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行政诉讼法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法院对行政裁量权的审查由此从立法上得到确认。该标准的出现拓展了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宽度，有利于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督促政府依法行政、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等。
第一篇：行政诉讼法论文范文
行政诉讼法对加强行政管理作用的研究
摘 要：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行政诉讼救济制度的完善，对行政管理工作，发挥政府职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针对行政诉讼法对加强行政管理的作用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以便进一步加强行政管理，保证行政运行的合法、正当及有力。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行政管理;公正
行政诉讼是现代国家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推行行政法治的重要制度，也是对行政行为实施法律救济的主要机制。行政诉讼是指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而由人民法院审理并做出裁判的活动。健全的行政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管理。
一、行政诉讼法对加强行政管理的作用
1.民权的法律武器具体化与明朗化
行政诉讼法的颁行，使得民告官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真正确立。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民维权的法律武器具体化与明朗化。
2.限制行政管理必须受制于法律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意义重大，这是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所不具备的，行政诉讼法从根本上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公仆意识，并从制度上根本否定“权力本位”观念及“官本位”思想这一长期左右着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的意识，建立起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约束和保障公共权力利益的制度与机制。
3.确定了以法治权
行政诉讼法是一种体现民主思想的法律制度，一种新的机制，其确立的制度与机制可以强化政府、政府部门及其职员对人民的权利与利益的责任意识，阻止滥用职权等现象的发生，告别了以权断权，确定了以法治权的法律制度。
4.优化行政管理
行政诉讼制度是一项促进社会和谐的法律制度，其是能推进人权保障及法治进步的基本法律。既保障了行政权力有效的行使，又加强了对行政权力的规范，防止了行政违法及滥用权力，保障了公民与组织的合法权益。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行政法思想已经渗透进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制度，优化了行政管理。
二、新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内容
2014年，我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行政诉讼法》备受瞩目。
1.对当事人的诉权保护
行政诉讼之难主要体现为立案难。行政机关被告很难立案，法院更不愿意受力，导致行政诉讼多通过信访解决。新行政诉讼法中明确了当事人的诉讼权保护，即对于当事人的起诉权利，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法院都要给予保护;受案范围进一步扩大，且按照中共十八大精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突出“简政放权”，以此为重点进一步推进改革;当事人可以行使口头起诉，法院笔录;采用登记立案制度，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不予立案;对于人民法院的相应责任予以明确。
2.对于规范性文件法院可以附带审查
人民法院对违法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时候，为了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违法问题以纠正，需要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对于此，新行政诉讼法中明确提出，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起诉对象所提供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起诉时可以申请审查规范性文件。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现象存在，要向文件制定机关提出处理的司法建议，不以此作为合法依据。
3.对民事行政争议采用交叉处理机制
对于引发争议的行政行为，同时存在着民事争议，新行政诉讼法中规定了一并审理。在新行政诉讼法中明确，在一些行政诉讼中，涉及到行政许可、登记等问题，如果存在着民事争议，经过当事人申请法院可一并审理。如果行政案件审理需要民事诉讼裁判，则要中止行政诉讼裁定。
4.新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讼增加了简易程序
行政诉讼的简易程序可以使诉讼成本降低，审判效率提高。新行政诉讼法中规定，一审行政案件如果争议不大，且审理事实清楚，可以酌量采用简易程序。行政案件采用简易程序审理，要求审判员一个人承担审理工作，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理结束。
三、行政诉讼法强化行政管理的措施
1.宣传新行政诉讼法，并进行完善
行政诉讼法要达到“公正”的目标，就要让群众知法、懂法，还要用法，避免需要行政诉讼法来解决的行政诉讼关系通过民事诉讼法来解决。让人民群众对新行政诉讼法以明确定位，并对于法律执行情况以一定程度的监督。只有法律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与时俱进，不断地修正和完善，并补充法律漏洞，才能够发挥其执法价值。行政诉讼法的宣传要具有时效性，除了社会宣传以提升群众的法律意识之外，还可以组织群众到庭旁听审理过程，司法机关也可以将案件的判决以及执行情况更通过各种途径公示，让群众对于安全的审理过程和宣判都有所了解，说明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这种群众参与行政诉讼不仅可以发挥宣传作用，可以发挥了教育作用。
