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程序

行政复议程序（精选十篇）

行政复议程序 篇1

案例二:一户拆迁户家有老人、儿子、儿媳三口人, 老人已年逾古稀, 而儿子、儿媳两人是残疾人, 日常生活行动不便。由于没能与拆迁公司就回迁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房屋管理部门对此进行了裁决。该户认为, 此裁决中的回迁房位于较高楼层且没有电梯, 并未考虑到其一家三口的特殊情况, 属安置不公, 遂诉至法院。但法院认为房管部门有权在其自由裁量范围之内裁决安置楼层的高低, 法院对此无权进行审查。

在第一个案例里, 行政相对人虽然申请了行政复议, 可是行政复议机关却没有及时给予答复, 于是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目的是想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但由于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 而导致结果不能如其愿。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间不顺畅的衔接关系, 导致了无法有效寻求权利救济途径的现实困境。而在第二个案例中, 虽然相对人选择了行政诉讼, 可是因为该案所诉讼的拆迁裁决仅仅涉及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 而这却并非法院的审查范围。因此, 行政相对人也不能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其意欲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身权益的诉讼目的。借由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由于行政相对人的盲目选择把其带入了这样一个维权困境:虽然获得了程序自由选择权, 但其一直试图寻求维护的实体权利却丧失了。以至于行政相对人无法得以实现其维权目的。相反, 若行政相对人选择首先申请行政复议, 如果行政相对人不服该决定, 则依然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过法院的合法性审查来督促复议机关履行其纠正不当行政行为的职责。由此看来, 法律虽然明确的赋予行政相对人自由选择权, 但行政相对人却因为选择了不同的权利救济途径而导致权利救济的实际效果也不同。

一、困境与反思

(一) 模式概述

1. 自由选择模式。

行政相对人就行政纠纷既可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又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此种模式下, 法院不能以尚未经过行政复议为由拒绝受理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该模式又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复议结果为终局性的, 即相对人最开始选择的是申请行政复议, 则该复议结果为终局性结果, 而不能再对就同一行政争议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一种是复议结果非终局性的, 即相对人若对该复议结果不服, 依然可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 复议前置模式。

在此种模式下, 行政相对人就某一行政纠纷必须首先经过行政复议, 若对复议结果持异议, 方可诉至法院。该模式也可分为复议终局型和复议不终局型两种基本类型。法律对复议不终局型的案件类型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如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中所列举的内容。1

3. 复议终局模式。

若行政相对人对某一具体行政争议的处理持有异议, 只能选择行政复议这种救济途径, 即使对该复议结果不服, 也不能够诉至法院。这种行政机关所享有的一定的终局裁决权力, 是由我国司法对行政的有限监督所决定的。此种终局裁决权力, 有些在《行政复议法》中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而有些虽然未在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 然而按照其性质只有复议机关才有权力对该行政争议来进行终局裁决。

4. 迳行起诉模式。

面对持有异议对行政争议处理结果, 行政相对人可以不经过行政复议, 而直接选择行政诉讼这一救济途径。表面上看, 似乎该模式限制了对行政复议的选择, 但在司法实践中该模式是可以和行政复议模式并存对。2该模式主要适用于: (1) 行政相对人是否可选择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法律法规已经对之做了明确的规定, 而对于是选择行政复议还是选择行政诉讼, 却没有明文规定, 也没有对复议前置进行规定。 (2) 虽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途径, 但行政相对人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来寻求其权利救济途径。

(二) 缺陷分析

通过对各主要模式的分析, 可以看出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程序衔接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设置的类型过于繁杂, 不能有效发挥权利救济功能。

机制构建的根本出发点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更有效、便捷的权利救济途径, 而非阻碍行政相对人进行权利救济。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中, 法律、法规不同, 其规定的模式也不同。造成设置的类型过于繁多, 除非是专业人士, 否则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行政相对人很难了解, 进而会出现不知如何维权的尴尬境地。

2. 缺乏统一的设置标准, 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遵循。

由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间的衔接关系直接影响着行政相对人能否充分维护其合法权益, 因此, 我国立法应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综观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便发现缺乏统一的内在设置标准。而对于行政相对人如何寻求法律救济, 更是没有一定的规律来遵循。

3. 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存在相互侵蚀现象。

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分立、协调情况可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的衔接关系上得到直接体现。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存在相互侵蚀现象, 便是衔接机制设置不合理的主要体现, 这给行政救济制度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严重限制了救济制度功能的发挥。《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中的规定使得法规也可以成为复议前置模式的规范依据。如此一来, 在司法实践中行政相对人选择权利救济途径的自由程度就被大大限制了, 且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维权成本。此外, 复议终局模式违背了司法最终原则, 客观上造成了司法权被行政权所侵蚀。迳行起诉模式的相关规定也体现出这种相互侵蚀的现象。若行政相对人只能选择行政诉讼这一权利救济途径, 那么就意味着相对人对行政复议的自由选择权丧失了, 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行政复议制度的排斥与否定, 这无形中导致行政权被司法权侵蚀了。

二、借鉴与启示

各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模式各有不同, 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穷尽行政救济”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诉讼类型决定程序衔接”模式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当事人自由选择”模式等三种典型的模式。3虽然各国模式不同, 设置存在较大差异, 但并无优劣高低之分, 相反, 其所体现出的共性特征对于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重新构架启示意义重大。

(一) 具有明确的设置标准

不管是复议前置模式还是自由选择模式, 各国行政法有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制度设置, 都具备其内在标准的明确性, 即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何种情形下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何种情形下须先经过行政复议步骤。德国模式在上述三种典型的模式中所确立的标准最为清晰和直接, 行政复议是否是必经步骤的决定标准是后续的行政诉讼类型。日本和法国对于适用复议前置模式的例外情形, 也从立法上进行了明确规定。美国虽然不同于日本和法国的做法, 但由法院享有此项最终决定权4。若我国立法能够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提供明确的设置标准, 则可以让当事人对法律生出信赖感和安全感。

(二) 坚持正当的设置目标

各国对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规定各有不同, 但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更充分地维护相对人的权利, 为其提供更有效的救济途径, 这也是选择直接诉至法院还是选择申请行政复议来处理具体行政纠纷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德国前述制度设计的考察, 其内在基准便体现出来:是否适用复议前置程序, 取决于如何及时有效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该规律都充分体现在上述三种典型模式中, 其共同目的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无漏洞的权利救济方式。

(三) 充分发挥司法与行政的各自优势

弗兰克福特———著名的美国大法官, 曾提出过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应互相尊重、各自发挥功能优势的观点, 5“穷尽行政救济”模式即是该观点的充分体现。在该模式下, 行政机关可以充分发挥其解决行政争议的职能优势, 也能更好地保护其行政自主权, 并能有效预防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早干预, 从而当行政机关在发挥职能的过程中出现失误时, 可以及时进行自我调整与修正。只有当行政机关无法解决, 需要借助司法力量来处理时, 作为另一救济手段的行政诉讼才有可能被启用。6对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设计, 虽然各国存在较大差异, 但其共同目的都是促进司法与行政优势的充分发挥, 从而更有效的维护公民权利。

(四) 确立并贯彻司法最终原则

《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规定:“公民的法定权利若遭受侵害, 国家应对其提供切实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这是对公民选择司法救济的权利的认可, 同时也确立了原则上只有法院才有权力对任何法律争议进行最终的裁决, 即司法最终原则。在行政法领域, 该原则具体表现为:任何行政行为产生的任何行政争议, 原则上该行政行为都必须接受法院的行政诉讼, 且法院享有最终裁决权。该原则在各个国家的行政法领域中都有体现。在美国, 只有在两种例外情况下行政行为无需接受行政诉讼:1.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于行政诉讼。2.行政争议的性质决定其不适用于行政诉讼。在法国, “行政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享有最终裁决权。”7由于各个国家在司法实践中确立并贯彻司法最终原则, 公民对权利救济途径的选择并不会对其合法权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司法最终原则为各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设置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出路与选择

(一) 复议前置类型应明确列举

行政复议案件的维持率和判决改变率在我国目前一直居高不下, 由此可以看出, 行政复议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其制度救济功能, 反而成为了相对人在维权道路上的障碍。因此, 应从立法上对复议前置的类型进行明确规定。主要有:1.修改《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明确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才有权力设置复议前置程序的规定, 同时取消“法规”对此项规定的权力。这样可以限制复议前置的范围, 为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救济选择权提供更有效的保障。2.为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和技术优势, 应将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于诸如商标、专利、药品管理、税务、海关等具有极强技术性、专业性的案件。3.对于涉及行政行为合理性的案件, 原则上应复议前置, 避免相对人因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而被驳回诉请, 进而丧失行政复议的机会。

