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消费研究

农村消费研究（精选十篇）

农村消费研究 篇1

“十二五”规划文件中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近几年诸多促进内需、调动市场活跃度的政策并未起到明显的效果,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仍然偏低,该比重几乎仅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半,而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更显疲弱。数据显示,2009—2012 年全国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零售额不及全国的1/3,农村消费市场存在巨大潜力。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消费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农村消费环境通过影响农民的消费意愿、购买力、消费习惯、消费便利性等进而影响到农村的消费需求,而农村消费环境表现在诸多方面。由此我们提出问题:农村消费环境的各个方面是否对农村消费水平均存在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是否表现出区域差异?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成为本文的研究动机。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目前尚没有就消费环境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全面论证。Matthew Brzozowski(2010)[1]等通过研究加拿大居民的消费情况,认为税收和转移支付有二次分配作用,而收入水平影响消费水平。Binswanger(1989)[2]基于58 个国家基础设施和农业产值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表明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王明祥、周建华(2004)[3]认为农村消费环境较差且长期得不到改善是制约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因。贺珍瑞(2007)[4]从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展开分析,认为农村消费环境较差束缚了农民的消费需求。本文试图选取代表农村消费环境四个方面(物质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环境及制度环境)的省际面板数据指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变系数模型进行较为全面综合的实证分析,以期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一、指标选取和实证过程

(一)指标选取

本文综合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指标综合性及数据可得性等因素,最终选取的衡量指标如下: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额能充分反映农村商品流通条件,本文以电力与水利、交通邮电通讯、教育科技、卫生与社会福利保障设施投资四个方面之和为物质环境的指标数值,用NI表示;农村居民价格指数是一个全面综合性且易于量化的价格指标,能全面分析市场价格对农村需求的影响,本文用以代表市场环境,用NP表示;受教育程度被认为是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主因,本文选取每百个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人数作为社会文化环境的衡量指标,用NE表示;制度环境从社会保障角度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通过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等途径实现,本文通过计算农村社会救济和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费之和为政府救助的指标数值,并用以衡量制度环境,用NS表示。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量化指标,能较准确地反映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采用该指标作为农村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用NC表示。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二)实证过程

首先考虑农村消费环境的四个因素对农村消费需求是否均存在影响,本文借鉴前述学者的研究方法,建立模型:

其中 μit=αi+εit,为随机误差项,对 αi的不同假设区别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根据Eviews 6.0 进行的Hauseman检验结果为:chi2(4)=65.99,Prob>chi2 =0.0000,拒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下页表1):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拟合优度为0.7055,有着较好的拟合程度,即在全国层面上,农村消费环境的四个指标均对农村平均消费支出存在影响。

进一步考虑,各地区农村消费环境的各个方面对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接下来我们用Swamy(1971)提出的统计量F检验面板数据模型的系数估计值在各区域间是否相同。本文利用STATA10.0 进行随机系数模型估计,给出的Swamy统计量=82.99,Prob > chi2 = 0.0000,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存在某些区域,其农村平均消费支出与消费环境的各个方面间的关系与其他区域具有显著差别。具体结果如下:

注:表中数据Z值为显著性统计量,数据均来自stata运行结果。

二、结果分析

1.全国各省总体来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额、每百个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人数、政府救助额三者对农村平均消费支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居民价格指数对农村平均消费支出为负向影响。

2.全国各省总体来看,每百个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人数的系数为18.982,即该数值每增加一单位,能够带动农村平均消费支出增加18.982 个单位,相对而言,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额和政府救助额的系数分别为2.565、0.121,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3.从各地区差异来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只有对四川、青海、宁夏、新疆、海南5 个省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值,说明这几个地区的农村平均消费支出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影响较大,且显著异于其他省市,表明基础设施落后是束缚西北地区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因。

4.每百个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人数仅河北、黑龙江、安徽、河南、云南、西藏和宁夏7 个省未通过检验,从系数值来看,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系数较大,其次是东北部、中部、西部。受教育程度对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显著,总体来说,各地区教育程度对农村消费需求均表现出较高的引致效应。

5.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看,仅北京、天津、辽宁、山东、贵州和甘肃6 个省市没有通过检验。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中国京津冀鲁片区及西部部分省的农村消费需求影响较小,对其他东部省份及南部、中部的影响显著。

6.农村政府救助费对农村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在地区上同样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共11 个省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些地区表现出两类特征,一类是社会保障较为完善的地区,例如北京、天津,另一类是自然灾害较多或较为贫困的地区,例如四川、云南、西藏、宁夏等,政府救助费对这些地区农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较明显。

三、政策建议

由上述结果分析,可引申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合理配置财政资金。构建政府主导、农村居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合理分配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力量做好最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消费需求的经济性基础设施。

2.提高全国农民文化程度,引导农民拓宽消费领域和层次。提高农民的受高等教育意识,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更新农民的消费观念,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等新型消费方式,带领农民领略新的消费方式,实现由滞后型消费向适度消费转变。

3.加强消费品市场价格管理,促进市场化程度。建立价格预警机制,防止消费品价格的过度波动,促进市场定价行为规范化。建立畅通的农村消费品流通和采购体系,建立农村自有的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并形成区域特色。建立严格的市场监督管理制度,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

4.加大全国农村社会保障力度。结合各省市的实际情况,调整政府救助的分配,制定合理的救助制度,要保障财政对农村地区的保障力度,扩大社会救济覆盖范围,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范围。

摘要：基于全国31个省市2002—2010年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每百个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人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村政府救助费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对农村消费水平进行计量检验。结果 表明,农村消费环境的四个方面都对农村消费水平存在拉动作用,且这种作用力的大小在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区域差异。应从分地区、抓重点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的不同方面出发促进农村消费需求。

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研究 篇2

【关键词】彩礼；变迁；功能

彩礼从西周就以国家法的形式而存在，并一直沿袭至中华民国时期。但在共产党的实际控制根据地，收受彩礼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手段，彩礼在法律上被明文予以废止。从此，彩礼彻底被排除在国家法之外，演变为民间习俗。彩礼以民俗的方式存在于乡土社会，是婚姻交换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伴随着男女双方（家庭）在具体彩礼的财与物的多少上的讨价还价，婚姻交换得以进行。

就本文为而言，主要是基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阳区a村的社会调查，主要想探讨彩礼作为乡土社会婚姻缔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呈献出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又是怎样影响的？

一、彩礼消费的变迁

彩礼伴随着婚姻的出现，是旧时婚礼的程序之一，但建国以来，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法律的进步和发展早已被取代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村经济得以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农村大部分地区都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彩礼却有所抬头。

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中指出：“名义上男方要给女方一笔礼金，而这一笔礼金实际上是给女方准备嫁妆的津贴，这几年经济好转后，女方提供的嫁妆，一般说来都超过礼金所能购买的东西”。就彩礼的的性质来说，韦斯马尔克认为：“在新郎方面的赠礼所表示的好意或尊敬是以此证实自己有维持妻子的能力”。韦氏的这一看法很有道理，得到了许多婚姻事实的证明。就本文而言，笔者认为彩礼是从男方家庭转移出来的，出于不同的目的或心态和用途，是结婚的一种必备条件，它不仅仅是婚姻费用支持，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另外，目前的彩礼不再是买卖婚姻的性质，而是对现实的回应。

根据文献资料分析，从1978年至今彩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的功夫，彩礼从几十块长到几百块，几百块再长到几千块，几千块又长到现在的几万块。至于彩礼的多少，视情况而定，由于各地的习俗不同，彩礼的形式与内容也不同，但不外乎物品、现金、食物之类的东西。根据调查，80年代，彩礼费用一般在几百元到两三千元，除了给女方的衣物，见面礼外还包括电视机（一般是黑白的）、自行车、缝纫机；进入九十年代，费用提升到七八千元，包括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而近几年，农村彩礼‘行情’是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四五万元，向城市靠齐，追求“新三样”： 电脑、首饰、房子甚至是汽车。调查中，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49.4%的家庭收（送）过彩礼。①一位农民说，现在的彩礼“行情”是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四五元②结婚费用不断提高。高额的彩礼使许多生活本不富裕的家庭，为了给付彩礼而举家债台高筑，造成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分析

