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公共权力分析论文

摘要：现代国家建设是基于国家与公民新型权利义务关系的重塑。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构成现代政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决定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架构和发展趋势。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村落公共权力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村落公共权力分析论文 篇1：

历史与逻辑视野下我国村庄精英治理的情境与过程探析

摘要：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我国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村级治理是由村庄精英主导的。在历史与逻辑的视野下，选取情境与过程两个维度对精英治理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度剖析发现，现阶段的村庄精英治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继续改善的必然性，从精英治理向民主治理的过渡乃是提升村民自治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词：村民自治；精英治理；内在机理；民主治理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村级治理是由村庄精英主导的，广大普通村民的参与度很低，在村民自治的形式之下还存在着一定的精英治理现象。那么如何理解当前的村庄精英治理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笔者认为，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选取情境和过程两个维度进行解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鉴于情境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文只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宏观层面进行阐述，以期形成我们了解当下村庄精英治理的一个整体性背景；同时，从过程的角度剖析现阶段的村庄精英治理，具体包括对村庄选举、村务决策与管理、村务监督等环节由村庄精英控制而普通村民被排斥在公共权力体系之外这一现象的关注。

一、情境探察：历史与现实二维因素的交织

现实中的任何现象总是基于特定的情境才得以发生，因此，对村庄精英治理的探索离不开对其特定情境的考察。莱夫认为，“情境……它意味着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许多层面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实践与活动系统中社会过程的其他方面具有多重的交互联系。”[1]笔者这里引用“情境”这一概念，主要是想表达目前我国村庄精英治理产生的一个抽象的背景，既可以理解为环境，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层面的环境，确切地说是历史与现实二维因素相互交织后产生的一个内涵相对丰富的背景。对此背景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出影响村庄精英治理的宏观变量，这里主要选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政治情境：行政性赋权与社会性赋权的融合。对于乡村研究来说，村级治理的权威来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村级治理过程就是权威的运作过程。笔者认为实践中的村级治理权威有三种来源，一是行政性赋予，二是社会性赋予，三是行政性赋予与社会性赋予并存。当然这是一种笼统的划分方式，因为即使在前两种类型里，往往也是行政性赋权与社会性赋权相混杂的，只不过其中一种居于主导；即使在第三种类型里，往往也存在两种权威对比上的非均衡，只不过任何一方都无法绝对性地排斥另一方。现实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进一步认为，传统社会时期我国的村级治理是基于社会性赋权而运作，人民公社时期的村级治理是基于行政性赋权而运作，现阶段即乡政村治时期的村级治理则是在行政性赋权与社会性赋权融合的态势下运作，这也构成了目前村庄精英治理的宏观政治情境。

在传统乡村社会，乡绅依靠“权力的文化网络”走上了乡村政治的舞台，而国家政权也只能依靠绅士实现对乡村社会的间接管理。[2]在“双轨政治”的格局下，尽管政治国家这种“横暴权力”随时都可以侵入乡村社会，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乡绅主导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村级治理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性赋予。实际上，乡绅阶层首先通过科举制得到功名，利用功名获得公共身份和财富等，然后介入乡村事务，充当村庄社会的“保护型经纪”，从而促成了地方性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从来源上看，与现代自治权是一种赋予性权力不同，传统自治体的自治权是一种内生权力，而现代自治体的自治权是一种赋予的权力。我国传统乡村自治中，自治权来源于乡村场域中的地缘或血缘共同体。乡村社会秩序是一种自发秩序，广大村民的家族感更为强烈，而国族意识则相对淡漠。简言之，我国传统社会时期的村级治理是在社会性赋权的基础上运作的。

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在村级治理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体现全能主义政治的特征。在此情形下，国家权力成为了无所不能的东西，国家的乡村整合也空前彻底。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权威取代了乡村社会绵延千年传承下来的社会性权威，村级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科层控制特征。随着乡绅地主、宗族势力等传统精英被打倒，清一色的“根正苗红”的农村干部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行使的正是科层权威。此时期，村级治理的权威完全来自行政性赋予。

改革开放后，进入乡政村治时期，国家行政权力已基本从村庄场域撤出，乡镇政府指导而不是直接领导村委会开展工作。乡政村治体制的确立，为国家权力的行使与农村社会自身权力的行使在法理上划分了一条界线。这一边界为国家权力在农村的上收以及村庄自治权力的萌生和成长提供了制度保障。[3]63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后村级治理的权威就来自社会性赋予。在乡镇政府权力撤出村庄的同时，国家在村庄还留下了村党支部。与村党支部拥有的体制性权力不同，作为村庄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拥有的是一种内生性权力，村委会干部由广大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这两种权力毕竟都是村庄正式权力，村委会干部同样是村庄体制内精英，所以其拥有的权力具有社会性赋予与行政性赋予的双重特征。村民自治制度提倡发挥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的积极作用，主张村民群众积极参与村级治理，这样村庄体制外精英和普通村民也有机会参与村政，构成了村级治理权威的社会性来源成分。

乡政村治时期，乡镇政权对于村级治理的介入、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村委会的正式组织特征构成了村级治理的行政性赋权，村委会作为自治组织的内生性权威特征、村庄体制外精英及普通村民对于村政的参与权利构成了村级治理的社会性赋权。这样就从整体上形成了行政性赋权与社会性赋权相融合的村庄政治情境。从哲学意义上看，它是外生秩序与自发秩序，即理性设计之物[4]与“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5]基于具体历史情境的融合。[6]但此情境下，在对村级治理权力拥有程度的强弱上，依次为包括村干部与体制外精英的村庄精英群体、乡镇政权、普通村民。