(二) 复议终局型应逐步取消

复议终局型与司法最终原则相违背, 一定程度上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应逐步消我国有关该模式的法律法规, 为司法介入行政纠纷提供更多的机会, 从而确立司法至高无上的权威。1.修改《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九条、《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五条, 明确当事人可自由行使选择权利救济的权利, 逐步将废除终局性选择型彻底废除。2.废除《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条第二款及《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对此可以参照《专利法》及《商标法》中有关复审决定终局性规定的修改来进行, 并逐渐缩减《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项中的的实际范围。3.必须对《行政复议法》第五条的规定进行严格解释, 确保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贯彻落实司法最终原则。4.选择适当时机修订《行政诉讼法》, 让司法最终原则在立法中得以确立, 对于必须排除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 应从立法上作出明确的规定, 同时应严格控制其适用范围。

(三) 迳行起诉型应严格限定

我国关于迳行起诉型的规定, 其立法初衷并不排斥行政复议。同时为避免语言上的误解, 现行立法中关于迳行起诉型的规定应由自由选择型来取代。此外, 鉴于听证程序在我国行政活动领域日益扩大其适用范围, 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行政程序, 可考虑借鉴德国《行政程序法》第七十条的规定, 只有经过听证程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才能适用迳行起诉型。

(四) 自由选择型应积极推行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法上最重要的权利救济机制, 从立法目的来说, 都是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置。因此, 立法者应相信行政相对人基于“理性人”的考虑, 当面临行政争议时, 完全可以做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有利的选择。为此, 我国应积极推行自由选择模式, 赋予相对人更多的自由选择救济途径的权利。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自主选择法律程序救济的权利, 在这个日益推崇个人自由的时代, 已渐渐成为各国制度的共同发展趋势。我国目前正处于行政法治初建时期, 行政救济制度的实际效果逐渐减弱。只有给行政相对人以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让其在切身体会中进行对比, 才有可能清楚各种救济方式的孰优孰劣;也只有在行政相对人自由选择的过程中, 通过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 促使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

四、结语

我国对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构建, 不仅要考虑国家历史政治传统、法律文化传统及国家行政管理模式等, 更应考虑社会成本、国家权力结构设置、公共管理的历史习惯等。且要使此衔接机制获得良态发展, 除了司法制度、行政制度自身的日益完善外, 还需要完善我国的民主宪政。只有这样, 才能在协调的关系中充分发挥各种权利救济制度的救济功能, 妥善解决纠纷, 实现社会和谐。

摘要：综观我国立法, 对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间在衔接关系上的规定存在着缺乏统一的设置标准, 设置较为混乱等问题。这不仅阻碍了两者充分发挥其行政救济制度的功能, 无形中也造成了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相互侵害的现实困境。文章在分析我国现状的基础上,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模式, 在目标和标准的设置等层面上进行梳理, 进而对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机制进行重新架构。

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衔接机制

注释

11 谢尚果:《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之反思与重构》, 载《河北法学》, 2013年第2期, 第10页。

22 陶元峰:《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现状及检讨》, 载《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9期, 第35 -36页。

33 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 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第299 页。

44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 (下) ,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第604 页。

55 [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 王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00页。

66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 李克强等译,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第189页。

外汇管理行政复议程序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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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行政复议程序

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按照下列步骤进行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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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外汇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外汇局申请复议，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复议。

申请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申请人，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外汇局是被申请人。

二、复议申请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15日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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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复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人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3、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事实依据；

4、属于申请复议范围；

5、收到复议申请的外汇局有管辖权。

四、申请人向外汇局申请复议应当递交复议申请书。复议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1、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2、被申请人的名称、地址；

3、申请复议的要求和理由；

4、提出复议申请的日期。

五、外汇局在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10日内，对复议申请分别做出以下处理：

1、对于符合规定的复议申请，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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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符合第三条规定条件的复议申请，裁决不予受理并告之理由；

3、不符合第四条规定的复议申请，发还复议申请书并通知复议申请人限期补正，过期不补正的，视为未申请。

六、复议机关应当在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复议机关提交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或者证据，并提出答辩书，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

七、复议决定做出前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或者被申请人改变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同意并申请撤回复议申请的，经复议机关同意并记录在案，可以撤回。

八、复议机关经过审理，分别作出如下复议决定：

（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决定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程序上不足的，决定被申请人补正；

（三）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律规定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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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四）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并可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事实不清；

2、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影响申请人合法权益的；

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九、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机关应当制作复议决定书，复议决定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1、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2、被申请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3、申请复议的主要请求和理由；

4、复议机关认定的事实、理由，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5、复议结论；

6、不服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期限，当事人履行的期限；

7、作出复议决定的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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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决定书由复议机关的法定代表人署名，加盖复议机关的印章。

复议决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十、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停止执行：

1、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2、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3、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裁决停止执行的；

4、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停止执行的。

十一、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 行政拘留先执行还是先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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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裁定的内容 http://s.yingle.com/w/xz/624196.html 中国

公

民

出

入

境

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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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许经营合同的风险要如何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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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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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冒充专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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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执行期限的规定(2018)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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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民 http://s.yingle.com/w/xz/624190.html

对妨害行政诉讼的行为可采取什么强制措施 http://s.yingle.com/w/xz/624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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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窃追缴违法所得是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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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的情况能否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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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诉讼证据的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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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监察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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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应遵循哪些普遍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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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所丢失居民档案致其无法办理退休被判赔8万 http://s.yingle.com/w/xz/624177.html

 云南省行政复议证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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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对土地争议的处理决定生效后一方不履行另一方不应 http://s.yingle.com/w/xz/624174.html

 行政处罚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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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广告的内容应遵守哪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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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体现为什么 http://s.yingle.com/w/xz/624171.html

 行政复议简易程序审查的模式构想 http://s.yingle.com/w/xz/624170.html

 责令退还违法所得与追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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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挂国旗的范围是怎样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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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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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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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名“的哥”的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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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情况法院裁定不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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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夫欠债妻子被起诉执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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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证据保全公证 http://s.yingle.com/w/xz/624159.html 消防

行

政

复

议

程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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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借贷判决怎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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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正确处理好“依据”与“参照”的适用 http://s.yingle.com/w/xz/624156.html

 关于全面加强税务行政复议工作的 http://s.yingle.com/w/xz/624155.html

 探讨生育权的法律限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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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有哪些 http://s.yingle.com/w/xz/624153.html

 行政诉讼撤诉反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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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纪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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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行政复议程序，它大体上依次经过哪几个阶段 http://s.yingle.com/w/xz/624150.html

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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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拘留会见是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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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形式审查以及包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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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规范之间冲突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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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市统计局统计行政复议制度（试行）http://s.yingle.com/w/xz/624145.html

 为什么政府要实行邮政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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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行为的期限及逾期不作的法律后果有哪些 http://s.yingle.com/w/xz/624143.html

 人民法院不受理哪些行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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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强制执行拘留一般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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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律检查机关的职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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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行政复议的程序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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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诉讼申请诉讼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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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拘留担保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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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超期未报 http://s.yingle.com/w/xz/624136.html 谁是

行

政

诉

讼

案的被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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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南区深入开展行政复议调解机制调研工作 http://s.yingle.com/w/xz/624134.html

 特许经营的内容划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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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第二胎能享受第二次生育津贴吗 http://s.yingle.com/w/xz/624131.html

 浅议行政复议调解范围及适用原则 http://s.yingle.com/w/xz/624130.html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 http://s.yingle.com/w/xz/624129.html

 行政调解的原则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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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行政处罚法》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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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规定体现了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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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终止强制执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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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监察有什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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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避行政拘留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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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判决强制执行期限是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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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程序 篇3

【关键词】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程序；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比较

就当下已经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来看，规定有关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内容极少，体系不完备，不能很好地规范行政公益诉讼。而相比而言，对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制则比较完备，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于此，以两者的比较为切入点，从而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构建提出一些建议。

一、受案范围存在差异

从产生的法律关系来看，民事公益诉讼产生的是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针对的是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导致公益受损而赋予的法定救济权；而行政公益诉讼产生的是行政法律关系，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导致公益受损而赋予的法定救济权，从这个角度上讲，二者并不存在交叉部分。但现实中并不是这种情况，生活中多数案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选择权，既可以选择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选择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与此同时法律也做出了一定的限制，对于如无效婚姻，父母剥夺未成年子女受教育权等案件，则只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于涉及抽象行政行为的案件，则只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值得指出的是，在进行制度构建时，抽象行政行为理应被包含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两者的被告及其权利义务不同

