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医疗研究所岗位职责
过度医疗行为研究述评（上）
2013-04-11 14:30:29
来源：《社会保障研究》2013年第1期
摘 要：因为道德风险等投机行为普遍存在于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市场，所以过度医疗问题基本是保险市场的一个顽疾，也是相关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梳理对过度医疗行为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医疗市场的特殊性、制度设计、防御治疗行为等角度解释了过度医疗行为产生的原因，并对现有抑制过度医疗行为的对策进行梳理，提出更为综合的过度医疗解决框架。最后，对过度医疗行为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客观评价。
关键词：过度医疗，概念界定，原因研究，解决对策，研究评述
医疗费用长期刚性增长是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据《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从1990年到2009年，卫生总费用由747.39亿元增长到17204.81亿元。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已严重威胁到我国医保基金的平稳运行。医疗费用的不断升高有很大一部分是过度医疗导致，因此了解过度医疗的各方面有助于我们抑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
一、过度医疗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过度医疗概念的界定难以达成一致，各学者仅从自己学科的角度阐述过度医疗的定义。Vincent(1963)从社会学的角度定义过度医疗，即人们的健康选择越来越多地受医疗卫生机构控制，而且倾向于依赖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险而引起的医疗。过度依赖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险将会对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不利于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Vincent侧重认为过度医疗是由外部机构和制度所导致的医疗行为。Leape(1989)补充指出，过度医疗对病人的健康没有任何帮助，它是一种无效的医疗行为。张鲁忠(2003)指出“过度医疗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超出疾病诊疗需求的过程。”雷振之(2003)补充认为过度医疗是指在医疗过程中所采用的诊断、治疗措施超越疾病本身的需要，造成医疗资源和费用的浪费，甚至有害于身体的医疗行为。杜治政(2005)从医疗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过度医疗是超过疾病实际需要的诊断和治疗的医疗行为或医疗过程，并指出部分过度的医疗行为对疾病的治愈没有明显的作用，甚至会干预疾病的治疗。简单来讲，过度医疗指的是与适度医疗相对应的医疗行为。它主要包含两个要素：医疗行为的无效性和医疗消费的过度性。
尽管学者们对过度医疗的科学性定义存在诸多争议，但是仍有许多实证研究为过度医疗概念的准确性定义提供了研究依据。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已大量出现医院提供过度服务的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且很多学者进入医院进行实地调查。Robel(1974)对美国疾病状况的研究，得出美国扁桃体切除手术中的16%、植入心脏起搏器手术的20%、切除子宫手术的27%、剖腹产手术的50%都是不必要的。Blaise F.D Bourgeois(2002)对癫痫病的研究得出，在治疗癫痫病的过程中大多存在过度治疗的情况，然而要想杜绝这样的情况发生，就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更多的时间。Blaise指出减少过度治疗有三个主要的挑战：一是选择应该被省去的药物;二是选择一个适当的减少率;三是期待有明显临床疗效。Jonathan(2002)等调查得出美国有1.3亿人长期服用各类药物，购买药品的人均数量居世界第一，并且80%的生化检查是不必要的、11%的其他检查存在明显的过度医疗。国内学者刘振红(2012)等对脑梗死病例研究得出在137例患者中，医生为62例患者请了其他专科的医师进行会诊112次，平均每例患者0.82次会诊，其中有3例患者的会诊多达5-6次。
二、过度医疗产生的原因研究
(一)诱导需求
大多学者认为诱导需求对过度医疗有重要影响。一方面，从患者医疗服务的接受方人手。Arrow(1963)在《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患者在医疗信息市场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增加了患者消费医疗服务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Fuchs(1978)进一步研究得出诱导需求是医生协调患者的医疗需求与自身利益而采取最优医疗服务方案的问题。患者在选择医疗服务时常常会受到医生的干预，从而对医疗卫生资源过度需求。医疗服务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医患双方独特的代理关系造成医疗服务市场中信息严重不对称，也导致需求方很难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48)在研究中证实，医疗市场中医、患和第三方供给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使购买医疗服务出现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Moy(1998)等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患者为了减少在就医过程中的难题，倾向于更为稳定的就医环境，不会轻易地更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普通患者不具备完全的医疗服务信息，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数量、种类、价格等缺乏了解，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理性的选择。因此，当患者确定自己的治疗医生后，自身的被动地位就已确立，医生自然会利用患者的就医心理诱导患者接受更多不必要的治疗;另一方面，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入手。Evans(1974)利用供给者诱导需求(supplier-introduced demand)解释过度医疗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医生为了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滥用与患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诱导患者过度需求医疗服务，降低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在医生的收入和医疗费用相挂钩的制度下，医生为了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提高，通常会向消费者推荐额外的医疗服务，造成不必要的检查、开大处方等，因此过度的供给导致消费者的过度需求。David H，menway(1998)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较为准确的推测出医生诱导需求的动机，并测算出医生实施过度医疗的概率。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供给者诱导对过度医疗的影响，但是目前没有研究度量出供给者在医疗服务中提供过度服务的程度。
(二)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疗消费的适度性。仇雨临(2008)指出“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疗事业的正常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与其他省际行业服务相比存在着显著差异，具有不可选择性、不可逆转性和信息不对称，而且医疗消费具有或然性，这些差异性和特殊性导致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具有垄断性。”McGuire(2000)把医疗服务市场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从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出发，认为医生的败德行为是导致医疗费用上升的主要原因。在医疗卫生领域，由于受到政策等多因素的影响，原先已具有行医资格的医院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垄断医疗市场。许多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医疗卫生领域，无法对固有的医疗提供者形成竞争，更进一步限制医疗卫生领域的充分发展。而且，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政府的规划大大限制了医院的发展。患者只能选择较近的医院，或者是自己更为信任的医疗机构，这种区域限制造成许多医疗服务质量较差、效率低下的医院得以长久生存。杜世林(2007)认为，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竞争仅仅限于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竞争结果必然会形成卖方垄断市场和价格畸高。医疗垄断理论认为，该垄断竞争市场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医疗服务提供者市场具有垄断竞争性;第二，医疗服务的不可转售性。Farley(1986)指出医疗服务(如处方、诊断等)的不可连续性导致其无法在患者之间进行转移，另外医疗服务的不可转售性使该服务的提供者在出售服务时根据消费者购买能力的不同索要不同的价格。Newhouse(1970)则认为非营利医院最重要的目标是保证医疗服务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他进一步利用非营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营利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性边界，指出其会超出患者的实际需要值。
(三)防御性医疗行为
医生的防御性医疗行为会影响过度医疗。Tancredi(1978)等较早提出防御性医疗行为，他们认为医务人员为规避责任、减少风险而对患者实施超出规范化诊疗，以及规避高危患者或高危诊疗程序的医疗行为即防御性医疗行为。医生采取的防御性医疗不仅增加了患者的医疗消费成本，也助长了过度医疗消费。另有学者从患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医疗服务消费者在过度医疗消费中所起到的作用。Grossman(1972)首先研究了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和对健康的投资，他认为健康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医疗方面的支出，维持健康的边际成本取决于医疗消费的价格。患者对健康的过度追求促使其盲目的接受医疗服务，但是其中一部分对病人疾病的治愈没有明显作用。医生为了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违背了其原先的准则，破坏了医患之间固有的信任关系，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并常有许多暴力事件发生，影响了医患双方的共赢。
(四)医疗保险事业
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个人过度医疗需求的产生，但是同时也促使患者合理医疗需求的释放。Cauley(1987)指出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将增加消费者医疗服务的需求量，随之会产生个人对医疗的过度需求，从而会影响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陈凯等(2007)认为，医疗服务费用支付的多源性改变了医疗服务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供给行为，最终带来的是医疗服务需求数量、质量和医疗费用等方面的变化。医疗保险的发展大大减少了患者支付医疗费用的压力，费用分担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过去被压制的医疗需求。 在医疗保险的责任分担下，容易诱发投保人的道德风险。Smith(1937)较早关注道德风险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管理人在管理他人财产的过程中会因为疏忽和浪费容易发生利己行为。”随之道德风险的研究热潮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展开。Ross(1973)分析了道德风险条件下最优化合同的性质，Feldstein(1973)估计了不同参数下过度医疗保险所引起的福利损失与收益，20世纪70年代，美国兰德(RAND)公司的大规模医疗保险实验表明医疗保险会促进人们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Carrol(1992)经过研究发现：社会医疗保险的实施可以降低个人面临不确定医疗消费的风险，但是却会影响个人对医疗消费的选择。患者在风险分担的情况下更趋向于比未投保条件下更贵的药物和更优质的服务，过度医疗行为不可避免。王锦锦、李珍(2007)将道德风险系统的分为需求方道德风险和供给方道德风险，并提出道德风险的存在不仅加剧了医疗价格的上升和医疗费用的激增，破坏了稀缺性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安全和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医疗服务市场信息的不透明和医疗保险事业发展的不完善，会提高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道德风险不仅导致医疗价格和患者医疗费用的提高，而且，影响到医疗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五)制度设计
