政的实施，可以说，一生都在为宪政奔走呼号，是近代中国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他曾提出，宪法是近代国家的基础，人权是宪政的基本，三权分立的设置是宪政的制度基础。陈先初指出，在宪政模式的具体设计上，1946年张君劢“政协宪草”以英美政治原则折中“五权宪法”，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及其所依据

的所谓“法统”，限制了总统的个人独裁，因此他在制度设计上将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在评价张君劢宪政理想的失败时，陈先初认为，这不是理想的过错，它只不过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宪政的实现本来就不是朝夕之功。张振国则比较了张君劢与孙中山的宪政思想异同，指出他们思想发展路向正好相反。张君劢是“志在儒行，期于民主”，孙中山的思想则经历了一个“从离异到回归”的过程，张君劢思想的底蕴是东方的，却表现出乐意会通西方文化的倾向，孙中山思想的底蕴是西方的，却呈现出对东方文化开放、欢迎的态势，这种相反的发展路向造成了两人宪政思想的不同特质。

3　张君劢文化思想研究。20世纪30—40年代，针对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当时流行着诸多文化救国思潮，如全盘西化说、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说、苏俄马克思主义等。张君劢在比较了中印欧文化的短长后，提出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总原则是建立“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他指出，只有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化才是真正的“时代文化”，代表着既有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理性主义的人生观，在这样的人生观指导下，欧洲文化具有长于求知识，逻辑学发达和自由的三大特点。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在于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融合中西文化以形成新的文化。

对于张君劢的文化观，学者做出了不同的评价。郑大华指出，单纯从文本上看，张君劢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来学习西方文化，是对的，显示了他文化思想的深刻性。但联系他一贯的主张，张君劢讲的“中国文化”，指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这是早年贺麟提出的“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儒学西洋文化”主张的翻版。因此，和西化派的“西化”或“全盘西化”一样，张君劢提出的“以儒家思想为本，而沟通东西思想”的主张，也不是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正确选择。陈先初则对张君劢的文化观做出了很积极的评价，他认为，张君劢试图通过中西文化的融合，形成的一种具有西方近代文化之时代特点的民族文化，或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西方式文化。张君劢的这种文化思维模式以及按照这一模式构建起来的未来中国文化方案，反映出他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将使建设中的中国文化与近代化方向更为贴近。韦林珍、钟海认为，一方面，张君劢面对西学的强大冲击，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历史难题解答中，提出了一些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有积极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的观点，如他对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强调，对文化创新与文化保存、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之关系，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等方面的论述。但另一方面，张君劢片面强调精神上自由，企图以精神自由为基础来创造中国文化，把精神加以神化，这也决定了张君劢对中西文化对勘中更注重民族的精神要素。

4　张君劢现代新儒学思想研究。对于张君劢是否现代新儒家这一问题，学术界仍然存在一些争论，但一般认为，张君劢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融合西方近代文化精神，以创建中国新文化为目标，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第一代表人物。郑大华的看法较具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五·四”时期，张君劢是在梁漱溟之后第二个对发端有“开启”之功的人物。1923年，他挑起的“人生观论战”及在论战中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从哲学方面进一步形塑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进路。移居美国后，他著述阐发儒家思想并多次做环球讲学，是现代新儒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张君劢新儒学思想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五·四”时期：批评科学主义，主张意志自由；20世纪30～40年代：探索文化出路，弘扬民族精神；50～60年代：阐发儒家思想，倡导儒学复兴。

那么，为什么张君劢要复兴儒家思想呢?通过考察欧洲科学发展的历程，张君劢看到，西方在经过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等时代后，人的主体性得以觉醒。接受理智的训练后，各种发明和创造才接踵而来。我国也应遵循这种途径，将中国文化中与西方文艺复兴、理性主义运动相似的东西发挥出来，才能产生科学的发达。而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些原则，如理智的自主、智慧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以及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体现了人心或思想的合理性。尤其是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使他更欣喜地找到中国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发展之源。即复兴宋代新儒学就可以走上西方科学和民主之路。所以，他提出要复兴儒家思想。但复兴儒家思想，要走的道路是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亦即以儒家思想为立足点，广泛吸收各国文化中有益的精神价值，使之与儒家思想达到有机的融合。可以说，张君劢成为现代新儒家，是他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吕希晨认为，张君劢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对于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动开展儒家思想研究与促进人们思维能力的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然而，他的新儒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在社会实践的某些方面也起了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作用，这是不应否认的，也是不容否认的。显然，这种观点受当时环境影响，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不够客观、公正。