2.坚持依法行政，确保行政管理的公正性
要使行政管理具有公正性，且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管理功能，并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面对具有争议性的行政关系问题，政府不可以擅自决绝，而要通过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做出裁决。当行政关系存在并确立下来之后，行政管理部门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要规避双方之间的法律冲突，就要依法执法，将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依法行政才能化解社会矛盾。行政管理部门只有以法律为手段管理社会事务，才能够对社会问题以有效处理。
3.强化行政诉讼的监督职能
行政诉讼中所存在的难解问题，是无法通过法律规定的调整加以解决的，这就要强化监督，以使行政诉讼适应于法律。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监督，需要运用法律监督权。具体的监督实践中，需要按照行政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来执行。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制度，特别是对个案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要发挥其监督功能，通过媒体效应维护法院的权威性，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其对司法的各种形式干预，从而督促行政机关提升依法行政意识，发挥其行政管理效能。
四、结语
现行行政诉讼法强化了行政管理，保障了人民权利，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但在某些程序制度及權力制约权力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挥其加强行政管理的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昕.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及其对行政管理的作用[J].科技资讯，2009(10)：204-205.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98-518.
作者：王茂武
第二篇：试析新《行政诉讼法》行政行为“明显不当”
摘 要：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法院对行政裁量权的审查由此从立法上得到确认。该标准的出现拓展了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宽度，有利于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督促政府依法行政、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等。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本质区别就是前者只对合法性权利提供救济，在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中，即是法院只会对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提供救济，因此要对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定义、标准、适用范围加以探讨。
关键词：明显不当;行政裁量;审查标准;行政诉讼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在《行政诉讼法》第70条中增加了一款“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这看似有利于法院审判行政案件，可是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不是确定的法律概念，其解释应用的弹性也非常大，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进退两难的境地。立法机关本意是让司法机关依据这一条扩展司法审查权的范围，敦促行政机关守法的同时合理行政，进一步促进行政纠纷的化解。但由于“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概念模糊，在适用过程中此概念无法通过司法三段论来判断事实，且缺乏具体的审查标准，因此有必要加以研究。
一、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理解
在我国的法律制定上，“明显不当”的首次出现是于1999年实施的《行政复议法》。该法第28条第1款第(3)项第5目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复议机关可以“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自《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我国学界对该法中“明显不当”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明显不当”指的是行政行为不违法可存在合理性问题;有学者认为，“明显不当”指“行政机关的裁量越出了合理的界限，就构成了实质上的违法”。《行政訴讼法》中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引入是司法实践对行政法总则中合理性原则的回应，也让长期困扰我国司法机关到底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应不应、可不可审查的难题得以破解。随着新《行政诉讼法》中增加对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司法审查，这从立法角度表明对我国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审查上已基本达成共识。那么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到底如何应如何理解“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呢?作为法律术语，“明显不当”应有精确的概念。当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明显不当”的司法审查对象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裁量权。我国法律对于行政裁量权运用过程中的管辖权限、事实认定、法律程序、法律适用等问题都有具体的法律规定，那么“明显不当”针对的对象就可以进一步缩限为行政裁量权中的处理方式的选择。在法律规定下，行政机关对一个行政纠纷的处理方式有好几种，可以由其自由选择适用，行政机关在自由选择适用的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处理明显不当的情况。