美国卫生经济学家E.O.Teisberg(2003)在以往的基础上补充认为，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会增加了过度医疗的可能性。当医生和医院的器械设备有某种利益上的关系时，医生为病人多安排化验和治疗的动机就会非常强烈。在政府投入资金不够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结为利益联盟，因此医院的各项措施将会体现该内部人员的利益。由于医院方面对医生增加患者的医疗成本采取默许态度，甚至有些医院下达医生今年的业务指标迫使医生进行权力寻租，过度医疗消费的状况不可避免。Ryan(1993)等补充指出在医生薪资采用费用提成(Physician Payment Fee)制度下，医生将产生道德风险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但是不合理的医疗行为对患者疾病的治愈未必有效，有可能会遭到保险机构惩罚而削减支付的费用，使得医疗机构的收入减少，与医生间产生代理问题。就国内医疗行业而言，医生的收入与患者所接受的治疗相联系，过度医疗的发生不可避免。
三、过度医疗解决对策研究
针对过度医疗的解决方法，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积极的对策。Feldstein(1973)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产品是公共产品，只有当政府介入发挥监管的功能才会限制医疗的过度消费。医疗卫生服务产品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无法按“受益者分担”的原则进行补偿。Reinhardt(1989)也持相同观点，指出在消费者需求很大程度受供给者影响的前提下，市场力量不足以实现医疗资源最优配置。Kessel(1958)补充提出医疗提供方随意改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一种集体垄断行为，其目的是获取最大利润，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维护患者的利益。
从解决医疗系统和患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出发。Weiner(1990)等指出医疗保险机构可采用双方签订合同的方式，加强医疗服务提供人之间的竞争。Smith(1997)等认为将应用管理式医疗系统(Managed Care System)和临床路径(Clinical Pathway)共同运用在医疗机构管理上有助于减少保险机构、医疗机构以及医疗机构与医生间的代理问题。为了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过度医疗需求，各国政府已全面介入医疗服务机构。例如德国实施的药品价格控制政策以及英美等国公布医疗服务质量信息供医疗需求者参考选择;日本在制定社会医疗保险时，对各种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以医保定点医院的资格为筹码强制医院接受。日本政府的做法虽然在价格上对医疗机构有所限制，但是却忽视了医院会增加诊断和治疗的次数提高收益;1996年法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内容包括，提高病人的住院费用，将原来的每天住院费用从55法郎改到70法郎。这项措施有效地控制了住院费用的过度增长。陈晓阳(2003)、干春晖(2007)等对我国过度医疗问题的解决提出相关对策，主要包括：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应加强医德教育、改变医生收入与服务相挂钩的制度、改革服务收费方式等，对于患者而言应建立一个健康的就医观念，同时避免发生道德风险的发生，另外政府应加强其监管作用。Wang Zhigang(2010)在此基础上提出减少过度医疗消费行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公开医疗信息。他认为在信息畅通的医疗市场中病人会选择较低水平的医疗支出，以此将病人自身的收益最大化。Pemcca等(2002)针对医疗领域发生的以药养医的现象提出必须切断医生收入与其处方量之间的关系。
从减少道德风险从而降低医疗费用的角度考虑。Feldstein(1973)在1969年美国私营医院支出额为126亿美元的水平上，通过极大似然值估计(MLVE)对减少的福利进行研究，尽管个人减少了对医疗保险的购买，但是在参数保守估计的情况下，也接近20亿美元-30亿美元。郑荣鸣(2004)强调加大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制约和调控，将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行为纳入到保险方的控制范围内，弱化医疗机构自身效用与医疗服务供给量之间的关系，从而降低道德风险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四、过度医疗解决框架
(一)解决诱导需求
第一，通过加强医德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素质。在医疗过程中，医生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滥用医患委托关系，利用信息优势擅自替病人做决定，使病人不能自主的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种诊疗。在对医生的职业道德培训时，应让医生树立尊重患者利益至上的理念，抛弃让患者接受更多治疗而获得经济效益的想法。
第二，加强全民健康卫生教育。政府应借助媒体宣传医疗健康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向居民渗透医疗知识，避免患者盲目接受医疗服务，从而减少医疗费用支出。与此同时，也能遏制医生过度提供治疗的行为。
(二)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第一，打破医疗市场的垄断性。充分的竞争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更大的选择权，同时也是限制权力的重要措施。由于政策等导致医院地点的局限、进入医疗市场障碍等，造成医疗服务提供者不能自由进入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无形的手”在医疗领域发挥作用。政府应该放宽医疗市场进入限制，强化卫生机构之间的竞争环境。
第二，对医疗行业的服务质量和价格加大监督，允许非政府组织介入。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很难全面把握医疗行业出现的问题。而非政府组织运作效率较高，能广泛的收集民意。这样，更能督促政府改革相关政策。
第三，不定期对医生的服务和医疗行业进行检查。政府可以建立对医院和医生的行为进行公正评估的专业机构，也可以与卫生局等相关单位联手组成检查小组，着重处理部分医生不合理服务的行为。
(作者：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高敏 赵英丽 李延字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胡宏伟)
第二篇：农村社会医疗保险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地区缺乏社会保障，“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情况司空见惯，因病致困返贫的现象非常突出。同时给农村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产生严重障碍，限制了内需的有效增长。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看，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医疗风险问题，建立农村医疗保险体系的思路主要有三，其一是改造旧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由农民每年交一定数额的合作医疗资金，农村集体组织和政府也相应投入一部分资金，共同形成专项农村医疗保险基金，农民就医时可按一定比例报销医疗费。其二是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相应保障水平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三是将农村居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范
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一直未将农村人口纳入思考的范围，但农村人口一直是我国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广大农村人员享受到医疗保险是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建立、乃至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把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和改革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作为工作的重点，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对于是否需要建立和如何建立农村医疗保险体系，解决农村地区人口及外来人口等弱势人群的医疗风险问题，至今缺乏统一的认识，更不用说明确的思路和政策。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自80年代以来出现大幅度滑坡，使90%左右的农村人口成为游离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之外的自费医疗群体。
社会保障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农村提供医疗保障是国家职能的基本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农民的增收和脱贫，有利于经济建设。农村地区缺乏社会保障，“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情况司空见惯，因病致困返贫的现象非常突出。同时给农村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产生严重障碍，限制了内需的有效增长。
既然建立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目前我国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呢?从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阶段性，最初只覆盖城市的雇员和公务员，随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人口条件成熟后，才逐步扩展到农村地区。鉴于此，加之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失败，从而有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没有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所需的财力和可依托的组织机构，因此反对在农村地区开展医疗保障。但有关实证研究分析表明：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立即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但在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具备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条件。
