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落文化

民族村落文化（精选十篇）

民族村落文化 篇1

1.1 民居文化

桂北的少数民族民居是壮、瑶、侗等少数民族人民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的、以居住类型为主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它是我国建筑大家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有的建筑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因素影响的综合反映,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体现。

1.1.1 民居聚居空间分布

少数民族世世代代都以务农为生,在建村筑寨中充分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街巷的交通走向、房屋的布局、排水通风等均以其地形、地貌为依托,使其建筑风格、特色符合人性、自然、生态规律的需求,成为村落中生态景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高度统一的重要依据。

桂林龙胜的少数民族村寨多是依山而建,以山地面阳的平缓坡地筑台建屋、整土耕田。山是村寨的母体,是村寨的灵魂,村寨因山而生,因山而发展。村寨无处不表露出山地特色的景观,多是俯卧于层层梯田之间,干栏式建筑沿等高线自由嵌入山腰坡地,叠叠重重,随山势起伏变化,与梯田曲线韵律协调,有机结合。

1.1.2 建筑布局特色

村寨中的建筑布局丰富多变,主要以自由分散式为主。其特征是村寨建筑随自然地形自由布置,不受任何格局约束,既不存在纵横轴线,也没有明显的村寨边缘,村寨外轮廓不遵守一定的几何形状,而是因势利导。这种布局形式,往往会出现一些与山势有机结合、耐人寻味的奇特的内部空间。

村寨道路路面宽度通常只有一米左右,但由两侧民居构成的道路空间却十分富于变化。道路自然延伸,往往横穿建筑底部,或穿过建筑一角,或于建筑之间而过,形成完整的道路网络,使村寨交通纵横方便。村寨道路与建筑有机结合,形成开敞、半开敞和封闭等互相渗透的空间,构成许多绝妙景观,呈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1.1.3 民居建筑特色

民居建筑以其古朴典雅、古香古色的独特景观,直观地展现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各民族的民居木楼,全是木质结构,木柱作架、木枋为梁、木板为壁,不用一钉一铆,造型美观,工艺高超,特别是瑶族村寨的干栏式木楼,无一砖一瓦,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传统民族建筑均为木质排柱穿榫结构,采用当地石材、木材、土墙、灰瓦等,依山就势,通常体量较小,低层高,变化丰富,采用大坡屋顶,与山势协调,建筑材料多为杉木,具有年代愈久色彩愈深的特点,且多数偏深褐色,与周围自然环境十分协调。

1.2 民俗文化

桂北少数民族村寨的民俗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包含了以壮、瑶、侗等少数民族为代表的传统工艺、民族习俗、民族服饰、传统美食、生活社交习惯等,它们和有形的民居村寨相互依存,共同反映着民族历史文化积淀。如红瑶民俗文化以长发、社会民俗为代表,红瑶未婚女子的长发编织在发髻里,盘上头巾,只有新婚之夜丈夫才能看;白衣壮民俗文化以饮食民俗、游艺民俗见长,有以壮族歌舞为主题的各种节庆活动。

2 存在的问题

2.1 民居文化

传统的建造技术有被现代建筑技术取代的趋势。少数民族传统的房屋建造技术要求很高,对用料的选择非常严格,木工师傅无需画图,凭心记忆,技术都为口传。现在虽然大多数民居仍沿袭传统的建造方法,但仍有部分建筑从建造技术到建筑材料都掺杂了现代的工业化建造方法。一些新建建筑的布局只考虑经济利益因素,影响了整个村寨的协调性和美感。

2.2 民俗文化

随着新农村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必然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同时也带来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当地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错误地认为传统民族文化就是落后的代表,这就造成了某些传统节庆的消亡,一些传统工艺被工业化产品所取代。

3 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措施

3.1 民居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措施

传统的精神和文化应当被继承和发展,也应赋予传统民居以生气,使之富有生命力,使其成为真正安全舒适、适应环境及使用方便的各类建筑空间环境。民居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继承﹑创造﹑延续的产物。

3.1.1 对新建建筑的选址遵循原有村寨的布局规律

村寨原有的布局主要受两点因素影响:一是受蜿蜒的山脉走势及东西宽窄变化的自然地形的限制;二是受传统的习俗及风水择地观念的影响。这种自然力与传统理念的结合,使村寨产生了特殊的布局规律,在指导新建建筑选址时应遵循这一规律。规划与设计应顺其自然,如地理环境、自然景观、水系、生态系统、小气候的条件,不仅增加了每个村落的个性,也保护了环境。

3.1.2 空间肌理的保护和改造

民居、屋前空地、江边缓坡、田间小桥、小道,这些带有历史记忆的地方公共符号,现在被村民和游客当作观光的对象,但它们在历史上同样具有实际用途,在实质上又与地方村舍内部的社会结构形成相互印证的关系。对民居聚落的空间改造应充分考虑这一社会结构关系,使改造后的村落沿袭原有的人文社会关系。规划应充分考虑人们在地方社区内的各种空间联系,如公共场所使用的多样性、道路使用的多功能性。

3.1.3 建筑的保护与改造

在建筑创作上应该借鉴民族的传统文化,吸取外来的精华。在对建筑现状进行详细调查之后,建立村寨建筑资料数据库(建筑花名册),包括建筑型制、高度、质量、风貌等参数,然后将建筑按照保护重点或质量水平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改造措施。改造应立足于建筑外观改造和环境整治,避免大拆大建的方针。

3.1.4 对民族村寨民居进行基础设施改造

由于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民族村寨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在不破坏原有文脉的前提下,对民居及村寨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也是保护民居文化的一种更新形式。

以桂北龙脊村寨建设为例,对给水设施的改造以村寨为单位,采用相对集中的供水方式;污水处理排放采用适合于山区村寨的污水处理工艺,用沼气池既可处理产生的污水,又可利用再生能源。以村寨为单位,修建消防水池及管网,每栋建筑内配置相应的灭火器。对于供电设施的改造,由于村寨距电源中心较远,加之考虑到未来村寨发展的需求,因此规划在不同村寨设置多处变电所,以缩短供电半径,提高供电质量,减少线损。

3.2 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实质上包含传承和发展两部分内容。这个过程需要技术工作者、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和广大群众的协力合作。

3.2.1 加强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摸清家底、正本清源

(1)对村寨中的民族民俗文化进行深度调查。尤其是一些语言文化、风情习俗等隐性层面的民俗文化,要从熟知村寨的内部个体入手,采用访谈、记录等方式,并结合查阅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将其分类并系统地整理成册,首先保证在文字上能传承下来。而对于一些诸如歌舞节庆、传统工艺等则可以适当地加以利用和加工,结合村寨旅游的发展进行展示。但在加工过程中,应请教相关专家,注重保留原生态。

(2)应根据民族村寨自身的景观特色,确定民俗文化保护内容。例如桂北地区龙脊村寨中的梯田景观是少数民族同胞顺应大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它见证了壮、瑶人民迁徙、安居的历史过程,是少数民族不屈奋斗的精神体现。对梯田的种植物种应该加以规定,对梯田传统的灌溉方式应予以延续,可以在原址上对外展示,形成新的旅游亮点。

3.2.2 制定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形成完整的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法制体系

除了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之外,各基层组织应根据上一级法规制定详细的执行办法,并严格制定处罚机制,落实不同责任人的法定职责和义务,使民族文化保护措施能得以真正贯彻实施。

3.2.3 加大投入,激活各方参与保护、传承、发展的积极性

首先,通过政府加大财政投入,设立保护民俗文化的专项基金用于民俗文化的前期投入工作;其次,建立经济激励机制,将商业运作、专家指导、村民参与有机结合起来,调动他们保护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当民族文化推广出去并展现它的经济价值时,各方便会自觉地参与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中来,这时更要注重发挥政府引导、专家指导的作用。

3.2.4 推进创新教育模式,培育文化保护的创新型人才

由于村落中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与该地区群众的文化程度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因此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引进人才和加强教育。而后者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当地民众,应该按照性别、年龄等进行分类教育,同时应以示范及实例教育为主,发挥创新精神,因人而异,不断探寻新的教育方法。

3.2.5 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链

当今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经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民族文化的重生与延续就是要大力解放和发展民族文化生产力,促进居民社会的和谐发展。应该将经济的理念付诸于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挖掘其潜在价值,形成传统民族文化优势资源开发的向心力和同心力。

在抓好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村寨中举办一些有规模的文化活动,这样不但能展示新农村的文化特色,提高其知名度,为经济发展打造平台,同时还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还可以发展文化影视产业,利用原著居民和原生态环境加以艺术提炼进行表演,不仅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还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如阳朔的“印象刘三姐”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4 结语

总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必须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精心实施,努力建设既能体现桂林本地文化传统特色,又能体现现代文化风尚的新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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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21(4):24-26.