二、辨识“明显不当”和“滥用职权”
根据新《行政诉讼法》，司法机关可以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滥用职权”，一个是“明显不当”。前者属于合法性审查，后者属于合理性审查。“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标准出现于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对于滥用职权司法审查，大多数学者认为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断定，主观上行政机关有主观恶意，客观上因此行为造成了显失公正的结果。沈岿老师2004年在其文《行政诉讼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之议》中对司法机关适用“滥用职权”做了一个分析，可知司法机关在对“滥用职权”的适用是十分小心谨慎的。因为当时对行政裁量权的司法审查标准没有“明显不当”，导致司法机关对“滥用职权”的解释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大。朱新力老师认为无需断定主观恶意，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权的适用过程中偏离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都可纳入滥用职权。新《行政诉讼法》第70条增加了“明显不当”的审查依据后，司法机关的审查力度得到增强。从此对于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一般都纳入“明显不当”之中，“滥用职权”回归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
(一)“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滥用职权”有两个构成要件：其一是主观要件，即主观恶意，行政机关违背法律目的;其二是客观要件，即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我们对主观恶意的定义不能过于缩限，行政机关只要是处于非正当动机行使权利，极端草率不负责任都应囊括进去。“滥用职权”的主要适用情形有：(1)行政行为反复无常;(2)打击报复;(3)徇私枉法;(4)行政行为任性专横。“滥用职权”作为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之一，司法机关依法应当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行政相对人可以申请确认其无效，在司法机关判决撤销“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之后，一般不再责令行政机关做出新的行政行为。同时，在处理“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中，司法机关还应当追究行政机关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二)“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经验，对于“明显不当”行政行为的判断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而准确的标准，这就是司法机关在司法审查过程中的难点所在。判定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因素大致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1)法律规定应当考虑的因素是否考虑。司法审查行政裁量权其实是对其裁量过程的审查，法律明文规定了行政裁量应当考虑的因素，其未考虑就属不正当行使权力。因此，司法机关审查过程中首先要判定的就是行政裁量过程中行政机关是否考虑了法律规定应当考虑的因素。(2)行政裁量权对比例原则的适用与否。比例原则是规范裁量权的一个重要标杆，在法律条文沉默的地方，法律原则可以开口说话，帮助判定行政裁量的合理性与否。①我们知道，比例原则在行政訴讼中的运用有一个著名的案件，即黑龙江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规划局行政处罚案。在此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行政处罚程度决定应以达到行政执法为目的和目标为限度，尽最大可能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最小损害，而本案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必要地增加了原告的损失。②(3)区别对待有无正当理由。平等原则在行政诉讼法中的映射就是当事人寻求救济时，司法机关会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同等情况同样对待，这是法律明文要求，也是判定是否公平公正的要求。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区别对待容易出现在同一案件的多方当事人之间，或者类似案件的不同当事人之间，然而没有正当的理由的区别对待，即构成不当行政裁量。(4)处理行为是否符合行政裁量惯例。法律之所以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裁量权，是因为行政管理范围宽泛，情况变化万千，所以在具体实践中，很多情况法律并未做出具体规定。此时就要求行政裁量权的行使遵循通常的处理政策、行政惯例等一般行政作业模式。行政作业模式一旦形成，行政相对人就会对此产生期待可能性和信赖利益，基于此，行政机关没有正当理由违背惯例等一般行政作业模式，就会被司法机关判定为行政明显不当。