5　其他方面的研究。(1)张君劢经济思想研究。巴图认为，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案进行比较折中时，张君劢将不同经济制度的区别仅仅当作若干经济因素的不同，而不是单纯主义上的不同，主张各国应当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对这些经济要素重新组合，使不同经济方案互相补充。由这一观点出发，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实际的经济状态无不是复杂的与混合的”。尽管张君劢经济策论集中体现了与封建经济与政治特权联系密切的少数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的经济观点，他对两种体系本质特征的把握还有明显错误的地方，但毕竟对这两种思潮和实践运动做了一些比较研究，用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得出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勇气可嘉。

(2)张君劢新闻思想研究。徐文策对张君劢的新闻思想进行了再认识。他发现，过去对张君劢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思想、政治领域，事实上张君劢堪称一位杰出的学者型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思想、政治活动通过报刊反映出来，在新闻事业上也很有见地，是个学者型的新闻工作者。因此，作者从新闻真实性、言论自由和言论监督、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战斗精神、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探索、新闻前瞻性意识等多个方面对张君劢的新闻思想进行发掘。

(3)张君劢合作主义思想研究。江旺龙梳理张君劢思想后，发现合作化思想贯穿在他对中国现代化构想的始终，表现在经济、政治、农村、儒学现代化四个方面，其合作主义不是简单形态的改良主义，而是社会关怀心态下的实用立场，从现在来看，仍然有其实用价值。

二、小结

总体来看，自建国以来，学术界对张君劢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虽然大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15年来，在广度上或深度上，研究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第一，从广度上看，研究领域广泛，涉及了张君劢思想的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新闻、现代新儒学、文化等众多方面。成果最多的要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大华教授，在1997年出版了《张君劢传》，对张的人生历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这为研究张君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许纪霖著《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则采用传记体裁，对黄炎培、张君劢做了深度比较，探讨了现代知识者在精神与行为上面对“人世与出世、改制与启蒙、统一与民主、独立与依归、超然与介入、正义与生存”的困惑，揭示了张君劢参加伪“国大”这一历史性抉择的深层动因。

第二，从深度上看，学者们以西方思潮为背景对张君劢思想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剖析和阐论，评价较为客观。一方面，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等西方思潮为范式展开研究，如成庆以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两种民主观为基准，认为，张君劢和张东荪分别显现出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观念相近似的取向，但他们又各自利用了儒家传统的很多资源，建构了具有儒家特色的“民主”理念。另一方面，学者们在对比研究中突显张君劢思想特色。如张振国比较了张君劢与胡适的宪政思想，认为，胡适和张君劢终其一生都是坚定的宪政主义者，但是，两人的宪政思想不尽相同：他们的自由主义分属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不同谱系；他们都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摧残人权的行径，但胡适的人权论一直是个人主义的，而张君劢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权；胡适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设计方案。张君劢则完成了庞大的“立国之道”的设计。

对张君劢思想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存在对张君劢思想研究“条块分割”的问题，总体性深刻把握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张君劢学贯中西，思想来源复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宪政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都对其有深刻的影响，其思想折中杂糅的特点显著。一些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容易固守他的一个思想渊源，缺乏整体研究的力作出现，不利于全面认识其思想。其次，作为思想的先行者，张君劢的很多思想超前于积贫积弱的民国时期，如今，在和平建设年代，深入发掘其思想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我国加快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目前的研究资料看，这方面做的还不够，这是今后研究时应该注意的。

作者：张军强

宪政文化建设探讨法律论文 篇3：

民国时期首届广西省参议会参议员选举之分析

[摘要]民国时期，省参议会是反映民意、表达民心的重要参政机构，同时也是各种势力争权夺利的主要场所。1946年，伴随着“宪政”的行将实施，各省民意机关纷纷从“临时”阶段转为“正式”，省参议员的产生亦从“委任”改为“选举”。围绕着广西省参议员的选举，各派系为了集团利益，不择手段，抛弃选举的民主、公正精神，违法舞弊，致使竞选流于形式，选举所产生的参议员亦因此而缺乏足够的社会代表性，动摇和削弱了国人对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本已脆弱的信心，另外选举也为其后广西省参议会议长选举纠纷之形成埋下了恶果。