从两者的被告主体而言，关于民事诉讼的被告，包括三类主体，即实施侵权行为的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而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仅限于实施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公益诉讼，从理论上讲，原告与被告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其社会地位的不同，双方的对抗力量并不平等，原告的弱势地位明显。民事公益诉讼，理论上讲原告与被告的权利义务也是平等的，在实践中，虽然有一些差距，但双方基本可以形成平等的对抗地位，力量悬殊比较小。

三、诉讼中的第三人不同

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中有关第三人的制度也有所不同。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第三人通常为与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有关的民事主体，典型的例子是香烟广告案中的广告公司。相比较而言，民事公益诉讼中有关第三人的制度较为复杂，可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涉案主体为民事主体，那么可以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第二种是涉案主体为有关行政机关，那么不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如果想让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那么需要在制度上加以规制，以保障其参与诉讼的正当性。

四、启动程序的条件不同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受害人没有提起诉讼或者是很难确定受害人；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是，行政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如果人想要用民事诉讼的方式作为受损利益的救济方式，那么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当事人想要用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受损利益，那么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即行政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实际上，在行政诉讼中想要胜诉，并非只具备以上两者就可，在审判时还会考量的因素还包括原告的主体适格问题，行为是否合理与合法的问题等。

五、是否具有前置程序不同

与民事公益诉讼相比，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必要的前置程序。所谓前置程序，即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向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法律意见或者建议，如果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既没有予以纠正，又没有予以书面答复，那么人民检察院便可直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果其予以纠正或书面答复，保障了受侵害权利的救济，实现目的，那么人民检察院便不再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果对作出的纠正行为或者答复行为不满，仍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来救济权利。

一般情况下，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需要经过前置程序，给予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机会，但以下几种情形可以不经过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诉讼。包括（1）明显不属于行政主体可管辖的范围的；（2）如果经过前置程序，公共利益将受到不法弥补的侵害的；（3）不存在事实上的争议，焦点是法律适用问题；（4）行政主体故意不作为或无法救济的；（5）其他通过前置程序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

六、举证责任分配不同

在民事公益诉讼中，依然适用民事诉讼基本的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自然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通常具备案情伊娜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等特点，案件中的被告在成大程度上可能存在不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甚至可能会直接干扰相关活动，所以，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和可以采取某些强制措施的权力，从而保障检察机关调查取证顺利进行。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此处可以借鉴刑事诉讼审前侦查阶段实行的任意侦查原则和强制侦查法定主义，慎用强制力，对强制性调查手段提出必要性审查。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依然适用行政诉讼的基本举证责任原则，即举证责任倒置，所以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并不需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其需要证明的只是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使得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可能受到损害，而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则需要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提供证据。基于以上考虑，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的权限理应受到限制。

七、诉讼目的和救济措施不同

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上分析，前者主要是追究相关主体的民事责任，从而达到民事救济的效果，后者主要侧重于维护社会整体秩序，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从而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救济手段，不同的主体通过这种方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存在差异，所以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呈现多元化的特性。有学者认为，设置行政公益诉讼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制止行政权的滥用，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也有学者认为设置行政公益诉讼是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以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从本质上讲，公益和私益是一致的，社会普遍的利益都没有得到保障，更何况保障每个公民的私益。所以，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应包含三个方面，即控制行政权，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从以上七个方面对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做出了比较，由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没有相应的规定，很多都是运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理来进行判断，从而发现两者的不同之处。因为行政公益诉讼虽然带有公益性，但也应当在行政诉讼的框架内活动，在没有具体规定时，也应当适用行政诉讼的相关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整个法律体系的一致性，也有利于法官做出判断。公益诉讼维护的是公共利益，但民事公益诉讼的存在并不能完全代替行政公益诉讼的地位，行政机关其特殊的地位也决定了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它能够起到民事主体无法代替的地位。所以，借鉴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从而更好地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的构建

【参考文献】

[1]王志颖.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比较研究[J].河北法学，2004.

[2]柯阳友，曹艳红.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关系[J].诉讼法论丛，2006.

[3]柯阳友，冯慧敏.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抑或行政公益诉讼[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4]张结桥.关于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的比较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5]朱全宝.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特征、模式与程序[J].法学杂志，2015.

论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 篇4

(一) 行政程序工具主义理论

程序工具主义认为, 程序不是作为自主和独立的实体而存在, 它只是实现实体法的“功利”手段, 评价一种法律程序的好坏就是看它实现良好结果的有效性。或者说, 如果一种行政程序或者一种行政程序规范对于形成正确或公正的裁判结果是有效的, 那么它就具有正当性。长期以来, “在思想领域和行为世界中都过于强调结果, 而把程序纯粹看成实现实体法的工具或手段”[1] 。程序正当性或者行政程序正义的合理性只能从行政程序对其所要产生的、直接裁判结果的有利影响上得到证明[2] 。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律程序在保障实体法目标得以实现方面的工具性价值。但是, 这种“为了结果可以不择手段”的绝对程序工具主义态度与法治的基本精神是根本冲突的。

(二) 行政程序中心主义理论

程序中心理论强调的是行政程序独立于实体结果, 程序并不仅仅只是实现某种实体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 结果有效性亦并非法律程序的唯一价值, 评价法律程序的价值标准应当立足于程序本身是否具有某些独立于结果的“内在品质”, 即过程价值有效性。程序中心主义将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看作是对一些诸如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等价值的保障。程序自身的公正、公平、合理参与、理性被视为与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无关的独立价值。换言之, 法律程序的价值在于程序本身的正义, 而不是结果的有效性。

二、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内涵

(一) 行政程序公正的涵义

所谓行政程序公正, 是指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行为时所遵循的步骤、所采取的手段应当是适当的, 合乎情理的, 尤其是在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自由和财产时, 更应注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公正话题可谓源远流长, 自人类历史以来, 公正价值就已存在。当然国家中的公正和国家产生之前的公正是有区别的。这种公正区别可以认为是道德中的公正和法律中的公正区别。公正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中, 法律中的公正可以认为是最主要的公正。公正除了含有公平之意之外, 还有正直的意思, 公正可以说是公平和正直。柏拉图说, 人除了对他人应该公正之外, 还应对自己公正。这个意义用在行政程序上也很贴切, 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行为要公正之外 (实体结果的公正) , 行政程序本身也要公正。除了要求整个行政程序过程包括裁决及其执行公正之外, 程序本身还应表现公正性。

(三) 行政程序公正的内容

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具体内容是指什么样的行政程序是公正的, 公正的行政程序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品格。从形式上来考虑, 公正的行政程序应该具备以下特性: (1) 程序的中立性。公正的行政程序应当能保障程序的主持人做到不偏不倚, 不和当事人单方面接触。和行政程序的法律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成为案件的主持人。 (2) 程序的可操作性。程序存在的价值就是为法律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行政程序要有明确、具体、有序的行为模式, 以有效地限制专横、恣意的行政权力。 (3) 程度的透明性。行政程序应该是公开的, 其要素和过程应能为公众知晓, 接受公众监督, 确保行政程序公正的实现。从实质上来考虑, 行政程序的公正性标准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展开:行政性对人程序权利的保障;行政权力的控制;行政行为合理的效率;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实现。

三、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的意义

(一) 公正是法律的首要价值追求

法律价值自古以来都是法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基础问题, 从而为中外法学家所重视。一般认为法律价值是法律对社会主体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和意义。西方法学界将法律价值的内容界定为正义、秩序和自由, 我国法学界在此问题上也基本形成通说, 认为法律价值包括四个方面, 即“秩序、正义、自由、效率”。但不管是“三位说”, 还是“四位说”, 各国学者都将正义 (或称之公正) 视为首要价值。从古希腊时代, 人们就将正义当成是习俗和法律的绝对基础。“法律就是正义”更是成为古罗马时代最高的法学理念[3] 。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 无论它多么精炼和凝聚, 只要它是不真实的, 就必须加以拒绝或纠正;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高效和有序, 只要它们是不正义的, 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4]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要是事物合乎正义, 应当毫无偏私的权衡, 法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5] 若是要在行政程序中找到这样一个不偏不倚的权衡, 那只能非公正价值莫属了。