功能主义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依从的各部分组成，系统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种功能，视其对系统的作用而将功能划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笔者将彩礼放于整个社会系统中探讨其功能。

（一）正功能

1.彩礼性质的转变，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彩礼是由西周“六礼”中的纳征转化而来，即男方家为了与女方家订婚的目的而向女方家送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女方一旦接受了男方所送的财物，就构成承诺、宣告订婚。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环境下，妇女也是劳动力之一。当女子一旦嫁到男方家后，女方家就缺少了一个劳动力，为了弥补女方家庭因此而受到的损失，男方家就以彩礼作为补偿以报答女方父母的养育之恩。且现在乡土社会中兴起的彩礼不同于传统中“彩礼”的性质。传统中的彩礼是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家庭的财物和货币，有买卖婚的嫌疑。现在的彩礼它并不是传统习俗的复兴，而是地方民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回应与对策。③因为男方并未因给了彩礼而在经济上处于可以支配女方的地位，女方也并未因索取接受了男方的彩礼而出卖了自己，两者之间的人身关系仍然是平等的。同时，彩礼并不仅仅限于新郎对新娘家的补偿，而且是婚姻双方父母出于对婚后小家庭的帮扶与资助，主动和自愿的以彩礼的形式实现财产在代际之间的转移。

2.男女双方家庭在彩礼数额上的谈判，女性获得了参与权

传统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方家长就彩礼数额的多少进行商谈，双方父母起到决定作用，未婚男女在婚姻谈判中处于从属地位、被支配地位。同时，从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的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表达，受益者是女方家庭，妇女对自己的彩礼没有支配权。20世纪50-80年代，由于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婚姻消费处于低谷。农民的基本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婚姻中的彩礼也大大简化。

案例一：洪某，男，61岁。1971年与同村的赵某结婚。当时由于经济较差、兄弟姐妹又多，每顿基本上都吃不饱。洪某当过三年的兵，退伍后转业到当地的林业局，工资30元左右，这在当地还属于工资较高的了。在与赵某谈恋爱时，初次见面时送了赵某一双袜子和一块手巾。两人半年基本上就确定了关系，准备结婚。在开庚（当地订婚的一种说法，即男方请着介绍人带着彩礼去女方家定亲，交换双方男女的生辰八字，以备开庚后确定结婚的日子）的时候，介绍人陪着洪某去赵家，他只带了两盒当地的特产绿豆糕、两瓶酒、两包糖，二套半（送给女方的布料，制作一套衣服需要12尺布。由于是结婚讲究成双成对，一般都会选择双数。同时，当地风俗里还时兴“有余有剩——每年除去生产生活所需的花费，年底还有余钱”，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因此根据家庭情况，送给女方的布料一般是二套半、四套半最多到八套半）以及 “七斤方八斤肉”（当地特有的一种风俗，代表婚后生活和美富裕。七斤方：是指正方形的一块猪肉；八斤肉：是指八斤左右的一块火腿）就去订婚了。

80年代后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彩礼的变化。除了原有的礼俗，开庚时带着的礼物种类也大大丰富，不仅仅包括成双成对的食品，送给女方的衣服或布料，还囊括了当时比较时尚的“三响一转”，以及原先男女双方上谈好的礼金。所有的彩礼都会用红纸包装好来凸显喜庆的气氛。礼金也随着生产的发展得以提高，从最初的几十块一直提升到现在的一两万，最高的甚至有送56000的。女性在开庚前的对彩礼商议也有了发言权，比如像调研中的访谈对象王某。

案例二：王某，女，2007年结婚的。王某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挺有经济头脑，自己做点小生意。在和笔者谈到当时自己开庚时彩礼时就说“我开庚前就和他说好了（她老公），开庚的时候东西我不管，但礼金一定要有16000元，少了我不干。当时村子里边大家的礼金差不多都是一万多，我也不能少了。再说了，把礼金给我，还不是为了买家具（嫁妆，当地的习俗是男方提供房子和彩礼，女方买家具。在结婚前一天，过礼——新郎请着亲戚，去新娘家把家具搬回到新房）呀”。

3.彩礼为小家庭奠定经济基础

过去，新娘由于年轻和没有经济收入，新娘在对自己嫁妆置办时，也由过去的完全依赖与父母转变为父母和自己共同筹办。自己的嫁妆完全没有发言权，父母决定给什么就是什么，给多少就是多少。在父母看来，女儿就是个赔钱的，不仅白养大还要白送给人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接受教育以及出外打工，受到城市价值观的影响以及经济的独立，逐渐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在婚姻谈判中，她们也会积极参与进来为自己的家装进行筹划。同时，彩礼的用途也在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着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对女方家庭的补偿，而且转变为对新婚小家庭的资助，女性对彩礼也有了支配权。无论男方给女方多少的礼金，新娘最终会以嫁妆的形式带入新家庭。而且女方父母也不会将彩礼完全据为己有，除了男方开庚时送的食品会留下外，礼金包括衣服、首饰等都会留给女儿。女性在得到礼金后，就会和自己的父母、男朋友商议要买哪些什么家具，或者存着作为自己的储蓄。女方父母也会再给与新娘一些资金资助，使其婚后生活宽裕。在婚后生活时，女性自己仍具有对礼金的绝对管理权和支配权。

案例三：2012年1月，李某（23岁，女）与徐某结婚（34岁，男）。在开庚时，男方给了她14606块的礼金。结婚时的住房、家具都是男方提供了，李某只买了一些床上用品，礼金基本上完全存着。婚后，李某利用存着的礼金，在自己家一楼开了个超市，生意做得还不错。

（二）负功能

彩礼本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它着眼于礼，加强了姻亲之间的联系。同时女性也在彩礼的博弈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和支配权。但高额的彩礼消费却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第一，居高不下的彩礼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影响到男方的正常生产生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是急剧上升的彩礼却从几十块增加至几万元对农民的生活造成影响。彩礼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在女方提出自己彩礼要求时，如果超出了男方的语气而且男方并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往往会请介绍人与女方协商。如果协商后女方并没有让步，结果要么是因为彩礼问题意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要么是男方家庭咬牙借债以满足女方的要求、但婚后生活可能就会节衣缩食慢慢还债。

第二，彩礼消费尽管一定程度上促使家庭生活质量的变革，但盲目的攀比却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彩礼作为一种炫耀性消费，直接涉及到人们的面子问题。就像在一个村子里面，尽管各家的彩礼只是男女双方家庭在商议，但这已经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假如女方在彩礼谈判中要求礼金需要8000，那么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其他家结婚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少于这个数，因为如果低了，被人就会说闲话，而且自己也不甘心“凭什么我得少要呀”。村民们互相攀比的心理，为了面子，为了炫耀，为了名声，提高彩礼金额。笔者在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例子：

王某，女，2005年结婚，从其他村嫁给官坝村的于某。在农村婚姻谈判中，王某提出购买冰箱，于某并不同意，因为在农村冰箱还属于奢侈消费品，对于日常生产活动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在交涉过程中于某妥协了，因为女方说如果不买冰箱就不结婚了。没办法，于某只得照办。但结婚后却从来没有用过。

笔者问为什么不使用。

王某答：“电费太高，再说结婚后就和老人分家，人又少，根本没必要用。”

“那为什么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男方买呢？”

王某：“当时我们村有几家结婚的，人家都买了冰箱，在我们村还很新鲜，大家心里面都很羡慕，我当然也很想要。再说，那几年结婚，大家差不多都是这个经济水准，我总不能比别人低，那会让人瞧不起的。”

由此看来，老百姓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他也会想方设法的购买高档商品，他们并不是想消费物品本身，而是想消费这种物品所代表的符号，地位，身份。

第三，高额彩礼消费不利用农村婚姻自由和现代婚恋观念的建立。现代社会婚姻法规定了在领取结婚证以前，男女双方遵循自由恋爱。而彩礼作为婚姻缔结的程序之一，使婚姻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在调研地区，男方在开庚的给女方家彩礼，相当于订婚，即在全村人面前确定了男女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解除，否则根据习俗就得赔偿对方的青春损失费、农忙时来帮忙的劳务费、以及赠送物品的价额等。这笔赔偿往往会很高，因此只有是男女双方根本没办法相处，一般都不会悔婚。这样的彩礼不利于现代婚姻观念的建立；它使婚姻蒙上了太多的物质因素，影响了婚后的生活质量与家庭的稳定。