[7]王文臣,陈铭书.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中国文化的作文素材：传统村落 篇2

如果有一天，当传统村落只存在于记忆里，我们还能拿什么寄托乡愁?

近几年，流行语中一句“记得住乡愁”，曾勾起无数人的乡土记忆、亲情回味。“保卫乡村，留住乡愁”，对于疾步行走在工业化、城镇化快车道上的中国，更是一个紧迫且沉重的时代难题。

在网上公示7136个传统村落中，已有2555个正式进入国家保护的视野，这意味着保护工作上升到国家层面。但可悲的是，即便如此，依旧阻挡不住传统村落的濒危和被破坏。过度商业化，正在侵蚀传统村落。

另一个更令人沉痛的现实是，有些传统村落审定了，但村落的人越来越少，空巢化的逐渐渗透让只有外壳没有内核的传统村落丧失了生命力。

村民追求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价值缺乏认知和意识。另一方面，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项专门针对古村落开发与保护的法规条文，加之地方保护缺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有时候，都只能忍着疼痛，眼睁睁望着传统村落逐步在城镇化进程中走向衰落。

事实上，保护不是冻结，发展也不止于经济。

在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国家，千姿百态的传统村落秉承的`文化底蕴太过厚重。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乡村绝非城市经济文化的附庸，即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留住传统村落也是不可遗忘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更要唤醒栖居于其中的村民的乡愁。

民族村落文化 篇3

承载着农耕文明的精髓的中国传统村落大量消失。

一项统计显示，传统村落现存数量1.2万余个，

仅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9%。

目前经国家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认定的中国传统村落共1561个。

多年来，著名作家冯骥才一直呼吁全社会关注传统村落的命运。

本篇根据冯骥才2007年6月在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的演讲

和2013年12月接受媒体的采访汇编而成。

在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下，文化亦不能免俗，名人和时尚已经成为文化菜单中仅剩的两道菜

西方人进入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线性的阶段，而我们和西方人不一样，我们不是线性的。全球化的挑战指原有的农耕文明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一方面要被工业文明所取代，还有一部分要被商业文化改造。在这个时候，因为商业文明对原有的文化一定是要重新在文化里面挑选卖点，能够被它变成卖点的，它接受；不能被它变成卖点的，它就扔到一边。

如今，中国的文化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它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化的过程。商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要用新商品去替代以前的商品，要不然商业没法发展，商业也没法从别人口袋里赚到钱。比如手机，今天手机是彩铃的，明天是和弦的，再过两天可以看立体的，再然后是可以拿电话互相开会的。它老在变，在一代一代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地从你口袋里把钱叼走。你呢，美其名曰“消费”，实际是别人赚钱。这是商业最本质的一点。

商业文化的残酷性就在于，商业文化不对文化本身负责任，商业只需要从文化里谋利。商业文化不需要建设，商业文化只需要从原有的文化里面挑选卖点。所以商业的文化一定会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原有的文化结构进行改造，把那些最表面的能成为卖点的拿出来，而且商业文化对你这个文化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尤其不负有传承责任。

全球化时代，文化菜单里面实际上就剩下了两道主菜，一道是名人，另一道是时尚。这两道主菜，是商业文化的特点。名人的一切都成为了公众的兴趣，这是现在大家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菜单里面一道重要的菜。而现在的商业时尚实际上都是文化的陷阱，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商业活动是浮躁的。没有人对你的文化生活负责，只有你自己对心灵中的文化建设负责。

面对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的传统、我们民族的精神往何处去？这是我们时代文化上的重要问题。坦率地说，就是大家对文化都没有太多兴趣了。没有兴趣是可怕的。我们总说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地大物博，我们博大精深。现在不太说博大精深了，只说人口多、底子薄。也不太说地大物博了，因为现在土地越来越值钱了，耕地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们的文化载体正大量地从生活中失去，而且是不知不觉地就失去了

对旧城的改造让众多城市趋于一致，越来越多的城市缺了那一份独特的韵味，多了份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气息。古村落的消失、民间艺人的减少、民间文化的失传，渐渐地，承载文化的物质载体便将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但是现在西方人很得意，因为现在我们所用的东西几乎都是西方人发明的。那什么是中国人发明的呢？中国人对这件事情好像很悲观。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社会使用的主要是以西方为主的文化。我们东方的文化，因为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背景，这一块文化和智慧并没有被开发出来。我们东方的智慧、东方的传统，我们的独有的生命观、价值观、审美观都蕴涵在我们的文化里，但是现在我们的文化载体正大量地从生活中失去，而且是不知不觉地就失去了。

人类对自己文化的最大的创造就是多样性的文化，大自然最伟大的创造也是多样性，所以要保护大熊猫，保护濒危动物，城市也一样。如果我们不切实加大保护力度，我们的城市必然也要成为濒危城市。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的660个城市在改造的口号下已经变得完全一样了，千城一面，但是没有人感到可惜。我曾经说过，旧城改造是一个荒唐的口号。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一定要把它毁掉。这是农耕社会的一个弊端，那就是厌旧，因为在农耕社会里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是一轮一轮的，每年冬去春来的时候，都希望万象更新，所以它喜欢新的东西，不喜欢旧的东西。

说句实话，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西方人。西方人很讲究历史感。去过欧洲的人都会深深地感受到，每一个欧洲人，包括农民的家里面，都会把他老祖奶奶的一把椅子放在非常醒目的地方，因为它是充满情感记忆、充满历史纪念意义的。欧洲的很多家庭中，没有像我们那样把彩电搁在客厅中央，他们都是把他家里的一个历史搁在中间，他们有这样一种精神。但是我们的城市现在正在迅速地消退，现在的城市基本上长得都差不多。

我经常想，我们的后代一定会骂我们是无知的，因为在文化转型期，我们所做的远不如欧洲人

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国家，你去意大利，你去奥地利，你去瑞士，就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村庄像诗一样优美。而我们呢？

中国是农耕大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的村落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那些具有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无比珍贵和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明接续不断的极为重要的传承载体。村落不是一个人的家园，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保护传统村落，留住的不是个人的乡愁，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乡愁，是忧伤的，也是温暖的；是怀旧的，也是淡雅的；乡愁是中华民族情感的维系，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

然而我们现在的古村落，包括西递、宏村，这种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进去一看，基本上都是新东西。他们不是喜欢新东西，只是因为卖老东西能够赚更多的钱——这些古村落基本上被那些文物贩子们给掏空了。

最早这些人往外卖东西的时候，是家庭的细软，这些值钱的镯子呀、小银饰啊，一些小的比较珍贵的东西。再发展为卖墙上的字画，字画卖完了就开始卖家具、卖房子里面的文房具，画卖了以后卖镜框子，卖完了以后卖窗户，最后卖什么呢？房子！所以现在还保留的这些地方，我把它叫做“文化空巢”。大家想想，如果连房子、家具这些东西，这些文化的载体都没有了，都消失了，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乡愁？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出现了“空巢”现象，这是很令人痛惜的事。我经常想，我们的后代一定会骂我们无知，因为在文化转型期，我们所做的远不如欧洲人。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之所以能够交流，是因为有共同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只是语言，不只是我们所用的词汇，我们很容易用同一种表情、同一种方式来进行交流，那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感应，这种感应是共同的文化所造就的。

例如中国人对水墨的绘画就有感觉，不像西方人那样对水墨没有灵感。我们到大年三十那天如果没有回家，那也非要给家里打个电话不可，那个电话就跟平常的电话不一样，因为那里有节日情感。这就是民俗，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情感、情怀和凝聚力，是不需要花一分钱、老百姓一年一次自我增加的凝聚力，是我们最应当珍视的乡愁。

（摘编自《解放日报》2011年2月6日、新华网）

汶川地震典型民族村落异地重建模式 篇4

杨柳村位于茂县太平乡境内岷江上游山区, 距茂县城74km, 平均海拔近2600m, 全村共72户、357人, 羌族人口占99%, 是一个典型的羌族村寨。地震前, 杨柳村散落在半山腰的杨柳沟两侧, 建筑风格为汉羌结合式, 当地村民精通传统的叠石建筑技术。

2 迁建面临的问题

2.1 选址的困难

该村原住址经专业队伍排查, 存在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潜在威胁, 已不适宜居住, 必须另寻新址进行整体搬迁。因为该村山高地少, 很难选到一块合适的平坝, 更难选到能够避开断层、避开重大地质灾害、避开不利场地条件和洪水通过部位的场地。

2.2 资金筹措困难

由于杨柳村处于高山峡谷地区, 土地贫瘠, 基础设施差, 经济滞后, 人均年收入仅为1000~2000元, 灾后重建资金全靠村民自筹比较困难。

2.3 重建组织的困难

村民工作难做。大多数村民过去在半山腰上经营自己的家业, 对老房子有特殊情怀, 故土难离, 思想上不愿意搬迁, 要想实现整村搬迁, 必须首先做好村民的工作;缺乏技术指导。传统的修房是村民自己随意设计, 随意选址, 就地取材, 亲朋帮忙, 缺乏专业设计和技术指导;未来的生计问题。该村山地多, 良田少, 村民种植的地都在山上, 整体搬迁给他们生产带来了不便, 从山上搬到山下, 未来靠什么生活, 这是一个难题;灾后维修和运行。整村建成后, 今后的运行和维护需要大量资金, 从何而来?