(二) 公正是世界各国行政程序价值定位的总趋势

行政程序价值定位之所以会有着朝向公正发展的趋势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不无关系。在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的阶段, 行政程序价值不可能追求控制、规范行政权力, 限制蛮横、恣意的行政行为,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私权利。这是因为当时各国都是走“小政府”路线, 政府对自由市场干预的越少则被认为越好, 行政权很少直接触及社会生活领域, 行政公权力和相对人的私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并未凸显出来。当时的市场经济强调经济效率, 因此当时行政程序的价值定位也是更重效率忽视公正。然而, 社会生活及其管理日益变的更加复杂, 政府不在满足于仅仅做社会的“守夜人”, 开始深入干预社会生活各方面, 行政权逐渐膨胀。行政权的膨胀一方面适应社会发展, 提高促进了公共利益和公共福利;另一方面, 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也随着行政权更深入、更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各领域而逐渐增大。这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需要有公正、合理的程序机制来保障, 从而保证行政过程的公正性。因此, 许多国家开始将行政程序价值定位由效率转向公正, 以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和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

(三) 公正是我国当前行政程序价值定位的主导选择

就其内容而言, 行政程序一方面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要求行政相对人服从管理的程序;另一方面是行政相对人要求行政主体遵从保障行政相对人基本权利的程序。这两种程序必须保持动态平衡。这种平衡要求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重新配置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强调行政程序的公正性在我国的意义尤其重要[6] 。长期以来, 我国存在重实体、重结果而轻程序的观念, 很少关注法律程序的问题,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 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与现代法治社会中程序本位的观念格格不入。作为现代宪政的前提, 程序公正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之一。因此, 如果我国当前行政程序价值定位依然用效率来取代公正, 那么将不符合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要求, 进而对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产生有碍影响。

四、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的实现

(一) 明确行政程序立法的公正价值目标

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是一国行政程序法因理想效果设计而确定的主要立法目的及其整合规则, 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总体风格和特征, 使行政程序法价值取向或价值模式法律化”。[7] 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作为行政立法制度的价值目标, 是确立行政程序立法目标模式的前提。行政程序公正价值为行政程序具体制度的建立起到了指引性的作用, 因此, 要实现行政程序公正价值就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按照法价值冲突解决的相关原则, 在行政程序价值体系中对公正价值做位优选择, 明确行政程序立法的公正价值目标。

(二) 完善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

完善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对实现行政程序公正价值具有现实意义:第一, 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完善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 有利于行政目的的实现。第二, 完善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能最大限度地限制行政主体滥用权力, 抑制权力腐败, 维护和提升政府形象。如康德所述“一切人都应被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来对待。人的存在, 本身就是目的, 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国家与政府是为人民而设立的, 而不是人为国家而存在。国家和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或理由把人民贬为其统治的客体和手段。”[8] 因此, 针对我国实际的国情, 行政相对人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权利, 尤其是在受到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损害时, 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能得到切实保护, 那样就会最大程度遏制行政主体违法, 实现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

(三) 健全行政程序违法责任承担机制

目前, 我国行政违法责任承担的制度在实体法中有相较程序法中更为明确和完整的规定。但是, 若要实现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 不仅需要行政程序制度的建立, 更依赖于行政程序违法责任的承担。一方面, 行政程序违法责任承担与否相较实体违法责任承担与否对公众 (包括行政相对人) 的影响更大。公正的程序, 程序违法责任的追究, 更易使公众认同权力的运行机制, 也更易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可程序运行下产生的实体决定;另一方面, 只有建全相应的法律责任机制保证行政机关履行程序义务, 才能使得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得以运行, 进而才能实现行政程序公正价值。因此, 法律、法规不仅要制定程序规范, 规定行政主体如何行使行政权力, 更要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责任, 使得行政程序违法行为的责任承担有法可依、机制健全。这样才能保障行政程序法律得以严格执行, 实现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

(四) 培育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理性素养

行政程序法律的执行和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归根结底要依靠人的行为。这需要一个渐进的、多角度的发展过程。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既要有完善的法律机制的保障, 也需要良好的环境条件的支撑。其中, 培养程序公正价值的意识尤为重要。在实际生活中, 虽然行政程序法治的理念已在社会中普及, 但是人们的程序公正价值意识仍然淡薄, 行政主体执行程序法的效果依然欠佳。因此, 要实现我国行政程序公正价值, 就要培育公民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理性素养, 进而才能营造一个按程序办事的法治环境。

摘要：行政程序公正是控制行政权无限膨胀的需要, 亦是对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的各种权益的保障。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作为行政程序价值取向中的首要选择, 一如公正价值之于法的价值一样, 具有基础性和至上性的重要意义。可以从明确行政程序立法目标、完善相对人程序权利、健全程序违法责任承担机制、培育公正程序理性素养等方面实现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

关键词：行政程序,法律价值,公正价值

参考文献

[1]肖凤城.再论法即程序[J].行政法学研究, 2001, (3) .

[2]杨海坤, 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3]C.Perelman.Justice, Law and Argument[M].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6]应松年.行政行为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7]皮协纯.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0:25, 58.

5.1、行政复议听证程序规定 篇5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系统行政复议听证程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行政复议机构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举行听证的，应当遵守本规则。

行政复议听证应当在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依法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证据及其他有关材料后，行政复议决定前举行。

行政复议案件经过听证，事实仍不清楚，需要调查取证的，应当进行实地调查取证。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听证是指行政复议机构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由行政复议机构决定，由听证主持人组织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举证、质证和辩论，并对争议的问题进行认定和评判的审查活动。

第四条

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负责行政复议案件听证审查的组织实施。

第五条

行政复议案件听证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第六条

听证实行回避、辩论制度。

第二章

听证范围

第七条

下列行政复议案件应当进行听证：

（一）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独立请求权的申请人，对同一或者同类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法制机构决定合并审查的行政复议案件；

（二）涉及第三人的行政复议案件；

（三）涉及行政赔偿的行政复议案件；

（四）案件处理结果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政复议案件；

（五）被上级行政机关责令受理或者限期审查的行政复议案件；

（六）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以及涉外行政复议案件； 第八条

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或者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认为有必要听证的，可以进行听证。

第三章

听证组织和听证参加人

第九条

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应当指派三名人员组成复议听证庭，负责听证工作，指定其中一人或者复议听证庭成员以外的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人员担任听证的记录人。

复议听证庭成员回避的，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应当另行指派人员组成听证复议庭。

第十条 复议听证庭成员中有法制机构负责人的，法制机构负责人主持听证；没有法制机构负责人的，由法制机构负责人在复议听证庭 成员中，指定其中一人主持听证。

第十一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被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和翻译人员等。

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涉及专业技术问题的，可以邀请专家参加听证。

第十二条 复议听证庭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本案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处理的。

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负责人决定听证复议庭成员的回避。

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决定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负责人的回避。

第十三条 复议听证庭行使下列职权：

（一）认定案件事实，确认证据效力；

（二）决定鉴定、勘验；

（三）决定邀请专家参加听证审查；

（四）决定中止或终止听证；

（五）在听证后，提出案件初步审查意见；

（六）需要由复议听证庭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听证主持人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听证；

（二）宣布听证纪律，维持听证秩序；

（三）向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被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员、勘验人员、翻译人员和特邀专家等询问；

（四）宣布复议听证庭的决定；

（五）听证中需要由主持人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申请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申请听证；

（二）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

（三）申请复议听证庭成员回避；

（四）申请调取证据材料；

（五）申请鉴定、勘验；

（六）举证、质证；

（七）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向听证复议庭成员以外的其他听证参加人询问；

（八）辩论和最后陈述；

（九）按规定查阅案件有关材料。

第三人享有前款除

（一）项外的其他权利。

第十六条

被申请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

（二）申请调取证据材料；

（三）听证前知道行政复议申请的内容；

（四）申请鉴定、勘验；

（五）举证、质证；

（六）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向听证复议庭成员以外的其他听证审查参加人询问；

（七）辩论和最后陈述；

（八）按规定查阅案件有关材料。

第十七条

在听证期间，听证参加人应当遵守下列纪律：

（一）服从听证主持人的指挥；

（二）不得擅自录音、录像和摄影；

（三）不得随意走动；

（四）不得随意发言、提问；

（五）不得拨打或者接听移动电话；

（六）不得对听证参加人进行指责和人身攻击；

（七）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八）不得鼓掌、喧哗、哄闹或者实施其他妨害听证的行为。

第四章 听证程序

第十八条

申请人申请听证的，应当自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向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递交书面申请。

听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申请听证审查的理由；

（三）申请人的签名或者印章；

（四）提交听证申请书的日期。

第十九条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应当向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递交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具体权限。

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不得超过两人。

第二十条

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收到听证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决定是否进行听证。决定不进行听证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应当在举行听证的三日前采取电话通知、书面通知或者其他方式通知除复议听证庭成员以外的听证审查参加人参加听证审查。