2经济情境：“无形之手”的“在场”。笔者认为，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农村改革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双重改革来发展农村和农业，最终使农民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上，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政府所做的很多工作归根结底就是要把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建立起来，就是要通过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广大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从传统社会时期农村社会的小农经济，到人民公社时期的计划经济再到现阶段的市场经济，村级治理的经济环境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传统社会时期，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单位，通过男耕女织的简单生产方式，形成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进而形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家庭经营模式的小规模特征使农民的角色分化与社会分工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农民彼此之间缺乏持久的互动关系，农民在建立正式的集体性组织方面面临的困难与今天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7]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使得农民几乎与外界隔绝。在乡绅治理的局面下，对于那些试图反抗的农民来说，由于自身力量的薄弱，他们首先需要寻找同盟者，但这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下，由于成本太高，几乎不可能成功。所以农民对于乡绅阶层即使有所不满往往也只能停留在心理层面。[3]30同时，这种自然经济模式使村民形成了封闭保守的价值观念，追求安稳，依附乡绅阶层，服从乡规民约。可以说，乡绅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小农经济这种基本经济形态是密不可分的。

建国后，我国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过程，这也是国家不断提升个体私有的小农经济的集体化程度的过程。互助组是1951年秋到1955年期间农村的主要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它由乡政府倡导和推动，农户根据居住条件和生产需要自愿结合。互助组区分为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前者根据农户生产的需要临时组织起来，一旦农活干完就自行解散，有所谓“春组织，夏垮台，明年春耕重新来”的说法。初级社以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为基本特征，土地的所有权归各户私有，农户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初级社。高级社则实现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分红，统一组织生产与交换，实行按劳分配。[8]至此，农民对集体的高度依附性已经形成。在公社体制下，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政策也不允许，农民无法进行个体养殖与种植，个体经济在此没有生存的土壤。在这种经济形态下，一方面村庄经济精英无法产生，另一方面农民的积极性、自主性受到很大抑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引领下，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机制这一“有形之手”与市场机制这一“无形之手”有效地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在村庄场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市场机制这一“无形之手”的“在场”为农村社会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市场体制的实施为村民追求“经济利益”这一“最上手的”现实存在提供了机遇。一批种植养殖大户、私营企业主等村庄经济精英迅速成长起来，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民主意识与权利意识增强，开始逐步地参与村级治理，从而打破了村干部独掌村治权力的局面，经济利益成为影响村庄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变量。另外，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村民的传统价值观念也有一定的冲击，体现为村民更注重自身利益，而对其他事务则不甚关心。市场机制这一“无形之手” 介入村庄场域，对于乡政村治时期村庄经济形态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形塑了村庄体制外精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处理或影响公共生活的新格局。

3文化情境：地方性知识的消解与潜存。上个世纪60年代在人类学面临空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在广义的层面上，地方性知识是一定地域的居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创造和积淀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反映了当地的经济水准、文化修养、价值观念、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在狭义的层面上，地方性知识专指地方的精神文化。[9]农村社会同样存在着地方性知识。农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在狭义层次上可以理解为村民在特定的村庄场域中世代相传沿袭下来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是一种积淀于村庄社会的文化。传统乡土文化赋予了村民一些基本特征，比如生存理性、伦理本位、信任互助等，体现为村民以维持生存为第一需要，受血缘与地缘因素影响程度较高，为各种伦理规范所约束，个体缺乏自主性意识。同时，力量微弱的个体对村庄共同体却有一定的内心认同感，村民之间能够信任互助，形成一个礼治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封闭性被打破，现代性因素以不可抗拒之势嵌入村庄公共空间。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也日益消解。在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猛烈冲击下，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关联逐渐瓦解，外界嵌入的制度对村社结构进行了形塑，使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嬗变，村落的行政化格局使得村庄不再是以往的熟人社会，而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10]村民对于村落共同体的内心认同感日趋下降，“乡村巨变图景正记录着现代性进入传统村庄所必然引起的结构性阵痛”。[10]虽然农村社会的封闭性被打破，乡土文化呈现出开放性的趋势，村民的自主性意识比以前有很大提升，而且国家的相关制度也鼓励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级治理以实现自身权利，但是相当数量的村庄村民却依然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传统社会时期，村民出于对村落共同体的内心认同，能够安于现状、追求平稳、信任互助，现阶段这种认同感已日趋淡漠，村民除了个人利益之外对其他事务则不甚关心，村民之间也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农村社会已逐渐演变为一个经济理性、利益本位的场域。总之，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现代性因素对地方性知识的冲击使村民的信任互助感、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感下降，导致村民之间的合作能力下降。

村庄的地方性知识并不是完全地消隐。作为与地方性知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普同性知识要想实现对地方性知识的彻底整合也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在普同性知识的“挤压”下，农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不会一下子沉寂，而是潜存于村民心中，对其行为仍然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比如对于权威人物的依附性。现阶段，传统社会时期遗留下来的对于权威人物的依附心理一时也还难以祛除。传统礼治社会的种种特征也还潜移默化地存在，当前的法律制度等正式规则要想彻底地移入和扎根村庄社会还需要一个过程，村庄的公共生活很多时候受自身特定的社会资本与非正式规则的影响。