[关键词]广西；省参议会；参议员；选举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制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格外引人注目。学术界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参与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抗战开始后出现的各级民意机关关注不够，偶有涉猎者，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国民参政会和基层民意机关上，对于省一级民意机关的研究成果尤为少见。尽管民国后期的省级民意机关“为辅助省政而设”，是省政府“外表上的装点”，是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装饰物，先天不足，民意代表程度低，值得肯定的地方不多，且权力相当有限，但它毕竟是地方精英借以参与政治的合法机构，能够对政府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有些政治影响，并且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对当时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加之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各种势力间利益斗争尖锐，民意机关也往往成为了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一个舞台，其活动实际上是当时政治的一个缩影，因而值得关注。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引发了不少学者浓厚的兴趣，但至目前为止，新桂系所控制的广西省级民意机关一直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为此，本文试以1946年广西省首届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为个案，探讨“宪政”时期省参议员选举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作为省级民意机关，广西省参议会的成立与20世纪初中国宪政运动的发展以及时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自清末发韧，经民初的曲折，至20世纪20年代，几至湮灭。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不断加强集权统治。192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称“兹军事既终，实施训政之一大责任，为本党所负荷，而无可旁贷”，实则等于宣布了国民党训政的开始。国民党训政开始后，各级民意机关尽管已不复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变化，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灭亡的危险再次凸现在国人面前，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使人们意识到“训政”体制的不足。于是，建立民意机构以伸民意、救国图存的要求被提了出来，“这种要求不仅来自民间，而且在国民党内亦有反响”。国民党面对这种无法抗拒的民主呼声，既无意放弃一党专政，又不能不正视现实，便作出一种“开放政权”的姿态，设立“民意机关”。1938年6月21日，根据国民党武汉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正式诞生。与之相适应，从1939年起，国民党统治区各省亦陆续成立省临时参议会，作为过渡性的民意机关。

1939年5月21日，广西省临时参议会正式成立。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结束，在7年的历史中，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经历了三届议会，总共开会119次，提交议案699件，通过议案586件。由于成立于抗战时期，特殊的使命使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将主要的精力投注于与抗战有关的各方面的建设之中，为广西省的战时建设工作及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由于临时参议会的“权掌有限”，对省政的兴革与监督难于发挥有效的作用。为此，参议会内不断有人主张取消参议会的“临时”性质，加重“参议会职权”，这种呼声在参议会外亦有回应。随着抗战局势发展所导致的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的逐渐加深，这种呼声越来越大，成为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舆论界的压力下，为了巩固统治，应付人民实行宪政的要求，国民党政府摆出了定要实施宪政的姿态。1944年12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和《省参议员选举条例》。1945年5月14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规定：“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各县、市正式民意机关。后方各省临时参议会于所属各县、市参议会有过半数已经成立时，立即依法选举，俾成为各省正式民意机关。”内政部也据此电令各省，要求“省及院辖市正式参议会限于卅五年四月底以前一律完成”。广西省政府接令后。电令所属各县必须在1945年11月11日之前成立正式参议会。截止1945年10月中旬，广西省已成立正式县参议会并报到省府者。共有70余县。鉴于全省县参议会成立过半，已符合省参议会成立之要求，广西省政府遂决定开始筹办广西省参议会成立事宜。

二

参议会要成立，首先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为参议员的定额问题；其二为参议员的产生问题。前者关涉参议会的规模，后者关涉参议会的民意代62表程度，二者俱是省参议会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

(一)参议员的定额

在临时参议会时期，各省参议会参议员的定额是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确定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定额为35名，其数与广西省的县份数相距过远，平均起来两个县都还没有一个省参议员。临时省参议员的产生也不是通过民主方式的，而是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在各省遴选的参议员候选人名单中圈定的，并可以在各省提交的名单外指定人员充任参议员。从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定额及其产生办法中可看出其民意的代表程度。至正式省参议会时期，省参议员的定额及其产生办法，已与临时省参议会有所不同。按《省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省参议会“由县市参议会选举省参议员组织之”，“省参议员名额，每县市一人”(第一条)。由此可见，正式省参议会的民意代表程度，已比临时参议会时期有所提高。1946年，广西省的行政区划分为99个县和1个市，因此，照《省参议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广西省参议会参议员的法定定额为100人。