第二十二条

采取听证通知书通知听证的，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听证的案件名称；

（二）听证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三）听证的理由；

（四）听证的时间和地点；

（五）缺席参加听证的法律后果；

（六）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三条

听证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听证记录人核对除复议听证庭成员以外的参加人的身份，并记录其姓名、单位、职务和联系方式等；

（二）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纪律；

（三）听证主持人介绍复议听证庭成员；

（四）听证主持人询问申请人、第三人是否申请复议听证庭成员回避，申请回避的，应当说明理由，是否回避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五）事实调查；

（六）举证、质证；

（七）辩论；

（八）最后陈述。

第二十四条

事实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申请人陈述行政复议请求事项、事实和理由；

（二）被申请人答辩；

（三）第三人陈述意见；

（四）听证复议庭成员向当事人询问；

（五）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当事人之间可以针对案件事实相互询问。

第二十五条

举证、质证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被申请人举证，申请人和第三人质证；

（二）申请人举证，被申请人和第三人质证；

（三）第三人举证，被申请人和申请人质证；

（四）听证主持人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申请调取证据材料、鉴定或者勘验。

复议听证庭成员可以对证据材料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询问除复议听证庭成员以外的有关听证参加人。

第二十六条

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发表意见；

（二）听证主持人确定案件焦点问题；

（三）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按照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的顺序围绕案件焦点问题进行辩论。

第二十七条

辩论结束后，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做最后陈述。第二十八条

听证记录人应当客观、公正、真实地记录听证的全部活动。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听证参加人姓名或名称、地址；

（二）听证主持人、书记员和其他听证人员的姓名；

（三）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方式；

（四）案由；

（五）申请人主张的行政复议请求和陈述的事实及理由；

（六）被申请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依据、证据及其他材料；

（七）第三人的陈述、事实和理由；

（八）双方质证、辩论的内容；

（九）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的最后陈述；

（十）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

听证结束后，听证参加人应当核对听证笔录，认为记录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可以申请补正。

对听证笔录核对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听证记录人应当如实记录，并由听证复议庭成员签字。

第三十条

听证笔录应附入卷宗档案，进行听证的行政复议案件，听证笔录应当作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根据。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

（一）因不可抗力的事由致使听证无法按期举行的；

（二）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申请延期的；

（三）其他可以延期的情形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听证：

（一）作为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继 9 续参加听证的；

（二）作为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三）作为当事人的公民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监护人的；

（四）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行政复议的；

（五）必须以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

（六）需要由有关机构对专门性问题、法律适用问题等进行鉴定、解释或者确认的；

（七）其他影响听证的情形。

听证中止的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的审查期限。

调查听证中止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调查听证。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听证：

（一）当事人撤回听证申请的；

（二）申请听证的当事人无正当事由不参加听证的，或者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

（三）经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同意，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

（四）已经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

（五）其他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构在本机关受理前已经依法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或者依法作出决定的；

（六）行政复议机构受理前，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申请人提起的诉讼的；

（七）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以及近亲属或者监护人放弃申请行政复议的；

（八）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没有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放弃申请行政复议的；

（九）除有特殊情况外，因本规定第三十二条

（一）、（二）、（三）项规定的原因中止调查听证满六十日仍无人继续参加调查听证的；

（十）其他应当终止调查听证的情形。

第三十四条

申请人撤回听证申请或者无正当事由不参加听证的，不得再次申请听证。

第三十五条

放弃参加听证权利的申请人不得就同一案件申请或者再次申请听证。

第三十六条

无正当事由不按期参加听证的，不影响听证的进行，但是申请听证的申请人除外。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有正当事由不能按时参加听证的，听证的日期由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另行确定。

第五章 听证的证据及其效力

第三十八条

听证的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证人证言；

（五）当事人陈述；

（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以上证据经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九条

听证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无法当场出示或者不便于当场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的证据，经听证复议庭同意，举证的当事人可以出示与原件、原物核对无异的复印件、副本、照片、复制件等。

第四十条

当事人向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提供证据材料时，应当一并提供证据目录，注明证据材料的来源、取得时间和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

第四十一条

申请人和第三人应当在听证结束前提供证据材料。逾期提供证据材料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第四十二条

证人应当在听证时到场如实作证。证人因正当事由无法到场作证的，经听证复议庭同意，可以由举证的当事人宣读证人证言。

第四十三条

申请人在听证过程中，对下列事项负有举证责任：

（一）证明行政复议申请符合法定条件；

（二）在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证明自己已向被申请人提出过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

（三）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的，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事实；

（四）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认为应当由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被申请人经复议听证庭同意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

（一）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但是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的；

（二）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在听证过程中，提出了在被申请人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

第四十五条

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事实根据：

（一）被申请人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

（二）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收集的证据；

（三）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供的，但是被申请人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根据的证据。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有权向 13 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

（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利益的事实认定的；

（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等程序性事项的；

（三）申请人或者第三人提供了证据或者依据的线索，但是无法自行收集，申请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调取的；

（四）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而无法提供的；

（五）为了查明事实，确有必要调取其他证据材料的。在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时，应当由两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进行，有关组织和人员应当配合，不得阻挠或者拒绝。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材料的，应当在听证结束前向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递交书面申请。

第四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经调取未能取得相应证据材料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并说明原因。

第四十九条

行政复议案件涉及专门问题需要进行鉴定、勘验的，由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委托依法设立的鉴定、勘验机构进行鉴定、勘验。

第五十条

对需要鉴定、勘验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事由不提出鉴定、勘验申请，不交纳鉴定、勘验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勘验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五十一条

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在听证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适当的证据，但是可以作为撤销、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或者不适当的证据。

第五十二条

听证期间，在与案件有一定关联性的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保全证据，行政复议机构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行政复议机构保全证据，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拍照、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制作询问笔录等保全措施。

第五十三条

听证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第五十四条

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

（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

（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

（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

（五）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

（六）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

（七）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同一证人对同一事实提供的互相矛盾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五十五条

复议听证庭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公正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遵循行政复议人员的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复议听证庭成员违反本规定进行听证的，由行政复议机构责令改正，重新进行听证，并可根据具体情形对听证主持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听证记录人不如实记录听证活动、擅自涂改听证笔录的，可由行政复议机构根据具体情形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不遵守听证纪律，严重影响听证秩序，经劝告仍不改正，可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阻挠或者拒绝行政复议机构法制机构及其行政复议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的，该国家机关应当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条

听证费用由行政复议机构在行政复议专项经费中支出，不得向当事人收取。

第六十一条

鉴定、勘验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承担，翻译费用由使用该语言的当事人承担。

第六十二条

“行政程序立法时机已经成熟” 篇6

作为学者,几乎与行政法学相关的重大课题都在江必新的关注领域之内。从参与《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到组织起草数个与行政诉讼相关的司法解释,他出版了三部有关行政诉讼法的专著,在确保《行政诉讼法》的贯彻实施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此同时,他还对《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众多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行政程序法》则是他一直最为关注的领域。

在整个工作和学术生涯中,江必新一直关注和推动着行政程序法的立法。上世纪80年代末他与同仁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行政程序法专著《行政程序法概论》。新世纪伊始他组织课题组起草《重庆市行政程序暂行条例(试拟稿)》,提出“先地方后中央”的统一行政程序立法思路。2007年向国务院提出《行政听证程序条例(试拟稿)》,2008年担任《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起草专家组顾问,2009年在《人民日报》刊文呼吁“行政程序法不应‘缺席”。

5月11日,江必新就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相关重大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程序与意识形态是相对分离的”

中国新闻周刊:国家立法有一个基本规划,就是在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的法律比较丰富,为什么还需要行政程序法呢?

江必新: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讲,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它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最重要的标志和最基本的依托。如果只有实体法,对权力的监督,对权利的救济,对责任的追究,这些最基本的要求都是不易实现的。第二,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是以人为本理念和全面协调可持续要求的基本保障。正当的程序具有充分吸纳民意、集中民智、维护民权的作用,使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贯彻在执政活动之中,“全面协调可持续”也有程序依靠。第三,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先后制定了包括《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许可法》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这些法律并不能代替行政程序法,因为这是一部具有行政领域基本法性质的法典。在以制定法为基本形式的法律体系中,缺少提纲挈领的基本法,是不能想象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强调行政程序法是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也有人认为程序是西方的东西,你怎么看?