3 异地迁建选址

3.1 原址情况

该村过去住在半山腰上, 地质环境条件本身就比较复杂, 5·12大地震及其余震对山体多次进行破坏, 造成山体松动, 地表剥落, 碎屑堆积, 为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一旦遇到强降雨, 必然产生地质灾害, 威胁当地村民的安全, 原住址已不适宜居住, 必须另寻新址进行整体搬迁。

3.2 选址的原则

对新村选址按照因地制宜、安全第一、生活方便的原则, 主要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避开断裂带。新址避开了断裂带, 离开了断层一定安全距离。避开重大地质灾害。新址避开了滑坡、崩塌、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避开不利场地条件。对具体建筑的场地选址, 避开了不利场地条件, 不存在液化、沙化地基。避开洪水经过部位。新村必须避开洪水通过部位, 所选地址没有大江大河, 离沟谷也有一定距离, 基本能避开洪水通过部位。在选址过程中, 还考虑了村民自愿、由近及远、合理劳动半径等原则。

3.3 新址情况

按照灾后重建选址的原则, 通过反复寻找和调查, 并征求村民意见, 最终决定将杨柳村整体从山上搬迁到山下, 新址选在岷江河湾的西边, 地方不大, 三面环山, 新址避开了活动断裂带, 避开了重大地质灾害, 避开了不利场地条件, 基本避开了洪水主要通过部位。

4 重建模式分析

4.1 重建思路

借灾后重建之机, 完成新村的整村建设, 将56户农房建成轻钢龙骨结构、羌宅外观形式;在重建规划时, 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 进行了改水、改厕、改圈的设计;改善全村道路;铺设地下涵管, 将电线、电话线及污水管道埋于地下, 并设有简易的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少量的路灯, 使得村中晚上可以照明;规划了社区服务中心和集会广场, 可为村民服务, 并供村民、游客集会, 一起活动, 在广场上跳锅庄, 恢复村民的传统集会生活;在村内设立羌文化研究室, 招待相关学者长期驻扎在村内, 进行文化采风, 整理、研究与保存羌文化。也欢迎音乐、美术及建筑的创作者入村采风;为了增加居民的经济收入, 可以发展高端的羌文化深度体验旅游, 锁定长期的、高端的以及对羌文化真正感兴趣的游客;为了避免游客住进居民家中, 使得居民改造其室内装设满足游客需要, 影响其日常生活, 所以建议建立一个400m2羌式建筑住宿点, 可以用来招待高端、深度旅游者。

4.2 重建模式

杨柳村的灾后重建在“县主导, 乡组织, 村主体, 民主办”的工作机制下, 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规划, 按照台湾谢英俊乡村工作室的设计理念, 以“轻钢龙骨”为主要框架, 融合羌族民居风貌。

5 重建历程

2008年7月8日至8月26日, 政府牵头组织相关机构与援建单位进行科学规划和新村选址等前期工作。2008年8月27日至2009年9月24日, 村委组织村民在相关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住房重建。

5.1 农房重建情况

杨柳村农房重建从2008年9月开始, 到2009年9月结束, 历时一年时间, 圆满建成。南都基金会捐赠钢架25户、欧特克公司捐赠钢架30户, 共建成农房55户。

5.2 基础设施重建情况

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整村灾后重建规划, 与农房建设同步进行, 主要包括通村公路, 连户道路、人畜饮水、污水管网、村容村貌、旅游设施、文化建设、路灯厕所、种养殖与观光农业等农村基础设施与生产设施的配套建设。

6 重建效果

杨柳村重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注重灾后恢复重建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相结合。建成后的效果如下。

(1) 居住效果。与震前比较, 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过去房屋低矮, 大都只有一层, 现在是三层房屋, 户均167.8m2, 功能布局既能满足村民生产生活, 也能满足民族特色旅游。

(2) 土地利用。集中重建, 由散落变为聚居, 空间布局紧密, 节约了土地、道路和公共空间。

(3) 风貌特色。既传承了羌族建筑特色, 又延续了传统田园风格, 突出以林、田、渠、路为特征的新农村田园风貌。

(4)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整村灾后重建规划, 既要按照新农村建设标准, 又要满足特色旅游发展要求。与震前农村相比, 已远远超过灾前水平。

(5) 发展振兴。杨柳村保存着丰富的民族文化, 又位于九环公路沿线, 地理位置优越, 具有较好的旅游资源, 在灾后重建中, 把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和现代观光农业作为支柱产业, 来解决村民未来的生计问题, 解决了杨柳村发展振兴问题。

(6) 文化传承。一是在建筑风格上, 保持了以前的羌汗结合的特色;二是在村里设有村史室, 主要保存村里人家的族谱、姑娘媳妇们的羌绣、被整理和记录下来的老人们讲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保存了在抢险和重建过程中的图片、录像资料, 还有解放军官兵留下的纪念章。

7 结语

民族村落文化 篇5

（丽水市农办）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市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逐步加快，部分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挖掘不深、保护不力、利用不当等诸多问题。为加强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浙委办„2012‟38号），并于今年5月9日召开了全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现场推进会。现就我市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小结如下：

一、深入调查，摸清历史文化村落基本现状

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2010年，我市对全市古民居村落和自然生态村落进行了调查摸底。

1、丽水古村落概况

此次调查共有古民居村落78个，共统计有古民居2417幢，其中建筑结构主要为泥木，砖木、石木次之。古民居（特定年代民居或特色建材房屋）占地面积747123平方米。按年代分来看，1911年之前建成的房屋1087 幢，占45%；1949年之前建成的房屋625幢，占26%；1958年至1965年间建成的房屋297幢，占12%；1965年至1976年间建成的房屋687幢，占28%。从用途看，1759幢仍旧居住使用，231幢作为旅游，107幢作为经商之用，221幢空臵，有129幢做其他用。从文物保护看，有国家级16

古村落纳入全市的旅游发展规划中，加强古村落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制定了《丽水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5—2020年）、《丽水市区旅游发展规划》、《关于加快绿谷文化建设的决定》（2005年）、《丽水市“古堰画乡”旅游区规划》（2007—2015年）等。对于历史文化保护村镇，专门制定规划，如《西溪村建设保护规划》等。

（二）坚持地方特色，改善人居环境。本着因地制宜、合理利用的原则，把环境整治和保护乡村村落特色紧密结合起来。如遂昌在危旧房改造中坚持自身特色，建设徽派建筑或从其它村落迁建古民居以与原有的建筑相协调。景宁深垟村依托现有石头装点成石围墙、石头路、石门楼、石浴房、石沟渠，打造名副其实的“石头寨”等。

（三）坚持适度开发，发展农村经济。在保护古村落和自然生态的同时，也注重开发文化旅游产业。如古堰画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设香樟古埠景点、古街修复改造、河道疏浚、游船码头等26个综合项目。同时，引进行绘画企业，面向社会引进农村手工艺和特色产品展销经营户和市区十大旅游社经营乡村酒吧，初步形成了集油画街、酒吧街和民俗民品街于一体的多元文化旅游一条街。通过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丰富文化载体，提升文化品位。我们坚持将非遗项目的传承作为重要村级文化活动载体，如西溪村传统文化项目采茶灯、板龙灯连续两届受邀参加丽水市国际文化艺术节，成为丽水

三是开展一次调查摸底。2010年，我市已对全市的古村落和自然生态村落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摸底。下步，我们将根据省里的具体工作要求，组织各地对辖区内的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风情村落重新开展一次全面细致地调查摸底，夯实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基础工作。