(二)参议员的选举

根据《省参议员选举条例》第五条“省参议员选举事务，由省政府办理之”之规定，广西省政府实负有组织省参议员选举之责。为选出这100名省参议员，1945年12月，广西省政府拟定了《成立广西省参议会实施程序》《广西各县市办理首届省参议员选举应行注意事项》两大文件，连同《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和《省参议员选举条例》一并电发至各县，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工作开始启动。

《成立广西省参议会实施程序》规定筹建省参议会须按以下程序进行：(一)1945年12月25日公告编制选举人名簿及候选人名簿之日期；(二)

1946年1月10日公告选举日期，公告全省应选出参议员名额及制发选举票分发各县市政府具领；(三)1946年1月25日开始编制选举人名簿及候选人名簿；(四)1946年3月1日各县市选举省参议员；(五)1946年3月5日各县市呈报选举结果及选举票；(六)1946年3月20日查核选举结果；(七)1946年4月1日公告当选人及候补当选人名单；(八)1946年4月20日成立省参议会，互选正副议长及驻会议员；(九)1946年4月21日至5月5日举行第一次大会。从规定的表面来看，整个选举程序是有条不紊的，而且完全符合《省参议员选举条例》的相关规定。不过，广西省政府只是发出一纸公文，要求所属县市政府照章办理，而具体实情是否如此，是值得考究的。关于这次省参议员的选举工作，广西省政府民政厅留下来的档案多已湮灭，99个县和1个市的省参议员选举档案，如今能找寻得到的只有龙津、龙胜、龙茗、凭祥、镇边、迁江、宾阳、临桂、钟山、兴业、横县、融县等12个县的残缺档案。从这残存的档案中，结合其他史料，可以窥见当时的选举并不像省政府所倡言的那样公正、合法、有序。省政府对整个选举的操纵是相当明显的，各县的选举能按省政府所规定的日期进行的是很少见的，选举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首先，以黄旭初为首的省政府、省党部通过各种方式操纵省参议员的选举，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根据《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和《省参议员选举条例》的相关规定，省参议员是由县参议员民主选举的。县参议员应在没有外部的压力之下，自主地选举出代表本县民意的省参议员。然而，以黄旭初为首的广西省政府、省党部对参议员的选举极为重视并暗中操纵，试图选出符合自身需要的省参议员。对选举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为掌握各县市的省参议员候选人的提名，交由各县政府和县党部去办理。各县政府、党部在接到命令后，多想方设法加以落实。其中，以对龙茗和凭祥两县的操纵最为典型。

1946年1月，龙茗已将省参议员候选人377名报省政府核复，可是，在距离选举日只有1天时间的2月27日晚，却突然接到省政府发来的急电，要求将赵佩莹等六人加入候选人名单。此举不仅造成了龙茗县省参议员选举进程混乱无序，更为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选举结果。龙茗县有候选资格者虽达383名，但据县长陈云生的观察，其中“素孚众望者为数不多”，不过“为前任议长黎民卸、田管处副处长王日传、党部书记长朱天琛、参议员赵东源、农业推广所主任梁斌诸人而已”。就资历、学识而言，朱天琛在其中并不占优，然而，“经党部介绍赵佩莹、朱天琛二员为指名候选人后，其余欲竞选者即在本党工作历史较久之同志，亦感难得竞选，竞选空气变为沉寂”。在省政府、省党部的影响之下，经过两次投票，最后，朱天琛以7票当选为参议员，赵佩莹获3票当选为候补参议员。凭祥的情况与龙茗县的情况类似。1月份，县政府即将选举人名簿及候选人名簿呈送到广西省政府，可是，3月1日，在选举参议员前几小时，黄旭初给县长阳光字发了一封加急密电，指示后者将杜光华补入省参议员候选人名册。从补入候选人名册到选举省参议员，时间不过半天，可以说根本无竞选演说之时间与机会。但最后，省政府所提名之杜光华以5票当选为凭祥县省参议员，而候补参议员萧俊民仅得2票。考究杜光华与萧俊民的经历，可发现在凭祥县参议会诸参议员的印象中，前者并不占优势，因为萧曾充任凭祥县参议会议长、副议长等职，而杜不过曾担任过凭祥县政府科员而已。在凭祥当地而言，杜光华之影响不会比萧俊民大。为什么杜光华能当选为省参议员呢?这与杜氏曾担任过广西日报社营业总务部主任有相当大的关系，杜氏是黄旭初势力的外围分子当属无疑。后来的省参议会议长选举纠纷中，作为桂南地区为数极少的支持李任仁为议长的参议员，杜氏的积极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在此次选举中，存在着诸多与《省参议员选举条例》相关规定不一的地方，主要表现有：