首先，是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实施积累了实践经验和教训。我国自1986年在全国的大部分省市农村开展了一种新的称为“合作医疗保险”的社区保险项目的试点工作，到1998年末，我国已有712个县建立了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实践证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促进了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农民群众通过互助互济、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的方法之一。虽然该制度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费用筹集、保障水平确定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难点问题，从而大部分相继解体，但在苏南、上海地区依然保存，并发展了农村劳保医疗、合作医疗保险、大病统筹、农村医疗救助等多种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从而在正、反两方面为新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其次，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收缴医疗保险费用难是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致命伤。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提高了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对医疗保险费用的承担能力，也提高了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政府财政对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与实施的支持能力，从而能够部分解决医疗保险费用筹资来源问题，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由于农民医疗负担能力提高，在合理确定农村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的条件下，发达地区农民群众也能够承担得起相应的费用。
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看，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医疗风险问题，建立农村医疗保险体系的思路主要有三，其一是改造旧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由农民每年交一定数额的合作医疗资金，农村集体组织和政府也相应投入一部分资金，共同形成专项农村医疗保险基金，农民就医时可按一定比例报销医疗费。其二是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相应保障水平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三是将农村居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范围、水平、筹资和管理的完全对接。
但考虑到我国城镇职工、公务员医疗保险体系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因此尚不具备建立低水平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或将农村居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条件，采取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当前的可选思路。但农村合作医疗实质上是一种在一定社区范围内以社区居民为保障对象的社区福利制度，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过渡性医疗保障供给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的局限。而低水平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又是农村医疗保险由社区保障向社会保障演进过程中的过渡形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城乡差别将逐步消除，建立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城乡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将是我国社会医疗保障的发展趋势。
第三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
——以聊城市东昌府区为例摘要：“三农”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农民的健康问题更加直接影响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总结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经验后，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于2003年开始在部分地区开始试点工作。自此我国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取得很大的成绩。本文对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析提出存在的问题并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机制新农合基金医疗监督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对医疗保障需求的不断增强，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满足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建立一个完善的适应新农村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势在必行。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从2003年起在各地逐步推开，计划到201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试点工作推开后，特别是去年试点工作会议后，各地加大了工作力度，加快了工作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新农合已经覆盖了全国约半数的地区和农业人口。截止到2006年3月底，全国开展新农合试点的县(市、区)达到1369个，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47.83%;覆盖农业人口近4.74亿人，占全国农业人口的53.44%;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3.74亿人，占全国农业人口的42.25%，参合率为79.06%。二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已初步形成。试点地区建立起了合作医疗的组织管理体系，各项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管理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因地制宜形成了多样化的补偿模式;初步建立了较为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特别是资金的封闭运行管理和信息公开、公示制度，为加强基金管理和群众监督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三是参合农民的卫生服务利用水平提高，抵御大病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二、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状况
1基本情况
东昌府区新农合于2005年3月首先在于集镇开始试点，2006年在全区全面展开，52万农民报名参加，参合率85.07%，共筹资5079045.00 元。自2006年1月1日到9月30 日，受益群众共计45870人次，报销7796222.50元。其中，门诊32708人次，花费1392574.16元，报销398529.17元;住院人次10855人次，花费34289640.85元，报销7166993.33元;参合产妇2307人，补助金额230700元。从此东昌府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取得了重大发展，参合率不断提高。 2资金筹集
新农合基金由农民自愿缴纳、政府资助、集体经济扶持和社会捐助等多种形式筹集。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0元。政府财政的资助资金根据参保农民的实际人数予以拨付。财政的补助资金根据参合农民的实际人数按照由下而上的顺序，按期予以拨付。建立对农村低保户和重点优抚对象救助制度，采取政府投入为主，红十字会、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确
保低保户和重点优抚对象参加新农合。
新农合基金的使用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新农合基金农民个人缴纳的部分，全部计入家庭账户，家庭账户用于支付门诊医药费。家庭账户节余资金归个人所有，滚存积累，可以结转使用。每年从所筹集的合作医疗基金总额中按3%的比例提取大病统筹基金，用于住院医药费用超过一定数额的住院病人救助;按3%的比例提取风险资金，作为专项储备金，风险基金的提取数额达到年筹资的12%时，不再继续提取，风险基金用于社会统筹基金超支时使用。新农合基金一律存入区农合委认定的国有商业银行，并设立专用账户，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和挪用。新农合基金的银行计息办法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以家庭为单位年内未使用新农合资金的农民，由乡镇、办事处卫生院对其家庭成员免费常规查体一次。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调离本区时，家庭账户结余资金随同转移或一次性退还本人。区、乡镇、办事处、凤凰工业园和嘉明经济开发区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站经区卫生局批准，区合管办验收合格后，作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对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实行“凭证就诊、自主选择、分级管理”的办法。
3报销比例
参合农民门诊医药费报销标准：在本区域内乡镇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诊，其医药费用在家庭账户中按30%比例报销，家庭账户资金用完为止。其他医疗机构门诊费用不予报销。
参合农民住院医药费报销标准：
1、乡镇卫生院住院费用在200元以下的按20%的比例报销;201—5000元的按50%比例报销，5001元以上按60%比例报销。
2、区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费用500元以下的按10%的比例报销;501—2000元的按40%比例报销;2001—5000元的按45%的比例报销;5001-10000元的按50%的比例报销;10001元以上按60%的比例报销。
3、市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费用按区级比例的50%报销。
4、参合农民在本市所辖区域内，跨区域在区、乡两级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或在本市辖区域外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就诊，医药费的报销比例分别为区级医疗机构的50%和30%。参合农民住院费用在社会统筹基金中每人每年最多报销15000元。以后每年根据筹资情况及时调整报销比例。大病统筹基金支付住院费用的起付标准为20000元，一年内总花费超过20000元的部分，年终根据大额住院费用的实际支出情况确定报销比例，给予第二次补偿，用完为止。
4主要成绩
农民看病支付能力得到提升，农民享受医疗服务的平均成本降低，新农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发挥着重要作用，初步实现了使农民真正受益的工作目标。
(一)因病致贫在贫困户形成中的比例明显下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展后，因病致贫在贫困户形成中的比例由新农合启动前的48%下降到现在的30%左右，呈明显递减趋势。
(二)参合农民就医费用显著降低。区、乡两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费用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19.4%和16.8%，住院费用下降20.3%和15.5%。新农合制度的实施，使全区参合农民次均住院费用明显降低，农民享受医疗服务的支付金额显著减少，农民应住院而不住院现象显著减少，农民“看病贵”问题得到
有效缓解。
(三)新农合定点医院迅速发展。随着新农合的开展，基层卫生资金投入的增加，各基层医院尤其是乡镇卫生院得到了快速发展，从业人员的工作面貌、技术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对基层医院的满意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1参合率高，知晓率低