四是进行一轮分类梳理。根据调查摸底结果，组织人员对全市掌握情况进行分类梳理，并按省里要求，对照申报条件，符合条件的及时上报。

五是编辑一本宣传画册。收集全市各地历史文化村落的图片、文字等信息资料，整编成一本宣传画册，与新闻媒体合作，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宣传报道，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良好氛围。

民族村落文化 篇6

关键词：村落集群傩戏,巫傩,考源,传承与保护模式

在湖南省邵阳市武冈县, 傩戏被称作鬼戏, 是最古老的一种祭神跳鬼、驱瘟避疫、表示安庆的娱神舞蹈, 其表演分外戏和正戏两种, 外戏以娱人为主, 减少了娱神法事, 也叫阳戏;正戏则是以娱神为主的祭祀活动, 其形式活泼、轻松, 语言诙谐、朴实。题材基本上以劳动人民身边的故事为主要内容, 是劳动人民在劳作之余即兴发挥的产物, 是他们劳动智慧的结晶。

一、武冈傩戏考源

(一) 源于唐代

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曾听夏法成①老师说过武冈民间一直流传着的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时, 一位侯王闻知民间有两位法术高明的巫师, 便想对其功力进行一番试探, 于是在王宫修建了地下宫殿, 将东宫、西宫娘娘及十八位美女和七十二侯请至宫殿内吹拉弹唱、载歌载舞。一日, 侯王对被邀进宫内的两名巫师说, 近些日子这里吵闹不休, 两位大师有何本领将这些妖生妖气灭绝?巫师凝神片刻, 听见曼歌曼舞之声不绝于耳, 于是摸出法具。口念咒语, 划出一碗名“雪砂水”的巫水, 再喷洒而出, 整个宫殿万籁俱寂、侯王大惊, 一边差人送走巫师, 一边亲自下到地下宫殿探个究竟, 结果发现地下宫殿形同冰窖, 寒气逼人, 所有吹拉弹唱、载歌载舞者已被冻得不能自已, 翌日, 侯王吩咐将地下宫殿内以炭火烧旺, 再次将巫师请来。两位巫师掐指一算, 恳请候王, 如果灭绝了这些“妖声”, 决不能株连自己的九族。得到候王应允后, 便一剑刺入地层, 结果地下宫殿里所有人头全部分离落地。侯王无意制造的这起“冤案”, 使得所有冤死者冤魂不散, 冤屈之声长久不绝于耳。侯王深表歉意, 之后, 不得不再请来这两位巫师, 在宫廷内进行七天七夜的祭祀, 以慰藉所有的冤魂。由此民间传说可见, 武冈傩戏起源于唐朝, 正是大唐盛世的巫歌巫舞, 像淙淙溪水般渐渐蔓延, 自宫廷到民间。

(二) 盛于清代

清朝末年, 被世人称为“湘中五子”的武冈人邓译曾对武冈傩戏有过如此形象的描述:“里门咚咚喧大鼓, 诸巫齐做胡旋舞, 大巫喃喃如唱歌, 小巫屡舞还婆娑。巫歌巫舞令神喜, 神君欲来满堂起。主人敬神百不忧, 如天之福姿汝求。黄羊为牲白犬血, 一一神前遍罗列。东方响明灯烛辉, 纸钱悉悉随风飞。诸神醉饱出门去, 明日迎神向他飞。”由此可知, 武冈傩戏的盛行于清代。

二、武冈傩戏的艺术价值

(一) 声腔与唱腔

武冈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傩戏是在吸收汉腔、快板、道白、说唱、小品等音乐元素的基础上, 根据傩戏内容与形式的需要而形成的别具一格的声腔与唱腔体系, 主要来源于:A、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山歌、劳动歌曲。运用生活化的道白来表达傩戏中驱鬼逐疫的内容等;B、民间舞蹈音乐。以舞蹈节奏分节歌的曲调结构, 段与段之间用打击乐过渡;C、宗教音乐。吸取简单、通俗易懂的佛家或道家的歌曲, 用念白和吟唱交错进行。

(二) 调式与调性

武冈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傩戏受传统五声调式的影响较多, 偶尔采用转调;从不采用西方调式, 很少使用偏音, 以宫调、羽调、商调等最为常见, 以二胡、拨、锣、嗦喇等为伴奏乐器, 给傩戏的演出增加了一定的气氛和色彩, 从而扩大了其唱腔音乐的曲式结构, 填补了间奏音乐的空白性, 形成了歌、舞、乐一体的地方戏曲程式。

(三) 节奏与节拍

武冈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傩戏节奏多为一拍两个、一拍一个、前八后十六等简单节奏型, 只有在热烈的打斗场面才会少量的运用四十六这样的节奏型来表示;有时会使用少量拖腔, 拖腔一般旋律起伏不大, 但时值很长, 一般为8拍以上; 武冈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傩戏节奏多自由, 类似于散板, 这都是由于其多为即兴发挥, 没有精致地剧本留存的缘故。

武冈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傩戏在节拍上也没有固定的规律, 多使用“蹦擦擦”这样的三拍子, 二拍子也很常见, 在强弱规律上也一般是后拍或者后半拍都要比前一拍强, 这是武冈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傩戏音乐节拍规律的一种较为特殊的处理现象。由于武冈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傩戏多由方言演唱 (近几年为了传承会使用普通话) , 所以在拖腔或者唱腔上会与其它地方有所差异。

(四) 傩面价值

据传承人夏老师说, 武冈少数民族聚居村落集群傩戏的面具有三种:A、颜料傩面, 即唱傩戏的人自己把人物图像画在自己的脸上。B、木制傩面, 即用木头雕刻脸型, 然后再在上面涂上相关的颜色。C、纸质傩面, 由于木制的傩面太重, 不利于唱傩戏的人演出打斗场面, 加之嘴型过小, 不利于表演者呼吸, 所以夏老师在经过不断的尝试后创新性的制作了纸质傩面, 依靠创新解决了木制傩面的瓶颈。

三、武冈傩戏的社会价值

(一) 人文价值: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傩戏以“神”、“奇”而著称, 其“神”、“奇”具有很好的审美价值, 如果将其转化为旅游产业的一部分, 可以让旅者在游览生态风光、历史文化之后, 继续享受傩文化奇特的内涵之美, 从而得到一种在没有傩文化的地方享受不到的美、, 充分领略傩文化氛围中的民族民间风情。

(二) 经济价值:因其集戏曲、武打、舞蹈等为一体, 从而具有很大潜在经济价值;鼓兆荣教授在《旅游人类学》一书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 人们的工作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工作空间, e时代使社会流变得失去具体的空间边界感。”武冈傩戏中会使用各种道具, 特别是傩面, 每一个都栩栩如生, 加之武冈少数民族傩戏中傩面的独特制作方法让其与时俱进, 更增加了它的市场价值;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进行市场流通, 从而创造经济价值。

(三) 教育价值:一方面, 武冈傩戏有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如其在剧本中倡导的尊老爱幼、睦相处的价值观, 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社会氛围;另一方面, 武冈傩戏有助于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 傩文化是一种鬼神文化, 是一种鬼神文化同普通百姓相交织在一起的文化, 这种文化既关乎人又关乎神, 可谓人神交织, 从而让老司公去沟通, 去做人神之间的桥梁, 从而具有神秘色彩而使人畏惧, 产生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

四、对武冈傩戏传承的思考

武冈自古以来就是历史名城, 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傩戏作为武冈历史文化的遗迹, 对他的传承与保护将对武冈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集合在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的田野调查, 对于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的传承与保护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 正面看待

其具有群众基础;笔者从采访传承人的过程中得知, 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傩戏受“文革”影响, 几乎被消灭殆尽,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的傩戏, 是传承人花费了自己二十几年的心血, 凭着自己的记忆所复原出来的。大部分老艺人也因受“文革”影响而不愿意在大众面前唱傩戏, 不愿意我们去录像、拍照等;如果能够获得更大的群众基础, 群众喜欢看, 那我相信传承人肯定会很愿意出演。

(二) 加强宣传

笔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曾对少数武冈本地人进行过当面交流与调查, 发现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的傩戏, 在本地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 我认为这与武冈少数民族傩戏的宣传不到位有关, 笔者经过思考, 认为武冈少数民族傩戏的宣传建议如下: (1) 加强其在公共场合出现的次数, 让他多在公众场合出现, 让大家能够从视觉、听觉上对武冈少数民族傩戏有一个了解, 在剧本上推陈出新, 紧跟时代步伐, 适应的发展需要, 在不改变其实质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 (2) 加强其在乡土教材中的出现分量, 本地人如果能够对本地文化有所了解将会是最好的代言人; (3) 拍摄宣传片, 电视、网络作为发展最为迅速、传播最为快速的宣传载体, 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受众人数多、影响力大等其余传播载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我们应积极发挥其优势, 帮助武冈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傩戏的宣传。