江必新:这是一种误解。程序对西方法治文明的形成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有人认为,西方民主法治的主要成果都是正当程序带来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程序与意识形态是相对分离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而且我们可以用得更出色。实际上,我国也不是没有程序法,只不过是以分别立法的形式存在的。当然,我体会这种担忧,主要还是程序法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有的人就提出,程序法治在中国走不通,实体法治道路更合适。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并不是沖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我们要特别注意,国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加细致分析就拿来作论证不科学。在我国古代,就有比较发达的程序法制。实际上,所谓“礼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程序之治。比如说在宋朝,仅实施行政救助前的程序就包括诉灾、检放和抄札三部分。诉灾是向官府报告灾情,检放是检查灾情状况并确定减免租税份额,抄札是登记受灾人口数量以备进行救助。如何实施、如何监督也有详细的程序性规定。所以,不能笼统地说程序与我国国情不兼容。

“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条件基本成熟”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相比,有哪些独特的功能?

江必新:对行政法而言,程序法和实体法都很重要。但为什么要格外强调程序法呢?主要是因为在当前条件下,程序法更管用。

首先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社会关系急剧变动时期,更宜制定程序法而不宜仓促制定实体法。因为制定实体规则,既要考虑昨天的历史,又要迁就今天的现实,还要考虑明天的发展,这使立法者勉为其难,只能制定出十分抽象的原则规范,缺乏可操作性。制定程序规则,对复杂变动的社会关系依赖较少,可以适当超越时空的限制,对成千上万的行政行为类型化处理,分别做出统一的程序要求。这样的法律规范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容易得到有效实施,与搞实体法相比,事半功倍。其次,各方面对某些实体问题有不同看法和立场,而无统一的实体规定的时候,通过程序法治“摸着石头过河”或许是明智之举。最后,如果没有优良的程序规则,实体规则再多再好也无法实施,只能成为具文,而如果有一套优良的程序规则,即使没有什么实体规则,其运行的效果会使绝大部分的行为实现或者接近正义,因为一个设计得良好的行政程序,可以“架着”或者“逼着”行为人走向公平和正义。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也强调,我国并非没有行政程序法,只是没有行政程序的统一法典。为什么非得来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呢?

江必新:是的。我国现有的行政程序立法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行为单行法,比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二是各地区、各领域的行政程序规定,比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

在我国,对待行政程序统一立法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统一立法,分散立法、单独立法的方式更好。但是,赞同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声音还是主流。在我看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是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方案。为什么呢?首先它既然是基本法,就能把行政领域的基本问题予以规范,可以在短时期内做到在所有行政领域实现有法可依,比起分别立法的思路更有效率。其次,立法是有成本的,集中立法比分散立法、单独立法的成本要低很多。再次,它有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避免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的规定相互冲突。又次,它有利于尽快使行政活动有法可依。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复议在所有行政行为中只占极少份额,应当说目前绝大多数行政行为还没有程序规范,如果按部就班地逐项加以规范,要全面实现行政行为有法可依至少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最后,它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便于学习,便于遵循,便于推广,也便于监督,这是分别立法难以企及的。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行政程序法曾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又没有了。是否表明立法时机还不成熟?

江必新:行政程序法确实曾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位列第二类规划中,即“研究起草、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列入立法规划就意味着制定统一法典的必要性已经得到认可,但什么情况算“成熟”,并没有一个明确标准。在我看来,条件的成熟与否,并不是绝对的。或许我们再等10年、20年,也不敢说条件完全成熟了。所以,我赞同一种看法,就是条件达到基本成熟的标准就可以了。

在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这个判断的依据是:第一,行政法的基本观念已经初步树立起来。如果说政府和公民已经普遍树立了依法行政、合理行政、正当程序、公开透明等观念,是不准确的。但大多数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对这些观念都是认同的,这是不能否定的;第二,行政领域迫切需要行政程序法典的调整。今年3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建立和完善行政程序,作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政府立法的重点任务。这实际上是传递了一个信号。普遍认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将提速;第三,行政程序法典的基本内容已经有了立法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行政程序法典已经告别了一穷二白的局面,单行法出台了很多,行政程序领域比较重要的陈述申辩、信息公开、听证、正当程序等核心制度已经确立起来;第四,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等规定的出台,为全国范围内行政程序法的制定积累了实践经验。行政部门的程序性规定、司法领域办理的大量案件,也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实践基础;第五,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学理准备。有关的专著、论文和试拟稿是比较多的。

“我国的程序法制建设还有不小差距”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主持或参与起草了《三峡移民行政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重庆市行政程序暂行条例》《行政听证程序条例》《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等程序性规定,而且有的已经发布实施了。你能否介绍一下开展行政程序立法的一些经验?

江必新:经验谈不上,我谈谈参加这些工作的一些体会吧。一要注重程序法治的针对性,在立法时,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必须对行政程序存在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分析,程序法须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为直接目的。二要确保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对存在的问题不仅要查清“病灶”,而且要摸清“病根”,解决问题要有“中医意识”。从表面上看,程序似乎由一些琐碎的步骤、方式、形式、时间所组成,但组合得科学良好的程序却至少具有九大功能:行为引导、品质改善、正义实现、民主参与、权力制约、意志统一、利益平衡、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等等。反之,组合得不科学,也会发挥负面作用。三要确保程序的适应性。一定要针对中国的问题设计具体的制度,这样的程序才具有生命力。比如说《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中规定了行政首长的决策问题,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程序。实践表明,它比较管用。四要确保程序的正当性。程序的设置要符合程序法治追求的基本目的,并要使其具有充分的正义含量和高度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认为它具有正当性。五要确保程序的有效性。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但程序毕竟是工具层面的,不注重效能不行。比如说听证,有人提出,很多听证就是走走形式,根本不起作用。这就是程序没有发挥有效性的表现。程序法本身必须具有一种“势能”,迫使行为人“走正道”而不入“歪门邪道”。六要确保程序的权威性。要为程序设置更为有效的法律后果,建立严格的违反法定程序或程序滥用的审查制度,有限制地建立程序违法即不得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制度。要严格追究违反法定程序或程序滥用者的法律责任,使程序法制切实受到尊重。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我国的行政程序建设在哪些方面还应当加强?

江必新:我国的程序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分散到集中、从低层级到高层级,走过了一些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程,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观念上,强调程序独立价值的程序本位论取代了传统的程序工具论,毒树之果不得采、违反法定程序无效(广义上的)等理念成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在制度上,一些核心的程序性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普遍的重视。这些成就的取得,对养成重实体轻程序习惯的当今中国而言非常珍贵。

档案行政执法程序司法化 篇7

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是指除档案行政听证之外的档案行政监督检查、档案行政处罚、档案行政强制、档案行政裁决、档案行政许可等行政行为过程。限于篇幅, 这里仅以档案行政处罚程序为例进行论述。行政执法司法化趋势的内涵包括审理机构的独立性、程序的公开性、参与性、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对抗性等等, 这些司法化的程序性制度是在长期的纠纷解决实践中经反复适用而最终形成的。司法化程序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正与对抗, 只有地位上的平等, 才会有行政相对人真正的对抗, 只有公开和当事人的参与, 才会有透明的公正, 只有裁判者的独立, 才会真正实现公正的程序和公正的结果。其中, 是否有与档案行政相对人平等的理念最为关键。而在这种平等理念没有真正普遍形成的情况下, 认真执行档案行政处罚程序在档案行政执法过程中就显得尤其重要。档案行政处罚程序司法化, 涉及告知、调查、检查、取证、文件审核、处罚、决定送达、处理等全部档案执法程序。只有建立司法化的档案行政执法程序, 才能从程序上保证档案行政执法的公正性、权威性, 才能提高档案行政执法的执行力。实现处罚程序的司法化是行政处罚程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方向, 这也是行政处罚行为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

论行政程序违法之补正制度 篇8

湖州市练市某化工厂, 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擅自从事危险化学品硝酸钾、硝酸钠的生产和亚硝酸钠的销售等经营活动。2006年5月29日, 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浔分局 (以下简称“南浔分局”) 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拟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 并书面告知当事人自签收之日起三日内, 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当天收到听证告知书并予以签收。由于办案人员的疏忽, 在三日听证期限的最后一天, 即2006年6月1日, “南浔分局”就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致使当事人享有听证的期限不足, 相差一天。2006年8月27日, 当事人据此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称工商部门在当事人没有表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时, 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为, 构成了拒绝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听证, 剥夺了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属程序违法,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南浔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应予以撤销。但是, 法院最终认定“南浔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暂行规定》的规定, 程序上存在明显瑕疵 (这是判决书上的表述, 就此案,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给工商局发了司法建议书, 明确指出“南浔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 , 但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这一程序上的缺陷并不影响行政处罚的正确性, 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未造成实质性的侵害。因此, 一审二审均判决工商部门胜诉, 维持行政处罚决定。