每个村的参合率都在80%-90%,但是享受过报销的农民才详细了解部分新农合的报销知识，而大部分群众虽知道新农合，但对于怎样报销、报销程序、报销比例、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报销要符合哪些条件、应该携带哪些手续等知识知之甚少。同样多的医药费由于就诊医院或药品结构不一样而能报销的费用却相差很大，农民对此很不理解。这些情况，说明目前对新农合的宣传工作做的还不到位，未能让群众真正的清楚明白。
2筹资成本高，工作效率低
新农合工作过程中存在着“宣传发动难、筹集资金难、报销解释难”的“三难”现象。由于农民对新农合认识不足、知识文化较低，筹资难度相对较大导致筹资成本高、工作效率低。一是部分农民疾病风险意识淡薄，没有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控制的保险意识，参合积极性有待提高。二是有的农民现实心理较强，交了参合费但没得过病，觉得吃亏，下一年就不愿意再交钱。还有的农民期望值过高，认为入了新农合不管合不合规范，什么都要求报销，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不满意。
此外由于新农合制度采取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不能强制筹资，这就使新农合制度经办机构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动员宣传以及收缴费用，筹资成本较高而农村居民居住大多较为分散，经办机构面对千家万户，亲自到每家每户上门收取参合费，还有一些外出务工农民需要多次联系才能收到参合费，因此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财力。
3药品价格较高、诊疗水平较低
一是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业务运行不足，医疗设备缺乏，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一些卫生院连基本的诊疗设备，都不能满足农民基本诊疗需求;二是乡镇卫生院人员素质不高已成为制约农村卫生发展的瓶颈。乡镇卫生院中大部分为中专学历，高素质卫生技术人才匮乏，而且许多卫生院由于编制和人事关系的制约，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工作后无法入编，不愿留在卫生院工作;三是乡镇卫生院基本的工作经费得不到保障，人员工资待遇不高，职工生活条件差，许多卫生院的技术人才都不愿留下，基层卫生院人才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定点医疗机构的部分药品价格明显高于市场药店，定点医院虽然没有违规购药的现象，但相当一部分药品的价格高于药店的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参合积极性。
4期望值高、受益率低
农民挣钱不易，他们希望每一分钱的投入都能得到回报。农民参加新农合，总希望得病后能得到较多的补偿，但现行规定一时还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在农村只有看得起病的农户才能享受到报销补助，而有些较贫困的农户即使参保，有了疾病没钱治疗，也享受不到报销，部分参保又生病的农户体会不到新农合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在筹资过程中，每年都要发放大量的宣传资料，但农民是无法记住复杂的分段报销比例和专业药品报销目录，他们只知道这次住院花费多少钱，报销多少钱，划算不划算，农民切实利益没有得到保障满意度低。
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议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
4.1建立农民群众自愿参合的长效机制，研究探索筹资新方法 要进一步完善农民个人缴费方式，多渠道为农民提供自觉缴费的方便。一是按“先缴后保”原则，确定来年收取参保费的时间，参保的农户要在年底前交清下一的资金。采取定筹资时间、定送缴地点的方式，让农民自愿主动送缴;二是适当延长缴费时间，在大面积缴费结尾后，留下少量人员，查缺补漏。三是借鉴外地经验，推行滚动筹资方式，所谓“滚动筹资”就是指参合农民在报销医药费用时，本着自愿的原则，在报销所得的费用中扣除每户来年应缴纳的参和费用。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筹集方式由一次性收费改为长年收缴和集中时间收费相结合。制定连续参合的激励机制。
4.2健全监督机制，强化日常监督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新农合管理中心、定点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民三者制衡的有效机制，建立健全监管、审计、公开的有效措施，实行新农合补偿跟踪调查制度，确保新农合基金安全有效地用在参合农民身上。二是建立预警机制，严格控制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把医药费用控制成效列入新农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对管理不到位，医药费用控制不力，群众意见多的地区和单位定期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通报。【6】三是当年剩余资金，应研究在年内适当月份对患过病农民的医药费进行再次报销，让农民当年缴资，当年受益。
4.3强化农村医疗机构的监管，规范医疗服务，控制医疗费用 要强化对农村医疗机构的监管，防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农民带来的利益被医疗费用上涨所吞噬。对新农合用药进行统一招标采购和统一价格，从源头上控制药品费用增长。建立健全定点医疗机构各项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严格基本医疗服务价格，坚持合理检查、合理治疗，控制医疗费用，减轻农民医药费用负担，为农民提供安全、有效、优质、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4.4落实财政补助资金，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要调整财政投入方向，按照各自分担的比例，落实财政补助资金，并进入新农合基金账户。必须健全基金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成立各级合作医疗监管委员会，对定点医疗机构、合作医疗基金实行监管，对报销及大病补偿资金实行监督，提高基金合作透明度，确保基金安全。总结经验，科学测算，不断完善基金收支使用方案，防止基金过多沉淀或透支。要按照农民“能承受得实惠”、医院“能接受不亏本”、基金“能负担不透支”的原则，稳步探索降低起付线、提高封顶线以及增加个人账户比例的可行性，合理扩大受益面，增强新农合制度的
吸引力。
4.5加强新农合管理网络建设，提高经办机构服务能力
在当前新农合覆盖面越来越大、扶持新农合资金越来越多、新农合管理任务越来越繁重的情况下，必须将健全新农合管理网络，解决新农合管理与经办机构、人员编制和工作业务经费等问题作为当务之急，切实抓紧抓好。同时，还要着眼于提高经办机构服务能力，对管理和经办人员实施政策和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尽快实现信息化管理。将参保农民的个人资料、就医情况、住院费用报销情况等基础资料实行计算机网络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加快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村级卫生组织，为农民就近看病提供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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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判问题研究
作者： 张伟
发布时间： 2003-10-23 11:38:03 ------------------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判方面的四个问题：⒈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包括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非医疗事故赔偿纠纷。⒉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⒊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⑪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⑫主观上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过失。⑬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违规行为。⑭客观造成患者人身损害。⑮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与人身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⒋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归责原则：过错推定原则。
目前，法院所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越来越高，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这类纠纷大多数是患者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不当，造成了自己身体上的伤害，要求赔偿因而与医疗机构发生的。本文拟就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中，所遇到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该类案件审判工作有所作用。
一、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
对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问题，医务界、司法界和民法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并形成“事故论”和“过错论”两个不同的观点。事故论者强调患者必须先获得医疗事故鉴定，然后才能起诉医院请求赔偿，否则法院不应受理，把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启动司法赔偿程序的前置条件。过错论者认为，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衡量标准是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而不是事故，即诉讼中如果医院不能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过错举证证明，就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①国务院2002年4月14日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似乎采纳了“事故论”的观点，该《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有些人，特别是医务界认为，只有构成医疗事故的，人民法院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当然就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这种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都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要正确理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等法律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②在这里，最高司法机关，充分支持了“过错论”的观点。因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不仅仅限于医疗事故损害，还应包括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依照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一)医疗事故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一概念，同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1 法》)规定的“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1、重新界定了医疗事故的主体。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主体为“医务人员”，《条例》规定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确认医疗事故责任的基本性质是替代责任，而不是一般侵权责任。凡是医务人员受聘于医疗机构，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过失造成医疗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其所在的医疗机构，而不是医务人员个人。构成医疗事故，患者直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而不是向医务人员请求。只有个体行医的医生造成医疗事故，才不是这种替代责任。