(三)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适用。虽然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刚刚两年，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判定的司法实践十分有限，但根据行政裁量的实践经验，我们知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情形通常会出现在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处罚等方面。(1)行政给付中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行政给付是指行政主体在特定情况下，依法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供物质利益或赋予其与物质利益有关的权益的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我国的行政给有发放抚恤金、救济金、生活补助费以及优待和安置等。在我国的法律中，行政机关给予行政相对人以补助、补偿、奖励等行为中，几乎是没有统一和确定的法律标准的，这就给予行政机关过大的行政裁量空间，容易出现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例如在单秀芬等诉垦利县胜坨镇海南村村民委员会农业行政给付纠纷案，村委会应当向单秀芬等分配村企业招标款，而被告却将原告排除在分配名单之外。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具体标准进行规定，在行政裁量权过大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容易出现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情形。(2)行政裁决中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行政裁决指的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定授权的组织，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国的行政裁决种类繁多，常见的有根据《商标法》、《专利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对侵权赔偿争议和权属争议进行的行政裁决。行政裁决包含着多种处理方式，也就很容易出现行政裁决明显不当，因此司法机关在审查行政裁决时可依据行政法总则中的公平原则、比例原则、目的原则对程序法做出回应。(3)行政强制中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行政强制最容易引发行政纠纷，行政征收、拆除违法建筑中常常因为行政行为不恰当导致行政糾纷的产生。行政强制中很容易违反行政法总则中规定的必要性原则，发生超过必要限度的行政行为;容易违反比例原则，即在行政强制行为中为了保护较小的公共利益，而损害行政相对人更大的合法权益。在行政强制中，最常触犯的行政法原则就是公平原则，行政机关往往为了提高行政绩效，给行政相对人设置不公平的义务，比如限制当事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自行拆除庞大的违法建筑。基于此，司法机关在审查行政强制“明显不当”时，首先审查的就应是行政行为目的和保护的利益，其次审查行政行为的手段是否超出限度，是否设置了不公平的义务给行政相对人。(4)行政处罚中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行政处罚“明显不当”通常情况下是行政处罚过轻或过重，过轻或过重是指在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在法律范围内，但其处罚程度就行政相对人的情节来说明显偏轻或偏重。司法机关审查行政处罚“明显不当”依据的原则是行政法总则中的比例原则和公平原则，司法机关要考虑行政处罚相对人的主观恶意、违法手段、目的、程度、后果等，对应行政处罚的轻重进行判定。同时司法审查还应当考虑行政处罚惯例，行政机关在过去的同类案件的行政处罚中的处罚强度，审查其是否差别过大，有无合理理由说明。
三、行政行為“明显不当”的司法审查限度
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机关可以审查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确从立法层面上为司法机关开辟一条审查行政行为的新路径。可是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应当如何拿捏这个司法审查的限度、如何把控好“明显不当”，是当下司法审查中难题之一。新《行政诉讼法》强调的是“明显不当”而非“不当”，说明立法者希望司法机关不要过于干涉行政，要对行政机关抱有应有的尊重。只有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产生了显示不公平的后果时，司法机关才应当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司法权和行政权本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职能不同，行政裁量权是行政机关的职能，法院仅是对行政裁量做二次判断，既不直接也不专业。所以，从立法层面的法律术语措辞来看，司法机关在审查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时，持必要限度的尊重礼让，不仅是维护行政权力信赖利益的体现，更是对司法权自身克制的彰显。那么司法机关应如何把控好“明显不当”呢?我们知道，美国在司法审查行政行为时也是“因案而异”，但美国不少法院经常用的一个审查标准是“明显错误”(clear error)。这个标准类似于我国的“明显不当”，尽管在理解上有所不同。如果适用“明显错误”标准，司法审查的重点在于行政机构本身，因而提高了法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保证司法机关对行政决策进行有效监督。但“在行政过程中普遍建立司法的积极干预，将同时损害两种体系的完整”。{3}台湾行政程序法第7条规定，行政机关“采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示均衡”。台湾行政程序法中的“显示均衡”囊括了我国新《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审查的两个要件，一是“明显不当”，二是“显示公正”。因此，我过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要秉持对行政机关必要的尊重和礼让，同也要把握好两个基本审查要件。
综上所述，“明显不当”是指行政行为不与法律明文规定相抵触但不符合法律精神和法律目的及原则，司法机关对其审查侧重于从客观结果上考察。在审查标准上，“明显不当”主要是指行政行为不符合比例原则、违反平等原则或缺乏正当程序。司法审查标准的客观性是相对的，审查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一样的价值认可，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无论我们以何种表述，审查标准也仅提供了一个有探讨余地的根据。司法机关在审查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客观标准，同时又不能被这些标准束缚而迷失了对法律的信仰。
注 释：
{1}何海波.论行政行为明显不当[J].中国法律评论，2016，(03).