三、小结

彩礼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农村婚姻礼俗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功能。因此我们建议：首先是正确地客观的认识彩礼问题。彩礼是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在我国当前社会里，彩礼消费既有其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因此，我们要区别对待。彩礼作为婚姻民俗，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过度消费。其次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彩礼之风在农村比在城市盛行，原因之一是城市青年在经济上比农村青年有更多的独立权。农村青年尽管已经是成年人，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上还一定程度依赖于家庭，婚姻易受父母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利用法律手段，村规民约，制约不良风气的增长态势；加大宣传和教育，深化农村适龄青年的“四自”精神和价值观、婚恋观教育，让婚育新风真正进家庭，改变传统的陋习，崇尚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走向富裕、和谐、文明。

【注释】

②杜丽言.农村婚嫁彩礼负担调查[j].新闻世界，2006，（02）.③吉国秀著.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1.【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吉国秀.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以辽宁省东部山区清原镇为个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孙淑敏.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刘达临.婚姻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5]尼古拉·埃尔潘著，孙沛东译.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作者简介】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情况研究 篇3

【关键词】农民消费 人均收入 恩格尔系数

一、引言

我国的发展迈入了新的台阶，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仍过度的依赖于投资和出口，为了提高国家的竞争水平，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必须将提高自主消费，扩大内需成为国家目前主要的任务。我国农村人口占据我国人口总数的一大半，农村居民的消费在国内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农村消费情况直接体现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消费水平提高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量，所以为了进一步促进发展，国家对推动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为重视，对农村农民的关注度和投资力度加大，农民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但目前农村消费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亟需改善。

二、农村居民之间的消费差异状况

（一）不同地区之间消费情况的差异

通过spss软件的聚类分析按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这七个方面的消费支出指标，将我国31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分为四类，其中北京上海分为第一类，天津浙江和江苏分为第二类，广东福建山东辽宁海南重庆湖南内蒙古河南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河北吉林黑龙江山西分为第三类，贵州甘肃云南青海新疆西藏陕西广西宁夏为第四类。北京上海属于国家的中心城市，各项经济指标都比较高，因此消费水平也比其他各城市高，天津浙江江苏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人均纯收入高，因此消费水平也高，河南河北等这些中部地区城市，发展消费较为稳定，而贵州藏等地区由于受到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自然灾害，交通不便利等因素，使得发展较为缓慢，消费程度也较低，总体来说我国中西部地区消费程度偏低，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农村消费能力分布很不平均，对农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这种差距。

（二）城乡之间的差异

根据《统计年鉴》给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的数据表明，从1978年到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的一开始3倍的差距到2013年差距仍接近为3倍表明虽然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没有缩小，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指数已经超过城镇的指数，在未来的几年城乡差距缩小有望进一步实现。

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到2013年的37.7%。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的呈现下降的趋势，近几年较为平缓，恩格尔系数作为研究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数值越大代表贫困程度越大，59%以上为贫困，30%-40%为富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为富裕的程度。但由于贫富差距较大，人均达到富裕并不代表普遍富裕，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研究2000～2014年农村居民人居纯收入的发展变化，从2000年高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为5190元是低收入户802元的将近六倍，到2014年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23947.4是低收入户2768.1的接近10倍，说明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存在并且有增无减，根据边际消费递减理论，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才能有效的促进消费。缩短贫富差距的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近些年来，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近些年的数据显示随着收入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也确实有所提高，收入与支出之间确实存在这某种必然的联系，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对1978年到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的数据用spss做相关性分析，得出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以明显看出二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99.9%，显著性概率也小于0.01说明二者的是显著相关的，再对数据做线性回归，人均消费支出作为因变量，人均纯收入作为自变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线性公式表示如下，y=0.744x+48.762模型建立的标准误差为0.004，说明这个公式确实能很好地表达二者之间的关系。说明收入水平与消费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关系。

四、农村居民消费情况的发展变化

最近几年国家采取的各项扩大内需的政策下，如降低利率，降低资金使用者的成本压力，提高了消费的信心，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医疗保险公共服务建设等农民在食品方面的消费逐渐向多元化，丰富化方向发展。由主要消费食品为粮食蔬菜，变为粮食蔬菜虽然仍居主要地位，但相对变少，而瓜果坚果奶制品这些副食的消费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耐用品数量，新建住房面积以及住房平均面积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五、改善农村消费水平

（一）加快建设和完善农村社保医保体制机制，普及农业保险，提高基础公共服务建设水平

我国的人口逐步迈入老龄化，对医疗卫生的需求逐渐加大，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了农民的储蓄动力，降低了消费能力，只有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对农村老年人的福利保障，完善农村的养老金制度，减轻农民的家庭负担，才能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普及农业保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民对各项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改善消费环境，农村居民有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保障之后，才能无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的消费。

（二）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营组织

在传统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新型农场。农民可以将合作经营，传统的播种、施肥、浇水、收获均由专门农用机械来完成，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收获后，农产品统一联系厂家出售，不再是从前的农民各自零散买卖，也充分提高了农民的议价能力。年终农民按照自己的土地数量百分比来分配利润。农民收入水平可以获得很大提高，从而大大提高消费水平。

（三）大力支持农村第三产业以及新兴产业发展

目前农村各种服务行业发展非常有限。随着现在农民收入的增加，其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市场潜力巨大。政府可以进一步的普及相关优惠政策，支持农村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补助，降低贷款门槛和利率等。大力鼓励发展农村餐饮、外出旅游等多个产业，充分满足农村群众的各种需求，使农民消费向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铁想，刘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变化对收入结构的影响-以陕西省为例[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5）：27-3

[2]刘启欣.安徽农业科学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J].

农村消费研究 篇4

一、制约我国农村消费的主要原因

关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通常会想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增强农民的购买力。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较底的问题确实是制约农村消费市场的原因之一,农村居民收入低导致农民的消费需求被抑制,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限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但是,随着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了保障民生、缩小城乡差距,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农村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伴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村消费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降低、农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品需求增加。尽管如此,农村相对于城镇,居民消费需要仍有更大的挖掘潜力,不仅仅在于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还有一定的差距,更主要的在于农村市场流通体系不健全严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的构建是影响农村消费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我国农村市场体系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相比仍比较落后。我国农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已初步形成了多成分、多渠道、开放式的农村市场流通体系,但仍存在农村市场网络发展并不健全、市场秩序管理相对混乱、农村消费环境差等问题,使得农民“卖难”、“买难”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并没有得到解决,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二、当前农村流通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分析

从我国目前农村流通体系来看,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大。

1.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我国在面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采取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策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家政策偏向于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支持城市的发展。国家通过片面发展城市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忽略了农村的发展,从而形成城乡巨大的差距。近年来,我国政府关注三农问题,出台了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民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依然远远落后城市,农村居民消费缺乏必要的配套设施,例如供水条件、道路交通条件、供电设施、通信网络等不完善,这些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消费热情的提升,并且抑制了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消费配套设施的缺乏,影响着农民对冰箱、电视、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的使用,制约着农村家电市场的扩大。并且由于农村市场商品配套服务系统不完善、缺乏现代化的商品售后服务、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保护等问题,使农民对消费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顾虑重重,农民消费的热情受到抑制。

2.农村市场经营主体和流通方式落后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当前我国大部分的商品销售网点都集中在城市,农村的销售网点较少。农民的消费的渠道主要以集贸市场为主,平日的生活用品则依赖于传统的家庭式的便利店。农村市场经营的主体是个体工商户,大多经营方式落后、经营规范小、经营条件简陋。由于农村市场经营主体的组织规模小、资金实力弱、经营的商品种类较少,不能承担起农村商品流通的任务,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需要,导致农村的产品在加工、运输、经营及仓储等方面都存在问题,阻碍了农村市场商品的流通,影响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发展。并且由于我国大部分农村缺少固定的商品销售网点,农村市场布局分散、缺乏合理性,没有形成健全有效的商品供应体系,农民“买难”的问题还经常出现,有些情况下农民要想买“大件”要跑到城里,再加上我国农村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农民消费的成本大大增加,降低了农民的消费热情。