对此判决存在两种观点:

1、《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 行政处罚无效”。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 (一) 项的听证程序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据此法院应对“南浔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撤销。

2、那种认为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的观点是片面的。就本案而言, 从行政效率的角度看, 本案法院撤销后行政机关还可重作, 对当事人的结果可能一样, 这一程序上的违法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未造成实质性的侵害。因此, 法院只须作出一个宣告性判决, 而不必撤销该行政行为。

二、问题阐释:我国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规定

在我国, 补正最早见于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然而, 1999年制订的行政复议法却废除了这一制度。与原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较, 对是否可以补正存在较大分歧。原《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第2项规定了具体行政行为有程序上不足的, 决定被申请人补正。但1999年4月29日通过并于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取消了这一规定。到目前为止,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已经不允许补正。

三、问题的解决:补正制度的确立

在第二部分的论述中, 可以看到我国法定的行政主体程序违法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审查中的形式主要是撤销, 在实践中已显示其弊端, 无法应对实践的挑战,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除了撤销和无效作为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形式之外还确定了补正等多种形式。笔者认为, 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经验,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在将来的行政程序立法中设定多种责任形式, 本文将重点介绍补正制度。

补正, 是指对于某些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 可由行政主体自行或由其他国家机关责令予以事后的纠正, 行政决定的法律效力不受影响。

与原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较, 对于是否可以补正差别比较大。原《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第2项规定了具体行政行为有程序上不足的, 决定被申请人补正。但1999年4月29日通过并于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取消了这一规定。到目前为止,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已经不允许补正。

(一) 行政程序违法补正的理论基础

1、维护行政行为的确定性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及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执行力, 这就使得使得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行为作出后并能预知其产生的法律效果。但是在实体内容正确而程序违法后一味的认定其行政行为无效或撤销, 便会对该行为业已造成的社会效果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 并危及社会公共利益及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2、从现实情况而言, 完全按照法律规定来做的行政行为并不多见。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如果缺陷不大, 就可以保留它继续有效。就像在日常生活中用的瓷碗, 经常会磕碰一下, 出现小缺口。但是并不妨碍其功用的发挥, 没有必要丢弃。因为如果买新的瓷碗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而使用缺口瓷碗的成本只是小小的心理不快。之所以保留瓷碗只是现实和成本的考虑。补正相对于撤销来说, 具有其特殊的存在价值。撤销制度取消了已经形成的行政行为的效力。试想如果行政行为效力的取消仅仅是由于程序违法造成的, 而且当撤销该行为后行政机关还要做出同样的行政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以补正代替撤销更加经济。

(二) 行政程序违法补正的限制条件

行政程序违法的补正制度的实质是在出现实体正确而程序有瑕疵时, 不改变行政决定而通过对违法行政程序的修正, 从而维持行政行为的效力。这便需要对其加以法律的限制以避免行政主体借口事后补正而肆意违反行政程序。纵观世界上采用补正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如德国、葡萄牙、我国台湾和澳门地区等, 都对行政主体程序违法行为可以补正的情况进行了规定, 且对补正的条件作了严格而又明确的限定。笔者认为, 补正应满足以下的条件限制:

1、行政行为仅具有轻微程序瑕疵, 且实体内容正确, 任何具有实体瑕疵的行政行为都不得补正。但是由于人们对于“轻微”的理解各不相同, 这就需要作出非常明确之规定。

2、补正应该有明确的时间限制, 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督促行政机关对于自己所犯的程序错误进行纠正。对于这个时间限制,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如果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的, 则行政机关的补正应该在行政复议终结前完成;如果当事人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而没有提起行政复议, 则必须在行政诉讼前进行。3、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以避免补正的滥用。中国有着重实体而轻程序的历史, 其程序价值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易将事后补正视为正常之事。从现状而言, 存在大量的事后补正行为。在很多法律没有规定补正的情况下, 普遍存在着“先上车, 后补票”的现象, 程序往往形同虚设。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无视程序价值的情况予以重视, 于补正制度加以法律规定, 施加相应的限制。故而补正应遵循法律的规定, 依法定可补正的维持其法律效力, 若未规定的, 则仅补作相应程序并不能维持行政行为的效力。

四、完善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对补正制度的规定

鉴于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不完善, 我们应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从90年代开始, 我国行政法学界掀起了一个研究行政程序立法的高潮。经过十几年的时间, 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的研究已奠定了理论上较为雄厚的基础。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较为详细的行政程序立法草案。近年来我国制定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 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了专门的规定。说明我国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和条件已经成熟。现在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计划, 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是完善行政程序法治的首要任务。另外, 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中, 还应明确规定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与承担方式。应有专门的章节规定违反行政程序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以推动行政法治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胡建淼:《行政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2]、胡建淼、朱新力主编:《行政违法问题探究》, 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3]、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4]、罗豪才、应松年:《行政程序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5]、王连昌、马怀德:《行政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6]、石佑启:《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 载于《法学》2009年第9期。

[7]、饶常林:《试述我国行政程序违法责任实现形式的完善》, 载《行政发展》, 2004年第7期。

建立健全行政立法的程序监督制度 篇9

所谓行政立法规划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实际需要, 对行政立法的时间、步骤、人力、物力等做出的预先安排和整体部署。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和现行行政立法的实践, 行政立法规划分为五年规划和年度规划。“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在一定时期里行政法规、规章的拟定、修改、补充、清理等各项工作。”[1]

通过行政立法规划制度, 可以协调各立法主体之间的关系, 促进我国的法制统一, 解决行政立法冲突、重复立法等问题。

为了克服在立法规划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在编制立法规划时, 行政立法部门应当在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尽可能科学合理地确定立法项目, 严格规划制定程序。因此在建立行政立法规划制度时, 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对需要编入立法规划的项目进行严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第二, 行政立法规划的调整和变更要程序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对已经列入行政立法规划的项目不得随意的调整和变更, 确需调整和变更的, 应按照严格的程序来进行;第三, 行政立法规划应公之于众。

2 完善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

2.1 扩大行政立法动议主体的范围

我国《立法法》规定的行政立法动议主体的范围过窄, 仅限于行政机关, 这与行政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相悖, 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也不符合行政立法动议主体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为保证行政立法的民主性, 保障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权利, 笔者主张应赋予更多的主体特别是行政相对人享有行政立法动议权, 建议在《立法法》第57条中增加“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可以向国务院提出制定行政法规的建议, 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作出答复并说明理由”的内容。

2.2 建立听证制度

《立法法》规定, 起草行政法规应当广泛听取意见包括有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并将听证会引入行政立法程序,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遗憾的是, 《立法法》规定:“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使用“可以”一词, 而不是“应当”, 这种过于宽松的语言, 难以确保民主立法原则的贯彻落实, 使行政法规立法的民主性大打折扣。而且《立法法》没有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如何组织听证会, 未就行政立法听证程序做出具体规定, 这样在实践中听证成为一般性的征求公众意见的一种形式, 可由立法主体根据情况自行决定, 无论是否采取均不影响立法活动的效力。因此, 有必要在《立法法》中规定行政立法听证制度, 其应包含听证参加人、听证主持人、听证内容及听证程序规则, 职能分离制度、回避制度、案卷排它性原则等内容。

2.3 建立和完善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

由于现代行政立法所遭遇的议题日益向复杂化、专业化、高科技化的方向发展, 只有普通民众参与立法程序已不能确保现代行政立法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因此有必要由掌握专业技术的专家参与行政立法一边更好地解决问题。这种利用专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使立法决策合理化、公正化、科学化的制度, 称之为专家立法制度。[2]根据我国立法法及两个条例的规定和目前的行政立法实践, 我国行政立法的专家参与制度, 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座谈会, 二是专家立法组织。行政立法中的专家座谈会, 是指在行政立法过程中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座谈, 对法案发表意见的一种程序。[3]座谈会没有固定的程序规则, 专家意见对行政机关而言仅起参考作用不具有约束力。实践中, 当行政立法需要专家参与时, 就听取专家意见, 或交由专家起草。而一旦不需要, 专家组织就不存在, 专家的召集始终是临时性的。显然, 这种状况并不能使专家真正地参与到行政立法活动中。因此, 笔者认为, 可以总结我国一些地方在这一领域的成功经验[4], 从专家论证会的组成、职权、程序性要求等方面来构建我国的行政立法专家咨询论证制度, 为专家参与行政立法提供制度化的途径。