②最高人民法院(1999)行终字第20政判决书，法公布(2000)第5号.
{3}张千帆.司法审查的标准与方法——以美国行政法为视角[J].法学家，2006，(06).
参考文献：
〔1〕沈岿.行政诉讼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之议[J].法商研究，2004，(04).
〔2〕郑春燕.论“行政裁量理由明显不当”标准——走出行政裁量主观性审查的困境[J].国家行政学院报，2007，(04).
〔3〕蔡晓雪.浅谈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的区别[N].人民法院报，2001-02-04.
〔4〕张峰振.论不当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从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明显不当行政行为”谈起[J].政治与法律，2016，(01).
作者：石虹薇
第三篇：新《行政诉讼法》亮点简析
摘 要：新修《行政诉讼法》大大推进了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力度，解决了许多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亮点颇多，本文仅对部分亮点并简要分析，比如新修法条中对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受案范围，并初步提出对新法实施的建议等。
关键词：抽象行政行为;受案范围;附带审查;信息共享
1989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行政诉讼法》，标志着中国行政法治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但是这部法律还不完善，实施中出现了一系列“不适应症”。比如，第二条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这就相应地排除了抽象行政行为，实践中的 “长沙禁摩令案”等案件中，法院就因此而陷入审查困境，行政相对人感受到权益受到威胁，却求助无门。《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和修改是关乎公民切身权益的问题，是关乎公权力尊严和公信力的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界的相关教授、学者们也曾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和雄辩。
终于，我国《行政诉讼法》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修改决定，并于2015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的《行政诉讼法》。新修法条中对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受案范围、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制度的确立以及对行政机关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了修改，体现了《行政诉讼法》的又一次跨越性发展，也使曾经在理论界备受争议的“抽象行政行为”这一部分淡出争议之巅，并且，加之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制度的确立，表明法院审查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总之，这次修改大大推进了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力度，解决了许多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立法目的的修改
在新修《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中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增加了为“解决行政争议”，使得这一表达更为准确、完善。
行政诉讼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權益在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过程中受到侵害。换句话说，行政诉讼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一种救济方式。因此，保护公民权利，就需要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但是，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权利通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公民认为行政机关侵害其权利，而行政机关并不认为侵害，双方因此产生行政争议，公民不服，遂向司法机关起诉，由法院对争议作出裁判。通过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利，监督行政机关，这是对行政诉讼的功能定位。也正因为行政诉讼是通过解决争议进行的，因而它也有了调解的可能。
因此新《行政诉讼法》加上 “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可谓修改中的一个亮点，使法律条文的表述更加准确，也更切合实际。
二、受案范围的变化
新《行政诉讼法》更将第二条中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由原来的“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為”，这使得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成为可能。
这一变化的成就可谓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都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程。在原法条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相应地排除了抽象行政行为之后，实践中涌现了一系列类似 “厦门市小学生状告教育局性别歧视案”、“长沙禁摩令案”等案件，法院因找不到法律的明确授权而陷入审查困境，公民感受到权益受侵害，却求助无门。学界也因此展开了热烈讨论，使抽象行政行为的相关理论在争议中得到发展。
1.在学界的争议
学界对此的争议焦点主要体现在：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是否可以纳入行政案件受案范围。
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 一是如果不依附具体案件，法院不具有审查行政主体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职能，我国宪法、法律、法规中并未就此向法院授权; 二是没必要让法院专门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因为抽象行政行为在成为具体行政行为的指导之前，尚未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因此法院需要处理的是损害相对人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三是仅就行政主体的抽象行政行为发生的案件还不“不成熟”，没有达到法院能就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具体事项进行调解或审判的程度，西方国家对此也坚持“成熟原则”;四是让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意味着法院介入政府、法律审判政策，这是不合理、不科学的，所谓术业有专攻，法院依法办事，而政府等行政主体还须考虑政策等相关因素进行领导和决策，因此法院的介入并不一定是明智之举;五是如果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的审查范围，法院会应接不暇，进而妨碍行政效率。