2、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
原《办法》中将医疗事故界定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范围之内。新的《条例》将“诊疗护理过程中”改为“医疗活动中”，不再限于诊疗护理过程中。同时，医疗事故不限于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而是扩大为给患者人身造成损害的所有情况。把原来的医疗差错纳入到了医疗事故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凡是违法或者违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都属于医疗事故。
3、主张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以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作为判断违法性的标准。
新《条例》在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中，用了很多文字来规定医疗事故中医疗行为的违法性，这就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这一点，原《办法》是没有规定的。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是客观衡量医疗行为的标准。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就是有了构成医疗事故的可能性。这里规定的违法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法律;二是行政法规;三是部门规章和规范、常规。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医疗行为违反了保护自然人合法权利的法律，是医疗行为违法性的主要之点。
(二)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在医疗活动中对患者造成损害，但构不成医疗事故的，通常称之为非事故性医疗损害。从审判实践看，这种非事故性医疗损害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医疗过程中的故意行为。
根据《 条例》规定，医疗事故只能是过失行为，故意行为造成的患者人身损害不构成医疗事故。对于医务人员故意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来说，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医务人员应当对其行为负责，构成刑事上的伤害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同时也应看到，患者到医疗机构就医，是与医疗机构形成的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务人员的行为应当是一种职务行为，故医疗机构应对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给患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医务人员故意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并不能免责。
2、医疗机构中非法行医行为。
根据《 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实践中， 2 一些医疗机构为了经济利益，招收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人从事执业医师工作，或者把一些科室承包给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经营，或者聘用一些不具备执业资格的所谓“名人”到医院坐诊，从而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3、对于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但不能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从而构不成医疗事故，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属于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如在医疗过程中因医疗器械质量问题造成的人身损害、医疗机构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共同进行的手术过程中非因医务人员的原因给患者造成的损害等。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条例》中并未明确，在实践中这种认定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患者的身体确定受到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对此向患者承担责任。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4、其他医疗损害行为。
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对没有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范、规章的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虽没违反上述规定，但医务人员明显存在过错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不等于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比如，医务人员已经认识到采取常规措施难以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并且有能力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但医务人员未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认定为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亦应承担责任。
二、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上一个问题中，所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会议上强调指出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所指的就是如何解决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下面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分别作以探讨：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条例》是专门就医疗事故的认定、处理、鉴定和赔偿制定的行政法规，当然适用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但是，该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一个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而且其内容不得与有关的法律规定相抵触。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典型的侵权纠纷，这里所指的相关法律主要指的侵权行为法，包括《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司法解释。而这些侵权行为法是上位法，《条例》是下位法，前者的效力要高于后者的效力，两者发生冲突，当然要优先适用前者。在审判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问题上：
1、医疗事故由谁最终认定。
根据《条例》第20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但是，如何界定鉴定书的性质?它是不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法院是否必须作为判决的最终依据，法院是否有权进行实质性的评判?它还是仅作为证据的一种，其认定，是否由法院来作决定?这些问题都是审判实践 3 中要解决的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
(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为医疗纠纷的处理规定了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医疗事故的诸多司法解释也并不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而失效。从法理上，最高人民法院对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解释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其效力显然要比行政法规高。因此，医疗事故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③法官有权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可依据审判实践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确需进行重新鉴定的，法院可按《条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进行鉴定。同时，如果受害人证明了医疗行为违法和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如果医疗机构不举证否定因果关系和过错，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一推定并不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没有鉴定法论也可直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
2、事故鉴定是否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不是包含有属于医疗事故范畴的，必须先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并进行事故鉴定而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呢?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均是行政处理方式，而不具有司法性质，是由行政部门解决还是寻求司法救济，是当事人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有权不经行政处理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如果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无论当事人是否持有医疗事故鉴定，也无论当事人是否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存有异议，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可直接按民事案件受理。并且，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而没有必要以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结论作为前提。
3、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
对于这一问题，在谈“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时，已作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关键一点就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是医疗机构的免责条款，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只要符合其他法律责任要件，医疗机构仍应承担责任。
4、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比其他人身损害标准低，与法院办理侵权案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相差较多。如：《条例》第五十条就患者的误工费规定为：“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而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三条则规定，误工赔偿费用的标准，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工资标准或者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而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赔偿因误工减少收入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 4 资的5倍。再比如：《条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废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