二、过程检视：与村民自治应然状态的对比

村庄精英治理的存在直接形成了精英治理型的村级治理模式，所以精英治理的过程展现也就是一种村级治理模式的过程展现。从权力的视角观之，村级治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村庄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这就涉及村庄公共权力的授予、行使及监督问题。而这些与村庄选举、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监督是相对应的。“根据国家对现行乡村治理体制的安排，在村一级实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11]由此，对以村民自治制度为重要依据的村级治理的过程分析可以从村庄选举、决策等环节来进行。罗伯特·达尔在分析“政治人”概念时，曾对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有权者、谋权者等范畴进行了区分，以理解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扮演问题。[12]村庄精英治理即体现为在选举、决策等诸环节中村庄精英扮演有权者的角色，而广大普通村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政治阶层”。具体体现为村庄选举中存在着精英控制与精英动员、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由村庄精英掌控、村务监督机制缺失。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旨在让广大村民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而村庄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应然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控制与动员：公开选举中的潜在尴尬。村庄选举是村级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首先环节，因为这涉及村级公共权力拥有者的产生问题。村庄选举包括村党支部选举与村委会选举。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村组法》的规定，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是农村最主要的公共领导机构，三年一届，一般情况下须经村庄符合法定数量的党员和村民依法选举产生。尽管村民自治制度中关于村庄选举的相关规定具体指的是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但在我国的村庄治理实践中，村党支部选举同样不可忽略，目前多数村庄鼓励村党支部与村委会成员交叉任职的现象，而且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一般先于村委会换届选举举行，所以党支部选举对于之后的村委会选举影响极大。选举权是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我国公民的一项神圣的政治权利。目前我国无论是村党支部选举还是村委会选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村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到村庄选举中来。但在公开选举的背后，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利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实现？笔者认为只是得到了部分程度的实现，因为在村庄选举中，村庄精英起着极大的作用，村庄精英通过控制或动员左右着村庄选举的最后结果，从而形成了公开选举背后的“潜在尴尬”。村庄精英的控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村庄党支部书记或者党支部成员群体对于村庄党支部选举的控制，二是村庄选举委员会对于村委会选举的控制。

虽然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村庄党支部成员一般要由村庄全体党员选举产生，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相当一部分数量的村庄来说，在村党支部成员候选人的确定上，村庄全体党员往往并没有多大的话语权。相比较而言，原村庄两委成员以及乡镇党委则基本主导了村党支部候选人的确定。尽管随后的党支部成员选举实行差额选举，但淘汰的名额十分有限，村庄全体党员的选择空间实际上不大。

村委会选举中的精英控制是指村党支部书记利用担任村民选举委员会主任的优势控制村委会选举。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13]村民选举委员会是选举期间主持选举的主要领导机构。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职能包括：制订选举实施方案和投票方式，培训选举工作人员；动员选民积极参选；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负责村民对选民名单提出异议的解释和处理；审查候选人资格，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负责选举大会的准备工作；主持召开选举大会，主持投票站的投票工作，认定疑难选票，组织公开计票，确认选举是否有效，当场公布选举结果；总结、上报选举工作情况，做好归档工作等。由此可以看出，村民选举委员会在村委会选举中具有一定的权力。村民委员会选举法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不得组织指派。但是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地区由村庄党支部书记直接担任村民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很多乡镇政权也这样要求，以便于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作为选委会主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往往或明或暗地对村委会选举施加影响，以实现让“意中人”当选的目的。比如对于正式候选人名单的确定，党支部书记作为选举委员会主任就有一定的话语权。在竞选阶段，村党支部书记如果利用自己的威望，凭借贯彻乡镇党委意思的名义在广大村民中进行动员，则会对选举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在选举结束后，仍然有可能更改选举结果。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几种可能，或者是乡镇政权对选举结果不满意，通过村党支部书记更改选举结果；或者是村党支部书记对选举结果不满意，在乡镇政权默认甚至是纵容的情况下，以选举小组组长的身份更改选举结果。

村庄选举中的精英动员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作为候选人的村庄精英为了让自己顺利当选而对其他村民进行的动员；二是作为非候选人的村庄精英为了让特定的村民当选而对其他村民进行的动员。尤其村庄存在一个类型分化明显的精英群体，体制外精英竞选村干部的积极性较高，无论是竞选村庄党支部委员还是竞选村委会成员都存在一定竞争，这时精英动员的现象较为普遍。纯粹依靠竞选者个人的动员活动，想在具有“半熟人社会”特征的行政村内赢得多数选票非常困难，竞选者必须充分发动村内其他人员帮助其竞选。一方面，出于个体微弱的一票无法改变选举结果和认为选举不过是走过场的心态，普通村民并不能积极行使自身的选择权利。另一方面，正如布坎南所说，在一种集体决策中，个人选择基本上处于一种不负责的状态。[14]由于选举结果的公共性，即结果由全体村民而非个体承担，加之普通村民的公共意识不高，不能充分认识到村级选举的重要性，往往在村庄精英的动员下消极投票。

总之，在精英治理色彩浓厚的村庄，也许村庄选举中村民的投票率很高，但并不一定证明广大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实际上往往是权势精英较强的动员能力在其中起着作用。

2精英代理：决策与管理中的角色替换。对村级事务进行民主决策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村级民主决策，是指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将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情和村民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按多数村民的意见作出决定的行为和过程。[15]村组法明确规定，涉及广大村民切身利益的诸多事项，必须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要实现村级事务的民主决策，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议事会议起到重要作用。但现实情况并不理想。在实践中，在很多村庄，村民大会极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召开的次数也不多。事实上，在诸多村庄，村级公共事务的决策往往既不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做出，也不由村委会做出，而是由村两委联席会做出。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村党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分工不分家”的现象。这样一来，两个性质不同的村级组织形成一体化运作，农村重要事务的决策权往往由村两委联席会议所掌，很多时候进一步由村党支部委员会所掌握，这样村党支部书记的权力就更为集中。

现阶段，在村庄精英的主导下，村级事务的决策权主要由精英个人或者精英群体行使。当然在民主意义上，村级公共事务的处理尽管充分吸收了广大普通村民的意见，最终仍要由村庄精英特别是村干部做出决策，体现为领导拍板，但这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是最为合理的民主决策形式，否则村民自治就没有严肃性可言。而在村庄精英主导、普通村民缺位的决策过程中，吸取广大村民意见这一环节或者严重缺失，或者流于形式，或者体现有限，就是说最后的决策往往是缺乏民主的集中。