当然也有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的审查范围，他们认为：一是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在维护和救济公民利益上具有共性，但前者有普遍约束力，对不特定对象可反复适用，对公民的影响更大，因此更需审查;二是1989《行政诉讼法》将审查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上，导致审查范围过窄;三是授权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确保司法权完整性的需要，也会使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得到较好的衔接;四是法院审查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能确保政府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首先是合法的，进而才可能保证其据之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五是授权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必然会相应地加重法院的工作量，但是法院是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不该畏难、在适应中发展完善。
2.司法实践的困境
司法实践中，各法院的处理方式主要由以下几种：
一是认为被告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在裁判文书中直接予以确认。二是法院经向最高院请示得到答复后，再根据答复意见选择使用相关行政解释。尤其在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领域，法院更倾向于经向最高院请示得到答复后，再根据答复意见选择使用相关行政解释。也称其为“找家长”的处理方式。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方式将行政规范性文件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而作出相应裁判。四是以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受理。这种处理方式是在司法实践中采用较多的一种。例如厦门市小学生状告教育局“性别歧视”案中，思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思明区教育局作出的《关于2004年初中招生工作补充意见》中关于推荐入读厦门外国语学校的男生或女生比例的规定，属于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效力的决定，即抽象行政行为，根据原《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后原告上诉至厦门中院，中院二审以同样的理由决定维持原判。五是法院认为作为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违反上位法律法规，更多的是不予适用。也就是(下转第页)(上接第页)采用回避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方式。此种情形下，法院在对所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判决的时候表现得比较谨慎，法裁判时通常回避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认定，而直接适用高位阶的法律法规判决。
综上，我国在2015年5月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没有关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统一路径，也反映出法院在面临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时的困惑。
3.达成共识、新修法律
经过二十多年的坎坷发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上的争议告一段落，终于达成多数人的共识，也发展出一种能解决更多司法实践难题的应对方式。即新《行政诉讼法》2015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它赋予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附带审查的权力，这是应对行政行为自身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更是行政法学界争议之后的一大跨越，使得《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审查衔接起来。
三、对新法实施的建议
新《行政诉讼法》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原《行政诉讼法》作了比较全面的修改，使公民权利受到了更好地保护，也使许多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得到解决。
在此，笔者仅就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后续实施提出初步建议。我认为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应当做到全国各法院的信息共享。
因为规范性文件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反复适用的效力，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能对同一规范性文件不斷提出附带审查请求。那么，全国不同地方的法院有可能对同一规范性文件反复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导致司法资源浪费。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及时在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把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相关信息及时在规范性文件上予以标注，以便全国法院在审查规范性文件时可以及时了解之前该规范性文件的相关审查情况，这种方式可能更有利于节约查询时间，提高案件办理效率。
其次，也可以审查者(人民法院)为基点建立信息共享系统，来实现全国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结果的信息共享以及审查标准的统一。建议构建一套用于法院系统内部的全国法院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信息系统，全国各地人民法院首次作出生效裁判后及时将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情况录入该系统，从而为全国地方法院查询相关审查信息时提供查询便利。
参考文献：
[1]高鸿.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J].法律科学，1997.(4).
[2]郭百顺.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之实然状况与应然构造.[J].行政法学研究，2012.(3).
[3]刘俊祥.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J].現代法学，1999.21(6).
作者简介：
刘俊(1991～)，女，汉族，河南省南阳市人，本科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现就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作者：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