3.农村市场交易行为不规范

我国由于目前农村市场主要以集贸市场为主,参与主体则主要是个体工商户。集贸市场缺乏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有力的市场监管及整治、严密的商品质量检测及相应的商品检测设备、专业人员等,导致农村市场秩序混乱。加上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通较底决定农民消费水平不高、自我权利保护意识淡薄,许多不法商人将农村市场当做“假货集散地”,将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在农村市场进行非法倾销,致使近年来农村市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掺假、使假屡见不鲜,严重危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而农村市场经营主体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并且农村很多干部又重生产而轻消费,导致农村市场规模小、没有形成系统的销售服务体系。农民在购买产品时质量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得到保障,没有配套的售后维修网络,农村的售后服务体系与城市市场比相距甚远。大部分农村销售市场没有售后服务,即便有售后服务还存在维修费用较高、解决问题滞后等问题。农村市场流通秩序混乱,市场服务体系不完善,这些都会打击农民消费的积极性,影响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三、完善农村流通体系的举措

健全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发展农村市场,是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那么,应该怎么加快我国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呢?笔者认为,主要应该做到以下几方面。

1.加快农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市场基础设施的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农村市场商品的流通,不利于农村市场发展。我们应该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仓储系统、交通运输系统等。尤其是应该加强乡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富先修路”,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不仅有助于鲜活农产品的运输,还有助于促进更多种类的商品进入农村市场,完善农村市场,加快农村市场的商品流通。

2.加快农村市场向现代流通方式的转变

农村市场的流通方式要从集贸市场等传统方式向连锁经营、物流通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转变。这样可以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民在农村市场就可以买到与城市市场同等价位且质量相当的商品,送货上门等服务使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成本,满足了农民的消费需要,提高了农民的消费热情。

3.培养农村市场新的经营主体

当前我国农村市场经营主体主要是个体工商户,这不利于农村市场体系的完善。我们应该加快大型超市、连锁经营店等农村市场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并通过现代管理方式连接不同的零售网点使之形成一体化经营,以加强农村市场资金、商品、物流、信息等方面的融通。这样,可以增强农村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提高农村市场的服务能力。农村市场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系统化不仅可以扩大市场的经营范围,还可以遏制假冒伪劣商品的倾销,完善产品的售后服务,改善消费环境,让农民放心消费、安全消费,加快农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

4.政府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监管

要想完善农村市场流通体系,扩大农村消费,不只要求农村市场本身要加快建设,而且要求政府也要健全对农村市场的监管。加快有关农村市场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出台,明确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料进入农产品市场的市场准入标准,完善监管体系,保证农民的生产安全;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制定相应政策扩大对农民的贷款,使农民有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村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我国要想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而发展农村市场是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因此,要想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就必须加快完善我国现代农村市场流通体系。有鉴于此,主要分析了制约我国农村消费的主要原因,以及农村流通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我国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的相应对策。

农村流通业与居民消费水平研究论文 篇5

摘要：农村流通业的具体发展水平，对我国农村普通民众群体的实际消费质量具备深刻影响，本文围绕农村流通业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协调发展机制问题，选取两个具体方面展开了简要的分析论述。

关键词：农村流通业;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协调发展机制;研究分析

流通业是现有的社会经济实践发展背景之下，实现生产性社会部门以及消费性社会部门高效有序相互连接的重要中间环节，在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先导支持作用，对基层普通民众群体实际发生的消费实践行为，具备不容忽视的助力和保障作用。基层农村是我国现有的空间覆盖规模最大的消费实践活动市场，也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具体实现扩内需经济改革工作预期目标过程中的重要动力来源。从具体的应用功能角度展开分析，农村流通业是我国基层农村居民在参与基础性消费行为过程中的基本实践渠道，是繁荣优化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事业发展水平，激活和改善我国现有商品要素流通实践活动组织实施流程的重要途径。最近几年以来，随着我国基层农村流通产业的良好有序发展，我国基层农民群体的综合性消费水平也发生了表现程度显著的改变，有鉴于此，本文将会围绕农村流通业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协调发展机制问题，展开简要的分析论述。

一、农村流通业与农村居民基本消费水平的发展变化

最近几年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事业的快速持续深入发展，以及我国基层普通民众群体基础性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优化，我国基层农村民众群体的基础性消费意识认知水平，以及综合性消费实践能力水平均显著提升，客观上将以往长期存在的被动式消费活动心理格局，改变为主动式消费心理活动体验格局，在将主要消费品类型从生活必须品逐步转化为其他类型消费品的实践活动背景下，导致我国基层农村居民消费品类型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演进趋势。在针对-之间我国农村居民群体的人均性消费支出构成比例结构展开基础理论分析的背景之下可以知道，从-20期间，我国农村基层居民群体的食品类消费品的消费支出数额水平呈现了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而针对其他类型消费品要素的消费支出规模水平呈现了显著的逐渐提升变化趋势，客观上揭示了我国现有农村居民群体中，其基础性消费支出要素结构正在呈现出显著的逐渐改善优化趋势。在上述基本性发展变化趋势的直接影响之下，我国基层农村居民在具体选取消费品类型过程中，逐步展现了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变化趋势。以食品类消费品的消费行为选择特征角度展开分析，最近几年以来，我国基层农村普通民众对肉类、禽类，蛋类，以及常见种类瓜果蔬菜的消费数量规模正在逐步增加，在此基础上，上述消费者群体针对反季节蔬菜，热带水果，以及多种多样水产品的消费愿望和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农村基础流通业的良好有序发展，以及农村流通业实际市场交易活动实践规模的不断扩展，创造和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保障条件。最近几年以来，伴随着我国现代农村经济的综合性增长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农村基层居民群体基础性收入水平的显著改善，我国农村居民的基础性生活质量水平和消费实践能力水平均发生了显著优化。伴随着现代移动互联网信息传处理技术的快速稳定有序发展，以及广泛引入运用，现代电子商务交易模式的快速发展和网络购物行为的.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深刻改变了我国现有农村居民群体的基础性消费观念认知结构，诱导了我国现有的基层农村居民群体在基础性的消费观念层面，以及消费行为实践方式层面逐步展现出较为显著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表现特征，客观上诱导了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活动实践方式在我国基层普通农村民众群体中的大量涌现。另有问卷调查数据测算结果揭示，从-年期间，我国基层性农村居民群体中的网络购物行为发生率水平，呈现了显著的逐渐提升趋势，客观上揭示了现阶段我国基层农村中的商品要素流通数量规模，以及流通实践路径，正在展现出程度显著的不断增加变化趋势。

二、农村流通业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协调发展的改良优化策略

第一，切实强化现有的农村流通业基础性公共应用设施的建设实践力度，不断改善和优化我国基层农村居民群体的基础性消费环境。要结合现阶段我国基层农村流通业的发展状态，针对性建构优化基本性农村流通业基础运用设施项目。从而为我国农村流通业的良好有序发展，以及基层农村居民基础性消费活动体验水平的改善优化建构支持条件。要针对我国基层农村现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在建设规模和使用状态层面所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通过不断提升针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工作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保障和促进我国基层农村公共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配备质量水平显著改善提升，为我国基层农村流通业的稳定有序发展，创造和提供稳定且充分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支持条件。要借由对具备更广泛空间覆盖范围的通信应用技术体系和网络信息应用技术体系的建设和优化，为我国基层农村流通业发展过程中，各项基础性信息要素项目交流互通行为的顺畅有序组织开展提供基础性技术支持条件。要立足我国现有基层农村的基础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状态作为基本切入点，通过组织实施全面系统的实地性业务调研实践活动，规划设置指向我国基层农村流通业领域的物流流通和仓储设施支持条件，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流通业的稳定有序发展，建构和提供基础性的致辞条件。第二，建构形成适合我国现有农村流通业发展的基础物流业务实践体系，保障和助力我国基层农村民众群体的基础性消费体验活动质量水平。要借助对现代性网络应用技术的引入运用，切实改善和优化我国基层农村居民的消费体验活动路径，确保其实际消费体验质量水平不断改善优化。要以我国基层农村流通业的现有业务发展状态和发展需求作为基础，通过对多种多样具备充分现代化特点的仓储物流应用技术形态的引入运用，逐步建设发展形成适合我国农村流通业发展状态的仓储物流应用业务体系，确保在我国基层农村流通业发展水平不断改善的历史背景之下，助力我国我国农村基层农村民众的消费质量不断改善。第三，借助切实更新优化农村基础性消费品要素的连锁经营模式，有效降低基础性农村消费品要素的综合性流通业成本。要逐步将以往长期存在的分散式产品要素经营活动组织开展模式，逐步转化为与产品要素生产制造商和供应商直接进行业务对接的连锁经营式业务实践模式，确保能够有效缩减产品要素在具体化的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支出规模。

三、结语

针对农村流通业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协调发展机制问题，本文择取围绕农村流通业与农村居民基本消费水平的发展变化，以及农村流通业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协调发展的改良优化策略，两个具体方面展开了简要的分析论述，旨意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夏妍,程斌.我国农村流通业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协调发展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13:38-40.