实现村级事务的民主管理同样是村民自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相关规定，村级事务的管理主要包括：村庄规划、铺路修桥、用水用电、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性事务管理；村级财务、集体资产管理、土地承包等经济性事务管理；综合治理、计划生育、民政社会福利、环境治理等社会性事务管理等。在实施村民自治制度的背景下，广大村民应是村级事务的管理主体，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村民都要直接地参与管理，而是指在村干部统一管理、体制外精英积极介入的过程中，广大普通村民的意见能得到充分的尊重，意味着村民的民主管理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村民民主管理权利的实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民要成为村级规章制度的创建主体，二是在村干部对具体事务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村民们的意见能够被充分考虑。而现实中村民的民主管理权或者异化为村干部管理权，或者异化为村干部与体制外精英的合谋管理权。体现为村规民约、村级规章制度的制定并不经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充分酝酿，而是由村干部或者少数村庄精英制定，在具体管理中民众的建议被忽略，甚至连并不规范的村级规章制度也没有被严格遵守。

与村庄选举相比较，村民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的参与程度、参与效果都存在一定差距。村庄选举中虽然村庄精英的控制与党员对于选举的结果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形式上村民仍然参与其中并直接行使了投票权利，尤其体现在村委会选举中选民的人手一票。就是说在村庄选举这个环节中普通村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行使了自身的民主权利。而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中，普通村民则基本被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其村级治理主体的地位被极大地忽视，其治理主体的角色由村庄精英代替扮演，形成了村级治理中的“角色替换”。

3敷衍抑或遗忘：监督中的制度悬置。汉密尔顿认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不是天使而是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6]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否则一定会出现失范现象。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监督也是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方面，国家法律规定村务必须进行公开，目的是为了做到村级公共事务管理内容的透明化，让老百姓享有知情权，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另一方面，村组法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其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中推选产生，其中应有具备财会、管理知识的人员。

从法理上讲，广大村民是村级权力的主人，村民与村庄体制内精英是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委托者，广大村民通过民主选举赋予村庄体制内精英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权力。但是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代理村级事务的过程中，村庄体制内精英可以利用信息的垄断性来为自己谋私，处于信息劣势的广大村民则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村干部腐败的土壤由此得以滋生。[17]在村庄精英主导村级治理的情形下，国家的相关制度往往被悬置起来，村务监督多处于虚化状态。村民自治制度规定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很难得到真正体现。相当数量村庄的村务公开或者是选择性地公开，或者是流于形式，内容失真，这样的村务公开就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了。

三、结语

以上从历史与逻辑的视野出发，选取情境与过程两个维度，对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精英治理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剖析。村庄精英治理现象是历史与现实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形塑的一个结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但又具有不断改善的必然性。村民自治的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村庄治理民主化水平的提升亦非一朝一夕之事，对现阶段部分地区的村庄精英治理进行优化与完善，从而实现由精英治理到民主治理的转化，乃是有效提升村民自治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关注村庄精英治理可以为理解村民自治与村庄政治提供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1][美]戴维·H·乔纳森.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郑太平，任友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5.

[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24.

[3]金太军.村庄治理与权力结构[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4]Friedrich A. von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Rules and Orders （I）[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35-37.

[5]Friedrich A. von Hayek.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tics and Economics[M].London： Routledge & KeganPaul， 1967∶96-97.

[6]吴春梅，石绍成.文化网络、 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J].江汉论坛，2011，（3）.

[7][美]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40-41.

[8]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2-54.

[9]安富海.论地方性知识的价值[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2）.

[10]狄金华.乡村巨变：社会转型还是国家转型？——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再到《乡村社会关键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1]卢福营.当代浙江乡村治理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30.

[12][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1.

[13]余维良.如何推举村选举委员会[J].乡镇论坛，2000，（8）.

[14][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338.

[15]余维良.马福云，李江红.村级民主决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6.

[16][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47.

[17]陈潭，刘祖华.精英博弈、亚瘫痪状态与村庄公共治理[J].管理世界，2004，（10）.

【责任编辑：宇辉】

作者：黄博

村落公共权力分析论文 篇2：

公民资格:同质化构建还是差异性共存

摘要：现代国家建设是基于国家与公民新型权利义务关系的重塑。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构成现代政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决定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架构和发展趋势。一种是基于权利平等的公民资格同质化构建，另一种是基于美德和参与的多样化公民资格，两种观点的争论也代表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两大思潮的争锋，前者凸现了权利解放，有助于解释消极公民的自由观，后者强调了政治义务，更有助于解释积极的公民观。二者是一种对立还是一种补充关系，学界争论不休。公民资格是一个与国家边界紧密相关的政治概念，在一个国家交往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何种公民资格更具有解释力成为一个理论前沿问题，底线公民资格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关键词：公民资格；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同质化

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现代政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关系。公民资格的构建是基于权利平等的同质化，还是基于美德和参与的多样化?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大思潮对此进行了激烈争锋。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并藉以提出全球代浪潮下公民资格的新思考。

一、自由主义基于权利平等对公民资格的同质化建构

其一，同质化公民权利的政治意义。开起启蒙的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以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彰显了人的主体性，自然偶然和社会偶然所形成的差异都是正义社会所需正视的，为“人之为人”的权利平等做了充分的证明，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原来被奴役、被异化的臣民转化为享有主体性资格的公民，公民概念的解放性力量来源于它对人之基本权利的尊重，来源于真正把每个人当作人来看。“如果说权利有什么意义，那么，侵犯一个相对重要的权利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意味着把一个人不当人来对待”。权利不仅应该认真对待，而且应该受到尊重，是因为权利是正当的。基于个人权利的正当性设定了个人自由活动的边界，也以此设定了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原则和程序。国家权力范围的边界必须是清晰的，边界之外便是公民的自由领地。国家权力踏入这个“领地”的理由必须事先向公民申明，并获得了公民的同意。这种同意是公民发给国家合法进入公民自由领地的通行证，否则国家只能在边界一侧止步。对于公民权利的边界正如一句名言所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公民服从国家权力的前提条件是国家认真地对待了他们的基本权利，应当将每一个公民视为独立的主体，并给每一个公民同样的地位和尊重，国家的这一态度构成了公民服从国家权力义务的道德基础。政治文明是公民主体权利意识回归的一种状态，它直接对峙着将公民视为国家权力可以任意支配的客体的专制政体。