(三) 加深关注

目前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的傩戏, 只有极少数的老人会唱, 而这些老人大多年近七旬, 最年轻的也已50出头, 笔者还从传承人口中得知有好几位出色的唱者 (唯一的一位阳戏女性传承者已在前年离世都陆续离开人世, 如果再不引起社会的关注, 那就只能让其几近消失。我觉得作为媒体专业人员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让其多上荧屏, 为大众所知;作为学专业的人, 应该多从专业的角度去进行深层次研究;作为社会人士, 我们可以对该项目的相关传承人提供经费上的资助、技术上的支持, 确保其传承能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四) 扩大影响

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的傩戏, 除了与音乐、舞蹈等专业有关外, 还与文学、美术、体育、雕刻、手工等专业有关, 我们应该从多角度、深层次的对其进行研究, 扩大它的影响力, 提高他的地位。笔者建议如下: (1) 改变家传、传男不传女的传承陋习, 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的傩戏作为一种文化, 即是民间的, 亦是民族的, 更是世界的; (2) 吸引各界各类专家、学者等来研究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傩戏; (3) 创新发展武冈少数民族村落集群傩戏的产业化道路, 用市场的力量唤醒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将其与旅游业相结合起到一种隐型宣传作用; (4) 创设技能培训基地, 形成产业文化园, 提升武冈文化软实力, 如傩面、牌带、法器的制作;傩戏的演唱形式、傩戏的剧本创作等都是一种技能, 在培训相关技能的过程中, 无形中还能够减轻武冈本地的就业压力, 带动武冈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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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联忠.傩文化的保护对象与对策[J].艺苑, 2011.

[3]林河.中国巫傩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

[4]熊晓辉.土家族傩戏唱腔结构形式研究[J].内江师范学院院报.

[5]钱茀.傩俗史[M].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

[6]鼓兆荣.旅游人类学[M].民族出版社, 2004.

[7]智联忠.傩文化的保护现状与对策[J].艺苑, 2011 (05) [8]陈玉平, 龚德全.刍议傩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J].教育文化论坛.

[9]孙文辉.人类学视野下的湖南傩戏[J].艺海, 2009 (03) [10]庹修明.中国西南傩戏论述[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1 (12) .

[11]王月明.湖南傩戏艺术初探[J].戏剧文学, 2009 (02) [12]宁殿弼.贵州德江傩戏剧目透析[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5 (09) .

民族村落文化 篇7

关键词：蒙古族打工群体,社会流动,社会问题,民族社会学视野

一、打工群体的概念界定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打工群体、农民工问题已逐渐成为我国社会问题的焦点, 而蒙古族作为少数民族,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进而, 蒙古族打工群体问题也已跻身到制约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来。

第一, 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 我们虽然很熟悉, 但未必了解其深刻内涵。在维基百科上对农民工的定义是这样的:“一般而言, 农民工简称为民工, 中国内陆地区社会分层中的专有词汇, 他们普遍从村落流动到城市, 主要依靠给雇主打工来赚取生活所需的一类群体”。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对新生代打工群体所下的定义是:“他们多在25岁以下, 年龄普遍偏小, 成长和受教育于八十年代, 所受教育水平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高, 几乎没有务农经历, 是介于两代间过渡性的村落流动人口”。而学者郑功成则认为:“农民工是拥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 在现阶段, 其队伍规模庞大、流动性强、身份特殊、未来发展不确定, 是需要社会给予高度关注的特殊群体”[1]。

第二, 蒙古族打工群体。本文所涉及的蒙古族打工群体, 虽与汉族式“农民工”一样都是在社会流动范围之内的, 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蒙古族地区虽早已出现打工者, 但他们普遍是春去冬来, 具有传统的、“燕子式”特质的群体。改革开放之后, 蒙古族社会流动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才真正的开始, 民族地区人口不断增长, 可耕地面积逐渐扩大, 环境问题接踵而至, 使之民族地区呈现一种被迫与无奈的景象。阿思根、赵晓辉、张丽红在蒙汉民族的乡土观念与社会流动中谈到:“在蒙古族与汉族的‘乡土’观念比较上可以看出, 蒙古族更具永久性和坚固性特点, 其群体性打工观念的根基也轻易不会被一般经济利益所诱惑”[2], 所以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选择到城镇地区的, 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因而在其后的演变中引发了种种问题。蒙古族打工群体在当前社会结构变动中, 由于自身处于弱势地位, 而且长期流动于城乡之间, 居无定所, 很容易被划入到社会“双重边缘”阶层, 最后导致他们既不属于城镇, 也不属于乡村。

二、蒙古族打工群体现状与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快, 在这种环境下直接为蒙古族村落打工群体流向民族城镇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像陆学艺所认为的:“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减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必然也会逐渐缩小, 出现的剩余劳动力会不断地在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3]。所以随着大环境的不断改变, 我们对打工群体固定不变、狭窄的视野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拓宽。近几年, 由于民族村落打工群体的增多, 他们的职业范畴也随着他们的年龄分层而有所延伸。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对民族打工群体进行分析。

第一, 蒙古族女性打工群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蒙古族女青年以其进城打工的先锋角色挺进了民族城镇, 主要集中在商业、餐饮等城镇一线服务行业。由于我国城乡差距大, 民族村落相对汉族村落经济发展相当滞后, 村民普遍受教育水平低、语言交流困难等不利因素使他们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当他们看到城市人的生活、消费方式时, 自然而然地在内心中会形成极大的落差, 此刻一股极强的脱贫思绪占据了她们的大脑, 只要能快速致富的工作, 她们都乐于从事, 最后多数会凭借其年轻女性的优势, 从事了让人轻视的——“陪酒小姐”工作。“小姐”[4]这一变了味的称呼一度成为进城蒙古族女青年的专有名词, “小姐”在这里多带有贬义色彩, 起初在我国是指, 尚未出嫁的女子, 和现代词汇中的“姑娘”一词相近, 有其尊称之意。但在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社会文明的日益多元化和时代的不断演进, 娱乐服务行业渐渐兴起, 社会不断进步, 同时也滋生了许多腐败的东西, “小姐”这个称呼也跟着变味了。在当我们对进城打工的蒙古族女青年引起非议和嘲讽时, 同样也要看到她们身后所背负的艰辛与无奈。在政治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就业如此严峻, 就连大学生找工作都相当困难, 更不用提这些初来乍到的打工一族了。有时我们不应一味的把责任归咎在她们身上, 也应该深刻的反思一下整个社会环境。其中有部分女性打工者, 还会选择在一些技能行业工作, 虽然表面上看同样是处于城市岗位的基层上, 但和前者却有着本质的差别, 她们会不断提高自身社交与应变能力, 弥补语言的不足, 提高自身素质。近几年蒙古族村落打工群体中从事技能行业的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很多人都是被其成本低, 收益高等方面所吸引, 同时还有部分人因为不甘于打零工, 立志去创业, 她们会尽可能的多掌握一些新技能、新知识, 积累足够的个人经验, 靠劳动来创造财富, 为今后能够创建一份事业而努力拼搏着。

第二, 蒙古族男性打工群体。对于大部分男性打工群体来说,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当女青年们进入城镇时, 他们会选择继续留在村落里。在我国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结束之后, 土地分配开始出现紧缺, 产生了过多的剩余劳动力, 在这种环境的催促下, 他们又不得已的被推向了城镇, 以一个全新的劳动者身份开始了艰难的生活。据有关专家调查, 许多蒙古族打工群体都是出自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 有时他们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解决, 就更谈不上其他的什么个人追求了。再当他们来到城镇时, 面对陌生的环境, 语言和文化又存在很大的障碍, 无形中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工作上又时常令他们不顺心;还有部分打工青年, 由于内部和外部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很容易把自己带到人生的下坡路, 长时间处于消极腐化、嗜酒如命、毫无人生追求的状态, 将自己初来城镇时的兴奋与美好志向彻底地毁灭了;还有甚者, 屡次因个人思想浅薄被社会中骗婚者多次诈取钱财, 事后又缺乏法律自我保护意识, 不擅于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终究是落魄的回到家乡来收场。当回到家乡后, 一些嘎查干部却以他们外出打工, 自愿放弃土地为由, 收取了他们仅有的承包地和一切保障待遇, 除了保留农村户口以外, 其他的一无所有, 最终使这些打工者们成为具有“双重”边缘身份的一类, 就这样长期的矗立于城乡之间, 以上村干部的行为是违背我国法律法规的, 是没有依据的。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 没有了土地就等于他们彻底的失去生活来源, 所以当前村落中的农民已经达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了。