[2]丁俊发.促进消费与流通渠道建设的几个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02:9-14.

[3]刘昆.为民服务建平台改革发展增实力——努力推动全省供销合作经济再上新水平[J].广东经济,2012,03:4-8.

[4]罗永华.广东省流通业发展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2011,18:22-24.

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实证研究 篇6

摘要：文章以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全国31个地区的在八项消费上的因子得分、排名，并与农民收入排名对比；再运用聚类分析将全国各地区分为四个层次，通过因子分析比较该四个层次与传统地理划分的东、中、西部在消费结构上的异同，在得到一些特点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与增加农民收入在部分地区应有所侧重等政策建议，以期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更有效地促进农民消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关键词：消费结构；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0212，F1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1－0024－06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了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建设新农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稳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反哺农村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良性互动，而新农村的意义正如温铁军所言“使得农民在新农村就能享受城里的一切”。而消费作为反映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物质成果的重要指标，已经被学界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与收入相比，消费总量、消费结构可以更直接地表征农民的生活现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农民在收入、文化传统以及气候等客观条件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所以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实证手段系统研究农民消费问题非常必要。

从已有文献看，该种实证手段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柯健运用2002年数据研究了城市居民消费，孙艳玲则研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葛虹、逢守艳与殷玲分别用2002年和2001年的数据对比研究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以上文章在数据选取上多数集中在2002年以前。在实证方法上，多数学者分别采取了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的方法，也有学者综合两种方法，例如孙艳玲利用因子分析结果再进行聚类分析，而葛虹则利用聚类的结果对不同区域进行因子分析，殷玲则根据GDP排名进行分类，再采取因子分析。不难发现综合多种方法对全国多层次的分区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

笔者应用《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的2004年全国31个地区的农业消费结构的八项数据，即：食品、衣着、居住、家电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综合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统计方法，以及农民纯收入的地区排名进行比对分析。笔者应用SAS9.1软件做实证分析，关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具体数理过程、统计意义与程序编写参见《统计分析方法——SAS实例精选》。

分析步骤如下：首先选取2004年全国截面数据对于上述八项消费做因子分析，在提取两因子的情况下，得到全国31个地区的打分，按照得分排名，对比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排名，表明全国各地区消费结构情况。再利用八项消费结构数据，对于31个地区做聚类分析，将各地区分为四个层次。比较该四个层次地区与东、中、西部划分所涵盖地区的异同。最后，把四个层次的地区与东、西、中部的地区分别做消费结构的因子分析，均提取三个因子，可以得到七种不同的因子结果，与全国的因子结果一起进行对比，得出结论。

一、实证分析简要过程及结果

首先计算2004年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的消费结构数据(表1)，计算八项消费的相关系数阵与协方差阵(表2)，可以发现各个数列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最低的为0.5949，最高可达0.963 4。基本上都在0.8以上，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

在因子分析的结果中，各个因子的特征值、贡献率与累计贡献率(表3)为因子一的特征值为6.844，方差贡献率为85.55％，因子二特征值为0.5905，方差贡献率为7.55％，此时累计贡献率为92.94％。按照常规，特征值大于0.6的因子都应选取，而在0.6以下则一般不必选择，但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原有信息，特把贡献率为2.24％的因子三也选人分析，使得累计贡献率达到95.58％。通过方差最大化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判断变化趋势相近的消费项目。其结果显示，代表80％以上信息的因子一主要包括：衣着、医疗、交通通讯与文教，而代表信息7％的因子二则主要涵盖了食品与其他商品和服务；住宅和家庭设备归入因子三中。计算各地区的因子得分，得分虽然没有绝对意义但是得分的相互对比将说明各个地区农民的消费结构的对比。因子一的前五名为：北京、浙江、上海、山西、天津。因子二的前五名为：福建、广东、山东、浙江、上海。因子三的前五名为：上海、广西、浙江、云南、重庆。

包括因子命名等综合结果如表5。

各地区因子得分与排名，以及纯收入排名如表6。

如前文所述，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差异巨大，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地区农村居民在八项消费上所体现出的规律，分出哪些地区在消费上体现出相近的特征，选取表5中的31个地区因子得分作为指标，采用欧式距离离差平方和(ward)方法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输出如图1。

根据树状图，可以把全国31个地区分为四个层次。传统上对于中国31个地区的分类经常以地理划分的东、中、西部为准，为了探讨这种源于地理位置的分析是否能够代表农民消费结构体现的区域特征，特以2005年1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布(第一号)》1的东、中、西部地区划分作为比较标准，结果如表7。

运用因子分析进一步比较聚类的四个层次与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消费结构的异同，特对以上四个地区涵盖的区域作为样本，分别做四次因子分析。再对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分别进行因子分析，限于篇幅分析过程从略。将七个分析结果以及全国的结构分析结果比较，在选取因子时，为了更好的代表原有信息，故尽量选取三因子，使其方差贡献率均达到80％以上。结果如表8。

二、对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表5与表6是以31个地区为分析对象的因子分析的结果；表7与表8代表了对比聚类分析和地理分区的因子分析结果。以下分别予以分析。

在表5“全国31个地区消费结构因子分析结果”中，因子一解释了原有数据的大部分信息，而根据表6“各地区消费结构因子得分与排名”，因子一排名前五位的地区基本与我们一般认为的发达地区相符。另外分析结果显现出：在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几个地区，各因子上的排名差距很小，说明富裕地区的农村居民各项消费都远强于贫穷地区的居民，而中间层次的地区则在各个因子排名上有很大差距，说明其消费有所侧重，这与我们的一般经验也一致。

从因子一包涵的消费项目来说，食品没有在因子一中，其包含的医疗、交通通讯和文化教育与传统消费相比都是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费开支。该项目并列出现在解释原有信息80％以上的因子一中，

充分说明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有了很大提高，不再局限于对于食品、住宅等必需品的追求。同时也可以说明医疗、文化等消费需求因占总消费份额大，所以刚性强、需求旺盛。作为次消费因子的因子二主要包括了食品以及其他商品服务，其排名前列的省份也是农民收入较高的地区。而通过观察因子载荷阵，不难发现住宅和家电的载荷在三个因子上的分布比较平均，只是在因子三上略大，故归入其中。这也是解释信息不足3％的因子三的排名将广西、云南等中西部地区排入前五名的主要原因。综合各个地区的排名来看，浙江、上海、北京在各消费项目中的水平最高，江苏、福建、广东等地区虽然在一般观念上也是东部发达地区，但是其在因子一上的得分较低，而在因子二、三上的得分较高，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欠发达地区的排名仍然较低。

从地区间的相互比较不难看出各地农民消费差异仍然很大，农村经济发展不够平衡，其现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主张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就单个地区的因子排名而言，有的地区在各因子上的排名差距较大，这一方面和因子三的解释能力不强有关，但就因子一、二上的排名，以及对比收入的排名，仍然可以说明很多地区因传统消费观念与配套设施不足等收入以外的原因，制约了农民在医疗、教育和交通通讯上的消费。如广东、福建两地，其农民纯收入排名分列第6、7位，而在医疗、文教等项目上的开支却分列第18和第27，可见农民将很大部分收入用于了食品，故因子二排名在前两名。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海南、湖南、湖北等省份，可见在这些省份收入并非是影响消费的首要因素。而在新疆、西藏、山西等地，其消费排名却显著高于收入水平，对于此类地区促进农民消费的主要动力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以上的这种规律在聚类结果中也有较为明确的体现。