其二，自由主义范式具有的主要特征。①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个体在本体论、认识论乃至道德上都具有优先的权利，个体的地位至高无上。把公民资格看作是一系列公民权利的获得和保障。②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上，私人领域优先于公共领域，后者的存在仅在于保证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的自由，个人权利优先于公共的善。③在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上，个体是理性的、自足的和自我决定的，强调个体性对于共同体之先在性，主张个体不应受共同体过多的限制，共同体的存在应该以满足个体的权利需求为目的，国家被期望只是在最小限度上影响公民的生活，最小意义或者最小功能的国家成为自由主义公民资格的一个主要特征。“自由主义偏好于个人自主的价值，对共同体心存怀疑，更害怕共同体强制个人承担各种责任，从而违背了个人本身的利益”。

其三，消极公民观。一个人是否为公民，并不與是否积极参与政治密切相关，而是与是否守法、是否积极纳税等最低限度的公民义务密切相关，每个个体都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私利，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利益以及不违反公共规范。公民只具有最弱意义的对国家的义务，而国家也只具有最弱意义的权利保护功能，个体和共同体的特征体现为原子式的个体和联系松散的共同体。公民资格仅仅被视为一种“身份”，参与政治或不参与政治，都是公民本人的权利。理想的好公民不在于是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或者是否具有公共美德上，而在于是否纳税、是否为经济做出贡献、是否不侵害他人权利，以及是否遵守公共法律规范等标准上。它只关心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表达出他们的喜好，但却并不关心这些喜好的结果。因而，贫穷、失业、经济不平等，被排除在正义的视野之外。它所描绘出来的是一种消极公民的形象。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公民资格观念尽管在学理上承诺了自由和平等，然而却无法在实践上兑现。正是这种对个体的极端关注，造就原子式的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共同体的价值，并使得这种个体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的公民资格观念显得空虚和苍白。

二、不同思想流派对自由主义公民观提出的质疑

其一，对自由主义实现权利保障的效果的回击。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至上，是一种由正义的程序和制度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具有较强的法理理性。认为如果人们享有的权利正义，交换过程自由，人们行使权利的结果就是正义的，而不管那结果是多么糟糕。～个合乎正义要求的自由主义社会似乎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爱和友谊的联结，自由主义社会的人可以不参加邻居的聚会、不加入政党、商会等等”。导致了如巴伯(Benjamin Barber)所说的“虚弱”的民主，即人们很少有兴趣参与投票甚至讨厌投票：越来越少的人参与公共政治活动，只想从公共制度中获得利益和好处，而不考虑为这个公共制度做点什么，松散自利的个体构成的社会被冷酷无情的机械化生活所充斥着，权利转化为利益甚至自私自利、公民责任感下降、公共精神缺失、政治参与冷漠、搭便车，等等。在巴伯看来，“虚弱的民主……既产生不出参与的愉悦，也产生不出公民社团的伙伴关系，既产牛不出自治和自己管理自己的持续的政治积极性，也产生不出分享公共善的相互关系的扩大，即相互的商讨、决定和工作”。自由主义仅仅以程序和制度来确保公民权利的做法，被历史所证明不足以形成一种健康的公民文化，也即是说无论正义制度设计得再好，如果没有积极公民来参与修定和主动践行，所构想的正义之社会制度能否存续也是要打问号的。

其二，自由主义必须面临的追问：我们需要的是消极的公民还是积极的公民?自由主义社会的主流观念认为过上一种受法制约束的生活就是一种优良的政治生活，根据罗尔斯的正义制度设计，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个体都应该共同遵守“自由优先，平等相随”的分配正义原则，并要求接受这一公开正义观的制约，多元竞争的自由个人只要接受对正义的普遍渴望之限制，克制个人的不正当利益诉求，这种共有的正义观成为维系公民友谊的纽带，确保公民过一种遵守规则的生活。人们可以提出疑问的是：“仅仅靠一种纯粹程序和公共制度的设计就能够自发地形成具有止义品质的公民吗?就能够证成公民之间的友谊关系以及自发

培养一种公共精神吗?理论上的‘公民’设计如何转化为公民实践呢?……这样一种理想设计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照如上逻辑推理，只能证成自由主义社会中的消极公民，而无法证成积极公民；第二，如果自由主义社会所要求的只是一种消极公民，那么，所谓的存在于公共制度之中的利益从何而来呢?也就是说，如果公民们都只是消极地从这个制度中索取，而不为这个制度的维续做一些付出，那么这种公共制度又如何能够长久呢?”

其三，社群主义对义务服从、社群认同和责任履行的强调。自由主义建基于单原子式个体权利的保护之上，私权的过于倚重导致忽视了公共责任，一定程度远离了义务感和社群感。“一个由自私的个体构成的社会，在其极端的意义上，根本不能称其为社会，也不可能有公民，充其量只能算是相互竞争的、陌生的单子聚集而已，而且，利己主义的竞争会产生压力和愤恨，而这些恰恰是和谐、合作之社群的共和观念所反对的。在和谐、合作的社群当中，个体私利和社群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同一的”。面对自由主义社会呈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病症，社群主义的批判使得我们认识到，任何时候，个体权利的获得和享有都不能脱离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一个运转和谐有序的社会需要每个个体的投入，而不仅仅是索取。而且，个体通过自觉担负对他人、对社群、对国家的义务，事实上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报偿：比如个体利益的持久获得、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完整、拥有更加真实的幸福感以及成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感的人。正如阿伦特所言：“如果不能分享公共幸福，就没有人能够幸福；如果没有经历公共自由，就没有人能够被称作是自由的；如果没有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分享，就没有人能够被称作是幸福的或自由的。”