(八)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年。对七十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十年。”国家赔偿法规定“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为上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残废赔偿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平均工资的20倍。”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究竟是按《条例》的赔偿标准，还是执行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民事赔偿标准。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认为：“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废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据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应执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的原则不应仅适用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而是应适用于医疗事故的全部赔偿。”④ 我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医疗行为有一定的特殊性，《条例》中对医疗机构民事责任的确定已经考虑到了这些特殊性。因而，在赔偿标准上作了一些限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
(二)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对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在法律处理上是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只能根据相关侵权行为法律来处理。对于涉及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行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则要根据相关医疗法规规章的规定、医疗行为的特点等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认定。
三、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中国民法学界的通常理论，一般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
1、损害事实的存在。
2、行为具有违法性。
3、因果关系。
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⑤医疗损害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当然应符合以上四个要件。但是，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又不完全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具有其特殊性，有必要作以详细的探讨。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其中主要是因医疗事故所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并且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该类案件中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因此，主要讨论一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这是对医疗损害主体的特殊要求，即其行为人必须具有特殊身份，那就是必须是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如果是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务人员致人损害，虽可能构成损害赔偿，但并非医疗损害赔偿。
将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事故的主体体现了事故主体与责任主体一致的原则。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机构承担责任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情况：⑪医疗机构所属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⑫到某医疗机构临时坐诊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不得以医护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推脱责任;⑬ 5 医疗机构临时聘请的外单位专家或其他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⑭医疗机构因医疗设备故障等原因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医疗机构不能免责。
(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过失。
从民法理论上，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为疏忽;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虽然预见了却轻信可以避免，为懈怠。疏忽和懈怠，都是过失，就是行为人对应负的注意义务的违反。 因此，民法上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受害人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⑥在这里，过失，就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对于行为人应负的注意义务，在民法理论上确立了如下三个不同标准：⑪普通人的注意。⑫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⑬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这样，从程度上分为三个层次，以普通人的注意为最低，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为中，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为最高，与此相适应，违反这三种注意业务，构成三种过失：⑪重大过失。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重大过失。如果行为人仅用一般人的注意，即可预见之，而竟怠于注意不为相当准备，就存在重大过失。⑫具体轻过失。是指违反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在主观上已尽该种注意，即存在具体轻过失。⑬抽象轻过失。是指违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这种过失是抽象的，不依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而以客观上应不应当做到为标准。因而，这种注意的义务最高，其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则为抽象过失。
对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所负的注意义务，显然应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因为在医疗活动中他们是专家。因此，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失，应采用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亦称专家过失标准。
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活动中的过失主要表现如下：
1、医疗机构的过失表现。
一般认为，过失是自然人的一种心理表现，单位不具有人所具有的心理活动，因而难以认定主观过失。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疗事故都是由于具体的医务人员的行为导致的，但也有例外情况。一般地说，医疗机构的过失有以下表现：
⑪医院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 ⑫医疗设备陈旧、缺乏维护; ⑬缺乏基本医疗护理条件;
⑭对疑难病症未认真组织会诊，草率结论等。
2、医务人员的过失表现。
⑪误诊。误诊可能因疏忽导致，也可因懈怠所致，某些情况下，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也是导致误诊的因素。但是，由于医务工作与患者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以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来确定过失是不适当的，因而上述情况下的误诊均应认定为有过失。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医疗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误诊一律归为过失。如因特殊的个体差异、现有技术条件难以发现或缺乏检查治疗手段的新型病症等原因导致的误诊就不应认定为有过失。
⑫不负责任，违反规程;
⑬对病史采集、病员检查处理漫不经心，草率马虎; ⑭擅离职守，延误诊治或抢救;
6 ⑮遇到不能胜任的技术操作，既无请示，也不请人帮助，一味蛮干; ⑯擅自做无指征有禁忌的手术和检查等。
(三)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违规行为。
所谓违规行为是指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的行为。在这里，法律泛指宪法、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诊疗规范、常规不仅包括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中规定的规范，也包括医疗单位内部制定的具体操作规程。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技术要求等，即使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结果，也不能按医疗事故处理。
在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注意，《条例》中规定违规行为必须是医疗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对是否限于职务行为没有提及。笔者认为，如果医务人员以个人名义、在医疗机构规定的职责范围以外从事医疗活动过程中因违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不应认定为医疗事故。责任由该医务人员自己承担。
(四)必须有人身损害的后果发生。
这里所说的损害后果，是指因医方违反其注意义务的行为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虽然医疗事故的后果往往不限于人身损害，如患者及其近亲属的财产权的损害;对病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对患者的名誉权、隐私权的损害等等，但这些都是在确定赔偿问题上才有意义，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则不产生影响。
《条例》同原《办法》相比，对损害结果不再要求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办法》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也就是说，凡是违法、违章医疗行为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都属于医疗事故。这里人身损害应包括下述内容：
1、死亡。
2、健康损害。
健康损害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组成人的身体的躯干、肢、组织及器官受到损害使其正常功能不能得到发挥的。二是虽然表面上并未使患者的肢体、器官受到损坏，但却致其功能出现障碍。如大脑受药物刺激造成的精神障碍。
3、身体损害。
一些虽未影响到患者肢体、组织和器官的功能，但确对身体器官、组织有一定损害，给患者造成身体痛苦或精神痛苦的。如刀伤及其留下的疤痕，虽对患者健康没造成太多影响，但身体毕竟造成损伤，使其遭受身体痛苦，留下的疤痕有损形象。应注意的是，身体损害不仅包括组织、器官等，人体的毛发、指、趾甲等也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对于诸如因过失致头发脱落等损害的，也应认定为造成人身损害。