在聚类结果表7中，总的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东部地区在层次一中，东北三省在层次二中，西部地区在层次三中，而“两湖”、“江苏”、“江西”在层次四中，基本符合实践经验。

结合表7“聚类结果与东、中、西部地区划分结果对比”以及表6中的各地的因子得分，层次一基本上和东部地区重合，因子一、二排名均在前列，说明这些地区农民生活水平较高，且发展比较均衡；层次三基本上和西部地区重合，其因子呈现的规律和层次一相反，因子一和因子二排名都比较低，而解释力度较差的因子三排名较高，说明其仍然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无论在食品上还是其他方面的水平均十分有限；相对而言，层次二涵盖了辽宁等三个东部省市、山西等四个中部省市和七个西部省市，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分层，通过表6中的因子得分可以发现这些地区的特征是：因子一排名较高，而因子二、三排名较低，基本上属于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基本生存需求，但是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层次四涵盖了东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通过表6中可知其因子一的得分都较低，而在食品、住宅和家庭设备得分较高，说明这些地区的食品开支和其他地区相比占比重较大。同时这些地区基本是中、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收入水平较高，如前文分析的广东等地一样，之所以食品开支很大可能和消费习惯有关，也可能是医疗、教育等配套设施不足制约了其在体现生活质量上的项目进行消费。所以层次四中的地区在消费上潜力最大，可以通过对于配套设施的投入促进农民在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消费。

表8通过对于层次一至四。以及东、中、西部三各地区的因子分析为八项消费划分共同的因子，进一步证明了表7分析的结论。其中东部地区的因子分析结果和全国的结果类似，说明东部地区所占的信息比重大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也说明了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在聚类结果中，由于层次一的数据在各个消费项目上都分配比较均衡齐整，所以无法把八项消费如其他分类一样划分为三个层次，只能根据载荷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此时已经解释了原有的100％信息，故在比较时说服力较差。而层次四的最终因子分类结果和全国的结果非常相似，均是衣着、医疗、文教等在因子一中，可以初步说明层次四所存在诸如配套设施不足阻碍农民消费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消费结构上也有所体现。

三、政策建议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中央一再强调要因地制宜，杜绝形式主义，防止竖立标准、盲目攀比等情况的发生。从笔者的分析中可以充分显现出因地制宜的重要性。传统地理位置上的东、中、西部，不能完全代表农民消费结构的特征，而聚类结果又充分显示出了消费特征在不同地域上所体现出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所以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问题，加大投入力度，细化政策条款，才能杜绝形式主义，减少资源盲目配置和浪费现象。

在加大投入过程中，增加配套设施建设与增加农民收入在不同地区应有所侧重，才能有效促进农民消费。在以往对于农民消费问题的研究中。无论是采用实证的方式做线性回归模型，还是仅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都会得出影响消费最显著的因素是收入的结论。这种分析一般是基于全国的总量数据提出的，而根据前文的分析，在很多地区尤其是聚类结果层次四中的地区，收入并非是制约消费的首要因素，配套设施的建设与消费观念的改进才是促进农民消费的关键环节。而在新疆、西藏等层次二中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所以消费相对于收入的排名已经比较靠前，增加农民收入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更为显著。当然对于安徽、贵州等层次三中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较低，则需要重点扶持，农民增收与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双管齐下。

实证数据所体现的另一特点是地区间的农民消费差距大，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够平衡。从因子得分上看，北京在因子一上高居榜首，其得分虽然绝对意义不大，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比较却非常说明问题，北京的得分是位居第二的浙江得分的二倍多，是位居第三的上海得分的近四倍。这固然与北京地区农民的消费传统有关，但是这种因子分析后所显现出的过大差距说明了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均衡性非常显著，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必须针对这种差距加大投入力度，采取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等多种手段，从根本上改变偏远落后地区，尤其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贫困现状，否则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会愈演愈烈，极大地制约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变化研究 篇7

关键词：农村人均工资性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其他收入,边际消费倾向

一、理论基础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分别为C=f (Y) 和S=F (Y) , 换言之, 储蓄或者消费均为收入的稳定函数。同时凯恩斯使用了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等概念分析了收入变动对消费和储蓄变动的影响。平均消费倾向APC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等于总消费量在总收入量中所占的比例, 即APC=C/Y, 边际消费倾向MPC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等于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例, 即MPC=AC/△Y。凯恩斯认为, 当收入增加时, 居民增加消费, 但其消费增加的幅度, 比不上其收入增加的幅度——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在收入为零时。仍有一定的消费量, 称为自主消费。因此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之间可以建立—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即绝对收入假说。本文正是以此假说为基础建立了双对数模型。

二、模型设定

(一) 研究方法

1.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相结合, 以实证研究为主。根据经验判断和恰当的假设, 对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不同收入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必要的规范分析, 以检验不同收入变量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2.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突出定量分析。本文除了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外, 更重要的是采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方法, 并进行各种检验, 包括:经济学意义检验、统计学检验、计量检验等, 以实证分析有关变量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二) 模型构建

1.模型中所有变量定义如下:

因变量:Y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自变量:X1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X2表示农村居民人均其他收入 (除工资以外的农民的其他收入包括家庭经营收入, 转移支付收入和财产收入等) ;随机误差项:u影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其他变量和随机因素, 如居民财富等;函数的回归系数 (待定系数) :β0, β1, β2。

2.模型的具体形式:Ln Y=β0+β1lnX1+β2lnX2+μ

(三) 模型估计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 数据来源于《2010中国统计年鉴》为了避免异方差, 利用EVIEWS软件直接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WLS) 进行估计得出表1中的结果:

此时y0=lny;x10=lnx1;x20=lnx2

则可得如下结果:

(四) 模型检验

1.经济学意义检验。由回归结果可得, β1, β2均大于0, 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由于β1, β2均小于1, 且它们之和也小于1, 表明人均收入没相对变动1%,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对变动小于1%, 即边际倾向递减, 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 这表明模型通过了经济学意义检验。

2.统计学检验。拟合优度度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0.999995很接近1, 说明模型整体拟合得很好。

T检验:给定检验水平0.05则自由度为28。查表得T值为2.048, 由表1显示的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21.67268和13.93833均远远大于T值, 则拒绝原假设, 接受备择假设, 即β1, β2均不为0, 可知均通过T检验

F检验:给定检验水平0.05则F (2, 28) 查表得F统计量的值为2.34, 由表1可知F统计量的值为2621.091远远大于2.34, 则拒绝原假设, 接受备择假设, 可知方程显著, 通过F检验。

3.计量经济学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利用EVIEWS软件求出x10, x20的相关系数为0.379715, 由于x10, x20的相关系数较小, 则认为多重共线性不明显, 因此可不做相应的处理。

自相关检验:根据DW检验法, 给定检验水平0.05, 根据样本容量31和回归参数的个数k+1=3查D.W分布表的临界值dl=1.30和du=1.57而D-W值为1.786641又du<1.786641<4-du由杜宾检验法知不存在自相关。

三、研究结论

由上文的模型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lny=1.627484+0.342122lnX1+0.507733lnX2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拟合得很好; (2)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每相对变动1%, 则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相对变动约0.34%, 这说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拉动占有一定的比例, 因此我们要想拉动内需, 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是必要的方法之一; (3) 农民的其他收入包括家庭经营收入, 转移支付收入和财产收入等没相对变动1%, 则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约相对变动0.51, 与工资性收入相比较, 其他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大一些, 这说明, 提高农民的其他收入, 可以很好地拉动农民的需求, 因此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增加转移支付等增加农民的其他收入也是提高内需的一个方面; (4) 比较β1, β2, 虽然β1<β2, 但是我们看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对内需的拉动是占有很大一部分的, 这说明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正在逐渐变化, 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正在增加, 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农民工问题; (5) 我们看β1, β2之和约为0.84, 说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 因此我们要拉动内需, 农村居民的消费是必须要提高的。

参考文献

[1]郑新立.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J].求是, 2006 (09) .