当代社群主义者把文化的先在性或历史性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如麦金太尔和泰勒)，公民之间的平等，不纯粹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更不是物质财富上的平等，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平等。这种心理上的平等，要求我们将公共领域的他人作为和我们有着同样尊严的同类来对待。然而，心理上的平等并不能凭空产生，它必须依赖于平等的启蒙与类似的生活境遇，共同生活的文化传统是心理上平等的内在支撑。走出理论的唯美，回到现实。现实的社会是一种既定的社会：每个人之间有天赋、偏好、理性程度、社会地位、财富声望等差别；每个人又各自归属于不同的社群，深受着社群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而且每个人深受各种理性多元学说的影响，对社会问题肯定拥有不同的实体正义看法。

其四，后现代思潮对同质化主体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认为通过运用普适性的规则来构造同质化的主体，往往是任意剪裁个体的发展，造成新变体的社会暴力。福柯认为现代理论假设了一种前定的、同质化的主体，或一种先于一切社会活动的永恒的主体，与此相反，他呼吁解构主体，废除主体本身，通过分析来说明主体在历史框架中的构成过程。认为以理性为根基构造出来的“主体”概念乃是人本主义的骗人把戏，坚决主张对主体生活的制度化设计进行彻底地反击。他认为在我们的政治社会里，我们应该批判那些看起来完全中立的政治制度，我们应该用批判的方法批判这些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他认为历史是由不相关的知识组成的非进化的、支离破碎的领域，社会是处于非均衡发展水平上的各种话语构成的离散的规则体系，他把现代主体看作是对牢狱社会的人本主义的虚构。利奥塔也认为规范应该是具体的、个别的，绝对不允许被普遍化，因此更不能还原为本体论，也不可建立一种形而上学的社会理论。利奥塔目的是把政治还原为修辞学，试图以此摧毁普适性的真理政治，代之一种局部的、暂时的、以修辞效果为核心的政治。利奥塔认为现代性寻找普遍化、同质化元律令的做法，违背了他所说的语言游戏的同质性原则，给异质性的东西强加上了一个同质性的标准和一个虚假的普遍性。

三、共和主义基于公共美德和公民参与对公民资格的修正

(一)　政治美德与公民参与的价值

共和主义范式具有的典型特征表现为：

首先，在公民资格的目的上，共和主义公民资格追求的是个人在共和国中的自由，共同体优先于个体，“善”优先于“正当”。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正当”优先于“善”提出质疑，正如古特曼(Amy Gutmann)所指出的，“自由主义主张公共的政治领域以正义原则作为共同的道德规范，只要不违反正义原则的要求，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任何人都可以在私人领域中追求自己独特的善的生活方式，即便他可能缺乏某些德行，如关心他人、热心于公益事业，等等。公民共和主义之所以在当代重新复活，原因恰恰正是由于人们觉察到自由主义内部的弱点和缺陷，而公民共和主义当中具有的一些公认的内在价值恰恰可以为弥补自由主义内部的缺陷提供一些有益的資源。”受世俗化浪潮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个人权利被庸俗化为个人私欲的最大化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分离带来的不是个人自主自足，而是发生“异化”，又一次成为物的奴隶，现代性所带来的掠夺、蚕食和杀戮等罪恶很大程度都是这种“异化”的恶果，个人自由主义所开出的多是“修复性药方”，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有重新找回“共同体”的至善观念，强调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和义务，对共同体情感和奉献，只有公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和制度创新，才是社会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

其次，在公民资格的形式上，共和主义公民资格强调公民美德至关重要，把美德置于公民资格的核心地位。只有具备美德的公民才能保持共和国的繁荣秩序和公民权利的真正实现。共和主义也特别看重程序和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但不像自由主义把公民资格仅看作是受法律和制度框架保护和约束的被动地位，只从制度中获取，而不为制度付出。我们有理由追问这样的公共制度又怎么能持久存活下来，即便这种公共制度能够勉强运转，也必然是以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代价。基于个体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程序和制度设计理念想通过“否定性的正义观”，提供惩戒和制裁，以确保个体权利维护和实现，对于公民资格的实践来说只是一种外部的保证，还远远不能产生一种内在的正义情感，这种对发自内心的“积极正义观”的诉求正是共和主义公民观所关注的，把公民个人的幸福感、公民责任和共同体的持久繁荣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由责任义务、公共精神和正义的情感构成的是一种内部契约，以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来规约公民行为，如果说一种正义的程序和制度安排是一种外部的契约，“只有当外部契约真正转化为一种内部契约的时候，真正的公民资格实践才会成为可能”。

再次，在公民的角色活动方面，共和主义倡导一种积极公民，理想公民不是仅仅关心个人利益，也要求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还要求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安危。共和主义也特别注重对理想公民的培养，强调通过严格的教育措施、宗教教化和军事训练等手段来养成公民的美德，把公民从私人生活中挣脱出来，学会

过上参与自治的公共生活，这样，不仅有助于公民时刻牢记国家的安危，而且还有助于提高自身的自律能力、参与能力和奉献精神。

(二)　积极公民与政府责任的关系

共和国的生命力在于创造有机的公共生活，这依赖于公民对共和精神和共和国的权威的理解和认同，也依赖于公民具有平等、参与、包容、妥协与公共服务等素质的培养。共和国的称职公民绝不是权力作用的消极承受者，而是拥有充分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能力的自主、独立的主体。达尔说：“每个公民都应当具有充分的、平等的机会来发现和论证对有待决定之问题的可能最好地服务于公民利益的选择……因为公民的诸善或利益要求关注公共的诸善或利益，所以公民应当有机会去获得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公民应当承担起捍卫共和国的政治义务，将共和国的精神融人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形成合乎共和原则的道德判断与价值追求。国家应当承担起平等地尊重、保护与善待其社会成员的政治责任，使得人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国家除了应当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妥当的制度安排外，还必须培养公民具备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素质，保障与促进公民在经济、智力与心理上具备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机会。在经济上，国家要保障公民享有最为基本的物质福利，要通过公正的再分配制度排除公民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现象，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各种必备的物质设施，在智力上，国家必须普及基本教育，使公民能够通过学校、单位、社区等掌握管理公共事务所必需的智能，建立合理的沟通与交流机制增进公民的相互理解，培养他们运用协商与合作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在心理上，国家应当通过教育与习俗促进公民形成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精神，养成自我批评、愿意妥协与和解、能够自我克制的性格”。