三、蒙古族打工群体的双重影响

(一) 积极影响。

1.促进经济产业的发展。蒙古族村落的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地区时, 不仅减轻了流出地的人口负担, 同时也解决了打工群体自身的经济困难, 而且还提高了蒙古族群众的主体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壮大了劳动人民群众队伍, 也为我国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加强思想文化的交流。蒙古族村民这种人口流动, 也间接的加强了城乡两族地区语言文化交流, 实现互通有无。同时, 还可以使外流群体为民族村落带来先进的工农业技术, 改变落后状态, 提高村民生活水平, 缩小发展差距, 打破我国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格局, 从而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城乡社会建设。

(二) 消极影响。

1.流入地人口压力。对于城镇地区来说, 就业困难这一难题依然长期存在着, 尽管民族打工群体工作在城市就业的一线上, 但只要他们大批的涌进城镇, 就会远远超出当地人口的实际容纳能力, 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极为不利, 给城市打工者们也带来双重的压力。据相关专家估算, “十一五”期间, 我国剩余劳动力已超出一亿人次, 也就是说我国将至少要空出一亿个劳动者就业岗位, 其中大部分的劳动者是属于已经放弃原来农业生产的非农劳动者, 给流入地带来了严重的人口压力。2.人口流出地出现“空心态”。对于蒙古族村落流出地来说, 年轻力壮者都出去了, 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 使村落呈现“空心村”景象[5].村落的中小学医疗机构也不存在了, 连大家平时的娱乐聚会也少了, 正常的婚姻状态就更不存在了。总之, 这一切都不利于未来民族村落社会的恢复与发展。3.流动性频繁。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渐发展, 蒙地村落民众涌向城镇打工的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当他们流动到城市时, 心里的期望会与现实形成极大的落差, 再加上急于求成暴富的迫切心理, 很容易对现有工作不满意, 还有其他的外在因素, 导致频繁的跳槽。就这样长期的穿梭于城乡之间, 人数之多, 流动性大的特点尤为明显, 难免会暴露出许多弊端, 致使餐饮服务行业出现无序混乱局面。长此以往, 不仅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给打工者们也会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四、蒙古族打工群体的社会问题分析

第一, 文化教育水平存在差距。由于当前我国蒙古族村落社会处于缓慢的发展阶段, 村民文盲半文盲状况比较严重, 所以在他们子女教育问题上同样也缺乏经验, 致使民族地区的孩子在语言交流和主体文化水平上同汉族地区的同龄者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在同样环境下, 这些问题并不明显, 只有当他们以外来打工者身份进入到陌生的环境后, 这种落差就会像一块绊脚石一样阻挡他们前行。

第二,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蒙古族打工群体虽已进入到了城镇地区, 收入也有所提高, 但他们缺乏社会保障意识, 而且维权思想也比较淡薄。他们工作在城市一线上随时可能会遇到各种突发事故与风险, 而且雇佣方与被雇佣方一般不签订劳动合同。而且我国在农民工的户籍管理问题上也存在很大的漏洞, 有许多打工者即便进入到城市, 他们也仍然是农村户口, 身份依然没有改变, 所以很容易被城市边缘化, 以及未来的医疗、养老、子女的上学就业问题都可能成为他们今后发展的隐患。

第三, 社会的隐形歧视现象。我们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异己现象屡见不鲜。当乡村民族群体进城后, 由于他们是村落中的少数民族, 很容易被城市人视为异己人群, 最终成为主流社会中的“歧视”元素[6], 而且很容易受到主体民族成员在动作和言语交流上隐形的排斥。在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论框架下, 虽不可能出现民族矛盾与摩擦, 但先天性的民族异己心里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或多或少存在着。尽管我们生活在民族地区, 但可以发现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饮服务行业在数量和规模上要远远逊色于主流文化餐饮行业, 这就很容易给只会流利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打工者们带来择业的局限性, 甚至一些私营老板还会克扣、拖欠员工工资, 因而对民族打工者们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这就为他们在社会层面上融入现代城镇造成困难, 终于有些人会因承受不住这种待遇, 选择了放弃。在如此紧张的时期, 如果在城市维持不下去, 回到村落他们也会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 很可能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社会问题。

第四、民族村落土地问题。近几年, 许多蒙古族村落出现解体, 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人口流动频繁, 村民以种地难、成本高、收益低为由纷纷放弃土地选择到城镇打工, 导致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 土地一片混乱, 形成一种“城市过渡拥挤, 村落长期无人”的景象。

结合以上问题, 我们要深刻了解到解决好蒙古族打工群体问题, 就是解决好我国上亿农民工的问题, 也是解决好我国上亿农民的问题, 它们是紧密相连的。同时这也是我国当前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必需面对的, 我们还要从民族地区实际做起, 从基础抓起, 从社会人文关怀的角度切实地维护好打工群体的合法权益, 解决他们的困难;加强蒙古族村落的自身建设、生态环境恢复建设, 与城镇地区保持双向互动, 利用其地缘优势增强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努力向城镇化方向迈进;并且还要切实的学习好党的民族理论政策, 理解其实质含义, 为我国建设成为和谐的多民族国家出一份力, 真正完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 (6) :2-13.

[2]阿思根, 赵晓辉, 张丽红.蒙古族村落社会变迁与民族“双重边缘”阶层的出现——以部分蒙古族村落社会分层现状为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4) :1-7.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丛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4]阿思根, 赵晓辉, 张丽红.蒙古族村落社会变迁与民族“双重边缘”阶层的出现——以部分蒙古族村落社会分层现状为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4) :1-7.

[5]阿思根.蒙古族村落社会生态演进历程与过剩人口的出现——以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鲁杰嘎查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3 (5) :154-159.

[6]白山丹.蒙古族打工群体流动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以通辽市蒙古族打工群体为例[D].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2:12-15.

[7]吴麟.通辽市蒙古族村落社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D].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2.

民族村落文化 篇8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假设

假设一:模型中几大影响因素之间相互是独立的。

假设二:模型中几大影响因素对民族村落向旅游小城镇的转变具有正相关关系。

1.2 数据收集

笔者于2013年5月10日赴案例地鹤庆县新华村进行实地调研, 历时19天。共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198份, 废卷3份, 有效率为97.5%。

1.3 样本描述

本次调研的样本基本特征表现在:男性居多, 占总调查者的62%;调查对象以中青年为主, 居于21~50岁年龄段的居民为76%;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可支配收入位于2000~3000元之间, 这与当地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调查对象大部分是农民, 以种植业和手工做银器工具为主;受教育程度方面, 93.5%的被调查者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甚至很多人没受过教育。

1.4 变量测度

综合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 根据研究特征和预调研结果确定了本研究的变量及其20个测量。其中“经济因素”测项包括:“当地居民的收入”、“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当地旅馆和餐馆的收入”。“政策因素”测项包括:“政府财政政策”、“政府卫生与环境政策”、“保护地方特色政策”及“招商引资”[13]。“意识测项包括:“服务意识”、“环境意识”及“市场观念”。“人口因素”测项包括:“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受教育程度”及“普通话水平”。“交通条件”测项包括:“交通便捷性”、“交通工具的数量”及“道路的数量和质量”。“旅游景点”测项包括:“旅游景点的数量与质量”。“民族特色与工艺”测项包括:“语言服饰”、“建筑风格”与“民族工艺的数量与质量”。上述测项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设计。

2 数据分析

2.1 信度分析

这里采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信度分析, 本研究模型的Alpha系数为0.879, 说明本研究模型的问卷设计还是相当可信的。KMO的值是0.834, 说明变量间的偏相关性是相当高的, 是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的;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Sig (显著性) 的值是0.000, 是小于显著性水平0.01的, 说明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 也是相当适合做因子分析的。

2.2 因子分析

运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对初始模型里的20个因素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经过正交旋转法, 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学者Rothman在研究中指出, 采用此种方法提取公共因子时, 通过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绝对值应该大于0.3, 选取的标准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实际情况来决定[14]。本研究中采用0.4为标准, 对于其负荷的绝对值小于0.4的因子予以剔除, 提取其值大于0.4的因子。

(1) 主要因子的提取。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要因子, 如表1 (解释的总方差) 和表2 (旋转成分矩阵) 。

从表1可知, 所提取的5个公因子的累计解释的总方差为6 3.5 2 4%, 表示所提取的这5个因子解释了原始2 0个变量的63.524%的信息, 又因本文所研究的不是连续变量而是离散变量, 其取值间断且跳跃大, 所以63.524%也是非常有效的。