[2]樊纲, 王小鲁.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J].经济研究,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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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保常, 吴志刚.农民工工资收入问题分析[J].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7.

[7]中国统计局网站.

农村电信消费特点研究及发展建议 篇8

农村电信市场潜力巨大

农村电信市场已成为各运营商争夺的重点, 各家都已经看到农村市场的无限潜力。根据《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快速增长的农村网民已成为新增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7300万新增网民中, 有4成即2917万来自农村。截至2008年底, 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8460万人, 较2007年增长3190万, 增长率超过60%。另一方面, 2008年底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9.82亿户, 其中移动电话用户6.41亿

随着“村村通”工程的逐步推进, 截至目前, 全国99.7%行政村和92.4%自然村已开通电话, 除甘肃、青海、西藏、四川外其他省份均已实现“乡乡能上网”。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 积极发挥信息化为农服务作用。”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 国家政策全力支持, 启动农村电信市场的外部条件已经成熟。户。城市市场的电话渗透率已接近100%, 尽管农村市场的电话用户增长也十分迅速, 但相较与全国8亿农民的庞大基数来看, 农村市场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农村电信消费的特点

侧重于基础电信消费

一般说来, 电信消费的比例与收入水平紧密相关。电信服务和产品不属于生活必需品,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 才能向高层次的需求迁移。随着农村居民纯收入逐年增加, 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承担得起信息终端和电信服务费用, 对电信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逐渐提升。但是从电信消费的内部结构来看, 农村居民目前的电信消费仍侧重于基础的电信产品和服务, 例如话音业务、短信、互联网接入等, 而附加值较高的高端产品和业务, 如各种数据增值业务使用较少。这也反映了农村电信消费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 农村居民的电信消费习惯仍需要进一步引导和培养。

“马太效应”显著

电信消费品具有较强的“马太效应”。知识水平较高、拥有信息较丰富的人, 其电信消费水平也会较高;知识水平较低、信息量较少的人, 其电信消费也会比较少。我国农村电信消费的“马太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区域差异和个体差异。我国农村地域辽阔, 各区域经济和教育水平均有较大差异, 所以电信消费水平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即使处于同一区域内, 如果某农村居民家庭里有人外出打工, 或者有孩子在外求学, 则其对信息交流的需求就高。随着他们对于电信业务产品或服务的逐步熟悉和了解, 该群体的电信消费水平也会不断提高。

从众心理主导消费行为

相较于城市, 从众心理是农村消费群体最为主要的消费动机。农村居民各家各户之间联系紧密, 日常交流较多, 容易形成从众心理, 进而主导相关的消费行为。农村消费群体在做一项消费决策时, 公众意见和其它人的示范作用对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无形之中就会跟随大多数人的消费行为。例如, 如果周围的邻居都安装了宽带, 即使某村民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但是由于不想落后于别人或者交流时得知了安装宽带的种种好处, 也可能对宽带业务产生相应的消费需求。

网络外部性强

网络外部性是指消费主体在消费电信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 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效用, 而且也给其他人或者社会带来了某种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也可能是消极的。农村电信消费的网络外部性强, 其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例如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户通过互联网找到了商机, 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其他农户会纷纷仿效。当模仿的农户形成规模以后, 就会吸引更多的商家, 大家获得的利润都会更多。由于收入的增长和信息交往需求的增加, 电信消费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

如何提升农村电信消费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加快经济发展,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发展农村电信消费的前提。对农民来说, 电信消费仍属于奢侈品消费, 只有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保障以后, 才会产生更高的需求。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持续增长, 发展态势良好。相信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乡镇企业改革的实施落实、农村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以及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推进, 农村居民的收入将得到更快地提高。

培养农村居民电信消费习惯

农村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较保守, 虽然部分农业大户、农业组织已开始通过互联网寻找商机, 享受到信息消费带来的好处, 但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广大农民的信息意识普遍比较薄弱, 对电信产品和服务的了解还不多。运营商要营造安全和谐的消费环境, 引导农户转变原有的消费观念, 培养农村居民电信消费习惯, 提高农民的信息素养水平。如可以加强乡村营业厅的建设、免费设立相关产品业务的体验区等, 使农民及时接触到最新的产品和业务。

因地制宜注重区域差异

如前所述, 我国农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差异较大, 电信消费水平也有显著不同。一般来说, 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经济发达地区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对不同的地区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对于基础业务使用情况较好的地区, 可以多推广附加值较高的数据增值业务;对于电信消费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 则应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上, 努力提高电话渗透率和互联网普及率。

开发适合农民需求的数据业务

信息内容的缺乏是提升农村电信消费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农民所需信息专业性强, 本地化、个性化需求明显, 目前的电信业务产品和服务与农民的实际需求仍有一定差距。相较于娱乐休闲需求, 农民对农业生产、市场商机的信息则更为关注。现在已经有不少比较成功的、针对农村市场特点和需求开发的业务产品, 如“农信通”、“四川天府信息网”等。在进一步完善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 运营商应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 多开发一些符合农村生活消费层次、适合农业生产需要的数据业务, 增加数据增值业务收入, 优化现有农村电信消费结构。

树立典型示范

由于农村消费群体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 采用树立电信消费典型示范的方法, 能够有效激发周围群众电信消费的需求, 取得较好效果。例如, 可以邀请一些通过网络寻找到商机、并取得丰厚收益的农业大户作讲座, 发挥大户对普通农户的帮带引领作用, 激发相关消费需求。同时, 各运营商还应重视口碑效应的作用, 注重现有用户对潜在用户的影响, 努力保障电信服务质量, 提高农村消费群体的用户满意度, 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实证研究 篇9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实证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农村经济有了飞速地发展, 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本文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 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 进行统计检验, 分析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二、基本理论

凯恩斯以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为时代背景,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消费函数”的概念。凯恩斯认为, 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函数关系。虽然, 在现实生活中, 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收入分配状况、利率水平、消费者偏好、家庭财产状况、消费信贷状况、消费者年龄构成以及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都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 但是在众多的因素中有决定意义的是居民收入水平。因而凯恩斯用C=f (Y) 来表示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 其中C表示消费支出, Y表示收入水平, 边际消费倾向。如果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则边际消费倾向为常数, 消费函数可表示为:C=α+βY, 其中α, β为参数, α>0, 0<β<1。参数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的这个消费函数仅仅以收入来解释消费, 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1]。

三、实证研究

1. 模型设定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C=α+βY, 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Ct=α+βYt+μt, 其中, Ct表示t时期的消费支出, Yt表示t时期的收入水平, α和β为回归系数, μt为随机扰动项。

2. 数据处理

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了1991—2007年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分别得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纯收入的数据。

3. 回归结果

通过EVIEWS 3.1软件,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模型, 其结果如下:

其中, C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 Y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

4. 计量经济学检验

(1) 经济意义检验。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α赞=72.67920>0, 0<β赞=0.714637<0, 其符号与预期的相一致, 并且其大小符合经济理论, 因此, 该模型通过了经济意义检验。

(2)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t检验。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回归系数β的t值为23.282, 在的显著水平下, 自由度为15的t的临界值为2.131, 有23.282>2.131, 因此拒绝原假设, 统计显著, 认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3) 拟合优度检验。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R軍2=0.971278, 接近于1, 表明该模型的解释变量解释了1991—2007年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变异的, 因此样本回归方程对数据拟合的很好, 回归方程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

(4) 自相关检验——DW检验。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DW=0.386814, 在5%的显著水平下, 查DW统计量临界值表知:dL=1.133, dU=1.381。由于0

(5) 异方差检验——White检验。通过EVIEWS 3.1软件, 进行White检验, 结果如下:

有n×R2=2.787527, 在5%的显著水平下, 自由度为2的x2统计量的临界值为5.991, 有2.787527<5.991, 因此, 接受原假设, 即回归方程不存在异方差性。

5. 模型修正

根据上面的计量经学检验可以看出, 回归模型中存在一阶自相关。下面对回归模型进行修正, 运用柯克伦—奥克特法消除一阶正自相关, 其步骤如下[2]:

(1) 残差et对et-1回归, 即估计et=ρet-1+εt, 得到ρ的估计值ρ赞。

通过EVIEWS 3.1软件,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 结果如下:

其中,

(2) 产生, 估计Ct′=α+βYt, 得到α和β的估计值。

回归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DW=1.487139, 有dU

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析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β的估计值, 即边际消费倾向为:0.823291, 表明在1991—2007年间, 平均每增加1元的收入,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增加0.8元;说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解释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变动的91.594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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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邝国良, 曾铁城.关于广东省民用汽车拥有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及其检验和预测[J].工业技术研究, 2007, (8) :138-141.