因此, 在我国应建立专门的常设性的专家立法组织。这个组织应有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多个部门法的专家学者组成, 同时还要吸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参与。同时要处理好行政立法决策与专家咨询论证的关系。一方面, 涉及行政立法中的重大专业性问题, 行政机关要全面地听取专家的意见, 包括肯定性的意见和否定性的意见, 综合分析, 全盘考虑, 才能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另一方面, 行政立法机关要始终掌握行政立法的决策权, 不能完全为专家意见所左右。一旦出现专家权威与行政权力相结合, 就有可能导致专家专断和行政武断。

3 建立和完善行政立法公开制度

德国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学者沃尔卡在其著作中论述国家行为公开原则时指出:“国家行为的公开与权力分立, 是民主政治中两大不可或缺的防止国家权力腐败、政府专制的原则。”[5]行政立法公开是与民主参与制度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制度, 如果丧失了公开性, 则参与的基本通道便被堵塞, 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行政立法公开制度应包括:

3.1 草案公告制度。

是指在行政立法草案成型后即让公众了解其内容, 在此基础上置于社会之中进行评议, 使民意舆情得以尽早的融入立法过程。在我国, 国务院在其网站上设立了行政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 成为公众提出建议的官方渠道。

3.2 立法背景公告制度。

即向社会公告立法目的和意义, 防止公众在面对政府公布的立法文本时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 造成无法合理、客观的进行评议。

3.3 完善公布方式, 应明确各种规范性文件的公布等级, 避免行政立法机关规避公布或者缩减公布范围的情况的发生。

在现有的公布制度基础上, 发挥网络便捷、低成本的优势, 行政立法机关在其网站上及时公布相应的行政立法内容。

综上, 在民主政治之下, 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规则, 因为“程序本身就是权力的规范化的运作方式, 程序的设置和运作都要反映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权力只有化解到程序之中, 化解到具体的步骤、过程之中, 才能成为有明确界限、有标准可资奉行的权力。”[6]因此, 我们应通过完善行政立法程序以规范行政立法权的合法行使。

参考文献

[1]石佑启, 陈俊.WTO对我国行政立法的影响[J].当代法学, 2001, (7) :10.

[2]刘莘.行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35.

[3]刘莘.行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36.

[4]汪全胜.论立法制度资源的合理配置[J].载《立法研究》第3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258.

[5]刘莘.行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55.

行政程序中的证据制度刍议 篇10

(一) 行政程序证据的含义

由于我国学术界一直较少关注行政程序制度研究, 因而行政程序证据的定义或概念也显得很鲜见。刘巍所定义的行政程序证据概念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一切客观事实。而蔡虹却认为行政程序证据是行政机关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而收集、查找和运用的证据。杨解军也从行政处罚证据概念定义里, 给出行政程序证据的含义。在此文中我持以下观点:何谓之行政程序证据, 其为行政主体用来证明与支持自己的行为所不可或缺的事实根据。

(二) 行政程序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异同

谈及二者的异同, 我们不妨从二者形成的角度来看, 证据必然是先形成于行政程序之中, 由行政程序中生成而后才有可能进入到行政诉讼之中。行政程序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的关系套用一句很经典的法学表达, 二者更像是源与流的关系, 行政程序是源, 行政诉讼证据是流, 二者具备一定的一致性与同一性, 当然二者的差异性也很显然。故而在现在每当涉及到行政程序证据制度时, 总是会理所当然的去参考去照搬行政诉讼证据制度。谈及二者的差异性, 只“诉讼”二字, 便可表明。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明显的区别。

1. 证据所存在的范围

行政诉讼证据从字面上就可知道其只可能在诉讼之中, 脱离特定的行政诉讼便无从谈起,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行政证据却显然不是这样的, 其至始至终存在于行政程序中。两者有何区别不是显而易见?我们知道在具体行政行为进入诉讼程序后, 之前的行政程序证据也随之进入到诉讼程序, 随着其也顺利转变成为了行政诉讼证据。行政诉讼证据更像是行政程序证据的特殊形式, 是其进入诉讼程序后的更名而已, 换言之, 行政诉讼不一样是行政程序的一种特殊形态吗?

2. 证据运用所欲达到的目的不同

先谈谈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之所以要运用到行政证据, 无非是为了证明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 其行政决定的合法性, 希望得到相对人的支持。另一方面, 在行政诉讼中,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法院同样需要运用证据, 此时证据当然是诉讼证据, 其被搬上法庭却是为审查行政主体是否作出合法正当的行政行为。故可以说, 两种证据的运用, 其所为达到的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

二、关于行政程序在我国的现状

行政程序在我国的情况, 大致如下:

第一:行政程序证据制度总体思路不清, 完整性不够, 更缺乏独立性, 规则侧重于规定证据的收集和调查方面。第二:行政程序证据的证明标准相对来说过高, 其证明标准竟然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看齐, 证明标准的要求不管行政行为类型。第三:规则之间存在矛盾之处, 不同的专门法中存在冲突, 专门法与部门规章中同样存在冲突。第四:较为偏重对取证方式的规定。

以《价格监督检查证据规定》为例, 作为我国唯一专门规范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部门行政法, 其规定同样偏重证据的收集和调查方面, 而在举证、质证等重要证据规则都缺乏相关规定。总而言之, 我国还未建立起可以称得上成熟且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程序证据制度。我国的行政程序证据制度体系是不完整的, 可谓支离破碎, 内容是残缺不全。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执法依据的只能是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制度, 而无专门的行政程序证据制度可依,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相对的严格性明显不适用于行政机关大量而繁琐的行政执法行为。因此, 我国至今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程序证据制度。

三、我国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 加强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立法

所有的法律实施与效果的前提必须是有法可依,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根本前提同样是有法可依。笔者认为我国行政程序证据制度未来的努力方向必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 加强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立法, 必须将行政程序证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区别开来。我国行政程序证据制度将之与诉讼证据制度相对比显得很是不成熟, 而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重要性却不比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低。从一个行政事实发生的顺序来看, 没有行政程序何来的行政诉讼程序, 行政管理当然也不能例外, 行政程序是任何行政行为的一般程序, 无可避免, 但行政诉讼程序却不一定, 只有少数行政行为才会被提起行政诉讼。

(二)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借鉴域外立法成果

古语有云: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做什么都首要考虑本土国情, 建立行政程序证据制度同样也该如此, 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 我们不妨放眼世界, 借鉴和吸收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 以拿来主义去有选择有扬弃的吸收、借鉴域外立法成果。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在各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端, 其行政程序证据制度同样也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现在已经很是成熟, 其先进性与成熟性当然可成为我国借鉴之对象。当然, 强调学习与借鉴并不是意味着盲目的西化, 或者照搬照抄, 而是应该立足国情, 有选择的有所扬弃的去拿来。

(三) 建立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

现代法治国家已普遍承认的一项原则即行政行为或者行政决定必须说明理由, 当然各个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关的规定。行政行为作出者行政机关为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说明理由, 行政主体在进行任何行政行为之前必须说明其是如何运用证据进行的事实认定。通过说明理由制度可以督促行政机关慎重的作出行政行为。

(四) 突破传统的七种证据种类, 创新性的设置相关兜底条款

社会是不断发展前进的, 我国的法制建设当然也要与时俱进, 并在法制建设中不断寻求创新。我们知道, 不管是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 在我国现行的明文法规中所规定的证据种类是明明确确的七种。即 (一) 物证、书证; (二) 证人证言; (三) 被害人陈述; (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 鉴定结论; (六) 勘验、检查笔录; (七) 视听资料。证据种类被明文规定为七种, 然而现实生活的不断出现的新事物, 却越来越难被涵盖在七种之中, 当然这是必然存在的局限, 没有谁可以准确预见到将来所要发生的所有事, 并据此作出法律规定。每当新事物的出现, 人们针对新事物的定性往往会各执一词, 对于新事物该属于哪一类的证据种类也是众说纷纭的。因此, 我认为对于我国行政证据制度来说, 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在明文规定七种传统的证据种类之外, 可以加一条兜底条款即任何经过查证属实的用来证明证明主体证明主张的皆可成为行政证据。

摘要：随着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即行政机关对社会生活的约束与调整越来越广了, 行政权力滥用的情形也越来越严峻, 因而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进而保护公民权益成为各国行政立法的急切目标。然而, 我国对于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相关的研究相对于诉讼证据制度来说未免太显幼稚与不成熟。本文以行政程序中的证据制度刍议为题, 自该以证据制度为主体, 探讨其真实内涵及其具体制度, 并对现今我国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现状做一个简单阐述, 同时做进一步的思考与反思, 以我国基本国情为基点, 并为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立法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行政程序,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现状,立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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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建淼.行政违法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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