从表2可知所有指标变量的因子载荷。在此以其载荷值0.4为标准, 对其载荷值大于0.4的标准的因子予以提取, 对于小于或等于0.4的因子不予考虑。

(2) 主因子的命名。通过主成分分析, 从20个变量之中提取出了五个主要公共因子。现在根据表2的旋转成分矩阵对这五个主要公因子进行命名, 表中笔者对所有变量均取其载荷值大于0.4的。因子F1:资源因素。包含“交通条件”、“景点的数量与质量”、“特色建筑和服饰”、“民族特色技艺”四个变量。此四个变量包含初始模型里的“交通条件”所包含的交通的便捷性、交通工具的数量、道路的数量与质量等三个二阶因素, “民族特色与工艺”里的语言服饰、建筑风格和民族工艺的数量与质量等三个二阶因素, 以及“旅游景点”里的旅游景点的数量与质量一个二阶因素, 总共七个变量。因子F2:政策因素。包含“当地的财政政策”、“政府的卫生及环境政策”、“保护当地特色政策”、“招商引资政策”四个变量。因子F3:利益因素。包含“当地居民的收入”、“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当地旅馆和餐馆的收入”三个变量。因子F4:人口因素。包含“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受教育程度”、“普通话水平”三个变量。因子F5:意识因素。包含“服务意识”、“环境意识”、“市场观念”三个变量。

(3) 因子分析结果。表3表明, 所有的变量在其所在的主成分因子中均有其较高的载荷值, 基本上都在0.5以上, 这充分表明了原始各个测量的变量指标间有着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在经过正交旋转之后, 五大主成分因子的解释总方差达到63.524%, 说明笔者所提取的五大主因子解释了民族村落向旅游小城镇转变的影响因素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所提取的五大主因子对应本论文模型影响因素的五大维度。维度一:资源因素F1。该主因子解释了18.175%的方差变异。维度二:政策因素F2。该主因子解释了15.214%的方差变异。维度三:经济因素F3。该主因子解释了12.356%的方差变异。维度四:人口因素F4。该主因子解释了10.697%的方差变异。维度五:意识因素F5。该主因子解释了7.082%的方差变异。

(4) 因子分析后的模型。经过以上的因子分析, 构建如下模型, 如图1。

2.3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模型构建是否具有有效性, 并且分析各因素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 (SEM) 的验证。如图2, 五个大椭圆中的利益因素、人口因素、资源因素、意识因素、政策因素等变量表示潜在变量;矩形中的当地居民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等17个变量表示观察变量;小椭圆中的ei表示测量中的误差变量。在潜在变量至观察变量, 误差变量至观察变量的路径系数上标注“1”, 它表示识别性, 即是在非标准化的估计值中作为解释的标准。通过对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指标指数分析发现。本研究的卡方值为4.287, 卡方值受样本量影响较大, 由于本论文共发放200份问卷, 比较多, 所以4.287这个值还算比较理想;期望交叉验证指数值为0.210, 比较小, 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P值表示显著性, 要求大于0.05, 本研究的P值为0.76达到了要求, 不拒绝原假设, 也即说明本研究的假设是正确的。近似误差均方根的理想值是小于0.05, 虽然本研究的值是0.043, 与0.05的差度比较小, 但终究是小于了0.05, 也算是达到了要求。其他的CMIN/DF, AGFI, GF的各项拟合指标值也都达到了理想值的状态。同时根据对该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 资源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819;政策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767;经济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712;意识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97;人口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23。

3 研究结论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 其结果与通过计算主因子得分所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结果表明:资源因素位列第一。这说明资源因素在民族村落向旅游小城镇转变的过程中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是政策因素、经济因素, 而人口因素和意识因素影响相对较弱, 但也不能被忽视。资源因素在整个民族村落向旅游小城镇转变的影响因素位列第一, 必须重视资源因素的开发与建设。

(1) 加强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转变初期的旅游地而言, 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地旅游资源的使用效率, 同时还可以为旅游小城镇的建设带来外部经济, 成为吸引外部投资的先决条件。

(2) 注重特色定位, 打造旅游品牌。通过推广与宣传, 最大限度地突出特色, 以旅游名镇的品牌效应推动旅游小城镇的发展。

中国“和文化”的根源——村落 篇9

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和延续我们的“和文化”呢?光是对教条一味遵从是不切实际的, 只有探寻“和文化”的根基, 从根本上了解“和文化”的内涵和作用机制, 才能使“和文化”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幻中, 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保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农业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是“和文化”衍生、发展和继承的物质保障, “和文化”是我国特殊的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体现。

农业是我国五千年社会发展的根基, 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和文化”理念, 农业汲取于土地, 依赖大自然的风调雨露, 并随着时节的更替呈现出有规律的耕作方式, 但是由于自然的不确定性, 农业汲取于自然的同时, 更需要人类的悉心培育, 正是通过农业这根纽带, 人与自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瑞雪兆丰年”、“立了秋, 哪里下雨哪里收”、“立夏勿下雨, 犁耙倒挂起”、“稻田水多是糖浆, 麦田水多是砒霜”、“小满前后, 种瓜种豆”这些有关农业生产的谚语, 不仅体现出农民的智慧, 也体现出农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 是“和文化”在农业方面的充分体现。农业的有机循环, 使农业与农民的生活形成了和谐的局面, 农业为农民提供生活的物质保障, 农民生活的垃圾又作为农业生产的肥料, 回归到土地中, 这种循环不仅实现了物尽其用, 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 同时也保存了土地的肥力, 使土地能世世代代的耕种下去, 人与自然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城市是工业的栖居地, 工业的发展虽然也依赖于自然提供丰富和大量的物质资源, 但是工业却没能跟自然奏出和谐的音律, 因为工业近乎掠夺性的索取, 致使森林减少, 物种灭绝, 而且工业反馈回自然的各种废弃物还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 工业的发展给自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了, 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在文化理念上必然不会是和谐的, “天人合一”的“和文化”理念必然在工业中找不到存在的根基, 唯有“惟利是图”、“自私”、“理性”才是工业生存发展的通行证。“和文化”所营造的社会景象, 在工业机械的轰鸣声中, 轰然倒塌, 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城市中找不到存在的土壤, 城市中以工业为根基形成的是效率文化, 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本来就不属于城市, 所以, 唯有未被工业熏染过的村落才能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农业不仅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 而且还实现了农民的身心合一。农业需要精耕细作的特点, 决定了农民得把半个身子扎在土地中, 像养育自己的儿女一样, 经营自己的土地, 农民对土地具有深厚的感情, 不仅因为土地是自己生存的物质保障, 而且也是农民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个重要场所, 农民在劳作的过程中, 实现了心身的合一, 这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劳动异化是截然不同的, 农民热爱劳动, 把劳动视为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动力, 劳动的果实是对农民劳动的最好的回赠, 农民享受劳动的过程, 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过程中, 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 没有劳动的自主权, 只是一味追求效益的机械化标准化的劳动, 这严重的束缚了工人的自主性和创作性, 工人就犹如一台机器, 不断的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很难达到那种身心合一的状态, 这种劳动的异化最终使工人陷入身心疲惫的境地。农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仅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实现了农民自我的和谐, “和文化”深扎于土地中也深植与农民的心中。

农村是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的聚集地, 农业的精耕细作, 决定了我国农业小农经营的特点, 同时, 农业受时节和水利灌溉等条件的约束促成农民在农业劳动中合作的需要, 农民聚居成村为农业合作提供了方便, 村落的规模依耕地面积大小而伸缩, 村落是农民的聚居地, 农业的不可移动性, 决定了农民和村落不能随意进行迁移, 在这块土地上, 农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农村是以血缘网和地缘网连接起来的稳定社会, 同时农业耕作需要农民合作的特点也促成了农村将是一个熟人社会, 共同的生产活动和共同的生活空间又促进了农民间的信任, 相互间的赠予和互助成为维系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方式, 越轨、损害村集体利益等行为在这种熟人社会中鲜有发生, 人与人之间实现了和谐统一。“投之以李, 报之以桃”、“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人情留一处, 下次好想见”等相处之道, 不仅映射出民间对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向往与追求, 也是“和文化”在人际关系上的重要体现, 农业不仅促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也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存在的可能。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逐渐被城市中的效率和利益所冲淡, 城市是陌生人聚集的社会, 异质性很强, 不同价值观的对撞, 使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在城市有限的资源中, 高货币的生活成本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人在社会中成为各种角色的附属品, 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意义,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城市中出现了危机, 较之于城市的陌生和异质, “和文化”在城市的浮尘中显得暗淡无光,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似乎只有到宁静的乡村才能找到活跃的迹象。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五千来一直延续的文化传统是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地、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风土人情的一套生存之道, 要保护和延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要找寻传统文化的产生根源, 就要探寻文化存在与发展所要依赖的物质基础。农业不仅促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促成了人的自我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农村作为农民和农业的聚居地和活动领域, 对于“和文化”的延续和保存的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和文化”根植于农业、农村、农民中。在中国当今时代转型的背景下, 村落的价值不仅在于保护有机循环农业, 相比较于城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避难所。在自然村急剧消失的今天, 探索村落的文化价值, 不仅有利于合理推进农村发展, 更是保护我国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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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建忠.整理古村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J].北京观察, 2007 (07) .