(1)选举不设选举监督。根据《省参议员选举条例》之规定，“省参议员之选举，以内政部部长为选举监督”(第三条)。按惯例，如内政部部长不能参加，可由其委托省政府代为监督。各县在选举省参议员之前，都发电请求省政府指派专人到场监选，有的县份如融县更多次发电请求派员监选，可是省政府却多答以“毋庸派员莅县监选”或“无须派员监选”，极少派员到各县监督选举。从现存12个县的选举档案中看，只有临桂县的请求得到了省政府的答应。由于材料的限制，无法确知广西省政府不派人去监督选举的原因，但是，广西省政府此举却造成了一个不良后果：使人们觉得省政府对于省参议员的选举并不重视，从而影响了一般民众对于民主政治的认识。

(2)选举进程不按条例进行。根据《省参议员选举条例》的规定，选举人名簿及候选人名簿由省政府编制，其“开始编制之日期，应于十五日前公告之”(第四条)。对此法定责任，省政府却以节省时间为由将之推给各县市政府，这本已与法不合，而各县在开始编制选举人名簿及候选人名簿时，也没有完全遵照提前15日公告之规定。如融县在1月22日方才公告编制名簿的日期。3天之后即25日就开始编制名簿了，严重不守条例之规定。做得较好的龙津县于1月15日公告编制名簿的日期，1月28日开始编制名簿，亦不足15日之规定。由于各县在编制选举人、候选人名簿尤其是候选人名簿时不大遵守法规的规定，致使符合候选人资格要求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前往申请，从而影响了选举的广泛性，这从表1可见一斑。横县人口近30万，候选人只有432人，每683人中才一个候选人。临桂县人口23.4万人，候选人不足300人，每801人中才一个候选人。桂西的龙茗县做得较好些，每209个人中便有一个候选人。候选人数量太少，自然影响了选举的广泛性。

(3)政府对《省参议员选举条例》相关规定试图冲破，使参议员的选举受到了影响。《省参议员选举条例》是指导省参议员选举的主要法令。早在1945年12月，广西省政府即将此法规下发各县市政府。对于这个法规，各县政府大多是认真研读过。对于《省参议员选举条例》所规定的现任公务员须停止其被选举权一节，各县政府“颇感失望”，但又心有不甘，多请求省政府能够变通办法，让公务员能够参加竞选，“获选后任其择任一职”。对于县政府的请求，省政府亦加以考虑，并向行政院转请核示。但是，有的县份却采用先斩后奏的方法，将现任公务员加入候选人行列中，以期造成既成事实。在这方面迁江县是最为典型的。迁江县县长陈桐在没有请示省政府的前提下，擅自将黄家修等17名现任公务员和罗其英1名现在学校肄业生一并编入候选人名单之中。对于此事，省政府直到选举后的第3天即3月4日才命令迁江县政府将此18人从候选人名簿中剔除。广西省、县两级政府对于《省参议员选举条例》限制公务员参加竞选的不满及

试图冲破，尽管是明显的于法不合，但它却反映出当时中国民主的状况。对于现任公务员是否能成为候选人的问题，民国时期学术界“曾热烈地讨论”，有主张不能一概而论的，有主张禁止的。广西省参议员选举中出现有试图冲破法制规定的情形，恰反映了学术界的分歧。