四、全球化浪潮下的公民资格的新思考：兼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公民观

全球化这一引人注目的发展潮流，民族国家的疆界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频繁的交往、迅捷的通讯已使得全球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地球村落”的形容也不再夸张。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也越来越变得具有全球的性质，不仅原来以民族国家作为解释单位的自由主义范式受到了挑战，而且以国家作为解释蓝本的共和主义范式也越来越难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复杂问题。事实证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两种解释范式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失语。

那么全球化视阈下的公民资格应该如何塑造和定位呢?首先，吸取传统两种解释范式的合理成分。实际上，自由主义范式与共和主义范式之间并不是像}：述那样对立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个体为了免于国家和他人的非法侵犯，诉求一种受规则和制度框架约束的消极公民观并没有错；共和国的长盛不衰和制度的创新同样也需要公民个体的责任义务、奉献美德和参与精神。自由主义范式将公民權利置于解释的核心，共和主义范式注重培养公民的美德和责任感；自由主义范式侧重于公民的地位，共和主义范式侧重于公民的能力。这些方面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作为合格公民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将它们的积极因子都注入到新的公民资格解释理论中去，必将更加丰富公民资格的内涵并促进公民资格的实践。其次，多元公民资格体系的建构。全球化带来公民身份的变化是，除原有国家层次的公民资格以外，次国家层次和超国家层次的公民资格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这就要依托民族国家的公民资格为主体，拓展公民资格的边界和内涵，使公民服务于共和国的利益走向服务于更大共同体的利益，建立起具有包容能力的公民资格理论体系。当然，公民资格概念也并不是能够解释一切的概念，古希腊时代公民资格仅仅指城邦中人数极少的可以参与城邦活动的公民，如今，享有公民资格的人数、公民资格的边界、公民资格的权利内涵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如此杂多的公民资格，公民资格也有必要进行限定，而不是无所不包。从公民资格的底线来限定，或许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作者：陈毅

村落公共权力分析论文 篇3：

大数据驱动的旅游社区参与和治理研究

（三亚学院 旅业管理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摘 要] 旅游和社区的协同发展中，呈现出居民被边缘化、空间的争夺和占用、资源环境利用不当以及居民参与受限制造成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受阻等问题，严重阻碍发展进程。信息时代背景下，旅游社区的参与和治理将向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和协同善治转变，大数据将为旅游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平台和途径也会拓宽。数据的透明和公开将有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分配和协调，届时将大大提升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过程的大数据应用可率先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着手，增强各个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发挥群众智慧，使社区治理向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

[关键词] 社区参与；参与意识；自我增权；创新就业；旅游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7. 089

1 大数据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矛盾的同构性

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1 ]。近些年，旅游目的地社区发展、社区和旅游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被给予更高的位置[2 ]。旅游目的地社区被边缘化、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以及旅游产生的文化冲击、空间争夺和占用、环境问题、资源合理利用和分配 [3-5 ]等等这些棘手的问题，多是由于公共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公权力基于行政程序的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平等引起的，为此，和谐的发展呼吁民主参与、社会自治，呼吁更加科学而良性的治理。

近年来，学者对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和遇到的障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总结起来大致分为外部制约和内因限制两方面。

外部制约主要指：第一，旅游发展地以景区或旅游企业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愈发复杂多变，各个利益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层显 [6 ]；第二，强势资本入驻后，社区原有的利益天枰失衡，有政企联合操作，政府权力寻租的现象出现，无形中规避了公众的参与；第三，参与渠道单一，信息不暢。居民处于信息弱势群体地位，从获取信息的便捷和信息量都集中于少数社区精英 [7 ]；第四，政府管理权限和边界不清，决策方式方法不明晰，造成行政帮扶上的困难和障碍 [8 ]。

内因限制因素有：第一，居民民主参与意识弱，参与意愿摇摆不定；第二，居民受教育程度低，不知道如何参与和维权，多数居民个体不具有“公共理性”。而一旦其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多采取消极抵抗，不懂得也不会如何维护合理权益； 第三， 参与的技术性障碍， 主要指参与旅游发展需要的各种资质证书，多数居民不具备专业资格认证。这些问题和状况制约了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也对社区的治理带来了各种困境。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或许不应该站在问题里面去分析问题，而应当站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大环境去观照现实中的困境，进而科学决策。

自麦肯锡公司发布名为《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报告以来，发达国家率先就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和应用，如：美国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政府治理，帮助预测就业岗位和信息，帮助分析民意预防冲突和矛盾，以及各个商业领域。

大数据在国内的实践尚晚，自2015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同年9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标志着大数据已经被纳入国家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信息时代，地区治理的智能化，现代化势在必行，大数据所要求的信息开放、分享决策、平等合作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所面临的如上问题具有同构性。

社区参与和治理要求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平等，社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亦源于此。公共权力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的话语表达，大数据为各个主体的话语表达提供了多元的、便捷的渠道。公共利益的平等则要求各个参与主体的平等协作和自由互动，最终实现共同成员的最大利益，并且尽量减少对他人的损害。大数据的公开透明，信息的交互流通，为实现平等对话，达成共识提供基础和条件，大数据的开放和包容有利于多元利益体之间的调试和整合，“两微一端”（微信、微博和手机客户端）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沟通渠道，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享用者。为提高参与，形成民主意识打破技术性障碍。