民族村落文化 篇10

使鹿鄂温克民族是我国鄂温克族的三支族群之一, 在历史上被称为“雅库特人”, 也就是鄂温克“使鹿部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使鹿鄂温克人的生活状态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 以家庭公社的形式在一起狩猎、饲养驯鹿、采集野果, 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曾帮助鄂温克猎民进行过两次定居的尝试:一是建国初的第一次搬迁定居尝试, 鄂温克猎民中的一部分人暂时定居在了额尔古纳河畔附近, 但猎民只是把它们当做下山交易时暂时休息的地方, 大部分房屋被闲置;二是1965年的第二次定居之路, 政府考虑到方便猎民的生活和适应驯鹿的生存环境等因素, 建立了医疗、粮店等服务场所。尽管各方面生产生活条件大有改善, 但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依然过着半游猎半定居的二元结构生活。

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国家保护天然林工程的实施, 驯鹿的放养范围受到限制, 加上鄂温克人身居深山老林, 交通闭塞、就医困难、生活条件艰苦等状况, 严重制约了鄂温克民族的生存发展, 国家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 决定于2003年8月, 国家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使鹿部落进行第三次移民定居, 称之为生态移民。生态移民是指为了保护某个地区特殊的生态或让某个地区的生态得到修复而进行的移民, 也指因自然环境恶劣, 不具备就地扶贫的条件而将当地人民整体迁出的移民。

这次生态移民中, 中央和地方共同拨款在根河市三车间新建了敖鲁古雅乡新村, 当年的9月28日, 全部搬迁完毕。这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走出了原始森林, 开始了现代化的生活。

二、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生态移民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敖乡新村的面积为1767.2平方公里, 乡政府所在地及居住区面积为5平方公里, 现有人口1471人, 主要由鄂温克、达斡尔、蒙古、满、俄罗斯和汉族等6个民族组成, 原有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234人, 在山上的猎民点有猎民42人。现在的敖乡实行的是公费医疗、公费养老, 猎民子女在当地就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生态移民实际运行中, 遇到了许多制约移民工作进行的问题。表现如下:

1.观念困境

生态移民3个月后, 经内蒙古自治区批示, 敖乡新村周围的原住居民和土地也划归敖乡管辖, 这样鄂温克猎民在敖乡所占比例就更少了, 导致他们的归属感缺乏。一部分猎民有萌生了重返森林继续保持着半定居半游牧生活方式的念头,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习惯了原始生活的敖乡村民们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 尽管政府给予敖乡猎民很多照顾政策, 但鄂温克猎民被边缘化的情绪严重, 并由此产生了对政府管理机制的抵触情绪。生态移民后, 猎民的猎枪被收走, 不能再打猎, 使习惯了原始生活的鄂温克人无所适从。相对于现在的生活, 猎民们更习惯原始的集体生活和共同劳动。这些心理层面的问题并不是政府的社会管理机制能够完全做到的, 猎民们需要更多人性化的管理, 提高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是猎民逐渐适应新生活的前提。

2.行动困境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 鄂温克民族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日益分化, 原来的仅遵从家庭公社内部规则的时代已经结束, 而针对当地现状的法律条例还不完善, 因此, 鄂温克猎民不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一度导致了生产和生活的停滞不前。相关发展规划和制度不够完善是造成行动困境的客观原因, 而两代猎民之间的生活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是主观原因。通过和几户猎民交谈了解到:尽管下山后生活存在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但鄂温克猎民中的年轻子女大多数愿意下山开始新的生活, 并不愿意留在原始森林里继续传统的生活。而老一辈的猎民则对下山后的生活感到失落和不适应, 更怀念过去在山上的时光。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民族的精神领袖玛利亚·索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奶奶, 在生态移民之初, 她的抵触情绪最为坚决, 一直坚守在森林中不肯下山。两代猎民的观念存在的分歧造成了利益协调方面的困难, 也使政府的管理工作变得更为棘手。

3.支持困境

敖乡村民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 而搬迁后猎民原始积累的财富遭受损失。要想适应转型后的生活, 猎民们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 使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更加拮据, 要想让使鹿鄂温克民族更好的融入现代化的新生活, 提高生活水平就需要更多的动力支持。新型社区应该成为管理敖乡各项事务的最基本的载体, 但是, 就现状而言, 敖乡这个新型社区所能承载的社会管理的能力还不够完善, 由于政府自身的能力有限, 其支持力度在帮助猎民转变生产方式, 发展民族经济, 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还远远不够, 这也是造成敖乡猎民生活困境的重要原因。

4.政策困境

随着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民族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 新老两代猎民对生活的需求存在着很大差别, 传统的单一的社会制度已难以与之相适应。搬迁定居后, 由于搬迁后不能打猎, 猎民吃的东西全部要花钱买。猎民们普遍认为跟过去相比, 虽然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但生活必需品的花销增大, 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提高, 反而比以往更加困难。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况被打破, 转变为参与市场竞争、依靠市场才能生存, 猎民们经济上面临着比移民搬迁之前更拮据的困境。与此同时, 政府缺乏针对本发展规划的政策, 对于民族经济的帮扶政策也不够全面灵活, 没有充分调动和发挥猎民自治的积极性, 管理手段过于片面, 方式过于单一, 这就造成了政策方面的困境。

三、对策建议

1.增加少数民族移民定居的归属感

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 猎民们最期盼的就是改善生活环境, 提高生活水平。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医疗等方面都是促使民族移民定居的动力, 政府与社会在帮助鄂温克民族解决问题的同时, 要不断增加该民族移民定居的动力, 使猎民们切实感受到移民定居带来的福祉。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经济, 例如手工艺品加工、鹿产品深加工技术等, 提高猎民的生活保障, 汲取新农村建设的经验, 改善猎民的生活水平, 实现整个民族的和谐发展。

2.发展少数民族地方教育

民族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 教育则是基础。一个民族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要想适应新的环境, 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救济和扶植, 培养人才、提高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才是实现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 要注重教育的多元化, 体现民族教育的特色,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与时俱进。也要积极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培训, 为了敖乡村民的就业拓宽渠道。

3.制定少数民族发展规划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是我国最后的一个狩猎部落, 由于长期生活在原始山林里, 社会化的水平处于很低的水平, 整个民族的发展需要一套完整的规划作为指导, 规划的制定必须遵从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 切实解决与敖乡居民息息相关的医疗、教育、就业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这样才能促使鄂温克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明确目标和方向。在民族发展方式的选择上, 应考虑该民族自身的特点, 用多元化的改造来代替单一的取代。同时, 要充分发挥民族自治政策的优越性, 激发生产积极性, 提高猎民收入, 改善敖乡村民的生活水平。

4.坚持可持续的政策支持

保护传统支柱产业, 发展多元化经济是使鹿鄂温克民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将驯鹿业这个支柱产业发展成为现代的生产行业, 是该民族经济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鄂温克猎民缺乏市场竞争的意识, 应对市场残酷竞争的能力薄弱, 这就需要政府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 同时也要保障生产安全。在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 政府应引导该民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利用使鹿鄂温克民族传统的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 结合政府的政策支持, 重点发展旅游业。敖鲁古雅独特的民俗文化、狩猎文化、驯鹿文化、萨满文化, 都是吸引游客的方面, 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通过政策支持吸引外界投资, 实现民族经济多元化发展。

摘要：使鹿鄂温克民族是我国鄂温克族的三支族群之一, 在历史上被称为“雅库特人”, 也就是鄂温克“使鹿部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严重制约着使鹿鄂温克人的生活与发展。国家综合少时民族民生与发展等各方面的因素考虑, 决定于2003年8月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使鹿部落进行第三次移民定居, 称之为生态移民。在移民的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政府没有预料到的现实问题和困境。针对移民中的具体困境, 从社会学的角度作了深度考察分析, 并对如何解决现实问题阐述了解决对策。

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困境,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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