(五)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必须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引起某一现象的现象，称之为原因，而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称之为结果。客观现象之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事物的因果关系。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引起后者，后者被前者所引起的客观联系。在这里所探讨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违规过失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在理论上，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有多种学说。在我国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主要有如下两种：
一是，必然因果关系说。该学说认为，作为构成民事责任要件的因果关系，就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所存在的前因后果的联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它是各种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现象相互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联系。在客观现象中，作为原因的现象只是那种对结果发生起着决定作用，并与结果之间有着内在必然的本质联系的现象。⑦这种学说，表面符合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依唯物辩证法，客观事实的必然联系，即客观规律，是可以认知的。但这种认识有待于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求法官处理每一个具体案件，均能准确掌握其必然性因果关系，恰恰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亦违背法律之本质。
二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又称适当条件说)。该学说认为，某一事实仅于现实情形发生某种结果，尚不能就认为有因果关系，必须在一般情形，依社会的一般观察，亦认为能发生同一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有因果关系。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该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⑧这一学说不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均脱离一般人的智识水平，在追求所谓“客观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存在可能性。因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法律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科学的，而必然因果关系说是不科学的。”⑨
原《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特别强调“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中的“直接”二字。就是强调医护人员的医疗活动与导致患者功能障碍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具有直接必然因果关系。在这里，显然是采纳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观点。在《条例》的医疗事故概念中，删除了“直接”的表述，实际上是否定“必然因果关系学说”而为适用相当因果关系创造了基础条件。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的理论，判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同患者所受到的人身损害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采用如下方法来认定因果关系：⑪根据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认定。作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必然发生在结果出现之前，因此只有先于结果出现的现象才可能成为原因。凡是后于结果发生的现象，都不可能成为原因，因而应排除在因果关系认定范围之外。⑫根据事件的客观性来认定。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此，加害人的心理状态或受害人的主观臆断等均不能成为原因。⑬根据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所谓必要条件规则是指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⑭根据实质要素的补充检验来认定。如果一行为是违法行为，实际上也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引起损害结果的原因。
其他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可按照侵权法规定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构成要件，予以认定。
四、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归责原则。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着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以及赔偿范围等诸多因素，是确定民事责任的根据之一。我国民事责任 8 的归责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所构成的。⑩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指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以过错的存在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所谓公平责任原则，指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而适用过错责任又显失公平时，依公平原则由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行为人的过错无法判明，或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可以实行过错推定。亦称为过错推定原则。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它是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只有行为人证明自己确无过错时，才免除责任。过错推定原则与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所不同就在于举证责任。一般的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在受害人，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即把举证责任加给致害人，致害人须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推定其有过错。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一种特殊民事责任，将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
(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方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明确规定了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就是举证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在举证责任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是所有的举证责任都要由医疗机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
(八)项规定的只是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即医疗机构对是否有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负有举证责任。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否则，患方将承担败诉后果。
注释：
①孙山《医疗过错别把包袱甩给患者》
中国法院网(),《学者论坛》2002.6.17
⑤姚欢庆著《2003年司法考试教程民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页。 ⑥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⑦ 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535页。 ⑧ 前引⑥ 第52—53页
⑨梁慧星《雇主承包厂房拆除工程违章施工致雇工受伤感染死亡案评析》，《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47页。
⑩王利明主编《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525—526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9 来源： 中国法院网
编辑： 陈思
第五篇：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
摘要：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贫困医疗卫生农民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概述
1.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提出
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而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完全建立.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已表明，在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势在必行。
2002年lO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2003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意见》指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lO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从2003年开始，本着多方筹资，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在全国各地开始推行。
1.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容
1.2.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到2010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减轻农民因
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
1.2.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原则
自愿参加，多方筹资原则。合作医疗资金由政府、集体、农民三方负担，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遵守有关规章制度，按时足额缴纳合作医疗经费;乡(镇)、村集体给予资金扶持;中央和地区各级财政每年要安排一定专项资金予以支持。以收定支，保障适度原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坚持平衡的原则，既保证这项制度持续有效运行，又使农民能够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先行试点，逐步推广原则。