再次，各县公布候选人名单时间过晚，不利于竞选的开展。按选举法规的规定，候选人名单应在投票日之前15日公布，俾使选举人对候选人有所了解。而且，由于选举省参议员时，候选人并不到场演说，选举人对候选人的了解只能是在投票之前，因此，提前公布候选人名单尤为重要。然而，综观这次选举，在这12县中，能提前15日公布候选人名单者甚少，只有融县和龙津县两县而已。大多是临近选举日时才公布，如横县，是在选举前两天才公布候选人名单。最甚者莫过于凭祥县，直到选举当日才公布候选人名单。公布候选人名单时间过晚，对于各候选人竞选活动的展开相当不利，更无法引起普通民众对选举活动的关注，实对民主宪政不利。因此，各县在总结报告中多对此表示不满，认为此举影响了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认识，造成选举效果不佳。公告时间过迟，更不利于选举人对被选人的了解，这种情形正如县参议员的选举一样，选举者往往抱怨“连人还未认识，选，选，选什么?”

从档案中可知，尽管广西省政府在选举之前就制定《成立广西省参议会实施程序》，但省政府与各县政府在办理选举时，却都没有严格按照这一程序进行。按广西省政府的规定，1946年3月1日即应选出全省99个县和1个市的省参议员，可是，直到1946年5月15日省政府向社会正式公布各县市当选参议员及候补参议员名单的时候，仍有11县未完成选举，其中同正、乐业、武宣、中渡、河池、荔浦等六县“因选举票集中一人，候补当选人未经选出”，而“永淳一县，当选人及候补当选人。因该县参议员内部意见分歧，无法选出”，“万冈、恭城、西隆等三县，未得出席总数过半数之投票，无人当选”，“敬德一县当选人不愿应选”。最后，当广西省第一届省参议会于1946年6月10正式成立的时候，万冈、敬德、永淳三县依然没有能够选出省参议员。

这次广西省参议员的选举，存在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作为负责选务的广西省政府民政厅自身亦意识到这一点，其在总结中提出的缺点主要有：“(一)尚有人作走出一般常例之活动，(二)仍有不出席投票选举者，(三)各县间有未能作广泛深入之宣传，一般民众，对此选举，尚未充分表现应有之关切，(四)地方贤达，间有未肯自动声请公职候选人检核，参加竞选。”总之，通过对档案的研读，可以明确的是，本次广西省参议员的选举，大都没有按照省政府颁布的程序进行，是较为混乱而无序的。有的县市与全国普遍存在的“已经不是竞选，而是斗力斗富”的情况是一致的，选举亦欠公正，暗箱操作现象比较明显，竞选流于形式。对于选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当时的学者就指出弊端极大，民主政治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三

广西省参议员的选举问题不少，一如前述，然谁当选了?参议员的背景是怎样的?

广西省参议会参议员的定额为100人，由于至开会成立省参议会时，尚有3县的省参议员未选出，实际上，1946年时，本届省参议员当选者只有97人。本文以《广西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纪录》为依据，分析这97人的出身背景，藉以观察当时广西省所谓民意代表的结构。

(一)年龄

本届省参议员的年龄相当清楚，其情况如下表：

资料来源及说明：《广西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纪录》中之参议员履历表。

参议员中年龄最大者66岁，最小者29岁，平均年龄45岁。参议员以30至39岁者居多，共有35人，占总数的36％；次多者为50～59岁的参议员。共30人，占总数的30.9％；再次者为40～49岁的参议员，共25人，占总数的25.7％。本届省参议员与过去的历届临时省参议会参议员相比，年龄结构看什么样的变化呢?从表3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广西省参议员的平均年龄呈年轻化的趋势，从49岁降至45岁，但依然停留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期。参议员的主体亦呈年轻化的趋势。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以50—59岁为主体，占45.7％；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以40-49岁为主体，占40％；第三届临时参议会是一个过渡期，参议员以40～49岁和50～59岁为多数，各占37％；至第一届省参议会时，参议员则以30～39岁为主体，占36％。广西省参议员所发生的这种变化，与广西省政坛内部所发生的变迁有一定的关系。在1930—1940年代，新桂系的元老势力为新桂系三巨头自己培养的少壮派所取代，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

在本届参议员之中，40—49岁年龄段者尽管并不占最多数，只位居第二，但该年龄段的参议员在会中各种活动中最为活跃。从表4中可知，该年龄段的参议员所提出的议案共97件，占议案总数的33.1％，即以四分之一的人数提出了三分之一的议案。据笔者的统计，在广西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中，共有78人提出过议案，提案者最多者为杨世贤，提了17案，其中多为尖锐的议案，而杨世贤其人恰处在40-49岁这一年龄段之中。