2 大数据重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

大数据的驱动下，原有的社区将被解构为由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网络社区在大数据信息体量大、变化快，新媒体盛行的作用下，使网络参与主体更加单一、多元化，参与的渠道也不再局限于日常的行政参与，进一步弱化个人对组织的依附，公共舆论盛行，这些都将倒逼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由权利集中、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权利逐渐分散，但仍保持公共理性的合理行政管理，而不至于失控。

网络社区凸显的公开、透明、共享协同现实社区进一步整合，重构了善治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多元治理主体充分激活社区的自组织和自调整能力，治理权力适度调整，逐步向金字塔中低层倾移，追求更高效的治理模式和更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鼓励社会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协同参与治理。

大数据驱动下，将以数字决策代替权利决策或经验决策，公共资源配置、招投标、各类项目的开发和决策将有数据为决策依据，有效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公众监督、信息公开倒逼权利结构优化，全新的治理生态系统浮出水面。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3 大数据在旅游社区治理中的现实运用

大数据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技术、理念意识和数据非理性等障碍，但是，践行科学分析、数据决策势在必行。为了拟合数据鸿沟，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可以在有限技术的基础上来试行基于大数据的治理现代化，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中数据”，即，信息量没有那么庞杂，不存在对非结构和半结构数据的分析。鉴于旅游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两方面践行数据管理和决策。

3.1 大数据沟通

大数据沟通是指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和终端广泛收集社会数据，了解群众观点和态度，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沟通，目的在于达成共识、改善群众关系，凝聚社会公信力。这种方法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用于社会信息征集和公共治理。

如：Kosinski研究发现，通过市民在主流社交媒体（如Facebook）上面的点赞数据，即可推测每位个体的年龄、偏好、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投放精心设计的沟通和说服信息[9 ]；美国费城使用名为“Textizen”的APP向市民的手机发送短信息，并告知目前正在制定的政策法规，同时制定并投递相关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被作为施政依据在官网公布[10 ]。

旅游发展过程中，经常由于社区居民被置于旅游发展进程之外，不得分享利益，或由于信息不完全或沟通不畅而造成各种矛盾和冲突，严重阻碍旅游发展和旅游目的地和谐进程。基于政治程序对矛盾和冲突的利益进行权威分配，使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缺乏沟通和对话，利益调和度低，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依托大数据平台表达的信息对话，对信息的模块化处理后，可进行有针对性有重点的沟通。

通过建设数据平台，拓宽信息渠道，为群众参与提供便捷途径，数据的透明和可视化又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扩大治理的公信力，可以弥补行政上的单一决策造成的资源不足、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

3.2 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大数据开发技术是关键但应用和服务也不可忽视。数据的分析还应当回归到应用和实际决策中。在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需求中引入社会群体的力量，有助于进一步搜集有效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细管理和精准服务。

目前旅游和目的地社区的发展中，地方行政做了不少工作，基层管理人员的辛劳有目共睹，但成效并不显著，比如对待困难户的帮扶，群众反映帮扶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采取的帮扶的方法存在供需偏差，造成公众参与率低，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大数据驱动下，应当增强社会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拓展数据的应用主体和应用领域，提供公共信息服务面。例如：纽约市使用LBS应用让市民在地图上建议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的设置地點，为市民提供便捷租车服务，获得市民广泛支持。另有，美国佛蒙特州向群众征集推送粮食捐献政策和具体捐赠点的位置[11 ]。

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或是市场的力量，并鼓励他们运用大数据，开发应用平台APP，在各个方面服务群众[12 ]。未来的现代化治理，应当朝着数据支撑下的社会主体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治理更强调理性公共协商和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协作[13 ]，以公共利益为标准，实现公共选择的理性转换，避免公共活动效率低下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集体非理性。

4 总结和展望

大数据的应用和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既要避免公共社会不成熟，公民缺乏公共理性而带来的数据偏差，也要谨防数据寻租，数据霸权和数据掺假。健全数据伤害维护机制，出台数据使用责任和数据使用相关的条令规范亦是趋势。

大数据的应用关乎国家治理体制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和社会自治培育，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体都要有数据意识，释放数据红利。每一个公民都是数据的使用者和提供者，要重视公民数据源，为民主参与和决策、良性善治开源纳智。正如哈耶克所述：一个社会的知识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只有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整个社会的文明才能得到长足的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等.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5（1）：26-32.

[2]苏明明.可持续旅游与旅游地社区发展[J].旅游学刊，2014，29（4）：8-9.

[3]左冰.共容利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利益协调[J].旅游科学，2013，27（1）：1-14.

[4]李萍，王倩，Chris Ryan.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J].旅游学刊，2012，27（4）：57-63.

[5]陈莹盈，林德荣.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研究——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及其行为模式[J].旅游科学，2015，29（4）：38-45.

[6]王德刚.文化自信、利益均衡是确立乡村旅游伦理关系的基础[J].旅游学刊，2014，29（11）：9-11.

[7]时少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权利结构、运作策略及其影响研究——以京郊BS村景区并购事件为例[J].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报，2012（11）：73-83.

[8]王翔宇，翁时秀，彭华.旅游地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归类与差异化表达——以广东南昆山核心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5，30（5）：45-54.

[9]Kosinski M，Stillwell D，Graepel T. Private Rraits and Attributes are Predictable from Digital Records of Human Behavior[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13：5802-5805.

[10] Global Open Data Index. http：//index.okfn.org/.

[11]吴湛微，禹卫华.大数据如何改善社会治理：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的案例分析和借鉴[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18-121.

[12]赵长明.我国二手房地产交易价格风险的核算[J].统计与决策，2014（1）：34-36.

[13]陈潭，杨孟著.“互联网+”与“大数据×”驱动下国家治理的权利嬗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5）：105-111.

[收稿日期]2017-02-12

[基金项目]2015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HNSK（QN）15-19）资助。

作者：李佳