1.2.3筹集标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农民个人每年缴费标准不应低于10元，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相应提高缴费标准。乡镇企业职工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有条件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对本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给予适当扶持。扶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类型、出资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但集体出资部分不得向农民摊派。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资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地区财政每年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资助不低于人均10元，具体补助标准和负担比例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1.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特点
1.3.1政府支持
政府的作用在早期主要是制定合作医疗的发展政策、宣传和发动群众。
由于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所以，给予合作医疗一定的资金支持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在实践中也大多以村为单位，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举办。
1.3.2集体扶持
农民作为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加对象，不像城镇职工那样有可以归属的工作单位，因此，他们只有依靠最基层的集体组织——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承担着国家和政府管理农村和农民事务的绝大部分职能，故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也同
样离不开农村集体组织的扶持。这种扶持不仅仅是在操作层面上，而且还包含一定的经济支持。
1.3.3自愿参加
自愿参加的原则考虑到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自主权，合作医疗的实施主要靠政府的宣传和动员，让农民充分了解合作医疗的政策和可能带来的福利，在此基础上让农民自主选择。
1.3.4具有互助共济的合作保险性
农民以户为单位参加合作医疗，交纳的费用和享受的补偿不是完全对等的，村办村管或乡办乡管的合作医疗实现了特定区域内的参加者之闻的相互共济，具有一定的费用分担、风险共担、互助互济等合作保险的特性。
1.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
从制度设计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以往在农村实施过的历次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较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4.1政府承担主要筹资责任
对合作医疗，中央政府在以往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中，都强调要加强领导，规范管理和民主监督，但对政府的经济责任从未做出规定，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主要由村集体和农民承担筹资责任，政府财政一般不予直接支持。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衰减，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主要依靠农村集体和农民为主进行筹资就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开放后历次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均归于失败的教训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有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首先要在合作医疗的筹资制度的设计方面有创新。2002年，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规定“实行农民个人缴纳、集体扶持和国家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并明确指出，从2003 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给予lO元的补助资金，地方财政的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lO元钱，农民也出lO元钱。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中成为筹资主体之一，并且承担主要的筹资责任。
1.4.2目标主要是减轻农民的大病经济负担
与以往农村合作医疗主要以保“小病”为主不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内容之一是大病统筹.基于近年来农户因无力负担大病，致贫、返贫的问题严重，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从现实需要的紧迫性出发，政府明确规定实行大病统筹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实际上表明减轻农民的大病经济负担、遏制农村因病致贫和返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的主要目标。由此可见，将大病统筹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目标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4.3政府是组织制度实施的主体
以往农村合作医疗由村集体和农民筹建，其主要形式是“村办村管”、“村办乡管”和“乡村联办”，乡(镇)及其以上政府不承担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发动和管理的责任，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由政府推动。省及省以下的政府部门都设立了管理机构或经办机构，这些机构的人员和办公经费需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这就使得组织和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政府成为组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体。政府系统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它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在推行新制度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要求，政府还承担着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措主要资金来源的重要责任，而且地方政府的筹资责任有下限而无上限，农民和中央政府的筹资水平有明确标准，从而在农民筹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要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筹资责任。这样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力度事实上成为考核
地方执政绩效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具有推动和实施该制度的积极性。
(4)制度实施以县(市)为单位
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是在一个行政村的范围内或乡镇范围内统筹医疗资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范围以行政村和乡镇为界。新型农村合给予lO元的补助资金，地方财政的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lO元钱，农民也出lO元钱。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中成为筹资主体之一，并且承担主要的筹资责任。
(2)目标主要是减轻农民的大病经济负担
与以往农村合作医疗主要以保“小病”为主不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内容之一是大病统筹.基于近年来农户因无力负担大病，致贫、返贫的问题严重，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从现实需要的紧迫性出发，政府明确规定实行大病统筹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实际上表明减轻农民的大病经
济负担、遏制农村因病致贫和返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的主要目标。由此可见，将大病统筹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目标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3)政府是组织制度实施的主体
以往农村合作医疗由村集体和农民筹建，其主要形式是“村办村管”、“村办乡管”和“乡村联办”，乡(镇)及其以上政府不承担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发动和管理的责任，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由政府推动。省及省以下的政府部门都设立了管理机构或经办机构，这些机构的人员和办公经费需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这就使得组织和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政府成为组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体。政府系统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它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在推行新制度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要求，政府还承担着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措主要资金来源的重要责任，而且地方政府的筹资责任有下限而无上限，农民和中央政府的筹资水平有明确标准，从而在农民筹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要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筹资责任。这样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力度事实上成为考核
地方执政绩效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具有推动和实施该制度的积极性。
(4)制度实施以县(市)为单位
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是在一个行政村的范围内或乡镇范围内统筹医疗资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范围以行政村和乡镇为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即使在起步阶段以乡(镇)统筹的，也要逐步向以县(市)统筹过渡。与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县一级，打破了乡村界限。通过在更大范围的农民群体共同筹资和县级财政支持，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从而为实现“大病统筹”的政策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5)制度设计上考虑到相关政策的协调
任何一顼制度的顺利实施都需要有协调的制度环境，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常常在执行中遇到政策冲突，例如在过去曾经将合作医疗筹资列为农民不合理负担而予以限制，这在一定程度造成改革开放以后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奏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考虑到了与相关政簧的协调性问题，在政策上明确了“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交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从而使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