山东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发展趋向研究 篇10

一、理论基础:由线性支出系统到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195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R.Stone为了深入研究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数量关系,以效用函数为基础提出了需求函数的线性支出系统(LES: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其基本形式为:

式中Vi是对第i种商品的消费支出,是总消费支出;Xi0是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pixi0是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bi表示超过基本需求支出中用于购买第i商品的百分比,称边际预算比。方程(1)将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额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对该种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后一部分为预算总支出V中除去对所有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后剩余部分中用于第i种商品的部分。但是LES模型有两大缺陷:第一,总预算支出V是内生变量,无法外生给出;第二,对参数的估计需要大量的时间序列资料,而实践中往往缺乏历史资料。这就为实证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3年英国经济学家C·Lluch在不改变LES模型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模型(1)作了两点改进:(1)以收入Y代替总消费支出V,(2)以边际消费倾向βi代替边际预算bi。由此形成T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其模型形式变为:

对于截面资料,模型(2)中的pixi0和pkxk0是常数,将其合并,令

于是式((2)化为

将式((3)两边对i求和,得

代入式((3)得

对(4)式利用截面资料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可求得αiβi的估计值,再利用式((6)可求得pixi0。

人们发现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把居民的各项消费支出看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行为,能够全面的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各项指标,因而是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定量分析的最佳方法。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进行消费结构分析较恩格尔函数模型及其它模型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它可以直接运用截面资料进行参数估计,还可以用来进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需求收入弹性分析和基本需求分析;同时它还考虑了价格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且能够在没有价格资料的情况下,利用居民截面收支数据资料进行需求的价格弹性分析。因此,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是目前较为优越的一种分析方法,本文运用此模型对山东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其变动进行实证分析。

二、现阶段山东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特征

1. 食品消费的比重及其结构的变化。

农民主食消费稳中趋降,副食支出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2006年主食支出比1995年下降了27.2个百分点,而副食支出则上升了24.2个百分点。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外出务工、求学人数的日益增加,农民在外就餐的机会也越来越多。2006年在外就餐消费支出比1995年增加了9个百分点。如果把农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划分为食品消费品支出和食品消费服务性支出,并比较其在农民食品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出二者呈反方向变动,农民的食品消费服务性支出由1995年的2.1%上升到2006年的7.7%。这种变化说明广大农村居民在食品需求方面正由自然经济状态转向商品经济大潮,为食品生产和服务企业孕育了巨大商机。

2. 大件耐用消费品升级较快。

1995年大部分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大件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电视机(其中主要是黑白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等,也有少部分家庭拥有了摩托车、彩电、电冰箱、照相机、洗衣机等现代化的家庭设备。到2006年这些现代化的家庭设备已大量进入农村家庭,而且更加现代化的微波炉、抽油烟机、影碟机、家用计算机、空调机、电话、热水器、汽车等也已开始进入农民家庭。据山东省2007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农村家庭每百户分别拥有空调机、热水器、家用计算机、生活用汽车5台、17.5台、2.43台和1.1辆。

3. 医疗保健支出增幅最快,但比重太低。

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6年农村居民平均医疗保健的支出221.80元,比上年增加33.32元,增长17.68%,在八大消费中属增幅较大的,尽管仅占总消费支出的7.06%。其中用于医疗保健卫生用品支出人均66.01元,增加1.3元,增长2%;医疗保健服务费89.84元,比上年增加15.74元,增长21.2%。这除了农民开始注重医疗保健外,还与近年陆续出台的医疗体制改革有一定关系。

4. 交通通信消费和文化教育娱乐支出迅速增加。

2006年,农民用于交通通信的支出人均352.197元,较上年增加57.82元,增长11.2%,其中购买交通工具支出、通信工具、交通费和邮电费均增加。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人均408.84.2元,比上年增加31.68元,增长13%。

5. 恩格尔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食品支出的比重仍很大。

2006年我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89%,城市居民为32.02%。与1995年比较,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11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下降14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下降快于城镇居民3个百分点。这表明近10年来尽管山东省城乡居民绝对收受差距在拉大,但消费差距趋于缩小。

三、模型及计算结果分析

本文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和其它商品及服务支出等8大类,并分别定义为W1,W2,W3,W4,W5,W6,W7,W8。建立恩格尔一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Eviews程序,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其模型如下:

式中Wi表示8大类消费项目之一;X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bi是农村居民对8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利用《山东省统计年鉴》(1995-2007年)及《山东统计信息网》的数据建立模型。通过运行Eviews程序,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W4)的相关水平稍差,(R2=0.2844,F=3.1788,但在α=12%的置信度上已达到显著水平),食品W1、衣着W2的优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W4的相关水平(R2分别为0.4486、0.4491,F值分别为6.5650、6.2503,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医疗保健W5、交通通讯W6、文教娱乐W7和其他商品W8相关水平很好(R2分别为0.9664、0.9307、0.9447、0.8021,F值分别为230.1985、107.5155、136.5364、32.4197,且均在α=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总的看来,函数的拟合度较好。

1. 边际分析。

边际消费倾向反映了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8个方程中的bi累加得0.5626,说明山东省农村居民在新增加的纯收入中有56.26%将用于消费支出。并且从方程中的bi可以看出食品、居住、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支出4项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在新增的纯收入中有9.07%用于食品支出、10.09%用于居住支出,10.94%用于交通通讯,12.18%用于文教娱乐支出。根据消费+储蓄=收入,山东农村居民的新增收入中有43.74%用于储蓄。这表明我省农村居民的储蓄率还是较高的。出现这种较高的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较低,而近年来子女上学、生病就医等方面的巨额支出,使农村居民对未来形成了不确定预期。感到未来没有保障,有钱也不敢花。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其他商品支出的截距是负数,说明在收入还未达到一定水平时,这些消费支出是负增长的。也就是说要增加农村居民对这些消费项目的消费,必须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2. 恩格尔系数分析。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农民生活贫富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在0.6以上为绝对贫困,0.5-0.6为温饱,0.4-0.5为小康,0.3-0.4为富裕。本文根据山东省1995年以来的统计数据计算了山东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发现自1995年一直到1999年之前山东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在0.5以上,但2000年下降到0.35,2001和2002年都维持在这一较低水平上,2003年后有所上升,2004年升至0.42,2005年后又呈下降趋势。可以推断,近10年来山东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0.5594降低到2006年的0.398。总体上看,90年代末以来山东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就已处于小康水平上,现在正接近于富裕水平。

3. 弹性分析。

弹性系数反映了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引起的消费支出的相对变化量。根据计算需求的收入弹性公式不同分为常数需求的收入弹性E1和平均需求的收入弹性E2。

通过运行Eviews软件包,直接得到8大类消费项目的平均收入弹性与常数收入弹性,8大类商品及服务的弹性均为正值说明随着收入的提高需求量会随之增加。由于居住的弹性接近于1,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发展型与享受型非基本生存资料的弹性均大于1,说明农民对这5大类商品的需求量的增长率高于收入的增长率。因此,农村消费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四、对策与建议

1. 增加农民收入。

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因素,支付能力是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前提。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并使之保持一个较高的稳定的增长率,是刺激农民消费的最根本的举措。

2.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促进教育产业、旅游业、咨询服务业的发展,加强电力、道路、通信和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物流配送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消除农民消费实现的障碍。

3.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开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

在广大农村,彩电、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现代家用设备的需求很旺,各种农用机械为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这些消费品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对此,以农村发展银行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应发挥起应有的支农作用,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4. 目前,我国农村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居民未来收入与支出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准确预期促使他们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以防不时之需。

要解决农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最根本的方法是继续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大力倡导新的消费理念,引导个人消费行为趋向理性化;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大的问题。由于这些目标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解决农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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