(二)受教育情况

本届当选省参议员受教育情况如下表：

广西省正式参议会第一届省参议员背景最突出者是他们的受教育情况。他们全部都接受过新式的教育，有较好的学识基础，这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成果。近一半(47％)的参议员接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其中有过留学经历的参议员达16％。这可说是本届省参议员的特色之一。在留学国别当中，赴日本留学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留学热潮中以去日本者最多有很大关系，盖“同文同种，且邻近费省”。在留学过日本的这11位参议员中，学习法律与政治者达9人之多，恰又反映出当时中国亟待求富求强，学习、引进西方政治与法律制度以救国的状况。全体参议员中，法政专业者达32％。综观广西省临时参议员和正式参议员的学历情况，下列现象不容忽视：其一为受过大学教育者的比重呈一曲线发展态势。在临时参议会阶段，受过大学教育者的比重逐渐上升，从65.7％升至74.3％，而到了第一届省参议会时期，却下降至48.5％。相反，中学出身人员的比重呈直线上升态势，从无到有并达近1／5。这些现象表明由各县市选举出来的省参议员比由政府任命的临时省参议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而不再仅仅是精英人物的代表。其二为具有新式学历的参议员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这表明广西省新式教育的发展及广西各级政权的支持力量正在年轻化。

(三)当选前经历

关于参议员当选前的经历，从表6可以看出。广西省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中有过议会经历者42人，占43％；有过在政府从政经历者共78人，占80％；34人曾从事或正在从事教育工作，占35％；6

人有过在新闻界工作的经历。与临时参议会时期相比，本届参议员上述各方面数据都有上升。议坛经验与政坛经验的丰富，对于即将成立的正式省参议会而言，也许将预示着更多的曲折。而新闻界从业人员比重的增加，有可能使议会内部的运作更为外界所了解。

(四)党派

在《广西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纪录》中，没有关于参议员的党派背景的记录。考其原因，可能与当时各参议员是作为民意代表的身份出现有关。民意代表只能是各县市民众的代言人，不能是党派的代言人。不过，不能讳认，党派的背景，会对参议员的言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大会纪录中没有参议员党派的记录，不过，从当时的报刊中，亦可以获得蛛丝马迹。在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开会期间，陈方参议员曾举办国民党同志联谊会，“到会者共六十人”。与会人数不可能完全涵盖参议员中具有国民党身份者，因为李方参议员多不与会。另外，黄旭初在调解纠纷的时候，也曾指出“此次参议长竞选人，亦均为本党忠实同志，并非本党与别党之争，希望大家认清此点”从这亦可以看出，本届参议员履历表中尽管没有记录参议员的政党派别，但是，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参议员当占有绝大多数，这次省参议员的选举，实为国民党内之选举。普通民众对此次选举的不感兴趣与这一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只有一个党，无须乎竞争，所以选举时也无须乎候选人的推荐以及候选人的演说等等那套民主的花样。党的组织决定了一切，人选可谓全属内定”。

综上所述，可知本届广西省参议员的代表性是存在较大的问题的。议员应有广泛的代表性才能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合理的选举制度和公正廉洁的选举过程至关重要，但广西省此次选举省参议员却无法做到这两点。由于实行间接选举制度，选民无法直接选举产生省参议员。省参议员的代表性严重不足。新式知识分子垄断了参议员几乎所有的名额，参议员绝大多数曾为各级官吏等事实，证明了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工农的代表很难进入参议会。参议员的形象和实质都不能成为大多数民意的代表，民众也不把参议员当作自己的代表，这也预示着随后的议长选举纠纷无法引起普通民众的兴趣。另外，从人的心理发育角度来说，30-40的人思想较为激进，敢做敢为，决定了的事不轻易改变和妥协。就学科专业论，法学与政治学专业的人论事多讲求法理。从对广西省第一届参议员的背景结构的分析中，可以探知30～40岁的参议员占了参议员的主体，法政专业的参议员为数亦不少，后来出现的参议会议长选举纠纷旷日持久难以解决与此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舒生

作者：王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